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世界军事形势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关泠[1](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提出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何岸[2](2020)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的主题为: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以这个主题为核心,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资源极为缺乏的岛国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为何忽视了极其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保护,从而导致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以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由于研究主题属于战略研究领域中关于战争失败的研究范围,所以本文根据战争失败研究的代表性着作《军事灾难:战争失败的剖析》一书提出的导致战争失败的“军事灾难”产生的基本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首先确认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属于战争失败中的典型“军事灾难”,而这种“军事灾难”的产生绝非单一因素所导致。其次,分别从纵向层次与横向领域两个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与分析。其中,纵向的研究主要分为国家、军队、战区/舰队、部队四个层次,分别对应战略研究中的大战略、战略、战役、战术四个层次。横向的研究则分为政治、军事、组织、敌人四大领域,并按照这四个领域依次探寻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原因。最后,根据导致其失败的政治、军事、组织、敌人四大原因,总结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教训,及其对于当今海洋战略的启示。
陈杰[3](2020)在《论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陆军军事优势形成的原因》文中研究表明1792-1815年欧洲爆发了一场长达二十三年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法国为保卫革命果实而被迫进行的的军事反击,止于欧洲各国为抵抗拿破仑的强权而联合起来将法兰西第一帝国和它的皇帝彻底打垮。这场战争以拿破仑上台掌权的1799年为界,前半段因其起点被称作“法国革命战争”,后半段因其最夺目的主角被称作“拿破仑战争”。在1792年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法军在各个方面均处不利,这种不利既与当时法国的社会动荡和军队的缺乏训练有关,又可以追溯到近代以来主导欧洲作战形式的有限战争已经发展到了尽头的层面上。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法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尝试,无论是对当时的军事制度,还是作战方法,法军都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实验。这些改革的效果深刻而显着,不仅使法国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全民武装动员能力的国家,从而把法国的军事机器率先升级到可以进行总体战争的级别,同时也让法国陆军取得了丰硕的军事成果,幅员辽阔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些军事成果为基础建立的。至拿破仑战争前期,法国陆军无论是在战绩上,还是军事制度的先进完善上,都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王牌军队,法国陆军的优势为各国所公认,欧洲各国也先后以法国陆军为模板,纷纷发起了旨在赶超法军的军事改革,借此机会,法军的建军思想与军事制度得以迅速传播,成为19世纪前半期各国新军建设的规范。
林高松[4](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聂朝阳[5](2020)在《新时代我国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军事制度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确立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是国家立法的重点内容之一,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民族意识、民主精神、法治特色和军事实力。当今世界,军事发展日新月异,并深刻表明,军队愈是现代化,愈是信息化,其暴力性越强、破坏性越大,越是要法治化。在当代中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快国防和军事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军。而军事制度的法治化变革是提升国防和军队法治化水平的必经之路,是国防和军队变革创新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是建设法治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建设法治中国这一宏大命题和伟大工程不可或缺之要素。兵役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军事制度,对兵役活动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和独特规律,其法治化程度反映着军事制度法治化的程度,反映着军队法治化的水平,其法治化变革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时代我国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兵役制度法治化变迁历程会发现,在当代中国,兵役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但兵役制度依然面临着诸多外在挑战,存在诸多内在不足。外在挑战方面,世界秩序正进行深度调整重构,新型军事对抗模式逐渐升温。同时,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加快军事变革,推动兵役制度加速转型,加之内外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军队维护国家安全面临更多传统的与新生的挑战。内在不足方面,执政党和国家层面已经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目标,开启了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但是,我国兵役制度建设存在着滞后于国家整体法治建设、兵役法律体系不健全、公民兵役权利义务失衡的问题,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梗阻,是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进行的绊脚石。因此,新时代我国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迫在眉睫。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及其内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军的关系和依法治军的实践表明:依法治国包括了依法治军,而实现依法治军又必须对包括兵役制度在内的军事制度进行法治化变革,这为新时代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兵役制度的法治化变迁为新时代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在分析新时代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亦面临内外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域外兵役制度加速转型、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内在不足,以及国民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存在缺失等诸多挑战的基础上,重新塑造兵役法律体系、实现公民兵役权利义务的真正平等,弘扬和培育法治精神与尚武精神并将二者有机融合,以及加强公民身份认同建构是新时代我国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的可行方案。
刘硕[6](2019)在《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文中提出推进军队院校改革创新、加快建设一流军队院校,是习近平军事教育思想明确提出的战略目标。军队院校既是军队的列编单位,又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既是“军”又是“校”的“非单一化”组织属性,决定了其教育管理有着与军队管理及地方高校管理相区别的鲜明特点,既要体现军队管理特色,又必须遵循高等教育管理的普遍规律,以实现军事统一、教育民主与办学高效的有机结合。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军队院校的教育管理忽视了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属性,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缺失,组织活力与创新能力不足。随着我国军队革命性体系重塑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加速推进,随着现代军校科技元素不断增加、学术属性不断增强、新兴领域和新质力量不断涌现,深化军队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内部治理结构的科学构建。鲜明地提出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概念并开展相关研究,顺应了当前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突出了军队建设依法从严治军的总基调,也为军队院校深化教育管理改革开辟了新路径。新时代,党的军事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治理理论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为我国军队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引、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鉴于治理理论强调民主意识、重视制度权威、关注主体利益,将治理理论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互动化、治理规则法制化等核心思想和有益成分引入我国军队院校的教育管理实践,必将有助于完善教育管理组织系统、改进教育管理运行机制、实现教育管理依法从严。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军事教育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在继承我国军队院校教育管理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地方高校改革与发达国家军事院校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理念,按照理论阐释、历史沿革、现实困境、经验借鉴、路径构建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论述,力求比较清晰的呈现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全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设计了以军队院校内部事务决策为载体,由内部治理结构合法性依据、内部治理结构要素和决策结果评价三个方面构建的内部治理结构概念模型。基于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实质是权力问题,通过提出权力假设、确定测量题项、发放调查问卷和对回收问卷进行统计与检验分析,从权力形式、权力层次、权力重心三个维度对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发展现状、权力配置特点与存在主要问题给予深入的系统解构,试图展示一种从权力维度分析管理症结的方法路径,进而把握军队院校教育管理问题的本质,寻求内部权力合理配置运行的可能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权力形式单一、行政干预普遍,权力层次冗杂、组织运行僵化,权力重心失衡、学术地位弱化,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军事行政习惯的深刻影响、军事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和军事学术民主的氛围缺失。通过个案研究发现,美国军种官校权力形式多元、内部决策民主,权力层次简明、行政实施顺畅,权力重心下移、学术权力彰显等权力结构与运行特点得益于其完善配套的法规制度和长期以来的严格执法。我国军队院校应结合自身实际、及时更新理念、不断改革创新,在院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党委核心与两治并进的格局确立、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有机协调、院校章程与规章制度的健全完善、依法办学与从严治校的贯彻落实,改变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现状,理顺政治权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互关系,着力构建以政治权力为领导核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协调、均衡发展的内部治理结构。
胡兵[7](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林佳萱[8](2018)在《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朝鲜半岛分裂以来,韩国与朝鲜一直呈现军事对峙态势,韩国一方面受制于美国国家战略,依托韩美同盟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一直在探寻制定符合韩国自身国情的军事战略。韩国军事战略的发展演变先后经历了“前沿防御”、“固守防御”、“机动防御”、“攻势防御”、“联合遏制”、“积极遏制”、“主动遏制”时期。这些都为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军事战略的产生提供了政策背景和内在逻辑。韩国文在寅政府基于对局势的分析判断,提出了“灵活遏制”的军事战略。该战略以应对朝鲜非对称威胁、打造“精锐先进的强军”为主要战略目标,以调整部队编成结构、理顺作战指挥体系、构建“三轴体系”的军力建设、构建新型美韩军事指挥体系为主要举措。目前该战略在韩国得到了持续推进,显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实践,在半岛局势、东北亚安全态势以及中国战略环境不同层次上都产生了影响。本文着力剖析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内涵、特征及影响,为理解韩国战略走向、预判朝鲜半岛未来局势提供现实基础,为更好的处理中韩之间关系、加强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提供理论启示。
王竞[9](2018)在《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视阈下的“多域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4年,美国国防部正式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旨在通过发展创新“颠覆性”的军事技术、国防体制和军队组织形态、作战概念获得军事优势,保持美军全球机动能力和美国霸权地位。“抵消战略”常被认为是单纯依靠“技术优势”来达到“抵消”目的,其实不然,军事技术要最终转化为军事优势需要作战概念的支撑。作战概念同时指引着军事技术革新和军队组织形态的发展方向,只有通过作战概念引领正确的发展方向,战略目的才能够实现。第三次“抵消战略”通过“多域战”概念实现战斗力的生成转化,以未来战争环境为着眼点,意在通过跨领域融合作战模式,“抵消”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赢得可能爆发的战争,达成政治目的。“多域战”正从概念走向现实,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或将对世界军事变革、亚太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其打压、遏制、围堵我国的意图十分明显。综合考量第三次“抵消战略”和“多域战”更有助于我们认清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实质,为我军改革发展提供参考。论文按照“政策轨迹——理论分析——现实应对”的思路分四章进行研究。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问题由来、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分析理清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和特点,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最终目的是生成与未来作战环境相匹配的战斗力,而“多域战”理论则是推进战斗力生成的实现路径。第三章主要通过梳理“多域战”理论的主要内容,总结出“多域战”的特点,研究了“多域战”的生成逻辑和本质属性,并分三个阶段对实施“多域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第四章探究了“多域战”的前景和影响,思考了中国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齐先国[10](2015)在《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据不完全统计,5000多年来人类先后发生了15000多次战争。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战争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生死存亡的大事。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战争需要武器(本文统称为军品),从石兵器、铜兵器、铁兵器发展到火器,再到坦克、飞机、导弹等近现代武器,到太空武器、激光武器等新概念武器,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就像战争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一样,“国家和地区间的军品买卖贯穿了人类的历史”。由于军品研发对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要求,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意愿和能力发展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军品。一些国家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研制军品,而后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会选择出口、支援某些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技术的国家。军品贸易与国防军备、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越来越成为提升国防实力、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美、苏争霸导致的军备竞赛由于苏联解体而停止;但是由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源争夺、民族(宗教)矛盾等不断引起各种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和跨国犯罪网络组织越发猖獗,许多国家相继增加国防预算。国防预算的不断增长为新型武器装备研制开发和军品贸易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军品贸易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与一般商品贸易相比,全球军品贸易有许多特征:第一,不同国家的军品贸易战略选择不同,即有的国家选择进口军品,有的国家选择本国自主生产军品,有的国家生产军品并选择特定对象出口军品,其背后隐藏着理性国家的利益选择。第二,军品贸易与国家收入水平和军费开支密切相关,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国家占据军品出口的绝大多数份额,军品净进口国多为发展中国家。第三,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相互影响,战争与冲突乃至21世纪以来突出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背后隐藏着军品贸易,军品贸易导致了不安全吗,还是国际不安全刺激了军品贸易?第四,高技术军品贸易比重不断加大,军品进口国对高技术军品的追逐与日俱增,军品贸易结构越来复杂、越来越高端,军品贸易朝着体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第五,军品贸易常常伴随其他形式的补偿贸易,并与技术研发合作以及军事援助服务等多种方式并存,军品进口国为促进本国军工能力提升而提出的军品贸易补偿要求越来越苛刻。第六,国际军品贸易规则尚未建立,与国际一般商品贸易和服务规则众多、规范有效不同,军品贸易适用WTO例外条款,2014年12月24日,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正式生效,建立了第一个用于常规武器交易进行监管的全球性条约,涉及武器装备的出口、进口、转口、转运和中介等军品贸易活动,截止目前共有130个国家签署该条约,其中60个国家已经予以批准。中国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力量,并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2013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特别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世界其他国家更为关注的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背后,总会有着某些决定性的力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全局来看,军品贸易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基点。我国军品贸易研究和实践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极不匹配。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随着中国崛起,世界地缘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推进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重点应对中国崛起、力图维护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加之中国周边黄海、东海、南海形势同时趋紧,战略竞争不断升温,冲突频率和强度增大。奉行“军事不结盟”战略的中国迫切需要在全球布局,突破战略包围圈。另一方面,我国军品贸易的研究和实践仍然落后,虽然2013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我国军品贸易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美、俄,特别是军品出口结构还多为低端军品,军品出口的政治影响和战略意义不突出。军品贸易发展潜力巨大,需求迫切。从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到,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尚处于瓶颈期,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框架,来解释全球军品贸易的独特现象。冷战爆发后,大多数学者专注于研究军品贸易的动因,认为军火贸易的动因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冷战时期政治动因是主要的。许多文献认为通过军品贸易,军品出口国家可以对军品进口国施加政治影响,比如影响其国家安全决策、外交政策等。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军品贸易的经济动因显得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许多文献研究了军品贸易的经济影响,认为通过军品出口可以维护国内的国防工业,维持军品生产的规模经济,节省军品的研究和开发成本,增加国内就业,平衡贸易赤字等,而军品进口则可以促进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升级和技术进步,增进本国的综合国力。这些研究更多是描述性和辩论性的,并没有运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对军品贸易的理论、经验和政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有少数文献对军品贸易的决定进行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且大都只是基于经典贸易理论的运用,并没有将国家安全真正融入到军品贸易的理论分析之中,因而对于军品贸易研究的解释力十分有限。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莱文(Levine,1994)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框架和研究基准,构建了军品贸易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但是该框架过于笼统,无法得到清晰的理论分析结果。国内文献对军品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晚,主流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均未给与军品贸易研究应有的一席之地。鲜有学者对于军品贸易问题进行原创性的理论研究,结合国家安全进行跨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则更少,我国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军品贸易理论研究及战略设计仍处于起步阶段,严重滞后于发展需要。这一方面可能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可能与国际经济学家与国际政治学家彼此相互忽视的学术传统有关。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国家安全的越发重视,以及参与全球军品贸易的逐渐活跃,对于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的媒体讨论、大众关注度都显着提升,军品贸易问题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运用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分析国际军品贸易问题,基于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理性的军品进口国家、军品出口国家效用最大化的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国际军品进口和军品出口的决定因素,通过引入国家效用函数和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分析了军品进口需求的决定、军品出口供给的决定、均衡问题和比较静态分析,阐释了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本文理论模型中的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军品进口国家关注国内安全,在其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它衡量军品进口国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关注程度,该系数越大,说明该国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越重视,军品消费带来的国家效用越多。与此相对,军品出口国具有全球性国家安全利益,他不仅关注国内安全、而且重视维护全球利益,因此在其军品出口的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国际安全偏好系数。通过理论推导,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1)一国的军品进口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偏好,本国国民收入水平和军品相对价格水平。(2)军品供给国的军品出口取决于本国收入水平、国际安全偏好以及军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世界军品的相对价格水平。(3)世界军品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取决于军品的供需力量对比和参与国家的安全偏好。理论模型有许多推论:(1)军品供给国的国内军品消费可能随着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增加反而减少。这是因为军品出口对于本国国内军品消费存在一种替代效应。(2)对同盟国的军品出口,可能不以盈利为目的(军品出口创造利润为负)。军品出口国收入越高,能够为军品出口提供的补贴越多,越有利于军品出口。(3)如果单纯地以盈利为目的的军品出口,本国收入水平对军品出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时存在一个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阈值,本国收入水平对军品出口存在正的效应。这两个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军品出口国家大多数都是高收入发达国家。(4)当一个国家国际安全偏好发生变化时,军品出口的变化情况取决于军品研发生产成本与军品价格的关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现实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求得民族独立后,不惜投入巨大的成本进行独立自主研发军品,并最终军品出口。(5)军品成本的增加对于军品出口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取值。即便是向同盟国出口军品,随着军品生产成本的升高,军品出口量反而降低;而军品生产成本越低,军品出口量越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技术武器(比如核武器、战略导弹、隐形战机、核潜艇等)的出口受到限制;而常规武器(比如手枪、弹药等)的出口随着成本的降低越来越普遍,等等。这些结论和推论为全球军品贸易中许多独特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本文还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全球军品贸易数据库对上述理论模型给出的结论及其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军品出口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品出口不仅取决于国内安全,也与国际安全局势密切相关。军品进口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品进口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和本国国民收入水平。同时,军事同盟、军备竞赛、军品研发生产成本及技术水平、军品质量、恐怖主义、冲突、战争、外交政策取向等多种因素对军品贸易的决定都产生了显着影响。美国、俄罗斯、中国三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则更好地验证了上文的基本理论。随后,本文重点对美国、俄罗斯(前苏联)、中国的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比较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美国和俄罗斯(前苏联)军品贸易的特征明显:一是将军品贸易视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作为增强国家政治关系的关键纽带、实质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石和实现国家外交战略意图的有力杠杆。二是不断在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三是普遍采用贸易补偿方法。四是不断调整军品出口许可政策。五是高技术武器出口比重越来越大。这些特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对于中国发展军品贸易、加强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军品贸易历史久远。近现代以来的军品进口反映了国力衰退的现实。在20世纪漫长的战争中,都不乏美国、日本、前苏联武器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从前苏联引进了大量军事装备。从出口看,从1978年起,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防现代化的起步,中国正式开展军品贸易,到2013年,已跃升到第5位。进入21世纪,中国军品贸易逐年提升,军品出口额逐年提高,中国由主要的军品进口国,发展成为重要的军品出口国,其军品贸易发展历程为国际军贸史上提供了一个国家如何成长为军品供应大国的生动案例。当前,国际军品贸易市场需求依然旺盛,给我国加强军品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外交关系不断改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核心能力不断增强,为进一步发展军品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国力基础。但是,我国国内对军品贸易之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认识还不足,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为此,本文基于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要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设计和制定国家军品贸易顶层战略,妥善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敢于并善于利用军品贸易这张特殊的“政治和外交牌”;二要实施符合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军品出口国别政策,坚持国家安全利益将要拓展到哪里,军品出口就先推进到哪里,即基于国家安全战略需求鼓励成熟军品技术有针对性地向国外出售或转让,扩大我国际军贸市场占有率;三要提升军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实力,占领武器装备制高点,以实力扞卫和平;四要加强军品贸易理论研究和实践,积极参与、利用和牵引国际军贸规则制定,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形象,在推动国际规则制定中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是作者所知范围内,国内首次系统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研究军品贸易问题,建立了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架构,将国家视为理性经济人,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模型来进行分析,具备良好的微观基础,弥补了国内文献关于军品贸易分析以宏观定性分析和描述性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对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的互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国家安全对于军品贸易决定的影响,以及军品贸易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结合国家安全因素对军品贸易开展研究也是一种创新。第三,本文基于军品贸易决定基本理论构建了计量实证模型,并运用美国、俄罗斯、中国的面板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在实证检验的替代变量构建和选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安全等政治变量难以进行有效的检验问题,对于开展进一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四,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于当前我国优化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包围、实现战略突围、加强军品贸易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局限在于:一是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期能够更加系统地解释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分析的重大关键问题,比如将国家安全因素更好地纳入标准模型进行分析,更好地解释军品贸易与冲突、战争、恐怖主义等的关系,还需要笔者在理论上需要深入研究,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二是囿于军品贸易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许多结论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检验,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重视程度提高,军品贸易的国内数据积累会越来越多,相信会有更多、高质量的军品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出现。
二、1999年世界军事形势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年世界军事形势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来源及意义 |
1.2 关键概念界定 |
1.3 文献综述 |
1.3.1 百科全书研究的主要专着和论文 |
1.3.2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研究 |
1.4 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5 研究理论及其说明 |
第二章 编纂概述 |
2.1 军事百科全书的性质、特点 |
2.2 军事百科全书的功用 |
2.3 编纂指导思想及目的 |
2.3.1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2.3.2 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服务 |
2.4 出版、修订与版别 |
第三章 编纂发展历程 |
3.1 编纂历史背景 |
3.1.1 新时期社会文化需求和军队建设总目标催生 |
3.1.2 中国国防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迫切需要 |
3.1.3 新军事革命强力推动 |
3.2 编纂历程及阶段 |
3.2.1 编纂的开创与奠基(1980~1986) |
3.2.2 编纂的专业化与全面建设(1986~2002) |
3.2.3 编纂的纵深化、系统化、多元化发展(2002~2016) |
3.3 编纂领导机构与组织机构 |
3.3.1 兼具行政性和学术性的领导机构 |
3.3.2 从临时性机构到正式定编的组织机构 |
3.4 权威型的撰写和编审人员 |
3.5 专业型的专门编纂人员 |
第四章 编纂理论与方法:博采、萃取与确定 |
4.1 博采:基于军事科学研究成果 |
4.1.1 “学科论”与军事百科全书总体设计 |
4.1.2 以军事科学研究为基础 |
4.2 萃取: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 |
4.2.1 积淀与初建 |
4.2.2 完善与架构 |
4.2.3 传承与创新 |
4.3 确定:系统工程的运行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政治性与客观性:科学考量标准 |
5.1 坚持政治原则 |
5.1.1 “事关国家和军队的科学文化基本建设” |
5.1.2 反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成果 |
5.1.3 政治性问题的处理解决 |
5.1.4 作为“武器”的军事百科全书 |
5.2 秉持客观性 |
5.2.1 人物条目评价原则的提出 |
5.2.2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文献资料研究与条目撰写审定 |
6.1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文献资料 |
6.1.1 编纂的广度、深度取决于文献资料的占有度 |
6.1.2 基础建设与长远保存 |
6.2 藏用并重 |
6.2.1 文献资料建设 |
6.2.2 文献资料核对 |
6.3 条目专题资料与条目撰写、审定 |
6.3.1 “因条而宜”建立条目专题资料系统 |
6.3.2 收集、鉴别、取舍——以“段德昌”条目专题资料为例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编纂特色与创新 |
7.1 编纂内容 |
7.1.1 知识内容:从填补空白到全面反映 |
7.1.2 知识体系:在创新中发展 |
7.1.3 文体语言:百科体裁与军事特色 |
7.2 编纂实践 |
7.2.1 “国家编纂体制” |
7.2.2 “小核心、大外围”的编纂机制 |
7.2.3 与其他百科全书编纂模式之比较 |
7.3 编纂现代化设想 |
7.3.1 编纂技术平台现代化 |
7.3.2 构建军事知识服务体系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发展 |
8.1 推动军事辩证法学科建设 |
8.1.1 条目范畴的确定 |
8.1.2 学科的建立 |
8.1.3 在发展中调整 |
8.2 拓展军队政治工作学科范畴 |
8.2.1 学科之争 |
8.2.2 学科体系的完善 |
8.3 夯实军事法学科研究基础 |
8.3.1 学科的增设 |
8.3.2 填补军事法研究空白 |
8.4 构建军事装备学科理论体系 |
8.4.1 反映军事装备知识增长 |
8.4.2 创新发展军事装备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
9.1 解放军军战史若干重要问题 |
9.1.1 长征“密电事件”的争论 |
9.1.2 西路军相关条目的表述 |
9.1.3 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问题 |
9.1.4 对百团大战的认识和评价 |
9.2 军事人物相关问题 |
9.2.1 清除“左”的影响——以被错杀人物条目为例 |
9.2.2 稳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以“项英”“粟裕”条目为例 |
9.2.3 人物评价“功是功,过是过”——以“林彪”条目为例 |
9.2.4 人物图片阐释知识语言 |
9.2.5 解放军“军事家”的论证和确定 |
9.2.6 中华民国时期军事人物评价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第二节 研究任务及相关概念界定 |
一、研究任务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三、研究对象的选定 |
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 |
一、战争失败研究 |
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 |
三、研究综述小结与既有研究的不足 |
第四节 核心论点、研究架构与研究方法 |
一、核心论点 |
二、研究架构 |
三、研究方法 |
第五节 论文价值与论文结构 |
一、论文价值 |
二、论文结构 |
第一章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海上交通线与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概况 |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上交通线的基本情况 |
一、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上交通线的分布 |
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上交通线的构成 |
三、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上交通线的特点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上交通线对战争的影响 |
一、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 |
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上交通线对日本战争经济的影响 |
三、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上交通线对日军作战能力的影响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概述 |
一、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1941-1942 |
二、太平洋战争中期的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1942-1943 |
三、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1943-1944 |
四、太平洋战争末期的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1944-1945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政治原因 |
第一节 地缘政治与国家战略因素:日本的地缘环境、国家角色定位以及国家战略与政策取向 |
一、地缘政治与海上交通线 |
二、近代日本的地缘环境与国家角色定位 |
三、近代日本的国家战略与政策取向 |
四、地缘政治与国家战略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第二节 国际政治因素:近代日本同盟体系的转换及其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一、同盟体系与海上交通线 |
二、近代日本同盟体系的演进与转换 |
三、国际政治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军保交作战失败的军事原因 |
第一节 海军战略因素:日本海军战略理论的僵化及其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一、海军战略理论中的海上交通线 |
二、海上交通线保护在日本海军战略理论中的角色与地位 |
三、日本海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研究及其影响:以无限制潜艇战为中心 |
四、海军战略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第二节 海军战术因素:日本海军反潜护航战术的缺陷 |
一、海军战术与海上交通线保护 |
二、战时日本海军反潜护航战术的演变与缺陷 |
三、海军战术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第三节 海军情报因素:日本海军反潜护航作战中的情报战失败 |
一、海军情报与海上交通线保护 |
二、日本海军反潜护航作战中的情报战失败 |
三、海军情报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组织原因 |
第一节 国家组织因素:政府与军部之间无法有效协调 |
一、统帅权独立与军政二元化体制 |
二、政府与军部分立 |
三、国家组织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第二节 军队组织因素:陆海军之间无法有效协调 |
一、军政与军令并立 |
二、陆军与海军对立 |
三、军队组织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第三节 海军组织因素:海军各单位之间无法有效协凋 |
一、海军省与军令部 |
二、舰队与镇守府 |
三、海上护卫总司令部 |
四、海军组织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对手原因 |
第一节 误判因素:战前美国海军对无限制潜艇战的态度与日本海军的误判 |
一、无限制潜艇战与国际法 |
二、战前美国海军对日战略——以无限制潜艇战为中心 |
三、误判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第二节 误导因素:战争前期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对日本海军的误导 |
一、战争前期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 |
二、战争前期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对日本海军的误导 |
三、误导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第三节 打击因素:战争后期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对日本海军的打击 |
一、战争后期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 |
二、战争后期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对日本海军的打击 |
三、打击因素对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凡例 |
附录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运输船队的名称与类型 |
参考文献 |
(3)论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陆军军事优势形成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战争初期法国的军事困境及渊源 |
第一节 战争初期法军在战场上的接连失利 |
第二节 战争初期法国军队的混乱 |
第三节 法军困境的历史根源 |
第四节 法国大革命前军事改革的成败 |
第二章 法国陆军军事优势的形成 |
第一节 革命战争时期法国陆军军事优势的酝酿 |
第二节 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陆军军事优势的形成及全盛 |
第三章 大革命创造的新型的军队和战争形态 |
第一节 大革命创造的新精神和新军队 |
第二节 大革命创造的总体战争及相应的政治调整 |
第四章 法军新型进攻决战战略 |
第一节 革命以前的战略概况 |
第二节 卡尔诺的决战战略 |
第三节 拿破仑的进攻决战战略 |
第四节 与新型战略相适应的新式战术 |
第五章 法军的新型军事制度 |
第一节 编制革新 |
第二节 军官职业化 |
第三节 单一司令制 |
第四节 各兵种改革 |
第五节 后勤补给制度的转变 |
第六章 和平外交和反法同盟国状况 |
第一节 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变 |
第二节 反法同盟的情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主要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目的和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 |
第一节 兵役法律制度的科学界定 |
一、相关概念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实体法律制度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程序法律制度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制度的法律特征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时代特征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容特征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地位与作用 |
一、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
二、兵役法律制度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组织兵役工作的有效规范 |
第二章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 |
第一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
一、我国古代兵役法律制度 |
二、我国近代兵役法律制度 |
三、新中国兵役法律制度 |
第二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分析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体系构成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实质内涵 |
三、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问题 |
第三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客观分析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优劣之处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 |
第一节 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 |
一、依法参加兵役是公民和法人的基本义务 |
二、参加兵役人员依法享有各种基本权利 |
三、正确处理兵役权利与兵役义务的关系 |
第二节 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 |
一、兵役必须以实现国家价值优先 |
二、公民通常是实现个人价值优先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调节器 |
第三节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 |
一、国防是全体公民的国防 |
二、兵役实质是少数公民参加兵役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统一的平衡器 |
第四节 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
一、公平与效率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 |
二、兵役法律制度优先考虑军事效率 |
三、兵役法律制度充分体现公平原则 |
第五节 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 |
一、追求国家和平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目标 |
二、保障国家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 |
三、统筹和平权与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 |
第一节 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 |
一、经济实力 |
二、法治环境 |
三、军事改革 |
第二节 国家严峻安全形势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
一、国家统一困境 |
二、周边事态纷争 |
三、西方大国遏制 |
第三节 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 |
一、信息化局部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样式 |
二、高技术武器装备占据未来战场的主导地位 |
三、高素质的兵员成为信息化战争胜负的关键 |
第四节 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 |
一、尊重军人共识 |
二、优待军人传统 |
三、军人权益维护 |
第五节 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 |
一、独生子女成为军队服役主体 |
二、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 |
三、入伍后退兵比例呈逐年上升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完善之道 |
第一节 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 |
第二节 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 |
一、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组织领导 |
二、统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规划计划 |
三、科学组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起草拟制 |
第三节 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 |
一、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兵役法律意识 |
二、加强执法监督检查确保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
三、严格组织对违反兵役法律制度行为的惩治 |
结语: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应处理的几个关系 |
一、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其它军事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 |
二、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新时代强军要求的关系 |
三、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制定与实施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5)新时代我国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兵役制度的法治化历程与立法现状 |
(一)兵役制度的法治化历程 |
(二)兵役制度的立法现状 |
二、新时代兵役制度在法治进程中的方位 |
(一)新时代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的理论基础 |
(二)新时代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的意义 |
三、新时代我国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面临的挑战 |
(一)兵役制度变革滞后于国家整体法治建设 |
(二)兵役法律体系不够健全 |
(三)公民兵役权利义务失衡 |
(四)国民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存在缺失 |
四、新时代我国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构想 |
(一)兵役法律体系之塑造 |
(二)公民兵役权利义务再均衡 |
(三)法治精神与尚武精神的二元彰显 |
(四)加强公民身份认同的建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6)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1.3 文献综述及评价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2章 理论阐释: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军院校教育管理适切性研究 |
2.1 治理理论 |
2.1.1 治理理论的产生兴起 |
2.1.2 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
2.1.3 治理理论的简要评述 |
2.2 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 |
2.2.1 治理理论引入及本土化研究 |
2.2.2 治理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拓展 |
2.2.3 我国高校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
2.3 治理理论对我军院校教育管理的适切性 |
2.3.1 治理理论与我军院校教育管理理论存在一定的理论契合 |
2.3.2 借鉴治理理论解决我军院校教育管理中的诸多现实问题 |
2.3.3 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军院校教育管理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
第3章 历史沿革:我军院校教育管理的发展与内部治理结构描述 |
3.1 我军院校教育管理发展历程 |
3.1.1 革命战争年代:从战争中逐渐成长 |
3.1.2 新中国成立后:向正规化教育转变 |
3.1.3 改革开放初期:为军队现代化服务 |
3.1.4 新时期新阶段:在深化改革中发展 |
3.2 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要素 |
3.2.1 权力形式:内部治理的横向结构 |
3.2.2 权力层次:内部治理的纵向结构 |
3.2.3 权力重心:内部治理结构的平衡点 |
3.3 我军院校内部权力配置特点 |
3.3.1 横向上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交互叠加 |
3.3.2 纵向上自上而下的逐级指挥等级严格 |
3.3.3 重心上权力高度集中于校级行政机关 |
第4章 现实困境: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
4.1 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现状的实证调查 |
4.1.1 概念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4.1.2 研究变量定义与测量题项 |
4.1.3 预测问卷处理与因子分析 |
4.1.4 正式问卷调查与结果分析 |
4.2 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 |
4.2.1 权力形式单一,行政干预普遍 |
4.2.2 权力层次冗杂,组织运行僵化 |
4.2.3 权力重心失衡,学术地位弱化 |
4.3 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
4.3.1 军事行政习惯的深刻影响 |
4.3.2 军事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 |
4.3.3 军事学术民主的氛围缺失 |
第5章 经验借鉴:美国三所军种军官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个案研究 |
5.1 美国军种军官学校内部机构设置概况 |
5.1.1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 |
5.1.2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 |
5.1.3 美国空军军官学校 |
5.2 美国军种军官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特点 |
5.2.1 权力形式多元,决策过程民主 |
5.2.2 权力层次简明,行政实施顺畅 |
5.2.3 权力重心下移,学术权力彰显 |
5.3 美国军种军官学校法规制度建设经验 |
5.3.1 系统配套,衔接紧密 |
5.3.2 规范具体,操作性强 |
5.3.3 稳定连续,执法严格 |
第6章 实现路径: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构建路径与优化策略 |
6.1 党委核心与两治并进的格局确立 |
6.1.1 党委核心:引领共治方向 |
6.1.2 名将治校:对接实战需求 |
6.1.3 教授治学:回归学术本位 |
6.2 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有机协调 |
6.2.1 界定权力作用领域,摆脱“同质化” |
6.2.2 改进权力运行机制,克服“碎片化” |
6.2.3 强化权力层级均衡,规避“内卷化” |
6.3 院校章程与规章制度的健全完善 |
6.3.1 明确院校章程的统领地位 |
6.3.2 规范院校章程的制定程序 |
6.3.3 健全院校章程的涵盖内容 |
6.3.4 完善院校章程的配套制度 |
6.4 依法办学与从严治校的贯彻落实 |
6.4.1 观念上正本清源,剔除“老思维” |
6.4.2 行为上除旧纠偏,摒弃“土政策” |
6.4.3 执法上彰显公平,打破“潜规则” |
第7章 结论 |
7.1 研究结论 |
7.2 创新之处 |
7.3 不足之处 |
7.4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教员参与院校权力运行情况调查问卷 |
附录2:访谈提纲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7)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小结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小结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一、教务部 |
二、教研部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二、党性教育 |
三、能力培训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三、组织员 |
四、联络员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8)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及来源 |
1.2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难点不足 |
第二章 韩国军事战略的发展演变 |
2.1 “前沿防御”战略(1948-1956) |
2.2 “机动防御”战略(1957-1970) |
2.3 “固守防御”战略(1971-1981) |
2.4 “攻势防御”战略(1982-2003) |
2.5 “联合遏制”战略(2003-2007) |
2.6 “积极遏制”战略(2008-2012) |
2.7 “主动遏制”时期(2013-2016)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灵活遏制”战略的形成 |
3.1 “灵活遏制”战略形成的背景 |
3.1.1 朝鲜核、导研制进程加速及军力建设构成严重威胁 |
3.1.2 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冲击半岛安全局势 |
3.1.3 “萨德”系统部署激化东北亚大国竞争 |
3.2 “灵活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 |
3.2.1 以应对朝鲜“非对称威胁”为目标 |
3.2.2 以“防御和反击同时进行”为准则 |
3.2.3 以打造“精锐先进的强军”为手段 |
3.2.4 以“三轴体系”建设为重点 |
3.2.5 以构建新型美韩军事指挥体系为支撑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评析 |
4.1 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的“变”与“不变” |
4.1.1 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之“变” |
4.1.2 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之“不变” |
4.2 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的影响 |
4.2.1 对朝韩关系的影响 |
4.2.2 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
4.2.3 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视阈下的“多域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概念界定 |
1.4 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1.5 本文写作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二章 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 |
2.1 第一、二次“抵消战略” |
2.1.1 第一次“抵消战略” |
2.1.2 第二次“抵消战略” |
2.2 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提出 |
2.2.1 产生背景 |
2.2.2 主要内容 |
2.2.3 主要特点 |
2.3 第三次“抵消战略”中的“多域战” |
2.3.1 “多域战”的提出 |
2.3.2 “多域战”与第三次“抵消战略” |
2.3.3 “多域战”在第三次“抵消战略”中的地位 |
第三章 “多域战”理论 |
3.1 “多域战”理论的主要内容 |
3.1.1 对未来战争环境的认识 |
3.1.2 “多域战”的作战框架 |
3.1.3 “多域战”的实施步骤 |
3.2 “多域战”理论的主要特点 |
3.2.1 以中国作为主要作战对象 |
3.2.2 以发展“颠覆性”技术为支撑 |
3.2.3 作战领域空前扩展 |
3.2.4 注重创造“临时优势” |
3.3 “多域战”理论的生成逻辑与本质属性 |
3.3.1 逻辑起点:危机意识 |
3.3.2 内在理念:崇尚实力 |
3.3.3 外在动力:争夺利益 |
3.3.4 关键引领:科技飞跃 |
3.3.5 最终目的:实现“抵消” |
3.3.6 本质属性:以美国的规则重新定义战争 |
第四章 评价与思考 |
4.1 “多域战”的前景 |
4.1.1 当前:进展较为顺利 |
4.1.2 长远:面临若干挑战 |
4.2 “多域战”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 |
4.2.1 刺激世界军事革命聚焦创新,战争样式发生变革 |
4.2.2 美军事战略更具进攻性,大国间战争冲突风险上升 |
4.2.3 亚太地区争夺更趋激烈,美盟加紧对我军事围堵 |
4.3 中国的应对之策 |
4.3.1 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清醒,防止落入军备竞赛圈套 |
4.3.2 扬长避短,加速发展核心关键技术 |
4.3.3 妥善处理矛盾威胁,巧妙化解风险挑战 |
4.3.4 瞄准“多域战”理论创新,积极寻求破解之道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目的 |
1.2 研究的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4 研究的思路及内容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本文创新之处与局限性 |
第2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回顾 |
2.1 国外理论及文献回顾 |
2.2 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军品贸易的决定:国家安全偏好及其作用 |
3.1 理性国家与国家安全偏好 |
3.2 军品贸易决定的基本模型 |
3.3 基本模型的拓展 |
第4章 国家安全中的军品贸易:理论的拓展分析 |
4.1 军备竞赛中的军品贸易 |
4.2 军事同盟中的军品贸易 |
4.3 恐怖主义、冲突、战争中的军品贸易 |
4.4 国防工业基础与军品贸易 |
4.5 外交政策与军品贸易 |
第5章 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实证研究 |
5.1 全球军品贸易的特征 |
5.2 实证检验模型及检验方法 |
5.3 数据定义、来源及说明 |
5.4 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
第6章 美国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6.1 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国别研究的分析框架 |
6.2 美国建国至二战前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6.3 冷战时期的美国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6.4 冷战后的美国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6.5 美国的军费开支、国防工业基础与军品贸易 |
6.6 美国军品出口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
第7章 俄罗斯(前苏联)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7.1 近代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军品贸易 |
7.2 前苏联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7.3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7.4 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与国防工业基础 |
7.5 俄罗斯军品出口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
第8章 中国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8.1 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变迁与军品贸易 |
8.2 战争背景下的中国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8.3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安全与军品贸易 |
8.4 新中国的军费开支、国防工业基础与军品贸易 |
8.5 中国军品出口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
第9章 全球军品贸易规则与国家安全 |
9.1 国际军品贸易规则制定的政治经济学 |
9.2 国际军品贸易规则的发展 |
9.3 国际军品贸易规则的特点:基于双层博弈的分析 |
9.4 国际军备控制和不扩散 |
第10章 结论 |
10.1 军品贸易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
10.2 中国亟待加强军品贸易、维护国家安全 |
10.3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1999年世界军事形势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2]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D]. 何岸. 北京大学, 2020(03)
- [3]论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陆军军事优势形成的原因[D]. 陈杰. 山东大学, 2020(09)
- [4]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5]新时代我国兵役制度法治化变革初探[D]. 聂朝阳. 吉林大学, 2020(08)
- [6]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D]. 刘硕. 吉林大学, 2019(02)
- [7]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文在寅政府军事战略研究[D]. 林佳萱.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9]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视阈下的“多域战”研究[D]. 王竞.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10]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D]. 齐先国. 中央财经大学,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