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对中国农产品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徐乾宇[1]（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周玲玲[2]（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杨伟[3]（2020）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产能合作是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随着我国近年农业发展资源要素约束趋紧,单位农产品产出效益下降,依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农业产能合作,成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与我国农业资源要素互补性强,双边政治外交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农业合作发展早、群众基础好,中俄之间的农业产能合作具备了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和经济要素互补性。据此,本文在“一带一路”视域下,以“国际合作的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利益驱动背后的‘成本—效益’相互作用”为研究范式,通过对我国与俄罗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相关数据和资料的收集整理,运用相关实证和规范分析方法,对中俄农业产能合作进行了研究。其中,基于比较优势互补和竞争优势相互作用,为中俄农业产能合作背后的贸易和产业转移提供了动力,而基于生产要素流动不及时带来的调整成本和客观的贸易环境所引致的贸易成本,共同对中俄农业产能合作形成成本约束。研究发现,中俄农业贸易和产业转移潜力巨大,但受到明显的调整成本和贸易成本阻滞,并存在显着的农产品贸易转移效应。但整体看,通过对动力和成本两个方面的研究,结合中俄双边农业合作的客观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应尽量降低双边农业合作的成本阻滞,充分释放双边农业合作潜力,达成双边农业合作的双赢局面。最后提出通过加紧对俄农业合作规划定位、促进对俄农业合作服务升级,在打造“中俄双边农业跨境产业链”的基础上,提高整合水平,获得成本节约和协同效应,达成中俄农业产能合作价值链升级、效益提升。
付正[4]（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晋乐[5]（2018）在《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增产为导向的粮食国内支持体系。然而,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国内支持方式正面临较大国内外压力。国内方面,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国际竞争力不足,在缺乏有效边境保护条件下,以增产为导向的国内支持面临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的尴尬局面。国际方面,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与影响。美国于2016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声称中国在2012-2015年间粮食国内支持水平已超过“入世承诺”规定上限。同时,作为Wto贸易谈判重要参考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每年向全球发布、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粮食生产者支持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贸易规则的“天花板”已开始对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构成实质性约束。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急需调整,如何调整国内支持政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本文研究目标是甄别出既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与国际公认的农业政策评价体系,又能缓解国内粮食产业“三量齐增”现实压力的最优政策,以期为今后粮食国内支持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根据国际惯例,“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和农业综合服务支持。三种政策选择中,哪种政策将是今后符合国际规则的调整重点?作为选择之一的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保障国内粮食生产具有显着效果,但同时具有较强的贸易扭曲效果,故属于Wto限制的“黄箱”政策,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同时使用该政策还会导致Oecd生产者支持这一国际主流农业政策评价指标上涨,带来较大Wto、Oecd农业政策评估压力。作为选择之二的收入支持政策,对保障农民收入具有一定效果,但以目标价格补贴为代表的挂钩收入支持,具备较强贸易扭曲效果,会增大Wto、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压力;以直接补贴为代表的脱钩收入支持,虽然贸易扭曲效果较小,但仍会增大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的压力。作为选择之三的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属于Wto与Oecd均允许并倡导的农业支持方式,但是这种政策不针对特定品种,通常短期内无法使得产量与农户收入显着增长,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相对较弱”、“投资效率不高”。为此,本文将对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与农业综合服务支持这三种“国内支持”政策缓解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进行评估与比较。通过构建中国主粮局部均衡模型、政策评估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实证量化比较生产成本上涨条件下,三种政策对Wto、Oecd这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及对国内压力的缓解效果,以期甄别出符合国际规则的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最优政策选择。本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如下:第一,市场价格支持政策面临较大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会增大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尤其在生产成本上涨时期,生产成本与干预收购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将加剧政策面临的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一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由边境政策与国内支持政策共同组成,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替代,因此提升关税水平或是缓解“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压力的路径之一。但本研究发现,增加关税只能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不能缓解Oecd指标评价压力。不仅如此,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韩国不同,在国内外价格差不断扩大条件下,65%的最高配额外关税水平仍不足以让粮食产业免受进口冲击,一旦叠加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Wto“国内支持”指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给我国市场价格支持政策使用带来更大的国际压力。根据通货膨胀水平,调整基期参考价格是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的另一路径。测度显示,对1996～1998年基期价格进行平减后,中国三种主粮2011～2015年Wto“国内支持”水平均不超过8.5%的微量允许上限。但是,此次中美主粮的“国内支持”贸易争端能否调整基期参考价格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收入支持政策仍将面临Wto、Oecd指标评价上涨压力。目标价格、直接补贴是两种典型的“收入支持”政策。现阶段目标价格政策采用“生产成本+合理利润”的方式制定目标价格,但理论分析与美国经验数据均表明,在生产成本上涨阶段,根据生产成本制定目标价格将会使补贴陷入扩张式增长,增加Wto、Oecd指标评估压力。直接补贴政策虽不计入Wto综合支持总量指标,但仍将计入Oecd生产者支持指标,生产成本越高,为达到相同的激励效果直接补贴数量也会增加,随之Oecd生产者支持评估压力增大。模拟结果表明,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并不能缓解中国面临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基于土地给付的“收入支持”增加,会导致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带动产品生产成本上涨。以玉米为例,单位玉米收入支持增加1%,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将上升0.6%。生产成本上升会触发更加强劲的“国内支持”投入需求,增加国际指标评估压力。政策评估模型显示,即使考虑在减少“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的同时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在边境保护水平较低、生产成本高涨的条件下,Wto与Oecd“收入支持”指标评价仍可能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第三,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缓解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农业综合服务”不针对特定产品与特定生产者,不增加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但也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不直接。对比发现,现实中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农业综合服务”水平普遍低于具有竞争优势国家、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如印尼、越南、中国等）。但实证结果表明,有针对性地选择“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方式,能通过直接替代私人投入、优化投入要素结构两种效应降低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从根本上缓解两种国际主流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总体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加1%,粮食生产成本降低0.4%。其中,着力改善水土条件的Wto新增“绿箱”政策更倾向节约劳动投入,传统“绿箱”政策（电力、道路）更倾向节约资本与物质资料投入;Wto新增“绿箱”政策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能显着降低三种主粮生产成本;改善水利条件的新“绿箱”对玉米的节本效应更为突出。故结合Wto规则变化、根据不同粮食主产区地域特征、成本结构特征,有针对性的增加农业公共投资,可更高效地发挥政策效果,缓解主粮“国内支持”指标评估压力。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与结构。依据市场规律,适度调减“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根据国际贸易规则与国内政策需求,更谨慎地论证使用农民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保障政策;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增加“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投资。第二,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在考虑国际规则变化、种植成本结构差异、主产地域差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粮食主产区制定相区别的农业公共投资方案。第三,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立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呼吁将关税水平、通货膨胀等“非国内支持”因素纳入政策评价体系,并通过国际协商谈判寻求改善。
肖智[6]（2018）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及其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理要素的格局、过程及机制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茶叶作为世界主要饮品原料之一,自二战结束70年来,世界茶叶生产、贸易与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贸易和消费格局变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同时,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茶叶生产、贸易和消费大国,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和贸易格局动态过程,分析产生变化的驱动因素,可对未来中国茶叶生产和贸易规划决策提供科学指导。本论文通过综合运用集中度指数、基尼系数、产业重心转移模型等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对近70年来世界及中国茶叶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理开展了较为系统研究,主要结果及结论如下:（1）论文从茶叶产量、茶园面积、茶园单产、茶叶品类四个方面统计分析了近70年全球茶叶生产过程并总结其变化特征。过去70年,全球茶叶总产年均增速（3.67%）大于茶园年均增速（2.85%）;世界茶叶总产增长主要是来自茶园规模的扩张,茶园单产提高对茶叶产量增产贡献不到三成;1990年以来,CTC碎茶（Crush、Tear、Curl）是世界主要茶类,占世界茶叶品类份额六成以上,传统茶所占份额不到四成。（2）论文对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演变特点。过去70年,茶叶种植在全球范围持续扩散,茶叶种植国从二战后的20个增加到36个;中国、印度、斯里兰卡是亚洲主要生产国,肯尼亚、乌干达是非洲主要茶叶生产国,阿根廷是南美洲最大的茶叶生产国;中国茶产量在2006年首次超过印度,成为世界茶叶最大的生产国,世界茶叶生产中心在百年后重新回归中国。世界茶叶生产格局由“双巨头（印度+斯里兰卡）”演变为“新双核（中国+印度）”结构;过去70年,全球茶叶生产高度集中（生产基尼系数>0.71）,茶叶生产国产量差异显着,在全球茶叶总产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各茶叶生产国所占份额差距进一步扩大。（3）论文对世界茶叶出口贸易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演变特点。过去70年,世界茶叶出口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世界茶叶出口年际间波动幅度不大,平均波动值维持在2万t左右;亚洲茶叶种植国的出口份额显着下降（从战后九成五降到近年的五成九）,非洲茶叶出口已占全球近四成;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过去70年间,世界茶叶出口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世界茶叶出口贸易已由70年前的印度、斯里兰卡两家独大的局面,业已形成多极化格局:在亚洲,中国（18.28%）、斯里兰卡（15.62%）、印度（12.15%）三强鼎立;在非洲,肯尼亚一家独大（26.72%）;在南美洲,阿根廷（4.76%）一支独秀的局面;70年间,随着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的出口贸易份额持续下降,肯尼亚、中国、越南、阿根廷茶叶出口竞争力的增强,尤其是肯尼亚与中国在21世纪初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茶叶出口贸易格局。2009年,中国出口超过斯里兰卡,茶叶出口贸易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4）论文对世界茶叶消费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演变特点。过去70年,全球茶叶消费进口保持年均2.5%的增速持续上升,这说明全球对茶叶有相对长期稳定的需求;70年间,世界茶叶消费进口地由集中于欧洲（59%）、北美（18%）地区,逐渐演变成亚洲（40%）、欧洲（28%）、非洲（20%）三足鼎立的格局;从茶叶消费进口国看,世界茶叶消费进口格局由战后集中于英国（51.92%）、美国（13.68%）、澳大利亚（7.56%）,到2016年形成亚洲巴基斯坦（10.12%）、阿联酋（3.65%）、阿富汗（3.24%）、非洲埃及（5.15%）、摩洛哥（3.92%）、欧洲英国（6.24%）、俄罗斯（9.32%）及北美的美国（7.63%）多极化格局。（5）论文定量分析了中国茶叶总产量增产的贡献因素,并选择世界主要茶叶生产贸易国作为参照对比,对中国茶叶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分析。茶园面积增加是中国茶叶总产量增加的主要贡献因素（>60%）;近70年,中国茶园面积扩大277万hm2,茶叶产量增产230.89万t,年均增速分别为4.25%、6.23%;70年间中国茶叶单产呈增长趋势,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单产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4%）;绿茶是我国最主要的茶类产品,其产量大、比重高;近70年中国茶叶出口增长了 43倍,年均增速5.76%,2009年以来中国茶叶在世界茶叶出口市场基本稳居第二;2015年以来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连续两年居全球之首;中国茶叶出口单价整体位于世界前列,2016年中国茶叶出口单价超过斯里兰卡位居全球第一;入世初期,加入WTO对中国茶叶进口影响微弱,从2009年之后,入世对中国茶叶进口拉动非常明显,中国茶叶进口年均增速达14.16%;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茶园资源大国、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大国、全球茶叶贸易量第二大国、全球茶叶贸易额第一大国。（6）论文揭示了中国茶叶生产时空演变特征。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空间格局变动较大、地域分异特征明显:从区域格局看,中国茶园集中度指数呈现“东部减小-西部增大”的变动趋势;中部的湖南、安徽与东部沿海的浙江、广东等传统茶叶产区的地位在逐渐下降,茶叶产业逐步向自然禀赋优势区集聚;西部茶区的贵州、云南、四川及中部茶区的湖北逐渐成为中国新兴茶园集中区及茶叶主产省。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布局（茶园面积重心与茶叶产量重心）明显向西转移;茶园面积的重心移动方向大致为“东-南”向“西-北”,茶叶产量的重心移动方向大致为“东-北”向“西-南”;从移动速度看,茶园重心的西移速度明显快于茶叶产量重心,中国省级茶区茶叶产量的区域波动大于茶园面积扩张的区域波动,茶园面积的西扩趋势更稳定。（7）论文应用主要驱动力及驱动机理分析方法,分析了近30年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揭示了中国茶叶生产空间演变的驱动力模型。1)考察期国内因素中除新技术的创新及应用对各茶区扩大茶园规模和提高茶叶单产的解释能力相对较低外,其余四个因素均有显着驱动作用。其中,土地成本对中国东部茶区、中部茶区、西部茶区茶叶生产发展的驱动作用均有显着驱动作用;劳动力成本对促进东部茶区及西部茶区的茶叶生产发展具有显着驱动作用;产业扶持政策对扩大西部茶区的茶园规模与促进东部茶区的茶叶单产具有显着驱动作用;自然地理条件对中部茶区扩大茶园规模、提高茶叶单产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2)在2001年加入WTO后,茶叶出口贸易对中国茶叶生产有正面引导作用。中国茶叶出口量与茶叶产量、茶园面积之间存在者显着的正相关关系（R分别为0.75和0.69）,随着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和扩大,中国茶叶生产与出口之间已形成良性正向循环机制。3)考察期间在驱动力作用下,中国茶叶生产重心自东向西移动,但不同时期驱动力作用的大小和方向不同,即驱动力对茶叶产量重心驱动的波动性大,对茶园西移的驱动更为稳健。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大格局背景下,受国内、国外因素的综合影响,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布局明显向西转移。西部茶区相对较低的土地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为中国茶叶生产西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产业扶持政策也为西部茶区茶园标准化、规模化、基地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保障。西部茶区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的正面作用也在客观吸引着中国茶叶生产由东逐渐向西南转移。论文提出实施包括调产业结构、促三产融合、保质量安全、借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茶叶贸易、以区域化生产为基础等相应政策,实现“中国茶”,“全球卖”。论文拓展了茶叶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将空间地理技术引入到茶叶生产格局演变特征中,实现了全球及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迁的可视化,弥补了传统统计数据分析的不足。
张玉娥[7]（2016）在《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对农产品的消费型需求和原料型需求均呈现稳定增长。消费型需求方面,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攀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的消费快速增加;原料型需求方面,不仅由于畜产品需求增加引致的饲料粮需求稳定增加,同时纺织服装等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也需要稳定的原材料供给。我国国内农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需要,特别是由于物质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现中外价差,进一步刺激了农产品的进口。在我国国内水土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世界农业资源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对国内产生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一方面肯定了农产品进口是解决农产品供给短缺的有效途径,利用国际市场可以减轻国内的水土资源压力,另一方面担心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对国内农业生产形成冲击。这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导致政策决策者在制定农产品进口贸易政策时面临两难选择。供需是市场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以往对农产品进口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供给方面（生产和资源）,而忽视了需求视角,即使有也仅是简单的描述为“调剂余缺”,尚未有相关研究专门就农产品进口对农产品国内需求方（包括农产品消费者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对农产品进口与国内福利的影响,比较新而且更直观的视角是进口对消费者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影响的研究。进口产品种类增加能够使得进口国获得额外的贸易利益,产品种类为贸易利益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有必要研究农产品进口种类对国内消费者福利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农产品受当地水土资源等环境影响大,不同的种类可以给消费者和农产品加工业带来不同的影响。那么农产品进口种类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消费者福利的?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程度如何?农产品进口种类是如何影响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从需求的视角分析农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国内福利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同时伴随着进口种类增加的事实,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和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为决策者在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时提供新的参考视角,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可以降低进口农产品确切价格指数,使消费者获得更低价格的农产品,以更低的支出获得同样的效用。而作为中间投入品的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增加投入品的种类,降低投入成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同样的产出。第四章研究了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和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第五章将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进口大量增加分解为进口数量变化、进口价格变化和进口种类变化,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是农产品进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产品进口的影响不能忽视进口种类的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同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引入其他主要的控制变量,计算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增加可以提高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第七章采用考虑进口种类变化的农产品确切价格指数考察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考虑种类变化的农产品确切价格指数低于传统的农产品进口价格指数,即同样的支出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产品,进而获得更多的福利。上述几部分的具体结果如下:研究内容一: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的贡献。第五章用三元分解方法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变化分为数量变化、价格变化和种类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农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贡献度最大,其次是价格提升的影响,最后是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的影响。数量增加可以满足国内消费和生产的需求,价格的提升减少了国内可获得的福利,而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增加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外价差和大国效应等原因导致我国农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进口价格提高和进口种类的增加,这些现状短期内不会改变,农产品进口态势必将持续下去。那么究竟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对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国内消费者的影响如何,将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二: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第六章构建了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的回归方程,测算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显着促进了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本行业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不显着,上游非农产品的进口种类对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影响也不显着。研究内容三: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消费者福利影响。第七章采用考虑种类变化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反映进口国国内消费者福利,结果显示考虑种类变化后2013年较2003年的真实价格指数出现下降,消费者福利增加。首先利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计算出646种进口农产品的替代弹性,以此为基础得出的考虑种类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低于传统农产品进口价格指数,意味着考虑种类变化后我国国内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支出获得同样的福利,由农产品种类增加引起的贸易利得为农业GDP的0.36%。其中美洲的贡献最大,其次为亚洲,说明我国从这些区域进口更多的农产品种类。而分产品的贡献来看,油籽、畜产品和植物油对福利值变化的贡献最大,说明这些产品可能源自更多的来源地,并且可能进口更多的产品。分用途来看消费型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影响最大,而分时间来看虽然整体上2013年较2003年存在明显福利增加,但是分时期来看2003-2005年进口种类却在减少。结合三方面研究内容,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增加离不开进口种类的变化。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一方面可以提高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增加消费者福利。为了更好的利用世界农业资源,从种类角度增加进口国国内农产品消费者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利益,建议如下:一是进一步转变以往农产品贸易中过于注重出口而排斥进口的思想。二是有意识地增加农产品进口种类,不仅增加农产品进口对应的HS8位码产品,尤其是国内不生产的产品,而且要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地。三是政策制定者如果更关注消费者的利益,可以减少消费型农产品进口的限制,扩大进口来源地;如果政策制定者更关注农产品加工业的利益,则可以放开原材料型农产品的进口,增加这些产品的进口来源地,以此促进下游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并吸引就业。最后结合本研究的不足和最新研究进展,探讨本领域未来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影响因素研究、微观数据匹配后更精确分析进口种类与福利、中国进口的动态贸易利益研究、考虑种类的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等。
蒋兴红[8]（2014）在《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10多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在大出大进中，出现“逆差常态化”现象。然而，中国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在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迎接由此而引发的激烈市场竞争、价格波及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冲击。本研究将农产品国际贸易置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的国民经济增长系统中，构建从价格传导波及到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探寻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途径和贡献。本研究以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石，构建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基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认识，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特征，分析贸易逆差的成因，以判断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未来走势。其次，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验证和分析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第三，基于影响途径的检验和分析，构建模型，系统评价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2004年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差额出现由“顺”向“逆”的历史性大逆转，逆差不断扩大，并呈现长期存在的趋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大豆、棉花、植物油等大宗农产品贸易失衡决定总逆差，具有主要逆差产品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的特征。需求、结构和竞争力（引力）的CMS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出口受竞争力和结构影响，增速缓慢。但相比较而言，农产品进口因为国内经济环境趋好进口引力大增，进口增速远大于出口，则必然形成逆差。因此，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逆差态势将成为短期不可逆转的趋势。短期内，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通过价格传导及波及，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农产品进口和出口增长均刺激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产品进口和出口上涨1%，中国农产品价格分别上涨0.7355%和0.4198%。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导致中国CPI上涨，并通过CPI对PPI的影响，间接导致PPI上涨。短期内（半年），农产品价格对CPI有重要影响，贡献44.9%；农产品价格对PPI的贡献较为稳定，半年内贡献13.07%。经粗略推算，农产品进口和出口上涨1%，将对CPI上涨分别贡献0.3303%和0.1885%，将对PPI上涨分别贡献0.0961%和0.0549%。农产品国际贸易不仅对中国农业增长和农业结构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产业关联，形成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间接影响，对三次产业具有结构调整效应。格兰杰因果表明，农产品出口和进口都通过资源配置优化和技术扩散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中国农业增长。农产品国际贸易不仅为中国农业结构调整提供动力和空间，而且通过农业及其产业关联间接影响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实证结果表明，农产品进口和出口扩张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作用不同：一方面，出口会减少第一产业份额，增加第三产业份额，对第二产业有负向影响，但影响不显着；另一方面，进口会增加第二产业份额，减少第三产业份额，对第一产业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着。从短期来看，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价格传导波及效应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联立方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都会引起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导致CPI上涨，抑制经济增长。同时，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通过CPI对PPI的影响，间接引起PPI更高幅度的上涨，而刺激经济增长。两者相抵，现阶段国际贸易引起农产品价格每上涨1%，国民收入将增加0.1%。但就长期而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不仅影响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而且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首先，农产品出口和进口都有助于促进中国农业增长；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出口和土地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进口都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但进口以土地密集型为主的结构对中国农业增长具有更显着的意义。其次，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将显着促进中国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明显推动经济规模的扩大，促进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但抑制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农产品进口的增加将显着扩大第二产业的份额，减少第三产业的份额，两者均会导致经济规模的萎缩，抑制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而促进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两者比较可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逆差格局将会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综上所述，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趋势已不可逆转，鉴于其对中国农业和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保持农产品贸易逆差的适度规模水平和合理结构成为重要目标。为此，需要通过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确保国际贸易均衡发展；需要通过改善农产品流通方式，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疏通农产品价格传导途径，提高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效率，扩大贸易利得；需要通过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不仅奠定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本和技术基础，而且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吴国松[9]（2013）在《边境措施、国内支持与我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效应研究 ——基于贸易限制指数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之一,必须履行入世关于农产品边境措施和国内支持政策的承诺,中国农业保护支持体系必须受到WTO农业协议的约束。入世后的中国农业保护支持体系由边境措施和国内支持政策两部分构成:农业边境措施将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的框架进行调整,诸多农产品关税税率将被降低,诸多非关税贸易措施将被取消或调整;同时与农业协议相违背的国内支持政策措施也需适当调整,变“黄箱”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为“蓝箱”、“绿箱”政策。入世十年,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的变化最为显着,边境措施和国内支持已经基本调整到入世承诺水平,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的调整对国内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的影响已经基本体现出来。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了显着变化,2004年首次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至今已连续九年,且逆差额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基于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现状,今后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的调整需要在与WTO农业协议保持协调的基础上实现符合中国农业实际发展状况的最优农业保护格局,追求国家农业利益最大化。在未来新一轮农业谈判中,中国主张今后的农业谈判要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消除贸易壁垒,减少农业保护,促进农产品公平贸易,要充分考虑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实际和需要,保证谈判结果在体现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总体平衡。因此,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下,探讨如何既不违背WTO规则,又合理利用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实现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提升和农业稳定发展对我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会改变农产品市场机制条件下国内外比价关系,进而会对农产品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扭曲性影响,进而最终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量及贸易福利。因此有必要在系统测度我国农业边境措施调整对农产品贸易保护效果的基础上,量化入世以来不同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对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加总效应,衡量中国农业进口竞争部门和出口部门的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对农产品贸易的保护效果,衡量十年来中国不同类别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中的边境措施和国内支持调整对农业总体、农业进口竞争和出口部门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在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只有国内支持政策和边境措施的有效配合才能有效提高一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对农产品贸易的保护作用。因此现阶段如何调整农业保护支持体系中的边境措施和国内支持政策,有效提升农业比较优势,优化农产品贸易格局,是切实处理好合理的进出口农产品贸易结构与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国内生产和市场稳定关系的关键,进而本研究相关计算结果可以为其提供一定依据,也有助于为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中边境措施和国内支持的调整和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在对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变动详细论述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发展和贸易现状,进而利用农业生产、贸易及相关价格等数据分别从农业总体、不同农业部门、不同类别农业保护支持政策措施等多个层面对入世前后的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的贸易保护效果进行实证测度,进而将中国的测算结果和其他国家相对比,探讨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所引致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希望从贸易限制指数和等值关税的视角对我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及农业贸易保护进行探讨,讨论不同产品、不同农业部门因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所引致的贸易量和贸易福利限制效果及不同类别农业保护支持政策措施对贸易量和贸易福利的影响,为中国今后的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并最大限度的获取贸易福利的贸易开放政策制定和选择提供依据。1、本文运用贸易限制指数对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的农产品贸易总体保护效应展开了细致测算。首先对分类农产品需求价格和收入弹性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产品需求几乎都缺乏弹性,同时主要农产品供给价格弹性也较小,说明农产品价格变动与农产品产量的关联不强。其次为了测算农产品边境价格,需要对入世十年来的中国农业边境措施调整的总体效果进行测度,进而需要对非关税贸易措施的贸易保护效应进行量化。而非关税贸易措施种类繁多,不同农产品因非关税贸易措施所引致的贸易保护效应也不相同,需要科学解决加总集合问题。研究在测算农产品进口需求弹性的基础上结合非关税贸易措施的关税等值等数据对中国农业边境措施政策组合调整对农产品贸易保护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研究基于贸易量和贸易福利限制指数对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的农产品贸易总体保护效果展开了全面量化分析,研究得出不同权重加总量化方法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并将研究结果与其他国家地区相对比,得出不同国家的农业保护支持政策的贸易保护效果也存在显着差异。2、本文进一步运用基于农业部门的贸易限制指数,对中国主要进出口农产品和不同农业部门（进口竞争部门和出口部门）的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所引致的农业进口竞争部门和农业出口部门的贸易保护效果展开分析、测度和对比。因融入了价格弹性等反映农产品特征的参数,研究结果优于已有研究中的生产者名义支持率和消费者税收等价,能够更加真实反映中国进口竞争部门和出口部门的农产品贸易因农业保护支持体系调整受到的影响。3、最后本研究将焦点集中于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框架下的农业边境措施与国内支持政策的变动对贸易量和贸易福利的影响。农业保护支持措施体系中的边境措施和国内支持政策的综合运用将对中国农业生产贸易产生多重多层次影响,亟需科学评价不同类别的农业保护支持政策措施的调整实施对不同农产品贸易的保护效果。本研究拟分别采用不同政策工具的贸易限制指数方法来衡量和比较不同农业保护支持措施类别的实施对农产品贸易的保护效果。首先基于相关文献估算中国农业不同类别保护支持政策措施对农产品贸易量和贸易福利限制水平及不同类别农业保护支持措施的相对贡献程度;其次借助世界银行的全球贸易扭曲数据库,横向比较不同国家不同类别的农业保护支持政策措施对贸易量和贸易福利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了不同类别农业保护支持政策措施对生产者和消费贸易量和贸易福利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还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别农业保护支持政策的相互作用与贡献,当世界农产品价格波动较明显时,不同类别农业政策的贸易保护效果也存在差异。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农业保护支持政策效果的对比来看,与发达国家的边境措施的贸易保护效应基本持平,但是仍然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总体水平,中国现有农业边境措施对农产品贸易量的影响较小。就国内支持政策措施而言,因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显着的差异,在入世前后发生了显着变化,中国国内支持政策对农产品贸易的保护效应在所考察的国家地区中是最低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作为世界贸易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必然需要对中国农业在今后的贸易谈判中的得失做综合考虑,最大化中国农业参与世界交换的净福利。在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考虑我国入世前后不同类别农业支持政策调整引致的贸易量和贸易福利效果,及不同农业部门、不同农业支持政策措施调整效果的国内外对比,并据此调整和制定相应的后过渡期的保护和缓冲政策,是决策者和公众都关心的问题。由于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扭曲,进而影响到中国农业生产和贸易格局,乃至影响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对农产品贸易的保护效应,因此本文对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调整系统梳理后进行实证分析,试图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目标和农业边境措施和国内支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和选择参考。
张晓京[10]（2013）在《WTO与粮食安全 ——法律与政策问题》文中研究表明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国际贸易作为粮食供给和获取的重要影响因素,与粮食安全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农业多边贸易体制的推进,贸易自由化究竟是有利于粮食安全,还是破坏了粮食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农业协定》实施评估期间,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更是成为经济学家、决策者和谈判成员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贸易自由化支持者认为,贸易自由化能够保障粮食充足、稳定供给,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效率和福利水平,增加收入,降低粮食不安全程度；批评贸易自由化的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收入差距,降低了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从而破坏了其粮食安全。为厘清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文章从法律与政策的视角出发,分析论证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对粮食安全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并考察WTO对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应对。本文主要通过四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来探讨上述问题。第一部分研究了GATT时期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通过对GATT农业贸易规则以及各国农业贸易政策的分析,文章指出,因农业被排除在GATT体制之外,国际农产品贸易实际上受到各国国内农业政策的调整和支配。主要发达国家奉行高度保护的农业贸易政策,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国家则对农业实行“负保护”政策。这些政策虽为实现国内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目标产生,但政策实施产生的“溢出效应”却扭曲了世界农业贸易秩序,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因粮食供给不平衡引起的粮食短缺、因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引起的粮食供给波动、因出口收入锐减引起的粮食获取能力下降。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虽能从农业贸易保护政策中短期获益,但长远来看,也存在粮食安全忧患。因此,国家对农业的高度干预和保护并不能起到保障粮食安全的效果。消除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贸易扭曲,制定适当的国内农业政策,可能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第二部分研究了WTO体制下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文章通过对WTO农业贸易规则实施效果的分析,考察了《农业协定》与《马拉喀什决议》基于粮食安全关注考虑的实际效果,探讨了WTO农业贸易规则体系下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实际影响。文章指出,WTO农业贸易规则关于粮食安全关注的具体安排虽然认识到农业贸易改革不能忽略粮食安全问题,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灵活性,但是这些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并未产生应有的实际效力；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推行,虽然为粮食安全的保障提供了可预见的制度环境,增加了世界贸易流量,有利于保证粮食的供给,但自由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却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促进粮食安全的政策选择,继续存在的贸易扭曲和支持依然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粮食的供给和获取。因此,WTO农业贸易自由化对于粮食安全的影响利弊兼存,而发展中国家受益甚微。第三部分研究了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进展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变革。文章在分析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进展的基础上,探讨了谈判形成的阶段性成果——《框架协议》以及具体模式阶段达成的共识对粮食安全的积极意义和潜在负面影响,指出多哈回合与乌拉圭回合相比,更能全面深入地推进农业贸易自由化,且部分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关注和农业发展需要的考虑,但它并不能根本实现包含粮食安全在内的发展使命,要实现WTO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关注的协调,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农业贸易改革,包括完善与粮食安全有关的农业贸易规则,促进《马拉喀什决议》的有效实施,增强农业委员会在贸易与粮食安全方面的职能,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在贸易和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协作等等。第四部分研究了WTO对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应对。文章结合中国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状,分析了入世和多哈农业谈判对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产生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后续农业谈判中的应对之策,以及在国内层面上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和制度完善。文章指出,入世不仅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而且还对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粮食生产资源,或直接从国际市场获取粮食；另一方面,中国的粮食国内供给会因入世承诺的全面履行受到较大冲击，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空间受限,政府对粮食贸易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多哈发展议题的确立,虽然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中国的粮食安全需要,但影响粮食安全的潜在不利因素（包括关税削减和国内支持政策）仍然存在。对此,中国应在国际层面进一步推进贸易改革,同时辅之以国内层而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完善,坚持“立足国内生产,实现粮食基本自给,适度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粮食安全策略。基于上述研究,文章认为,完全不受约束的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并不利于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而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在为粮食安全保障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威胁和负而效果,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义务的不平衡严重影响其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因此,就保证粮食安全而言,农业贸易自由化改革本身并不存在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情况下这些改革是恰当的,以及怎样更好地推进这些改革来实现粮食安全目标。在目前的改革阶段,关键是要确保发展中国家不能过早地将其农业部门置于激烈的竞争之下,而没有充备的制度机制来预防潜在的负面影响。从长远来看,如果能根本改革WTO体制下不公平的贸易规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灵活的国内政策空间,公平、自由的贸易将会成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中国而言,入世后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应“立足国内粮食生产,适度利用国际粮食市场”。
二、入世对中国农产品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对中国农产品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 4.3.4 模型结论 |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 5.1.2 类别简介 |
| 5.1.3 简单评价 |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 6.1 背景 |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处理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单变量分析 |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 6.6.2 安慰剂检验 |
| 6.7 扩展性分析 |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 1. 背景 |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 2.1 模型说明 |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 2.3 数据说明 |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 3.3 稳定性检验 |
| 3.4 结论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资料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 5.3 链接机制 |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4.1.1 国际贸易理论和内生动力溯源 |
| 1.4.1.2 国际合作与贸易受到成本约束:调整成本和贸易成本 |
| 1.4.1.3 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和动因 |
| 1.4.1.4 关于中俄农业合作互补性的研究 |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1 中俄农业合作互补性研究 |
| 1.4.2.2 中俄农业贸易和产业内水平研究 |
| 1.4.2.3 调整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相关研究 |
| 1.4.2.4 关于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 |
| 1.4.2.5 对俄农业投资与合作的风险防范研究 |
| 1.4.2.6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业对外发展战略 |
| 1.4.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技术路线 |
| 2 中俄农业贸易现状及增长潜力 |
| 2.1 俄罗斯农业发展概况 |
| 2.1.1 俄罗斯的农业资源条件 |
| 2.1.2 俄罗斯的农业生产情况 |
| 2.1.3 俄罗斯的农业政策转变 |
| 2.2 农业在中俄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
| 2.3 中俄农业贸易特征分析 |
| 2.3.1 中俄农业贸易竞争力分析 |
| 2.3.2 中俄农业贸易互补性分析 |
| 2.4 中俄农业贸易增长潜力评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测度分析 |
| 3.1 引言和文献回顾 |
| 3.2 模型介绍和数据来源 |
| 3.2.1 模型方法介绍 |
| 3.2.2 数据来源和说明 |
| 3.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3.3.1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及对比分析 |
| 3.3.2 中俄两国主要的农业转入来源国和转出承接国 |
| 3.4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状况和评析 |
| 3.4.1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状况分析 |
| 3.4.2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评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俄农业生产要素调整成本测度分析 |
| 4.1 引言和文献回顾 |
| 4.2 方法介绍和数据来源 |
| 4.2.1 方法介绍 |
| 4.2.1.1 A、B、S指数 |
| 4.2.1.2 贸易调整空间模型 |
| 4.2.2 数据来源和说明 |
| 4.3 实证测算结果和分析 |
| 4.3.1 A、B、S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 4.3.2 俄罗斯入世前后调整成本结果对比分析 |
| 4.4 中俄农业调整成本变化解释和评析 |
| 4.4.1 来自双边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解释 |
| 4.4.2 中俄农业调整成本影响评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俄农业贸易成本测度分析 |
| 5.1 引言和文献回顾 |
| 5.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贸易状况分析 |
| 5.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贸易具有较高集中度 |
| 5.2.2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贸易主要集中在经济距离较近国家 |
| 5.3 方法模型介绍及数据说明 |
| 5.3.1 方法模型介绍 |
| 5.3.1.1 贸易成本测度模型 |
| 5.3.1.2 贸易增长分解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13国的农业贸易成本对比分析 |
| 5.4.2 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13国农业贸易增长因素分解对比分析 |
| 5.5 中俄农业贸易成本总结评析 |
| 5.5.1 结果分析 |
| 5.5.2 贸易成本视角的评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俄农业产能合作外部环境状态分析 |
| 6.1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农业产能合作优势分析 |
| 6.1.1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
| 6.1.2 “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有效对接 |
| 6.1.3 国际大环境对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的促进作用 |
| 6.1.4 中俄农业合作开发早、互补性强、已取得一定成果 |
| 6.1.5 中俄双边相关支持政策相继出台助力农业合作 |
| 6.1.6 中俄双边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取得良好进展 |
| 6.2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农业产能合作困境分析 |
| 6.2.1 俄罗斯从地缘经济战略上对中国还有防备 |
| 6.2.2 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使得中俄双边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 |
| 6.2.3 俄罗斯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且农业产业政策保护性强 |
| 6.2.4 中国企业对俄农业投资缺少集体行动和合理规划部署 |
| 6.2.5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面临从进入、运营到退出的多重风险 |
| 6.2.6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融资渠道单一、缺乏资金支持 |
| 6.3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农业产能合作潜力行业分析 |
| 6.3.1 农业种养殖业 |
| 6.3.2 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 |
| 6.3.3 农业技术合作 |
| 6.3.4 农产品加工 |
| 6.3.5 农业跨境合作服务业:跨境电商、金融、物流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一带一路”视域下深化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的建议 |
| 7.1 加紧对俄农业合作的定位谋划和双边政策对接 |
| 7.1.1 明确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的定位 |
| 7.1.2 树立正确的对俄农业合作理念 |
| 7.1.3 加强对俄农业合作整体规划和双边政策对接 |
| 7.2 黑龙江省要抓住机遇助推对俄农业产能合作 |
| 7.2.1 培育和支持龙头企业集团,推进对俄全产业链农业合作 |
| 7.2.2 加强哈尔滨新区和黑龙江自贸区建设 |
| 7.3 推进中俄农业产能合作跨境产业链建设 |
| 7.3.1 加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 |
| 7.3.2 完善双边农业生产要素过境和粮食回运通道建设 |
| 7.3.3 加强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 |
| 7.3.4 推动农产品销售与合作项目的品牌化建设 |
| 7.4 加强对俄农业投资服务体系建设 |
| 7.4.1 加强对俄农业投资智库咨询服务建设 |
| 7.4.2 促进企业熟悉对俄农业投资实务和加强人才培养 |
| 7.4.3 多渠道融资深化对俄农业合作资金支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5）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4.1 论文结构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国内支持”政策 |
| 2.1.2 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体系 |
| 2.1.3 粮食品种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2.2 贸易保护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WTO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3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
| 2.3.4 近期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研究背景 |
| 3.1.1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际规则的约束与压力 |
| 3.1.1.1 WTO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 |
| 3.1.1.2 OECD农业政策评估的压力 |
| 3.1.2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内的压力与挑战 |
| 3.1.2.1 国内粮食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压力凸显 |
| 3.1.2.2 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不足的挑战 |
| 3.2 分析框架 |
| 3.2.1 政策选择一: 市场价格支持 |
| 3.2.2 政策选择二: 收入支持 |
| 3.2.3 政策选择三: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 |
| 3.2.4 缓解国际、国内压力的政策选择 |
| 第四章 评价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指标体系: WTO与OECD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分析 |
| 4.1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2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3 “国内支持”政策选择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3.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是两种指标体系的测度重点 |
| 4.3.2 “收入支持”政策在两种指标体系中占比不断上升 |
| 4.3.3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等政策免受两种指标体系约束 |
| 4.4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4.1 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前提假设比较 |
| 4.4.2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核心指标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
| 5.1.2 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2.1 “市场价格支持”总量: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1.2.2 特定产品“市场价格支持”: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2 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5.2.1 收购价格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2 收购数量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中国主粮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1 关税水平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2.3.2 通货膨胀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3 中国主粮干预收购政策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3.1 干预收购政策、“非国内支持”因素与“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5.3.2 模型构建与参数设定 |
| 5.3.2.1 模型构建 |
| 5.3.2.2 参数设定 |
| 5.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5.3.3.1 自由贸易情形 |
| 5.3.3.2 最高关税情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收入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
| 6.1.2 WTO、OECD“收入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2.1 “收入支持”总量: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1.2.2 特定产品“收入支持”水平: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2 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6.2.1 目标价格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2 直接补贴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3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3.1 收入支持政策、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6.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2.1 模型构建 |
| 6.3.2.2 数据说明 |
| 6.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6.3.3.1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与国际指标评价的关系检验 |
| 6.3.3.2 中国主粮由“市场价格支持”调整为“收入支持”影响预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7.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1.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
| 7.1.2 WTO、OECD“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2 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7.2.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2.2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3 中国农业综合服务政策对主粮产品“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 |
| 7.3.1 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7.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2.1 模型构建 |
| 7.3.2.2 变量选择 |
| 7.3.2.3 数据说明 |
| 7.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3.1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成本替代效应 |
| 7.3.3.2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成本结构的调整效应 |
| 7.3.3.3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的总成本效应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结构 |
| 8.2.2 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 |
| 8.2.3 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及其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厘清 |
| 1.2.1 茶树 |
| 1.2.2 茶叶 |
| 1.2.3 茶类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茶叶生产研究 |
| 1.3.2 茶叶需求研究 |
| 1.3.3 茶叶贸易研究 |
| 1.3.4 空间格局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数据来源 |
| 第2章 近70年世界茶叶生产、贸易及消费格局演变 |
| 2.1 全球茶叶生产时间序列的演变 |
| 2.1.1 全球茶园资源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2 全球茶叶总产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3 全球茶园单产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4 全球茶叶生产品类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5 全球茶叶总产增长贡献分析 |
| 2.2 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分析及区域差异 |
| 2.2.1 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
| 2.2.2 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特点 |
| 2.2.3 世界茶叶生产格局的演变趋势 |
| 2.3 世界茶叶贸易空间格局分析及区域差异 |
| 2.3.1 世界茶叶生产国出口贸易量变化 |
| 2.3.2 世界茶叶生产国出口贸易格局演变过程 |
| 2.3.3 世界茶叶生产国出口贸易格局演变特点 |
| 2.4 世界茶叶消费空间格局分析及区域差异 |
| 2.4.1 世界茶叶消费进口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
| 2.4.2 世界茶叶消费进口空间格局演变特点 |
| 2.4.3 世界人均茶叶消费的地域差异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近70年中国茶叶生产、贸易的时序演变 |
| 3.1 中国茶叶生产时间序列的演变 |
| 3.1.1 中国茶园资源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1.2 中国茶叶产量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1.3 中国茶园单产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1.4 中国茶叶总产增长贡献分析 |
| 3.1.5 中国茶类生产结构变化分析 |
| 3.2 中国茶叶进出口贸易时间序列的演变 |
| 3.2.1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量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2.2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2.3 中国茶叶出口单价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2.4 中国茶叶进口贸易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3 不同时期茶叶生产的影响因素评价 |
| 3.3.1 变量选择 |
| 3.3.2 不同时期茶叶生产的影响因素评价 |
| 3.4 中国茶叶生产与贸易在世界的地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近30年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过程及特征 |
| 4.1 中国茶叶生产区 |
| 4.2 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
| 4.2.1 中国省级茶区茶园空间格局过程及特征 |
| 4.2.2 中国省级茶区产量空间格局过程及特征 |
| 4.3 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的产业重心演变 |
| 4.4 中国茶叶生产面临的挑战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驱动机制 |
| 5.1 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驱动力分析 |
| 5.1.1 回归分析 |
| 5.1.2 国内因素对中国茶叶生产驱动强度分析 |
| 5.1.3 出口贸易对中国茶叶生产影响机理分析 |
| 5.1.4 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动的驱动因素讨论 |
| 5.2 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动的驱动机理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可能的贡献 |
| 6.4 论文的创新点 |
| 6.5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安排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分析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技术路线图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 |
| 1.6.2 可能的不足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品(goods)和种类(variety) |
| 2.1.2 农产品范围界定 |
| 2.1.3 农产品分类 |
| 2.1.4 农产品加工业 |
| 2.2 理论综述 |
| 2.2.1 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新贸易理论 |
| 2.2.5 新新贸易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进出口三元边际方法相关研究 |
| 2.3.2 农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影响相关研究 |
| 2.3.3 进口种类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影响相关研究 |
| 2.3.4 进口种类与进口国生产率关系相关研究 |
| 2.3.5 文献评述 3 中国农产品贸易现状与伴随的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动 |
| 3.1 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变化 |
| 3.2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分析 |
| 3.2.1 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 |
| 3.2.2 农产品进口产品结构 |
| 3.3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市场结构 |
| 3.3.1 出口市场结构 |
| 3.3.2 进口来源地结构 |
| 3.4 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及特征变动 |
| 3.5 本章小结 4 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机制和分析框架 |
| 4.1 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程度 |
| 4.1.1 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增加影响途径 |
| 4.1.2 贡献程度的计算方法:三元分解方法 |
| 4.2 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进口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 |
| 4.2.1 进口种类变化对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4.2.2 测度方法: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
| 4.3 农产品进口种类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影响 |
| 4.3.1 农产品进口种类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机制 |
| 4.3.2 测度方法:基于种类变化视角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 |
| 4.4 本文分析框架 5 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程度分析 |
| 5.1 种类变化贡献测度方法 |
| 5.1.1 本章分析框架 |
| 5.1.2 三元分解法的构建 |
| 5.2 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增长贡献度测算 |
| 5.2.1 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总额的影响 |
| 5.2.2 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分大类的影响 |
| 5.3 考虑种类的农产品进口增长原因及未来进口趋势 |
| 5.3.1 不同贡献比重产生的原因 |
| 5.3.2 基于三元分解视角的农产品进口未来趋势 |
| 5.4 本章小结 6 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国内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 |
| 6.1 本章分析框架 |
| 6.2 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
| 6.2.1 计量模型与变量的选择 |
| 6.2.2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6.3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对应进口种类情况 |
| 6.3.1 进口种类计数的分行业特征 |
| 6.3.2 进口种类变化情况(VAR,VARSA,VARSUA) |
| 6.4 农产品进口种类与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结果 |
| 6.4.1 行业自身进口种类对本行业生产率的影响 |
| 6.4.2 上游行业进口种类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7 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国内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1 本章分析框架 |
| 7.2 基于种类变化视角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构建 |
| 7.2.1 基于种类变化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 |
| 7.2.2 农产品不同种类间替代弹性估算方法 |
| 7.3 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进口地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1 农产品总体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2 从不同进口来源地角度对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3 从不同农产品大类角度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的福利的影响 |
| 7.3.4 按最终用途分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5 从不同时间段角度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8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1.1 入世后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迅速增加离不开进口种类增加的贡献 |
| 8.1.2 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促进了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提高 |
| 8.1.3 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能增加国内消费者福利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未来研究方向 |
| 8.3.1 影响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因素的相关研究 |
| 8.3.2 微观数据匹配后更精确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国内福利影响的研究 |
| 8.3.3 中国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研究 |
| 8.3.4 考虑种类变化的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 附表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述评 |
| 1.2.1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研究 |
| 1.2.2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农业影响的研究 |
| 1.2.3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1.2.4 评述 |
| 1.3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及其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理论 |
| 2.1.1 产业间贸易理论 |
| 2.1.2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2.1.3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动力 |
| 2.2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农业增长 |
| 2.2.1 农业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2.2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农业增长的局部均衡 |
| 2.3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
| 2.3.1 长期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短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
| 2.3.3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第三章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特征及其成因 |
| 3.1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历程 |
| 3.2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2.1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及地位 |
| 3.2.2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结构分析 |
| 3.3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特征 |
| 3.3.1 总趋势：贸易逆差形成并呈扩大趋势 |
| 3.3.2 产品结构特征：大宗农产品贸易失衡决定总逆差 |
| 3.3.3 贸易区域分布特征：主要逆差产品进口高度集中 |
| 3.4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逆差成因 |
| 3.4.1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 模型） |
| 3.4.2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 |
| 3.4.3 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 |
| 3.4.4 基于进出口比较的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逆差成因 |
| 第四章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价格传导波及效应的实证检验 |
| 4.1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价格传导波及机理 |
| 4.1.1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农产品价格的传导机理 |
| 4.1.2 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波及机理 |
| 4.2 基于国际贸易的中国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整合关系检验 |
| 4.2.1 中国农产品国内外价格的联系 |
| 4.2.2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关系 |
| 4.3 中国农产品价格与 PPI、CPI 的传导关系检验 |
| 4.4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 |
| 4.4.1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传导效应 |
| 4.4.2 农产品价格波动对中国物价水平的波及效应 |
| 第五章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农业增长的影响途径 |
| 5.1 中国农业增长的内在动力 |
| 5.1.1 中国农业增长的因素分析 |
| 5.1.2 中国农业增长动力分析 |
| 5.2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关系 |
| 5.2.1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因果关系 |
| 5.2.2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中国农业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
| 5.3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农业引致投入效应的检验 |
| 5.3.1 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致投入效应 |
| 5.3.2 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引致投入效应 |
| 5.4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扩散效应的检验 |
| 第六章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作用 |
| 6.1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6.1.1 国际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6.1.2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6.2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中国农业结构 |
| 6.2.1 中国农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 |
| 6.2.2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
| 6.3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中国三次产业结构 |
| 6.3.1 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 |
| 6.3.2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
| 第七章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系统评价 |
| 7.1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7.1.1 价格传导波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7.1.2 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7.2 基于价格传导波及效应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
| 7.2.1 模型构建、数据说明及估计方法 |
| 7.2.2 模型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
| 7.3 基于结构调整作用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
| 7.3.1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 |
| 7.3.2 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 |
| 7.3.3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评价 |
| 第八章 结论、建议及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启示及建议 |
| 8.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资本存量的估算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边境措施、国内支持与我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效应研究 ——基于贸易限制指数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安排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数据说明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说明 |
| 1.3.3 技术路线和研究思路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可能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保护支持 |
| 2.1.2 农业保护支持政策类别 |
| 2.1.3 贸易保护效应 |
| 2.1.4 主要农产品 |
| 2.1.5 进口竞争部门和出口部门 |
| 2.2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2.2.1 农业保护与贸易开放 |
| 2.2.2 边境保护措施调整 |
| 2.2.3 国内支持调整 |
| 2.2.4 农业保护支持效应测度 |
| 2.2.5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演变和农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体系演变 |
| 3.1.1 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演变 |
| 3.1.2 中国农业边境保护措施演变 |
| 3.2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下的农业生产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中国农业生产状况 |
| 3.2.2 中国农产品贸易状况 |
| 3.2.3 中国农业比较优势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的贸易保护效应量化分析:基于农业总体研究 |
| 4.1 引言 |
| 4.2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效应量化方法 |
| 4.2.1 研究框架 |
| 4.2.2 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与农产品贸易限制指数 |
| 4.2.3 农产品供需弹性测算方法 |
| 4.2.4 农产品边境价格测算方法 |
| 4.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4.3.1 主要农产品弹性测算结果 |
| 4.3.2 农产品边境价格测算结果 |
| 4.3.3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与农产品贸易保护效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的贸易保护效应量化分析:基于进口竞争部门和出口部门研究 |
| 5.1 引言 |
| 5.2 不同农业部门农业保护政策调整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效应量化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5.3.1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与主要农产品贸易保护效果 |
| 5.3.2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调整与进口竞争、出口部门贸易保护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的贸易保护效应量化分析:基于不同类别农业政策措施研究 |
| 6.1 引言 |
| 6.2 不同类别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的贸易保护效应量化方法 |
| 6.2.1 研究框架 |
| 6.2.2 不同类别农业保护支持措施与进口竞争部门的贸易保护研究 |
| 6.2.3 不同类别农业保护支持措施与出口部门的贸易保护研究 |
| 6.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6.3.1 中国农业边境措施与国内支持的贸易保护效果:农业总体 |
| 6.3.2 中国农业边境措施与国内支持的贸易保护效果:不同农业部门 |
| 6.3.3 不同国家间的农业边境措施与国内支持的贸易保护效果对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全文结论 |
| 7.1.1 非关税贸易措施具有针对性和有效保护性 |
| 7.1.2 农业保护支持政策的贸易保护效果呈现下降趋势 |
| 7.1.3 不同农业部门农业保护支持政策的贸易保护存在一定差异 |
| 7.1.4 不同类别的农业保护支持措施的贸易保护效果存在差异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和调整农业边境措施组合 |
| 7.2.2 完善和优化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7.2.3 加强农业保护支持体系规范化和法律化 |
| 7.2.4 加快依据比较优势的农业结构与区域布局调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论文发表情况 |
（10）WTO与粮食安全 ——法律与政策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与主要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主要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2 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两种不同的观点 |
| 2.1 基本概念和理论 |
| 2.1.1 粮食安全概述 |
| 2.1.2 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理论 |
| 2.2 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
| 2.2.1 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的关联 |
| 2.2.2 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不同的观点与立场 |
| 2.2.3 争论中的粮食安全政策路径：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 |
| 2.2.4 评价 |
| 2.3 小结 |
| 3 GATT时期的农业贸易与粮食安全问题：历史回顾 |
| 3.1 农业与GATT |
| 3.1.1 农业被排除在GATT的有效约束之外 |
| 3.1.2 历轮GATT农业贸易谈判无果而终 |
| 3.2 GATT时期各国的农业贸易保护主义 |
| 3.2.1 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 |
| 3.2.2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负保护政策 |
| 3.3 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
| 3.3.1 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对世界农业的影响 |
| 3.3.2 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3.3.3 基于农业贸易保护政策效应的评价 |
| 3.4 小结 |
| 4 WTO农业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成就与不足 |
| 4.1 WTO农业贸易规则体系 |
| 4.1.1 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 |
| 4.1.2 WTO农业贸易规则体系 |
| 4.2 《农业协定》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4.2.1 《农业协定》的主要内容 |
| 4.2.2 《农业协定》下的粮食安全关注 |
| 4.2.3 《农业协定》对粮食安全影响的实效性分析 |
| 4.3 《马拉喀什决议》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4.3.1 《马拉喀什决议》的产生 |
| 4.3.2 《马拉喀什决议》的主要内容 |
| 4.3.3 《马拉喀什决议》对粮食安全影响的实效性分析 |
| 4.4 《SPS协定》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4.4.1 《SPS协定》的产生 |
| 4.4.2 《SPS协定》的主要内容 |
| 4.4.3 《SPS协定》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4.5 小结 |
| 5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与粮食安全：进展与影响 |
| 5.1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概况 |
| 5.1.1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主要目标 |
| 5.1.2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历程 |
| 5.1.3 主要谈判方及其立场 |
| 5.2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进展与粮食安全 |
| 5.2.1 议题谈判阶段各方关于粮食安全的关注与斗争 |
| 5.2.2 框架谈判阶段取得的成果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可能影响 |
| 5.2.3 具体模式谈判阶段的进展及其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影响 |
| 5.3 基于粮食安全关注的WTO农业贸易改革路径 |
| 5.3.1 完善与粮食安全有关的农业贸易规则 |
| 5.3.2 推动《马拉喀什决议》的有效实施 |
| 5.3.3 增强农业委员会在贸易与粮食安全方面的职能 |
| 5.3.4 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在贸易和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协作 |
| 5.4 小结 |
| 6 纳入WTO体制的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 |
| 6.1 中国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现状 |
| 6.1.1 中国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目标 |
| 6.1.2 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
| 6.2 入世对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
| 6.2.1 中国农业入世承诺 |
| 6.2.2 入世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 6.2.3 入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
| 6.3 多哈农业谈判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可能影响及应对 |
| 6.3.1 中国在多哈农业谈判中的立场 |
| 6.3.2 多哈农业谈判的进展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可能影响 |
| 6.3.3 后续农业谈判中我国的应对之策 |
| 6.4 WTO框架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完善 |
| 6.4.1 WTO框架下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 |
| 6.4.2 WTO框架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完善 |
| 6.5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四、入世对中国农产品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3]“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研究[D]. 杨伟.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2)
- [4]《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D]. 晋乐.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
- [6]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及其演变研究[D]. 肖智. 南京大学, 2018(05)
- [7]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D]. 张玉娥. 南京农业大学, 2016(12)
- [8]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蒋兴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02)
- [9]边境措施、国内支持与我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效应研究 ——基于贸易限制指数的实证分析[D]. 吴国松. 南京农业大学, 2013(06)
- [10]WTO与粮食安全 ——法律与政策问题[D]. 张晓京. 武汉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