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吴丽[1]（2021）在《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词体作为有宋一代的标志性文体,于北宋中后期大放异彩,并在宋初卑弱艳冶的词风上形成新的词学风貌,其形成过程必然受到社会环境、政治变革乃至文学思潮的渗透与影响。北宋中后期词能够形成新的词学风貌,与诗文革新运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诗文革新运动和北宋中后期词依托于共同的文化土壤,这为两者之间的互动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北宋中后期词的创作主题取向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下有所拓展;此外,诗文革新运动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的文学创作倾向,为北宋中后期词形成新的艺术特色引领风向。从此意义上讲,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在反映北宋文学书写内容和审美趣味方面互通,然目前学界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互动研究较为薄弱。有鉴于此,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不同文体在创作主题和艺术呈现层面的认知;另一方面对我们更好的梳理社会思潮与文学运动之间的双向驱动作用有积极意义。本文以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的生成背景进行论述,包括“右文政策”与文人创作主体精神的勃发;“穷变则通”与儒学复兴运动思潮的兴起;政治变革与文体功能的转变与深化三个小节。第二章,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之间互动的创作主题取向进行分类,分别是针砭时弊、关注民生的现实指向;崇尚清旷、追求理趣的内在承载;言志抒情、情志一体的人生感怀三种类别。第三章,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艺术特色的形成进行揭示,包括“以诗为词”创作手法的确立与成熟;“以俗为雅”审美风格的交织与转化;“刚柔并济”创作风格的对立与统一三个部分。第四章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关系研究的价值意义进行论述,分别为彰显了北宋中后期文人的精神风貌;呈现了北宋中后期词的审美风尚;推进了北宋中后期文体互动的进程。
周丽艳[2]（2020）在《宋代传状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宋代传状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正史传记,总集、别集中的传体文、行状文,也包含一定的墓志铭、神道碑以及传状变体文等。以“记载一人之始终”为功能表征,以存史补史、请谥为价值定位的应用文体,如何具有文学性为思考点,总结其文学价值与文体特点,借以透视宋代传状文体的新变,注重重回历史语境,结合两宋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加深对宋代作家、散文流派的理解,对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进行评估。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宋前传状文源流》从传状文的界定、分类、题材内容、格式、发展演变及创作实绩,进行考量,廓清宋前传状文的发展水平。第二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系统考察目录学史上的传状载录情况,梳理史传与传状的内容关系,加深对传状文体归类的认识。传状题材的日常化、世俗化书写,再现了宋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南渡前后,和、战国是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遗民心曲,另一方面以文为戏成为风尚,暗含兴寄。第三章《“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具体勾勒两宋散文发展史上代表作家的传状创作,从句式选择、风格变化、“古文运动”与理学思潮影响等方面提炼传状发展史上各流派的特色。两宋“学统四起”,蜀学、新学、道学此消彼长,选择代表作家文章家苏轼、经学家王安石、理学家朱熹析论之,展现其文士之文、治术之文、学者之文的不同特征。第四章《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从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选着眼,评述传状着录情况,总结其选编特质。突出传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分析,总集所选宋代传状的特色,传状变体之文对传统的突破。第五章《“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宋代传状文多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人的作品,以文存史、补史,成为《宋史》书写的文献来源。与其说宋代传状对明代传状的影响,不如说明代在继承宋代传状书写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平民化视角,对道德精英立场的反拨,对家国情怀的超越,文化书写权力下放,知识世俗化等,传状书写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而实现了宋代所确立的传状范式的新的转型。宋代传状文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真实与虚构成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分界点,传状的虚构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有意遮蔽,对传状主的有意回护,从实录走向创作,文与质、文与道、情与理、叙事与议论等,都在这里交融。宋代传状文创作处在“由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点”上,在传记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文体学研究意义重大,既有承接汉魏晋六朝,又有开启明代文体学盛世的理论开新价值。
徐艳兰[3]（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陈有良[4]（2020）在《范仲淹道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赵宋王朝刚刚结束唐末五代的混乱局面,社会经济、政治管理和思想统治等各方面仍待稳定。范仲淹是北宋着名政治家,在为官期间积极参与庆历改革,提出了诸多政治建议,为北宋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和行为准则中,可以看出范仲淹还是儒家道统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范仲淹道统思想包含诸多方面,且大多是围绕政治改革和国家治理方面。本文将范仲淹道统思想主要分为践行仁义（以圣人之道治天下）、“尊王黜霸”、“宗经则道大”三个方面。范仲淹把仁义作为圣人之道的重要内核,是君王百姓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准绳,因此,范仲淹劝导君王在国家治理中要以仁义作为准则,对唐统治者不符仁义的行为嗤之以鼻。范仲淹深受孟子仁政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尊王黜霸”的政治思想,反对霸道,提倡王道。范仲淹深刻认识到儒家典籍是千百年来的传道之书,对儒家典籍尤为重视,提出“宗经则道大”。因此范仲淹在科举取士、荐举和教育等方面都以宗经为上。范仲淹道统思想内容涉及较广,且大多是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提出,因此对宋初社会治理和政治统治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此外,范仲淹作为北宋的政治家,其道统思想主要是通过政治措施表现出来的,因此,其道统思想具有政治性。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范仲淹道统思想仍可为我们现代社会所吸收和借鉴,具有现代价值。
张恒[5]（2020）在《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在中国哲学这条大河之中,宋明理学总可算作湍急壮丽之一处。然而明清以降,理学的命运却往往因政治、社会等因素而颠簸不定,一度遭到彻底否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理学重又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热点,但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多集中于朱熹、王阳明等“大人物”,掀起了“朱子热”“阳明热”等研究热潮。当然,从思想的成熟性、深刻性而言,“大人物”自有其研究价值,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出现都是其哲学使命驱动的结果,要想准确理解某一思潮、学派、学者,不仅要认识其巅峰形态,还应不断返回其原初形态,因其思想密码早已蕴含在发生之时。由此,要想准确理解理学思潮、反理学思潮并实现理学现代化,必须对“理学的发生”问题给予足够重视。鉴于以往学界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研究的经验教训,从“范式转换”的动态视角切入理学发生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一视角下,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魏晋玄学、佛道宗教、隋唐儒学）之间的关联,确认它们各自所属的哲学范式,并揭示范式转换背后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内部及其与巅峰理学之间的关联,承认它们之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比较级”——逻辑发展意义上的“比较级”,以揭示理学范式形成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早期理学以“北宋五子”为代表,通过对他们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各自哲学的特点。其中,邵雍在“象数”上用力颇多,创建了精致繁复的象数体系,但这并不构成其在哲学史上的真正贡献。邵雍的贡献恰在于对“象数”终极性的否定以及对“象数”背后之“理”的探赜求索。邵雍所谓“理”主要指物理、数理,其中最为核心的“至理”是体现于“坤复之变”的阴极阳动、动静之变,邵雍又谓之“天地之心”或“太极”。“天地之心”作为神妙万物的几微之理,有经验的一面但也有试图超越经验的倾向。可见邵雍之学并非“数术”而是“心学”,它构成了对佛教“心学”的解构,也启发了程朱、陆王两大学派。对于周敦颐哲学的形态,学界历来有宇宙生成论与思辨存在论之争,而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判定周敦颐的本原概念“太极”究竟属“气”还是属“理”。历史地看,“太极元气说”诠释进路在周敦颐那里是行得通的;哲学地看,周敦颐又赋予“太极”以超越意涵,这集中体现在“神”的超越性上;再一方面,“太极”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它是人伦的终极本原。总之,从历史话语、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综合考察,周敦颐哲学与邵雍哲学一样展现出了从宇宙生成论跃向思辨存在论的努力,尽管两种范式的共存说明他们的形态尚不成熟,但这种努力已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理学开拓者。张载以“太虚”为核心范畴,一方面他有将“太虚”还原为“气”的倾向,亦即沿革传统“气论”;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太虚”之“神”的揭示,使“太虚”具有了一定超越性,具有了成为超越本原之可能,这是张载哲学的创新之处。基于后一重向度,“太虚”不等同于“气”,二者是体用关系,即太虚之体借助气实现了万物的化生,其关系展现为“太虚→气→万物”架构。与此同时,太虚还是价值之体,借助“仁”实现人间的伦理秩序,其关系展现为“太虚→仁→礼义”架构。张载试图辨析“太虚”与“气”,并试图将“太虚”提升为超越本原,这比邵雍、周敦颐以“太极”熔铸一切的做法有所进步。中国哲学对“道”的追问至程颢、程颐兄弟转变为对“理”的追问,“理”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话语与思想系统“金字塔”的塔尖。“由道而理”的话语转换是中国哲学逻辑发展或范式转换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这是中国本土哲学思维方式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即“本末”思维亟待向“体用”思维转变;另一方面,这又是时代价值观念重建的迫切要求,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强调“理”的实在性、道德性,以重建儒家价值观念的哲理基础。二程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是通过对理与气、理与性、理与欲等范畴的辨析建立起来的,“理”相较于“气”具有了更加自足与超越的品格,比邵雍、周敦颐、张载等人的观念都更为成熟。通过对“北宋五子”进行分别研究、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作为学术共同体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上的范式特点。就哲学使命而言,从天人学视角来看,理学家普遍推重的“天人合一”观念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以“天人合一于气”为主要形态,而隋唐时期兴盛的佛教则主张“万法唯心”亦即“天人合一于心”,二者产生了张力。有鉴于此,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家针对佛教的“心学”体系,试图赋予“心”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以使之既区别于佛教的虚空性,又区别于中国本土哲学的经验性。对“天地之心”的追问成为理学的哲学使命及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就思维方式而言,中国本土哲学以“道”为本原追问之鹄的,以“本末论”为本原追问之方法,这种思维在追问“经验的存在之先”时简洁有效,但有不可消解的理论困境,即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多元论、本末分离。为解决上述困境,玄学与佛教作了许多探索,逐渐建立起“体相用”思维,但这种思维具有否弃现实与伦理的倾向,走上了宗教超越之路。为了走向哲学超越,早期理学家扬弃上述两种思维方式,发展出“体用”思维,既实现了对“超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又不舍弃现实与伦理。思维方式之变是理学发生的核心机制。就价值观念而言,理学对“天地之心”的追问不单是形式逻辑问题,更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重建构成了理学范式转换的重要一环。儒学自初唐开始复兴,强调道德,尊崇孟子,抬升“四书”,注重义理。在这些准备工作基础上,“北宋五子”直入“心性”问题,赋予“性”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使之既区别于佛教思辨性的“空”,又区别于传统儒家经验性的“有”。二程“性即理”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上述工作的基本完成,理学实现了儒家价值形上化,儒家价值在哲理上获得了重建。此外,“北宋五子”关于“太极”“太虚”“天理”等的言说也集中体现了早期理学家较之以往的话语体系之变。总而言之,从哲学发生学视角来看,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佛学、玄学等相比,其哲学范式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四个向度上发生了显着转换,或者说,理学就发生于这四个向度的范式转换之中。
于海川[6]（2020）在《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子产是春秋中后期郑国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子产的治国事迹主要见于《左传》之中,《左传》记载了子产执政之时,面临郑国紧迫的内外局势,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审时度势,任贤使能,对内进行改革,取得突出成就;同时在晋、楚大国挟裹之中,不卑不亢,纵横捭阖,依靠娴熟的外交辞令和出色的外交智慧,为郑国争取利益。子产作为春秋时期卓越的政治家,被孔子喻为“古之遗爱”,并受到时人和后世的热议。宋代之前,对子产的研究主要是对子产个人魅力和治国功绩的赞赏。先秦时期,各学派对子产治国褒贬皆有,以褒为主,尤其是比子产稍晚的孔子,赞子产能行君子之道。汉代至唐中期,受“汉学”解经路径影响,对子产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是通过儒生对《春秋》、《论语》、《孟子》等经典的注解中体现,这一时期,杜预《左传》学贡献和对子产注解值得关注,他赞誉子产的执政功绩,对子产受人非议之政也有回护。唐中后期,“新《春秋》学派”以己意解经,探求圣人宏旨大义的学术思路给宋人评议子产以新的启示。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表现在对儒家经典中所记子产治国史事的评议:首先,宋代《春秋》学的发展,义理史学的兴起,苏辙、王当等为子产列传,突出了子产以礼守国;刘敞、晁补之、张耒、程公说以子产某则史事立论进行阐释,体现了他们治国原则;吕祖谦对子产治国的认识能发前人之未发,对子产的施政理念和为政举措及背后国内外局势进行了更为深刻地分析,体现了宋人对子产治国评析的水平。其次,宋人在《论语》、《孟子》记载孔子、孟子之言基础上将文本注疏与思想创新相结合,对子产的政治道德予以解读和阐扬,体现出对子产政治道德和政治理念新的思考。子产因在郑国进行改革而被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先驱,他的治国思想和施政策略也引起宋代士人的关注,世殊时异,改革的参与者更多对子产为政思想的引用,王安石的《三不欺》篇,糅合了诸家思想之长,对儒家、法家的治世思想和吏治之道化而用之,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源泉。司马光、苏轼等人则依据自身立场选择子产治国事迹针砭时弊,以“子产不毁乡校”所体现早期民主思想,反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作为反对变法的思想武器,同时也借子产“作丘赋”、“铸刑书”史事隐喻变法政策的弊端,表达对王安石变法遗祸后世的隐忧。通过分析研究宋人对前代着名政治家、学者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宋代思想史、经学史的全貌,对宋人“引先王之政,化而用之”的改革思想和施政举措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毛丽娅[7]（2019）在《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文中研究指明"仁义"是儒家圣人之道的核心,仁义之道也构成了中国道统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宗奉六经的圣人之道,是天道与人道统一的经世致用之道,是顺民养民育民的民本之道。儒学在宋代重振,出现理学之盛,范仲淹有开创之功;兴学立师,成就天下之士,"开万世道统之传"。范仲淹的思想对胡瑗、孙复、张载、李觏、周敦颐、二程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张建坤[8]（2019）在《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元佑学术”是个历史上的特定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一般是指北宋后期和“荆公新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以朔学、蜀学和洛学为主干,而非宽泛地等同于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相应的元佑学术群体,指的也不是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群体,而是有着一致的“元佑学术”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以司马光学派、苏轼文人集团和洛学学派为主体。“元佑学术”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上承“庆历学术”,与“荆公新学”并驾齐驱,下启南宋“道学”。“元佑学术”与“元佑政事”关系紧密,甚至被视为“元佑政事”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来,学界虽对“元佑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已作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从整体上观照“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等,尚嫌不足。宋代士大夫一般都兼具学者、官僚、文人三重身份,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密不可分,主要目的即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元佑学术”,有助于理解“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元佑学术”的焦点不在于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作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在于调适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所谓的“内向治道”规范,就是一种内倾至皇帝个人修养与权威的统治原理,它以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心目标,以“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为基本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北宋的皇权支配,带来了百余年的太平治安盛局,另一方面又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病。“元佑学术”本质上是要趋利避害,在维护“内向治道”规范的基础上,消除其弊端,既维护政治稳定,又确保社会发展;既加强皇帝集权,又落实士大夫用权。“元佑学术”的这条政治思想道路先于“熙丰变法”而存在,反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实则“元佑学术”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而非根本性目的,不能径认为“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批判“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鉴于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现存思想资料的丰富性,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司马光学派中的司马光、范祖禹、刘安世,苏轼文人集团中的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洛学学派中的程颐为元佑学术群体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的核心政治观念来解析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中和”是司马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重心在于“执中治心”,侧重于外在的“制中”之法。这在政治上要求按照传统儒家“礼所以制中”的理路,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礼治政体,使日益强化的皇权支配,回归无过与不及的平衡状态。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在元佑时期被付诸实践,却因其内在困境所限,非但没能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反而推进了北宋皇权支配的强化进程。“帝学”是范祖禹一系列面向哲宗的着作的共同思想主旨,它是以“学成圣王”为目的,以《大学》纲领、条目为主干的道德、知识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旨在“正君心”的为己之学,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准则的正统之学。“帝学”也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归根结底则是“法祖宗”,尤其是“法仁宗”。然而,“学成圣王”的教育目标十分高远,不免给年幼的哲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哲宗对元佑之臣的政治好感。刘安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议”政治精神中。他基于阴阳消长的易道变通精神及“君臣一体”的身体政治隐喻,按照进君子、退小人→公议→台谏的政治逻辑,展开了他的“公议”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他立足台谏制度,积极维护台谏官员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实践,以期消除朋党,坚守元佑“国是”。然而,“公议”与“国是”同具专断性,刘安世虽张扬了“公议”政治精神,有利于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但也使“公议”异化为了少数台谏官的“私议”“横议”,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给元佑政局蒙上一层阴影。“人情”是二苏政治思想的底色,这个“人情”是一种“情—理结构”。这在政治上,要求皇帝“通上下之情”,即结臣心以结民心。结臣心,是秉承“和而不同”的政治精神,循理无私,尊重士大夫“公议”;结民心,是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精神,尊重民众的情欲需求,因势立法,不分新旧,一切以富民、利民、便民为本。“通上下之情”的过程其实也是皇权利用、加工、塑造臣民政治情感的过程,在给予士大夫一定的行政自主权,给予天下臣民一种自由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皇权的信赖感。秦观、张耒深化了二苏的“人情”政治论,开展出了政治调和论。秦观、张耒的政治调和论,立足于他们心目中的“大全之道”。这个“大全之道”不可描述,二人把捉它的途径也有所不同,秦观从养气入手,张耒从尽性入手。虽有此不同,但都旨在平衡内外,开放出宽容境域,使元佑政治能够走向不分新旧、多元并包的和谐之路。王道政治理想是程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是一种“降格”以求的政治模式,以他和程颢共同倡明的“道学”为基础,蕴含天理、公心、民本三重维度,归结于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根本上旨在重建政治宪纲,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致思理路下蕴藏着一个共同思想主旨——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这显示出,“元佑学术”其实是个“多元一体”的思想形态,“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平衡方能构成稳定的整体。“元佑学术”的这一面貌和属性,对我们当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平衡各方面的权力、利益,获得情感上的通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和乐之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愿景。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对平衡之道的关注,对平衡技艺的探索。
张清修[9]（2019）在《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时代性》文中提出门阀士族的衰落消亡、科举制度的改革和立国以来采取的右文国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促进了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地位的形成。集官僚、学者、文人于一身而三任,社会地位等与前代相比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使宋代士大夫社会使命感之强,社会理想思想之丰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加之赵宋王朝为士大夫阶层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参与空间,士大夫们在构建“回向三代”的社会理想等重大社会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理论,并多能将其付诸实践,为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和道德价值重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范仲淹为实现“治平天下”而推行的庆历新政;张载“民胞物与”为特点的社会理想构想;王安石为实现国富民强而兴起的熙宁变法;朱熹重建儒家伦理道德的理学思想;陆九渊以“心学”为主的社会理想,陈亮的事功思想等。宋代士大夫陈义高远,大讲兴利除弊,显示了他们渊博的知识和对社会建设的宏观把握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一些学者尤其后来的理学家们的空谈性命、坐而论道,使这些理论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和失误。发端于北宋中期的党争,逐渐使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趋向非此即彼的偏狭与对立,所构建的社会理想不免为多种社会因素所影响。士大夫阶层为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古代社会理想思想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王耀辉[10]（2019）在《宋儒非老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在宋代,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一些儒者出于儒家立场,不断对老子思想进行批评。宋儒的非老思想,对宋代老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主要采用思想史与学术史、文献学结合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视角,具体分析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儒者对老子思想的种种批评,以及当时不同身份的其他解《老》人士对这些批评的回应,籍此揭示影响宋代老学发展的因素,反思宋儒对老子思想的偏见与批评,探讨儒、道思想之间的深层关系。基于儒家立场,一些北宋儒者往往视老子为异端。他们指责老子的“绝仁弃义”之说为乱政亡国之言,称老子的清静无为是一切因任自然、无所作为,根本无法用于治国。至于老子的贵身轻名思想,则被斥为独善其身、不顾国家社会之论。而其物极必反思想,也被冠以阴谋权术之名。同时,一些理学家还对老子的道论进行了批评。他们之所以批评老子,除了因为儒、道两家在修身、治国理念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老子对儒家伦理有所非议外,还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范仲淹对老子贵身轻名思想的批评就与回应吕夷简的指责有关,苏轼、程颐非议老子则与反对王安石变法密切联系。面对当时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批评,陈景元、苏辙、宋徽宗等人在注解《老子》的过程中,多认为老子之道中包含儒家伦理,儒、道思想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而老子之所以非议儒家伦理,目的是矫正时弊;老子的无为也不是因循放任、无所作为,而是无心而为、自然而为;至于老子“将欲翕之,必固张之”之语,意在强调见微知着,其并非阴谋权术。需要注意的是,在回应非老思想的过程中,宋徽宗并没有将老子的无为注解成无所作为。不过,南宋一些儒者并不认同北宋老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其中,一些理学家认为老子之所以非议儒家伦理,其原因在于老子以无论道,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与道的一致性。还有一些儒者指责老子此语有矫枉过正之弊。在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理解上,一些南宋儒者仍然坚持传统观点,认为老子的无为即纯任自然、无所事事之意。并且,其中的一些儒者还从公私之心、天理人欲、道德教化等方面历陈孔、老之异。在他们看来,尽管孔子和老子都讲无为,但是孔子主张无为是出于公心,老子却出于自利之心;孔子主张节制、引导人欲,老子却强调禁止人欲;孔子重视休养生息的同时,还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老子则忽视道德教化。这些差别,使孔、老之无为有着天壤之别,二者并不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有着根本的一致性。面对宋儒的非老思想,南宋一些《老子》注解者在继承北宋老学思想的基础上,指出老子之无为并不是要摒弃儒家伦理,不用礼乐刑政。他们继续强调老子无为思想中的有为因素,以突出孔、老无为思想的共性。为说明这一点,他们一方面肯定文景之治来说明老子学说之功效,另一方面批评魏晋清谈之士没有真正理解老子,以此来为老子思想辩护。在修身论上,南宋《老子》注解者认为老子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其养生思想并非长生方术。他们声称,老子之所以让人节制欲望,是希望人们精神上宁静自然,与道合真。至于以德报怨,其含义是用道的视角看待怨恨,从而超越怨恨,不要冤冤相报。在道论上,南宋老学则继承了北宋老学的观点,继续强调老子之道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包含仁义礼智。针对老子的“一生二”之语,一些《老子》注解者依然认为它是在讲道生阴阳二气,道气关系正体现了老子道论的玄妙之处。处于强势话语系统中的儒者对老子思想的非议,促使当时的《老子》注解者必须对此进行回应。可以说,宋儒的非老思想,对宋代老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另外,相当一部分宋儒是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对老子思想进行批评的,他们并没有对老子学说完全否定,他们对老子思想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历史现象启示我们,对一种思想学说而言,其能够有所发展,离不开来自其他学说的批评。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要重视重视思想间的矛盾与冲突。另外,一些思想家虽然宣称自己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他的某些观点与看法可能是冲突的、矛盾的。对这种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不应回避,而应加以历史地、整体地分析。
二、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右文政策”与文人创作主体精神的勃发 |
| 第二节 “穷变则通”与儒学复兴运动思潮的兴起 |
| 第三节 政治变革与文体功能的转变与深化 |
| 第二章 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的创作主题取向 |
| 第一节 针砭时弊、关注民生的现实指向 |
| 第二节 崇尚清旷、追求理趣的内在承载 |
| 第三节 言志抒情、情志一体的人生感怀 |
| 第三章 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艺术特色的形成 |
| 第一节 “以诗为词”创作手法的确立与成熟 |
| 第二节 “以俗为雅”审美风格的交织与转化 |
| 第三节 “刚柔并济”创作风格的对立与统一 |
| 第四章 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的价值意义 |
| 第一节 彰显了北宋中后期文人的精神风貌 |
| 第二节 呈现了北宋中后期文学的审美风尚 |
| 第三节 推进了北宋中后期文体互动的进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2）宋代传状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宋前传状文源流 |
| 第一节 传状文的界定 |
| 一、传记的分析 |
| 二、行状的解读 |
| 第二节 宋前传状文的形成与流变 |
| 一、由传经到记人的题材型塑 |
| 二、由量变到质变的创作实绩 |
| 第二章 “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 |
| 第一节 质与文:史传与传状的叙事差异 |
| 二、传状与史传的内容联系 |
| 第二节 题材拓展:日常化的世俗书写 |
| 一、亲友间的生活交往史 |
| 二、社会风尚的微缩景观 |
| 三、儒释融通的僧传创作 |
| 第三节 文人心态:南渡题材的重构 |
| 一、“文字狱”与遗民心曲 |
| 二、以文为戏与传记兴寄 |
| 第三章 “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 |
| 第一节 “气全理正”,宋代传状文的发展 |
| 一、骈散对峙:北宋前期的传状创作 |
| 二、古文鼎盛:北宋中期的传状创作 |
| 三、文不少衰:南渡前后的传状创作 |
| 四、事功义理:南宋中兴的传状创作 |
| 第二节 “学统四起”,宋代传状文的代表作家 |
| 一、斯文:文章家苏轼的传状创作 |
| 二、尊王:经学家王安石的传状创作 |
| 三、明道:理学家朱熹的传状创作 |
| 第四章 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 |
| 第一节 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着录 |
| 一、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述评 |
|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文体识要 |
| 第二节 破体与《文选》类总集所选宋传状文体特征 |
| 一、传状作为文学文本何以可能 |
| 二、《文选》类总集选宋代传状的特色 |
| 三、“破体为文”与宋代传状的变体之作 |
| 附录 历代《文选》类总集传状文收录一览表 |
| 第五章 “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 |
| 第一节 补史存史,宋代传状文的价值 |
| 第二节 简明有法,宋代传状文体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平民视角,明传状对精英立场的反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宋代传状文篇目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范仲淹道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范仲淹思想研究现状 |
| 1.2.1 范仲淹道统思想产生的背景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范仲淹道统思想主要内容和学术地位的研究综述 |
| 1.2.3 关于范仲淹道统思想现代价值的研究综述。 |
| 2 范仲淹道统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 范仲淹道统思想产生的政治背景 |
| 2.2 范仲淹道统思想产生的经济背景 |
| 2.3 范仲淹道统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
| 3 范仲淹道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以圣人之道治天下 |
| 3.1.1 继承圣人之道,践行忠孝仁义 |
| 3.1.2 纠正时弊,“传治国治人之道” |
| 3.2 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
| 3.2.1 承孟子王霸之说,尊王黜霸 |
| 3.2.2 行王道,顺民意 |
| 3.3 “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 |
| 3.3.1 以经为大,宗经以弘道 |
| 3.3.2 研习六经,以道解经 |
| 4 范仲淹道统思想的特征和现代价值 |
| 4.1 范仲淹道统思想的特征 |
| 4.2 范仲淹道统思想的现代价值 |
| 4.2.1 施仁义,以人为本 |
| 4.2.2 学以致用,实现人生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重回理学发生的“现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为何研究“理学的发生” |
| 第二节 回顾与评析: 已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 一、道统叙事: 文献学视野下的理学探源 |
| 二、使命追问: 从哲学视角看理学的发生 |
| 三、逻辑演绎: 史思结合看理学发生机制 |
| 四、评史论世: 大历史视域中的多元探索 |
| 五、既往研究的经验与不足 |
| 第三节 思路与创新: 基于“范式转换”视角的尝试 |
| 一、基本思路与结构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与难点 |
| 上篇 早期理学的范式转换 |
| 第一章 哲学使命: 从天人观看理学的本原追问 |
| 第一节 由分到合: 古代天人观源流新考 |
| 第二节 宋承魏晋: 早期理学的“天人合一”观 |
| 第三节 天地之心: 理学的“寻根”使命 |
| 小结 |
| 第二章 思维方式: 从“本末论”到“体用论” |
| 第一节 本末思维: 历史传统及其理论困境 |
| 第二节 思维谋变: 从玄学到佛教的努力 |
| 第三节 体用思维: 早期理学家的多元实践 |
| 小结 |
| 第三章 价值观念: 儒家道统构造与伦理重建 |
| 第一节 道统建构: 经典与学术的嬗变 |
| 第二节 性论复兴: 应对佛道的哲理依据 |
| 第三节 性理合一: 儒家道德本体的确立 |
| 小结 |
| 下篇 “北宋五子”的多元开拓 |
| 第四章 邵雍: “心法”先天 |
| 第一节 心迹之判: 辟佛与先天学的提出 |
| 第二节 一己之心: “以我观物”及其困境 |
| 第三节 天地之心: “以物观物”及其超越 |
| 一、观之以理: 理是数理 |
| 二、天地之心: 天地万物之至理 |
| 第四节 圣人之心: 合天心而顺至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周敦颐: “太极”无极 |
| 第一节 一个争议: 生成论还是存在论 |
| 第二节 从话语源流看“太极”的元气向度 |
| 第三节 从思维方式看“太极”的实理向度 |
| 第四节 从价值观念看“太极”的伦理内涵 |
| 小结 |
| 第六章 张载: “太虚”即德 |
| 第一节 惟“虚”为实: 超越性本原的确立 |
| 一、哲学形态之争: 一个历史考察 |
| 二、另一种“太虚”: 应对佛老与本原重建 |
| 三、虚体气用:太虚何以实在 |
| 四、虚则生仁:人伦何以实在 |
| 第二节 合虚与气: 性的“二分”与“一本” |
| 一、性之名: “合虚与气”与辟佛辟道 |
| 二、性之实: “性无不善”与兼祧孟荀 |
| 三、性与命: “性命通一”与命运安顿 |
| 第三节 诚礼兼修: 工夫论的使命与取径 |
| 一、重思张载工夫论的问题意识 |
| 二、内修为体: 虚心以致德性之知 |
| 三、外修为用: 学礼以至变化气质 |
| 小结 |
| 第七章 二程: “道”“理”变奏 |
| 第一节 由道而理:话语转换及其逻辑 |
| 一、话语之变: 从“以道释理”到“以理释道” |
| 二、思维之变: 从“崇本举末”到“体用一源” |
| 三、价值之变: 从“凌空蹈虚”到“惟理为实” |
| 第二节 惟理为实: 二程理学的多重向度 |
| 一、理体气用: 世界何以存在 |
| 二、性即理也: 人何以存在 |
| 三、明理灭欲: 人如何生存 |
| 第三节 明理达道: 即存在即工夫 |
| 一、内外之辩: 传统修养工夫及其困境 |
| 二、内体外用: 新的修养机制的构建 |
| 三、涵养须用敬: 直内还是方外 |
| 四、进学在致知: 知识抑或德性 |
| 第四节 理体神用: 鬼神观念及其人学意义 |
| 一、气化感通: 辟佛辟道与鬼神新说 |
| 二、理体礼用: “事神”易“为尸”难 |
| 三、卜祭在我: 人学意义及其限度 |
| 小结 |
| 余论 早期理学的特点、影响及限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宋代之前学者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一节 先秦诸子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二节 汉至唐中期学者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三节 唐中后期新《春秋》学的发展及对子产治国的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春秋》学思潮下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一节 为子产立传 |
| 第二节 以子产言行立论 |
| 第三节 吕祖谦《左传》学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解读 |
| 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四书》学背景下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一节 宋代注《论语》者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 |
| 第二节 宋代注《孟子》者对子产为政的评价 |
| 第三节 宋人议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及“王道政治”模式的构建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变法改革背景下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一节 宋朝政局危机 |
| 第二节 变法改革人士对子产治国的认识 |
| 第三节 反变法派引子产“行仁政”阻止变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 范仲淹的仁义之道 |
| (一)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宗奉六经的圣人之道 |
| 1.泛通六经,尤长于《易》 |
| 2.劝学之要在于宗经 |
| 3.以通六经之旨为选贤任能的标准 |
| (二)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天道与人道统一的经世致用之道 |
| 1.义理解经 |
| 2.天道与人道统一 |
| (三)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顺民养民育民的民本之道 |
| 二 范仲淹与儒家道统传承 |
| 三 结论 |
（8）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内向治道规范下的元佑学术群体 |
| 2.1 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 |
| 2.1.1 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 |
| 2.1.2 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
| 2.1.3 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 |
| 2.2 元佑学术概念内涵的形成及演变 |
| 2.2.1 哲宗朝孕育雏形 |
| 2.2.2 徽宗朝正式形成 |
| 2.2.3 钦宗以来的演变 |
| 2.3 元佑学术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 |
| 2.3.1 元佑学术群体人物的选择 |
| 2.3.2 元佑学术群体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
| 2.3.3 从回向三代到回向嘉佑 |
| 第3章 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 |
| 3.1 易道中和的天人之学要旨 |
| 3.2 执中治心的政治实践路径 |
| 3.3 再定国是的中和政治实践 |
| 第4章 范祖禹的帝学思想建构 |
| 4.1 帝学的政治与思想渊源 |
| 4.2 帝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
| 4.3 专法仁宗的治道指归 |
| 第5章 刘安世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1 刘安世奏议中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2 刘安世公议政治精神的展开方式 |
| 第6章 苏轼和苏辙的人情政治论 |
| 6.1 二苏政治思想的人情底色 |
| 6.2 二苏通上下之情的政治逻辑进路 |
| 第7章 秦观与张耒的政治调和论 |
| 7.1 平衡内外的大全之道 |
| 7.2 调和新旧的政治指归 |
| 第8章 程颐的王道政治理想 |
| 8.1 降格以求的政治理想 |
| 8.2 王道政治的三重维度 |
| 8.3 附程颐谏哲宗折柳考 |
| 结论 |
| 一、元佑学术的本来面目 |
| 二、元佑学术与北宋政治 |
| 三、元佑学术的平衡之道 |
| 四、元佑学史与道学史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图书文献 |
| 1.1 古籍类 |
| 1.2 专着类 |
| 2.翻译图书文献 |
| 3.学术刊物文献 |
| 4.学位论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时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
| (一)宋代士大夫政治产生的背景 |
| 1.门阀世族与九品中正制 |
| 2.士族与科举制度 |
| 3.五代与武人政治 |
| 4.佛道冲击与儒学复兴 |
| (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点 |
| 1.复兴儒学为己任 |
| 2.与人主共治天下 |
| 二、北宋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一)范仲淹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庆历新政及其主张 |
| 2.对外关系 |
| 3.范氏义庄实践和社会理想 |
| (二)张载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关于人性 |
| 2.论社会规范 |
| 3.社会实践 |
| 4.社会理想 |
| (三)王安石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人性论 |
| 2.熙宁变法与社会理想 |
| 三、南宋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一)朱熹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社会思想与实践 |
| 2.社会理想 |
| (二)陆九渊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心即理 |
| 2.社会理想及实践 |
| (三)陈亮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社会思想与实践 |
| 2.社会理想 |
| 四、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的影响因素 |
| (一)党争问题 |
| (二)奔竞之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宋儒非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宋代老学研究概况 |
| (二) 宋代非老思想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北宋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第一节 柳开、石介、范仲淹、苏轼的非老思想 |
| 一、柳开、石介:斥老子为夷狄 |
| 二、范仲淹、苏轼:指责老子思想于国有害 |
| 第二节 张商英、欧阳修、刘敞等儒者的非老思想 |
| 一、晁迥、张商英:以佛为本,批评老子修身思想 |
| 二、欧阳修、刘敞、晁说之等儒者:基于儒家立场非议老子 |
| 第三节 理学家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一、与其他儒者非老思想的相通之处 |
| 二、对老子思想批评的深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北宋《老子》注解者对批评的回应 |
| 第一节 王安石学派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王安石:基于儒家立场,会通儒道 |
| 二、王雱:孔、老相为终始,如今当以老氏为正 |
| 三、吕惠卿:孔、老修身治国思想存在一致性 |
| 第二节 司马光、苏辙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司马光:儒、道思想不存在根本冲突 |
| 二、苏辙:孔、老思想相通,各有优长 |
| 第三节 陈景元、宋徽宗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陈景元:以道为本,融通儒道 |
| 二、宋徽宗无为思想辨析 |
| 三、宋徽宗在道论方面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宋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第一节 朱熹及其弟子门人的非老思想 |
| 一、对苏辙老学思想的批评 |
| 二、对老子道论和心性论的非议 |
| 三、对老子修身论与政论的指责 |
| 第二节 陆九渊、胡宏、吕祖谦等理学家的非老思想 |
| 一、陆九渊、杨简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二、胡寅、胡宏、张栻的非老思想 |
| 三、吕祖谦、魏了翁、陈着对老子思想的指责 |
| 第三节 南宋其他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一、陈亮、叶适、周南的非老思想 |
| 二、留正、方逢辰、晁公武等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指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南宋《老子》注解者对批评的回应 |
| 第一节 叶梦得、程大昌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叶梦得:儒、道相通,老子思想值得肯定 |
| 二、程大昌:儒、道各有侧重,但思想并不冲突 |
| 第二节 林希逸、刘辰翁、员兴宗等儒者对批评的回应 |
| 一、林希逸:老子之言不叛吾书,但时有太过 |
| 二、刘辰翁、员兴宗:虽曾非老,但又注老、尊老 |
| 第三节 李嘉谋、董思靖、范应元等道士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李嘉谋:老子思想可用于求道、治国、修身 |
| 二、董思靖、范应元:老子思想与理学存在相通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宋儒非老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宋儒非老思想对老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
| 一、宋儒对老子道论之批评与《老子》注解者的回应 |
| 二、宋儒对老子政论的非议与注《老》人士之回应 |
| 三、宋儒对老子修身论的指责与《老子》注解者的回应 |
| 第二节 宋儒非老思想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宋儒对老子思想的复杂态度 |
| 一、非老的理学家对老子思想的肯定与认可 |
| 二、其他非老的儒者对老子思想的复杂态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关系研究[D]. 吴丽.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2]宋代传状文研究[D]. 周丽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
- [4]范仲淹道统思想研究[D]. 陈有良.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5]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D]. 张恒. 山东大学, 2020(08)
- [6]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D]. 于海川. 河北大学, 2020(08)
- [7]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J].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6)
- [8]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D]. 张建坤. 湖南大学, 2019(01)
- [9]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时代性[D]. 张清修. 青岛大学, 2019(02)
- [10]宋儒非老思想研究[D]. 王耀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