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足迹深深印大地(上)——漫话1949年以前我国基础地质调查研究的成果(论文文献综述)
邱春美[1](2021)在《陈硕仟家族之历史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台湾屏东内埔的陈硕仟家族为对象,进行田野调查与访谈,并以小区域地方往上追溯到大的时空,如何由内埔到竹田之陈氏来台祖为核心,往上追溯到粤、闽、赣;并对陈硕仟家族在台湾文化的价值提出新的论点。为探讨家谱祖系的发展,本文提出家族研究的创新理论“气根雁行说”,说明来台祖陈硕仟先生的名字、生卒年、官职生涯、来台原因等,并就其家族后裔代表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考。包括对于颍川堂、栋对、祖牌、后裔作品等用字的辨析;以及对陈氏相关拓垦、义民精神、祭祀公业(“公尝”、“尝会”)进行厘清与分析等等。依据本研究的分析,印证了两岸血缘密切,确实无法切割,并且彰显家族研究对后代子孙的重大意义;并指出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的方面,包括:一、敬祖崇宗,流传祖德,如何让家族组织对族人感受到温暖与爱;二、观古鉴今,感恩惜福;三、家族与祭祀公业的永续经营;四、家训传家与数据库建立。这些方面对未来的家族研究均极具挑战性,并值得后续的关注。
曲晓燕[2](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提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朱厢炜[3](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认为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郭心钢[4](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指明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毋东茜[5](2020)在《抗战时期中研院组织的西北考察团考古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期,国际探险热潮中,国外许多考察团都曾到过中国西北地区,他们大肆地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古活动,对西北地区的文物遗址造成了极大破坏,但确实在东方学研究方面收获了一定的成绩。国内由于抗日战争,西北作为抗战后方,进入国人视野。此时,前往西北相对容易。为将东方学的主权拉回中国,中研院前后共组织两次西北考察,分别为西北史地考察团和西北科学考察团。两次考察在考古学上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夏鼐、向达等西北考察资料的出版为进一步相对全面梳理两次考古活动、其产生的考古学成果以及两次考古活动的价值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两次考察考古组主要工作地区为敦煌。除此之外,兰州附近也做了部分调查工作,填补了兰州多处史前遗址的空白。在定西临洮附近,调查、发掘了多处史前遗址、墓葬。两次考察成果颇为丰富。在梳理考察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同时期,同类型考古工作,分析西北史地考察团和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对我国考古事业所做出的贡献。首先,考察不仅对西北地区考古研究提供重要的一手资料,对文化遗产保护及研究方法的思考值得学习。其次,对我国考古学科建设和建国前考古学史的研究更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同时,考察团成员科学研究的献身精神,以宣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态度,更成为当代学者学习的目标。这些贡献是进一步认识抗战时期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途经。于考古学本身而言,西北考古是我国建国前考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其历程、成果以及背后价值的梳理分析对认识建国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状况可提供借鉴。
陈莉[6](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王伟[7](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提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孙延青[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张东东[9](2020)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轻轻翻开厚重的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不断从他的身上汲取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他,就是萧友梅先生,可谓是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1920年,他从德国负笈而归,奔波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27年,得到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垂青,南赴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办学的现代高等音乐学府,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萧友梅先生将蔡元培先生所奉行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积极应用于音乐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实施专业的音乐作曲、音乐鉴赏活动,还是推行近代化的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萧友梅都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以行利国利民利族的拳拳之心行音乐事业的开创性壮举,成为“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这位音乐“保姆”的专业学术背景,也是尤为令人钦佩的。萧友梅是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人,也是在中国推介欧洲音乐学体系的第一人。国立音专在他的学术引导下,着力实践在新音乐创作中采用西乐技术,在记谱法、曲式结构、和声等种种方面进行国乐的现代化探索与创作,成为独立而专业的音乐教学与研究院校,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人才的成长沃土。萧友梅先生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从中国国情和音乐发展现状出发,批判地吸收了西方音乐教育的体制与模式,从学生的音乐基础出发制作符合年龄段特点的音乐教材,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于繁忙的教学活动与教育会议,发现与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他的那种认准一个目标,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我们当前最为需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许多学生将所学的音乐知识用于实际行动,在近代中国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更有很多优秀的音专毕业生成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巨擘和新音乐创作的巨匠。萧友梅先生也是一位深刻探索中国新音乐形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民族荣誉的大爱、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对人民命运的关切,也有着对黑暗社会形势的猛烈抨击和对国家动荡沉沦的痛心呐喊。带着这样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萧友梅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大刀阔斧地吸纳西方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力求实效地进行中国旧乐的改良与国乐的复兴。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萧友梅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等方面的具体呈现,以期梳理出萧友梅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本论文采用横纵结合、探本溯源、对比分析、多维交叉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跌宕碰撞与音乐事业禁锢萧条的时局形势,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探寻萧友梅个人的美学音乐思想在其音乐办学与教学活动中酝酿、实践与调整的三个阶段,力求从一个更为全面而立体的站位去梳理研判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并思考与发现其音乐思想与办学精神的闪光点,挖掘并重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对当今中国音乐发展的思想价值,探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遵循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生成与实践脉络,以其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的具体表现为研究的重点,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深入探究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中国古代音乐传统思想、维新派、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德国音乐美学思想对其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之间的联系,分析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在“全盘西化”“国粹主义”“兼收并蓄”三种观点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得以确位的过程。第二章,分析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探索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萧友梅在北平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实验与准备,第二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前的上海时期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第三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后的上海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调整与重启。每一部分又从不同方面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第三章,阐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这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四个角度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梳理理论体系。其中从“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新学制歌唱教材的编定”两个方面分析音乐创作思想,从“用才观”“育才观”“美育观”分析音乐教育思想,从校内音乐会、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分析音乐审美思想,从对旧乐、现实社会音乐成就、音乐会的启蒙作用三个方面的批评来探讨音乐批评思想。本章探索更为全面地透视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活动各领域的具体表现,并结合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对其思想的时代性与独特性进行逻辑梳理与理性探讨。第四章,探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本章着重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兼收并蓄”带给当代音乐发展的启示进行了集中论述与评析,即音乐创作与教育中的“拿来主义”、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复兴国乐”和“发扬词章”。
董晓霞[10](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认为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二、足迹深深印大地(上)——漫话1949年以前我国基础地质调查研究的成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足迹深深印大地(上)——漫话1949年以前我国基础地质调查研究的成果(论文提纲范文)
(1)陈硕仟家族之历史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问题意识 |
第二节 名词释义与文献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 |
第一章 陈硕仟家族之时空溯源 |
第一节 客家民系之主要脉络嬗变 |
第二节 陈硕仟远祖、上祖祖系史略 |
第三节 陈硕仟相关族谱系略 |
第四节 提出气根雁行说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二章 陈硕仟人物考及家族来台的发展 |
第一节 明清以来对台湾之移民变迁 |
第二节 陈硕仟辨考及其家族来台拓垦 |
第三节 陈硕仟家族之支派系谱、祭祀公业 |
第四节 参与伯公祭祀以祈福敬祷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三章 陈硕仟祖堂创建、重修与维护 |
第一节 陈硕仟家族祖堂 |
第二节 陈氏祖堂堂号、栋对之辨析 |
第三节 陈氏祖堂碑文、祖牌与画像 |
第四节 陈氏祖堂重建、倾颓管理之问题 |
第五节 小结 |
第四章 台湾陈硕仟家族的重要活动 |
第一节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
第二节 后裔之生命书写与传播 |
第三节 家族记忆的内涵传承 |
第四节 海内外社会之流衍与挑战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五章 陈氏家训家风 |
第一节 义门陈、台湾陈之家训 |
第二节 受莆田陈俊卿、陈文龙之影响 |
第三节 对台湾陈城富、陈明富之熏陶 |
第四节 后裔认知及社会名流之评价 |
第五节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要旨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一、芝罘的兴衰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五、士兵“土匪”论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结语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参考文献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二、着作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主持课题 |
致谢 |
(3)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课题背景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1.6.1 界定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1.7.2 阅读建议 |
2 建设背景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2.3 本章小结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3.4 本章小结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4.3 本章小结 |
5 建筑创作回响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5.2 大众的声音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5.4 获奖情况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5.5 本章小结 |
6 建筑评析 |
6.1 建筑策划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6.2 建筑后评估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6.4 建筑设计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6.4.3 建筑设计师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6.5 建筑伦理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6.7 本章小结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致谢 |
(4)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学术史回顾 |
二、研究视角 |
三、研究区域 |
四、资料介绍 |
五、研究框架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小结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小结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小结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小结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抗战时期中研院组织的西北考察团考古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创新点 |
第一章 两次西北考察的背景及考察团的组建 |
第一节 考察团组建社会背景 |
第二节 考察团的成立与解散 |
小结 |
第二章 两次考察历史考古组历程及方法 |
第一节 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考古组考察历程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考察历程 |
第三节 两次考察历史考古组考古方法 |
小结 |
第三章 两次西北考察历史考古组成果 |
第一节 原始资料的收集 |
第二节 史前时期考古突破 |
第三节 历史时期考古思考 |
第四节 考察历程的记录 |
第五节 考察成果的比较 |
小结 |
第四章 两次西北考察历史考古组工作的意义 |
第一节 西北考古工作提供重要的一手资料 |
第二节 文化遗产保护及其研究方法的思考 |
第三节 中国考古学科建设和考古学的影响 |
第四节 西北考察学术精神在当代的价值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研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6)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理由 |
二 选题意义 |
三 研究现状回顾 |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1章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1.1 “十七年”时期译介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 |
1.1.1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译介概述 |
1.1.2 有影响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 |
1.2 “苏式文论”强势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1.2.1 “全盘译介”模式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1.2.2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1.3 “十七年”时期“苏式文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1.3.1 受“苏式文论”规约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1.3.2 不敢逾矩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
1.4 “文革”期间处于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 |
1.4.1 “文革”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概述 |
1.4.2 “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第2章 “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2.1 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
2.1.1 “文革”结束初期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
2.1.2 走出泥沼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2.2 “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2.2.1 走出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2.2.2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2.3 挣脱历史惯性的一次尝试:中国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 |
2.3.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2.3.2 郑文光和叶永烈的科学文艺思想及代表作品 |
第3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Ⅰ |
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影响 |
3.1.1 以开放的姿态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3.1.2 以上笙一郎为代表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理论思想内涵 |
3.1.3 这一时期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3.2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改变中寻求建设之路 |
3.2.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3.2.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述评 |
3.3 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3.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3.3.2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第4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Ⅱ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 |
4.1.1 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走向多元化 |
4.1.2 多元、系统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4.2 多层次、多渠道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4.2.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4.2.2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内涵 |
4.3 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4.3.1 生机盎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 |
4.3.2 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创作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
5.1 外国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日本松居直先生为例 |
5.1.1 松居直其人和他倡导的图画书理论 |
5.1.2 松居直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及传播过程 |
5.1.3 松居直推崇的图画书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简述 |
5.2 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5.2.1 关注图画书阅读及图画书创作 |
5.2.2 多途并举阐释松居直的图画书理论 |
5.3 中国原创图画书扫描: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 |
5.3.1 星星点灯: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图画书创作 |
5.3.2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缘起及发展 |
5.3.3 图画书中的童年书写:以《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为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致谢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1.2.1 理论概念 |
1.2.2 基本思路 |
1.2.3 研究方法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1.3.1 主要观点 |
1.3.2 主要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4.1.1 理念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5.2.1 出刊概况 |
5.2.2 出刊内容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5.3.1 出刊概况 |
5.3.2 出刊内容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5.4.1 出刊概况 |
5.4.2 出刊内容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5.5.1 出刊概况 |
5.5.2 出刊内容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7.1.1 “科学”的危机 |
7.1.2 “传播”的危机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7.5 镇压反革命 |
第8章 “支前征粮”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第9章 “双减反霸”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12.1 建政特点 |
12.2 历史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论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 |
一、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 |
(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染 |
(二)维新派与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的影响 |
(三)日本与西方音乐美学的熏陶 |
二、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 |
(一)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 |
(二)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时代确位 |
第二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实践探索的三个阶段 |
一、归国后的北平:音乐美学思想的酝酿与初启 |
(一)“音乐美学”和“音乐比较研究法”的首提 |
(二)女高师音乐系、北大音乐传习所的成立与音乐学科独立化的起步 |
(三)乐友社的成立与对音乐“美感教育”价值的强调 |
二、沦陷前的上海: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 |
(一)上海音专的成立与音乐教育独立学院组织化的努力争取 |
(二)以史为眼、以西治中:解决中国音乐落后之法 |
(三)对“音乐的势力”的社会宣传 |
三、沦陷后的上海:音乐美学思想的调整与重启 |
(一)精神国防说:唤起爱国心的战时音乐使命 |
(二)理论与技术并重的国乐团体试验 |
第三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 |
一、音乐创作:立足于民族本位的音乐改良 |
(一)礼乐合一,情理相通:探寻中国旧乐与西乐的美学契合点 |
(二)中西合璧,兼收并蓄: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的创作理念 |
(三)简单普适、立足国情,放眼未来:新学制唱歌教材的编定 |
二、音乐教育:立足于办学实践的人才观和美育观 |
(一)广罗名师,任人唯能的用才观 |
(二)从儿童入手,因材施教,注重民族风格创作人才培养的育才观 |
(三)陶冶德性,重视音乐功能的美育观 |
三、音乐审美:对艺术受众的美育关切 |
(一)美化与陶冶:校内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 |
(二)净化与尚雅: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提高大众音乐审美素养的疾呼 |
(三)熏染与塑造:在家庭教育中对音乐审美的关注 |
四、音乐批评:着眼于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开拓式批评视角 |
(一)对旧乐的批评 |
(二)对现实社会音乐实践成就的批评 |
(三)对音乐会的启蒙作用的评论 |
第四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 |
一、音乐教育与音乐实践中的“拿来主义” |
(一)学通古今中外的论学底蕴对音乐教育的深层意义 |
(二)兼容并蓄的艺术胸怀对音乐实践的持久影响 |
二、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 |
(一)“发扬词章”:在时代节奏中体现传统质感 |
(二)“复兴国乐”:在中西文化渐染中奏响民族旋律 |
结语: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价值与意义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萧友梅音乐教育活动年表 |
附录2 :萧友梅音乐文论年表 |
附录3 :萧友梅音乐创作年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一)滇缅抗战文学研究现状 |
(二)“边地文学”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标和论题思路 |
第一章 走入边地——战时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 |
第一节 战时的边地河山 |
一、滇越道上 |
(一)殖民符号的“消隐” |
(二)抗战流亡中的“车窗山水” |
(三)“祖国形势的天险” |
二、滇缅路纪行 |
(一)从“神秘区域”到“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 |
(二)“看出云南高原的伟大” |
(三)风景之“似” |
第二节 发现边地丰富之处 |
一、从“边夷”到抗战中的同胞 |
(一)“古风”犹存 |
(二)“孔明传说”与边地民族认同 |
(三)“野蛮的可爱” |
二、边城风貌 |
(一)芒市:从“蛮烟瘴雨”到静穆祥和 |
(二)保山:滇西重镇的“中原”气息 |
(三)车里:“揭开了神秘之幕” |
第三节 战时边地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介绍边地——云南边地作家的地方经验与国家观念 |
第一节 彭桂萼:澜沧江畔“保卫南方”的史诗 |
一、主动汇入“抗战总流”的家乡边地 |
二、自觉担起“号兵”的启蒙责任 |
三、呈现边地由“牧歌”转向“战歌”的进程 |
第二节 白平阶:跨过横断山脉见到古树繁花 |
一、国家话语的传达 |
二、边民主体身份的觉醒 |
第三节 马子华:陷入战火的滇南边地 |
一、边民的国家认同危机 |
二、抗战中的觉醒 |
三、“夷方地”在战火中的苦难 |
四、“漂亮的说词”背后的事实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保卫边地——诞生于滇缅抗战前线的作品 |
第一节 “扬威异域” |
一、远征壮志——出征时的畅想 |
(一)强调远征之正义 |
(二)“寄征友”诗作中的豪迈想象 |
(三)士兵出征感怀 |
二、远征人语——反攻时期的豪情 |
(一)抒写反攻复仇的信念 |
(二)记录战地亲历的血与火 |
第二节 保卫的边地 |
一、“地图上的一条红线” |
(一)出征时对边地风光的赞美 |
(二)战地中描摹所要守卫的国土 |
(三)败退后踏入国境的感怀 |
(四)反攻胜利归国所见 |
二、飞机上看边地河山 |
三、远征士兵笔下的边地同胞 |
(一)战火中边民的处境 |
(二)“一致抗日”的边地民族 |
第三节 战争与边地国土之关系 |
一、“处在同一命运里” |
二、牺牲的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线”与“点”联结起的国家共同感 |
第一节 滇缅公路——歌颂路的现代化与凝聚力 |
一、“向新世纪跃进” |
(一)“与世隔绝”的边民修筑着“现代交通” |
(二)路带来的“现代文明” |
二、路的凝聚力 |
(一)参与筑路的边地民族 |
(二)筑路民工的奉献精神 |
(三)滇缅路上的华侨机工 |
第二节 中印公路——现代化的胜利之路 |
一、勘路记——“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 |
二、通车记——亲历士兵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 |
(一)“机械的能” |
(二)战士的血 |
第三节 “野人山”书写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 |
一、对空白区域的认识 |
(一)从“未定界”到“国土” |
(二)从“野人”到“边胞” |
二、“野人山的新主人” |
(一)战火的“标识” |
(二)征服野人山 |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足迹深深印大地(上)——漫话1949年以前我国基础地质调查研究的成果(论文参考文献)
- [1]陈硕仟家族之历史文化研究[D]. 邱春美.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3]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5]抗战时期中研院组织的西北考察团考古活动研究[D]. 毋东茜.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9]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D]. 张东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