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以个人好恶取人（论文文献综述）
王岩[1]（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认为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康文娟[2]（2020）在《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嘉宾,字子顾,江西南丰县人,清朝经学家、桐城派文学家,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因抗击太平军有功,曾国藩保举其升内阁中书。江西吴氏是延陵季子后代,为南丰大族,祖上自曾祖父中进士为官,家族中为官者众多。其在家中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传承家学,个人又刻苦学习,后中进士。主要是致力于经学,着述丰富,《周易说》十四卷,《书说》五卷,《诗说》七卷,《四书说》六卷,包括《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且有《求自得之室文钞》十二卷,《尚絅庐诗存》二卷,以其诗文集为主,记载其一生的行迹,体现其政治经济等思想。其着作在太平战乱中能够保存下来,实属不易,逝世后在两个弟弟及旧友帮助下刊刻,才得以留世。本文对文钞和诗集进行标点断句并研究,且搜集其他辅助资料来研究吴嘉宾。笔者以整理诗文集为基础,梳理吴嘉宾家族的历史,东隅吴氏从南丰县城迁徙至傅坊乡港下村,理清港下村的历史,及探讨两支的关系。同时研究明清南丰县及吴氏家族的科举情况,说明吴氏家族的地位。对吴嘉宾个人的研究主要探讨生平和家庭情况,太平军兴后,南丰县与太平军的战事,贡献的情况及交游情况,及交游情况,对着述进行初步的归纳整理,可见其政治、经济、人才方面的思想。
陈姝羽[3]（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集释》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共分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爲绪论,简要介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爲简文集释,尽量全面地收集2020年4月之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做集释的一般方法,对清华八各篇做详尽的集释,相关争议或取舍尽可能以按语形式进行总结说明;第三部分爲相关问题研究,以劄记的形式对《摄命》和《治邦之道》篇中几处文句的断读释义进行探讨。本文撰写主要偏重於资料收集整理,以期爲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任便便[4]（2020）在《司马光奏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司马光,乃北宋一代名臣,历仕四朝而作的四百多篇奏议是其执政生涯的映射,承载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文体特点。通过统计法和比较法梳理、分析版本收录情况,确立司马光奏议的文种,围绕语言结构和逻辑结构分析司马光奏议的格式体例。在文本内容上,抓住司马光奏议中最鲜明的两点倾向,一是制度上,重视礼而形成的“以礼治国”思想;二是人事上,重视人才而形成的“取人之法”思想。前者通过用礼来教育感化的礼教思想,用礼来惩恶扬善的礼治思想,用礼来施行礼制博弈,深刻剖析“礼”在治国理政上发挥的作用;后者在君臣共治的背景下,君主要做到“修心三德”和“治国三要”内外相结合,臣子的选拔和任用均坚持“德先于才”的原则,形成了系统的帝王之术和御臣之道的策略。在文体特点上,立足于奏议的实用性,以散体化突出为重点,把握司马光奏议中骈散融合的巧妙;表达策略上重视情与理的阐释,一方面论情感人,委婉言说,多方考虑多角度论证,另一方面论理有据,以小见大,善用语典和事典。司马光以儒家之道论奏议,彰显的道德人格在后代延续,反映了尊礼重教、追求和谐共生的观念,对当今的家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张建坤[5]（2019）在《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佑学术”是个历史上的特定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一般是指北宋后期和“荆公新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以朔学、蜀学和洛学为主干,而非宽泛地等同于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相应的元佑学术群体,指的也不是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群体,而是有着一致的“元佑学术”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以司马光学派、苏轼文人集团和洛学学派为主体。“元佑学术”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上承“庆历学术”,与“荆公新学”并驾齐驱,下启南宋“道学”。“元佑学术”与“元佑政事”关系紧密,甚至被视为“元佑政事”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来,学界虽对“元佑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已作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从整体上观照“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等,尚嫌不足。宋代士大夫一般都兼具学者、官僚、文人三重身份,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密不可分,主要目的即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元佑学术”,有助于理解“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元佑学术”的焦点不在于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作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在于调适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所谓的“内向治道”规范,就是一种内倾至皇帝个人修养与权威的统治原理,它以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心目标,以“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为基本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北宋的皇权支配,带来了百余年的太平治安盛局,另一方面又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病。“元佑学术”本质上是要趋利避害,在维护“内向治道”规范的基础上,消除其弊端,既维护政治稳定,又确保社会发展;既加强皇帝集权,又落实士大夫用权。“元佑学术”的这条政治思想道路先于“熙丰变法”而存在,反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实则“元佑学术”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而非根本性目的,不能径认为“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批判“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鉴于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现存思想资料的丰富性,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司马光学派中的司马光、范祖禹、刘安世,苏轼文人集团中的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洛学学派中的程颐为元佑学术群体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的核心政治观念来解析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中和”是司马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重心在于“执中治心”,侧重于外在的“制中”之法。这在政治上要求按照传统儒家“礼所以制中”的理路,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礼治政体,使日益强化的皇权支配,回归无过与不及的平衡状态。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在元佑时期被付诸实践,却因其内在困境所限,非但没能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反而推进了北宋皇权支配的强化进程。“帝学”是范祖禹一系列面向哲宗的着作的共同思想主旨,它是以“学成圣王”为目的,以《大学》纲领、条目为主干的道德、知识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旨在“正君心”的为己之学,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准则的正统之学。“帝学”也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归根结底则是“法祖宗”,尤其是“法仁宗”。然而,“学成圣王”的教育目标十分高远,不免给年幼的哲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哲宗对元佑之臣的政治好感。刘安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议”政治精神中。他基于阴阳消长的易道变通精神及“君臣一体”的身体政治隐喻,按照进君子、退小人→公议→台谏的政治逻辑,展开了他的“公议”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他立足台谏制度,积极维护台谏官员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实践,以期消除朋党,坚守元佑“国是”。然而,“公议”与“国是”同具专断性,刘安世虽张扬了“公议”政治精神,有利于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但也使“公议”异化为了少数台谏官的“私议”“横议”,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给元佑政局蒙上一层阴影。“人情”是二苏政治思想的底色,这个“人情”是一种“情—理结构”。这在政治上,要求皇帝“通上下之情”,即结臣心以结民心。结臣心,是秉承“和而不同”的政治精神,循理无私,尊重士大夫“公议”;结民心,是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精神,尊重民众的情欲需求,因势立法,不分新旧,一切以富民、利民、便民为本。“通上下之情”的过程其实也是皇权利用、加工、塑造臣民政治情感的过程,在给予士大夫一定的行政自主权,给予天下臣民一种自由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皇权的信赖感。秦观、张耒深化了二苏的“人情”政治论,开展出了政治调和论。秦观、张耒的政治调和论,立足于他们心目中的“大全之道”。这个“大全之道”不可描述,二人把捉它的途径也有所不同,秦观从养气入手,张耒从尽性入手。虽有此不同,但都旨在平衡内外,开放出宽容境域,使元佑政治能够走向不分新旧、多元并包的和谐之路。王道政治理想是程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是一种“降格”以求的政治模式,以他和程颢共同倡明的“道学”为基础,蕴含天理、公心、民本三重维度,归结于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根本上旨在重建政治宪纲,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致思理路下蕴藏着一个共同思想主旨——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这显示出,“元佑学术”其实是个“多元一体”的思想形态,“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平衡方能构成稳定的整体。“元佑学术”的这一面貌和属性,对我们当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平衡各方面的权力、利益,获得情感上的通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和乐之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愿景。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对平衡之道的关注,对平衡技艺的探索。
闻轩轩[6]（2019）在《南北之争与北宋政治》文中提出北宋时期的南北士人之争,是中国的地域格局在安史之乱后完成由东西对峙格局向南北竞争格局转变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北宋前期实行“重北轻南”的地域政策,北方士人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然而伴随着宋太宗朝南方士人群体的不断崛起,双方开始了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的争夺,并在宋真宗朝后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南北政争。北宋中期的士人中产生了“安静”和“有为”两种政治理念,由于南北方地域文化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差异,这两种分别较多的体现在北方士人和南方士人身上,由此使得当时的政治改革与南北士人之争扯上了关联:庆历新政即是南方士人逐渐在宋廷中枢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期间的一次政治改革,其失败促使南北士人群体进行分裂重组,从而形成了宋廷中枢权力结构中的南北平衡格局;至熙丰变法时期,王安石为推行新法,破坏了这一南北平衡的中枢权力格局,导致南北方士人矛盾激化,使得双方围绕着新法推行与否及其南北差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此外,北宋中期的南北士人还存在着科举取士问题上的理念差异,南方士人的政治形象也出现了不断恶化的现象。北宋后期的南北士人之争和党争呈现出混溶的趋势,无论是元佑初年的新法存废之争、新旧党争,还是旧党内部的洛蜀朔党争,背后都有南北地域因素的影响;元佑后期旧党臣僚对新党再起的警惕、重新执政的新党成员对旧党臣僚的报复性倾轧,及蔡卞、蔡京官员任用上“重北轻南”的倾向,乃至北宋垂危之际的“靖康党论”,都夹杂着南北士人之争的成分;宋室南渡后,北方流寓士人和江南土着士人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政策分歧,并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利用,从而对宋金议和与南宋初年政局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北宋处于中国古代南北政治势力消长的关键阶段,故北宋时期的南北士人之争为后世所延续,并奠定了元明清时代南北士人之争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趋势,深刻影响了帝制中国后期的政治演进。
王彬[7]（2019）在《宋代律赋研究》文中指出律赋以限韵与对偶为主要特征,是辞赋中形式要求最为严格的一体。律赋产生于初唐,但其诸多因素已孕育在南北朝时期的骈赋中。律赋产生后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并借助科举之力发展壮大。律赋在唐代经历了定型、兴盛、新变三个时期的充分发展,及至宋代,律赋的体式已相当成熟、稳固。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唐代律赋研究领域已产出了很多成果,而宋代律赋研究领域的成果却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因此对宋代律赋展开全面研究是有必要且有意义的。宋代科举考试为宋代士人的律赋创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宋代科举的科目设置中,进士科影响最大,也是试赋的主要阵地;诸科、制科、武举等皆不试赋。宋代的进士科试赋有殿试、省试和解试三个层级,这三个层级的试赋活动并不同步,其中省试与解试中的试赋活动对宋代律赋的长期存在与繁荣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宋代科场有一种“用赋取人”的现象。“用赋取人”不仅仅是指科场采用律赋这种文学样式来考试举子,它更重要的意思是说宋代科场倾向于用赋来决定举子的去留及名次的高低。宋代科场“用赋取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广大举子十分重视律赋的写作训练,律赋指导用书更是盛行于世。宋代科场的重赋风气对宋代律赋的整体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律赋观即是指人们对律赋的认识与看法,它主要回答律赋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到主体的价值判断。考察宋人的律赋观应该从两个角度入手。在宋代,人们看待律赋、谈论律赋有两个立场。一是律赋的写作者,他们大多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一是科举政策的议论者,他们基本上是已经入仕的官员。由于身份不同,这两类人在看待律赋时的角度就很不一样。那些律赋的写作者,或者说,那些为了应试而写作律赋的文人,他们一般把律赋视为入仕的敲门砖,即“仕进之具”;那些议论朝廷科举政策的人,已然身在仕途,他们往往将律赋视为选拔人才的工具,即“取士之阶”。当宋人将律赋视为“仕进之具”的时候,他们一般不承认律赋具有多么崇高的价值,并流露出一种“不得已”的创作态度。当他们将律赋视为“取士之阶”的时候,又分化出了两大阵营,一是诗赋取士的支持者,一是诗赋取士的反对者,两者之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争论。宋初律赋尚未摆脱唐代律赋风气的濡染。太祖、太宗朝的律赋具有芊眠清丽的美学风格、“以古赋为律赋”的结构方式和润色鸿业的颂美倾向,这些特征均为唐代律赋的流风余韵。淳化年间,宋太宗意欲变革科场风气和律赋风尚,但在具体策略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其变革的努力并未奏效。真宗朝律赋深受西昆体文风的影响,在因袭唐代律赋风气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夏竦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律赋作家。夏竦的律赋风格由清丽趋于浓丽,颇有香艳气息;其律赋中的山林之气已大幅度消减,历史题材的作品明显增加。当然,夏竦律赋中仍然存在着歌功颂德的倾向,但颂美的方式却由直白转为深婉。在宋代律赋发展过程中,仁、英两朝是一段重要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律赋风貌发生转变,从唐风犹存走向另辟蹊径,并出现了令人惊叹的繁荣景观。天圣、明道年间,朝廷对律赋命题进行了规范,使得律赋的题材内容多与国家政治生活有关,呈现出了宋人引以为傲的“朝廷气象”。宋庠、宋祁两兄弟是天圣、明道年间的重要律赋作家,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庙廊气息,风格雅正。庆历新政期间,贡举新制试图简化律赋写作程式。早在庆历二年,欧阳修就曾尝试着变革律赋,这成为了庆历贡举新制简化律赋程式之构想的前期准备与理论来源。庆历贡举新制很快破产,但却在庆历六年的贡举中实施过一次,并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皇佑、治平年间,律赋发展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名作纷呈,一时盛况空前。此外,经过古文运动的洗礼,律赋的语言风格也趋于平易流畅。宋代律赋的发展进程在神宗朝出现第一次断层。在熙宁变法前夕,朝廷上围绕着是否废除诗赋取士展开了广泛讨论,最终经义取士的支持者占据了上风,并于熙宁四年将诗赋取士全面罢黜。神宗去世后,哲宗以冲龄即位,朝政由高太后把持,恢复祖宗旧制成为元佑时期的主旋律。经过十多年的废置,律赋重返科场。总体而言,元佑时期的律赋创作颇有起色,李荐、苏轼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苏轼在熙宁变法之前便已登第,他在元佑年间的律赋创作没有那么强的功利目的,所以能以日常之物为表现题材,使律赋呈现出一定的日常生活化倾向。南宋律赋流传至今的不是很丰富,对南宋律赋的发展历程只能进行有限度的管窥。南宋前期律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而中后期的律赋则受理学影响甚深。从题材内容上来说,宋代律赋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治道”类,一是“典礼”类。“治道”类律赋以议论为主,最能体现宋代律赋的思想性,而且这些谈论“治道”的律赋多将注意力聚焦到帝王身上,对帝王的行为、品德进行多方面的规范,例如主张帝王应该爱民如子、礼贤下士、寅畏天命、从谏如流等等。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在有意识地限制、约束皇权的无限膨胀。“典礼”类律赋以描写各种典礼仪式为主,这些典礼仪式往往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实在之物,而是儒家典籍中的文字记载,因此这些“典礼”类律赋具有明显的知识化倾向。在这些“典礼”类律赋中,礼乐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充分重视。在对各类典礼仪式的描写中,关于吉礼的描写最为丰富。另外,“典礼”类律赋中也有许多关于古代音乐的知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宋代律赋会受到科举程式、习惯和技法的规范与制约。程式即是指场屋中程文的格式,是举子必须遵守的考试规范。宋代科举程式对诗赋答卷的卷面安排做了详细规定。科举程式还要求律赋必须押官韵、不得落韵、不得重叠押韵、不得犯忌讳等,稍有不慎,就会被黜落。律赋的写作习惯主要体现在结构方面。宋代律赋的结构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头、项、腹、尾,其中腹又可分为胸、上腹、中腹、下腹、腰五小部分,总共加起来,也就是八个段落,而且是由“一韵管一段”。在具体写作中,律赋的破题十分关键,可以说是律赋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宋人在谈论律赋写作时,常提到要“斗难、斗巧、斗新”,为的是要“高人一着”。只有“高人一着”,才能在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宋代士人非常看重律赋写作的各种技法,将其视为科场决胜的法宝,因此他们对律赋写作中的认题、命意、择事、用字、押韵等技巧的探讨十分精微。王禹偁、范仲淹、楼钥是值得进行个案研究的律赋作家。王禹偁的律赋创作中存在一个“言不由衷”的现象。王禹偁是一位儒家思想浓厚的文人,但在谪贬商州时期,他写作的律赋却以阐发黄老思想为主。王禹偶的这部分律赋并不能代表他个人的真实思想,而是对宋太宗提倡黄老之治的迎合。王禹偁之所以积极迎合宋太宗的政治主张,为的是谋求内徙,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范仲淹是现存律赋最多的宋代律赋作家,他也曾编纂过一部名为《赋林衡鉴》的科举用书,然而很多人对范仲淹律赋及其《赋林衡鉴》的认识存在偏差。在宋代,范仲淹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律赋名家,他也没有那么看重律赋。范仲淹的律赋创作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左右,一是仁宗天圣五年左右,皆在庆历新政之前,那种认为范仲淹律赋与庆历新政有密切关系的看法并不准确。由于《赋林衡鉴》以编选唐人律赋为主,它在宋代的影响也是很有限度的。楼钥的律赋主要写作于宋孝宗登基之初,多以抗战为主题,并且对抗战的条件、策略等做了全面分析。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律赋作品生动展现了楼钥的爱国热情。在对宋代律赋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发现,宋代律赋创作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它不仅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衰微,而且十分兴盛。宋代律赋形成了有别于唐代律赋的独特风貌,具有相当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陈锴[8]（2019）在《北宋解试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宋代解试制度是宋代三级科举制度中的底层制度,是连接地方社会与中央的人员流动纽带。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地方州郡解试制度。这一制度奠基于五代,面对唐末以来学校颓废、乡贡盛行的状况,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规定举人必须原籍取解、惩治考试作弊及地方官员滥送行为,强调举人艺业合格方许举送,并设立包括监试制度在内的考官制度,解试制度得以初步形成。宋朝建立后,继承五代初步建立的解试制度,并在真宗朝确立解额制度,为各地区设立了相对固定的荐送名额,同时加大对地方荐送不合格举人的惩处力度。之后更将封弥誊录制逐步推行于解试,进一步保证了地方考试的公平,这使得宋代解试制度得以最终建立。在解试制度形成过程中,皇权积极将势力渗透于地方社会,无论是太宗大兴科举,还是真宗与朝臣关于解额的争辩,都体现了皇权着力通过科举制度渗透于地方的意图。带有宋代鲜明特色的分权制衡的解试考官制度,正是这一权力渗透的结果,同时也显示出中央无法直接掌控地方社会的现实。转运司、地方州郡官员、考试官三者在地方州郡考试中各有权责,互相制衡。这样的制度安排客观上有利于考试公平,所以尽管稍显复杂,但不失为一项成功的制度。至北宋中期,宋初所建立的定额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在北方文化逐渐衰落的过程中,该制度既无法保证北方士人的及第率,在南方应举人数逐渐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也未能限制南方士人的应举热情。面对双重困境,宋廷首先致力于解决北方的问题,一度在省试方面给予北方五路特定贡额,但在南方士人的反对下未能最终坚持实施。伴随着经济情势的恶化,北方文化进一步衰落。与此同时,朝廷兴办太学的举措部分弥补了南方地区解额之不足,大量来自低解额州郡的南方士子通过太学考试登第。在放弃对北方的特殊政策后,徽宗时政府增加了南方地区的解额,这应合了其应举人数持续增长的趋势,但却再次打破了南北地区的科举利益平衡。北宋解试制度的一大特点在于地方考试内容的异彩纷呈。在北宋中后期的地方策问中,各种流派的思想呈现出自由竞争的局面。不同的政治主张、不同的思想流派都在科举场域里争夺话语权、传播影响力。其中王安石新学作为官方认可的学问毫无疑问占据统治地位,但是以苏轼为主的蜀学和以二程为中心的道学也在竞相争取士人的认可。在徽宗朝,尽管面临严厉的禁令,二程的弟子们仍然竭力通过科举和学校来传播道学思想。他们在地方解试和学校的策问中反复考问考生居于陋巷之颜渊何以能与尧舜同道。正是在这种策问中,道学获得了更多的同道。
宋清员[9]（2019）在《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韩诗外传》一书,为西汉初年诗经博士韩婴所编着,大致属今文学一类。《外传》引《诗》,多属象征层面的“诗教”运用,与《诗》之本义关联不甚密切。因之,《外传》一书所反映出的是,韩婴本人立处秦汉鼎革之际,承接汉初百家余绪的“杂家”学术立场,经世致用的旨趣十分明晰。如此,则为我们透过《外传》,以观察汉初政治思想的逻辑演绎理路,提供了坚实基础。汉承秦制与儒法争鸣是韩婴及其《外传》,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制度规模。秦汉之际,关涉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思想争鸣,共有三次,但均以郡县制的最终确立而完成。郡县制的实然确立标志着,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形塑。加之,定都关中和叔孙通“起朝仪”这两项举措的实施,使得汉制对秦制的因袭基本完成。然而,强秦任用苛法二世而亡的亲身经历,使得汉初儒生士人不得不吸取秦亡教训,以维系汉家长治久安。这是汉初儒生士人的共同问题意识。因之,求治、求一、求变,成为汉初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层面言之,秦亡故事,反映出三晋秦法家思想在整合政治文化、塑造主流政治价值层面的乏力感。在这一政治情境下,转向儒生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助益,实属自然。儒家政治思想在攻取天下之时发挥功用有限,而在既定政治秩序建构完成后的治国理政方面,则显现出立处君主政治立场下的中庸权变特点。景帝时期儒生辕固与道家黄生的廷争,即显现出儒家政治思想重视权变调节之优长。儒法争鸣的最终结果,形塑为法家霸政取天下和儒家王道守天下的汉家制度。因之,以改朝换代的更迭时刻为界,称制之前倚赖重典刑罚的法家进取之术,称制以后依赖仁义礼制的儒家守成之道。这一权变战略,有为汉以后的王朝立“法”的典范意义,循为常道。故而,儒、法两家互补,以代法家独大,是秦汉之际的第一个“变”。从政治学视角言之,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抉择转向。延继儒、法互补的国家策略转向,以礼代法、以礼实法、礼法同治,是为儒、法互补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纵深转向。这是秦汉之际的第二个“变”。通过这一转变策略,促使政治权力统治基础下移,得以伸向社会层面。礼的礼制、礼仪、礼节等丰富意蕴基本涵括国家、社会、人心等各级层面,改变了秦法单一刻板的刻薄形象。这一进程的推进,最终通过君子人格得以改造。以礼制明尊卑,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以威胁中央,确立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以礼仪化风俗,将尊卑等级观念渗透于社会层面,完成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在心理层面确立以礼节文的内部规范,沿袭了孔子讲礼内化于仁的内在向度。总之,礼治主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主要手段,其与国家层面的“法制”一道,共同形塑了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建构了“国家-社会”基本格局。假若礼法合治在乎国朝一隅,则移孝作忠,是为礼治思想在社会层面的积极转向。移孝作忠,部分反映出礼治尊卑向家族伦理层面的继续渗透。与法家对家族伦理的忽视不同,儒家向来重视家族伦理,并通过移孝作忠以之为统治基础。政治权力深入到“家”,将家族伦理改造为政治伦理,使得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加强。同时通过移孝作忠,防止家族的宗族化倾向。总之,政治斗争的场域由上层国家层面,转向家族层面。对利益的即时性要求化解为亲情化的孝慈,处理利益的方式由利益争夺变为情感维系下的礼让,隔绝了国家社会难以交流带来的猜忌。基于政治争夺的利益分配,转化为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化了。从礼法合治角度言之,则移孝作忠亦可看作礼治对法制的改造和变通,是为国家层面对社会层面的政治吸纳。除却礼治法制在朝堂层面的争胜、忠孝在家族领域的互嵌外,在学校领域有所谓道统与政统的抗争。然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君子士人,终究没能在政治实践领域,完成政治思想对政治权力的规训与制约。君子固穷的政治人格及对道义的学术追循,终使得君子士人成为维系王权的社会力量。刑不上大夫乃君臣共治之基,使得君尊臣卑的君臣一体成为可能。君主政治扩大治理基础,臣属成为缓和君、民矛盾的中间层。臣子士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之间,既需承担来自前者的权力压制,又需在社会层面完成人生价值。位处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势与道义之间,颇为踌躇。但就是在这一动态拉锯过程中,化解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防止秦法家严厉吏治带来的激变。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共治是对礼法同治治理结构和移孝作忠政治伦理的逻辑演绎,君、臣、民需在既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腾挪转移,找寻适宜自我的政治角色。顺沿王有天下的政治资源占有、礼法同治的政治治理手段、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规范和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肯认这一逻辑,则在学术思想领域自然逼出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天人合一致思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层面,论证了传统政治结构中王有天下、礼法同治、忠孝互济和君臣一体等,并与这四者形成封闭循环,相互佐证,进而使得这一政治系统更具稳固性。至此,一个围绕王权政治的政治系统形成,这一系统涵摄核心价值、规范制度、社会伦理、政治角色和思维模式等五层面,构筑一副传统政治结构的有机图景。最终,经由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的理论申述,完成“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学术转向。汉初百家余绪的学术时代至此完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亦于此终止。通过以礼实法、移孝作忠、以臣实君和天人合一等四方面的思想申述,汉代对秦朝的强化型调节完成,儒法互补的政治格局形塑。王权主义借助“阴阳组合结构”的力量,使得自身具有更为强劲的适宜性。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这一目标,得以达成。
汪敏倩[10]（2019）在《清华简《子产》篇疏证与研究》文中认为子产对春秋后期郑国的发展及当时诸侯国的外交、政治等都产生一定影响。清华简《子产》成书年代大致应在《孟子》成书之前或左右,大概战国中期至晚期。《子产》的文体属于论说体。传世文献中子产是“良臣”的形象,而《子产》中兼有“善君”之形象。《子产》原始材料应是由三晋自郑国而得的传闻或史籍,楚国的儒者以此为原材料重新创作而成。前人研究多忽视《子产》中隐含的政治规划,实际上其施政源于“昔之圣君”及他国的政治经验教训。通过“助上牧民”以复霸诸国,“自胜立中”以维持平衡,宽以行政故而“铸刑书”,最后完成成大国、平势力的政治规划。其中“选官”原则更是反映出战国时期对“贤”的认识:主张“闻学而后入政”,反对“未闻以政学”。故《子产》中多次将“昔之圣君”与子产治政比较,重视君子品德及政治思想。但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构想对施政者的才华与品性依赖性太强。本文通过疏证将各家释文的矛盾之处一一考辨,还对几处未有疑议的提出了新的观点。补充了每一支简的编号、简序考辨。另,《子产》中“刑”、“令”内容及关系的研究解决了《左传》中孔子不反对子产“作刑书”而反对晋国“铸刑鼎”的矛盾,反映了“法”、“礼”的关系及战国人对“天命”的认识。此外《子产》与传世文献的结合能更好还原《左传》中“刑书”的内容,还可以返溯以研究早期刑法。这里的“令”、“刑”与《左传》中的“作丘赋”有关,前者是对后者的调整。
二、不以个人好恶取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以个人好恶取人（论文提纲范文）
（1）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以往研究的回顾 |
| 第一章 南丰东隅吴氏的居徙历史与科举 |
| 第一节 东隅吴氏家族 |
| 第二节 东隅吴氏与柏溪吴氏 |
| 一、柏溪港下村的历史 |
| 二、东隅吴氏与柏溪港下村 |
| 第三节 东隅吴氏的科举状况 |
| 一、南丰各姓氏科举状况概述 |
| 二、吴氏家族的科举状况 |
| 第二章 吴嘉宾生平及其着述初步整理 |
| 第一节 吴嘉宾生平 |
| 一、吴嘉宾家庭状况 |
| 二、成长经历与宦绩 |
| 三、吴嘉宾与太平军之征战 |
| 第二节 吴嘉宾着述的初步整理 |
| 一、经部着作整理 |
| 二、集部着作整理 |
| 第三章 吴嘉宾交游考略 |
| 第一节 在家乡时期 |
| 一、与谭祖同、谭锡洪交往 |
| 二、与周来禄交往 |
| 第二节 在京时期 |
| 一、与徐湘潭交往 |
| 二、与黄爵滋交往 |
| 三、与张际亮交往 |
| 四、与倭仁交往 |
| 五、与曾国藩交往 |
| 第四章 吴嘉宾思想的初步研究 |
| 第一节 经学思想 |
| 一、重视礼学 |
| 二、崇尚王阳明思想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思想 |
| 一、治内胜于防外的思想 |
| 二、举荐人才负责制的思想 |
| 三、重钱轻银的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求自得之室文钞 |
| 附录2 :尚絅庐诗存 |
| 附录3 :吴嘉宾年谱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简介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集释 |
| 凡例 |
| 摄命 |
| 邦家之政 |
| 邦家处位 |
| 治邦之道 |
| 心是谓中 |
| 天下之道 |
| 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 |
| 虞夏殷周之治 |
| 第三章 读简札记三则 |
| 引文简称表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4）司马光奏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司马光奏议概述 |
| 第一节 司马光奏议的收录情况 |
| 一、司马光简介 |
| 二、奏议的界定 |
| 三、司马光奏议的文献整理 |
| 第二节 司马光奏议的文种 |
| 一、札子 |
| 二、表、状、疏、议 |
| 第三节 司马光奏议的格式体例 |
| 一、表层的语言结构 |
| 二、深层的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司马光奏议中的“以礼治国”思想 |
| 第一节 司马光奏议中的礼教思想 |
| 一、礼教思想的形成原因 |
| 二、礼教思想的体现 |
| 三、礼教的中和之道 |
| 第二节 司马光奏议中的礼治思想 |
| 一、礼治的特点 |
| 二、礼治的体现 |
| 第三节 司马光奏议中礼制制度的博弈 |
| 一、分庭抗争——熙丰变法 |
| 二、和谐共生——华夷两安 |
| 三、无奈妥协——简约从俗 |
| 第三章 司马光奏议中的“取人之法”思想 |
| 第一节 司马光倡导爱才惜人的原因 |
| 第二节 司马光奏议中的君主观——“国之治乱,尽在人君” |
| 一、内圣:修心三德 |
| 二、外王:治国三要 |
| 第三节 司马光奏议中的为臣观——“德先于才,贤者利国利民” |
| 一、司马光奏议中取士之道 |
| 二、司马光奏议中为官职责 |
| 第四章 司马光奏议的文体特点 |
| 第一节 古文运动下的司马光奏议散体化突出 |
| 一、有用于世,完善“先道后文”的观点 |
| 二、骈散相间,散体化突出 |
| 三、明白晓畅,朴实不乏厚重 |
| 第二节 动之以情:多方考虑,委婉言说 |
| 一、多方考虑,不卑不亢 |
| 二、委婉言说,切中要害 |
| 第三节 晓之以理:逻辑严密,引经据典 |
| 一、善用典故,语典和事典交叉 |
| 二、以小见大,从事实出发说理 |
| 三、环环相扣,多角度推进式论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研期间发表成果 |
（5）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内向治道规范下的元佑学术群体 |
| 2.1 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 |
| 2.1.1 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 |
| 2.1.2 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
| 2.1.3 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 |
| 2.2 元佑学术概念内涵的形成及演变 |
| 2.2.1 哲宗朝孕育雏形 |
| 2.2.2 徽宗朝正式形成 |
| 2.2.3 钦宗以来的演变 |
| 2.3 元佑学术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 |
| 2.3.1 元佑学术群体人物的选择 |
| 2.3.2 元佑学术群体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
| 2.3.3 从回向三代到回向嘉佑 |
| 第3章 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 |
| 3.1 易道中和的天人之学要旨 |
| 3.2 执中治心的政治实践路径 |
| 3.3 再定国是的中和政治实践 |
| 第4章 范祖禹的帝学思想建构 |
| 4.1 帝学的政治与思想渊源 |
| 4.2 帝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
| 4.3 专法仁宗的治道指归 |
| 第5章 刘安世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1 刘安世奏议中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2 刘安世公议政治精神的展开方式 |
| 第6章 苏轼和苏辙的人情政治论 |
| 6.1 二苏政治思想的人情底色 |
| 6.2 二苏通上下之情的政治逻辑进路 |
| 第7章 秦观与张耒的政治调和论 |
| 7.1 平衡内外的大全之道 |
| 7.2 调和新旧的政治指归 |
| 第8章 程颐的王道政治理想 |
| 8.1 降格以求的政治理想 |
| 8.2 王道政治的三重维度 |
| 8.3 附程颐谏哲宗折柳考 |
| 结论 |
| 一、元佑学术的本来面目 |
| 二、元佑学术与北宋政治 |
| 三、元佑学术的平衡之道 |
| 四、元佑学史与道学史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图书文献 |
| 1.1 古籍类 |
| 1.2 专着类 |
| 2.翻译图书文献 |
| 3.学术刊物文献 |
| 4.学位论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南北之争与北宋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北宋南北势力消长方面 |
| (二)北宋南北士人与官僚方面 |
| (三)北宋官员南北构成方面 |
| (四)北宋科举南北差异方面 |
| (五)北宋南北士人与政争方面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天下大势分为南北”——北宋南北政治地域格局的形成与确立 |
| 一、中国古代地域格局变迁之大势 |
| (一)东西对峙格局的发展和演进趋势 |
| (二)东西对峙向南北竞争格局的过渡 |
| 二、晚唐五代南北政治势力的发展 |
| (一)北方政局变迁中的士人分化 |
| (二)南方士人群体性特征的形成 |
| 三、宋初的地缘政治与南北政策 |
| (一)“南北异术”的集权统一策略 |
| (二)“承北”与“重北轻南”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北宋前期南北士人群体的构成与冲突 |
| 一、宋初北方士人群体的优势地位 |
| (一)北方士人优势地位成因再探索 |
| (二)“不用南人为相”诸问题新识 |
| 二、宋初南方士人群体构成的变化 |
| (一)影响南方降臣入宋境遇的因素 |
| (二)宋太宗朝科举与南方士人崛起 |
| 三、北宋南北士人之争的初起与激化 |
| (一)南方士人所受的排挤及其反击 |
| (二)南北之争与宋真宗后期的政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分别南北,此深可虑”——北宋中期的政治改革与南北士人之争 |
| 一、士人政治理念与南北地域之关系 |
| (一)“安静”与“有为”的政治理念 |
| (二)两种政治理念在南北地域的体现 |
| 二、庆历新政与南北士人的分裂重组 |
| (一)南北士人之争视野下的庆历新政 |
| (二)庆历新政后南北平衡格局的形成 |
| 三、熙丰变法与南北士人的长期对立 |
| (一)王安石与南北平衡格局的破坏 |
| (二)变法期间南北士人的矛盾冲突 |
| 四、南北士人的科举与政治话语冲突 |
| (一)南北士人关于科举取士的争论 |
| (二)南方士人负面政治形象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南分北,偏而不还”——北宋后期南北士人之争与党争的混溶 |
| 一、南北士人与新法存废及新旧党争 |
| (一)南北士人在役法上的不同理念 |
| (二)元佑新旧党争的南北地域因素 |
| 二、“更化”“绍述”下的南北士人 |
| (一)洛蜀朔党争中的南北地域问题 |
| (二)新党复起与绍圣后的南北士人 |
| 三、北宋南北之争的影响及后世回响 |
| (一)南北士人与两宋之际政治更迭 |
| (二)北宋南北士人之争的历史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今人论着 |
| (一)着作 |
| (二)论文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宋代律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宋前律赋发展概述 |
| 二、宋代律赋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宋代科举考试与律赋 |
| 第一节 宋代科举试赋的科目 |
| 第二节 宋代进士科试赋的层级 |
| 一、殿试 |
| 二、解试和省试 |
| 第三节 宋代科举“用赋取人”现象 |
| 一、宋人对科举“用赋取人”现象的记述 |
| 二、宋代科举“用赋取人”现象的成因与影响 |
| 第二章 宋人的律赋观 |
| 第一节 仕进之具 |
| 一、“六义之一”与“仕进羽翼” |
| 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尔” |
| 第二节 取士之阶 |
| 一、北宋科场中的诗赋、策论之争 |
| 二、“赋知器识”发微 |
| 第三章 宋代律赋的发展历程(上) |
| 第一节 唐风犹存:太祖、太宗朝的律赋风貌 |
| 一、芊眠清丽的美学风格 |
| 二、“以古赋为律赋”的结构方式 |
| 三、润色鸿业的颂美功能 |
| 第二节 淳化三年的科场变革及真宗朝律赋 |
| 一、淳化三年的科场事件 |
| 二、淳化三年科场变革存在的问题 |
| 三、真宗朝的律赋风貌 |
| 第四章 宋代律赋的发展历程(中) |
| 第一节 仁宗朝初期对律赋命题的规范 |
| 一、申戒时文诏的颁布 |
| 二、命题:变革律赋风貌的具体途径 |
| 三、二宋律赋的“朝廷气象” |
| 第二节 庆历新政变革律赋程式的构想 |
| 一、贡举新制对律赋程式的简化 |
| 二、庆历二年欧阳修变革律赋的尝试 |
| 三、贡举新制的破产与负作用 |
| 第三节 黄金时代:皇佑、治平年间的律赋盛况 |
| 一、名家辈出 |
| 二、名作纷呈 |
| 三、平易晓畅的语言风格 |
| 第五章 宋代律赋的发展历程(下) |
| 第一节 熙宁罢赋与元佑复赋 |
| 一、熙宁罢赋 |
| 二、元佑复赋 |
| 第二节 南宋律赋管窥 |
| 一、南宋前期律赋中的时代气息 |
| 二、南宋中后期理学对律赋的渗透 |
| 第六章 宋代律赋的思想性与知识化 |
| 第一节 宋代律赋对帝王品行的规范 |
| 一、“君者以百姓为天” |
| 二、“得地千里不如一贤” |
| 三、“寅畏以飨福”及其他 |
| 第二节 宋代律赋对礼乐文化的阐述 |
| 一、对礼乐功用的讨论 |
| 二、对典礼仪式的描绘 |
| 三、对音律乐理的认识 |
| 第七章 宋代律赋的程式与作法 |
| 第一节 宋代律赋的程式 |
| 一、卷面安排 |
| 二、声韵规定 |
| 三、避讳及其他 |
| 第二节 宋代律赋的结构 |
| 一、头 |
| 二、项 |
| 三、腹 |
| 四、尾 |
| 第三节 宋代律赋的技法 |
| 一、命意 |
| 二、择事 |
| 三、用字 |
| 四、押韵及其他 |
| 第八章 宋代律赋作家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王禹偁律赋的“言不由衷”现象及其他 |
| 一、王禹偁的律赋创作历程 |
| 二、王禹偁谪贬商州时期的律赋 |
| 三、王禹偁与儒家思想 |
| 四、王禹偁迎合太宗黄老思想的原因 |
| 五、王禹偁的《尺蠖赋》 |
| 第二节 关于范仲淹律赋及《赋林衡鉴》的几个问题 |
| 一、范仲淹是律赋名家吗 |
| 二、范仲淹很重视律赋吗 |
| 三、范仲淹律赋与庆历新政有密切关系吗 |
| 四、范仲淹的《赋林衡鉴》在宋代影响很大吗 |
| 第三节 楼钥律赋中的抗战主题 |
| 一、楼钥的赋学观及其“课稿” |
| 二、“击楫誓清中原” |
| 三、“箪食壶浆迎王师” |
| 四、“本强则精神折冲” |
| 结束语 |
| 一、唐宋律赋之差异 |
| 二、宋代律赋的另一种面相 |
| 三、宋代律赋的当代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北宋解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北宋解试制度的形成 |
| 第一节 五代和太祖时期:解试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二节 太宗和解试制度:兼论太宗大兴科举的原因 |
| 第三节 真宗时期:解额制度的确立 |
| 第二章 北宋解试考官制度 |
| 第一节 至道以前的考官制度 |
| 第二节 至道三年至明道二年的新变化 |
| 第三节 景佑以后的考官制度 |
| 第四节 考官制度的意义及原因 |
| 第三章 北宋地方解额的变迁 |
| 第一节 仁宗朝及其后地方解额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地方解额的变动:以两浙路与江南东、西路为例 |
| 第三节 北方的衰落与东南的崛起 |
| 第四章 北宋中后期的地方策问 |
| 第一节 地域与考官 |
| 第二节 盍各言尔志:元祜年间苏门的失败 |
| 第三节 徽宗朝的地方策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研究问题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有关《外传》与诗之关联的研究 |
| 二、有关《外传》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三、《外传》与《孟子》《荀子》及道家法家思想的关联 |
| 四、有关《外传》政治思想史地位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向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秦汉鼎革儒法争鸣视域下的《韩诗外传》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与革秦之弊的文化变革 |
| 一、汉制对秦制的因袭 |
| 二、汉初士人群体对秦之政治形象的型塑 |
| 三、革秦之弊的政治文化变革 |
| 第二节 汉初士人的问题意识及其对策 |
| 一、汉代秦的政治合法性析论 |
| 二、汉初政治思想中的求治、求一、求变特点 |
| 三、韩婴及其《韩诗外传》 |
| 第二章 礼法同治 |
| 第一节 《外传》礼治思想 |
| 一、基于等级分化的一统秩序 |
| 二、欲望的节制:治身心以礼 |
| 三、君子人格的教化功用 |
| 第二节 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 |
| 一、礼法关联 |
| 二、国法与家礼的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先秦秦汉时期礼之“义”的演绎理路 |
| 一、道、德、仁、义、礼、法的演变 |
| 二、《仪礼》到《礼记》的内在演绎理路 |
| 三、礼通国家、社会、人心 |
| 四、孔子之仁到礼之义 |
| 第三章 忠孝矛盾与道君张力 |
| 第一节 忠君与孝亲间的结构性张力 |
| 一、立处忠孝之间的《外传》 |
| 二、忠孝矛盾的历史演进 |
| 三、移孝作忠的政治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尊道学与尊君间的张力 |
| 一、士尊道义而不与富强 |
| 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士人 |
| 第四章 君臣一体 |
| 第一节 君道思想 |
| 一、政治价值的核心 |
| 二、政治决策的主体 |
| 第二节 臣体思想 |
| 一、任贤与纳谏 |
| 二、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 |
| 一、政治系统的从属者 |
| 二、社会资源的供给者 |
| 第五章 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模式 |
| 第一节 《外传》中的天人关系 |
| 一、天人二分思想 |
| 二、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二节 “天人合一”比类逻辑析论 |
| 一、天人相类与比类逻辑 |
| 二、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消解人的主体性建构 |
| 三、基于方法论反思的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三节 重建天人关系与“春秋大一统” |
| 一、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
| 二、向“春秋大一统”的过渡 |
| 结语: 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清华简《子产》篇疏证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及《子产》篇简况 |
| 二、学术史研究 |
| (一) 关于子产的研究 |
| (二) 关于清华简《子产》篇的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上篇: 清华简《子产》疏证 |
| 凡例 |
| [简1] |
| [简2] |
| [简3] |
| [简4] |
| [简5] |
| [简6] |
| [简7] |
| [简8] |
| [简9] |
| [简10] |
| [简11] |
| [简12] |
| [简13] |
| [简14] |
| [简15] |
| [简16] |
| [简17] |
| [简18] |
| [简19] |
| [简20] |
| [简21] |
| [简22] |
| [简23] |
| [简24] |
| [简25] |
| [简26] |
| [简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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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 清华简《子产》综合研究 |
| 第一章 清华简《子产》文本简析 |
| 第一节 论《子产》的成书年代 |
| 第二节 论《子产》篇的文体 |
| 第三节 清华简《子产》与传世文献中子产形象比较 |
| 第四节 论《子产》的作者 |
| 第二章 清华简《子产》关于君子品德的要求 |
| 第一节 谨:居安思危 |
| 第二节 信:勉自德民 |
| 第三节 俭:节制物欲 |
| 第三章 清华简《子产》政治思想的研究 |
| 第一节 “助上牧民”:复霸诸国 |
| 第二节 “自胜立中”:维持平衡 |
| 第三节 宽以行政:铸刑书 |
| 第四节 政治规划:成大国、平势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不以个人好恶取人（论文参考文献）
- [1]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2]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D]. 康文娟.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集释[D]. 陈姝羽.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司马光奏议研究[D]. 任便便.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D]. 张建坤. 湖南大学, 2019(01)
- [6]南北之争与北宋政治[D]. 闻轩轩. 河南大学, 2019(01)
- [7]宋代律赋研究[D]. 王彬. 山东大学, 2019(09)
- [8]北宋解试制度研究[D]. 陈锴. 山东大学, 2019(09)
- [9]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D]. 宋清员. 山东大学, 2019(02)
- [10]清华简《子产》篇疏证与研究[D]. 汪敏倩. 苏州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