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双版纳出土旧石器时期文物(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兰措卓玛[2](2021)在《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交流路线的重建及演变研究》文中提出欧亚大陆史前跨大陆的物质传播和文化交流是当前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尤其“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区域间交流路线的研究愈发显得重要。青藏高原是欧亚文明交汇的重要区域,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同时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又是人类对高原环境适应的典型区域,研究这一区域早期交流路线的形成与演变对了解青藏高原的早期交流历史,以及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和模式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对青藏高原早期交流路线的研究均为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支持下的概念化路线,尚缺少精细化和具体化研究,导致对高原早期人类互动交流的详细演进过程认识十分有限。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自然因子包括海拔、坡度、植被、河流作为成本数据,与新石器-历史时期遗址点数据共同构成研究的数据源,以图作为理论基础,使用GIS工具,将青藏高原早期交流路线的重建抽象成带权图(网络)上的路径搜索问题,并基于成本最小原则,使用最优路径重建旧石器-历史时期的交流路线。具体操作是使用Arc GIS(ESRI)软件中的本地Python地理处理工具执行脚本计算,使用随机点间加权流量累积模型,重建旧石器时期路线;使用考古遗址点、聚落点构成的节点集,使用节点间加权联通模型,重建新石器-青铜-历史时期路线;最后,结合古气候、考古证据、文献记载等多项证据从人类适应性角度分析其发展演变及驱动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旧石器时期重建路线约10万km,路线整体上从边缘向腹地扩张,从低海拔逐步向高海拔行进,经过延续的长线进入高原高海拔区间,而且通过短线在高海拔区间活动,活动范围遍布整个高原;新石器时期路线总路线长度约为16900km,共提取出15条主干路线,路线主要沿河湟谷地-澜沧江、长江流域河谷地带-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河谷地带分布;青铜时期的总路线长度约为16300km,共提取出18条主干路线,在新石器时期路线的基础上,东北部、东部、东南部、西南部的路线整体向高海拔地区延伸;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长度约为39700km,共提取出28条主干路线,东北区、东部区均出现了深入腹地的网络,尤其是腹地路线的出现和向西部延伸的路线以及东南部路线的复杂化,使得路线呈现复杂路网。该重建结果与考古证据印证的“彩陶之路”、粟黍农业传播路线、“玉石之路”、麦作-驯化羊、马-青铜冶金技术的传播路线,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北部和西南部与“丝绸之路”的联系、“羌中道”、“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高度重合,说明重建结果的可靠性。(2)旧石器时期-历史时期的路线总体呈现随机-分散型、边缘-廊道型、边缘-腹地型、复杂-路网型的发展演变。末次冰盛期高原极端气候促进了技术革新,细石器技术的盛行使高原出现狩猎采集人群,路线呈现随机-分散是人类为适应高原狩猎活动的行为表现。新石器时期适宜的环境背景下,仰韶文化的粟黍农业种植技术在适宜该农业发展的区域传播扩散,这些分散的小型农业基地成为串联新石器路线的基础。青铜时期受制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粟作农业的种植受到挑战,但跨大陆麦类作物、驯化羊、马的传入,拓展了人类向高海拔种植农业和发展牧业的空间,导致重建路线向高海拔地区延伸。历史时期农业产品的多元化和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人口数量增加,形成稳定的聚落,功能齐全且稳定的聚落为复杂路网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伴随着聚落间复杂的政治、贸易、文化互动,重建路线呈现复杂网络型。(3)重建路线完整呈现了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人类复杂的互动交流,互动交流是路线形成的最终结果,同时反映出的是人类自身、生产方式以及互动交流强度对高原的逐步适应过程。为了适应逐步升高的海拔从而控制走路的成本,早期人类会选择高原河谷作为通道,河谷内坡度较缓、海拔相对较低,植被相对较好,河流的补给充足,相对含氧量较高,这是人类为适应高原自然环境做出的生物适应性行为。从生业模式的角度来看,高原的生业模式经历了旧石器时期的狩猎采集经济-新石器时期农业+狩猎采集经济并存-青铜时期农业+游牧经济全面发展-历史时期农牧业经济+商贸、政治、文化等互动交流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这与旧石器时期人类表现出对高原资源的简单索取-发展至新石器时期对高原宜农区域的主动占据-青铜时期对高海拔区域的开拓-历史时期对高原全面开发利用的交流行为模式相对应;而生业和交流行为模式的发展演变直接影响路线形成的模式,这一模式表现出新石器时期分散的小型粟作农业区域首先串联起稳定的路线-青铜时期农、牧业混合交界带形成稳定路线-历史时期稳定的路线在聚落间形成的发展模式。从交流强度来看,新石器时期的交流互动是仰韶文化通过高原南部边缘对川西、云南等地的影响,并沿雅鲁藏布江与南亚的互动交流,发展至青铜时期由中亚-沿新疆-河西走廊至高原北缘的互动交流加强,历史时期则是南、北边缘的交流不断强化,伴随着与中原王朝对该地区复杂的政治、文化互动,以及商业贸易的强有力刺激,内外部交流全面加强的结果。
高守雷[3](2021)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技术研究》文中提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陶器类型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针对陶器制作技术至今未有系统全面的研究。运用文献研究、观察分析、科技检测、数理统计等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多角度地研究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陶器原料、成型与修整方法、陶器形制特点、器表装饰技法和陶器烧制技术,将新石器时代陶器专业化生产组织划分为四种类型,从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个方面分析了各文化时期的陶器生产专业化程度,初步阐明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状况的发展变化。本文用成熟的分析方法第一次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此外,通过界定新石器时代陶器生产组织的内涵,明晰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要素,为分析陶器生产专业化程度提供了新的思路。使用X射线荧光分析仪检测了321片陶器样品的化学组成,应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器类、不同陶色陶器的原料特点。研究结果表明,陶器样品所用原料均为普通易熔粘土。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制陶原料相对粗劣;小河沿文化桥头镇遗址的陶器在制陶原料处理加工方面,比该地区赵宝沟文化有了明显进步;红山文化魏家窝铺遗址夹砂陶和泥质陶使用了同一类黏土;牛河梁遗址和半拉山墓地泥质红陶筒形器、半拉山墓地的泥质红陶和泥质黄陶筒形器均使用不同原料制成。陶器标本中颗粒较大、特征明显的羼和料主要为长石族、角闪石族、辉石族和云母等矿物。借鉴地矿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的方法,对陶器的产地进行了初步判定,结果表明查海遗址、牛河梁遗址和半拉山墓地的制陶原料均为就地取材,陶器制作也在原料产地附近完成。通过观察分析、文献梳理等方法研究了各文化时期陶器的成型和修整方法。结果表明兴隆洼文化陶器主要采用泥圈套接法、包模贴筑法、捏塑法成型,器壁与器底的连接基本采用帮壁包器底的方法。赵宝沟文化陶器多采用泥圈套接而成,以正筑法为主,多数器物有帮壁包器底的现象。红山文化陶器采用了泥圈套接、泥条盘筑、模制法和捏塑法等多种成型方法,陶塑艺术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小河沿文化陶器均为手制,主要以泥条盘筑法制成,部分陶器还经过慢轮修整。坯体修整的方法主要有拍打、刮削、湿手抹平、滚压、敷泥、慢轮修整等,修整工具主要有蚌质、骨质、石质、夹砂陶质等。对595件筒形罐和259件钵的口径、底径、通高尺寸数据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每个文化时期筒形罐的口径与底径、口径与通高在制作时有意遵循了一定的比例关系,构造关系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筒形罐在不同文化时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形制特点,兴隆洼文化主要为小敞口斜直壁深腹筒形罐,赵宝沟文化以敞口斜弧壁浅腹筒形罐为主,红山文化以大口斜弧壁浅腹筒形罐居多,敞口和敛口均常见,小河沿文化多为小敛口斜弧腹筒形罐。钵的构造关系虽不如筒形罐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但在不同文化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兴隆洼文化多数为敞口深腹钵,赵宝沟文化以斜弧腹钵为主,红山文化以大口浅腹钵居多,小河沿文化主要为大口钵,折肩钵比例达到二分之一。通过文献梳理、观察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各文化时期陶器的装饰技法。结果表明兴隆洼文化陶器主要有阴纹和阳纹两种装饰,纹饰多分段分布,三段式较多,晚期多见竖压横排线形之字纹。赵宝沟文化陶器主要以阴纹装饰为主,可分为单层纹饰、双层纹饰和复合纹饰三类,之字纹多为横压竖排线形之字纹。红山文化陶器采用了阴纹、阳纹和彩陶等装饰形式,器表多一种纹饰布满三分之二器身,彩陶装饰是用红、黑两种颜色绘制的几何图案。小河沿文化陶器采用了阴纹、阳纹和彩陶等装饰形式,阴纹装饰多见拍印的绳纹,彩陶装饰既有几何图案,也有动物图案。通过X射线衍射分析、高性能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扫描等手段对红山文化陶器的红陶衣和彩陶颜料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红陶衣主要显色物相为Fe2O3,呈色浓艳的红陶衣中Mn O含量相对较高。红彩所用的颜料为赤铁矿或磁铁矿,黑彩颜料是在铁矿中加入了锰矿的混合矿物。借助热分析仪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样品的烧成温度进行了测试;根据发掘材料和陶器标本,分析了辽西地区陶窑的特点和不同时期的烧制气氛。结果表明各文化时期陶器烧造最高温度相差不大,但陶器的理论烧成温度区间较大。红山文化陶窑的土石结构窑室、窑壁涂抹草拌泥、石砌窑柱、连室双火膛、窑柱上铺石块作窑箅等均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陶器多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器表常见黄褐、黑褐、红褐等多种颜色。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用还原气氛烧成,火候普遍较高,由于还原气氛强弱和保温时间不同,器表呈现深灰、浅灰、灰褐等不同色调。通过界定新石器时代陶器生产组织的内涵,将专业化生产组织划分为家庭工业、个体作坊、集中作坊、专业作坊四种类型,明确了分析陶器生产专业化程度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要素,并进行了应用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兴隆洼文化时期陶器制作由各家户在居住区内完成,产品以实用陶器为主,陶器制作技术简单原始,不同时期、不同器类的标准化程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区域生产多样性比较明显,陶器生产专业化程度不会高于家庭工业阶段。赵宝沟文化时期出现了专门制陶的工匠,产品以实用陶器为主,也有少量显赫陶器,陶器制作应该是在聚落内专门的场所内完成的,陶器产品的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生产了较多体现较高技艺水平的精致产品,应进入个体作坊生产阶段。红山文化时期陶器制作是氏族内的集体劳作活动,陶器制作有专门的场所,生产者是制陶技术熟练的工匠。陶器制作技术精湛娴熟,制陶技艺水平较高,制陶生产设备设施较为先进,应为集中作坊生产阶段。红山文化晚期筒形器的生产表现出明显细化的专业分工,体现了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可归为专业作坊的产品。大南沟墓地的陶器制作已用慢轮等工具,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筒形罐的标准化程度也有所提升,应不低于集中作坊生产阶段,是否存在专业作坊,由于目前材料有限,还无法进行判断。
段一鸣[4](2020)在《晋南地区丁村传统村落景观的传承与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村落是我国农耕文明留存至今的历史文化见证,对于研究人类生活空间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传统村落景观作为历史的有形见证承袭着特有的文化内涵,蕴含着地方特色、人情风俗以及乡愁情怀。晋南地区的丁村传统村落是我国北方地区现存较为完整、规模较大的传统村落,村落内现存的景观空间环境充分体现出其特有的景观元素和富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内涵,研究其景观的形成、演变与表达,对更好的传承文化内涵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以传统村落景观的传承与开发研究思路作为出发点,以晋南传统村落——丁村为例,通过对丁村传统村落的实地调研,将丁村的景观现状、实际问题进行整理和分析,从景观传承的角度对晋南传统村落的景观营造手法及文化景观形成过程进行深入探究,提出传统村落景观营造的思想理念和操作方法,形成较为全面的图像资料,归纳出适用于保留历史遗留的传统村落景观架构的方法,将现代景观设计理念与传统村落景观营造手法相结合。通过景观方案设计再现晋南传统村落景观环境的传承与营造,提出运用“依景而建,依建造景”的主观设计理念,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设计手法,将传统村落景观中所营造的物境、情境、意境进行功能、结构、空间、环境等方面合理的设计,总结出传承和开发传统村落景观应遵循文化要素的传承理念和因地制宜的景观构建格局,在适合的环境中做合适的景观才是传承和开发传统村落景观环境的正确方法。
王京[5](2020)在《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技术日趋普及大背景下对以多民族人文始祖神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数据研究的意义,并通过数据学方法、文献分析方法、模型分析法及多重证据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该神话专题数据的建设、开发与应用进行全面研究。积极尝试大数据方法在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乃至社科领域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本论文分为绪论和五章。首先,在绪论中,本文重点阐释了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的选题依据、对其进行数据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国内外对该专题的研究现状等一系列问题。认为伏羲女娲神话是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包括当下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学科学术研究中都对伏羲女娲神话体现出很高的关注度,并且大数据技术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全面推进,也为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提供了学术需求与技术支持,无论是在该专题数据的采集与呈现方面,还是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方面,都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几个基本问题。重点梳理了从人类早期记忆到信息背景下人文数据建设的发展历程,分析论证了将各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进行系统研究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以此为前提,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中的有关概念、基本内容等进行规范和厘定,并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客观性、主观性和独立性等一系列特征做出阐释。第二章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在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对象方面提出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等几大类型,重点对古文献文本、现当代民间口头文本、图像中的伏羲女娲和民俗中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原则和具体方法进行了阐释。在神话数据生成方式探讨方面,重点对都柏林数据结构核心元素集进行了必要的扩充和细分,并制定出基于神话文本元素属性、结构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的基本标准,同时,对后期数据的鉴别和验证、增值和清洗问题也做出相应的说明。第三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利用神话理论对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结构作出不同分类,并重点从母题角度、民族角度和地理空间角度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进行阐释。本文在论述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时,以1000余篇女娲神话文本为对象,提取出2160条母题,划分出10大类型和6个层级,并对母题结构层级关系及结构作出系统描述,搭建起一个逻辑清晰、关联明确、体系开放的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实现神话文本资源与大数据处理之间的有效沟通,突出了母题数据结构应具有的完整性、开放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在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地理结构分析中,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地理分布的特征以及地理结构设置的方法,阐释了以民族聚居情况为参照的地理区域类型划分、以国家现行行政区划为背景的地理划分和以通行片区划分为背景的地理划分等情况,并以特定区域为例对此作出分析与验证。第四章重点阐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本文认为数据的关联性是数据建设的核心内容,首先提出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空间关联、作品与研究成果关联等基本关联模式。在阐释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时,重点强调了神话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关联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特别以广泛流传于苗、瑶、羌、仫佬、毛南、布依等民族中的“洪水后伏羲女娲兄妹婚再生人类”神话文本为案例,论证了这种民族间的关联性。同时,重点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问题,认为母题关联兼具神话叙事结构关联与语义关联两个维度,通过母题类型与层级的设置可以考察多类型神话数据的关联与结构,并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多角度验证了通过母题的关联实现从专题数据到综合数据、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关联性建构。第五章重点探讨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当今实践与应用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伏羲女娲专题数据研究在知识服务、知识图谱、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并重点分析了该类数据研究在神话学学科发展中的应用,提出了数据分析在中国神话创作与叙事特征研究、传承现状及规律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实践。在论述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中,强调了神话数据转化的多样性,并对新媒体中及文化旅游产业中的神话数据开发与运用提出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耿中耀[6](2019)在《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指出在民族学史上,学者们围绕着二元对立的学术思想展开的争论从未休止过。到了当代,学科内的学术思想分离更为凸显,理论的主张从对话走向对立,方法的选用从共同的标准走向各行其是,民族志的书写也在持续的批判与反思之中步入了“表述的危机”。于是,学者们又不得不对批判进行批判,对反思进行反思,再次呼吁坚持跨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践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随着“人类史”、“人新世”、“一万年尺度”等概念提出后,预示着宏大叙事的民族志书写再次回归。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学家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兼顾,实践主体与结构系统的互动等角度入手,对“人类史”上作物的驯化、农业的起源、国家的诞生、饮食结构的改变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研究,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热带、亚热带地区桄榔类植物,仅是地球上的一类普通物种,但被人类驯化以后却由此而发生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其背后正是人类社会文化演替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人类开始不再完全依赖以采集野生植物和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狩猎采集生计类型,转而选种有限的几个物种进行驯化,以此产出粮食。桄榔类植物,也在这一时期被驯化成了粮食作物。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以桄榔类作物产出“主食”的农业生产体系得以成形,相关的人群还以此建构出独具特色的政治形态、经济行为、宗教信仰、艺术活动、饮食习俗等文化类型。纪元前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桄榔农业民族”开始进入了国家的统治,桄榔类作物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接纳和认可,从而在与其它粮食作物的争地过程中一步步隐退,最终退出了相关民族的文化利用范围。基于此,文章以时间为线索,将桄榔类物种式微的过程分为前后相互连接的三个阶段:兴起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繁盛于五千年左右,隐退始于被纳入国家统辖之后。桄榔类作物的由盛转衰的过程,正好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业的起源、国家的发展、航海贸易的兴起等文化演替直接关联。对该类物种式微的三个阶段探讨,分别对应文章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旨在分析和回应从第二章至第五章提出和面对的问题。第七章,则是立足于当代的生态建设和扶贫行动目标,提出桄榔类作物当代复兴的策略。通过对桄榔类物种追本溯源后,可以回应当前民族学中悬而未决的现实难题:其一,从长时段的时间序列中,以物种的盛衰为载体,澄清符号与象征的起源,及其背后权力和意义运行中相互制造的辩证关系,可望能够打通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壁垒;其二,对物种盛衰过程的因果关系,作出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解释,以此表明民族学的文化分析依然需要回归到“实证”研究的学科属性;其三、对桄榔类物种提出的当代复兴策略表明,民族学可以在当代的社会行动中贡献出学科的力量。文章的从大尺度的时空视角,检视桄榔类作物式微的历程及其原因与机制,并提出当代的复兴策略,不仅回应了当代民族学理论中争议的焦点,还期望能够对民族志的书写作出一些新的尝试,撰写出一种有新的“实验民族志”。
刘烨[7](2019)在《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文中指出地处秦巴之间的陕南地区是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也曾经是多族群汇聚与交融的区域;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态景观,更有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区域文化,带有历史上多族群影响的显着痕迹。该地域北靠秦岭,南依巴山,西接陇南,东通江汉;汉江贯穿全境,自古以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的汇聚与交融之所;历史上周边各族群曾交汇于此,华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氐羌文化辐凑其间,其民族历史的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旧石器时代,陕南围绕着汉水上游和南洛河上游生活的土着是该地区的最早人群。新石器时代早期,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逐渐南传,作为黄河支流的渭河文化,此时进入陕南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从这一变化中即可窥视出当时中原人群在越过秦岭后在陕南地区的文化扩展和族群活动的迹象。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江汉屈家岭文化的北移,陕南地区显示出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相互博弈与融合的文化态势,其背后的原因充分反映出当时北方华夏族群先民与南方三苗族群先民的势力扩张与相互交往在陕南这一地域间的碰撞与交融。先秦时期陕南地区活动的诸多早期民族或族群开始形成并浮出水面,以巴人为主的族群开始出现在陕南汉中与安康盆地的历史舞台上,这一地区的文化因之至今仍带有浓厚的巴文化色彩。部分夏人和商人则相继进入陕南商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土着人群文化的发展。除了巴人外,川西蜀人中的一部分可能在商代晚期进入陕南地区,并在城固、洋县一带与巴人杂居错处,并由于商王武丁的征伐活动而首次出现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西周是陕南古代早期民族的活跃期。在这一时期,汉水上游一带除了仍有巴人和蜀人活动外,在陕南东部还出现了庸人以及濮人活动的踪迹,他们在周初也均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到西周中晚期,周人的势力逐渐衰弱,而活动在江汉平原的楚人的实力逐渐壮大。他们往北进入到丹江上游,逆江而上经过商南、丹凤,到达商州(原商县)一带,占据了原先周人占据的地区,楚人和楚文化在当地逐渐取代周人和周文化。春秋战国是陕南民族的整合与融合时期。频繁的战争和民族迁徙活动,使得这一时期陕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分布区域与族际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过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之战,秦国将楚人的势力从陕南东部驱逐出去,并重置汉中郡,从而首次将今天的陕西勉县、留坝以东,干佑河、湖北保康、郧县以西以及珍珠岭以北的岭南地区统一起来,完整意义的陕南就此雏形初现。秦人和秦文化制度从此逐渐在陕南占据主导地位,陕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外貌因之发生重大改变。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发展,以华夏为中心的秦人和汉人逐渐形成,并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而扩展到全国的各个区域,促进了各地的民族整合。在陕南东部的商洛地区,华夏族群已经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在汉中的中部、东部以及安康地区,华夏族群大量南下,当地的大部分巴人和蜀人也逐渐汉化。这一时期陕南民族构成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氐人与羌人进入陕南,并开始出现在汉中西部地区。东汉时期,陕南地区发生了羌族三次大规模入侵汉中(汉中郡)的事件,对当地的族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原本居住在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一带的賨人(板楯蛮)从秦末汉初开始多次从川东地区向北进入了陕南地区,甚至有部分賨人进入陕南地区后,还向北发展到今甘肃秦安东北一带。三国时期,原先活动在今天的贵州西部、云南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僚人也开始进入陕南地区,从而使得这一区域的族群成分更为丰富。魏晋南北朝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割据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时期;诸少数民族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参与到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所以他们在陕南进出与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乃至改变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就陕南地区而言,不仅有西北氐族建立的前秦与仇池诸国政权和羌族建立的后秦政权,将氐羌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陕南的各个角落;还有西南賨人建立的成汉政权,将賨人、僚人的活动区域深入到汉中腹地;更有匈奴、羯族和鲜卑族建立的各政权通过对陕南的统治,首次将北族和北族文化的影响扩展到陕南地区。在此背景下,氐族、羌族、匈奴、羯族、賨人、僚人和鲜卑等少数民族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与交融不断加深,基本在陕南实现了区域性的民族融合。隋唐王朝不仅实现了政治的一统,而且还通过政区建制与羁縻统治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晋以来族群融合的成果与局面,陕南各郡县的主要居民已经是经过多族群融合后形成的汉人群体,残存的少数族群则主要生活在陕南西部以及盆地周边偏僻的丛山峻岭之中,影响大不如前。随着氐羌的衰亡,其原居地先后被后起的党项、吐谷浑等所占据;在与隋唐王朝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与影响虽也时常波及陕南西部,但多数属扰性质。随着僚人等少数族群的消亡,陕南地区的族际融合在唐代彻底完成;但历史上当地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却一直影响至今,他们的活动不仅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陕南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杨赛[8](2019)在《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及传承研究》文中提出新平傣族传统土陶是我国傣族土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类型。新平傣族传统土陶制作工艺延续了数千年前的人类智慧结晶,保留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制陶的特点,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平傣族传统的土陶器具有实用性,至今仍是傣族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日用陶器;同时,造型和装饰融入新平县古老的“花腰傣”文化而形成自身特色,兼具古拙与少数民族的审美韵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近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新平傣族土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土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及传承研究,对傣族传统土陶艺术传承和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研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索新平傣族传统土陶的历史概况、制陶的基本现状和土陶制作技艺、土陶的分类及艺术特征、新平傣族传统土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方面。首先,在收集和整理与傣族传统土陶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已有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归纳和研究,梳理中国传统土陶、云南傣族土陶及新平傣族传统土陶的历史概况;其次,通过对新平县域内两个傣族村寨土陶制作点田野调查,记录和分析新平县土陶发展的基本现状,阐述新平傣族传统土陶的制作工序流程及其制陶特点;再次,通过对新平县两个制陶点的土陶制品的收集和赏析,从新平傣族传统土陶的使用功能这一维度对其进行分类介绍,进而对其土陶制品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最后,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对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现状进行探讨,并根据其地方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传承和发展的建议。通过本论文的研究,笔者认为,新平傣族土陶作为傣族传统土陶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制陶方法、装饰技艺、土陶作品的艺术特点、形象表达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其原生态的制陶技艺和审美特征,与当代回归自然和生态的生活美学十分契合,通过当地政府、相关组织、传承人等的不懈努力和经营,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将会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喜爱,成为云南省民族民间特色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
张祺航[9](2019)在《德宏傣族武术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云南省德宏州傣族武术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德宏州傣族武术的起源到当今德宏傣族武术的发展现状都作了详实的调查,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并运用访谈法在德宏当地与傣族武术传承人进行访谈,调研完成之后运用逻辑分析法分析德宏州傣族武术发展的历程,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关于体育学、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及历史学的书籍,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再结合实地调查的情况,得出以下结论:一、德宏傣族武术产生原因众多,傣族历史典籍记载,早期文化遗址考究,并结合德宏州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甚至从傣族传承人口中朴实的故事和多彩的神话,推断出德宏傣族武术起源于青铜时期,距今40001000年。二、早期的德宏傣族武术只有实战技击,随着历史的发展,傣族武术演变为注重套路表演。本文结合傣族历史社会制度情况,将德宏傣族武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1.原始社会时期2.家长奴隶制社会时期3.封建领主(地主)制社会时期4.近现代化时期。傣族武术在不同的时期都发挥了自身功能,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三、社会制度的变更是德宏傣族武术产生变化的首要条件,物质经济的富足是德宏傣族武术赖以生存的基础,神秘的宗教色彩从本质上改变德宏傣族武术的发展。德宏傣族武术文化绚丽多彩,有孔雀文化,大象文化和水文化。现如今德宏傣族武术保留较好的拳术有4种:孔雀拳、大象拳、坑式拳、四门拳,器械有两种:傣族棍术和傣族刀术。德宏傣族武术的传承方式为师徒传承,有“传外不传内”的门规。四、现如今,德宏傣族武术在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1.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制约着傣族武术的发展;2.德宏傣族武术后备人才出现断层;3.德宏当地尚无专业性的平台;4.德宏当地政府对傣族武术的重视程度不够;5.部分傣族武术项目出现濒危。五、面对德宏傣族武术面临的困惑,提出以下对策:1.德宏傣族武术与现代武术相结合;2.培养当地傣族武术传承人;3.在德宏当地建立专业的傣族武术平台;4.加强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5.提升傣族武术的文化属性;6.利用新时代app软件和自媒体平台拓宽人们对傣族武术的认知渠道。
李东红,马丽娜[10](2019)在《坚守还是改变: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三大族系说”的多学科讨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多元"历史过程逐渐被揭开,中国各民族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古代民族研究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中华民族共祖"的丰富内涵。通过重读有关古典文献材料、系统梳理新近考古发现、专题探讨语系与族系的关联、汲取中国民族史与西南区域文明史研究新成果等多学科、多视角研究与讨论,把中国西南古代历史归结为"氐羌、百越、百濮""外来族群迁入结果"的叙事体系,已然无法立足。"三大族系说"是在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中,处于"无献无征、考古无证"情境下产生的学术假说,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当前不少历史叙述,面对学术界的新发现、新成果,却不加甄别地沿用旧说,造成西南古代民族历史叙述上的混乱,必须将以修正。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要立足本土文化脉络与地方传统的梳理,摒弃"外来"思维,实现从"外来叙事"到"本土陈述"的回归。把材料还原到当地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之中,才能正确地理解古代西南民族与区域历史和地方文化的关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历史进程。对"三大族系说"在内的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上习以为常的"外来说"叙事传统,包括各种"大迁徙""大传播""大叙事"等"典范历史"与"民族常识"的反思与再出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基本逻辑的认识,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
二、西双版纳出土旧石器时期文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双版纳出土旧石器时期文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一 密陀绘工艺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致谢 |
(2)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交流路线的重建及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旧石器时期人类在青藏高原的交流 |
1.2.2 新石器-青铜时期人类在青藏高原的交流 |
1.2.3 历史时期青藏高原的交流 |
1.2.4 人类与文化交流路线的研究方法综述 |
1.2.5 国内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1.3 研究内容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自然环境概况 |
2.1.2 历史文化概况及阶段划分 |
2.1.3 现代交通概况 |
2.2 数据来源 |
2.3 模型构建 |
2.3.1 构建最低成本(W) |
2.3.2 随机点间加权流量累积联通模型(E) |
2.3.3 节点间加权联通模型(E) |
2.4 技术路线 |
第三章 青藏高原交流路线的重建结果 |
3.1 旧石器时期高原交流路线重建结果 |
3.1.1 基于NDVI权重的重建结果 |
3.1.2 基于NPP权重的重建结果 |
3.1.3 基于坡度权重的重建结果 |
3.2 新石器时期高原交流路线重建结果 |
3.2.1 东北路线区 |
3.2.2 东部路线区 |
3.2.3 东南路线区 |
3.2.4 西南路线区 |
3.3 青铜时期高原交流路线重建结果 |
3.3.1 东北路线区 |
3.3.2 东部路线区 |
3.3.3 东南路线区 |
3.3.4 西南路线区 |
3.4 历史时期高原交流路线重建结果 |
3.4.1 东北路线区 |
3.4.2 东部路线区 |
3.4.3 东南路线区 |
3.4.4 西南路线区 |
3.4.5 腹地路线区 |
第四章 重建路线的演变过程 |
4.1 旧石器时期-随机分散型 |
4.2 新石器时期-边缘廊道型 |
4.3 青铜时期-边缘腹地型 |
4.4 历史时期-复杂网络型 |
4.5 小结 |
第五章 青藏高原早期交流路线演化与人类适应关系 |
5.1 地理环境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5.1.1 地形地貌 |
5.1.2 坡度 |
5.1.3 植被 |
5.1.4 河流 |
5.2 环境演变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5.3 生业模式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5.3.1 狩猎采集生业模式下的路线形成 |
5.3.2 农业生业模式下的路线形成 |
5.3.3 农牧业并重生业模式下的路线形成 |
5.4 交流强化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5.5 聚落-战争因素与路线形成的关系 |
5.6 小结 |
第六章 结论 |
6.1 主要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存在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3)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辽西地区简介 |
一、辽西地区范围 |
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
第二节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概述 |
一、解放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研究概况 |
一、民族考古学调查研究 |
二、观察与实验研究 |
三、科技检测分析研究 |
四、辽西地区制陶技术研究 |
第四节 研究对象、目的、方法与意义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意义 |
第二章 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和年代 |
第一节 兴隆洼文化分期和年代 |
一、分期 |
二、年代 |
第二节 赵宝沟文化分期和年代 |
一、分期 |
二、年代 |
第三节 红山文化分期和年代 |
一、分期 |
二、年代 |
第四节 小河沿文化分期和年代 |
一、分期 |
二、年代 |
小结 |
第三章 制陶原料研究 |
第一节 各时期陶器陶质特点 |
一、兴隆洼文化陶器陶质特点 |
二、赵宝沟文化陶器陶质特点 |
三、红山文化陶器陶质特点 |
四、小河沿文化陶器陶质特点 |
五、分析与讨论 |
第二节 化学成分分析 |
一、检测和分析方案 |
二、检测样品信息 |
三、实验仪器 |
四、结果与分析 |
第三节 羼和料研究 |
一、研究标本 |
二、研究方法 |
三、结果与分析 |
第四节 陶器产地初步判定 |
一、陶器产地问题的核心 |
二、陶器产地分析方法 |
三、陶器产地的初步判定 |
小结 |
第四章 成型与修整方法研究 |
第一节 各时期的成型方法 |
一、兴隆洼文化陶器成型方法 |
二、赵宝沟文化陶器成型方法 |
三、红山文化陶器成型方法 |
四、小河沿文化陶器成型方法 |
五、器底编织纹与陶器成型 |
第二节 陶器修整方法 |
一、修坯工具 |
二、修整方法 |
三、附件安装 |
小结 |
第五章 陶器形制研究 |
第一节 筒形罐形制研究 |
一、筒形罐类型学研究概述 |
二、各文化时期筒形罐形状特点 |
三、各文化时期筒形罐构造特点 |
四、综合讨论 |
第二节 钵形制研究 |
一、各文化时期钵形状特点 |
二、各文化时期钵构造特点 |
三、综合讨论 |
第三节 辽西地域特色的典型器形 |
一、斜口器 |
二、椭圆底罐 |
三、筒形器 |
小结 |
第六章 装饰技法研究 |
第一节 阴纹装饰 |
一、压印 |
二、压划 |
三、戳印 |
第二节 阳纹装饰 |
一、附加 |
二、浮雕 |
第三节 彩陶装饰 |
一、典型纹样 |
二、设计构图 |
三、彩陶颜料 |
四、绘画工具 |
第四节 其它装饰 |
一、器表磨光 |
二、涂刷陶衣 |
三、镂孔 |
小结 |
第七章 烧制技术研究 |
第一节 烧制温度 |
第二节 陶窑 |
一、兴隆洼文化盆瓦窑陶窑 |
二、红山文化四棱山陶窑 |
三、红山文化上机房营子陶窑 |
四、特点分析 |
第三节 烧制气氛 |
一、氧化气氛中陶器呈色 |
二、还原气氛中陶器呈色 |
小结 |
第八章 陶器生产专业化程度研究 |
第一节 专业化的内涵 |
第二节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
一、直接证据 |
二、间接证据 |
第三节 各时期陶器生产专业化程度研究 |
一、兴隆洼文化 |
二、赵宝沟文化 |
三、红山文化 |
四、小河沿文化 |
小结 |
结语 |
附表 |
附表1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标本化学组成数据 |
附表2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筒形罐统计表 |
附表3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钵统计表 |
附图 |
附图1 兴隆洼文化筒形罐 |
附图2 赵宝沟文化筒形罐 |
附图3 红山文化筒形罐 |
附图4 小河沿文化筒形罐 |
附图5 兴隆洼文化钵 |
附图6 赵宝沟文化钵 |
附图7 红山文化钵 |
附图8 小河沿文化钵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致谢 |
(4)晋南地区丁村传统村落景观的传承与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传统村落人文景观的发展 |
1.1.2 传统村落文化遗存的困境 |
1.1.3 传统村落景观传承与开发所面临的问题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的相关研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框架 |
1.6 本章小结 |
2.传统村落景观的形成与相关理论 |
2.1 相关概念及研究范畴 |
2.1.1 村落和景观 |
2.1.2 传统村落的概念 |
2.1.3 传统村落的特质属性 |
2.2 可持续性的景观发展理念 |
2.2.1 生态规划理论 |
2.2.2 景观的传承理念 |
2.3 本章小结 |
3.传统村落景观的营造手法 |
3.1 传统村落景观营造的哲学思想 |
3.1.1 儒家文化 |
3.1.2 释家文化 |
3.1.3 道家文化 |
3.2 景观的实质性表现 |
3.2.1 人文传承观念 |
3.2.2 环境美学价值 |
3.2.3 生态多样化理念 |
3.2.4 潜在经济价值 |
3.3 传统村落景观中的意象 |
3.3.1 物镜与景观 |
3.3.2 情境与景观 |
3.3.3 意境与景观 |
3.4 传统村落景观的构建方式 |
3.4.1 因地制宜的景观格局 |
3.4.2 灵活多变的空间构成 |
3.4.3 景观与文化的综合表达 |
3.5 传统村落景观的营造案例 |
3.5.1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村落景观 |
3.5.2 韩国河回村——丰山柳氏家族聚居群落景观 |
3.5.3 房山区南窑乡水峪村村落景观环境 |
3.5.4 黄山市黟县西递村村落景观环境 |
3.5.5 漳州市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村落景观环境 |
3.6 本章小结 |
4.晋南地区丁村村落景观调研分析 |
4.1 丁村村落基本情况 |
4.1.1 区位交通分析 |
4.1.2 自然环境分析 |
4.1.3 社会环境考察 |
4.1.4 水体流域分析 |
4.1.5 高程分析、坡度分析、坡向分析 |
4.2 丁村传统村落现状 |
4.2.1 丁村村落布局与现状 |
4.2.2 丁村传统资源分布 |
4.2.3 丁村院落与街巷现状 |
4.2.4 丁村村落景观环境 |
4.3 本章小结 |
5.晋南地区丁村村落景观的传承与开发研究 |
5.1 丁村村落景观的传承 |
5.1.1 空间形态的传承 |
5.1.2 景观形式的传承 |
5.1.3 文化要素的传承 |
5.2 丁村村落景观的开发研究 |
5.2.1 设计构思与方案说明 |
5.2.2 方案选址与调研 |
5.2.3 方案设计与展示 |
6.结论 |
6.1 研究成果 |
6.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图标索引 |
表格索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1.非引用参考文献 |
2.丁村传统村落完整CAD图 |
(5)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选题的依据 |
二、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可行性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研究及数据研究的状况 |
四、本文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基本问题 |
第一节 信息背景下的人文数据建设与研究 |
一、从人类早期记忆到数据研究发展历程回顾 |
二、人文数据研究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
三、选择伏羲女娲神话作为数据研究的设想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界定 |
一、神话的界定与特征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界定与基本内容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客观基础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特征 |
一、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客观性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主观性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独立性 |
第二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基本问题 |
一、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目的 |
二、伏羲女娲神话资料选择的原则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方法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来源的几种类型 |
一、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三、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的生成 |
一、神话文本数据提取与呈现的理论依据与标准 |
二、神话文本数据的基本构成与分解 |
三、神话文本数据的清洗与增值 |
第三章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的理论与定位 |
一、关于叙事结构的相关理论探讨 |
二、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几种常见定位 |
第二节 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界定、特征与类型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体系的基本结构 |
三、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的层级与描述 |
四、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的特点 |
第三节 民族与地理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一、民族与地理概念在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意义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与地理结构设置 |
三、以中原地区为例考察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 |
第四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几种基本关联模式 |
一、国内外关于人文学科知识关联的研究与实践 |
二、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空间关联 |
四、伏羲女娲神话文本与研究成果的关联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 |
一、伏羲女娲神话形象在各民族的传播符合史实 |
二、伏羲女娲神话关联中的民族认同 |
三、伏羲女娲神话民族间关联的案例分析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关联性质的确定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类型与层级 |
三、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看母题关联的实现 |
第五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价值 |
一、专题数据建设与研究的应用价值 |
二、专题数据知识图谱的应用与前景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运用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助力神话学学科发展 |
一、通过数据分析服务中国神话学学科发展 |
二、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创作与叙事特征 |
三、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传承现状及规律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学科发展中的其他应用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 |
一、通过神话数据研究探讨神话转化的多样性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新媒体中的开发与应用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案例分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6)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与预设 |
第二节 概念界定及时空范畴 |
一、“桄榔”的界定 |
二、本研究的时空范畴 |
第三节 桄榔相关的前期研究 |
一、关于史前桄榔类植物的研究 |
二、关于历史时期内桄榔类作物演替的研究 |
三、桄榔类作物的民族志研究 |
四、当代开发价值的研究 |
第四节 田野点选择 |
第二章 学理回顾:文化视角下的物种研究 |
第一节 结构、象征与符号:结构主义 |
一、结构主义与“烹饪三角” |
二、《利未记》的可憎之物 |
第二节 生态、适应与功能:文化生态学 |
一、印度圣牛的唯物论 |
二、生态系统与猪 |
第三节 历史、权力与意义:政治经济学与实践论 |
一、实践论:以家畜与牛肉为研究对象 |
二、政治经济学派笔下的作物 |
第四节 本文的思路、方法与应用 |
一、当代的争论 |
二、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三、民族学的应用与贫困问题 |
第三章 作物起源与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第一节 生物属性利用与文化属性利用 |
一、生物属性的利用 |
二、文化属性的利用 |
第二节 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一、丰裕与匮乏 |
二、最早的桄榔文化遗址 |
三、采集桄榔的“机会主义”者 |
第三节 桄榔类作物的起源 |
一、作物起源的神话 |
二、驯化的起源 |
三、驯化的操作规程 |
第四章 桄榔农业及其生产实践 |
第一节 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一、野生与栽培 |
二、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第二节 早期桄榔食物生产实践 |
一、采伐与收获 |
二、加工与利用 |
三、栽培与管护 |
第三节 桄榔农业的起源及其文化圈 |
一、桄榔农业的认定 |
二、桄榔农业文化的起源 |
三、桄榔农业文化圈 |
第五章 作物的扩张与桄榔的隐退 |
第一节 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 |
一、旱作农业的推广 |
二、东南亚的早期国家与农业 |
三、桄榔类主粮作物延续 |
第二节 从桄榔类作物向稻类作物的过渡 |
一、“不敢食谷”的国王 |
二、水稻的国家作物地位确立 |
三、桄榔类作物主粮地位的跌落 |
第三节 西方殖民扩张与作物 |
一、水稻的资本化 |
二、沦为救荒之物的桄榔 |
第六章 桄榔类作物盛衰的动因及机制 |
第一节 桄榔农业起源的动力 |
第二节 桄榔农业民族及其政权 |
一、政权的出现及其动力 |
二、桄榔农业民族的政治形态 |
三、作物的力量 |
第三节 桄榔农业衰落的原因 |
一、主因认定 |
二、国家作物的特征 |
三、主粮政策的正负效应辨析 |
第七章 当代的复兴 |
第一节 粮食安全的维护 |
第二节 多样性利用 |
第三节 生态维护价值 |
结论与讨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1:桄榔类植物生长环境调查报告 |
附录2:各族乡民对桄榔类植物的认知与利用 |
附录3:沧源勐来乡董棕群落伴生植物物种(简表) |
附录4:个旧斗卡房镇棉花山董棕林伴生动物名录(简表) |
附录5:附图 |
(7)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一) 陕南的史前文化与早期族群 |
(二) 先秦时期陕南民族 |
(三) 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陕南民族 |
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内容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史前时期陕南的考古文化与族群分布 |
第一节 汉中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第二节 安康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第三节 商洛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第四节 陕南的史前文化与早期族群分布 |
一、陕南史前考古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
二、陕南史前考古文化与早期族群的分布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二章 先秦时期陕南民族的分布与迁徙 |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陕南民族 |
一、巴人 |
二、夏人 |
第二节商代的陕南民族 |
一、汉中、安康地区的民族 |
二、商洛地区的民族 |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陕南民族 |
一、汉中、安康地区的民族 |
二、商洛地区的民族 |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陕南民族 |
一、巴楚结盟与庸人的流散 |
二、巴楚之战与巴人的流散 |
三、秦蜀之战与巴蜀衰微 |
四、秦楚之战与楚人的退出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三章 秦汉时期陕南民族的发展 |
第一节 秦汉王朝在陕南的政区设置 |
第二节 秦汉王朝统治下的陕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 |
一、华夏族群的南下与巴人、蜀人的整合 |
二、氐人和羌人的东进 |
三、賨人的北上 |
第三节 小结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南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
第一节 氐族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一、前仇池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势力的扩展 |
二、后仇池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势力的起伏 |
三、武都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的进一步发展 |
四、武兴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的兴衰 |
五、前秦的建立与苻氏氐人对陕南的统治 |
六、陕南氐人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
第二节 鲜卑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一、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二、西魏、北周时期鲜卑在陕南的统治 |
第三节 羌人、匈奴、羯族人在陕南的活动 |
一、羌人在陕南的进出 |
二、匈奴在陕南的进出 |
三、羯人在陕南的活动 |
第四节 賨人和僚人在陕南的活动 |
一、成汉政权的建立与賨人在陕南的活动 |
二、僚人的进入及其在陕南的活动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五章 隋唐时期陕南民族的活动 |
第一节 族际融合与政区设置 |
第二节 氐人的消亡与党项和吐谷浑的影响 |
第三节 陕南僚人的汉化 |
第四节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及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 |
小结 |
一、傣族传统土陶的历史概况 |
(一)中国传统土陶的历史概况 |
(二)云南傣族土陶的历史概况 |
1.云南傣族概况 |
2.傣族制陶的历史概况 |
(三)新平傣族土陶的历史概况 |
小结 |
二、新平傣族传统制陶基本现状及制作工艺 |
(一)新平傣族传统制陶的基本现状 |
1.制作点的分布及发展现状 |
2.代表性传承人现状 |
3.土陶的使用及销售现状 |
4.土陶的制作现状 |
(二)新平傣族传统制陶的特点及工艺 |
1.傣族传统制陶的特点 |
2.傣族传统制陶的工艺流程 |
小结 |
三、新平傣族传统土陶的分类及艺术特征 |
(一)传统土陶的分类 |
1.实用型土陶 |
2.审美型土陶 |
3.实用与审美兼具型土陶 |
(二)新平傣族传统土陶制品的艺术特点 |
1.原始古拙的艺术造型 |
2.自然朴素的色彩表现 |
3.源于自然与生活的装饰纹样 |
小结 |
四、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
(一)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的传承现状 |
1.内生发展中的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传承 |
2.外界干预下的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传承 |
(二)新平傣族传统土陶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
1.新平傣族传统土陶传承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2.新平傣族传统土陶传承与发展的建议 |
小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9)德宏傣族武术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前言 |
1.1 选题依据 |
1.1.1 完善云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需要 |
1.1.2 丰富竞技体育内容的需求 |
1.1.3 普及当地群众体育的需要 |
1.1.4 促进民族身心健康的需要 |
1.1.5 民族武术面临濒危,急需传承保护的需求 |
1.1.6 边疆社会维稳的需求 |
1.1.7 促进边疆旅游经济发展的需求 |
1.1.8 增强民族自信的需要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1.1 国内研究现状 |
2.1.2 国外研究现状 |
2.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2.1 武术的概念 |
2.2.2 傣族武术 |
第3章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3.1 研究对象 |
3.2 研究方法 |
3.2.1 文献资料法 |
3.2.2 实地调查法 |
3.2.3 访谈法 |
3.2.4 逻辑分析法 |
第4章 结果与分析 |
4.1 德宏州傣族概况 |
4.1.1 德宏傣族族源 |
4.1.2 德宏傣族族称 |
4.2 德宏傣族武术产生的原因 |
4.2.1 历史文物的依据 |
4.2.2 地理环境的影响 |
4.2.3 神秘多彩的传说 |
4.2.4 传承人的口述 |
4.3 德宏傣族武术发展历程 |
4.3.1 原始社会时期 |
4.3.2 家长奴隶制社会时期 |
4.3.3 封建领主(地主)制社会时期 |
4.3.4 近现代化时期 |
4.4 德宏傣族武术发展的条件 |
4.4.1 社会制度的演进是德宏傣族武术变化的首要条件 |
4.4.2 物质经济的富足是德宏傣族武术赖以生存的基础 |
4.4.3 神秘的宗教色彩从本质上改变德宏傣族武术的发展 |
4.5 德宏傣族武术文化内涵 |
4.5.1 德宏傣族武术的仿生特性 |
4.5.2 德宏傣族武术与水文化 |
4.5.3 德宏傣族武术与民间风俗 |
4.5.4 德宏傣族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
4.5.5 德宏地区傣族武术的文化遗址 |
4.6 德宏傣族武术发展现状 |
4.6.1 德宏傣族武术分类 |
4.6.2 德宏傣族武术开展的项目 |
4.6.3 德宏傣族武术开展的形式 |
4.6.4 德宏傣族武术的传承方式 |
4.6.5 德宏傣族武术风格特点 |
4.7 当今德宏傣族武术面临的困境 |
4.7.1 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 |
4.7.2 德宏傣族武术后备人才出现断层 |
4.7.3 当地尚无专业性的平台 |
4.7.4 政府官方重视程度不够 |
4.7.5 部分傣族武术项目出现濒危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5.1 结论 |
5.2 建议 |
5.2.1 反省自身原因,与现代武术相结合 |
5.2.2 培养傣族武术传承人 |
5.2.3 建立专业的傣族武术平台 |
5.2.4 加强政府的重视程度 |
5.2.5 提升傣族武术的文化属性 |
5.2.6 利用新时代自媒体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西双版纳出土旧石器时期文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2)
- [2]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交流路线的重建及演变研究[D]. 兰措卓玛.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9)
- [3]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技术研究[D]. 高守雷. 上海大学, 2021
- [4]晋南地区丁村传统村落景观的传承与开发研究[D]. 段一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D]. 王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耿中耀. 吉首大学, 2019(02)
- [7]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D]. 刘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及传承研究[D]. 杨赛. 云南艺术学院, 2019(02)
- [9]德宏傣族武术发展研究[D]. 张祺航.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坚守还是改变: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三大族系说”的多学科讨论[J]. 李东红,马丽娜. 思想战线,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