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蒙古防治草地鼠害有方（论文文献综述）
张吟[1]（2021）在《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喀斯特石漠化是中国南方生态建设中需要面临的最突出地域问题,治理成效是判断该地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依据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科学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是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改善石漠化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进行石漠化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对揭示草地畜牧业的实施与成效间的协调性和畜牧业生产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地理学、遥感学、草地学、畜牧学等关于空间异质性、地物光谱差异性、草地生态系统整体性等理论,针对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与信息化融合、因地制宜的定量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模型构建等技术需求和科学问题,在代表南方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环境类型总体结构的贵州高原山区选择关岭-贞丰花江、毕节撒拉溪和施秉喀斯特为研究区。以天空地一体化为技术手段,获取2015-2020年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测等数据,运用频度统计、理论分析、专家咨询、层次分析、静态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构建基于天空地一体的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通过不同石漠化等级草地畜牧业“两山”效益、扶贫效益、可持续效益与综合效益实现综合效益动态监测和评价,提出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国家和地方石漠化治理草地生态恢复与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科技参考。（1）基于研究目标以及对数据的时间连续性、空间分辨率、数据获取成本等需求,获取了多平台、多时空、多分辨率、多尺度的数据:包括:2015和2020年两期Landsat-8中分辨率遥感影像,2020年的2m分辨率GF和ZY卫星数据,高精度无人机影像数据,地面草地样本数据,社会经济数据,集成了天空地一体化动态监测体系,满足了研究的时间、空间和精度需求,实现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动态监测评价与信息化技术的融合。在进一步研究中可以引入雷达遥感和高光谱地面监测数据,丰富数据类型和监测手段,更加有利于提升监测精度。（2）植被覆盖度增加速率与石漠化程度成正比,平均草地地上生物量增加速率与石漠化程度成反比,石漠化演变趋势整体呈现由高等级石漠化向低等级石漠化、有石漠化向无石漠化方向发展,石漠化程度越深的区域,石漠化治理取得的成效越显着:从2015-2020年间的植被覆盖度变化来看,关岭-贞丰花江平均植被覆盖度由38.50%提升至57.87%,毕节撒拉溪平均植被覆盖度由53.03%提升至61.19%,施秉喀斯特平均植被覆盖度由58.45%降低至58.20%,不同等级石漠化区域的平均植被覆盖度增长率分别为52.63%、15.09%和0%。从2015-2020年,植被覆盖度随石漠化程度越深,增长速率越快,无-潜在石漠化的施秉喀斯特植被保护较好,潜在-轻度石漠化和中-强度石漠化区域的植被恢复较好,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关岭-贞丰花江平均草地地上生物量密度由478.55 g/m2增加至708.52 g/m2,增长率为48.06%;毕节撒拉溪由703.39 g/m2增加至1544.96 g/m2,增长率为119.64%;施秉喀斯特由1632.85 g/m2降低为1035.97 g/m2,增长率为-36.55%,草地地上生物量总体表现为石漠化程度越深密度越小,施秉喀斯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区,草地生物量密度水平较高,关岭-贞丰花江和毕节撒拉溪草地生态系统恢复均较好。针对不同石漠化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异质性较强特点,政府制定明确的草地治理与保护目标和具体措施,鼓励农民种草养殖可以有效降低地区裸土比率,提升地表植被覆盖度。（3）运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实地调研法选定指标,构建了包括13个具体指标的指标层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3个准则层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给出相应指标权重,构建石漠化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模型:石漠化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模型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比为0.4934:0.3108:0.1958。轻度及以下石漠化面积占研究区面积比重C4、人均畜牧业产值C6、植被覆盖度C1、平均草地地上生物量C3、人均耕地面积C12等五个指标对综合效益评价的影响最大,这5个指标权重之和达到目标层权重的61.78%,说明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的综合效益主要由这5个指标来体现。针对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效益多尺度评价缺乏因地制宜的规范指导问题,构建了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基于天空地一体化应用层面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还具有一定的试探性,后续研究可以尝试结合高光谱遥感,更系统科学地把宏观和微观指标相结合。（4）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在2015-2020年间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变化表现为无-潜在石漠化区域的三类效益增长率最小,潜在-轻度石漠化研究区经济效益增长率最大,中-强度石漠化研究区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增长率最大:施秉喀斯特生态效益由0.4883下降至0.4503,毕节撒拉溪生态效益由0.3560增长至0.4217,关岭-贞丰花江生态效益由0.2774增长至0.3301。施秉生态效益增长率为负,但在不同时期施秉的生态效益都优于关岭-贞丰花江和毕节撒拉溪生态效益。潜在-轻度石漠化研究区经济效益值在2015年时相对最低（0.1375）,但在2015-2020年间的增长速率最快（85.98%）。在经济发展方面,潜在-轻度石漠化区域比中-强度石漠化区域和无-潜在石漠化区域更具发展优势。社会效益与不同石漠化程度的关系与生态效益变化规律相似,在不同时期都呈现出无-潜在石漠化区域社会效益值最高,但增长率最低。说明石漠化程度越深的区域社会效益发展潜力越大。（5）在综合效益评价基础上,结合国家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精准扶贫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两山”效益、扶贫效益和可持续效益的联动分析手法:从2015-2020年间,无-潜在石漠化研究区综合效益由0.8173提升到0.8270,潜在-轻度石漠化研究区综合效益由0.6109提升到0.8095,中度-强度石漠化研究区综合效益由0.6126提升到0.7589,就综合效益增长率来看,无-潜在石漠化研究区增长率最小,但与同时期不同等级石漠化研究区相比,综合效益值最高。不同等级石漠化区域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的综合效益在均在变好。施秉喀斯特“两山”效益保持为0.6424不变,毕节撒拉溪“两山”效益由0.4935提升到0.6774,关岭-贞丰花江“两山”效益由0.4879提升到0.6168。施秉喀斯特扶贫效益由0.3290提升到0.3766,毕节撒拉溪扶贫效益由0.2549提升到0.3878,关岭-贞丰花江扶贫效益由0.3352提升到0.4287。施秉喀斯特可持续效益由0.6631下降为0.6349,毕节撒拉溪可持续效益由0.4735提升到0.5539,关岭-贞丰花江可持续效益由0.4021提升到0.4722。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的发展对不同等级石漠化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农村人民的贫困扶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均有一定的贡献。要继续鼓励各单位、组织、机构积极参与石漠化治理科技推广,加强石漠化治理与草地畜牧业关键性技术问题的研究和开发。
杨晶[2]（2021）在《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对鹅绒委陵菜繁殖特征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繁殖是生物延续后代的基本过程,是植物种群更新、完成个体生活史的关键,植物可通过改变繁殖方式来应对生境变化而提高适应性。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中,放牧等因素引起草地退化,退化草地为高原鼢鼠（Eospalax baileyi）数量增多提供基础,加速了草地退化,而鹅绒委陵菜（Potentilla anserina）是退化草地中的优势种之一,也是高原鼢鼠最喜食的植物。因此,认识放牧家畜（地上）和高原鼢鼠（地下）干扰对鹅绒委陵菜繁殖的影响机理对优化高寒草甸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择4种不同放牧制度（连续放牧（CG）、生长季休牧（GSG）、传统放牧（TG）和禁牧（PG））和3种不同高原鼢鼠种群密度（高、中和低密度）扰动下的高寒草甸样地,以鹅绒委陵菜为研究对象,分析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下鹅绒委陵菜生长特征和繁殖特征的变化,探讨其与土壤及植被特征间的关系,获得结果如下:1)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显着影响了鹅绒委陵菜的微生境特征。土壤紧实度在放牧制度下大小表现为:连续放牧>传统放牧>生长季休牧>禁牧,土壤含水量与容重在连续放牧下比生长季休牧、传统放牧和禁牧下分别增加了41.66%、6%,30.56%、2%,13.89%、14%,生长季休牧下土壤全氮、全钾含量最大,但全磷含量在传统放牧最大,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小依次为:连续放牧>生长季休牧>传统放牧>禁牧,说明连续放牧对土壤理化特性影响较大;随高原鼢鼠种群密度增加,土壤紧实度降低,土壤含水量、全氮（除0～10 cm）、有机质均增加,而全钾含量逐渐下降。2)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显着影响了鹅绒委陵菜的生长特性。鹅绒委陵菜返青期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在生长季休牧下最大,其盛期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及枯黄期地下生物量、根冠比在禁牧下最大,且其返青期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在生长季休牧比禁牧、连续放牧和传统放牧分别增加了6.57%、67.89%,7.21%、14.70%和29.65%、36.08%,鹅绒委陵菜盛期株高、叶绿素相对含量、叶面积、叶周长、叶长,以及枯黄期根长在禁牧下最大,其返青期根长、根直径、根表面积、根体积和盛期根长、根表面积和根体积在生长季休牧下最大;高原鼢鼠种群密度为高密度时,鹅绒委陵菜叶SPAD值、叶面积、叶周长和叶长及盛期根长、根直径、根表面积和根体积均最大,中密度增加了其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盖度,说明中密度对其生物量和盖度影响最大,低密度时返青期根长、根表面积、根体积和枯黄期根长、根直径、根表面积和根体积影响最大,鹅绒委陵菜根长、根直径随生长时期变化而表现为减小的趋势。3)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影响了鹅绒委陵菜的繁殖方式。连续放牧下,鹅绒委陵菜单株花朵数、雌、雄蕊数均最大,且花朵数在连续放牧下比传统放牧、禁牧和生长季休牧分别多60.61%、61.61%、62.81%;高原鼢鼠种群密度为高密度时,鹅绒委陵菜匍匐茎及间隔子长度和数目均最大,单株雌蕊数、雄蕊数最小,说明放牧扰动下鹅绒委陵菜选择有性繁殖方式对其种群繁衍最有利,而在高原鼢鼠扰动下其匍匐茎和间隔子数量增多,选择无性繁殖方式,对迅速增大其种群数量有积极作用。4)相关性分析发现,放牧制度下的植被盖度、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对鹅绒委陵菜有性繁殖指标（花朵数、雌雄蕊数、花干重及花鲜重）有显着影响（P<0.05）;高原鼢鼠的扰动下,土壤水分、容重、全氮含量和有机质显着影响了鹅绒委陵菜无性繁殖特征（间隔子数目、匍匐茎长度、间隔子长度）（P<0.05）。综上所述,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下的草地退化微生境发生了显着变化,影响了鹅绒委陵菜的生长特性,鹅绒委陵菜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方式的转化和不同响应是适应环境变化的结果,研究对优化高寒草甸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
杨剑锋[3]（2021）在《苜蓿根腐病病原菌分离鉴定及不同苜蓿品种对镰刀型根腐病抗性评价》文中提出苜蓿根腐病是苜蓿上最为常见的根部病害,在我国各个苜蓿种植区均有发生,能够造成苜蓿产量和品质的下降,严重的影响我国草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因此明确不同生态环境下苜蓿根腐病病原菌的种类和优势菌株,对于苜蓿根腐病的防治非常重要。本研究利用柯赫氏法则对采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兴安盟三个不同地点苜蓿田中疑似根腐病的病样进行了分离和鉴定;并对分离到的病原菌菌株的生物学特性及不同寄主间交互致病性进行了研究;同时利用分离的病原菌对不同苜蓿品种进行了根腐病的抗性水平评价,得到如下的结果:1.对采集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沙尔沁乡、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兴安盟科右中旗高力板镇三个不同地点苜蓿田中疑似根腐病的病样进行了分离,利用形态学结合分子鉴定,确定得到的9种分离物分别为:Fusarium equiseti、F.acuminatum、F.thapsinum、F.incarnatum、F.oxysporum、F.tricinctum、Rhizoctonia solani、Bipolaris sorokinian、Plectosphaerella cucumerina;对这9种分离物进行回接鉴定,发现其均可导致苜蓿根部坏死,植株呈现枯萎的症状。2.对上述分离到的病原菌菌株的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发现除了XAMJ-4（F.thapsinum）、CYS1-3（F.oxysporum）和MS-7（R.solani）外,其余6株病原菌的菌丝生长速度在不同培养基培养条件下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除MX1（F.tricinctum）和XAMJ-4（F.thapsinum）的最适温度为20℃外,其余7株病原菌生长的最适温度为25℃;9种病原菌在p H 4～11条件下均能生长,但是MS-2（B.sorokinian）和MS-7（P.cucumerina）菌株菌丝的生长对p H不敏感,而菌株XAMG-6（F.equiseti）在p H值为5酸性条件下生长最好;在全黑暗条件下,菌株MX1（F.tricinctum）和MS-7（R.solani）的菌丝生长最快,而XAMG-6（F.equiseti）、CYSG-1（F.incarnatum）和CYS1-3（F.oxysporum）的生长最慢。3.对苜蓿上分离到及其他不同寄主来源的镰刀菌菌株进行交互致病性的研究结果表明,苜蓿来源的镰刀菌同时能够侵染向日葵和马铃薯,而马铃薯和向日葵上的镰刀菌对苜蓿也具有不同程度的致病力;供试的菌株都表现出在其分离寄主上致病力强于其他寄主作物的特性。4.32份苜蓿品种对不同的苜蓿根腐病菌抗性评价结果表明:对三线镰刀菌而言,呈现中抗水平的苜蓿品种共有18份,占供试品种的56.25%,以康赛品种为代表;中感品种有14份,占比为43.75%,以甘农6号品种为代表;未见有对三线镰刀菌呈现高感的品种。对木贼镰刀菌而言,呈现中抗水平的苜蓿品种有9份,占比为28.13%,以大银河品种为代表;呈现中感的品种共有14份,占比为43.74%,以准格尔品种为代表;而以肇东为代表的9份品种表现为高感水平。针对两种病原菌均表现为中抗水平的苜蓿品种共有9份,分别是康赛、大银河、阿迪娜、标靶、Maguam7、惊喜、佰蓿202、骑士T、WL169HQ,占供试品种的比例为28.13%。
韩耀文[4]（2020）在《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甘肃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是明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归属和内容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关于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大多停留在政策层面的解读。本研究分别以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荒漠湿地、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高寒湿地和张掖市肃南县全要素自然资源为例,采用多源遥感数据解译提取自然资源的范围边界和近年变化情况,调查核实自然资源的自然状况和权属状况,划分登记单元、制作登记簿与登记附图,在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进行统一确权登记,旨在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提供参考和方法。主要结论如下:（1）划分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确定登记范围和边界,明确登记范围内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面积、公共管制等基本信息,查清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用益物权等权属信息,将自然资源的基本信息、权属信息进行登记,制作登记附图,建立数据库信息,最终以不动产信息平台为基础,达到不动产登记与自然资源登记的融合,实现相关部门资源信息互通共享。（2）肃州区荒漠湿地确权试点区主要湿地类型为河流湿地和沼泽湿地,登记单元面积占肃州区面积的4%,登记单元内湿地面积占登记单元面积的98%,占国有土地面积的92%;碌曲县高寒湿地确权试点区主要湿地类型是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四大类,其中沼泽湿地占湿地总面积的94.4%,主要分布在尕海湖周边区域,湿地范围内草原存在退化现象,登记单元内湿地全部为国有土地;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肃南段为自然资源全要素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区,有6种自然资源类型,草原、森林、山岭、水资源、滩涂和荒地分别占自然资源总面积的80.1%、12.8%、3.8%、2.5%、0.8%和0.1%。（3）自然资源调查确权过程中存在部分资源边界难以界定的问题,应综合考虑其生态功能和管理需求等因素;当部分区域存在权属重叠或争议时,要本着尊重历史和面对现状的原则去解决;调查应充分应用高新技术,确保调查的准确性。
马志杰[5]（2019）在《内蒙古部分地区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文中提出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各民族人民和地方社区在其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并掌握了许多传统知识、技术创新和实践经验,包括传统方式培育、驯化和持续利用农作物、畜、禽、林木、花卉、水生生物、陆生野生动植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不仅对当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还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我国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游牧与农耕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与当地生物资源和民族习俗相关的传统知识、技术和做法,形成了丰富和独具特色的传统知识体系。这些传统知识不仅反映了蒙古族社会、文化的发展特点,还维持着农业和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和整个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参与式调查、关键人物访谈、田野调查等方法,对蒙古族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并以词条为单位,对每一项传统知识从其背景信息、知识详述、传统知识特征以及保护与利用现状等方面进行了编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特点,对蒙古族传统知识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通过样地调查与分析,研究了蒙古族传统草地管理方式对草地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揭示了传统的草原管理知识对蒙古族畜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此外,针对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发展现状与趋势,结合调查和编目中发现的问题,分析了制约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发展与传承的因素,探讨了蒙古族传统知识的传承和保护策略。本研究的主要结果:1.系统调查和整理了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编目词条397个,其中有关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作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词条164个（占41.31%）;传统选育和利用家养动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47个（占11.84%）;传统选育和利用林木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37个（占9.32%）;传统保护和利用野生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111个（占27.96%）;传统保护和利用陆生野生动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31个（占7.81%）;传统保护和利用微生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7个（占1.76%）。2.在传统知识调查编目的基础上,根据蒙古族地区的气候环境、自然资源、文化习俗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分析J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特征:（1）传统知识的形成与当地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高度相关;（2）传统知识源于蒙古族地区长期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3）传统知识的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4）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是促进蒙古族传统知识形成的重要因素。3.通过样地比较分析,研究了传统与现代草原管理方式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对传统与现代管理区的草地植物进行样方调查,共鉴定出传统管理区样地植物32科70属106种,现代管理区样地植物22科44属62种。进而通过对比两个研究地点的草地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α多样性指数和重要牧草质量评估,揭示了蒙古族传统的草原管理知识对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4.通过实地调查和分析,归纳了影响蒙古族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的制约因素:（1）相关法律政策尚不完善;（2）传统知识传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3）多元文化可能对蒙古族传统生态意识产生负面影响;（4）环境变化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下降。5.在实在调查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策略:（1）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强蒙古族传统知识的保护;（2）加强挖掘和推广,提高传统知识的经济价值;（3）通过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加强蒙古族传统文化自信;（4）通过工程措施,加强草原生态的保护力度。
多吉党增[6]（2019）在《从社会变迁看若尔盖麦溪地区生态的脆弱性诱发与弹韧性营造》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人类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与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系统长期相互影响和互动嵌入之产物,游牧生态机制所呈现的流动性、交互性、共生性等文化生态特征在形塑了游牧社会一定的脆弱性之同时,也赋予了其相当的弹韧性。牧民与草原的交互共生关系是草原游牧生态机制规避环境风险性、克服人类脆弱性和营造社会弹韧性的基础,因而草原生态机制的维系是与游牧社会结构的塑造相嵌合的。历史上,安多牧区的土司、寺庙与部落的社会结构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物,也是当地游牧社会适应若尔盖湿地草原生物多样性和丰富性及环境敏感脆弱性的一种结果。由此,安多游牧社会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灾害风险的经验智慧与社会资源。随着20世纪以来社会现代性转型进程的加速,若尔盖牧区先后经历了民主改革、草场集体化、草场承包到户、围栏放牧和牧民定居工程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之后,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历史变迁,原有的草原游牧生态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今天,若尔盖草原上日益严重的草原沙化、草场退化、狼灾鼠害和疫病流行问题,呈现了游牧社会在经历社会现代性转型之后其环境风险性和人类脆弱性的叠加态势。本研究通过回顾分析若尔盖麦溪地区传统部落制的社会形态与草原自然环境的交互性生态关系的基础上,来理解民主改革之后现代性的国家行政力量和市场商品要素的进入所引发的当地牧民生活世界的变化。基于若尔盖草原的生态环境变迁与牧民生活现状的田野民族志考察,发现麦溪牧区当下所遇到的生态问题背后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之外,其社会文化肇因更是不容忽视,而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清晰地揭示了国家对草原“病理化的诊断”以及自身权力不断建构的过程。面对麦溪地区生态脆弱性的不断突出态势,与之相应的社会弹韧性机制的创新性建立则应基于一种在地化的策略,探索保障社区共同体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制度体系以及地方社群进行文化再创造的可能。
王党军[7]（2018）在《退化典型草原对施用磷肥的响应机理研究》文中提出内蒙古草原是欧亚草原的重要组成成分,也是我国北方温性草原的典型代表,主要分布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因严酷的自然条件,草地生产力整体不高。再加上长期过度放牧、土地利用方式变化以及人类生产活动增加等的影响,90%的草原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导致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的严重恶化。土壤中有效磷易被活性钙、铁、铝吸附固定,并转化为Ca-P、Fe-P、Al-P等难溶性磷,难溶性磷仅有1%可以被植物吸收利用,从而导致土壤磷的“遗传学缺乏”。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作为内蒙古典型草原的优势植物,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克氏针茅耐旱及氮素利用等方面,且多数研究集中于牧草产量及表型的研究,但对其机理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磷肥的作用机理研究。鉴于此,本论文研究了退化典型草原对施用磷肥的响应机理,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选择内蒙古退化典型草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于2014年6月围栏,分别于2014年7月、2015和2016年6月中旬施用磷肥（过磷酸钙）。其中磷肥设置3个水平:0 kg P2O5/ha、30 kg P2O5/ha和60 kg P2O5/ha,每个水平设置3次重复。通过连续3年的分析测定发现,随着磷肥水平的增加,地上生物产量有增加趋势,根冠比呈下降趋势,但均未达到显着水平。在降雨充足的2015（412 mm）年增产效果明显。在不施肥的条件下,2015年地上生物量分别比2014年（255 mm）和2016（198 mm）的地上生物量分别增加52.19%和64.63%,表明降雨作用是影响内蒙古典型草原植物初级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施肥3年对试验区植物丰富度、生物多样性和均匀度影响不大。整体上表现出旋花科所占比例逐年降低,莎草科、豆科和黎科整体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科属比例的变化,显示该群落在施肥干扰下发生着演替,但未达到稳定的顶级群落。其中旋花科植物银灰旋花作为草原退化的标志,从2014年所占比例的7.8%,到2015年和2016年所占比例的2.23%和0.23%,表明施肥促进了退化草原的恢复。植物含磷量、土壤全磷和有效磷含量都表现出逐年增加趋势,在高磷肥水平下,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土壤有效磷分别增加了42.85%、67.11%和77.73%,克氏针茅含磷量分别增加7.84%、38.80%和61.47%,说明土壤有效磷的增加促进了克氏针茅对磷素的吸收。2.在上述试验基础上,于2016年4月,采集典型草原（锡林河水库）土壤,在盆栽条件下保证氮肥和水分充足,研究了克氏针茅对施用磷肥的响应。同时,采集温性草甸草原（达里湖）和荒漠草原（苏尼特左旗）土壤,比较了克氏针茅在三种土壤上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施用磷肥能增加不同草地类型克氏针茅的地上生物量,仅在典型草原达到显着水平。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呈现下降趋势,且根冠比也显着下降。表明在典型草原水分充足的情况下氮肥对磷肥的吸收具有促进作用。3.设置不同磷素水平,在水培条件下探讨克氏针茅的低磷适应。结果表明,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均显着增加,根冠比则显着降低。根长、根表面积和根体积也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加。胞内植酸酶、胞外植酸酶、胞内酸性磷酸酶及胞外酸性磷酸酶活性变化不显着。4.在盆栽条件下,进一步设置不同微量元素（B、Cu、Zn）施用水平,在氮肥、磷肥和水分充足情况下,探究了微量元素是否限制植物生物量。结果显示,3种微量元素均能显着增加克氏针茅的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其中作用效果顺序为Cu>Zn>B。说明微量元素在内蒙古典型草原生物量的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原位控制试验、磷肥盆栽试验、水培试验和微肥盆栽试验,综合分析认为,降水、氮磷肥互作、植物本身的适应性和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均影响典型草原植物的生长。降雨量是影响典型草原初级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单施磷肥不能有效提高地上生物量。
刘晓堂[8]（2017）在《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主要社会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社会问题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心。本论文选择察哈尔地区为研究区域范围,以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土匪、灾荒和会道门问题为研究对象,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深入挖掘、辨析和利用历史文献资料,整合历史学、越轨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以区域社会史为视角,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对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土匪、灾荒和会道门问题展开典型性研究,全面扫描其概况,深入探讨其产生背景和发生规律,细致分析其社会影响与历届政府的应对与治理,并从中得出有说服力和借鉴价值的结论。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从选题意义、学术史回顾、概念界说、研究方法、史料评介等方面勾勒了本论文的框架。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近代察哈尔地区的移民垦殖与社会结构变动进行了概述和探讨。察哈尔地区是察哈尔蒙古的游牧地,也是汉族移民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清康熙至民国初期,河北、山东、山西等内地省份大量民人在灾荒、战乱与贫困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持续涌入察哈尔地区开垦土地,兴业置产。近代的大规模移民垦殖是察哈尔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变量,引发了该地区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由此而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为社会问题的孕育触发埋下了隐患。第二章研究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的土匪问题。匪患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察哈尔地区匪患贯穿民国历史始终。社会政治因素、自然地理因素、个人心理因素和察哈尔地区的移民社会特性等共同促成了土匪的蜂起。察哈尔地区的匪患带有兵灾严重、兵匪不分和邻省土匪苛扰严重的明显特点,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迟滞了察哈尔社会经济发展,加深了乡村社会的贫困化,摧残着民众的心灵,加剧了社会失序。面对猖厥的匪患,民国时期历届政府主要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八路军从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大局出发,对土匪采取争取、收编等策略,对甘为汉奸、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猖狂进攻的土匪则坚决打击和消灭。察哈尔地区民众被迫组织和参加民团、商团、联庄会、红枪会等自卫组织,察哈尔地区的天主教士也对土匪问题的治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建国前后,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下,察哈尔省委和政府坚持"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经过七年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将察哈尔地区匪患彻底根除。第三章探讨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的灾荒问题。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灾荒呈现出了灾害频次高、灾害种类多、续发性突出等特点。在诸多自然灾害中,以旱灾、水灾和雹灾最为严重,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研究显示,民国时期的察哈尔地区灾荒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严重的灾荒导致大量灾民或被推向死亡的深渊,或被迫离村逃难,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从而将察哈尔地区农村经济推向新一轮的凋敝和衰退,进一步加深农村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动荡。频仍的灾荒也使得民众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急剧增多。荒政方面,北京政府主要以治标为主,南京国民政府则转向标本兼治,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水利科学的利用,并且积极推进新型农赈。以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和世界红卐字会为代表的社会救济团体对察哈尔地区灾荒展开了积极的救济,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与天津《大公报》直面华北大灾荒,积极承担媒体社会责任,对察哈尔等地区灾荒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持续报道,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动员作用,有力推动了救灾工作的展开,为赈济灾荒做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强烈的民生关怀意识与媒体社会责任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政府面对灾荒,一方面动员各方面力量赈济受灾民众,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灾区民众开展生产自救、"保苗"、"保田"等等运动,积极兴修水利工程;一方面要拿起武器与国内外各种敌人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还要拿起农具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搏斗,度过灾荒。第四章探究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会道门问题。民初以降,秘密教门蜕变为会道门。察哈尔地区会道门的发展,是社会政治、自然灾害和心理文化等诸多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制定完备的治理会道门的政策和法律,使得会道门作为社会问题越发严重。在民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当中,察哈尔地区会道门一度发展至数十万信众,数十种会、道、教、社遍及察哈尔地区中心城镇和偏远乡村。以一贯道为代表的会道门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不但以各种名目大肆敛财,在实际中更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投机性,积极攀附日伪等反动势力,在民国后期更加趋向反动。建国前后,察哈尔地区会道门仇视新政权,制造各种谣言,甚至向基层人民政权和党组织渗透,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社会的进步,反动性质暴露无遗。鉴于会道门的反社会性,建国前后,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下,察哈尔地区开展了取缔会道门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以"运动式"治理途径解决会道门问题,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察哈尔地区会道门基本肃清。党的坚强领导是察哈尔地区取缔会道门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正确的策略是察哈尔地区取缔会道门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依靠和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和政策。这些都是察哈尔地区取缔会道门运动所留结的宝贵历史经验。结语总结全文,申明作者的观点、启示和建议。
郭亮[9]（2014）在《一个牧业村庄的灾变图景》文中认为灾变作为一种现象的生成,既是一种环境要素,又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属性,它在具体的地方层面被感知,同时又超越了地方。灾变作为一个全景性的社会场景,不仅是一个社会关系总体呈现的事件,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得以展开和形塑的过程。灾变的生成既依赖于文化观念、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和历史过程多重脆弱性的叠合,还与国家权力下的政治、经济实践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现代-民族国家不断消解地方等级权威树立国家边界和权力实践的结果。本文选取川西北若尔盖县阿西村作为研究呈现的案例,通过对阿西牧场当前诸多灾变场景的生态人类学考察与微观社会学分析表明,灾变作为偶发性的场景内嵌于复发性的话语（发展）结构之中,依托于治理、（发展）话语实践,灾变不断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国家权威和治理实践逐步深入地方,传统的神圣边界让步于国家的权威边界,地方知识让步于科学话语,传统的地方等级认同趋于更高级的国家认同。最后,透过对阿西当前灾变深层肇因肌理的考察表明,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对于实现生态认知的解放,尤其是对于自然科学有关生态研究具有可借鉴的典范意义。
程进[10]（2013）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伴随全球化发展,人类活动的空间联系不断加强,空间冲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区域发展中存在的空间剥夺、资源开发冲突、经济利益冲突和环境问题冲突等诸多不协调问题,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关注同一层级不同区域或群体之间基于自身利益,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而产生的一种水平方向上的矛盾和不协调关系,忽视了垂直方向上不同层级利益主体之间在具有相同利益目标条件下的空间冲突问题。我国地域辽阔,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实地调研工作难度较大,加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性,社会发展问题敏感,使得国内区域冲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空间冲突研究严重不足。此外,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多为民族人口集中分布之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较大,地区空间冲突相对较多,和谐稳定发展问题突出,急需因应之策。因此,探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不同层级主体间的空间冲突问题,无论是对丰富以分析空间关系为己任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还是对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实地调研和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区域冲突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形成机理和类型特征,并结合实证资料,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的类型、表现形式、形成机理和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我国西部的空间冲突主要表现为发生在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层级行为主体之间的冲突矛盾。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高层级行为主体主导的外部援助方式在地方推行过程中,与地方行为主体产生的各种矛盾和不协调关系。由于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其社会经济发展依赖外部支持,而独特的地域民族宗教文化和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决定了地方发展环境对外部扰动具有敏感性,使得具有共同发展目标的地方层级行为主体与外部高层级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了空间冲突矛盾。这种空间冲突的根源是地方传统的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外部世俗文化的冲突,并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这有别于现有的同一层级区域冲突相关研究。第二,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内生因素包括地方生态因素、经济因素和宗教文化因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较差,加上居民大多信奉藏传佛教,对外部干预敏感性强；其次,外生因素包括全球化和区域空间层级关系。全球化指世界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治理的共同性,其本质是通过同化力,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空间尺度的顺利流通。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区域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从区域空间层级关系来看,我国“自上而下”分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州、县、乡镇等多个行政管理层次。中央制订的政策措施有时并不能完全适合某个低层级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由于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态和宗教文化环境具有地域独特性,当上级行政主体制定的政策措施不太符合地方情况而强行实施时,就容易产生空间冲突矛盾。第三,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上级和地方层级等行为主体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等领域的不同,可以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分为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和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等三种不同类型。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空间冲突主要表现为高层级行为主体主导的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变迁和生态治理领域政策措施的地方不适应性,或实施效果不理想带来的冲突和矛盾。第四,空间冲突的治理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由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笔者认为,仅依靠单一的地方力量或外部力量很难有效地治理空间冲突,空间冲突的治理与协调需要从构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入手。在治理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过程中,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注重发挥地方力量的积极作用,充分尊重、保留一些尊重自然、关注生态的优良文化传统习俗,充分发挥寺院等宗教群体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管理的积极作用,将宗教群体纳入到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轨道,实现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管理方式的互补互动,引导地方当地藏族居民逐步接受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改进和完善外部援助方式和内容,将投资重点由当前的基础项目建设逐步转移到人才和文化交流的财政支持,建立以外部提供资金、内部决策重心下移、多管理层级合作的新型区际联动机制,提高投资项目、政策措施与当地州情、民情的有机联系,进而大幅度提升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能力和水平。
二、内蒙古防治草地鼠害有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蒙古防治草地鼠害有方（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研究现状 |
| (一)天空地一体化与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 |
| (二)喀斯特环境天空地一体化与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 |
| (三)天空地一体化与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进展及其对石漠化治理的启示 |
| 二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二)技术路线与方法 |
| (三)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四)数据获取与可信度分析 |
| 三 数据挖掘与处理 |
| (一)数据挖掘 |
| 1 航天数据 |
| 2 航空数据 |
| 3 地面监测数据 |
| (二)数据处理 |
| 1 航天数据处理 |
| 2 航空数据处理 |
| 3 地面数据处理 |
| 四 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综合效益评价因子分析 |
| (一)生态环境因子 |
| 1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 |
| 2 植被覆盖 |
| 3 石漠化 |
| 4 草地地上生物量 |
| (二)社会经济因子 |
| 1 人口与GDP |
| 2 畜牧业GDP |
| 3 生产与生活水平 |
| 4 劳动力结构与文化水平 |
| 五 综合效益评价模型构建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2 指标筛选方法 |
| 3 指标体系 |
| (二)指标权重确定 |
| 1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2 指标权重确定 |
| (三)指标因子标准化 |
| 1 指标值标准化方法 |
| 2 指标值标准化结果 |
| (四)评价模型构建 |
| 1 模型建立 |
| 2 模型确定 |
| 六 综合效益评价分析 |
| (一)单一效益评价分析 |
| 1 生态效益 |
| 2 经济效益 |
| 3 社会效益 |
| (二)综合效益分析 |
| 1“两山”效益 |
| 2 扶贫效益 |
| 3 可持续效益 |
| 4 综合效益 |
| 七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及获奖情况 |
（2）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对鹅绒委陵菜繁殖特征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草地退化现状 |
| 1.2 地上扰动对草地的影响 |
| 1.3 地下扰动对草地的影响 |
| 1.4 鹅绒委陵菜的研究 |
| 1.5 克隆植物繁殖的研究进展 |
| 1.6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7 科学问题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地概况 |
| 2.2 试验设计 |
| 2.2.1 样地的选取 |
| 2.2.2 研究对象 |
| 2.3 测定指标与方法 |
| 2.4 数据分析 |
| 第3章 结果与分析 |
| 3.1 放牧和鼢鼠扰动下的微环境特征 |
| 3.1.1 放牧扰动下土壤理化特性 |
| 3.1.2 高原鼢鼠扰动下土壤理化特性 |
| 3.1.3 放牧扰动下植被群落特征 |
| 3.1.4 高原鼢鼠扰动下植被群落特征 |
| 3.2 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下鹅绒委陵菜生长特性与繁殖特征 |
| 3.2.1 放牧扰动下鹅绒委陵菜生长特性与繁殖特征 |
| 3.2.2 高原鼢鼠扰动下鹅绒委陵菜生长特性与繁殖特征 |
| 3.3 鹅绒委陵菜无性繁殖特征 |
| 3.3.1 高原鼢鼠扰动下鹅绒委陵菜有性繁殖特征 |
| 3.4 鹅绒委陵菜有性繁殖特征 |
| 3.4.1 放牧扰动下鹅绒委陵菜有性繁殖特征 |
| 3.4.2 高原鼢鼠扰动下鹅绒委陵菜有性繁殖特征 |
| 3.5 影响无性繁殖的因素分析 |
| 3.5.1 放牧扰动下影响无性繁殖的因素 |
| 3.5.2 高原鼢鼠扰动下影响无性繁殖的因素 |
| 3.6 影响有性繁殖的因素分析 |
| 3.6.1 放牧扰动下影响有性繁殖的因素 |
| 3.6.2 高原鼢鼠扰动下影响有性繁殖的因素 |
| 第4章 讨论 |
| 4.1 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对土壤理化特性的影响 |
| 4.2 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对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 |
| 4.3 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对鹅绒委陵菜生长特性及繁殖特征的影响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研究成果等 |
| 导师简介 |
（3）苜蓿根腐病病原菌分离鉴定及不同苜蓿品种对镰刀型根腐病抗性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苜蓿及苜蓿病害 |
| 1.1.1 苜蓿种植情况 |
| 1.1.2 苜蓿病害种类 |
| 1.2 苜蓿根腐病 |
| 1.2.1 苜蓿根腐病的研究概况 |
| 1.2.2 苜蓿根腐病的发生规律 |
| 1.3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 |
| 1.3.1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种类 |
| 1.3.2 根腐病病原菌生物学特性概述 |
| 1.4 苜蓿根腐病的防治 |
| 1.4.1 选育抗病品种 |
| 1.4.2 农业防治 |
| 1.4.3 化学防治 |
| 1.5 苜蓿根腐病抗性鉴定 |
| 1.5.1 抗性鉴定方法 |
| 1.5.2 苜蓿品种抗性鉴定标准 |
| 1.6 本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7 技术路线 |
| 2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的分离与鉴定 |
| 2.1 材料 |
| 2.1.1 供试分离材料 |
| 2.1.2 供试培养基 |
| 2.1.3 供试仪器和试剂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分离纯化 |
| 2.2.2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的鉴定 |
| 2.2.3 病原菌致病性测定 |
| 2.3 结果与分析 |
| 2.3.1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分子鉴定 |
| 2.3.2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的形态学鉴定 |
| 2.3.3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致病性测定结果 |
| 2.3.4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种类和分离频率的统计结果 |
| 2.4 讨论 |
| 3 苜蓿根腐病病原菌生物学特性研究 |
| 3.1 材料 |
| 3.1.1 供试菌株 |
| 3.1.2 供试培养基 |
| 3.1.3 仪器设备和耗材 |
| 3.2 方法 |
| 3.2.1 不同培养基对根腐病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
| 3.2.2 不同温度条件对根腐病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
| 3.2.3 不同pH条件对根腐病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
| 3.2.4 不同光照条件对根腐病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不同培养基对根腐病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
| 3.3.2 不同温度条件对根腐病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
| 3.3.3 不同p H条件对根腐病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
| 3.3.4 不同光照条件对根腐病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
| 3.4 讨论 |
| 4 不同作物来源的镰刀菌交互致病性研究 |
| 4.1 材料 |
| 4.1.1 供试菌株 |
| 4.1.2 供试培养基 |
| 4.2 实验方法 |
| 4.2.1 不同寄主来源镰刀菌在苜蓿上的致病力比较 |
| 4.2.2 不同寄主来源镰刀菌在向日葵致病力比较 |
| 4.2.3 不同寄主来源镰刀菌在马铃薯上致病力比较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不同寄主来源根腐病镰刀菌对苜蓿致病力测定 |
| 4.3.2 不同寄主来源根腐病镰刀菌对向日葵致病力测定 |
| 4.3.3 不同寄主来源根腐病镰刀菌对马铃薯致病力测定 |
| 4.4 讨论 |
| 5 不同苜蓿品种抗根腐病水平的评价 |
| 5.1 材料 |
| 5.1.1 供试菌株和寄主材料 |
| 5.1.2 供试培养基 |
| 5.1.3 仪器设备和耗材 |
| 5.2 实验方法 |
| 5.2.1 苜蓿不同品种对根腐病的抗性鉴定 |
| 5.2.2 苜蓿不同品种对根腐病的抗性水平评价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3.1 苜蓿不同品种对根腐病的抗性水平 |
| 5.3.2 苜蓿不同品种对根腐病的抗性水平评价 |
| 5.4 讨论 |
| 6 全文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4）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甘肃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自然资源的概念界定 |
| 1.2.2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
| 1.2.3 遥感技术在自然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肃州区 |
| 2.1.2 碌曲县 |
| 2.1.3 肃南县 |
| 2.2 数据资料 |
| 2.2.1 数据资料收集 |
| 2.2.2 数学基础 |
| 2.2.3 数据预处理 |
| 2.2.4 多源遥感数据选择与应用 |
| 第三章 甘肃省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关键技术 |
| 3.1 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划分 |
| 3.1.1 预划登记单元的原则与方法 |
| 3.1.2 预划登记单元的具体步骤 |
| 3.1.3 初步划定自然资源登记单元 |
| 3.2 自然资源自然状况调查 |
| 3.2.1 调查内容 |
| 3.2.2 技术方法 |
| 3.2.3 外业核查 |
| 3.3 自然资源权属状况调查 |
| 3.3.1 权属状况调查一般原则 |
| 3.3.2 调查内容 |
| 3.3.3 调查方法 |
| 3.4 自然资源登记簿及登记附图 |
| 3.4.1 登记簿 |
| 3.4.2 登记附图 |
| 3.4.3 技术路线 |
| 3.5 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甘肃省湿地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
| 4.1 荒漠湿地资源确权登记 |
| 4.1.1 荒漠湿地资源确权登记单元 |
| 4.1.2 湿地类型及面积统计分析 |
| 4.1.3 权属状况 |
| 4.2 高寒湿地资源确权登记 |
| 4.2.1 高寒湿地资源确权登记单元 |
| 4.2.2 登记单元土地利用 |
| 4.2.3 湿地质量 |
| 4.2.4 权属状况 |
| 4.3 确权成果对比分析 |
| 4.3.1 荒漠湿地资源确权 |
| 4.3.2 高寒湿地资源确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甘肃省自然资源全要素统一确权登记 |
| 5.1 不同片区确权登记单元 |
| 5.1.1 祁丰乡、大河乡、康乐镇、马蹄乡、白银乡片区登记单元 |
| 5.1.2 皇城片区登记单元 |
| 5.1.3 马蹄南城子片区登记单元 |
| 5.2 不同分区自然资源类型 |
| 5.2.1 核心区 |
| 5.2.2 缓冲区 |
| 5.2.3 实验区 |
| 5.3 确权成果对比分析 |
| 5.4 林草重叠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存在的问题 |
| 6.2.1 肃州区荒漠湿地资源确权登记问题 |
| 6.2.2 碌曲县高寒湿地资源确权登记问题 |
| 6.2.3 肃南县自然资源全要素确权登记问题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内蒙古部分地区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背景 |
| 一、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概念 |
| 二、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国外研究进展 |
| 三、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国内研究进展 |
| 第二节 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进展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目标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一、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整理与编目 |
| 二、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特征与发展现状的分析 |
| 三、蒙古族传统和现代的草原管理方式对草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
| 四、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策略探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地调查 |
|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
| 四、技术路线图 |
| 第四节 研究区域 |
| 第三章 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编目 |
| 第一节 编目内容与概况 |
| 一、传统知识分类体系 |
| 二、编目总体概况 |
| 三、编目内容与词条格式 |
| 第二节 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结果分析 |
| 一、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作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
| 二、传统选育和利用家养动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
| 三、传统选育和利用林木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
| 四、传统保护和利用野生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
| 五、传统保护和利用野生动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
| 六、传统保护和利用微生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
| 第三节 蒙古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案例介绍 |
| 第四节 蒙古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特征分析 |
| 一、传统知识形成与当地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高度相关 |
| 二、传统知识源于蒙古族地区长期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 |
| 三、传统知识的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
| 四、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是促进蒙古族传统知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
| 第四章 传统与现代草原管理方式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传统的草原管理相关知识 |
| 二、样方调查地点 |
| 第二节 研究结果 |
| 一、不同的草原管理方式下植物群落物种组成 |
| 二、不同草原管理方式下的植物群落α多样性的变化 |
| 三、不同草原管理方式下的牧草质量评估 |
| 第三节 结论与分析 |
| 第五章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传承制约因素及保护策略 |
| 第一节 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发展现状 |
| 一、传统知识利用现状 |
| 二、传统知识消失现状 |
| 三、传统知识保护现状 |
| 第二节 蒙古族传统知识保护传承的制约因素 |
| 一、相关法律政策尚不完善 |
| 二、传统知识传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 |
| 三、多元文化可能对蒙古族传统生态意识产生负面影响 |
| 四、环境变化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下降 |
| 第三节 蒙古族传统知识保护传承的对策建议 |
| 一、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强民族传统知识保护 |
| 二、加强挖掘和推广,提高传统知识的经济价值 |
| 三、通过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加强蒙古族传统文化自信 |
| 四、通过工程措施,加强草原生态的保护力度 |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果 |
| 第二节 本文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从社会变迁看若尔盖麦溪地区生态的脆弱性诱发与弹韧性营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2.相关研究综述及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1 人类学的灾难研究 |
| 2.2 游牧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生态机制研究 |
| 2.3 青藏高原的游牧生态机制研究 |
| 2.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田野图像:“若诗若画若尔盖” |
| 第1章 民主改革以前麦溪地区的社会结构 |
| 1.1 “措瓦”制度下的游牧生活世界 |
| 1.1.1 麦溪和格尔登部落 |
| 1.1.2 格尔登部落的社会组织结构 |
| 1.2 格尔登寺和格尔登部落 |
| 1.2.1 格尔登寺 |
| 1.2.2 “神民”格尔登 |
| 1.3 原初游牧实践 |
| 1.3.1 游牧方式 |
| 1.3.2 牧民智慧 |
| 1.3.3 牧民的交换 |
| 小结 |
| 第2章 部落社会的转型及脆弱性的激发 |
| 2.1 国家化的集体经济时期游牧生活的变迁 |
| 2.1.1 民主改革时期的历史记忆 |
| 2.1.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畜牧经营 |
| 2.2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 |
| 2.2.1 “产权”意识的兴起 |
| 2.2.2 草原“边界”的建构 |
| 2.3 脆弱性激发的集中体现——草原沙化 |
| 小结 |
| 第3章 国家和市场下的可持续发展与弹韧性营造 |
| 3.1 国家话语下的草场 |
| 3.1.1 围栏放牧的影响 |
| 3.1.2 牧民定居的反应 |
| 3.1.3 治沙工程的效果 |
| 3.2 市场化的牧民 |
| 3.3 可持续发展与牧区弹韧性营造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在读研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附录二 牧区生活用语藏汉词汇对照表 |
| 附录三 格尔登部落祭祀神山仪式记载 |
| 附录四 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整理 |
| 附录五 麦溪牧区的相关田野生活图像 |
| 致谢 |
（7）退化典型草原对施用磷肥的响应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内蒙古草原现状 |
| 1.1.1 三大草原类型概况 |
| 1.1.2 三大草原面临的问题 |
| 1.1.3 退化草原恢复措施 |
| 1.2 天然草原对施肥响应的研究进展 |
| 1.2.1 施用磷肥对天然草地的影响 |
| 1.2.2 施用微肥对植物的影响 |
| 1.3 植物的低磷适应研究进展 |
| 1.3.1 植物根系形态特征对低磷的响应 |
| 1.3.2 植物根系分泌物对低磷的响应 |
| 第二章 引言 |
| 第三章 材料与方法 |
| 3.1 原位控制试验 |
| 3.1.1 试验地概况 |
| 3.1.2 试验设计与取样 |
| 3.1.3 试验测定指标和方法 |
| 3.2 磷肥盆栽试验 |
| 3.2.1 供试材料 |
| 3.2.2 试验设计 |
| 3.2.3 测定指标和方法 |
| 3.3 水培试验 |
| 3.3.1 试验设计 |
| 3.3.2 测定指标和方法 |
| 3.4 微肥盆栽试验 |
| 3.4.1 试验设计 |
| 3.4.2 测定指标与方法 |
| 3.5 试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
| 第四章 结果与分析 |
| 4.1 天然草原对磷肥的响应——原位试验 |
| 4.1.1 施肥对草地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
| 4.1.2 施肥对优势植物产量及养分含量的影响 |
| 4.1.3 施肥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
| 4.1.4 施肥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
| 4.1.5 磷的吸附和解吸 |
| 4.1.6 施肥对磷酸酶的影响 |
| 4.1.7 植物生长特性与土壤养分相关性分析 |
| 4.2 克氏针茅对施用磷肥的响应——土培试验 |
| 4.2.1 对克氏针茅生长发育的影响 |
| 4.2.2 对克氏针茅根系构型的影响 |
| 4.2.3 对克氏针茅植物养分的影响 |
| 4.2.4 不同草原类型植物生长特性相关性分析 |
| 4.3 克氏针茅对磷素的响应——水培试验 |
| 4.3.1 对克氏针茅生长发育的影响 |
| 4.3.2 对克氏针茅根系构型的影响 |
| 4.3.3 对克氏针茅根系分泌物的影响 |
| 4.4 克氏针茅对施用微量元素的响应——盆栽试验 |
| 4.4.1 硼对克氏针茅的影响 |
| 4.4.2 铜对克氏针茅的影响 |
| 4.4.3 锌对克氏针茅的影响 |
| 第五章 讨论 |
| 5.1 草原初级生产力对磷肥的响应 |
| 5.1.1 磷肥对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
| 5.1.2 磷肥对根冠比的影响 |
| 5.1.3 磷肥对不同草地类型克氏针茅生长的影响 |
| 5.2 植物群落对磷肥的响应 |
| 5.3 植物养分对磷肥的响应 |
| 5.4 土壤理化性质对磷肥的响应 |
| 5.5 土壤磷酸酶活性对磷肥的响应 |
| 5.6 磷的吸附和解析 |
| 5.7 植物的低磷适应探讨 |
| 5.7.1 植物根系构型 |
| 5.7.2 根系的酸性磷酸酶 |
| 5.8 微肥对草原植物的影响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生期间论文发表情况及参加课题 |
（8）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主要社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说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史料评介 |
| 第一章 近代察哈尔地区的移民垦殖与社会结构变动 |
| 第一节 察哈尔地区的历史沿革 |
| 一、远古至唐代的察哈尔地区 |
| 二、辽金时期的察哈尔地区 |
| 三、蒙元、北元与明朝对峙时期的察哈尔地区 |
| 四、清代的察哈尔地区 |
| 第二节 察哈尔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一、察哈尔地区的地形 |
| 二、察哈尔地区的气候特征 |
| 三、察哈尔地区的河流分布 |
| 第三节 近代察哈尔地区的移民垦殖 |
| 一、清代察哈尔地区的移民垦殖 |
| 二、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的移民垦殖 |
| 第四节 清末民初察哈尔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动 |
| 一、生态环境的变动 |
| 二、民族格局与人口结构的变动 |
| 三、社会秩序的震荡与民间信仰的交叉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土匪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土匪概况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匪患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匪患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匪患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匪患的特点与影响 |
| 一、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匪患的特点 |
| 二、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匪患的影响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匪患成因与治理 |
| 一、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匪患的成因 |
| 二、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匪患的治理 |
| 第四节 察哈尔地区土匪的覆灭 |
| 一、抗战后至解放初期察哈尔的匪患 |
| 二、察哈尔地区剿匪的发展阶段 |
| 三、察哈尔地区剿匪经验总结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灾荒研究 |
| 第一节 察哈尔地区的自然灾害 |
| 一、灾况概述 |
| 二、水灾 |
| 三、旱灾 |
| 四、雹灾 |
| 五、其他灾害 |
| 第二节 灾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社会因素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灾荒的影响 |
| 一、灾荒打击下的灾民 |
| 二、灾荒对察哈尔农村经济的影响 |
| 三、灾荒引起的社会冲突 |
| 第四节 灾荒的社会应对及其成效 |
| 一、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荒政 |
| 二、民国时期社会救济团体对察哈尔灾荒的救治活动 |
| 三、民国时期的报纸媒体与察哈尔地区灾荒救济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会道门研究 |
| 第一节 察哈尔地区会道门勃兴的原因 |
| 一、社会政治因素 |
| 二、自然灾害因素 |
| 三、思想文化因素 |
| 第二节 察哈尔地区主要会道门 |
| 一、贯道 |
| 二、九宫道 |
| 三、先天道 |
| 四、黄天教 |
| 五、明宗会 |
| 六、理门 |
| 七、红枪会 |
| 第三节 察哈尔地区主要会道门的分布 |
| 一、察北主要会道门分布情况 |
| 二、察南主要会道门分布情况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会道门的政策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会道门政策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会道门政策 |
| 三、晋察冀边区的会道门政策 |
| 第五节 全面取缔会道门 |
| 一、建国前后会道门在察哈尔地区的破坏活动 |
| 二、察哈尔地区取缔会道门运动的开展 |
| 三、察哈尔地区取缔会道门的经验总结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察哈尔省各县暨盟旗群位置略图(1935) |
| 附录二: 晋察冀边区行政区划图(1944年12月) |
| 附录三: 1949-1951年察哈尔省行政区划图 |
| 附录四: 察哈尔地区剿匪部队组织序列表 |
| 1. 晋察冀军区剿匪部队组织序列表(1946年2月) |
| 2. 冀察军区剿匪部队组织序列表(1946年2月) |
| 3. 华北军区剿匪部队组织序列表(1949年10月) |
| 4. 察哈尔军区剿匪部队组织序列表(1949年10月) |
| 5. 华北军区剿匪部队组织序列表(1950年10月) |
| 6. 察哈尔军区剿匪部队组织序列表(1950年10月) |
| 附录五: 理善劝解烟酒总会公函第三号(1932年8月1日)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一个牧业村庄的灾变图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导论 |
| 第一节：研究缘起 |
| 第二节：研究意义 |
| 第三节：相关研究综述 |
| 第四节：田野图像:“天边的若尔盖” |
| 第二章：时空场景中的阿西 |
| 第一节：阿西牧场与阿西人 |
| 第二节：“历史”情景中的游牧区域 |
| 第三节：“现代”场景中的的国营牧场 |
| 第四节：“治理实践”中的“草场到户”（2010～） |
| 小结：时空的混乱 |
| 第三章：“进步”的幻觉：草场到户与围栏放牧 |
| 第一节：国家视角下的“草原”和“游牧” |
| 第二节：“游”而“牧”到“定”而“养” |
| 第三节：蕴藉其“妙”的传统放牧管理 |
| 小结：进步的幻觉 |
| 第四章：“发展的陷阱”：灾变生成与肇因肌理 |
| 第一节：草场退化 |
| 第二节：鼠、狼之灾 |
| 第三节：疫病“突发” |
| 小结：发展的陷阱 |
| 结语：面向整体性的灾难研究 |
| 附录一：才但一家的夏季放牧 |
| 附录二：泽中一家的冬季放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录 |
| 表录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与意义 |
| 1.1.2 现实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及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论文框架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空间冲突相关研究进展及评述 |
| 2.1 冲突的形成因素 |
| 2.2 冲突的类型划分 |
| 2.3 冲突的表现形式 |
| 2.4 冲突的演化过程 |
| 2.5 冲突的社会影响 |
| 2.6 冲突的协调治理 |
| 2.7 冲突的研究方法 |
| 2.8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空间冲突相关基础理论回顾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空间冲突概念界定 |
| 3.1.2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界定 |
| 3.2 经济地理学空间关系研究演进 |
| 3.2.1 区域内部产业空间配置与布局竞争 |
| 3.2.2 跨区域尺度的空间组织 |
| 3.2.3 全球尺度的空间网络关系 |
| 3.3 全球化与地方化：理论的争辩 |
| 3.3.1 地方化、全球化以及全球地方连结 |
| 3.3.2 对全球-地方连结的反思 |
| 3.4 空间冲突相关理论渊源 |
| 3.4.1 社会冲突理论 |
| 3.4.2 博弈理论 |
| 3.4.3 区域管治理论 |
| 第4章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形成机理 |
| 4.1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特殊的地域类型 |
| 4.1.1 生态脆弱区分布与特征 |
| 4.1.2 民族地区分布与特征 |
| 4.1.3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特征 |
| 4.2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内生因素 |
| 4.2.1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敏感性 |
| 4.2.2 经济结构的低效性和单一性 |
| 4.2.3 民族宗教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
| 4.3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外生因素 |
| 4.3.1 经济全球化及产生的趋同效应 |
| 4.3.2 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层级关系 |
| 4.4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产生 |
| 第5章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类型及表现形式 |
| 5.1 空间冲突产生的时代背景 |
| 5.1.1 民主改革时期(1949年-1958年) |
| 5.1.2 曲折发展时期(1959年-1977年) |
| 5.1.3 恢复发展时期(1978年-1988年) |
| 5.1.4 扩大开放时期(1989年至今) |
| 5.2 空间冲突类型划分 |
| 5.2.1 空间冲突划分标准 |
| 5.2.2 空间冲突类型 |
| 5.3 空间冲突表现形式 |
| 5.3.1 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表现形式 |
| 5.3.2 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表现形式 |
| 5.3.3 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表现形式 |
| 第6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的类型及表现 |
| 6.1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基础条件 |
| 6.1.1 空间冲突的经济基础 |
| 6.1.2 空间冲突的生态基础 |
| 6.1.3 空间冲突的文化基础 |
| 6.2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演化过程 |
| 6.2.1 空间冲突隐性阶段(1949年-1958年) |
| 6.2.2 空间冲突萌芽阶段(1959年-1977年) |
| 6.2.3 空间冲突显性阶段(1978年-1988年) |
| 6.2.4 空间冲突扩大阶段(1989年至今) |
| 6.3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类型 |
| 6.3.1 甘南州空间冲突行为主体 |
| 6.3.2 甘南州空间冲突发生领域 |
| 6.3.3 甘南州空间冲突类型划分 |
| 6.4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表现形式 |
| 6.4.1 社会生活冲突表现形式 |
| 6.4.2 经济发展冲突表现形式 |
| 6.4.3 生态治理冲突表现形式 |
| 第7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形成机理及治理机制 |
| 7.1 甘南州空间冲突形成机理 |
| 7.1.1 甘南州空间冲突产生的内生因素 |
| 7.1.2 甘南州空间冲突产生的外生因素 |
| 7.1.3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产生 |
| 7.2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困境 |
| 7.2.1 地方力量治理空间冲突的困境 |
| 7.2.2 外部力量治理空间冲突的困境 |
| 7.3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机制 |
| 7.3.1 甘南州空间冲突内部治理机制 |
| 7.3.2 甘南州空间冲突外部治理机制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空间冲突是不同层级主体间的冲突关系 |
| 8.1.2 空间冲突来源于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 |
| 8.1.3 空间冲突具有多种类型和表现形式 |
| 8.1.4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应注重发挥地方力量的作用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系统分析了不同空间层级的空间冲突关系 |
| 8.2.2 提升了对区域发展模式的认识 |
| 8.2.3 构建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治理机制 |
| 8.3 存在的不足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内蒙古防治草地鼠害有方（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石漠化治理草地畜牧业效益监测评价研究[D]. 张吟.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放牧和高原鼢鼠扰动对鹅绒委陵菜繁殖特征的影响[D]. 杨晶. 甘肃农业大学, 2021(09)
- [3]苜蓿根腐病病原菌分离鉴定及不同苜蓿品种对镰刀型根腐病抗性评价[D]. 杨剑锋.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2)
- [4]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甘肃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研究[D]. 韩耀文. 兰州大学, 2020(12)
- [5]内蒙古部分地区蒙古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D]. 马志杰.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1)
- [6]从社会变迁看若尔盖麦溪地区生态的脆弱性诱发与弹韧性营造[D]. 多吉党增.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4)
- [7]退化典型草原对施用磷肥的响应机理研究[D]. 王党军. 西南大学, 2018(01)
- [8]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主要社会问题研究[D]. 刘晓堂. 内蒙古大学, 2017(08)
- [9]一个牧业村庄的灾变图景[D]. 郭亮. 西南民族大学, 2014(01)
- [10]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D]. 程进.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