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工科研所试行工人“三项制度”改革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赵晓慧[1]（2021）在《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下的企业舆论与职工感知 ——以1992-2002年的山西机床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王勇[2]（202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系统完备的科研院所或类似的组织架构体系,经济发达国家更是借助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信息加工与传播等领域获得的竞争优势,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对科研院所实行计划式管理体制,迅速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短时间内提升了科技实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对科技体制进行调整,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深入融合,依靠科技进步带动了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西特有的科学技术积淀、国民经济结构、人才与资源优势为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由此陕西科技资源逐渐丰富,科研院所的聚集程度和发展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是,受诸多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前很长时间陕西并未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陕西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不够。因而,深入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转型,正确评价省内各类科研院所的历史贡献,辨析科研院所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为新时期陕西科研院所创新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经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陕西科研院所改革与创新中的科技引领作用进行剖析,探讨如何将地区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进而增强陕西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战略意义。因此,在研究中,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力求进行全面考察,从而较为详实地阐明陕西科研院所的历史基础与发展现状,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特点,把握科研院所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而分析陕西科研院所的结构与分布、资源开放共享程度、科研绩效评价机制、科研创新环境、院所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层面,揭示陕西科研院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影响,最终提出和构建适宜于陕西现代科研院所发展的相应对策与建议。纵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历程,国民经济恢复之初,陕西积极改造和创建科研院所;党中央“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发出后,陕西科研院所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为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开发,又向陕西迁移、建设了一批高质量的科研院所,进一步充实和提高了陕西科研院所的综合实力,奠定了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地位。改革开放后,陕西科研院所围绕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制度变革与体制调整的全新发展阶段,建立了完整的科研院所体系,形成了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壮大了陕西的科研人才队伍,从宏观、微观层面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发展经验。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历程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点:科研院所在省内形成西安、杨凌两个区域中心;自身发展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阶段性特征显着;外部整建制嵌入式的集中迁建;遵循非完全市场化的科研院所转型路径。陕西科研院所与陕西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着紧密联系,陕西科研院所为地方经济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诸如科研院所改革与市场接轨不够,评价机制存在缺陷,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与流动性不足,院所的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陕西科研院所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化发展中,需要不断调整和适应新的变化,将自身所拥有的科学技术优势转化为价值创造优势,并利用科技资源实现对各类传统资产的配置和优化,形成能够顺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新型资产结构,从依靠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技术、管理与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从顶层设计上建立新型现代化的科研院所制度,加快陕西科研院所自身调整的步伐,克服自身发展中的种种障碍,为陕西科研院所实现更高等级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与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第一、总结并提炼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转型的主要特点。国民经济恢复之初,陕西积极改造、迁移、创建科研院所,充实和提高了陕西科研院所的综合实力,奠定了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陕西科研院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制度变革与体制调整的全新发展阶段。经过70年的发展,陕西科研院所具有鲜明的发展特点,在省内形成西安、杨凌两个科研院所高度聚集的区域中心;科研院所发展与陕西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表现出较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科研院所从省外整建制嵌入式的集中迁建特点非常突出;遵循非完全市场化的科研院所转型发展路径。第二、在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成就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实证分析模型,定量分析和测度了陕西科研院所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已构建完整的科学研究与管理体系,形成门类齐全且覆盖领域广泛的学科体系,形成丰硕的科技体制改革成果,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成熟思路和成功经验。在科研院所恢复与发展中,陕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着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越资本和劳动投入,成为推动陕西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与此同时,陕西科研院所的经济效率也随市场经济的深化而不断调整,科研院所经济效率的提升会受到科研院所类型、行业景气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三、揭示了陕西科研院所在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并实证分析和检验了这些问题对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主要包括:科研院所改革与市场接轨不够,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评价机制存在缺陷,难以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与流动性不足,开放与共享机制不健全;各类要素供给相对不足,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科技进步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待提高。第四、阐明陕西科研院所在改革、创新与发展进程中,要着力促成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研院所的运营模式和研究模式正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科研院所需要要将自身所拥有的科学技术优势转化为价值创造优势,并利用科技资源实现对各类传统资产的配置和优化,形成能够顺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新型资产结构;逐步从依靠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技术、管理与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上,并从顶层设计上建立新型现代化的科研院所制度,以促进陕西科研院所加快自身调整的步伐,从而为陕西科研院实现融合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王蕴[3]（2019）在《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国GDP已经从年均9%高增速换档为当前6%左右增速水平的新常态,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三大新挑战,首先,人口老龄化加速,传统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其次,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但是,也造成了我国制造业总体产能过剩、利润微薄,对出口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最后,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重大冲突,美国相继拉开了以中国为目标的税制改革和贸易战,恶化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在微观经济层面上,我国消费市场已经完成了从“有胜于无”的短缺经济向“高品质消费”的现代化转型,在新的消费品市场条件下,原有以价格为核心竞争手段的工业经济模式已经失效,个性化、智能化、定制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消费品市场的新常态。在网络经济的作用下,“海淘”、“代购”等新消费模式已经将我国的终端消费品市场拉入了全球竞争。在这种经济竞争格局之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就成为了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然而,如何实现“六稳”?短期刺激政策等措施一段时间会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长时期会孕育更大的金融经济风险,造成房地产库存继续增加、债务杠杆率持续提高以及产能过剩难以出清等问题。经济演变的周期规律显示,只有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进行效率、动力、质量变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经济增长质量发展第一,不简单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经营效益,提高企业的产品创新,提升企业的服务质量,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就更加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换言之,要优化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减少财税政策对经济的扭曲,激励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提升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决策自主权,加快实现经济发展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具体而言,就是要减少财政的直接补贴,通过优化税制,实现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在2020年左右建立法治政府、落实税收法定的时间目标已经不远了。“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虽然从实际效果上来看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刺激了经济发展,但是“营改增”改革造成的繁杂税率结构却可能对法律的稳定性造成重大困难。复杂的税率结构,不仅增加了法律执行的成本,更加剧了对微观经济的扭曲作用。增值税立法在即,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合理设置增值税税率水平成为了当前增值税改革的重点与焦点。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分为七大部分,全面论述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问题:第一部分,导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其次,评述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发现增值税税率结构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存在着对最优商品课税理论和增值税税收中性的认知,同时,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更优的做法是通过财政补贴或其它税种。导论的基础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明确了方向。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本文首先界定了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对象,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优化的对象是法定税率（也就是经济学意义的名义税率）;其次,从增值税的税收中性优势、最优商品税理论和增值税税制演化的路径依赖三个角度分析,构建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从税收中性的角度而言,单一税率结构是有效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关键机制;但是,考虑到拉姆齐法则,采用差别税率结构的增值税更符合最优商品的课税需求;同时,我国的增值税税制演化存在着典型的路径依赖。在当前增值税完成消费型转型、增值税征收范围实现全覆盖的大背景下,对增值税税率结构进行系统性调整需要明确两大原则,一是明确增值税的生产效率取向;二是必须承认增值税税率结构演化的路径依赖。在这两个原则的约束下,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应当尽可能靠近单一税率,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更为现实的做法是两档税率结构。第三部分,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影响。该部分重点阐述了不同阶段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同阶段增值税改革的共性目标都是提振经济、改善效率,但是,仍然存在政策关注点的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均以实现,虽然,这造成了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复杂化,但是,这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同样,在增值税税率结构完成了转型改革以及货物与劳务的全覆盖之后,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的任务是在先前阶段修修补补的改革后,以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为目标,完成增值税税率结构的科学化、系统化改革。第四部分,在明确了深化增值税改革的任务后,从增值税税率结构出发,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制度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增值税税率水平偏高,从全球供应链视角分析,现行增值税税率水平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制约作用。我国需要通过增值税税率水平的优化,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的比重,对冲“人口红利”消失对制造业的税后利润,以“中国智造”维持我国“世界工厂”的关键地位;二是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过于复杂。我国增值税现行的三档税率、四档征收率以及不彻底的“零税率”政策,加剧了增值税的扭曲作用,抑制了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有效发挥。从三档税率的税率结构而言,特别是9%和13%两档税率涉及的部分行业是在同一抵扣范围内生产抵扣链条之上的,差别税率造成了不同生产环节的税收资本利润水平差异,扭曲了资本配置;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的发展角度而言,税制不应当成为企业发展决策的障碍,但是,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客观上对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形成了制度性扭曲,阻碍了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发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而言,为了保持出口商品竞争力,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增值税零税率政策是征收增值税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但是,我国增值税“零税率”政策与理论意义上的增值税零税率仍存在不小的差距。第五部分,分析了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两种路径依赖约束:一是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不同阶段的政策关注点差异,以及先前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所形成的改革成果与既得利益约束了未来改革的空间;二是先前增值税“以票管税”征管技术,在后期不同时期不断强化,“以票管税”客观上解决了早前增值税的征管漏洞,但是也限制了其他增值税征管技术的尝试。因此,后期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历次改革必须考虑增值税征管技术的约束。第六部分,对增值税税率结构的相关制度进行了国际比较。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了消费型增值税,仅有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等部分发展中国家采用生产型增值税,而收入型增值税几乎没有国家采用,世界各国增值税实施的主要差别在于税率结构与抵扣范围的不同。本文主要分析了当今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增值税实施情况、税率档次与税率水平。在对比采用增值税多档税率的国家时,重点分析了低税率（优惠税率）的政策,通过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了对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启示。这些启示也成为本文第七部分对策建议的主要依据。第七部分,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对策选择。本部分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值税税率档次的国际比较与模式调整的国际经验,得出“1+1”税率档次是现阶段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模式选择;二是从国家财政安全稳定的角度,分析我国可接受的增值税减税规模,并将这一规模作为确定“1+1”税率档次的约束性条件;三是结合前述约束性条件,确认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应当控制在13%,低税率5.5%,并结合国际经验划定了低税率的征收范围;四是对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的退出提出了分阶段的优化改革建议,本文认为,首先应当先将征收率统一,实现简化税制的目的;在统一征收率后,应当将增值税起征点改革为增值税免征额,以实现增值税的税负公平;为了平衡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利益,在增值税免征额替代增值税起征点之后,应当将增值税免征额标准与一般纳税人标准统一,实现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的最终退出;五是增值税零税率的优化,实现出口退税率、离境退税率与适用税率相一致,跨境服务的出口退税由免税调整为零税率以及优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出口退税制度。最后结合现有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规划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李湘杉[4]（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本文开篇以社会保障的定义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论为基础,剖析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明确社会保障的目标和功能,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监管及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分析,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对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意义。文章前两部分就国际及中国对社会保障的定义、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社会保障的目标、功能、意义等基础概念进行阐述,以及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监管、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并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结合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现状,即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精准扶贫上的积极作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建立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优势及特点在于: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及待遇水平显着提升;养老保险经办管理不断增强;养老保障基础建设基本完善;社会化管理程度不断提升,养老保险制度转型,构建完善的责任分担体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随之而来的是政策调整对生育保险基金管理、使用及累积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应为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家庭建立全覆盖、高标准、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国家层面的计划生育家庭社会保障安全网。同时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日益旺盛,基本医疗保障根本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人们希望能够通过更多专业化的产品,来为年老时期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因此长期护理保险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带来的是医疗费用的逐年增长,给医疗保险基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医疗保险管理部门通过不同的医疗保险基金给付形式,达到高效使用医疗保险基金的目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是针对相关特殊人群所建立的,在遭遇低收入或无收入的情况下,为这类人群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使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和运行中也存在的一定的问题以及面临着一些挑战。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存在着缺陷,如监管政出多门,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保障基金存在贬值的风险,社会保障机构自身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与新时期社会保障工作不相适应;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挑战;医疗保险基金在使用及监管上存在漏洞;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制度有待完善等。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及建议。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改革、合并、整合等方法解决目前存在的双轨制、碎片化等问题。医疗保险改革应以底线公平为基础,消除医疗保险制度阶层化,以普遍覆盖为核心,从经办角度加大对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力度为方向,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定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及项目内容、覆盖范围。失业保险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失业保险金的定位,从而达到合理使用失业保险金的目的。工伤保险通过加强法规建设,推动预防、补偿和康复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建立完善的工伤保险运行机制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工伤保险制度的向前发展。生育保险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生育法规,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关注育儿假期的待遇将解决部分生育保险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未来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将合并实施,目前试点城市的经验表明,两险合并有利于维护参保人的利益。社会救助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对社会保险制度起到了完善和补充作用。
易磬培[5]（2018）在《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1978年启动住房体制改革以来,住房租赁制度发展一直存在三点问题与不足。一是,中国住房体制存在“重购轻租”的问题,住房租赁制度在住房体制中长期处于从属性、辅助性地位。“重购轻租”的住房体制对于新增加国有土地供应的依赖性极大,不断推高城市房价,造成城市经济动荡,并带来贫富剧烈分化的严重问题。二是,中国住房租赁市场长期保持着“二元制”的市场结构。住房租赁市场被划分为“商品型”和“保障型”两种类型,长期相互隔离、独立运行、并行发展。这种“二元制”的市场结构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彼此拆分,导致“商品型”市场过快过热,“保障型”市场缺乏活力等问题,并且致使政府的保障房建设投入不堪重负。三是,在住房租赁法律制度中,长期存在“重房东-轻房客”制度倾向,私有住房出租人利用所有权的绝对力、支配力、强大力,在住房租赁关系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性地位。这种“重房东-轻房客”制度体系,阻碍着房屋资源使用性功能的发挥,有损于社会的公平正义。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住房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体制,解决城镇新增居民的住房需求,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十三五”规划纲要》、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要加快住房租赁制度改革,强化住房租赁立法,培育多渠道、多类型、专业化、规模化的住房租赁市场等具体改革任务。本文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着重论述中国住房租赁制度存在问题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未来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将住房租赁制度摆在与住房所有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具体而言,一是,提升住房市场的比重、层级和地位,将住房租赁市场提升至与住房交易市场相同层次的水平。二是,改变“二元制”的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打通保障型市场与商品型市场之间的制度隔阂,引导社会各界资源积极投身住房租赁市场的建设,构建社会市场模式。三是,改变出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体系,建立承租人优位的制度体系;确定承租权为一项准物权,赋予承租人对抗性的法律能力;推动住房资源实用性功能的发挥,实现物尽其用。第二部分（即第二章）着重分析盎格鲁-撒克逊住房模式下的住房租赁制度与日耳曼住房模式下的住房租赁制度的利弊得失。通过对比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住房模式下的住房体制普遍存在“重购轻租”的特色,住房市场发展迅速,但社会保障制度效率低下,“市场失灵”情况频繁发生。而日耳曼住房模式下的住房体制普遍“重视租赁”的特色,住房市场发展平稳、稳健,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果良好,但市场活力有所不足。中国当前改革要充分借鉴两种模式的发展经验,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确立租购并举的改革目标,公平分配个人、社会和国家的住房保障责任,寻找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点,实现经济建设与住房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第三部分为第三、四、五章,是对住房租赁制度改革内容的具体展开。三章分别探讨如何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如何构建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以及如何完善住房租赁相关配套制度等问题。第三章指出,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将国家、社会、个人力量充分结合起来,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住房保障。一是,打破商品型、保障型两个租赁市场间的制度隔阂,降低保障型住房租赁市场的准入门槛,推行货币化的住房保障形式,将商品型市场与保障型市场合二为一,建立一元制的住房租赁市场结构。二是,扩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房屋来源,丰富住房租赁市场的供给结构,鼓励房地开发企业的库存房源、城镇家庭的私有住房、农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以及政府持有的经济适用房等产权形式进入住房租赁市场。三是,推动住房租赁中介机构转型发展模式,鼓励资本市场开发住房租赁金融产品,推动不动产证券化建设,保障住房租赁市场的繁荣与活跃。第四章指出,构建承租人优的法律制度体系,就是要赋予承租人得以对抗出租人、第三人的权利能力,强化租赁占有关系,确立承租权以准物权地位。具体制度设计分为三步:首先,在合同法体系内,建立起区分“居住租赁”与“经营租赁”的立法思想,将“居住租赁”从合同法（债权）一般理论中别除出来,特殊立法。其次,在“居住租赁”中进一步区分“家计居住”与“非家计居住”,确认“家计居住”中的承租人承租权以准物权地位,各类其他类型的居住租赁方式以“家计居住”为核心,环绕“家计居住”依次排开,进行分层次、有梯度地立法安排。再次,赋予承租权以准物权地位,其准物权效力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经登记的承租权享有追及力、排他力、优先力,可以独立对抗第三人。复次,建立特殊债权规则,对出租人的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任意解除权等内容进行限缩。最后,增设出租人的容忍义务,公平协调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在房屋日常管理使用事宜上的利益冲突。第五章指出,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的建设,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体制,必须配套改革其他制度。一是,建立社会管控制度。建立针对特殊时期住房租金的市场管控制度和针对“二房东”现象的行为管控制度,保障市场有序、理性地配置住房资源,实现公平与效益相统一。二是,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的管理制度。将住房租赁登记制度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构建住房租赁征信体系,完善住房租赁交易平台,保障住房租赁市场安全、高效、稳定运行。三是,改革与住房租赁息息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启动户籍制度配套改革以及公积金制度配套改革等等,允许租房落户、租房提取公积金,鼓励租房消费。
蔡二雨[6]（2018）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文中提出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无处不在,覆盖了企业科研、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全过程以及人、财、物的各个方面。本文将“资源”认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大命题,从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境遇入手,本着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和比较研究理念,针对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企业管理并在企业发展中发展、完善自己的问题,以思想政治工作“现实资源”、“可能资源”为研究对象,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做了新的界定,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建设重大机遇做了新的探讨,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的价值、意义。通过对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大宣传理念、强化大资源意识、依托大管理构架、构建大政工格局、探索大教育路径的深入思考,解析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三个维度,即“现实资源”、“可能资源”、“互为资源”维度,研究了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文化管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潜在的、可能的、未来的新资源所具有的新价值,即企业管理的载体价值、企业文化的文化价值、文化管理的综合价值,并将融合-综合确认为“现实资源”、“可能资源”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共同价值,将其价值概括为总体价值即信念和信仰价值、生产及产出价值即精神生产及其消费价值,论证了“可能资源”能够变为“现实资源”并使“现实资源”更为有效。通过揭示“交往理性”及其思想文化交往的理论自觉、取径自觉,论证了“现实资源”与“可能资源”的互识、互证、互动、互补和共生、共存、共荣,确认了“思想文化交往”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建设的主线,即,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确认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主体”之间思想文化交往的实践活动过程,亦即国企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是在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活动中和工作生活中进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通过交往的交互作用,促使“双主体”不断生成正确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精神动力。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的新维度,即“融合-综合”的维度,旨在造就思想政治工作新的力量;共同境遇下的维度,旨在为着“保发展”而考虑“转方式”、“调结构”,转变“单打独斗”方式和说教灌输方式,调整资源结构特别是“可能资源”结构,将工作对象定位于企业管理现象和管理活动的维度;内在逻辑上的维度,旨在强化互为背景、互为资源、共同愿景、共同意志、共享价值观基础上共同的国企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恪守坚持国企改革、建设、发展的维度;理念创新对应的维度,旨在进一步创新融合的维度。本文主张将国企的特定资源、独特资源注入思想政治工作,也特别参照作为“可能资源”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文化管理,推动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重大的战略转型。为此论证了“现实资源”与“可能资源”的统一,主张“完全主体”的全面资源观。完全主体,一是指国企人是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主体,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意义上的主体;二是指作为客体的“可能资源”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转化而成的主体性;三是指这两个意义上的主体,都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主体。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唤醒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问题意识,启发发现问题的能力,树立回应问题的勇气,紧扣思想政治工作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确立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思维,形成开发资源、组织资源、管理资源、发展资源、保障资源、优化资源的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关注国企广泛存在的、影响深刻的、支撑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可能资源,强化国企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价值、意义的关注,加强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在资源重构的基础上,把握创新发展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新趋势、大走向。
周伟[7]（2013）在《养老金平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法律改革的启示与宪法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中实行的平等的养老金法律制度,体现了养老金平等理念的社会共识。从8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期实施的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法律改革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经济背景、制度环境及合理性,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改革滞后,逐步形成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的不平等,不符合宪法所要求的国家平等地保障劳动者的养老金权利。将企业、事业、机关单位三种不同类型职工的养老金制度合并为一,既是回归新中国以来劳动者养老金平等的制度实践,也是实施宪法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建立的劳动者基本养老金制度的法律保障。
陶文丽[8]（2013）在《我国军工企业制度变迁研究 ——以晋西工业集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以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对我国国有军工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简要界定，提出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对晋西工业集团制度变迁的过程分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主要考察交易成本的大小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出如下主要观点：由制度本身造成的制度性的交易成本是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计划经济时期，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使国家权力长期在企业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使得企业生产过程中信息上报和下达的层级过多，这两者结合形成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迫使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军工行业极端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军工企业承担着军民结合和体制改革的双重任务，改革过程更加艰难。基于放权让利的承包制改革，并未从根本上使权责利统一起来，反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道德风险，使交易成本显性化，导致军工行业负担过重，长期亏损，改革出现路径依赖。政府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对企业的交易成本进行补偿，并通过集团化和市场化的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改革后的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设置监事会引进监督机制、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迫使企业在资产运用上趋于理性，在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企业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这使得企业需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么红杰[9]（2012）在《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文中研究指明科技发展规划,是政府对未来科技活动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体现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前景及科技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战略预期。从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内蒙古一直不间断地分阶段进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工作。与国家已经制订和实施了8个专门的科技发展规划基本保持一致,内蒙古至今制定和实施了4个科技发展五年计划,3个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对不同时期科技事业的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回顾自治区成立以来内蒙古科技规划编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治区成立到改革开放（1947—1978）,以“奠定基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目标,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科研基础和完善的科研体系,这期间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改革开放后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着不同的发展特征。第一阶段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和“面向、依靠”的战略方针,努力破除经济与科技脱节的旧体制,先后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七五（1986-1990）”科技发展纲要》；《内蒙古自治区“八五”（1991-1995）科技发展规划》。第二个阶段通过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确立“创新、产业化”指导方针,调整科技基础结构,建设区域创新体系。1996年,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条例》；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省区的战略目标,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的决定》、《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若干政策》。第三个阶段通过探索具有自治区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200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发展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内蒙古,把向建设创新型内蒙古努力作为面向未来的总体策略。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方针,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2006-2020）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五十年来,在国家宏观科技政策的大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事业顺应经济发展背景、科技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科技发展目标任务以及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的变化,不断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区情,始终以制订、完善、实施科技规划作为科技战略发展的载体,引领科技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努力实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由“促进”到“支撑”,由“推动”到“引领”的历史性转变。但在科技规划实施过程中,内蒙古仍然存在重设计决策、轻执行评估；重行政指令、轻市场指导；重省市级层面的科技战略、轻旗县级层面等问题。特别是在科技规划实施绩效评估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评价原则、方法较难把握、没有专项资金支持等原因,虽然内蒙古在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方面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对于科技发展规划后续的执行、执行过程中的评估、评估之后的改进和动态更新与修正,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来终结则关注不够,尤其是缺少对科技规划整体实施效果的评估,使得花费了很大精力制订的规划在指导科技实践和进步方面发挥的效力有限。本文在查阅大量资料、内部辑刊等史料的基础上,开创性地综合回顾与总结了内蒙古科技规划五十年的发展历程,这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对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本文通过借鉴其他区域科技政策绩效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建立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估的可行性路径选择与方法模型,为决策层今后树立开展科技规划绩效评价的理念提供了科学论证和方法选择。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进而提出通过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科技评估规章制度和系列评估专业规范,加强评估方法的研究；加强科技评估环境建设,系统地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等措施加快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步伐的建议。
赵小平[10]（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认为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二、军工科研所试行工人“三项制度”改革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军工科研所试行工人“三项制度”改革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回顾 |
| (一)分析科研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效率提升的因素 |
| (二)探讨科研院所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
| (三)阐述科研院所科技协同的方式及作用 |
| (四)揭示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方式和途径 |
| (五)研究陕西科研院所的改革与发展 |
| 三、研究目标、思路和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及其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的主要目标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的特色与创新点 |
| 四、史料与理论依据 |
| (一)史料依据 |
| (二)理论依据 |
| 第一章 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基础与条件 |
| 一、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历史基础 |
| (一)近代陕西科学技术事业和科研院所的雏形 |
| (二)民国时期陕西科学技术与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三)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与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二、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现实条件 |
| (一)陕西农业生产发展对科研院所存在刚性需求 |
| (二)雄厚的制造业引领陕西科研院所的创建与发展 |
| (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为陕西科研院所提供智力支撑 |
| 第二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与转型 |
| 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科研院所的恢复和建设(1949-1963) |
| (一)对旧有科研院所的接收和改造 |
| (二)“重点建设”带动下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三)“向现代科学进军”的提出与陕西科研院所的兴起 |
| 二、“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科研院所的充实和提高(1964-1977) |
| (一)陕西“三线”建设的背景 |
| (二)“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科研院所的建设高潮 |
| (三)“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陕西科研院所的调整和探索(1978-1991) |
| (一)改革开放初期陕西科研院所的恢复与整顿 |
| (二)科技体制调整后陕西科研院所发展探索 |
| 四、市场经济下陕西科研院所的改制和转型(1992-2015) |
| (一)市场化改革下陕西科研院所的改革与发展 |
| (二)“科技强省”战略实施与陕西科研院所的转型与发展 |
| (三)“一院一所”模式下陕西科研院所的创新发展 |
| 第三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成就与经济贡献 |
| 一、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成就 |
| (一)建立完整的科学研究与管理体系 |
| (二)形成了门类齐全且覆盖领域广泛的学科体系 |
| (三)形成了丰硕的科技体制改革成果 |
| (四)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获得举世瞩目成就 |
| (五)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成熟思路和成功经验 |
| 二、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 (一)生产函数的构建 |
| (二)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 三、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经济效率分析 |
| (一)DEA及 Malmquist指数的构建 |
| (二)指标选择及DEA效果评价 |
| (三)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分析 |
| 四、影响陕西科研院所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分析 |
| (一)FAVAR模型的构建 |
| (二)变量的选择与分析 |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四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特点 |
| 一、陕西科研院所逐步分化并形成两个区域聚集中心 |
| (一)陕西主要科研机构集中在西安 |
| (二)陕西农业科研院所集中于杨凌 |
| (三)陕北与陕南科研院所聚集区正在形成 |
| 二、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一)农业科研院所在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居于优先发展位置 |
| (二)工业与国防科研院所在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得到壮大 |
| (三)新时期陕西科研院所得到全面发展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具有“嵌入式”发展的特点 |
| 四、陕西科研院所呈现非完全市场化改革模式 |
| 第五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
| 一、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科研院所改革与市场接轨不够 |
| (二)陕西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存在缺陷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与流动性不足 |
| (四)陕西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 |
| (五)陕西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有待提高 |
| 二、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陕西科研院所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
| (二)陕西科研院所评价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存在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分析 |
| (四)陕西科研院所科技资源流动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
| (五)陕西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的原因分析 |
| (六)陕西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贡献有限的原因分析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存在问题的影响及实证检验 |
| (一)数据指标的选择 |
| (二)实证分析模型的构建 |
|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对策研究 |
| 一、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的科研院所制度 |
| (一)推动陕西科研成果实现其价值转化 |
| (二)加快陕西科研项目运行的市场化进程 |
| (三)促使陕西科研管理实现资产化 |
| (四)推动陕西科研院所资产的证券化进程 |
| 二、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
|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市场化科研院所评价体系 |
| (二)建立符合现代科研院所发展要求的市场化人事管理体制 |
|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和收入分配体系 |
| 三、统筹全省科研院所,推进科技资源融合发展 |
| (一)统筹管理科研院所,实现各类资源的渗透与融合 |
| (二)整合地方科研院所,实现体制机制的融合与创新 |
| (三)加强产学研合作并发展全产业链,推动科技资源在高层次融合 |
| 四、改善外部发展环境,提升科研院所服务地方经济的潜力 |
| (一)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增强科研院所内在活力 |
| (二)发展科技金融,增强科研院所服务地方经济的潜力 |
| 结语 |
| 一、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历程回顾 |
| 二、陕西科研院所改革与发展展望 |
| (一)转制科研院所的“主体类型”演变趋势明显 |
| (二)传统科研院所将根据功能与定位进行重新划分 |
| (三)科研院所呈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态势 |
| (四)科研院所参与区域合作,科技资源实现广度和深度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3）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内容结构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理论分析 |
| 2.1 税率结构及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内涵 |
| 2.1.1 税率结构 |
| 2.1.2 税率结构优化 |
| 2.1.3 增值税税率结构 |
| 2.1.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 2.2 税收中性与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 2.2.1 增值税中立性之理解 |
| 2.2.2 法定增值额与税收中性 |
| 2.3 最优商品税与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 2.3.1 拉姆齐法则 |
| 2.3.2 基于税收公平的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3.3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最优税收理论 |
| 2.4 增值税税率结构形成的路径依赖 |
| 2.4.1 路径依赖的一般机理 |
| 2.4.2 我国增值税试行期间的税率结构 |
| 2.4.3 增值税多档税率结构与政治成本 |
| 2.4.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趋势 |
| 2.5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理论依据评述 |
| 2.5.1 增值税税率结构演化与理论选择 |
| 2.5.2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理论选择 |
| 3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影响 |
| 3.1 增值税转型税率结构与经济影响 |
| 3.1.1 生产型增值税税率结构 |
| 3.1.2 消费型增值税税率结构 |
| 3.1.3 增值税转型税率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2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与经济影响 |
| 3.2.1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 |
| 3.2.2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 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期与经济影响 |
| 3.3.1 2017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 3.3.2 2018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 3.3.3 2019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 3.3.4 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 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结构存在的问题 |
| 4.1 增值税税率水平偏高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升级” |
| 4.1.1 全球供应链网络形成原因 |
| 4.1.2 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地位 |
| 4.1.3 我国增值税税率水平对制造业的“锁定效应” |
| 4.2 增值税税率档次复杂抑制税收中性优势的发挥 |
| 4.2.1 增值税三档税率产生的扭曲 |
| 4.2.2 增值税四档征收率产生的扭曲 |
| 4.2.3 增值税现行零税率的扭曲作用 |
| 5 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结构的主要原因 |
| 5.1 增值税税率结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 5.1.1 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前流转税税负水平较高 |
| 5.1.2 “营改增”改革所经历的特定过渡阶段 |
| 5.1.3 以增值税为基础而征收的各项附加税费水平 |
| 5.2 征管制度缺陷对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影响 |
| 5.2.1 增值税信息不对称与征收管理能力缺陷 |
| 5.2.2 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及其弊端 |
| 6 增值税税率结构国际比较 |
| 6.1 世界各地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1 增值税税率档次国际比较 |
| 6.1.2 欧盟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3 OECD成员国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4 我国周边国家(地区)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5 主要国家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2 世界各国增值税税率水平比较 |
| 6.2.1 增值税的累退性与差别税率 |
| 6.2.2 世界各国增值税优惠税率比较 |
| 6.2.3 增值税抵扣制度与增值税有效税率 |
| 6.2.4 金融服务业增值税税率比较 |
| 6.3 增值税税率结构国际比较启示 |
| 6.3.1 税收中性是现代型增值税主要追求目标 |
| 6.3.2 优化抵扣制度降低增值税的有效税率 |
| 7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对策选择 |
| 7.1 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优化路径选择 |
| 7.1.1 增值税税率档次 |
| 7.1.2 “1+1”模式是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优化选择 |
| 7.2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财政约束 |
| 7.2.1 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 |
| 7.2.2 财政支出面临刚性需求 |
| 7.2.3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峻 |
| 7.2.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合理减税规模测算 |
| 7.3 基于“1+1”模式的增值税税率水平优化 |
| 7.3.1 增值税标准税率水平的确定 |
| 7.3.2 增值税低税率水平的确定 |
| 7.3.3 我国增值税低税率适用范围优化 |
| 7.4 增值税征收率的优化 |
| 7.4.1 统一增值税征收率 |
| 7.4.2 起征点调整为免征额 |
| 7.4.3 增值税免征额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统一 |
| 7.5 增值税零税率的优化 |
| 7.5.1 出口退税率、离境退税率与适用税率相一致 |
| 7.5.2 跨境服务的出口退税由免税调整为零税率 |
| 7.5.3 设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出口退税率 |
| 7.6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6.1 基本结论 |
| 7.6.2 研究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论级研究 |
| 第一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涵 |
|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相关概念 |
| 一、社会保障的定义 |
|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 |
| 三、社会保障的目标及功能 |
| 第二节 社会保障基金 |
| 一、社会保障基金的内涵 |
| 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 |
|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 |
| 四、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 |
| 第三节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
| 一、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及模式 |
| 二、国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及启示 |
| 三、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改革思路 |
| 第四节 社会保障制度 |
|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概念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
| 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 |
|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与现实 |
| 第一节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阶段 |
| 一、中国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 |
| 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阶段 |
| 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起步 |
| 二、失业保险确立基本框架 |
| 三、工伤保险在改革中酝酿 |
| 四、生育保险的改革试点 |
| 五、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改革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阶段 |
| 一、建立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 |
| 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 |
| 三、失业保险制度全面确立 |
| 四、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工伤保险制度 |
| 五、全面实现生育保险社会统筹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
| 一、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
| 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三、失业保险与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轨 |
| 四、工伤保险的法制化 |
| 五、“二孩”政策下生育保险的完善与调整 |
| 第五节 社会保障的创新阶段 |
| 一、社会保障与精准扶贫 |
| 二、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势与特点 |
| 第一节 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及待遇水平显着提升 |
| 一、中国养老保险的发展及现状 |
|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老龄化”社会下的社会保障政策 |
| 一、生育保险在人口老龄化下发挥巨大作用 |
| 二、社会保险的“第六险” |
| 第三节 医疗保险给付形式的多样化 |
| 一、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 |
| 二、医疗保险给付形式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建立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
| 一、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助的特点 |
| 二、“安全网”的保障形式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及自身建设问题 |
| 二、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
| 三、社会保障基金面临贬值及流失的风险 |
| 第二节 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 |
|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的形成 |
| 二、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的特点及缺陷 |
| 第三节 “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 |
| 一、中国“老龄化”社会现状 |
| 二、“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 |
| 第四节 医疗保险基金在使用及监管上存在的问题 |
| 一、医疗保险基金监管立法尚待完善 |
| 二、对医疗机构及参保人员的管理问题 |
| 三、医疗保险经办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制度尚待完善 |
| 一、失业保险收支结存量过大 |
| 二、生育保险的发展欠均衡 |
| 三、工伤保险运行机制不健全 |
| 第五章 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
| 第一节 完善管理体制加强基金监管 |
| 一、统一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
| 二、建立专门的经办机构 |
| 第二节 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 |
| 一、加大养老保险改革力度 |
| 二、完善养老保险监督机制 |
| 三、建立健全企业年金制度 |
| 四、推动养老金入市 |
| 五、高层次统筹发放养老金 |
| 第三节 完善保障制度应对“老龄化” |
| 一、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力度 |
| 二、建立多元化养老保障体系 |
| 三、适当延迟退休年龄 |
| 第四节 医疗保险基金的利用及监管 |
| 一、消除医疗保险制度阶层化 |
| 二、医疗保险的普遍覆盖 |
| 三、从经办角度加大管理力度 |
| 四、医疗保障的专门管理 |
| 第五节 完善法规制度充分发挥保障作用 |
| 一、建立适度保障制度,促进就业 |
| 二、统一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待遇水平 |
| 三、加强工伤保险法规建设 |
| 四、实现社会救助高层面高标准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中国住房租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任务 |
| 第一节 中国住房租赁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住房租赁制度长期处于从属性地位 |
| 二、住房租赁市场的二元制格局明显 |
| 三、出租人在租赁关系中占明显的优势地位 |
| 第二节 中国住房租赁制度的改革任务 |
| 一、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体制 |
| 二、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 |
| 三、构建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两种住房租赁制度模式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发展经验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理论基础 |
| 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形成历程 |
| 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制度特色 |
| 第二节 日耳曼模式的发展经验 |
| 一、日耳曼模式的理论基础 |
| 二、日耳曼模式的形成历程 |
| 三、日耳曼模式的制度特色 |
| 第三节 两种模式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势与缺陷 |
| 二、日耳曼模式的优势与缺陷 |
| 三、两种模式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 |
| 第一节 建立一元制的住房租赁市场 |
| 一、打破两个租赁市场间的制度隔阂 |
| 二、推行货币化的住房保障制度形式 |
| 第二节 丰富租赁住房的房源供给渠道 |
| 一、房地产企业库存房 |
| 二、城镇家庭私有住房 |
| 三、社会存量商用房产 |
| 四、农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 |
| 五、政府持有的经济适用房 |
| 第三节 调动各界力量参与住房租赁市场建设 |
| 一、推动住房中介机构转型发展模式 |
| 二、活跃住房租赁资本市场 |
| 三、推进不动产证券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建立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建立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意义 |
| 一、对中国物上权利体系发展的理论意义 |
| 二、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
| 一、区别居住性租赁与经营性租赁 |
| 二、区别家计居住与非家计居住 |
| 第三节 确认住房租赁权以准物权性质 |
| 一、确认住房租赁权以准物权性质 |
| 二、赋予住房租赁登记以准物权行为效力 |
| 第四节 限制出租人的合同解除权 |
| 一、限制出租人的法定解除权 |
| 二、限制出租人的任意解除权 |
| 三、限制出租人的约定解除权 |
| 第五节 强化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
| 一、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嬗变历程 |
| 二、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再认识 |
| 三、强化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建议 |
| 第六节 增设出租人法定容忍义务 |
| 一、对出租人容忍义务的评述 |
| 二、出租人容忍义务的制度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住房租赁相关配套制度 |
| 第一节 建立社会管控制度 |
| 一、建立针对租金价格的市场管控制度 |
| 二、建立针对转租现象的行为管控制度 |
| 第二节 完善市场管理制度 |
| 一、强化住房租赁登记制度 |
| 二、建立住房租赁征信制度 |
| 三、构建住房租赁交易平台 |
| 第三节 改革社会管理制度 |
| 一、户籍制度配套改革 |
| 二、公积金制度配套改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结论、创新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IV-2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定意见 |
（6）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及其目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1.4 “国企人”假设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 |
| 1.2.2 国外文献 |
| 1.2.3 现有研究点评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设想 |
| 1.3.2 研究依据与实践依据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4.3 实证分析法 |
| 1.5 本文立论之新视角 |
| 第2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界定 |
| 2.1 资源概念解说与界定 |
| 2.1.1 资源概念解说 |
| 2.1.2 资源概念界定 |
| 2.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内涵、维度 |
| 2.2.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内涵 |
| 2.2.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三个维度 |
| 2.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配置的原则 |
| 2.3.1 服务大局原则 |
| 2.3.2 贴近实际原则 |
| 2.3.3 统筹规划原则 |
| 2.4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价值 |
| 2.4.1 “现实资源”的价值 |
| 2.4.2 “可能资源”的价值 |
| 2.4.3 “现实资源”“可能资源”共同拥有的价值 |
| 第3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管理资源 |
| 3.1 从思想政治工作资源角度思考企业管理 |
| 3.1.1 企业管理的思想文化属性 |
| 3.1.2 从“组成部分”来看“可能资源” |
| 3.2 企业管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 |
| 3.2.1 国企管理实务:承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性资源 |
| 3.2.2 国企管理创新:生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力资源 |
| 第4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文化资源 |
| 4.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内涵 |
| 4.1.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属性 |
| 4.1.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张力、合力 |
| 4.2 企业文化是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 |
| 4.2.1 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看待企业文化作用 |
| 4.2.2 企业文化作为精神、思想、文化资源 |
| 4.2.3 企业文化作为文化资源 |
| 第5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管理资源 |
| 5.1 文化管理是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新资源 |
| 5.1.1 新文化、新资源 |
| 5.1.2 新综合、新起点 |
| 5.2 文化管理作为资源的本质和机制 |
| 5.2.1 人本、人文、国企人:“可能资源”的本质 |
| 5.2.2 价值观内驱:动力机制 |
| 第6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管理 |
| 6.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开发和整合 |
| 6.1.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自主开发、合理使用 |
| 6.1.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有效配置、科学整合 |
| 6.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 |
| 6.2.1 基于人本理论的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 |
| 6.2.2 走向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路 |
| 6.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优化 |
| 6.3.1 思想文化交往构建 |
| 6.3.2 思想文化交往情境创制 |
| 6.3.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模式和机制 |
| 6.3.4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融合-综合 |
| 6.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文献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期刊类 |
| 四、学位论文类 |
| 五、报纸类 |
| 六、其他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养老金平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法律改革的启示与宪法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 职工养老金平等:20世纪80年代城镇职工实行平等退休金的法律实践 |
| 第一, 企业职工退休养老金实行用人单位缴纳养老金的劳动保险。 |
| 第二, 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人由用人单位支付养老金。 |
| 第三, 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由财政负责支付养老金。 |
| 二 职工养老金的不平等:城镇企业先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改革的必要性 |
| 第一, 商业系统职工退休金率先实行社会统筹的试点。 |
| 第二, 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开始试行养老保险制度。 |
| 第三, 国有企业开展退休金社会统筹的法律实验。 |
| 第四, 国有企业的合同制工人实行养老金社会统筹。 |
| 第五, 全面实施国有企业与职工个人共同承担养老金的制度。 |
| 第六, 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筹集的制度。 |
| 第七,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改革的法律化。 |
| 三 宪法上的平等: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实行社会统筹改革的法律思考 |
（8）我国军工企业制度变迁研究 ——以晋西工业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基本框架 |
| 1.3.1 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基本框架 |
| 1.4 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概述 |
| 2.1.1 制度和企业制度 |
| 2.1.2 路径依赖 |
| 2.2 企业制度变迁分析框架 |
| 2.2.1 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条件 |
| 2.2.2 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 |
| 2.2.3 交易成本的内涵及分类 |
| 3 计划经济时期的军工企业：从军民结合到单一军品生产 |
| 3.1 企业建立的历史背景 |
| 3.1.1 企业历史沿革 |
| 3.1.2 工厂扩建 |
| 3.2 企业权力结构的演变 |
| 3.2.1 政企合一体制的形成 |
| 3.2.2 国家权力 |
| 3.2.3 内部权力结构的演变 |
| 3.3 企业经营绩效 |
| 3.4 管理制度及效率分析 |
| 3.4.1 计划管理及效率分析 |
| 3.4.2 物资管理及效率分析 |
| 3.4.3 劳动管理及激励机制 |
| 3.4.4 企业办社会职能对生产成本的影响 |
| 4 改革开放时期的军工企业：从单一军品生产到军民结合 |
| 4.1 军工企业改革的时代背景 |
| 4.2 军工企业改革的特殊性 |
| 4.2.1 军工行业的特殊性 |
| 4.2.2 军工产品的特殊性 |
| 4.3 军工企业制度变迁分析 |
| 4.3.1 企业权力结构的变化 |
| 4.3.2 军民结合的制度变迁分析 |
| 4.3.3 承包制改革的效率分析 |
| 4.3.4 物资管理改革及效率分析 |
| 4.3.5 人事管理及激励机制 |
| 4.4 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及其原因分析 |
| 4.4.1 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
| 4.4.2 路径依赖的原因分析 |
| 5 市场经济下的军工企业：集团化和市场化 |
| 5.1 军工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背景 |
| 5.2 资产重组实践及其原因分析 |
| 5.2.1 股份制改革和资产重组 |
| 5.2.2 基于交易成本的原因分析 |
| 5.3 公司治理结构分析 |
| 5.4 管理制度及效率分析 |
| 5.4.1 物资管理及效率分析 |
| 5.4.2 人事管理及激励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9）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理论层面 |
| 1.1.2 现实层面 |
| 1.2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我国宏观科技政策的研究综述 |
| 1.3.2 科技政策理论研究综述 |
| 1.3.3 区域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4 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综述 |
| 1.3.5 少数民族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6 内蒙古科技规划、政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创新与特色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内蒙古开始全面规划科技事业 |
| 2.1 国家确定集中科技资源解决经济建设关键问题的政策 |
| 2.1.1 “十二年”科技规划 |
| 2.1.2 《科研工作十四条》和《十年规划》 |
| 2.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 |
| 2.3 内蒙古自治区《1961——1962年科技发展纲要》和《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 |
| 第三章 内蒙古科技事业迎来“科学的春天”,科技规划更加注重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
| 3.1 国家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确立 |
| 3.1.1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
| 3.1.2 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的确立——迎接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的挑战 |
| 3.1.3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
| 3.2 内蒙古科技事业从瘫痪到恢复 |
| 3.2.1 建国以来自治区召开的第一次科学大会 |
| 3.2.2 自治区科技工作进入全面快速恢复发展时期 |
| 第四章 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三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1 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科技进步 |
| 4.1.1 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 |
| 4.1.2 “科教兴国”战略确立 |
| 4.2 内蒙古开始实施“八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科技三项改革稳步推进 |
| 4.2.1 内蒙古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
| 4.2.2 科研机构事业费管理和科技三项费用的拨款制度改革政策 |
| 4.2.3 技术市场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成果丰硕 |
| 4.2.4 农村牧区科技综合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
| 4.2.5 民办科技机构崭露头角,成为科技改革新的“生力军” |
| 4.3 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3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3.1 星火计划与振兴农村经济 |
| 4.3.2 火炬计划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 4.3.3 攻关计划 |
| 4.3.4 其它相关配套科技计划与政策 |
| 第五章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内蒙古 |
| 5.1 国家确立以创新为主线的科技政策 |
| 5.1.1 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 |
| 5.1.2 科技人才体系不断完善 |
| 5.2 科技计划集中集成,六大领域重点突破,自治区全面推进“科教兴区”战略 |
| 5.3 建立新型科研结构和区域创新体系 |
| 5.3.1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及科研结构调整实施方案的出台 |
| 5.3.2 科研机构转制攻坚战 |
| 5.3.3 全区技术创新大会 |
| 5.3.4 构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
| 5.4 新世纪之初科技基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 5.4.1 科技生产力布局136程 |
| 5.4.2 科技计划5226体系 |
| 5.4.3 建设创新型内蒙古,从“科教兴区”到“科技强区”转变 |
| 5.4.4 科技政策规划体系 |
| 5.4.5 科技投资结构 |
| 第六章 内蒙古科技发展的经验与反思 |
| 6.1 内蒙古科技事业五十年(1958-2008)的发展 |
| 6.2 值得借鉴的几条经验 |
| 6.2.1 以科技规划引领科技战略发展,不断优化科技发展环境 |
| 6.2.2 加快原始创新步伐,充分发挥传统特色产业先发优势 |
| 6.2.3 通过技术进步重大项目推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 |
| 6.2.4 全力打造特色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取得显着成效 |
| 6.2.5 强化高层次引进和培养,实现科技资源的跨区域配置 |
| 6.3 有待反思的几个问题 |
| 6.3.1 科技政策与宏观政策关联度大,宏观政策的偏差易致科技政策的盲动 |
| 6.3.2 科技投入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受到制约 |
| 6.3.3 研究开发能力仍然不高,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
| 6.3.4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受制约 |
| 6.3.5 人才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严重制约创新能力的发挥 |
| 6.3.6 科技创新制度与环境不健全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
| 6.4 今后的发展思路及对策建议 |
| 6.4.1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科技投入宏观体系 |
| 6.4.2 在加大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研发平台和产业化载体的升级工作 |
| 6.4.3 推动激励自主创新各项政策的落实,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
| 6.4.4 强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提高科技人才队伍整体水平 |
| 6.4.5 加强国际国内科技合作 |
| 6.4.6 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大科技观，整体推动科技资源向农村牧区延伸 |
| 第七章 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价 |
| 7.1 科技评价综述 |
| 7.1.1 科技评价的范畴和主要方法 |
| 7.1.2 我国科技评价的发展 |
| 7.2 内蒙古科技评价现状 |
| 7.3 以“十一五”为例,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 |
| 7.3.1 决策单元的界定与评价指标的选择 |
| 7.3.2 样本归集 |
| 7.3.3 样本运算及分析 |
| 7.4 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的建议 |
| 7.4.1 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 |
| 7.4.2 加强对评估方法的研究,建立健全科技评估专业规范 |
| 7.4.3 系统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统筹科技评估环境建设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军工科研所试行工人“三项制度”改革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下的企业舆论与职工感知 ——以1992-2002年的山西机床厂为例[D]. 赵晓慧. 太原理工大学, 2021
- [2]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研究[D]. 王勇. 西北大学, 2020
- [3]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D]. 王蕴.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4]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研究[D]. 李湘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研究[D]. 易磬培.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6]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D]. 蔡二雨.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7]养老金平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法律改革的启示与宪法思考[J]. 周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4)
- [8]我国军工企业制度变迁研究 ——以晋西工业集团为例[D]. 陶文丽. 山西财经大学, 2013(S2)
- [9]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D]. 么红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2(07)
- [10]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