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小民族大文化

一、互联网时代的小民族与大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魏兵^[1]（2021）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西方媒介理论的学术版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宏观层面批判性地研究西方政治与经济权力控制媒体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路径方法。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电视媒体不仅是一种大众传媒,而且是经济生产与文化生产的结合体。研究电视媒体需要关注电视的产业结构、生产关系、广播电视体制和全球传播秩序等社会性与机制性问题。所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力主采取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考察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整体而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研究的相关概念、观点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学术母体,着重研究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传播机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路径,它尤其关注电视媒体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行过程。该研究主张,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逐利性,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电视媒体,不仅受到资本与政治等权力的制约,而且成为控制大众意识形态和实施国际文化霸权的工具,呈现出复杂而消极的文化生产局面。深入透彻地了解西方广播电视机制的理论成果,既可以掌握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模式,又能进一步认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体制机制的缺陷与问题,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制度性优势。本论文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电视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厘清其学术渊源、研究背景、主要学者、核心观点与理论,进而阐述并评析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电视媒体权力控制问题的电视理论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电视理论研究和电视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学术探讨和理论镜鉴的态度拓展我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视角,为我国电视的管理实践、艺术创作、产业发展与对外传播汲取理论经验与发展启示。因此,本文围绕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分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概述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分别就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生成语境和学者群体等展开论述,以期描摹出该领域电视理论的整体特点。第一章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生成语境,重点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思想渊源、学术借鉴和西方媒介的发展背景与机制等。第二章是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主要学者的概说与评述,通过梳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北美与欧洲两大地区集中的核心学者,阐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集群、学术承继、重要电视理论与观点概况、主要着作和学术地位等,进而为探讨该领域电视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理论价值做出相应的学理性准备。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即以电视媒体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问题展开三个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即经济宰制观、意识形态操控观和国际文化霸权批判观。第三章主要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研究起点,即经济控制下电视媒体的商品属性。通过对受众商品论、文化生产的双重意义、电视内部的隐形审查机制和资本主义商业媒体的逐利性原则等观点与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提炼该研究领域对资本控制大众媒体的批判性观点。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围绕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思想控制议题提出的如“思想管理者”、“文化有限公司”、“媒体操控”、“宣传模型”等概念,或对电视文化商品公共属性的反思性观点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论述,指出该研究领域着力批判西方电视媒体的思想控制机制的研究逻辑与理论特点。第五章将视点转向该领域的国际电视媒体传播研究,通过整合该领域对电视的国际传播议题等相关观点,分别就其提出的“媒体依附论”、“文化帝国主义”和国际传播单向流动等文化霸权观点与理论展开论述与探讨。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总结性内容,即第六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特点和第七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第六章旨在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该领域的分析框架和批判焦点等研究价值,指出问题与偏颇。第七章以谨慎而镜鉴的态度,考量并发掘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电视研究对中国的电视理论建设和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和交叉研究法等阐述相关论点,厘清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核心学者、研究方法、理论特点和重要议题等,探讨其对我国电视研究与产业的理论价值。

王南芳^[2]（2021）在《文化自信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反复强调文化自信,而且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并用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这六个层层递进的词语来形容文化自信,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也充分说明文化自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化自信的提出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协调,“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尤其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下,各种各样的不良社会思潮使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剧烈冲击。思想文化领域一旦“根不稳”、“魂不定”,将会动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因此,增强文化自信,夯实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砥砺奋进的思想基础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坚定文化自信,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塑造力、生产力、防御力,有助于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价值。实现从文化不够自信到文化自信的转变,必须通过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艰苦的文化自信培育实践,而关于文化自信培育的研究正是当前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研究文化自信培育是对当前中国文化不够自信的理性审视,也是对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要求的学术回应,既有助于增强我国社会成员的文化自信水平,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又能弥补当前研究的局限,深化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意义十分显着。文化自信培育是指在深刻掌握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依靠一定的社会群体通过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教育方法开展的文化育人实践活动,以期实现增强我国社会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目标,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文化自信培育围绕文化育人实践活动展开,与文化自信的重构、重塑、重建的形成机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生长点和落脚点是培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等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对文化自信培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培育、文化自信培育者与培育对象、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文化自信培育的环境进行深入系统探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定文化自信要求的需要。文化自信培育的展开始终依靠人、围绕人并服务人。依据人在文化自信培育中地位、任务、功能的不同,可以将文化自信培育的主体划分为文化自信培育者和文化自信培育对象,这是文化自信培育最基本构成要素。文化自信培育者肩负着教育引导培育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知识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神圣使命,必须具备过硬的知识素质、良好的能力素质、健全的人格素质、健康的身心素质。虽然文化自信培育具有人民性,应该面向全体中华儿女展开,但也应该有重点,应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进行探讨。因此本文将青少年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重点对象,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对象,网络大流量群体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特殊对象进行深入探讨。文化自信培育者与文化自信培育对象在实践交往中要秉承平等性、亲和性、发展性的交往原则,推动文化自信培育顺利实施。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革命文化自信培育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培育三个方面构成的系统。从结构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是基础内容,革命文化自信培育是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培育是核心内容。从层次来看,按照从低到高的原则,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可以分为知识层面的认知性内容、道德层面的规范性内容和政治层面的信仰性内容。其中知识层面的认知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基础层次,道德层面的规范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中间层次,政治层面的信仰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最高层次。从当前的培育状况来看,我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得分最高,对革命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得分最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认同、低认知的现实反差,要求我们不仅要紧密联系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强文化自信培育的实效性,而且要按照整体性、有序性、层次性原则推动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要素完整、结构协调和层次科学。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是文化自信培育的桥和船。推动文化自信培育实践的完备化、效果的优质化、制度的常态化,必须遵循“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的古训,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培育方法的研究。随着文化自信培育的显性方法与隐性方法、线上方法与线下方法、内部方法与外部方法的综合使用,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日益呈现协同性、互补性、同构性等特征。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是由哲学方法、原则方法和具体方法构成的层次分明的系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是指导文化自信培育的哲学方法,起到最根本的作用。主导性与多样性相互补的原则、平等性与层次性相协调的原则、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促进的原则、渗透性与协同性相共生的原则、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是文化自信培育的原则方法,是指导文化自信培育顺利实施的基本准则。用理论点亮文化自信、用实践养成文化自信、用文艺滋养文化自信、用网络传导文化自信、用制度保障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培育的基本方法,在实践中要创造性地选择和运用。文化自信培育环境是指影响文化自信培育活动的一切环境因素的总和。按照范围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按照外延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按照形态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按照作用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积极环境和消极环境。从结构来看,文化自信培育环境是文化自信培育的构成要素,没有它就没有文化自信培育体系的完整性;从功能来看,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感染、导向和强化功能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培育的实效性,没有它就没有文化自信培育目标的达成。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对文化自信培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科学分析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机遇与挑战,提高化危为机的能力。要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环境观的指导,秉承实事求是、方向一致、协同共振、循序渐进的优化原则,努力建设繁荣有序的经济环境、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温馨乐学的家庭环境、风清气正的学校环境、文明有礼的社区环境、高效健康的工作环境,在有效应对危机中抓住新机、开拓新局,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优化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工作开展下去,有效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

李涵^[3]（2020）在《新疆人文纪录片《我从新疆来》系列艺术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丝绸之路上的“华美明珠”。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新疆便成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悠久的民族部落和丰厚的文化遗产,造就了非同一般的人文视角。这种视角格局的产生使“新疆”和“新疆人”这两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形象也在时代的推动下继续生长,润物无声,甚至有了颠覆性的跨越。因此,2018年11月1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而“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提出也为纪录片的创作发展带来了众多的革新。新疆不但需要走进大众的内心,大众也需要开启对新时代下“新疆”360度的重新解构和认知。自古以来,新疆就是少数民族迁徙聚居的地方,也是多种文明交汇的中心。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新疆的民族文化优势得以彰显。本文依托上述发展的大背景,运用传播学、叙事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对《我从新疆来》系列进行研究,挖掘人物整体形象的历史渊源,探讨新疆“人文属性”的呈现视角和新疆人形象的具像化表现。其内容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清了纪录片的艺术特性与人文纪录片的独特性内涵以及新疆人文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再从纪录片的影像内核切入,探究《我从新疆来》系列的文化认同、价值话语及立体形象展现。了解创作思路的同时探索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通过纪录片影像载体的传播让大众了解到新疆人的立体形象呈现。其次,运用叙事学和跨文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方法,对《我从新疆来》系列的民族文化符号及叙事策略展开了系统性的分析。并从纪录片“IP”品牌开发的创新趋势入手,分析《我从新疆来》系列“IP”品牌化路径的方法,以及对未来新疆人文纪录片和其他民族类纪录片的创作方向和运营模式的借鉴。最后,本文以《我从新疆来》系列的研究为源点,探讨在新时代话语背景下的“疆人形象”应有的着眼点和未来视角。在打破以往对新疆群像局限认知的同时,大众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立体化的“新疆人”,增加大众对其文化信仰和民族图腾的深层次认知与沉淀,让我们的纪录片传播从被动发声转向积极平衡,让新疆人走出去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声音带到全世界。

滕希望^[4]（2020）在《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多文化类别都是在交流、碰撞中实现融合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即是文化融合的典型现象。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载体,其以多种形式存在、发展,呈现拳种繁多、地域分布广泛的特征,与中华文明同源同步,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样态。武术拳种呈现出地域特征的同时,也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了融合。为了探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起源与形成,推进武术历史与文化研究,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并选择兼具地方民俗特色和武术特征的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进行研究。海阳大秧歌是典型的武术与民俗活动融合的文化样式,但已有研究侧重其舞蹈、娱乐、表演功能及其在族群交往中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忽略了对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学术探寻,而这种文化溯源,可提供武术文化的形成历史和学术依据。海阳大秧歌既属于民俗同时也具有武术活动的典型特征,其中“斗秧歌”是其武术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斗秧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主要动因就是武术技术的融入。研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现象,对于揭示武术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和价值、武术文化起源和多元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均具有学术价值。本文是以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及仪式展演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报告。本研究从仪式展演入手,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以及身体动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具体而言,主要从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历史、拳坊在其中的作用、斗秧歌仪式三个方面对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问题进行探究,以寻求武术融入民俗文化活动的原因与价值,并由此提出文化人类学解释,为武术文化形成提供学理依据。本文通过深度调研海阳大秧歌中的武舞融合与巫术祭祀仪式,证实海阳大秧歌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产物,具体表现为武舞融合与巫术的交融样态,其本质上是具有巫术祭祀功能的武舞。从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两个维度发现,海阳大秧歌的巫术祭祀仪式由祭祖与祭海仪式组成,武舞融合则包括对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的融合两部分。其中,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象征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即推广礼乐以教化百姓、民间演武以保境安民。其一方面源于国家层面的“祀”与“戎”向下的强力推行,另一方面是民间地方对“祀”与“戎”的主动模仿,形成双向互动过程。因此,武舞融合是武术与其他文化形态如巫术交融的重要形式,也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延至当代仍是武术的活态文化样式。拳坊是海阳地区特有的地域武术文化景观,它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海阳地域武术拳种如螳螂拳等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具有行业兼商业双重属性。以流传于海阳乡间的俗语“不喝两冬油,不能唱秧歌”为线索,研究发现,拳坊是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是武术文化转换的结果,从融合机制来看,是一种文化的涵化现象。拳坊具有一定的权力表征,带有权力的隐喻。根据“权力——知识”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权力——武术知识”的框架来解释师徒关系中的权力内容。拳坊的权力隐喻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货卖帝王家:向国家权力的主动依附;二是游离于庙堂与江湖:民间权力的在野;三是侠以武犯禁:压迫与反抗权力的隐喻。拳坊的权力隐喻也映射进海阳大秧歌中,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角色赋予的权力、制胜对方的权力、权力的复利效应。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民俗武术活动“斗秧歌”仪式进行考察,通过对“斗秧歌”的过程及民俗语境的分析。认为:海阳大秧歌吸收了古代军事武术中的兵法谋略与民间武术如螳螂拳、八卦掌等拳种的技术动作,族群生存斗争与比武较技是“斗秧歌”吸收武术元素的重要动因,其逻辑形式表现为礼法约束下由“文斗”到“武斗”的递进。“文斗”体现兵法谋略智慧,武术是“武斗”的主要支撑力量。“斗秧歌”受到礼法约束,以强化乡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法并施思想。剖析其民俗语境发现,“斗秧歌”是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同时也是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斗秧歌表现出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时代特征:即由斗秧歌必动武到不动武的变化;偶发的冲突仅限于集体情绪的宣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避免了肢体的暴力对抗。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对当代武术传承的启示:第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民俗文化活动展演的现场直接展示武术文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感受武术文化的魅力。在仪式性节日庆典中,民间武术不断呈现于观众面前,强化了武术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象。这种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互动的关系,推动了二者彼此的交相辉映。第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基点。文化生境是一种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海阳大秧歌就是在多重文化要素作用下的文化生境中形成的。以武术基本功为表演秧歌前提的规定,强调了武术与海阳大秧歌的密切关系。海阳乡土社会是二者融合的土壤,也是武术孕育的土壤和文化生境。第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是武术文化的显着特点,诸多传统文化事象从武术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养分,造就其艺术风格。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也是武术与多元文化共生及融合的典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诠释,可揭示武术的多元价值与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了解民间武术在乡土社会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可为地域武术及村落武术研究等提供借鉴,并丰富武术文化理论体系。总之,深挖武术的民俗文化根源,将民俗武术活动展演作为弘扬武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对武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丽娟^[5]（2020）在《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新媒体是新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旧媒体”的新型媒体形态,如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移动电视、互联网络、智能手机、触摸媒体等,也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时下,学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已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对广大受众的思想意识、社会认知、行为举止等等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反映社会矛盾显隐、社会主题转换、社会发展趋向、社会动态进程、时代精神变迁的“感应器”和“晴雨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仍然存在着诸如利益多元依旧明显、贫富差距依旧存在、生态环境仍有破坏、贪污腐败仍有滋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为各种社会思潮兴风作浪提供口实,并为其利用新媒体肆意传播提供了先决条件。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定型,且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的重要时节,正处于从青涩懵懂走向成熟稳重的重要阶段,极易被新媒体包裹的各种社会思潮所影响而不察觉。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就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大众媒介给人的初始印象是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载体,但实质上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却发挥着思想引领、政治控制等功能。”①社会思潮与新媒体“携手同行”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信息的传播更加亲民、平等、渗透、无障碍等。这些特点为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的大肆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又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诸多特点进行广泛传播并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的普及,大学生受到社会思潮影响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反过来又为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某种恶性循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产生影响。“思想催生行为、激发行为,也限定行为。”①思想意识是行为的先导,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将直接决定着人的行为取向、行为方式和行为力度。因此,本研究从新媒体和社会思潮基本概念入手,研究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的影响。通过开展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问卷调查研究,系统梳理和研究影响的表象和本质,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应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经验教训。最后,思考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尝试破解和应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理论和实际难题,拓展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掌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文章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从四个部分进行总体概述,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本章主要从国内及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出发,阐释什么是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到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传播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阐述了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的12种社会思潮和新媒体时代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大学生。第二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说明。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1724份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分析,整理出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数据。第三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双重影响,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第四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特征,主要是受众的广泛化与路径的裂变性、信息的碎片化与观点的完整性、语言的大众化与内容的政治性、形式的多变化与目标的一致性。第三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内容、方式及原因。本章主要从三个部分入手展开论述。一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四个方面;二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四种主要方式: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行;显性方式与隐性方式重叠;单一方式与综合方式交叉;平面方式与立体方式同步;三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原因分析。即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现实问题为重点,着重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同原因,主要包括国际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新媒体原因、大学生自身原因等五个方面。第四章,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传播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教训借鉴。首先,中国共产党利用媒体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这一部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其次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错误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教训反思。再次是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例,反思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不力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吸取教训。最后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借助媒体应对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借鉴。第五章,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这一章主要针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五个方面原因,从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和正确对待社会思潮的影响、凝聚价值目标共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遵循思政工作“三大规律”并抓好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新媒体以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和网络治理水平、提升大学生媒体素养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良影响。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可能拓展的研究及未来的展望。

娜荷芽^[6]（2020）在《文化接触与语言变迁 ——以图瓦语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语言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民族语言研究是构筑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客观需要。从文化的视角研究语言及其发展与变迁是语言人类学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是学界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内容。因此,文化的变迁也影响语言的变迁。形成语言变迁的内部和外部机制有很多,而文化接触是其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对接触各方或一方语言文化可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俄罗斯联邦是世界多民族国家之一。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其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共存的基础。俄罗斯多民族多文化共生的地域特点吸引着学界的关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沿线国家之一,俄罗斯与中国有着长久而友好睦邻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深入而广泛的人文交流传统。图瓦人主要分布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它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多民族聚居的社会特色使其民族文化呈现多样化特征。图瓦语是图瓦人的重要交流工具,也是他们认知世界和信息交流的符号系统。不仅如此,图瓦语也是图瓦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承载者,是图瓦人认同、情感和思想表达的载体。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语言活力和多样性调查,图瓦语被列入脆弱语言行列。这一现实情况也表明图瓦语言文化保护和传承以及图瓦语研究的重要性和客观需要。而且,图瓦语研究对深入了解当今俄罗斯图瓦人的文化特征以及对促进中俄两国人文交流具有积极作用。本文将围绕文化接触与语言变迁主题,以本作者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克孜勒市进行的实地田野调查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分析依据,结合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重点论述图瓦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之间的接触如何影响图瓦语并对其形成变迁。本文将在简要论述图瓦人和图瓦语的历史与现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教育、媒体、日常生活领域所体现的图瓦语变迁及其表现形式。本文第二章从语言与教育、学前教育、初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教科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重点论述了教育领域所体现的图瓦语变迁及其表现形式。整体而言,学生群体兼用图瓦语和俄语的情况趋向普遍,而且多数学生掌握了良好的双语能力。图瓦语教科书内容类型多样,而且课文内容中的俄语借词较多,部分内容也体现俄罗斯各民族共同奋斗,共谋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教育领域体现出图瓦语言文化与俄罗斯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与共存。本文第三章从语言与媒体、纸媒体语言、电视媒体语言和网络媒体语言等四个部分来阐释了媒体领域所展现的图瓦语变迁及其表现形式。图瓦语纸媒体和电视媒体中使用较多俄语借词。图瓦语网络词汇拼写特点表明凸显图瓦语特点的?、?、?三个字母时常被人们由О、У、Н三个字母代替使用。网络图瓦语缩略词也呈现与网络俄语缩略词相同的特点。现代网络媒体图瓦语体现图瓦—俄罗斯文化的接触对图瓦语的影响以及该两种文化间的接触与交流。本文第四章由语言与日常生活、人名和亲属称谓变迁、语言场合与选择、语言态度与选择等四方面的内容构成,并探讨了图瓦语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所体现的变迁及其意义。图瓦人名和亲属称谓词不仅保留了图瓦语言文化的传统与习俗,同时也体现着俄罗斯语言文化特点。部分图瓦人取俄罗斯名或者带有俄语人名或俄罗斯文化特点的名字。日常生活中,图瓦人的部分亲属称谓词也使用俄语亲属称谓词。对于图瓦人来说图瓦语和俄语有各自的使用功能。图瓦人的语言态度与选择也表明他们对图瓦语和俄语的重视以及该两种语言对他们的重要性。总而言之,日常生活领域体现出图瓦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接触和交融背景下的图瓦语传承与变迁以及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通过上述内容与分析,本文重点探讨了图瓦文化与俄罗斯文化接触对图瓦语形成的影响与变迁。以图瓦文化与俄罗斯文化接触为前提的图瓦语言文化变迁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文化涵化现象较突出。图瓦语变迁体现了图瓦文化接受和适应俄罗斯文化的部分特征。不仅如此,俄罗斯图瓦人采借俄罗斯文化并将其与图瓦文化进行有机整合,从而促进了图瓦—俄罗斯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民族语言研究不仅是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理论借鉴依据,也符合国家发展、国际间人文交流政策导向。同时,民族语言研究对构筑人类共有精神家园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图瓦语个案研究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跃^[7]（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黄海林^[8]（2020）在《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中国如何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应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等,已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课题。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等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阶段与实践经验,并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强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回答了以下四个基本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指导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必要性及优越性;二是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实践状况;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四是如何借鉴学习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以及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文化需求,以公益性事业为基础,强调市场调节方式配置社会文化资源,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经济性活动的行业总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思想,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价值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理论思想阐明了文化实践与文化创造的动力来源及其终极目标,即文化来自社会劳动生产,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其终极理想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观、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发展观、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观、习近平文化自信观等指导思想,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认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的特殊价值出发,让人们意识到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并举,牢固地掌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划分为萌芽准备（1978～1991）、形成兴起（1992～2005）、调整深化（2006～2017）三个阶段,同时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7）的发展历程也非常重要。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源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经历了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逐步进入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时代。从历程演变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逐渐形成了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功能延伸的发展逻辑。从治理模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政治主导、政府直接办文化、政府直接办文化与间接办文化相结合、到政府监管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文化治理模式,逐渐形成了政府监督管理、市场资源配置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从文化发展形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公益事业型发展、经营产业型发展到事业型与产业型并举发展的格局。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从被动输入到主动创造也非常重要,整个历程演进有着内在逻辑。当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旧问题与新挑战并存。如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文化服务供需矛盾加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结构偏低、文化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文化政策法规滞后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突出的实践特征,包括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文化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新形势、新业态下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从区域发展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各省份之间公益性文化事业综合发展的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都呈现出持续缩小的趋势,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也具有相似的趋势规律,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将走向良性发展与稳健增长。同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格局日渐呈现出“东走强、西保持、中渐弱”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中国过去的文化产业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既要重视文化产业的直接价值效益,也要重视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的持续投入,保证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能够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推进中国文化自信道路的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对增强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文化性、经济性、意识形态性和创新扩散性等基本属性。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应当以公益性文化事业为基础,以服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心,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的有效供给与分配正义。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两者既需要基础建设,也需要创新发展,相辅相成。同时,集群创新文化产业竞争力与价值效益文化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循环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辩证看待中国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明确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意识形态性这一本质要求,综合运用政府工具、市场手段与社会力量来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在新常态新形势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坚持围绕服务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中心点,在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创造符合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特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法兰克福学派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揭示了文化产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并坚决否定和批判文化工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但缺少对文化自我调节、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依赖关系、大众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系统批判。而英美文化学派并不认为文化消费者仅仅是一个同质化群体,而是主动的、积极的、能动的,同时文化不再以“艺术作品”为核心,而是兼具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产业的外延也扩展到了文化休闲、旅游遗产、网络娱乐、文化信息传输等新兴领域。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理论的重大转向,对中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从美英日韩等主要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其发展路径有重视文化产业强国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联动‖、健全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融资渠道、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制、优化调整文化事业体制结构与管理激励机制等,这对中国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参考国外有益经验启示,来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包括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并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文章提出了一种实现辩证认识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中观解释框架与改革路径,这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难题、实现文化法治强国梦想、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过,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文本分析不够系统深入,在实证研究指标体系设计、研究数据及方法上也有改进之处,对国外经验数据的比较分析存在缺位等等,这有待于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与探索。

雷玲^[9]（2020）在《敦煌文博会品牌塑造中的丝路文化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敦煌文博会以敦煌文化为基础,搭建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平台。敦煌文博会除展出敦煌文化外还荟萃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化,将厚重的丝路文化以原汁原味、创新等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丝路文化为敦煌文博会浇筑了品牌文化内涵、提升了品牌影响力。本文将在文化传播视角下,以敦煌文博会在丝路文化的应用为切入点,运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探究民众对敦煌文博会、敦煌文博会品牌及丝路文化的认知,并运用CIS理论分析了敦煌文博会在品牌塑造过程中应用丝路文化的现状,进而总结其应用过程的问题并提出后续应用策略。本研究分七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从敦煌文博会入手,分析其品牌塑造现状进而提出其品牌提升的政策机遇及丝路文化积淀的天然优势,其后通过调查法指出目前存在的挑战;第二章通过分析丝路文化的前世今生、特点、内涵及传播,论述了丝路文化是敦煌文博会品牌塑造与提升的独特素材宝库;第三章论述了敦煌文化对敦煌文博会品牌的滋养、丝路文化在敦煌文博会品牌中的应用价值,阐述了丝路文化对敦煌文博会品牌塑造的重要性。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从CIS理论出发,分别从品牌理念、品牌行为、品牌视觉角度论述了敦煌文博会在品牌塑造过程中丝路文化的应用情况,分析出“丝路文化+多元产业”的品牌理念有助于品牌提升影响力、走向国际化,但在多元产业应用丝路文化方面需要创新、需要借助技术的力量;从品牌行为中总结出敦煌文博会品牌对外传播效果不明显,仅限于本地、外地影响力较弱,在传播内容上继续挖掘丝路文化精髓,在传播形式上要具有互动性,在传播渠道上要符合当下受众的偏好;从品牌视觉上总结出丝路文化色彩浓郁但品牌视觉的呈现方面需要扩大,深入挖掘更具生命力的丝路文化元素,才能让品牌视觉更具冲击力。第七章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总结了敦煌文博会品牌塑造中丝路文化应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分析其原因所在,进而提出其在丝路文化应用上的出路。本研究认为:丝路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因其文化的特殊性,可以有效、快速的引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共鸣和认同。敦煌文博会作为丝路文化交流平台,将丝路文化创新应用到敦煌文博会举办项目中,将有助增加其品牌内涵、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通过文化交流带动各地区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此外通过敦煌文博会这一国际知名平台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顾超^[10]（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二、互联网时代的小民族与大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互联网时代的小民族与大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文化自信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疆人文纪录片《我从新疆来》系列艺术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文化接触与语言变迁 ——以图瓦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敦煌文博会品牌塑造中的丝路文化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互联网时代的小民族与大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D]. 魏兵.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2]文化自信培育研究[D]. 王南芳. 湖北大学, 2021(01)
• [3]新疆人文纪录片《我从新疆来》系列艺术创作研究[D]. 李涵. 陕西科技大学, 2020(05)
• [4]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D]. 滕希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5]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D]. 黄丽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6]文化接触与语言变迁 ——以图瓦语为例[D]. 娜荷芽.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7]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8]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D]. 黄海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9]敦煌文博会品牌塑造中的丝路文化应用研究[D]. 雷玲. 兰州大学, 2020(01)
• [10]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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