一、扩大内需:基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李雅丽[1]（2021）在《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的进程中也存在若干尚未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如何将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惠及全体社会公民通过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以公平、正义且有效地保障社会公民的社会福利便是其中当务之急。相较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区域与城乡间在社会发展中仍表现为非平衡发展,因此,如何有效缩小区域与城乡间的差距在学术界与在实践中都备受瞩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定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是全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公共事业的目标要求也是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与城乡间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质量参差不齐、服务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等问题。探索和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与城乡层面的差距问题能有效推动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环境、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建设,还能切实保障全体社会居民对生存与多样化发展需求,实现民众平等的基本生存与发展权,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为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从区域与城乡两个维度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问题。通过对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实证研究,增强论文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契合度,能有效正视省际间,区域间以及城乡间供给规模、质量与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差距,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区域与城乡间的均衡发展,缓解和消除当前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本文研究主旨是在客观评价研究期间内,以区域与城乡为研究对象,从理论角度深入研究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机制,分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供给水平在区域间、城乡间的差异水平及收敛情况,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进行测度,以双对象实证分析差距形成原因及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双目标的系统性财政对策与建议。首先,阐明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研究意义。搜集和整理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分别从基本公共服务理论、供给的影响因素、供给机制的评价以及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与成因等几个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述评,提出有可能进行深入研究的切入点。其次,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构建一个全面的理论阐释与作用机理。通过对其研究紧密相关的内涵以及外延进行界定,并重点分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生成机制,通过财政体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机制分析,再根据区域与城乡的个性特征具体化的通过区域禀赋差距、城乡二元体的视角分别和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与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间的机制分析,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形成的原理。通过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财政作用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与阐述,从社会公正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演变的三大理论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财政作用产生的天然逻辑、根本目的与实现的客观机制进行理论阐释。通过对财政分权机制、财政自给能力以及转移支付三大财政因素的财政机理分析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产生的作用。再次,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及收敛性进行分析。其中,按照区域、城乡的目标属性与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分别在全国31省市2011—2018年、30省市2015—2018年,分别设定27、41个具体指标以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区域指标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通过变异系数与熵值法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分别进行测度,衡量区域与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指数,同时运用Arc GIS 10.2软件对指数进行时空动态展示。通过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一般收敛与空间收敛分析,其收敛性检验表明:从整体上,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收敛系数均为负值,统计指标都显着,说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存在明显的绝对收敛趋势。通过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进行俱乐部收敛检验,结果说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水平均呈现不断缩小的收敛态势,且这三大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的收敛速度以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较大的中西部要快于其区域差距较小的东部地区,并最终趋向于均等的水平。然后,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第一,对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的财政政策效应分别运用基础与拓展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础分析选取财政体制、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形成的因素进行空间实证分析;拓展分析运用动态空间模型比较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对我国不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基础分析实证结论表明:我国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着空间自相关,并呈现出显着的空间溢出态势,通过空间面板回归最优筛选与实证分析,人均财政支出、人均中央净补助、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城镇化率对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效应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财政分权支出度对其有显着的负向影响;通过空间系数检验,得出人均财政支出占比、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率对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效应具有显着的负向空间溢出影响,而财政分权支出度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再通过对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实证分析,说明财政支出分权度、人均财政支出、人均中央净补助、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城镇化率对中—西部地区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的边际贡献显着高于东部地区;拓展分析实证结论表明:财政分权支出度、人均中央净补助、财政自给率、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以及城市人口密度对交通运输类的“生产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积极影响明显高于教育、卫生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类的“社会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通过空间系数检验,财政分权支出度、财政自给率、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卫生医疗支出的关系显着为负,而财政分权支出度与财政自给率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完全相反。通过加入东—中—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后,研究发现相较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偏好更倾向于“生产型”基本公共服务。第二,对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的财政政策效应分别运用基础与拓展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础分析选取财政体制、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形成的因素进行空间实证;拓展分析为公共品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选取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对我国28个省内涵盖5754户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运用Logit分层法动态分析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对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影响方向与作用力度。基础分析实证结论表明:我国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着空间自相关,并呈现出显着的空间溢出态势,通过空间面板回归最优筛选与实证分析,城乡经济差距、人均中央净补助对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效应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其中城乡经济差距带来的边际贡献最大,而财政支出分权度、人均财政支出以及财政自给率对其有显着的负向影响。通过空间系数检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指数的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显着为负,说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拓展分析实证结论表明:公共转移支付对农村家庭不论处于多维贫困还是收入贫困状态均有显着的减贫效应,对改善长期多维贫困模型的效应较长期收入贫困模型更显着。另外,还测算了三个考察年度农村家庭对教育和健康两类公共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并检验了随着家庭对教育和健康的需求的提升条件下,公共转移支付是否对改善我国家庭长期贫困状态具有加强效应。进一步实证结果表明,每单位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对改善其长期多维贫困与长期收入贫困的效应是显着的,且要大于未考虑公共品需求收入弹性下的效应。最后,从财政政策的制度基础与具体性财政政策系统性地提出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对策。科学划分与平衡各级政府支出行为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的供给有效性,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以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有效改革财政体制为减差效应扫清障碍,整合地方税体系提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能力,通过各层面间财政对策运用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配合有助于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新审视了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研究内容,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多方博弈角度通过财政、经济、社会多个层面探索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对策问题研究。本文所研究的基本公共服务从区域与城乡层面涵盖的类别较为齐全,为厘清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分别测度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指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指数并探究区域与城乡差距形成的原因与作用机制,分别从区域与城乡层面较为全面的分析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效应的实现机制,并提出相应的财政对策。第二,对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研究采用了从区域到城乡的双层面研究视角。现有文献中多从单一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针对区域与城乡差距的不同属性与特性,全面分析其在基本公共服务研究领域中的共性与个性,以共性角度分析在财政体制因素下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以个性研究视角分别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对缩小区域差距效应、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对缩小城乡差距效应进一步探究其影响,以期全阈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第三,将基础与拓展模型引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财政政策问题的两阶段实证研究。本文将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别引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基础性研究,再根据区域与城乡的个性特点与属性,分别运用空间动态计量模型与Logit分层模型进行拓展性实证分析。因此,本文较为全面的分析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产生影响的财政机制,在研究方法层面也有一定的创新。
严宏[2]（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高万芹[3]（2016）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治结构变化与特点 ——基于川西林镇村民自治的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川西平原一个乡镇的村治主体的类型和治理模式为对象,分析并揭示税费改革以后中西部农村村治结构发生的变化及其特点。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不断变革,农村的治理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迁。经济改革使原有乡村治理赖以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比如,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对劳动力需求上升,而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民家庭成员不断卷入到市场经济中,随着务工经商收益的不断提高,村民当村干部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农村的政治制度变革导致村治结构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新时期的村级组织建设缺乏有效地激励机制和治理资源。这些都让乡村治理陷入困境。谁来当村干部?乡村治理结构应该怎样符合改革后的生产方式?农村怎样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结构?这个结构又怎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类似因素的影响性分析来揭示当前村治主体的类型和村治结构的特征。本研究发现特定的经济社会空间造就特定的精英类型,中西部地区的村治主体表现为一群“中坚农民”。以林镇为代表的许多中西部的普通农业村庄虽然面临着“能人”不断外流、村治主体缺失问题,但农村社会仍有一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能让一部分青壮年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从而成为村庄中的“中坚农民”。他们不是政府所提倡的“富人”,也非“恶势力”,大都是一些没有财富、权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普通农户。中坚农民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主要从农副业等生产环节和上下游的流通服务环节,以及一些满足农民生活需求的商业服务项目中获得收入。他们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在村庄中,往往是多元兼业的小农,与普通村民的差异不大,但由于年龄、身体素质、文化技能、活动能力的禀赋差异,使其在村庄中的地位比较突出。他们是国家惠农政策和公共品建设的较大收益者,也受到村庄社会关系和价值舆论的约束,愿意在村庄的公共事务中带头。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这些新生力量逐渐替补老式干部。中坚农民成为村治主体是国家、社会、地方三者互动的结果。从乡村两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上看,税费改革以来,国家治理目标和治理体制的变革对乡镇政府的治理任务、角色职能及其治理能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造成乡镇政府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再去控制村级组织。这也间接导致村级组织的“弱行政化”。村级组织角色和职能的转化也成为中坚农民治村的政治基础。而村庄内生权力秩序的变革也为中坚农民治村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村权力结构的扁平化状态让中坚农民群体有一定的能力来维持村庄的稳定和秩序。从新治理主体的治村机制上看,这部分中坚农民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优势并不明显,难以像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富人、狠人一样,凭私人权势、财富资源来实现村庄治理。但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中坚农民借助惠农资源,通过村庄动员的方式,发挥村民的力量来实现村庄建设和自我管理。并且,在村级治理过程中,中坚农民并没有出现富人治村、狠人治村下的强人控制、私人治理和政治排斥的特征,反而出现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如民主参与制、协议制、商议制、集体表决制、体现公平的互助制、自由参与决定制、公共品项目集体监督制等等。从治理的结果上看,他们能够通过公共资源的公共运作,达到民主治理的目标。这些都对改革后中国的农村管理、乡村治理和机制建设具有启发性参考意义。
李勇刚[4]（2014）在《中国土地财政的城市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令世人瞩目,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3年的53.73%,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但也给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十几年来,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预算外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产业扶持的主要资金来源,对我国产业乃至实体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揭示土地财政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机理,对我国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城市增长质量的提高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增长政策制定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土地财政和城市增长的概念进行界定,进而指出分税制改革、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及土地产权和征用制度是土地财政产生的制度根源。按照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历程,将土地财政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索。在此基础上,拓展城市静态增长模型,构建城市动态增长模型深入剖析土地财政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机理。政治晋升激励下土地财政是地方官员推动辖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出来源。出于职务晋升目的,掌握土地要素剩余价值索取权的地方政府官员进一步“企业家化”,不遗余力地促进辖区经济增长。以1999—2011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中国城市之间的土地财政收入存在标尺竞争,政治晋升激励是导致中国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大,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因素。同时,土地财政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的动态影响,虽然现阶段土地财政显着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土地财政的过快增加和过度依赖仍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和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土地财政推动的城市化则进一步加快了人口集聚的进程。基于城市人口随机增长模型分析和市级层面数据的实证经验发现,土地财政显着增加了城市人口总量,但对城市人口增长率则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土地财政是现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财政的城市人口增长效应存在阶段特征,2004年以前,土地财政对城市人口增长率的促进作用明显,然而,随着土地财政规模的迅速扩张,土地财政推动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转而对城市人口增长率产生了抑制作用。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幅提速,更多地表现为低密度无序扩张模式,大量吞噬自然景观和农田资源,城市内部也出现居住分异、阶层分化和市政设施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城市空间无序扩张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构建城市空间扩张模型分析发现,土地增值收益有助于城市空间扩张。基于理论分析及35个大中城市的市级层面数据,运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发现,土地财政对城市空间扩张存在倒U型的动态影响。就现阶段而言,土地财政产生了显着的城市扩张效应,但长期来看,将以损害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为代价。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存在显着的空间和时序差异。产业结构服务化是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然而,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偏低,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为分析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演进的影响效应,本文利用城市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有助于地方政府加大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扭曲,抑制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这表明土地财政确是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演进迟滞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从区域层面来看,土地财政显着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向服务化的演进,但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向服务化的演进则产生了负面影响。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新的融资渠道,对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基于市级层面数据,就土地财政对城市公共品供给质量和结构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发现,土地财政显着降低了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土地财政显着增加了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但降低了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水平。随着土地财政的大幅增加,2004年之后土地财政对公共品供给的负面影响程度显着提高。为促进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土地财政治理的视角,本文提出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一要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抑制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收入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空间扩张的冲动;二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三是完善土地产权和管理制度,维护农民权益,从根子上杜绝大量占用农业用地的行为,实现城市集约化发展;四是切实转变城市增长方式,提高城市增长质量。
王方[5]（2013）在《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研究 ——以重庆为例》文中提出随着区域之间交流的密切,农民在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城市较为优越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之后,“用脚投票”离开乡村转向享受城市的公共品的趋势较强烈；另一方面近几年政府加大了财政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许多有利于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同时伴随着农业税和农村的“三提五统”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集资等由农民负担的费用的取消,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的改革也产生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的层层上收和事权的不断下放的现象,在各种经济和社会要素错综复杂的出现了之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到底有没有得到改善,尤其是以政府供给为主要模式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效率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影响政府供给效率的因素到底有哪些?要进一步改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政策措施?这些问题在现在中央提出统筹城乡、拉动国内内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等的思想路线之下显得尤为重要和基础。重庆作为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城乡的发展在我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重庆地处西部区域,是该区域中的重要城市。重庆的农村公共品的发展在西部地区甚至在全国中都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重庆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能够由此窥探到全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从而对其他地区也具有借鉴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探讨政府供给模型、政府供给行为和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评价即是当政府投入一定的情况下根据产出的“结果”状况来判断效率的高和低。而产出状况可以从较为宏观和中观的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上进行判断,即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品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促进作用有多大,包括对农村经济的繁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户福利的增加等方面：产出状况也应该从微观消费者农民个体的评价上共同进行判断,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户的需求：在政府供给达到均衡时,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大小与政府的公共支出预算、官员谋取私利和城乡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意向相关。2.分析重庆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现状及其供给行为效果。运用重庆市和各个区县的统计数据从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区域供给差异、政府供给具体实施行为效果等方面对重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从政府的支农支出可以看出重庆农村公共品政府供给的规模还偏小,在具体各类农村公共品比如农田水电设施、农村道路和交通、信息和能源供给、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文化及教育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方面都还存在较明显的不足。第二,重庆公共品的城乡差异明显,城市公共品的供给明显优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政府在对待城乡公共品的供给上存在着普遍的“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差异对待。第三,各区县公共品供给差异也比较显着,在城镇化率比较高、且位于主城区附近并且地区政府得到上级转移支付较多的地区公共品供给水平则较高,反之,公共品供给水平则较低。第四,重庆政府在供给农田水利设施的公共品上,主要采取了直接投入财政资金进行建设、鼓励其他供给主体进行建设和监督管理整个建设过程的行为。虽然重庆的农田水利设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展,但是问题也较突出,主要表现为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不足,政府对其他供给主体参与的补贴力度不大以及政府管理不到位以及“一事一议”对组织村民供给的作用还很有限等问题。3.从全国范围的宏观角度测算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借助我国各个地区的统计资料、利用效率常用的评价方法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重庆政府的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进行宏观区域层面的评价,并进一步利用Tobit模型对影响我国农村公共品政府供给效率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通过对DEA中的技术效率分析和Malmquist指数分析得到了重庆政府在我国各地区政府中的供给效率状况,发现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技术效率值在1998-2010年间的总体水平在全国来比较位于中等偏上,但是技术效率值的大小却在逐渐下降。并且在1998年-2010年期间,重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在趋于下降。具体分析原因有两个因素,其一是重庆的政府供给规模效应较低即农村公共品政府供给的总量不足。其二是农村公共品政府供给的技术水平较低,明显拖累了其供给效率。在这两个原因中技术水平是导致技术效率水平低下的主要因素。表明今后要大幅度地提高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必须重视供给中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供给中政府管理的改善。在Tobit回归结果中,发现地区经济实力、地区市场活力、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政府规模等对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技术效率是正向作用,而农户需求者的购买力对公共品的政府供给效率的影响是为负面的影响。而影响农户满意度的有家庭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户的表达通畅与否等因素。其中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农户意愿表达的不畅会加深农户与当地落后的公共品供给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实力和政府财政能力较强的地区,公共品的供给也能更好的满足农户的需求。4.从个体农户的微观角度进行政府供给公共品效率微观层面的评价。借助重庆统计资料利用spss软件进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并通过实地调查问卷的资料得到农民的消费需求倾向和满意度,并对农户的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几结论：从农民对公共品的消费倾向需求来看,重庆农民的交通和通讯消费收入弹性为2.0007,医疗保健消费收入弹性1.5791而这两项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分别为0.0753和0.0637,这说明农民对交通和通讯以及医疗保健的消费存在较强的消费欲望,但是农民受到现实收入的限制,购买力较弱。由于政府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农民会更多地从增加的收入中来支付公共品,从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从问卷调查上分析：首先是乡村道路、教育、饮水设施等公共品。重庆政府这几年对于农村公共品中的乡村道路、教育、饮水设施等项目进行了大力投资建设,成效显着。但是这类公共品尤其是道路和教育成为农民最需要改善的公共品说明政府的供给仍然与农民的期待有一定的距离,还需要加大力供给力度；其次是医疗卫生、信息获得、生活能源。医疗卫生、信息获得、生活能源等公共品虽然也在积极建设,其供给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农户的满意度不高。尤其是医疗卫生,是农民认为急需改善的公共品之一,说明了该类公共品的供给距离农户的需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第三是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及推广、生活环境、文化活动、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这一类的公共品带给农民的满意度最低,说明与农民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5影响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现实因素。探讨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影响因素,从政府自身的供给因素、其他供给主体的发展、农户作为消费者的参与等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从政府供给上看。影响重庆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因素有利也有弊。政府自身的供给理性和偏好会造成供给效率的“漏出”,尤其是政府在对待城乡公共品的供给上存在着“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倾向从而造成公共品供给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当前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的财权上收和事权的下放,造成了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加重了基层政府供给上的财政困难；但是,近几年重庆政府在得到中央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后,财政支出能力增强,因此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的财政支出也不断增长。第二,从其他供给主体的发展来看。不论是在市场供给主体的发展还是农户自我供给的发展上,重庆与东部地区相比都是相对缓慢的。表现在市场经济虽然趋于活跃,市场主体的资本实力虽然逐渐强大,但是与东部地区比起来,市场主体的发展还较为落后；另外在农村,农户由于受到自身收入的制约,再加上时间和体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农村公共品建设中表现出来的自我供给意愿并不高。这些因素都会制约重庆政府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高。第三,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者来看,重庆农村居民对公共品的收入水平较低、支付能力较弱造成他们在消费农村公共品时购买力不强,容易形成对政府供给的依赖。但是收入低下也导致了他们相对收入较高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对公共品的要求更为简单,需求层次也不高,政府的供给也能较容易地达到他们的“满足”,因此他们用向城市转移而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比较少,客观上有利于政府供给效率数值的提高。另一方面,农户在对农村公共品需求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表达和反馈渠道不通畅却制约了政府供给效率的进一步提高。6.提出政策建议政策措施。首先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只有充足的财政支出才能保证政府供给的高效率。第二,各级政府供给应合理分工,事权和财权统一。第三,积极发展和扶持多种供给主体,完善政府的服务和扶持。多种主体的健康发展才能满足农户的多种需求,解决政府供给资金不足的问题。第四,加强基层民主组织建设,让基层组织成为村民表达公共品的需求和意见的有效通道。保障机制。需要大力完善需求发现机制、决策机制、绩效评价机制、监督机制、信息反馈等机制。
杨丽[6]（2013）在《政府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教育和医疗投入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相比西方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50%的贡献率有很大差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皆在扩大内需以振兴国民经济。现实情况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支出不足,不仅压制了农民自身能力的释放,降低了农民的消费意愿,而且进一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投入,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投入是否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投入分别对农村居民的哪一类消费支出贡献最大,有待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着手开展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的,并将全文分为八章。基于我国内需不足,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偏低的背景,第一章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问题。第二章阐述了经典的、现代的消费理论并且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状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及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文献综述。基于农户理性人的假说,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农户跨期消费行为,在此基础上,基于预防性储蓄和人力资本的视角分析政府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形成本文的分析框架。第四章分析了我国政府对农村教育与医疗的投入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农村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的不足,为本文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基于教育和医疗公共支出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假说,第五章利用2003-2010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并估计了三大区域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比例增加对农民消费倾向均无显着影响。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长期存在不足,虽然实现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并没有起到降低预防性储蓄的作用,农民家庭教育负担依然很重,未来不仅要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而且在投入方向和效率上也要做深一步的研究。公共医疗支出比例对三个区域的消费倾向作用方向不同。首先,公共医疗支出对东部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既有替代效应,也有互补（收入）效应,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农民消费倾向总体上升,公共医疗支出起到降低东部农民预防性储蓄的作用。其次,中部地区公共医疗支出的增加,对农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公共医疗支出比例增加使中部地区农民增加了储蓄倾向。与以往学者研究结论不同：尽管民生性公共支出（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养老保险支出等）理论上有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消费倾向。但是现实中,由于医疗费用投入方向、投入效率的不同,不仅不能降低预防性储蓄,还会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再次,公共医疗支出比例的增加对西部地区农民预防性储蓄的下降无显着影响。当前在西部农村地区,原有的医疗条件差,相关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医疗公共品投入的增加,没有起到降低西部地区农民预防性储蓄的作用。此外,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行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降低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这也间接证明了公共支出辅以配套措施的重要性。基于教育和医疗公共品供给提升人力资本的视角,第六章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维度展开实证,探讨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性人力资本与健康资本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影响各不相同,而家庭人均纯收入、农业税的减免、老人抚养比例等控制变量显着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首先,农村居民教育性人力资本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各省农村劳动力平均教育性人力资本每提升1%,当地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将会增加0.173%,西部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经济基础弱,而农村劳动力平均教育性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了当地农民外出就业的能力,有利于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倾向的增加。其次,农村居民健康资本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但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医疗公共支出投入到乡镇医院比直接投入到村卫生所更能有效地促进当地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各省每万人乡村人口所拥有的乡镇卫生人员数量每增加1%,当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将会增加0.058%。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这里可以解释为：我国各地区农村医疗基础普遍条件差、投入资金少、投入效率低,尤其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根据陈东和王小霞（2010）的分析,农村医疗卫生投入效率还受到投入规模“门槛效应”的影响,因此短时间内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各省每千农业人口拥有的村卫生室人数的系数为负,但尚未通过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检验。村级卫生室是农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在常见伤、病的诊治以及儿童预防保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因为政府投入很少,导致村级卫生机构医疗硬件、软件设施滞后,限制了其应有的作用,不利于农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满足。为了更加深入细致考察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各大类的影响程度,第七章采用QUAIDS模型求解2003-2010年27个省自治区农村居民各项生活消费品的边际预算份额,然后建立面板结构模型分析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是对食品、衣着和文教娱乐的消费需求不断降低,对居住、家庭设备、交通和通讯、医疗和保健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不断提高。文教娱乐消费需求不断降低主要原因是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以增加劳动时间来实现的,牺牲了闲暇时间,降低了文教娱乐需求。公共教育支出比例增加引起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增加,并挤占了其他生活开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同时,医疗公共投入比例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程度还很小,由此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医疗公共投入长期不足,使得农村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的负担加重,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从教育性人力资本看,教育水平的提升促使农民增加了医疗保健等享受型消费,减少了基本生存型消费（食品和衣着）,有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而由医疗投入引起的健康资本（各省村卫生人员比例和乡镇卫生人员比例）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程度还很小。地区经济越发达,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会越明显。实证结果也体现了地区经济的差异性：东部地区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作用要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此外,老人抚养比的增加促进了家庭设备及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份额,这也反映了农村的现实情况。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支出负担,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优化消费结构。根据前文的分析,第八章从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力度,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就业能力,增强农民消费能力；逐步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减轻家庭医疗支出负担；加强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提高农民健康资本；改革和完善农村新型养老保险体系,刺激“银发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加快完善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促进农民消费增长的可操作性对策和建议。
吴岚岚[7]（2013）在《内蒙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2002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内蒙古经济增长与全国一样，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解决内蒙古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提高占内蒙古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消费是关键。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完善，对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具有重要作用，但内蒙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与供给结构性失衡，严重制约了农民的消费需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市场消费潜力的释放。如何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是内蒙古政府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在借鉴中外学者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消费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围绕内蒙古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描述性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及农村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的绝对量明显增加，但与内蒙古城市及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相比，依然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水平较低的问题。内蒙古农村居民消费量明显增加，但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消费总量不足、消费率偏低、消费层次不高等问题。（2）内蒙古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增加可以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内蒙古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3）内蒙古以通讯、水利、电力为代表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对内蒙古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高于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及农村社会保障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内蒙古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负相关；内蒙古农村公共品供给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公共品，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公共品的投入不足。（4）优化内蒙古农村公共品供给，促进农民消费的对策包括：加大财政供给力度，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均衡；加快融资方式改革，构建多元化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的供给职责，提高政府执行能力；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推进供给决策民主化；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监管机制，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
韩鹏云[8]（2012）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与村庄的链接》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和农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而由于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并与广大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密切关联,所以成为了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同时社区公共品作为一种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无法由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来有效实现,各级政府的外部治理和村庄的内部治理便成为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主导治理路径,但由于农村社区公共品种类多样、涉及面广、方式复杂,且政府和村庄的治理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又是乡村治理研究中的难点问题。作为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它“嵌入”于国家和乡村社会发展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之中,折射出治理逻辑的变迁历程,应该说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或者财政学问题,亦是一个透视社会基础嬗变和国家治理转型的政治社会学问题。当前学术界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研究多着重于经济学视角,而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却鲜有研究。笔者认为在经济学具体对策建构的基础上,延伸政治社会学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问题的解读,将有助于深化认识、创新思路,从而更好地指导公共品供给的实践。“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具有复杂的流变过程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就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这一研究主题而言,具有自主性的国家和个体共存的村庄成为两个主导性的行为体,而国家治理和村庄治理也就成为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两个治理侧面,也是两种治理方式,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供给的机制,形成了供给的逻辑。同时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作为一种资源的聚合及配置,不仅是治理问题,亦是权力的建构问题,应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行为所赖以生成的国家基础性权力和村庄治权进行深入探析。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逻辑变迁历程和当下走向。在总体国家治理的分析范围内可划分出国家和基层政府两个方面：在传统体制时期到农村改革时期,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国家扮演了“监理”的角色,依据有关政治或经济的战略指导方针,动员人民广泛参与,其进行总体的组织协调和宏观的监控评价；而从农村改革时期伊始至后税费时代,国家“项目式业主”的定位逐渐滥觞并日益成型,通过行政系统的自我运转和直接操作来供给公共品,各级政府部门成为农村社区公共品的“业主”；同时,不同历史阶段中基层政府对社区公共品的治理逻辑也在发生变化,由“在场式”的国家“代理”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策略化谋利”主体,由贯彻执行国家的治理方针转变为从供给过程中谋取额外利益。从总体上看,国家对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特别是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供给体制上有缺陷,供给资源流失严重,而管理监控却没有真正落实,从而使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国家治理出现“内卷化”的趋势。其次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村庄治理的逻辑分析和当下状态。村庄集体在税费改革之前在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了“责权主体”的作用,而在后税费时代则变为无责权的“债务空壳”,在公共品的自主供给上束手无策,也怠于作为；农民个体在税费改革之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但税费改革后,国家治理与村庄治理分离,农民则只能在公共品供给中处于“悬浮旁观”的角色,在村庄的集体行动中也陷入了“行动困境”。可以说,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税费改革前的村庄治理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税费改革后,其治理陷入“无效”的状态。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内卷化”和村庄治理的“无效”共同导致了供给的困境。与此同时,考察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过程,发现其治理之所以取得优异的成效,根源于国家和村庄的良性互动和共同治理。基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治理的逻辑轨迹和国外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有效经验和创新做法,笔者认为国家治理和村庄治理应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共同治理的方式一方面加大国家资源下乡的力度,创新供给的机制和路径,另一方面加强村级组织的组织力,不断凝聚农民的合作力,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在两方面共同推进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和村庄在理念、资金和制度上的多重链接。从而使国家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同时也能给予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上的主体权和参与渠道,使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成为自身家园公共品供给的真正“业主”。农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治理透视出来的是治权问题。国家通过公共权力对社会所承担的公共供给与服务职能所体现出来的是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村庄通过自治的权力完成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自主供给所体现出来的是乡村社会中的村庄治权。通过国家基础性权力和村庄治权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体制变迁过程中的逻辑检视,笔者发现在传统体制时期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依托于村庄治权；在农村改革时期,村庄治权日益衰退,国家基础性权力日渐渗入；而后税费时代则主要依靠国家基础性权力,村庄治权处于完全被弱化的状态,这也正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需求不能有效衔接,造成诸多问题的深层根源。由此,要解决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问题,不能单方面和单向度地推进国家权力的下沉,必须着重反思国家权力如何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问题。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治理的权力建构应坚持国家基础性权力和村庄治权并重建设的努力方向,这也是我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未来指向。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治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国家治理转型、村庄秩序重塑及新农村建设道路密切相关。首先,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治理的逻辑转变深刻嵌入于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之中,其不仅承接了治理的转型过程,而且深刻反映了国家治理转型所存在的问题,国家与村庄链接的公共品供给之道也启示了国家应重新重视“间接治理”,努力打造国家与农民“中间层”的建构方向。其次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模式创新与乡村秩序的重塑呈现为同步联动的过程,乡村秩序的重塑可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保障和载体,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又可改变当前“脱嵌”的状态,重新“嵌入”乡村社会秩序,为乡村社会的均衡、稳定提供基础条件,作为一种双赢的局面,笔者认为这将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良好绩效和乡村秩序重塑的共同诉求。再次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建设方向紧密相连,同时亦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类型的宏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全球资源和市场的限制,我国应根据现实国情选择切合实际的现代化方向,通过建设乡村、稳定乡村,逐步让城乡之间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及协调、稳健发展。而农村社区公共品的供给将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让农民参与,加强对村庄的建设,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稳步走向现代化。
谢洲[9]（2012）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文中认为本研究为解决农村特别是村内公共品供给不足及失效的问题,选择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政府供给制度这一视角,立足重庆实践这个典型样本,借助公共品、公共财政、公共选择和制度经济等有关理论,深入解构农村公共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内涵及其特质,深入考察制度之于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影响及其机理,深入分析制度自身的缺陷及推进的障碍,按照“需求导向”、“决策自主”和“政府主导”型的创新方向,提出在实践层面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的依据。1、主要研究结论（1）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源于实践,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活力,其民主元素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农村公平品供给制度的安排。农民、村组织和政府“需求”的一致性及迫切性,必然推动制度的较快变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便孕育而出,它规定了“采取怎样的程序及方式来供给”,带有强烈的需求导向性特征,其民主元素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安排。这项源于实践,又被“顶层设计”认可的制度一经推出,便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其生命力主要体现在产生于实践、又在优化完善的基础上得到了实践的充分印证；其活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激活了农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自主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二是激活了村组织干事的能动性和开拓性,同时创造性得到了进一步释放；三是激活了政府供给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同时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2）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解决了农村特别是村内公共品供给充足有效的问题,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与制度环境、制度客体的交互作用中,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一方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将改善和保障民生作为着力点及目标；另一方面影响了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方向,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点及载体形式。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在农村的实施,有利于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自治作用、保障基层民主权利,巩固了农村社会发展的政治基石；有利于促进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创造科学的社会管理方式,巩固了农村社会发展的管理基石；有利于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充足性和有效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巩固了农村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石。（3）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仍有改进的空间,需要创新来进一步提升其供给效能。在实践中,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已显示出了较强的适应能力,但也有内在缺陷及推行障碍。随着运行环境的变化,制度必须不断改进和创新以实现自我完善、维持活力。一是政府作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中的供给主体,应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使政策制定坚持城乡平等的非歧视性指导思想,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产品、缩小城乡差距；二是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使农民成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中的决策主体。“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和“自上而下”的科学决策机制仍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共存,但在推进过程中可采取“由点及面、先易后难、区别对待”的原则,通过奖补资金切块到村的方式,积极探索由村民、村组织自主决定并管理奖补项目及资金的机制,切实提高制度供给效能。（4）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可拓展于其他公共产品的供给。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虽有其适用范围及层次的局限性,但其民主管理理念及运行机制完全可以为其他政府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提供借鉴。目前,随着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关注公共利益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拓展,改革已入深水区的认识氛围也越来越浓,作为最大公众利益的公共产品供给受到各方关注,包括决策过程、项目建设、绩效评价等已经或正在纳入公众视线。如何确保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充足及结构均衡,在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中强化或健全“科学民主法制决策、公开公示透明建设、客观真实专业评价”的相关制度建设已迫在眉睫。2、研究的政策建议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构建,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权利下移,财权跟进；二是规划先行,有序安排；三是加强监管,提高绩效。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1）坚持村级组织基础设施重点规划先行。顺应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两轮驱动”的要求,将村规划纳入区县、乡镇中长期规划来统筹考虑,注重科学性,突出重点,切实解决“难点、盲点”问题。以科学的规划来整合项目,以合理的项目来整合资金,充分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平台作用,合理配置农村公共资源。同时在设定合理的中长期建设目标的前提下,突出规划成果的实用性,通过有序安排和一定的建设积累,以实现预期目标。（2）增强基层政府组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既从财政体制上实现财权下沉,又从转移支付制度上保证财力相当,提高基层政府管理与服务职能的自主性；在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加大“奖、补”资金规模,适当提高财政困难县乡政府的基本财政支出标准；完善“来源稳定、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村级组织依法有效履行职能。（3）加强和创新以人为本的农村社会管理。进就步促进乡规民约与基层民主有机结合,实现个人利益、村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统一；进一步树立基层干部和政府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着力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一步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加大投资力度,积极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把更多财力、物力和人力用于农村和贫困地区。（4）完善社会多元化参与公共品供给机制。引导社会多元化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一是政府财政奖补。多渠道、多环节筹资财政奖补资金,建立各级政府预算安排的稳定增长机制,在壮大财政奖补资金规模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奖补比例,突出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上的主导性,以激发、带动农民积极投身项目建设。二是社会团体及个人捐赠。以“故土情节”等精神纽带加强村社与本籍先富者的联系,鼓励社会团体及个人积极参与农村公共品建设。三是业主制。鼓励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业主,按比例出资解决污水、垃圾、绿化、道路、小流域等共同的环境问题,就地帮扶村镇绿化、道路等基础建设,解决贫困村社建设缺钱少物的困境；四是政府与民间盈利组织合作制。推进形式多样的城乡共建、政府与组织联合模式,实行“城区与乡村结对”、“政府+组织+村社”、“政府带动大企业定点帮扶贫困地区”等多种方法,解决建设资金的匮乏。（5）优化奖补制度各方主体协调决策机制。进一步规范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发挥“打组合拳”的整体功效,确保农村公共品需求与供给总体平衡。一是简化项目申报程序,确保需求表达与科学决策及时有效。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确保农民知晓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申报程序,并通过项目的示范作用,来引导农民、村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以激发他们参与制度实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三是大力推进财政奖补工作操作规范化、程序标准化,对必要程序一个都不少、对可以归并的程序全部归并、对可有可无的程序全部取消,减轻基层工作压力。四是建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自主决策机制和农民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克服自上而下决策、强制性供给的弊端,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需结构失调以及劣质公共品问题,使公共品供给和建设决策真正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偏好。（6）严格规范村级组织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建立村财政资金公开制度,加大联动监管力度。一是借助“村财乡代管”、会计电算化等手段,加强村级经费管理、规范使用程序,同时乡镇财政和农经部门切实履行监管农村财务、审计监督的职能,督促村级组织规范业务、专款专用,真实、完整、全面地反映公共品建设和补助资金的所有收支情况。二是强化群众民主监督、畅通投诉渠道。三是加强乡镇政府、党委、纪检审计监督,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3、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本研究借助有关经济理论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产生的现实背景、本质特征和目标定位进行了一般性归纳分析,从理论上解析制度之于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内在机理及影响作用,延伸和充实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理论研究。（2）实践创新。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实证的角度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实施效果进行总结,并在深刻剖析制度内在缺陷和推行障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工作实际,提出建立“需求导向”、“决策自主”和“政府主导”型供给制度及相适应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赵紫耘[10]（2012）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道路供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道路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我国道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农民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其对产业结构的整体化、网络化效应,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及生产决策的优化。因此,研究乡村道路的供给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推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各种农产品和服务被人为压低价格以支持城市优先发展。在政府预算资金安排上,大部分用于提供城市所需的公共品。农村公共品供给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况,由此造成以乡村道路为主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使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缓慢,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得不到有效改善,进而制约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快发展乡村道路,改善农村的交通状况,有其必要性。在当前市场经济已经逐步确立的情况下,由于乡村道路这样的准公共品本身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面临投资回报率低,私人不愿意投资的状况,政府应当承担起乡村道路供给的责任。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注意到乡村道路的重要性,并加大了对乡村道路供给的支持。1982年和1984年,交通部先后两次召开全国县乡公路建设会议,倡导促进我国乡村道路的发展。1984—1994年,政府总共实施了7批以工代赈计划,以集中资金、突出重点为导向,着重解决农村地区行路难的问题。步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化步伐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显得尤为突出。2005年,即“十一五”一开始,政府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备、环境优美和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目标。而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道路的全面改善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农村建设以来,各级政府以相关政策规划为指导,加大投入,强化管理,深化改革,从而实现了乡村道路里程加速增长、技术等级显着提高、路面状况明显改善的目标。乡村道路在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发展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供给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本文以公共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采用历史资料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我国当前乡村道路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对相关研究做详尽的文献回顾与评价,然后基于不同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乡村道路状况等现实条件考察这些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对本文的思路、分析方法的启示,进而在我国具体国情的前提下,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框架结构与理论基础,最后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第1章,是对乡村道路供给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乡村道路的概念及特点进行了阐述,接着对乡村道路供给进行了理论分析,将公共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进行了梳理,重点论述了乡村道路的公共品属性和正外部性特征,分析了政府作为乡村道路供给主体的基本机理,并从财权与事权的匹配、政府官员的个人理性和乡村道路供给的决策机制等方面研究了影响乡村道路供给的主要因素。最后本章分析了乡村道路供给的经济效应,先从微观效应角度,指出乡村道路供给如何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优化农村居民生产决策市场化；再从宏观效应角度,指出乡村道路供给如何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及对完善国家公路网布局的作用。第三部分为第2章,介绍新农村建设下乡村道路供给的基本状况。本章首先回顾了自建国以来我国乡村道路供给的情况,在将乡村道路供给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1979年至1997年、1998年至2004年后,分析了各个阶段乡村道路供给的相关政策和成效,并在充分肯定了政府在乡村道路供给方面的努力的同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然后阐述了新农村建设下乡村道路供给的目标。最后,阐述了新农村建设以来乡村道路供给的状况,从道路里程、路况改善、通达率等方面总结了乡村道路供给所取得的成就,并从乡村道路自身的等级特点、安全性及制度建设等方面探讨了乡村道路供给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为第3章,是财政分权与乡村道路供给实证分析。本章首先对实证分析的模型和数据进行了说明,主要介绍了模型的选择和数据的来源。接着以我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财政分权、乡镇企业总产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来对乡村道路供给里程进行了回归分析,通过统计检验对变量筛选并最终得出了估计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乡村道路的弹性系数为31.9,即财政分权程度提高1%会使人均乡村道路里程增加31.9公里/万人,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乡村道路的弹性系数为0.003,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提高1%会使乡村道路里程增加0.003公里/万人,最后对该模型分析的估计结果进行了简要的评价。第五部分为第4章,是推进乡村道路供给的对策。根据对乡村道路供给现状分析及具体影响因素分析,笔者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一是在乡村道路网的布局规划上,要根据不同层级确定其技术指标,确保路网布局的科学性及布局规划方法的系统性与可行性,改善乡村道路的安全性,以适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二是在资金筹集与管理中,要在继续加强政府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拓展筹资渠道,并确保资金透明,加强资金监管；三是在乡村道路的建设与养护管理上,要加强设计及审批管理、严格交工竣工验收管理和加强道路的管护；四是要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加强宣传,提高农民对该制度的认识,改善“一事一议”的议事方式,设定合理的筹资上限标准,明确议事规程、强化激励机制,建立筹资筹劳约束机制。
二、扩大内需:基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扩大内需:基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进展 |
| 1.2.2 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城乡差距的研究进展 |
| 1.2.3 文献综述述评 |
| 1.3 研究思路、结构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财政介入的理论阐释与作用机理 |
| 2.1 概念区分与内涵分析 |
| 2.1.1 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 |
| 2.1.2 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 |
| 2.2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生成机制 |
| 2.2.1 财政体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机制分析 |
| 2.2.2 区域禀赋差距与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的机制分析 |
| 2.2.3 城乡二元体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城乡差距的机制分析 |
| 2.3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财政作用的理论阐释 |
| 2.3.1 财政作用的天然逻辑与基础 |
| 2.3.2 财政作用的根本目的 |
| 2.3.3 财政作用实现的客观机制 |
| 2.4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财政机理 |
| 2.4.1 财政分权机制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作用机理 |
| 2.4.2 财政自给能力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作用机理 |
| 2.4.3 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作用机理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指数测度及空间收敛分析 |
| 3.1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测度与分析 |
| 3.1.1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评价体系的构建 |
| 3.1.2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指数的测度 |
| 3.1.3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指数分析 |
| 3.2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城乡的空间收敛分析 |
| 3.2.1 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2.2 收敛类型与收敛检验基本模型 |
| 3.2.3 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收敛实证分析 |
| 3.2.4 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收敛实证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
| 4.1 基础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1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取 |
| 4.1.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1.3 空间模型的最优筛选 |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 拓展分析:基于地方财政支出偏好的实证分析 |
| 4.2.1 地方财政支出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2.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2.3 空间模型的最优筛选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
| 5.1 基础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1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1.2 空间模型的最优筛选 |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拓展分析:基于公共品需求收入弹性与转移支付的实证分析 |
| 5.2.1 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与收入均等化理论内涵 |
| 5.2.2 公共品需求收入弹性与转移支付作用机理 |
| 5.2.3 变量选择与数据测算 |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对策 |
| 6.1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财政政策的制度基础 |
| 6.1.1 平衡财政支出行为偏好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有效性 |
| 6.1.2 促进城乡均衡发展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公平性 |
| 6.2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具体的财政政策 |
| 6.2.1 改革财政体制扫清减差效应的机制障碍 |
| 6.2.2 整合地方税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能力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 致谢 |
（2）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公共品内涵研究 |
| 1.3.2 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 |
| 1.3.3 农村公共品需求研究 |
| 1.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
| 1.3.5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
| 1.3.6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公共品 |
| 2.1.2 农村公共品供给 |
| 2.1.3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基于W-L模型的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 |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2.3 基于效率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
| 第3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与现实基础 |
| 3.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起点 |
| 3.1.1 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 |
| 3.1.2 市场供给与市场失灵 |
| 3.1.3 第三方供给与志愿失灵 |
| 3.1.4 农户参与 |
| 3.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
| 3.2.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 |
| 3.2.2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3.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差异明显 |
| 3.2.4 第三部门壮大 |
| 3.2.5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考察 |
| 4.1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发展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中央“大统一”单一制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2 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分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3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4 全面税改后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探索 |
| 4.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现状考察 |
| 4.2.1 生活服务型农村公共品 |
| 4.2.2 生产保障型农村公共品 |
| 4.2.3 发展促进型农村公共品 |
| 4.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 |
| 4.3.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 |
| 4.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碎片化 |
| 4.3.4 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 |
| 4.3.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
| 4.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4.1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4.4.2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 |
| 4.4.3 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 |
| 4.4.4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缺乏监管不到位 |
| 4.4.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 |
| 5.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 |
| 5.1.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期间划分 |
| 5.2.3 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结构效率空间理论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分析 |
| 5.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 |
| 6.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及分析 |
| 6.1.1 政府—市场—农民供给模式:以“珙县农村修路”为例 |
| 6.1.2 村集体—政府—市场供给模式:以“万春镇L村路灯维护”为例 |
| 6.1.3 政府—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供给模式:以“和顺镇H村图书馆建设”为例 |
| 6.1.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评价 |
| 6.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绩效评价:以“农贷通”为例 |
| 6.2.1 “农贷通”平台介绍 |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
| 6.2.3 “满意度评价内容与基本情况 |
| 6.2.4 “农贷通”平台满意度综合评价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7.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1 美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2 德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3 日本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4 韩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与差异 |
| 7.2.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 |
| 7.2.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差异 |
| 7.3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借鉴与启示 |
| 7.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体系 |
| 7.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组织体系 |
| 7.3.3 多主体筹措资金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配套制度设计 |
| 8.2.1 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体系 |
| 8.2.2 明确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8.2.3 引导非营利组织与村级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8.2.4 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
| 8.2.5 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公共品质量监管体系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3）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治结构变化与特点 ——基于川西林镇村民自治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一、市场经济改革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 |
| 二、家庭个体经营和经济利益对乡村治理主体的影响 |
| 三、改革后农村管理出现的问题 |
| 四、乡村新型自主治理模式—以川西林镇为例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家治理转型与农村治理结构变迁 |
| 二、经济社会转型与农村治理结构变迁 |
| 三、农村治理结构研究的新进展 |
| 第三节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一、国家政权建设理论 |
| 二、社会资本理论 |
| 三、阶层理论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实地调研——川西林镇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林镇经济社会形态 |
| 第一节 林镇的经济社会结构 |
| 一、林镇概况 |
| 二、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 |
| 第二节 林镇的社会纽带 |
| 一、传统社会关联的工具化 |
| 二、现代社会关联与权力地位的来源 |
| 三、传统与现代之间 |
| 第三节 林镇的阶层结构 |
| 一、中等收入群体主导的阶层结构 |
| 二、中等收入群体主导下的社会关联 |
| 第三章 村治主体更替 |
| 第一节 林镇的村干部变动 |
| 一、底层干部的退出 |
| 二、富人干部的退出 |
| 三、中坚农民型干部 |
| 第二节 中坚农民群体的产生 |
| 一、中坚农民群体的特征 |
| 二、中坚农民群体产生的经济基础 |
| 三、农民家计与村庄社会关联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群体的参政动力 |
| 一、村干部的经济收益 |
| 二、村干部的社会收益 |
| 三、小结：经济社会转型与中坚农民型精英 |
| 第四章 村治结构之变 |
| 第一节 治理目标、资源不匹配下乡镇政府的角色 |
| 一、乡镇政府的目标与分类治理 |
| 二、弱行政下村治主体的选拔培养 |
| 第二节 村级组织的目标任务和角色 |
| 一、维持型村级组织与主要任务 |
| 二、村级事务特征对村治主体的要求 |
| 第三节 村级治理对象与治理结构的扁平化 |
| 一、村级治理对象 |
| 二、中坚农民与治理对象的关系 |
| 三、小结：治理转型与扁平化的村级权力结构 |
| 第五章 村级治理机制之变 |
| 第一节 村级治理的症结与群众动员 |
| 一、村级治理的症结 |
| 二、民间积极分子动员 |
| 三、群众动员与自主治理 |
| 第二节 社会吸纳资源与自治民主化 |
| 一、公共资源公共运作 |
| 二、社会资本激活与再生产 |
| 三、小结：社会吸纳资源与自治民主化 |
| 第三节 区域差异与村治类型 |
| 一、富人治村与政治排斥 |
| 二、狠人治村与暴力控制 |
| 三、区域差异与村治类型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村治结构的国家化与社会化 |
| 一、村治结构的国家建构 |
| 二、“自治行政化”的悖论 |
| 三、项目消解自治 |
| 四、资源重塑自治 |
| 第三节 资源输入下民主与善治的可能性 |
| 一、农民分化与精英治理 |
| 二、中坚农民与民主治理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 附录 |
（4）中国土地财政的城市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简要评价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第六节 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土地财政与城市增长:一个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的制度背景及其形成历程 |
| 第二节 城市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土地财政的城市增长效应的基准模型分析 |
| 第五节 模型拓展分析:基于地方政府土地开发行为的视角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的城市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理论模型 |
| 第四节 空间计量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财政的城市人口增长效应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理论模型 |
| 第四节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第五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财政的城市空间扩张效应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理论模型 |
| 第四节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第五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财政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效应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第五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财政的公共品供给效应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研究和假说提出 |
| 第三节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进一步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城市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研究情况 |
（5）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研究 ——以重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农村公共品政府供给的必要性 |
| 2.1.2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评价 |
| 2.1.3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低下的原因 |
| 2.1.4 政府供给公共品的改进 |
| 2.1.5 对文献的简要评价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选择理论 |
| 2.2.2 公共财政理论 |
| 2.2.3 政府公共支出最优理论、次优理论和第三优理论 |
| 第3章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1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实现机理 |
| 3.1.1 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定位 |
| 3.1.2 政府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过程 |
| 3.2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最优决定 |
| 3.2.1 基于政府自身效用最大的供给 |
| 3.2.2 基于城乡均衡的政府供给 |
| 3.2.3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影响因素 |
| 3.3 论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 3.3.1 农村公共品 |
| 3.3.2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 |
| 3.3.3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效率 |
| 3.4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评价内容和方法 |
| 3.4.1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评价内容 |
| 3.4.2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评价方法 |
| 第4章 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现状及其效果评析 |
| 4.1 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总体状况分析 |
| 4.1.1 重庆政府财政支农的情况 |
| 4.1.2 重庆农村各类公共品的供给 |
| 4.2 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资源配置效果 |
| 4.2.1 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城乡差异分析 |
| 4.2.2 重庆各区县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差异分析 |
| 4.3 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行为实施效果——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 |
| 4.3.1 政府在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中的责任和行为 |
| 4.3.2 重庆政府供给农田水利设施的行为实施 |
| 4.3.3 重庆政府供给农田水利设施的产出效果 |
| 4.3.4 重庆政府供给农田水利设施效率提高的主要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宏观层面测算 |
| 5.1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测算——基于DEA的分析方法 |
| 5.1.1 测算方法和思路 |
| 5.1.2 变量的选择和数据处理 |
| 5.1.3 测算结果 |
| 5.2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基于Tobit回归模型 |
| 5.2.1 影响政府供给效率因素的经验假设 |
| 5.2.2 Tobit模型设定 |
| 5.2.3 Tobit回归结果分析 |
| 5.3 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政府自身因素 |
| 5.3.2 其他社会供给主体的发展 |
| 5.3.3 农户的购买力水平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微观层面评价 |
| 6.1 重庆农村居民对公共品的消费需求倾向 |
| 6.1.1 重庆农村居民公共品的消费结构 |
| 6.1.2 重庆农村居民公共品的ELES模型分析 |
| 6.2 重庆农村居民对公共品的满意状况评价——基于对47个村农户的问卷调查 |
| 6.2.1 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
| 6.2.2 重庆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调查 |
| 6.2.3 重庆农村居民对公共品的满意状况分析 |
| 6.2.4 重庆农村居民对公共品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基于logisitic回归分析 |
| 6.3 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 |
| 6.3.2 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表达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高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政策措施和保障机制 |
| 7.1 提高重庆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的政策措施和保障机制 |
| 7.1.1 加大政府投入 |
| 7.1.2 各级政府的供给进行合理分工 |
| 7.1.3 积极发展和扶持多种供给主体,完善政府的服务和扶持 |
| 7.1.4 加强基层民主组织建设 |
| 7.2 提高政府供给效率的保障机制 |
| 7.2.1 需求发现机制 |
| 7.2.2 决策机制 |
| 7.2.3 绩效评价机制 |
| 7.2.4 监督机制 |
| 7.2.5 信息反馈机制 |
| 第8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3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问卷调查表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情况 |
（6）政府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教育和医疗投入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假说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假说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 |
| 1.4.1 论文结构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概述 |
| 2.1.1 消费理论 |
| 2.1.2 人力资本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2.2.2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 |
| 2.2.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
| 2.2.4 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 |
| 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分析框架 |
| 3.1 农户跨期消费行为分析 |
| 3.1.1 确定条件下的跨期消费行为 |
| 3.1.2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跨期消费 |
| 3.2. 教育、医疗公共支出对农户预防性储蓄的影响 |
| 3.2.1 农户的不确定性的风险与预防性储蓄 |
| 3.2.2 教育、医疗公共支出对农户消费影响的效应分析 |
| 3.3 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户消费的影响 |
| 3.3.1 教育、医疗投入与人力资本的形成 |
| 3.3.2 人力资本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机制 |
| 3.4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3.4.1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改善消费环境 |
| 3.4.2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影响消费观念 |
| 第四章 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政府对农村教育和医疗投入分析 |
| 4.1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状况分析 |
| 4.1.1 农村居民消费总体状况 |
| 4.1.2 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的问题 |
| 4.1.3 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 |
| 4.2 政府对农村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分析 |
| 4.2.1 农村教育投入状况分析 |
| 4.2.2 农村医疗投入状况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预防性储蓄的视角 |
| 5.1 农村家庭储蓄倾向与医疗支出、教育支出占比的相关分析 |
| 5.2 研究的方法 |
| 5.2.1 面板数据模型概念 |
| 5.2.2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 |
| 5.2.3 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
| 5.3 变量选取、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
| 5.4 模型估计 |
| 5.4.1 全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影响的估计 |
| 5.4.2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影响的估计 |
| 5.4.3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影响的估计 |
| 5.4.4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影响的估计 |
| 5.5 实证结果分析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人力资本的视角 |
| 6.1 理论分析 |
| 6.1.1 人力资本的测度 |
| 6.1.2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2 变量选取、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
| 6.3 模型估计结果 |
| 6.3.1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全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影响的估计 |
| 6.3.2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东部地区农民消费倾向影响的估计 |
| 6.3.3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中部地区农民消费倾向影响的估计 |
| 6.3.4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西部地区农民消费倾向影响的估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
| 7.1 消费结构的研究方法 |
| 7.1.1 需求结构分析模型的演变 |
| 7.1.2 需求结构模型的应用 |
| 7.2 理论和假说 |
| 7.3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测度 |
| 7.3.1 QUAIDS模型 |
| 7.3.2 数据来源 |
| 7.3.3 模型估计结果 |
| 7.4 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 |
| 7.4.1 计量模型的构建及变量的选择 |
| 7.4.2 模型的估计结果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力度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 |
| 8.2.2 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就业能力增强农民消费能力 |
| 8.2.3 逐步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减轻家庭医疗支出负担 |
| 8.2.4 加强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提高农民健康资本 |
| 8.2.5 改革和完善农村新型养老保险体系刺激“银发经济”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 一、本人发表的论文情况 |
| 二、主持或参加科研项目情况 |
（7）内蒙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研究的不足 |
| 2 公共品供给与居民消费 理论及作用机理 |
| 2.1 公共品供给理论 |
| 2.1.1 公共品的特征与类别 |
| 2.1.2 农村公共品的特征及类别 |
| 2.2 消费理论 |
| 2.2.1 绝对收入理论 |
| 2.2.2 相对收入理论 |
| 2.2.3 持久收入理论 |
| 2.2.4 生命周期理论 |
| 2.2.5 预防性储蓄理论 |
| 2.3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消费 作用机理 |
| 2.3.1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的直接影响 |
| 2.3.2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的间接影响 |
| 3 内蒙古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消费的现状分析 |
| 3.1 内蒙古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分析 |
| 3.1.1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状况 |
| 3.1.2 农村教育供给状况 |
| 3.1.3 农村医疗供给状况 |
| 3.1.4 农村社会保障状况 |
| 3.3 内蒙古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
| 3.3.1 农村居民消费总量状况 |
| 3.3.2 农村居民人均水平状况 |
| 3.3.3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状况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内蒙古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4.1.1 模型构建 |
| 4.1.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2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回归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优化内蒙古农村公共品供给，促进农民消费的对策 |
| 5.1 加大财政供给力度，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 |
| 5.2 调整财政支农结构，确保农村公共品供给均衡 |
| 5.3 加快融资方式改革，构建多元化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
| 5.4 明确各级政府的供给职责，提高政府执行能力 |
| 5.5 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推进供给决策民主化 |
| 5.6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监管机制，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 |
| 6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与村庄的链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 现实的困境 |
| (二) 理论的缺失 |
| 二、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六、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一、国家与社会理论及在乡村研究领域中的运用 |
| (一) 引介流变：市民社会的滥觞 |
| (二) 普适理念：结构界分和良性互动 |
| (三) 理论指向：国家政权建设的下沉 |
| 二、治理视域中的国家治理与村庄治理 |
| (一) 治理内涵及价值指向 |
| (二) 国家治理的定位及功能 |
| (三) 村庄治理的特征及作用 |
| 三、权力建设视角中的国家基础性权力与村庄治权 |
| (一) 资源配置维度中的权力理论 |
| (二) 国家基础性权力与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 |
| (三) 村庄治权与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逻辑 |
| 第一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国家 |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农村改革时期的“动员式监理” |
| 二、农村改革时期至后税费时代的“项目式业主” |
| 第二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基层政府 |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农村改革时期的“在场式代理” |
| 二、农村改革时期至后税费时代的“策略化谋利” |
| 第三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轨迹 |
| 一、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成就和问题 |
| 二、传统体制时期至农村改革前期国家治理的绩效 |
| 三、农村改革后期至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内卷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村庄治理的逻辑 |
| 第一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 |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税费改革前的“责权主体” |
| 二、后税费时代以来无责权的“债务空壳” |
| 第二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农民 |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农村改革时期的“部分参与” |
| 二、后税费时代的的“悬浮旁观”和“行动困境” |
| 第三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村庄治理的轨迹 |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税费改革前村庄治理的基础作用 |
| 二、后税费时代村庄治理的“无效”走向及根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治理与治权的逻辑重塑 |
| 第一节 国外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国家与村庄的逻辑参照 |
| 一、发达国家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实践经验 |
| 二、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路径创新 |
| 三、国外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共通点及启示 |
| 第二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和村庄的共同治理 |
| 一、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国家资源下乡的多方推进 |
| 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村级组织和农民合作的建设 |
| 三、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与村庄的三重链接 |
| 第三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双重治权建构 |
| 一、国家基础性权力与村庄治权建构的逻辑变迁 |
| 二、国家基础性权力与村庄治权建构的问题及未来指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国家治理转型 |
| 第二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乡村秩序重塑 |
| 第三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建设道路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已发表的论文成果 |
| 致谢 |
（9）农村公共品供给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第1章 总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第2章 理论借鉴 |
| 2.1 公共品理论 |
| 2.1.1 公共品的含义 |
| 2.1.2 公共品的供给 |
| 2.2 公共财政理论 |
| 2.2.1 公共财政的存在 |
| 2.2.2 公共财政的职责 |
| 2.2.3 公共财政的支出 |
| 2.3 公共选择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的含义 |
| 2.3.2 投票理论 |
| 2.3.3 政府局限和政府失灵 |
| 第3章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内涵及依据 |
| 3.1 新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历史变迁 |
| 3.1.1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轨迹 |
| 3.1.2 农村公共品传统供给制度的缺陷 |
| 3.2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内涵 |
| 3.2.1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含义 |
| 3.2.2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目标 |
| 3.2.3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特征 |
| 3.3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产生的依据与条件 |
| 3.3.1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产生的依据 |
| 3.3.2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产生的条件 |
| 3.4 三种主要供给制度的比较分析 |
| 3.4.1 与政府财政直接供给制度的比较 |
| 3.4.2 与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的比较 |
| 第4章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实践与评价 |
| 4.1 重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实施概况 |
| 4.1.1 制度的主要内容 |
| 4.1.2 制度的推行情况 |
| 4.1.3 制度的执行效果 |
| 4.2 重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公众评价 |
| 4.2.1 问卷设计和编制 |
| 4.2.2 调查过程和结果 |
| 4.3 重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典型案例 |
| 4.3.1 多方的博弈 |
| 4.3.2 灵活的方式 |
| 4.3.3 充分的民主 |
| 第5章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作用与机理 |
| 5.1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影响作用 |
| 5.1.1 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 |
| 5.1.2 充实和完善财政职能 |
| 5.1.3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
| 5.2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内在机理 |
| 5.2.1 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 |
| 5.2.2 资金筹集的来源渠道 |
| 5.2.3 多种因素的影响作用 |
| 5.3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经验总结 |
| 5.3.1 主要的经验 |
| 5.3.2 经验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第6章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不足与创新 |
| 6.1 制度存在的不足 |
| 6.1.1 制度的内在缺陷 |
| 6.1.2 制度的执行障碍 |
| 6.1.3 制度不足的原因 |
| 6.2 制度创新的思考 |
| 6.2.1 突出政府供给的主导作用 |
| 6.2.2 放宽农民自筹的限制条件 |
| 6.2.3 提高自主决策的效力作用 |
| 6.2.4 拓展奖补制度的适用范围 |
| 第7章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推广 |
| 7.1 制度推广的条件 |
| 7.1.1 需求的充分表达 |
| 7.1.2 供给的有效有序 |
| 7.1.3 供需视角下推广的一般性 |
| 7.2 推广的制约因素及保障条件 |
| 7.2.1 制约因素 |
| 7.2.2 保障条件 |
| 7.3 推广的主要障碍及突破口 |
| 7.3.1 主要障碍 |
| 7.3.2 突破口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活力 |
| 8.1.2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具有明显的综合影响效应 |
| 8.1.3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需要创新来提升供给效能 |
| 8.1.4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可拓展于其他公共品供给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坚持村级组织基础设施重点规划先行 |
| 8.2.2 增强基层政府组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
| 8.2.3 加强和创新以人为本的农村社会管理 |
| 8.2.4 完善公共品供给社会多元化参与机制 |
| 8.2.5 优化奖补制度各方主体协调决策机制 |
| 8.2.6 严格村级组织财政资金使用规范管理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道路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0. 导论 |
| 0.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0.2 文献综述 |
| 0.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0.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0.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0.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1. 乡村道路供给的理论分析 |
| 1.1 乡村道路的一般分析 |
| 1.1.1 乡村道路的概念 |
| 1.1.2 乡村道路的特点 |
| 1.2 乡村道路供给的理论依据 |
| 1.2.1 公共品和外部性理论 |
| 1.2.2 乡村道路的公共品属性与外部性分析 |
| 1.2.3 政府提供乡村道路的基本机理 |
| 1.3 影响乡村道路供给的主要因素 |
| 1.3.1 事权与财权匹配状况 |
| 1.3.2 政府官员的个人理性 |
| 1.3.3 乡村道路供给的决策机制 |
| 1.4 乡村道路供给的经济效应 |
| 1.4.1 乡村道路供给的微观效应 |
| 1.4.2 乡村道路供给的宏观效应 2. 新农村建设下乡村道路供给的基本状况 |
| 2.1 新农村建设下乡村道路供给的背景 |
| 2.2 新农村建设下乡村道路供给的目标 |
| 2.3 新农村建设下乡村道路供给的现状 |
| 2.3.1 乡村道路供给的成效 |
| 2.3.2 乡村道路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3. 财政分权与乡村道路供给实证分析 |
| 3.1 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
| 3.1.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模型形式选择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 |
| 3.2 实证分析 |
| 3.3 结论评价 4. 推进乡村道路供给的对策 |
| 4.1 乡村道路网的布局规划 |
| 4.2 资金筹集与管理 |
| 4.3 建设与养护管理 |
| 4.4 “一事一议”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在读期闾科研成果目录 |
四、扩大内需:基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D]. 李雅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2)
- [2]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
- [3]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治结构变化与特点 ——基于川西林镇村民自治的案例分析[D]. 高万芹. 武汉大学, 2016(01)
- [4]中国土地财政的城市增长效应研究[D]. 李勇刚. 南京大学, 2014(05)
- [5]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效率研究 ——以重庆为例[D]. 王方. 西南大学, 2013(06)
- [6]政府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教育和医疗投入的分析[D]. 杨丽. 南京农业大学, 2013(08)
- [7]内蒙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D]. 吴岚岚. 重庆大学, 2013(02)
- [8]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与村庄的链接[D]. 韩鹏云.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9]农村公共品供给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D]. 谢洲. 西南大学, 2012(11)
- [10]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道路供给研究[D]. 赵紫耘. 西南财经大学, 2012(04)
标签：城乡差距论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论文; 土地财政论文; 城市公共空间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