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烤鳗解禁后首次出口日本成功(论文文献综述)
靳冠辉[1](2021)在《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文中认为战后伴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日本确立了“和平国家”的身份,并且在日本国内形成了浓厚的“反军国主义规范”。在很长时间里,日本社会对于自卫队海外派兵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结合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消极认识,以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日本社会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进而推动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本研究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为研究对象,在基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中关于“身份”与“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心理学派的身份建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而搭建了一个以“身份建构升级”与“规范退化加速”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思路,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研究重点考察和分析了在“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及“反军国主义规范”的约束下,日本政治精英在基于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强烈自尊需求的驱动下,而通过自主建构“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及“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促使原有的“反军国主义规范”不断退化,进而实现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不断扩大。通过本研究的分析,不仅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整体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重点突出日本保守政治精英披着“和平”的外衣而欲重新塑造日本社会及国民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改变自战后以来所形成的“反军国主义”安全认同,进而实现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政治精英通过这样不断的身份建构过程,不仅重塑了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角色认知,同时还丰富了日本自卫队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促使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从一种消极、谨慎的态度逐渐转变成一种认可与接受。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渐消除了日本国民心中“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不符合‘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建构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新认知。其目的就是为了想要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营造一种“和平国家”的身份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充满大国博弈与权力竞争世界”的“氛围”,从而为未来继续推动自卫队海外派兵,甚至修改“和平宪法”奠定基础。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仅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恶劣影响,而且还严重破坏了“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使得本已远离战争的日本社会及国民逐渐卷入冲突与战争的风险之中。
包海波[2](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杨薇[3](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严泽川[4](2020)在《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提上议事日程。受制于美韩两国的压力,日本将朝核问题纳入了谈判议程。自1991年1月起,日朝举行了三个阶段共13轮邦交正常化谈判。由于双方在朝核问题、“绑架问题”、赔偿问题诸事项上的分歧,2007年9月,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便陷入停滞阶段。安倍两次任期的朝核政策经历了“对话与施压”并举转变为“极限施压”政策,最后回归“对话与施压”并举的过程。其核心政策主张是将“绑架问题”与朝核问题相捆绑,通过日美韩三方合作共同应对半岛局势。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增强日本对朝威慑力量、与美国采取协调行动、争取国际支持这三个方面的措施。安倍一系列政策的表面目的在于消除朝核威胁,但实际上暗藏着通过炒作朝核问题,对内增强军事实力、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对外增强美日同盟,进而以此为依托争夺东北亚乃至全球影响力的目的。受制于日朝邦交缺失、日美利益差异和日韩矛盾激化的现实,日本不仅无力对朝鲜施加有效压力,反而阻碍了朝核问题的解决和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为东北亚局势注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但在国内政治层面,却成功达到了提升内阁支持率、摆脱“和平宪法”束缚等诸多成果。安倍政府朝核政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日本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的重要一环,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夺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但日本的对朝政策能否取得进展、如何进行转变,都取决于美朝之间的互动。在美朝关系没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近年,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仍会是以当前的态势为基调。
张伏[5](2020)在《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日本政府将“印太”从概念层面提升到政策层面,印太外交成为日本重要的外交政策。印太外交反映了安倍政府新的外交走向,势必会对日本外交和周边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分析其诞生动因和政策实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的外交转变。本文将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安倍政府开展印太外交的动因有哪些?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总结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诞生过程;第二章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推动其进行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力;第三章论述安倍上台后的对外战略调整及外交布局;第四章通过分析安倍政府相关文件和报告,总结现阶段印太外交的政策实践和目标;最后一章对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进行评估和展望。本文通过分析发现,日本印太外交的动因不仅涉及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层面,安倍个人的外交战略调整才是印太外交的主要推动力。安倍执政后,在国内开创了“安倍一强”政治格局,对外开展战略性外交,提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三大支柱,使其成为兼具经济、安全和秩序含义的外交政策。通过印太外交,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将会得到提升。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表现出竞争性和合作性并存的特点,中日两国应当寻求在印太地区的对话和合作,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于红丽[6](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王璐瑶[7](2020)在《德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和政策反应》文中认为
张育侨[8](2020)在《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步入一个新的战略转型期。追求“正常国家化”的日本,以何种战略目标、基于何种战略理念、来制定与调整安保战略,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性的焦点问题;安倍晋三高调宣称“日本回归”,是回归战后初期“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还是回归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的老路,再次成为东亚国家关注日本安全保障的固定话题;是谋求自主还是追随强大盟友,坚持大陆还是海洋战略,又一次成为研究与评判日本安保战略的逻辑原点。日本在安保领域正在处于历史性的“安全复兴”之中,日本安保战略自安倍二次执政以来经历的变革,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般,在长期的积累之上不断地进行自我改良。权力转移理论基于权力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崛起国实力会不断增长,原霸主国实力会相对衰落,当崛起国实力与原霸主国实力出现持平时,最有可能引发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消长带来安全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随着理论的发展,权力转移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国际体系层面的具体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地区层面与国内政治。其中国际体系层面的力量对比变化、地区层面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的更替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安保战略。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保战略调整同样基于国内外的权力转移现象。安倍首相率领的执政联盟占据了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席,其个人的执政理念与政策实施得到有效贯彻,安倍政府营造的社会保守化氛围为其安保战略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日本所在的东亚地区,中国综合实力的超越与朝鲜核导开发的现实威胁为其安保战略改变提供了地区动因;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权力对比变化,成为了安倍政府调整安保战略的国际体系要素。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将日本的安保战略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在国内层面,安倍政府多重路径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谋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并修改安保法制强化自身防卫力量;在地区层面,日本将安全指向对准中国与朝鲜,通过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与强化日美同盟来提高军事威慑力,以应对现阶段的外部威胁,并以期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安全角色;在国际层面,安倍政府提出“积极和平主义”的安保理念与“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安保布局,主动为美国分担责任,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从而减缓美国的相对衰落,并开展更广泛的安保合作,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安全进程中来。安倍政权全方位调整日本安全保障战略,以“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种种行为不仅涉及到日本国家发展走向,也关系到战后建立起的地区与国际秩序。安倍政府通过修宪以及修订新安保法制提高了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实现了对国家主义的回归,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国内的总体保守化。在地区层面,日本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间打入楔子,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系列行为挤压了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影响了中国的远海战略,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安倍政府调整安保战略并没有使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稳定,反而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其行为加剧了朝鲜反制引发的对抗风险,同时加剧了美国受到日本牵连的担忧,破坏了原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国际体系层面,日本调整同盟体制减缓了美国的相对衰落,但其一系列疏离同盟体制的行为也使同盟的摩擦在所难免。在与非西方国家加强安全合作的过程中,日本加速了国际军备的平衡,在国际安全进程中充当了“引领者”的角色。
黄忠[9](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付逸铭[10](2019)在《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分析》文中认为中国和日本同属东北亚这一地区,中日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处理好中日关系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以及世界的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2012年安倍再度执政使中日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安倍再度执政时中日之间在政治、经济、安全、历史文化、和历史认知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问题。日本多年来谋求的“国家正常化”和“摆脱战后体制”的目标在安倍再度执政时显得格外突出。安倍的对华政策也在发生着变化,安倍上任后首要目标选择巩固美日同盟,其次在中国周边不断制造事端与摩擦来遏制中国的崛起,中日两国关系越来越疏远。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在于日本的一系列对华遏制的政策。本文主要针对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的对华政策分析,找出影响目前中日关系发展的种种矛盾,最终得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层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从安倍初次执政到第二次执政间这一时间段入手,简要阐明日本在“一年一相”这一时期内的中日关系的发展战方向,其中将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划分为对华友好派;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划分为对华强硬派。分过分析日本在这一时段对华政策的变化,得出安倍在第二次执政前的背景以及中日关系的现实。安倍自第二次执政以来在安全、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变化,以及中国面对日本政策改变的态度与立场。同时阐明了中日两国面临的问题与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矛盾。日本与中国的深层次矛盾主要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历史认知四个方面,其中影响中日之间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因素;经济是维系中日关系的纽带;安全上日本为了面对中国崛起选择强化日美同盟;在历史认知方面由于日本政府的右倾化加剧了两国的不信任。中日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究竟是继续目前的状态还是进一步复杂,抑或转向良好。目前中日两国恢复首脑互访后,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基本问题仍然并且长期存在。
二、中国烤鳗解禁后首次出口日本成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烤鳗解禁后首次出口日本成功(论文提纲范文)
(1)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第一章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身份”与“规范” |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
二、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研究 |
三、国际关系中的“规范”研究 |
四、“身份”与“规范”的关系 |
第二节 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 |
一、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 |
二、规范退化的“死亡周期” |
三、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的内在联系 |
第三节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一、“非正常国家”身份带来的强烈且持久的自尊挫败感 |
二、强烈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升级” |
三、“身份建构升级”导致“规范退化加速” |
四、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本章小节 |
第二章 历史回顾:冷战期间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禁足与酝酿 |
第一节 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一、“和平宪法”的颁布与“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二、50 年代的“修宪尝试”与“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形成 |
第二节 “和平国家”身份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探索 |
一、六十年代:池田内阁时期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创设 |
二、七十年代: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与日美(旧)防卫合作指针 |
三、八十年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的制定与波斯湾安全航行问题 |
第三节 “和平国家”身份的“动摇” |
一、战后政治总决算与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质疑 |
二、对“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挑战 |
本章小节 |
第三章 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进程 |
第一节 “国际和平贡献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1991-2000) |
一、地区冲突背景下“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建构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有限退化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有限扩大化 |
第二节 “国际安全守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01-2011) |
一、反恐战争背景下“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建构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快速退化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快速扩大化 |
第三节 “国际秩序维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12-2020) |
一、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建构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加速退化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 |
本章小节 |
第四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特征与本质 |
第一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 |
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化 |
二、影响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限制性因素 |
第二节 加速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 |
一、“身份建构升级”与“军事积极化”的观念认知 |
二、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实践进程 |
三、试图在日本社会塑造“国际和平国家”的身份认知 |
第三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本质 |
一、加强军事力量运用,推动军事崛起 |
二、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正常国家” |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影响 |
第一节 挑战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一、“国际贡献”论的虚假与不足 |
二、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
第二节 严重破坏“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 |
第三节 强化日本自卫队的统合运用 |
第四节 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
本章小节 |
终章 |
一、印太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前景 |
二、研究总结 |
三、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问题意识 |
一、选题缘由 |
二、问题意识 |
三、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先行研究 |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萨满教研究 |
二、国内萨满教研究历程与特点 |
三、聚焦蒙古国的萨满教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
二、田野工作介绍 |
三、论文结构与内容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萨满教复兴的文化政策环境 |
第一节 蒙古国社会转型 |
一、蒙古国生态人文概况 |
二、社会转型与民众生计变迁 |
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
第二节 蒙古国城市生境 |
一、亦城亦乡的蒙古包区居住环境 |
二、蒙古包区的居民及其生活状况 |
三、困境中居民对宗教解禁的呼吁 |
第三节 蒙古国宗教政策与宗教复兴现状 |
一、当代蒙古国宗教政策法规 |
二、传统与非传统宗教发展现状 |
三、蒙古国的宗教格局与萨满教复兴 |
第三章 萨满教观念体系的变迁与调适 |
第一节 蒙古萨满教发展史 |
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萨满分层 |
二、明清时期的萨满教衰落与萨满分类 |
三、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肃清时期的“佛博一体” |
四、宗教解禁后蒙古国边区的萨满教遗存 |
第二节 萨满教世界观的调适 |
一、对三界宇宙观的新型解释 |
二、灵性自然观的代际传承 |
三、城市居民的灵魂观 |
第三节 萨满教核心神灵信仰的传承 |
一、不断丰富的腾格里信仰 |
二、山神、水神与山水神 |
三、驱使萨满领神的翁滚祖灵 |
第四章 萨满领神出道的过程及其调适策略 |
第一节 作为神圣资本的萨满病 |
一、萨满病与加入式梦境 |
二、萨满师徒关系的缔结 |
三、唤醒萨满特性与入迷的康复治疗 |
第二节 体现圣俗身份转换的萨满服饰和法器 |
一、萨满神服及其象征意涵 |
二、脱魂与附体的工具:口弦琴和单面鼓 |
三、进攻与防护的法器:神杖、铜镜及其他 |
第三节 确立正统萨满身份的领神出道全过程 |
一、确立萨满身份的初次公开领神 |
二、获得社会认可的祭祀山水神仪式 |
三、巩固萨满身份和强化族人信仰的祭灶仪式 |
第五章 萨满教治疗仪式类型及其功能调适 |
第一节 地方性疾病认知 |
一、大众疾病观 |
二、医院条件与治疗缺陷 |
三、萨满教的病因论 |
第二节 平衡个体身心的祛污净化仪式 |
一、亲历净化仪式 |
二、治疗躯体性污染的仪式 |
三、治疗心性污染的仪式 |
第三节 调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治疗仪式 |
一、缓解家庭矛盾的治疗仪式 |
二、了结邻里恩怨的萨满教仪式 |
三、破除萨满诅咒的降神仪式 |
第四节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禳灾祈福仪式 |
一、向自然神祈福的祭祀圣湖仪式 |
二、禳解新冠疫情的血祭大地仪式 |
三、为国祈福的不儿罕山祭天仪式 |
第六章 应对与调适失范状态的萨满教社团 |
第一节 当代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失范状态 |
一、萨满教传承的失范性 |
二、萨满教仪式与治疗实践的无序性 |
三、萨满牵线“病人”的随意性 |
第二节 萨满教社团及其创立 |
一、萨满教组织的创立流程及发展现状 |
二、学者与草根萨满合作创办的“灶火中心” |
三、统合萨满教组织的联合会及其创新型社会角色 |
第三节 萨满教组织领导人物的互动与博弈 |
一、共推的“典型”:国家大萨满边巴道尔吉 |
二、萨满之父:奥德格日乐 |
三、共谋与博弈的领导关系 |
第四节 规范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团体性活动 |
一、对萨满的教学、考核与认证 |
二、组织恢复萨满教传统祭祀与祈福的习俗 |
三、推动多元社会文化活动的萨满教组织 |
结论 |
一、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传承与调适 |
二、萨满教当代复兴与若干宗教社会问题 |
三、蒙古国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启示 |
参考文献 |
西里尔体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母的拉丁转写表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四、文献综述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访谈提纲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4)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一、日朝邦交正常化与朝核问题 |
(一)第一阶段谈判:1991年1月至1992年11月 |
(二)第二阶段谈判:1999年12月至2000年10月 |
(三)第三阶段谈判:2002年9月至2007年9月 |
二、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框架 |
(一)政策主张 |
1、“对话与施压”并举和“极限施压”的摇摆 |
2、“绑架问题”与朝核问题挂钩 |
3、加强美日韩三方合作,共同应对 |
(二)政策举措 |
1、增强对朝威慑力量 |
2、与美国采取协调行动 |
3、争取国际支持 |
三、安倍政府朝核政策的目标 |
(一)消除朝核威胁 |
(二)摆脱战后体制 |
(三)巩固日美同盟 |
(四)拓展国际影响 |
四、安倍政府朝核政策的评估 |
(一)政策掣肘 |
1、日朝邦交的缺失 |
2、日美同盟的制约 |
3、日韩关系的恶化 |
(二)政策影响 |
1、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
2、对朝核问题的影响 |
3、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5)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既往研究综述 |
三、论文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四、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印太概念的发展与“自由开放的印太” |
第一节 印太概念的界定 |
一、印太概念的兴起 |
二、印太概念的发展 |
三、印太概念界定的模糊性 |
第二节 安倍政府对印太概念的发展 |
第三节 安倍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太”与其发展 |
第二章 安倍政府开展印太外交的动因 |
第一节 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化 |
第二节 大国关系与日本外交 |
一、日本的行为选择 |
二、印度东进与日印合作加强 |
三、中国崛起与中日竞争加强 |
四、美国重返亚太与日美合作加强 |
第三节 安倍一强的确立与影响 |
一、自民党一强政党格局的确立及影响 |
二、“官邸主导”政治运作体制的强化及其影响 |
第四节 安倍保守主义与日本外交 |
第三章 安倍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 |
第一节 吉田路线与日本外交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的外战略调整 |
一、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增强外交自主性 |
二、高举积极和平主义,加快军事大国步伐 |
三、应对国际秩序变化 |
四、开展印太地区大国外交 |
第四章 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实践 |
第一节 日本开展印太外交的三大支柱 |
一、经济优先 |
二、重视安全 |
三、构建秩序 |
第二节 日本开展印太外交的目标 |
一、保障海上交通线和日本能源安全 |
二、制衡中国影响力,扩大海外军事存在 |
三、参与地区秩序,扩大国际影响力 |
第五章 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评估 |
第一节 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评估 |
一、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合作性 |
二、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竞争性 |
第二节 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展望 |
一、印太外交的优势与局限 |
二、印太外交的前景 |
第三节 中国的应对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一)综合国力 |
(二)同盟体系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既有研究与文献综述 |
(一)日本安保战略方面 |
(二)权力转移理论方面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框架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权力转移理论的概要与发展 |
1.1 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概要 |
1.1.1 权力转移理论的概念起源 |
1.1.2 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内容 |
1.2 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 |
1.2.1 国内层面的权力转移 |
1.2.2 国际层面的权力转移 |
1.3 权力转移理论与安保战略调整的逻辑关系 |
1.3.1 国内层面的权力交替与安保战略调整 |
1.3.2 地区层面的极化出现与安保战略调整 |
1.3.3 国际体系的力量变化与安保战略调整 |
1.4 小结 |
第二章 冷战后日本安保战略的历史演变 |
2.1 冷战结束至新世纪安保战略的“再构建” |
2.1.1 90 年代日本安保战略的形成 |
2.1.2 90 年代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 |
2.2 新世纪前十年安保战略的“再调整” |
2.2.1 21 世纪初日本安保战略的扩展 |
2.2.2 21 世纪初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 |
2.3 小结 |
第三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背景 |
3.1 安保战略形成的国内条件 |
3.1.1 决策首脑——安倍晋三首相 |
3.1.2 权力精英——日本自民党 |
3.1.3 社会环境——总体保守化 |
3.2 安保战略改变的地区动因 |
3.2.1 中国的东亚崛起 |
3.2.2 朝鲜的核导危机 |
3.3 安保战略调整的国际体系要素 |
3.3.1 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弱 |
3.3.2 非西方国家实力相对崛起 |
3.4 小结 |
第四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保战略构想 |
4.1 摆脱战后体制的安保战略目标 |
4.1.1 修改和平宪法的战略目标 |
4.1.2 构建安保法制的战略基础 |
4.2 东亚地区中的安全角色构想 |
4.2.1 国家安保战略的安保顶层设计 |
4.2.2 日美同盟体制的安保战略根基 |
4.3 全球视域下的安保战略构想 |
4.3.1 积极和平主义下的安保战略理念 |
4.3.2 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安保战略布局 |
4.4 小结 |
第五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保战略实践 |
5.1 国内安保战略构想的“宪法松绑” |
5.2 地区安保战略构想的“安全合作” |
5.3 全球安保战略构想的“海外扩展” |
5.3.1 积极和平主义下的自卫队海外拓展 |
5.3.2 俯瞰地球仪外交下的广泛安全合作 |
5.4 小结 |
第六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安保战略趋势与影响 |
6.1 日本安保战略的发展趋势 |
6.2 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影响 |
6.2.1 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 |
6.2.2 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 |
6.2.3 对国际体系格局的影响 |
6.3 中国的应对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致谢 |
(9)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序章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目的 |
1.2 研究的意义 |
1.3 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 |
1.5 论文创新点 |
第二章 安倍第一次执政到第二次执政之间的中日关系 |
2.1 安倍第一次短暂执政给中日关系埋下的伏笔 |
2.2 安倍第一直执政到第二次执政期间中日关系的回顾 |
2.2.1 从福田康夫到鸠山由纪夫时期 |
2.2.2 从菅直人到野田佳彦时期 |
第三章 安倍第二次执政与中日关系面临的问题 |
3.1 安倍的安全政策的继承与延续 |
3.1.1 “摆脱战后体制”打造“正常化国家” |
3.1.2 巩固日美同盟体系 |
3.2 安倍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与改变 |
3.2.1 与中国的外交冲突 |
3.2.2 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
3.3 中国的对日政策以及态度和立场 |
3.3.1 加强中日两国首脑往来 |
3.3.2 营造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 |
3.3.3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3.4 中日之间面临的问题 |
3.4.1 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冲突 |
3.4.2 中日之间的三大基本问题 |
第四章 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中日矛盾的深层因素分析 |
4.1 政治因素 |
4.1.1 中日之间在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
4.1.2 中日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 |
4.2 经济因素 |
4.2.1 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变化 |
4.2.2 中日之间深层次的经济竞争 |
4.3 安全因素 |
4.3.1 美日同盟的不断深化 |
4.3.2 中日之间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冲突 |
4.4 历史认知因素 |
4.4.1 靖国神社问题以及对侵略战争的美化 |
4.4.2 中日民众之间关系的改变 |
第五章 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前景与展望 |
5.1 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三种可能性 |
5.1.1 第一种可能:中日关系将继续延续目前的状态 |
5.1.2 第二种可能:中日关系将进一步复杂 |
5.1.3 第三种可能:中日关系将转向良好 |
5.2 针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
5.2.1 钓鱼岛、南海问题 |
5.2.2 历史问题 |
5.3 中日关系的新变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中国烤鳗解禁后首次出口日本成功(论文参考文献)
- [1]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D]. 靳冠辉. 外交学院, 2021(11)
-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4]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研究[D]. 严泽川. 外交学院, 2020(07)
- [5]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研究[D]. 张伏. 外交学院, 2020(07)
-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7]德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和政策反应[D]. 王璐瑶. 国防科技大学, 2020
- [8]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D]. 张育侨. 吉林大学, 2020(08)
- [9]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分析[D]. 付逸铭. 延边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