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总第7—10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于菁竹[1]（2020）在《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文中研究表明苗族是诞生于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族,苗族先民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在长途迁徙、地理隔绝的分散发展中,形成了肇始悠远、同源殊貌的支系文化,也育成了枝脉宏繁、造诣精湛的染织服饰体系。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集体创作、综合功能、稳定传承的传统村落生态中,沉淀着中国造型艺术滥觞时期的吉光片羽,也凝缩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认知、情感希冀,其传统纹样符号既是管窥苗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蠡测中国早期文化的活态样本。同时,两地蜡染艺术以蓝白画缋的灵活性、物质工艺的可塑性、文化反馈的快捷性,不仅成为苗族人生活情境、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变迁的显像板;在民族村落旅游化、文化遗产资源化、东方文化自信心提升的时代场景下,也成为各界话语、观念纠缠发酵的折射镜。而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拥有丰富的纹样、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感染力,在艺术品收藏、商品化转型、产业化开发方面是黔东南乃至贵州蜡染界的典型,就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深描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风格类型归纳为前提、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线,结合田野、文献资料,借助美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及成果,对两地苗族蜡染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契机与创作思维进行推溯;在此基础上使用美学、审美人类学方法,对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传统风格进行审美分析。以现存蜡染资料中不同风格出现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将两地苗族蜡染的风格嬗变置于原始符号、巫术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设计的演化场域中,展现出蜡染纹样从记事性、象征性、装饰性到再现性、表现性、叙事性的发展进程,也展示出其创作方法从集体传承到个体创新、审美意识从朦胧混一到清晰独立、造物理念从权宜谋生到追求品质、民族特征表达从模糊懵懂到积极强化的发展轨迹。首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抽象几何纹样共同拥有单元拼合、相似互渗的造型方式,以及记事符号与装饰艺术、表意功能与审美功能混沌合一的特征,体现出人类艺术幼年时期的创作思维。二者拥有的一系列固定符号、纹样,如榕江蜡染中的太阳纹、卍字纹、正交布局、四鸟朝日,以及丹寨蜡染中的“窝妥纹”、“归宗纹样”,都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太阳崇拜符号、时空概念、历法图式具有造型上的连续性。而在苗族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图式的原意逐渐被替换成与苗族祖先情感、迁徙记忆、宗教信仰、现世民俗相关的内容,古人在观察自然中形成的记录时空规律、生存智慧的几何图式也沉淀为装饰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律和风格定式,使由太阳形象带来的光华烨烨的线条成为榕江蜡染的基本装饰,而精密严谨的螺旋纹也是丹寨蜡染中的永恒主题。就两地蜡染的具象部分来看,榕江蜡染以古拙的动物纹见长,其中摆贝型苗族的蜡染纹样中保存着大量我国先秦时期动物纹的造型方式,不仅龙、鸟纹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惊人地吻合,蛙虫纹的造型思维也与古黾字的概念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初民艺术大传统的遗存或后裔,这种时空遥远的风格给人以荒远、古怪、陌生的审美印象。同时,苗族原始巫术思维中敬畏合一的心理,使之对神圣动物抱有崇高和恐惧一体两面的情感,使动物纹的塑造呈现狰狞、诡谲的“原始丑”特征,流露出狞厉的丑美。此外,作为鼓藏节祭祖仪仗的蜡染幡旗是摆贝型苗族蜡染中最为精彩的类型,而祭祀仪式神圣、雄壮、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摆贝型蜡染独特的审美场域和文化价值。然而,厚重的文化背景、狞厉的视觉体验也使摆贝型蜡染的审美特征趋于深邃、艰奥,与现代人的日常审美习惯相去甚远,以至于难以在现代的苗族村落生活中继续存续,在民间创作喜好日趋纤柔、世俗化的当下,摆贝型蜡染的传统风格正面临消散的危险。与正在淡出民间的摆贝型传统风格相比,丹寨蜡染中丰富的花鸟纹饰是生命力旺盛的后起之秀,其出现得益于白领苗对汉族古典花鸟艺术以及近现代染织品纹样的学习与本土化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早、中、后三期阶段性风格。丹寨蜡染中最古老的鸟纹和植物纹带有与榕江蜡染相似的原始风格,清代黔东南生苗区开辟之后,以汉族服饰及蓝印花布为载体的汉族花鸟纹样传入苗疆,使白领苗习得了花鸟纹样并作为日用传统;而至近现代染织设计中的花草纹样被白领苗接受之时,丹寨花鸟蜡染已基本完成了从图案性到绘画性转型。与此相伴,白领苗的审美思维跳出了巫术性、功能性的局限,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优美事物的欣赏;丹寨蜡染的艺术语言中也出现了写实性的再现方式、模仿软笔绘画的自律线条,以及景、境的物象组织意识。这种效仿专业艺术、跟随流行趋势、接近大众审美的风格在当前拥有巨大的民间创作热情,也奠定了丹寨蜡染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较高的艺术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两地蜡染纹样的先天禀赋及两县产业环境的后天资源也使两地蜡染风格的发展、存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丹寨蜡染产业起步早、影响大,借助邻近行政中心的地理优势,吸引了高水平的外来资本、设计人才及合作机会,颇具规模的地区产业集群不仅使丹寨本土的传统蜡染纹样良好地传承、衍生,也使丹寨成为各地蜡染风格的熔炉,并大量吸纳了榕江蜡染风格为己用。而榕江县的本地蜡染产业薄弱,因此对传统蜡染风格进行了简易化、情景化的改造,并随着蜡娘外出打工、产品异地销售形成了在黔东南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模仿的“普世风格”。在黔东南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连理整体,共同以苗族文化、传统工艺的身份面对着外部世界的价值赋义。当前,蜡染产品涵盖了艺术品、服装、软装、文创产品等多种形态,民族旅游和休闲体验则形成了苗族蜡染文化叙事的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在民族旅游的凝视下,苗族传统文化中乡村性、原始性、异质性的部分被提炼成一系列特定的视觉符号,如盛装人物、民俗场景、铜鼓、牛角、蝴蝶妈妈、锦鸡舞之类,成为丹寨、榕江蜡染绘画的新题材,也催生了蜡染创作中叙事化、奇观化、浪漫化的手法。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丰富内在结构的物质文化门类,丹寨、榕江的蜡染艺术不再仅仅作为苗族文化的子集,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在后现代生活美学、自然美学以及东方休闲美学、造物伦理、社会效应的视角下,令物质材料、工艺流程、生活方式、创作主体等每一个侧面都获得审美意义,使蜡染艺术的审美范围从对纹样的欣赏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理解与崇尚。
周新年[2]（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冯志峰[3]（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肖伟[4]（2019）在《《宣和画谱》绘画着录及递藏研究》文中认为《宣和画谱》是中国历史第一部以“画谱”为名的官修绘画着录文献,是在北宋从宫廷到民间的浓郁的收藏风气影响下编撰的。《宣和画谱》在书画着录文献上有开创之功,最早对绘画作品进行系统、科学地分类、命名,并记录作者生平及绘画评价。其编撰借鉴了传统目录学的着录方式,对精选的6396件绘画作品着录,虽然有不完善之处,却是中国书画目录学相对成熟的着录文献,其绘画目录编撰方式对为后世的公私绘画着录提供了范式。作为绘画目录学着作,面对数量庞大的宫廷收藏,分类与命名是最重要的工作,《宣和画谱》的分类是以绘画题材为标准将众多作品分为十门。这种分类方法虽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是较细致、科学的分类法。《宣和画谱》的绘画着录中反映了对画家及画作的品第,宋前名作为重,入宋后的画家入谱与帝王推重有重要的关系。而宋代的翰林图画院画家因身份与资质的原因入谱的机会很小。《宣和画谱》所创立的绘画命名也比前人更科学。除了沿用前人文献,还有大量的重新命名,宋徽宗题名也是其命名的一部分,各门类绘画命名都遵循的一定的原则,这种命名原则对后世文献中的绘画的命名以及后人的收藏和鉴定提供了参考依据。靖康之难后《宣和画谱》着录绘画从北宋宫廷中散佚,这是公私收藏的一大浩劫。在这场劫难中幸存的画作在金和南宋的公私收藏中流传递藏。这些作品在元明清的宫廷和民间收藏中成为备受青睐的古画名作。历代宫廷收藏、文人藏家的书画题跋中,《宣和画谱》着录的画作,可以考见其流传情况。这些画作有少部分流传至今的,保存在中外各大收藏机构中,虽经专家鉴定,多为后世摹本,但也是世人认识《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参考。
田孟[5]（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指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安娜[6]（2017）在《明代时文阅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是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的朝代,也是科目取士的鼎盛时期。时文又称制义、经义、制艺、八股文,作为科目取士的首场考试文体,是科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选士文体。明代科举制度赋予时文阅读不可替代的政治特殊性和社会地位,凡欲仕进则必读时文,时文成为明代大多数士子自幼便开始背诵研习的文体,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终其一生沉浸场屋的士子也不在少数。士子若想写得一手好时文则需要熟读四书五经,代圣人之语气、以经典之义理来阐释经典之蕴含。无论是阅读范围还是写作立场,时文都无疑是儒家经典于个人之理解和阐发。然而就是这样无论是内容还是视角都如此贴近经典的文体,却备受诟病。如顾炎武所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将时文之弊与焚书坑儒之害等同而视未免有些言重了。时文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实则与诗歌、古文、散文并无区别,都是一种文体表现形式,有着相对固定的写作方法和范式,唯一不同的是时文因科举制度赋予其特殊的政治属性而与明代社会政治制度、出版经济发展、文学流派、士风嬗变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正如郭绍虞评价时文说:“我们假设于一个时代取其代表的文学……那么于明无宁取时文……明代文人,殆无不与时文发生关系。明代文学或文学批评,殆也无不直接、间接受着时文的影响。”以往史学界和文学界对于时文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文体形式发展演变或功过是非等方面的探讨,但也多为带着先入为主的时文无益的观念来审视时文,而并未给予时文一个客观公正的看待。本文将西方阅读史理论引入明代时文研究之中,探求时文阅读在明代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与科举制度、出版文化、文学流派、文学形式、文风士习等方面产生的内在关联。那么,首先什么是阅读史呢?阅读史是研究人与阅读之间关系的历史,研究过去人阅读实践的历史,研究如何阅读文本。阅读的人群由少数发展到多数,阅读人群的扩大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变革、科学技术改革、文化政策等息息相关。阅读史中所谓的阅读不完全等同于读书,阅读的对象远比读书的对象来得丰富。阅读针对的是文本,文本并不只表现为纸制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图像、口语、碑铭、图片、印刷、音乐等表现形式,乃至于电影、电视节目等声像资料,也可以是存储在计算机内的电子信息。阅读史是新文化史研究领域中较为受欢迎的实践史学。在众多的阅读史研究理论中,笔者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提出的“交流循环”理论为切入点,着重探寻明代时文阅读的作者、读者、出版商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明代时文阅读与社会制度、文化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纵观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发展历程,根据呈现的不同特点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明初萌芽期、明中期的发展期、明末的鼎盛期。明初国体方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恢复阶段,取士采用多途并进的方式,科目取士在明初并未形成垄断局面,政府更加注重培养士子的综合素质,力图选拔综合性人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明初的时文出也主要以官方刊刻的《乡试录》、《会试录》以及《进士登科录》为主。坊刻和私刻尚未形成规模化发展。明代中期,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已然成为最主要的做官途径。如顾炎武言:“入仕之途虽不限出身,然非进士一科不能跻于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攘臂而就功名。”时文的政治属性日渐突出,时文阅读群体不断扩大,阅读场所也不断增加,书院、文社都成为士子研习时文的重要地点。不仅如此,明代文学流派也与时文阅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明代时文大家都是各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如前七子派的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边贡、王九思。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后七子派的李攀龙、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等,都是明代时文大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创作实践力求将时文写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明代中期的时文备受赞誉,如方苞云:“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盛。”纪昀亦言:“逮于正嘉,号为极盛。”时文阅读由明初的少数阅读发展到了有组织、有规模、有条规规范的群体阅读。明代中期出版行业的繁荣发展也为时文阅读需求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明代时文阅读活动中的读者、作者、出版商之间角色自由切换也成为显着的特点。时文阅读历经明清两代,其影响也深入到明清的代表文学——戏曲、小说之中。明清戏曲、小说在创作形式和题材内容方面都深受时文阅读的影响,文人亦会将自己的时文研习经历、理想抱负、真实感受融入到戏曲、小说的创作之中。时文阅读的捷第功用无疑是成功的,晚明科举教育基本呈现“以制义攻制义”的阅读模式,尤其是时文阅读群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时文阅读也被披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复社的影响力深入官僚阶层,不仅操选民间时文刊本的价值取向,甚至通过荐举等方式提前拟定中式名单。然而晚明科举之弊的严重程度实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时文阅读的发展,科场作弊、士风日下都在客观上说明士子逐渐趋向脱离时文阅读而直接进入仕途,当然这也与当时时文阅读话语权下移到民间有着重要关联。
买小英[7]（2017）在《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文中指出8至10世纪的敦煌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缩影,其家庭关系深受中国古代传统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与佛教伦理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现今留存的大量敦煌史料证明,8至10世纪敦煌的家庭关系作为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的个案,在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儒家家庭伦理与佛教家庭伦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相互印证,体现了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儒家伦理思想包括伦理基础、伦理核心及道德规范三个方面;佛教伦理的思想来源包涵伦理基石、伦理准则与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儒家家庭伦理“以严正慈、以慈辅严”的慈父伦理和“以孝致敬、承教继志”的孝子伦理,与佛教伦理的“孝”及佛教亲子伦理,共同形成了8至10世纪敦煌地区家庭亲子关系的若干实践途径及儒释结合的孝道伦理特征。儒释家庭伦理中夫妻之间同甘共苦、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体现在敦煌家庭中的夫与妻在婚姻关系维系和婚姻关系解除两种不同情况下,夫妻之间彼此所遵循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儒释伦理的兄弟之间遵循着兄仁弟悌、兄友弟恭、平等互助、患难与共的手足情义,展示出在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共同作用下,敦煌家庭兄弟之间同居共御、慈悲友悌和“胜似血亲”的伦理关系。佛教在敦煌长期流行和传播,佛教组织在敦煌长期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敦煌地区僧俗关系的变化,即家庭中僧中有俗、俗中有僧、僧俗相依的伦理关系。家庭伦理得以实现的平台、教育、制度、伦理、地位等,使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伦理得到落实,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敦煌家庭伦理的延续与发展。
谭晓玲[8]（201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工程”）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的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实施工程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坚持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普遍的认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繁荣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可靠的保障。本论文以工程实施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过程,详细阐述工程实施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整体客观评价工程实施状况,从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实施有所启示。论文共分10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选题的研究述评,论文的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及基本框架,并对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分析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分析工程实施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础上,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巩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主要是整体介绍实施工程建立的组织机构和形成的运行机制情况。具体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课题组等四个层面阐述组织机构的建立,并从项目、基地、团队这三方面的建设揭示工程所形成的运行机制。第三章主要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进程。根据工程实施过程中党中央召开的具有标志性的相关会议,着重从实施工程的提出部署、全面展开、全面推进及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对其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第四章至第八章全面系统具体阐述实施工程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第四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两方面,阐述了实施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五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学科建设依托机构、学科建设情况调研、学科高端学术平台、学科领航与支撑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第六章从总体部署、编写成果、出版及使用、编写特点四个方面阐述工程立体化教材体系的形成;第七章从举办高层次报告会、开展学术研讨会、开展国情调研、进行国外考察、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第八章从理论读物和主流媒体平台两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宣传。第九章论述了十多年来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本章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中所体现出来的信息,在总结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工程实施中存在的转化运用、宣传普及不够等不足及原因,为下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工作提供借鉴。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进一步推进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思考,即从保持工程的常态化、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引领“四大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思考。
石松[9]（2016）在《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上个世纪到现在,中国的话本小说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无论是从历史或者美学的角度,还是传统的古代文论的方法,或者从宏观-微观的研究方法,学者们都有非常丰富的论着,然而由于语言的障碍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民族以口耳相传的相关文学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比较分析的发展。中国话本小说中独有的民族特色与艺术特征在同类作品的分析中容易被忽视,只有通过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不同语境下具有相类似性质的文学在发生、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才有可能更多地发掘出中国话本小说的独特魅力与价值。本论文进行研究分析的一个目标和焦点就是通过将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中的部分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尝试发掘中国话本小说中独有的艺术魅力和特点。本论文主要关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中各自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以及文学价值是不同的,通过两者的比较分析,找出它们在题材、思想内涵、人物塑造和叙事技巧方面的特点与流变,凸显出来的特点不但具有时代的特点,还带有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观念与道德标准的发展特点。其二,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中的题材广泛,体裁也不尽相同,不同时代文人的艺术加工使两种不同文学具有雅俗共赏的相似特征。通过这两种不同题材、体裁作品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话本小说中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以及潜存于俗文学之中的生活智慧与普世观念,对中国话本小说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雅俗共赏的特征既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是一种广泛传播的重要保障,这也是中国话本小说中的经典作品得以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本文主要选取中英美文学中流传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具体的考察对象所采用的版本尽可能选用较为权威的版本。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之间的联系,在微观上揭示两者在各自发展演变中的特点,从而分析它们在各个层面的艺术表现和文化价值,进而分析中国话本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肯定其在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对二者的分析研究主要采取整体研究和个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整体把握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异同点的基础上,具体对比分析其代表作品。在分析的过程中,本文也多采用文学、文化、历史等多个角度结合的方法进行比较,以注重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中华民族与英格兰民族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各自的传统与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关于英雄形象的塑造问题,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中有不少较为典型的例子,英雄形象既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含有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文人的着眼点也不同,讲史话本中强调其“整体性”,而英格兰历史题材中体现的却是“个体性”,这也体现了中英文化的差异。关于传统道德与时代精神的问题,二者在其文学文本上的体现既有“超越”,又有“回归”。文本中“出格”的描写既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夸张,又是一种文化回归。历史题材故事的构成方式问题,同样体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族心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将宋元讲史话本和英美民间故事中的历史题材作品进行比较之后,两者在不同层面上的异同揭示了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特点。民族传统中的审美心理问题不仅受到了历史和时代的影响,更与宗教与世俗密不可分。中国的宗教信仰较为复杂,与宗教内容关联甚紧的说经话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教思想,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说经话本,其中又蕴涵着民族自身意识形态的特点。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依附、冲突、融合的发展过程。说经话本既有佛教思想,又有俗世观念。基督教在英美两国则是相对单一的宗教,以基督教内容为基础的英美民间故事多以圣经或某些相关故事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思想内容没有多大的改变。说经话本中的“因果报应”与英美民间故事中的宗教观念——原罪,都包含了劝诫人们积极向善的思想,因此,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之中也反映出了各自的民族智慧。宗教与民俗的具体存在方式之一即为市民生活,市民生活文学文本中的体现,则进一步说明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的多层面异同。市民生活是民众喜闻乐道的题材,话本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都与市民生活相关;英美民间故事也是如此。中国话本小说和美国牛仔的民间故事中,常有探险遇奇的情节,这类情节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传奇性,经过分析可以看出两者流传至今的深层原因。民族传统来自于不同时代人民的心理积淀。话本小说中的侠义公案类与英美民间故事中的游侠故事再次反映了这个问题。“集体精神”与“个体精神”分别是两者的特点,这与前文提出的“整体性”与“个体性”是相互关联的。“集体精神”中的核心是“服从”,而“个体精神”中的核心则是“突破”。侠义公案类故事中强调的服从封建传统和道德观念的描写是处处可见的,而在英美民间故事的游侠类文本中,狂傲不羁的个性“突破”则是民族精神的缩影。然而更多的心理积淀则来自于平凡的生活内容.毕竟探险、奇遇只是发生在一部分民众的生活之中。爱情、家庭和婚恋的问题直接反映了各自民族传统观念中某些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特点,女性是婚姻爱情故事中的主体,女性的地位变迁与爱情婚姻观念的变化既反映了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又体现了不同民族在传统观念和民俗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点。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不仅在题材方面体现了诸多异同,在人物塑造的问题上,也显示出了不同的手法和特点。前文中所提到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在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英雄与反英雄之间这两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过程中,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的塑造手法各有千秋,然而,人性的复杂与同一却是不同塑造手法所达到的共同目标。在剖析人性不同层面的过程中,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的取舍并不相同,而对于人性深处的共同点,例如向善、勇敢等特点,两者又是不谋而合地进行歌颂。由此可见,在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的构成过程中,英雄人物的塑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英雄是一种典型化的人物,然而,典型人物在语言、行为、心理方面的描写又是不尽相同的。如何通过这些细节描写来凸显典型人物的特点,这是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塑造方面的另一问题。描写的细节问题不仅反映了创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情怀,而且还涉及到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心理感受,同时,这也是不同民族的审美趣味与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投射。叙事问题是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的具体创作特点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之一。因为不论是典型形象的塑造手法,还是细节描写的审美趣味,它们都与叙事方法密不可分。“讲故事”即叙事,而“讲故事”是两种文学最初的来源和存在方式,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中西方的叙事理论各有特色,两者虽有很大程度上的异同,但仍然可以将“时”、“空”进行概括。叙事的“时”“空”在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中是不容忽视的基本问题。趋于“封闭式”的固定叙事结构在中国话本小说发展过程中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起到了不一样的作用,带有一定“开放式”的部分英美民间故事则向着“去中心化”的特点发展。不同的发展方式并不能分出孰优孰劣,比较的结果只能使两种文学各自的特点更加清晰,不同的叙事方式、叙事风格以及发展特点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心理与情感。在中国话本小说和英美民间故事的文献资料中,具有相似特点的文本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时代,而具有相对应时代的作品往往又相隔甚远,加之中国古代文学与英美文学相互之间并没有较为直接的文化影响和文学交流,选取两者文本中的能够进行比较的作品或文本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因此只有分析文学的内在特点,突破固有的比较方式和角度,从文本出发,以两种文学所具有的文化、文学的两重视角进行比较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学发展规律。
熊理思[10]（2016）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与其他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协调》文中提出本论文以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与其他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协调为题,通过数据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借鉴等方法,综合论证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与民事保护、行政保护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具体分为以下几个子问题:一是基本概念。什么是知识产权?什么是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什么是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二是价值取向。是否有必要对知识产权进行刑事介入,如何制定刑事保护的标准?国际社会和国内发展对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有哪些要求和期待?三是刑事保护与民事保护、行政保护之间在宏观上和具体操作上存在哪些冲突,应如何协调?理论上,刑事保护与民事保护、行政保护相互配合,实践中三者之间却时有冲突。为此,笔者根据中国知识产权局和最高人民法院近十年发布的官方数据、我国涉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部门法以及相关国外立法和国际条约、北大法宝和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百余起真实案例精心绘制了二十余张图表,力图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全面展示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现状以及其与其他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除导论外,本文由五章组成,约15万字（含注释）。第一章介绍了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概念,以及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基本路径。第一节是关于知识产权的概念和基本特征。目前,对知识产权进行定义,主要有“列举式”和“概括式”两种方法,相比而言,“列举式”更符合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我国刑事立法、民法立法和行政立法上对知识产权的定义也均采用的是列举法。三大部门法共同列举到的知识产权有着作权和邻接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四种,本文对知识产权的讨论也以这四项子权利为基础。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有客体的非物质性、法定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第二节介绍了知识产权的侵权与保护。我国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列举了各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其中构成民事违法的侵权种类最多,其次是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有侵权就有反侵权,知识产权保护路径可以分为公力救济（法律保护）、私力救济（个人保护）、民间救济（社会保护）三种,其中法律保护是主导。第三节专门介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包括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概况和我国近十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状况。第二章是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发展概况。第一节是关于国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轨迹,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第二节是关于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轨迹,主要体现在立法上日趋严厉和司法上不断创新两个方面。第三节是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知识产权的特点、知识产权犯罪的特点和刑事法本身的特点都决定了有必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第四节是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国际化。知识产权日益国际化实际上是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的多重影响。第五节是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本土化。在本土化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三大原则,即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国家利益优先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第三章讨论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面临的“刑、民、行”宏观冲突问题。该章在结构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对第二章的进一步深化,又为引出第四章和第五章做理论铺垫。第一节指出除知识产权领域外,在其他法律领域上也普遍存在“刑、民、行”保护相冲突的现象。冲突主要体现在介入范围、立法标准、程序适用、权力分配四个方面。第二节、第三节重新回到知识产权问题,讨论知识产权“刑、民、行”保护间的宏观冲突。其中,第二节讨论的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之间的冲突,第三节讨论的是公法保护公权利与私法保护私权利之间的冲突。第四章论述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与民事保护的具体冲突与协调。第一节以着作权犯罪为例讨论了刑事与民事在法律文本上的冲突。例如,刑事司法解释在对着作权的一些法律术语进行解释时突破了刑法的立法本意,造成刑事上与民事上对这些法律术语理解的不一致。笔者认为,对同一个法律术语而言,刑事上和民事上可以有做出不一样的界定,但这种界定应由立法作出,而不应由司法解释作出,且刑事司法解释应与刑事立法本意保持一致。第二节以侵犯商业秘密罪为例,阐述了刑事与民事在司法认定上的冲突。例如,在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方面是否包括过失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存在分歧;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以何标准定罪量刑问题上,司法界也不一致。与着作权法律术语中的刑民界定不一致截然不同的是,侵犯商业秘密罪在立法和司法上过于依赖民事,但因民事本身存在多重判断标准,导致刑事认定也陷入茫然。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刑事立法建立符合刑事认定规律的自身标准。第三节以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审理时的程序适用为例,阐述了司法界对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的选择性冲突。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先民后刑”比“先刑后民”更加合理。但在现有框架下,“先民后刑”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只能对“先刑后民”作出进一步完善。第五章论述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具体冲突与协调。第一节阐述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在实体上的冲突与协调。实体性冲突主要体现在立法权限、法律认定、证据效力三个方面;冲突原因主要是行政犯在犯罪构成上依赖行政立法,在违法性评价上依赖于行政执法;破解之道是改这种“依赖”为“参考”,坚持刑事司法的独立性。第二节阐述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在程序上的冲突与协调。程序性冲突集中体现在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在衔接过程中案件移送率低和以罚代刑等问题上;主要原因有法律依据杂乱、移送门槛过高、证据转化困难、缺乏协作监督等;与之对应地,要破解刑行程序性冲突就要从统一法律依据、规范刑事立案标准、加强证据转化和协作监督等方面入手。
二、《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总第7—10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总第7—10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界定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概念界定 |
| 二、以丹寨、榕江两地苗族蜡染艺术并列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苗族蜡染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分布 |
| 二、苗族服饰及传统纹样的辑录与研究 |
| 三、与本文相关苗族历史、文化研究 |
| 四、当前苗族蜡染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现有成果的不足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难点 |
| 一、本文使用的理论方法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纹样的历时性归纳研究 |
| 三、丹寨、榕江地区蜡染风格的空间比较及蜡染产业的发展研究 |
| 四、田野调查与访谈经历 |
| 第一章 丹寨、榕江苗族传统文化与蜡染的乡村生态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阶段 |
| 一、中华文明的孕育阶段:苗族艺术中原始特征的积累时期 |
| 二、迁居西南的持守阶段:黔东南苗族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时期 |
| 三、黔东南生苗区的开放阶段:苗族文化、艺术的快速变化时期 |
| 第二节 丹寨、榕江苗族的村落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习俗 |
|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村寨的物质生活 |
| 二、苗族传统村寨的社会组织、宗教文化 |
| 第三节 丹寨、榕江苗族村落中的传统蜡染生态 |
| 一、村落中的蜡染劳动环境 |
| 二、蜡染材料与工具 |
| 三、蜡染制作工艺 |
| 第四节 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人群:白领苗 |
| 二、白领苗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第五节 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摆贝型苗族与滚仲型苗族 |
| 二、摆贝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三、滚仲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法天怀故: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中的抽象纹样与几何规律 |
| 第一节 榕江苗族蜡染中的太阳图式及其衍生的造型风格 |
| 一、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纹的基本样式及流变 |
| 二、卍字纹的变形与四叶旋转图形的具象化 |
| 三、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鸟图式 |
| 四、光体纹造型混融于动、植物纹样 |
| 第二节 “窝妥纹”及四方八螺旋图式的分析 |
| 一、当前关于“窝妥纹”的研究状况 |
| 二、“窝妥纹”骨格结构蕴含的时空体系 |
| 三、八螺旋象征四方八位之风气 |
| 第三节 丹寨苗族蜡染中的“归宗纹样” |
| 一、保家纹 |
| 二、马蹄纹 |
| 三、锅圈纹 |
| 四、归宗纹样的构图方式分析 |
| 五、归宗纹样的“归宗”含义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原始神圣: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动物纹样 |
| 第一节 古老的造型程式: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样的原始性 |
| 一、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动物性特征的原始性 |
| 二、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的古老姿态造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鸟纹、鸟龙及黾纹 |
| 四、古怪、荒远: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直观审美印象 |
| 第二节 恐惧与崇拜同在: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神秘属性与丑怪造型 |
| 一、善厉一体:苗族原始观念中龙的复杂角色 |
| 二、狰狞诡谲: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的夸张造型手法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丑怪风格与崇高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承载的神圣世界 |
| 一、摆贝型苗族鼓藏幡的使用场合与功能 |
| 二、苗族鼓藏节、鼓藏幡背后的综合性审美场域 |
| 第四节 摆贝型苗族蜡染的风格变化与传统造型程式的消解 |
| 一、摆贝型苗族传统蜡染审美特征之艰奥性 |
| 二、传统仪礼的松散与传统图像的松动 |
| 三、当前的经济、生活条件使蜡染创作逐渐退出摆贝型苗族的生活习惯 |
| 四、摆贝型苗族自发的风格探索逐渐远离传统样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优美包容:丹寨苗族蜡染中的花鸟纹样 |
| 第一节 沿承与吸纳: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早期风格 |
| 一、归宗纹样中蕴含的原始植物造型 |
| 二、丹寨花鸟纹蜡染的早期风格 |
| 三、丹寨蜡染中写实花鸟纹样的形成契机 |
| 第二节 本土性的显现: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中期风格 |
| 一、总体风格特征:蜡染作品的绘画性与个性趣味彰显 |
| 二、植物纹样的变迁体现出苗族植物审美观念的改变 |
| 三、现实性鸟类意象体现出日常、生动的本土气息 |
| 第三节 绘画性提升: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后期风格 |
| 一、被面大花:乡村生活与近现代专业图案设计的碰撞 |
| 二、写意小景:丹寨蜡染模仿中国软笔绘画的过程 |
| 小结 |
| 第五章 丹寨县、榕江县的蜡染商业化状态及传统纹样的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丹寨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地区品牌、产业集群带动的良性循环 |
| 一、丹寨县蜡染产业总体情况 |
| 二、丹寨蜡染艺术在本地企业中的整合与提升 |
| 三、丹寨蜡染的商业风格: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优化升级 |
| 第二节 榕江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宝贵资源亟待地区凝聚力的形成 |
| 一、榕江县蜡染产业的总体状况 |
| 二、滚仲型苗族蜡染的商业风格:革新与危机共存的适应过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商业前景:作为地区象征的潜质与当前仍面对的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旅游休闲文化赋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新传统与新价值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产业的一体多元局面 |
| 第二节 民族旅游促成的苗族蜡染纹样新题材 |
| 一、旅游凝视下的民族特色与异文化需求成为苗族蜡染新题材的创作动力 |
| 二、民族身份的表达:人物、风俗与叙事场景 |
| 三、象征苗族文化的新传统:铜鼓、牛角、百鸟、蝶母及幻想造型 |
| 第三节 休闲文化与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价值诠释与审美扩展 |
| 一、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产品结构扩展和审美要素转换 |
| 二、蓝染概念以工艺为纽带对苗族蜡染设计思路的开拓 |
| 三、中国古典文人造物对苗族蜡染产品设计理念的启发 |
| 四、休闲语境下蜡染文化生态中的自然之美与自由之意 |
| 五、寓于蜡染手工制作、朴素产品形态中的造物伦理之美 |
| 六、蜡染产业体现的社会关怀之美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承袭自中华初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原始性艺术特征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与汉族古典艺术、现代生活方式的交流、互哺中体现出的风格变化、审美转型和时代价值 |
| 三、现代社会转型带给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全局性变革与存续方式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2）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宣和画谱》绘画着录及递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上编《宣和画谱》绘画着录研究 |
| 第一章 北宋宫廷绘事机构与藏画风气 |
| 第一节 翰林图画院的设立 |
| 一、翰林图画院的历史沿革 |
| 二、翰林图画院的主要职责 |
| 三、翰林图画院与画学 |
| 第二节 宋代“崇文”政策下的宫廷收藏风尚 |
| 一、北宋宫廷藏画机构 |
| 二、宫廷书画雅集：帝治观赏和宫廷曝书会 |
| 三、内臣参与 |
| 四、《宣和画谱》——北宋宫廷收藏的产物 |
| 第三节 北宋私人书画鉴藏群体 |
| 一、相国寺——汴京地区主要的书画市场 |
| 二、官僚、文人的书画收藏 |
| 三、民间收藏 |
| 第二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分类 |
| 第一节 绘画分类的渊源 |
| 第二节 传统绘画着录文献的分类方法 |
| 一、以品分类 |
| 二、以人分类 |
| 三、以绘画题材分类 |
| 第三节 《宣和画谱》的绘画分类 |
| 第四节 《宣和画谱》绘画分类的不足 |
| 第三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命名 |
| 第一节 前代绘画文献绘画名称与《宣和画谱》绘画的命名 |
| 一、《历代名画记》中的绘画命名 |
| 二、《益州名画录》中的绘画命名 |
| 三、《贞观公私画史》中的绘画命名 |
| 第二节 宋徽宗题名——《宣和画谱》绘画命名的直接来源 |
| 第三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命名原则 |
| 第四节 《宣和画谱》绘画命名的影响 |
| 一、使后世绘画类书籍的绘画名称有本可依 |
| 二、宋高宗及金章宗直接沿用宋徽宗题款 |
| 三、为后世绘画的收藏及真伪鉴定提供了依据 |
| 第四章 《宣和画谱》的绘画着录方式 |
| 第一节 传统目录学与《宣和画谱》 |
| 第二节 《宣和画谱》的绘画着录方式 |
| 一、绘画目录的特点 |
| 二、《宣和画谱》着录方式 |
| 三、《宣和画谱》着录方式的评价 |
| 第三节 对后世绘画着录编撰的影响 |
| 一、张丑《南阳名画表》 |
| 二、张泰阶《宝绘录》 |
| 三、《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 |
| 第五章 从《宣和画谱》看北宋宫廷画作收藏原则 |
| 第一节 宋前名家画作倍受珍视 |
| 一、景仰画家 |
| 二、摹本入谱 |
| 三、徽宗摹古 |
| 第二节 有宋以来名家画作初受重视 |
| 一、五代入宋之画家 |
| 二、宗室、宗妇、驸马等皇室贵族画家 |
| 三、文臣、武臣、内臣等臣僚画家 |
| 四、无官职的民间画家 |
| 第三节 翰林图画院画家与《宣和画谱》 |
| 一、翰林图画院画家的地位 |
| 二、先朝画院画家入谱的条件 |
| 三、当朝画院画家无缘入谱 |
| 下编《宣和画谱》着录绘画递藏研究 |
| 第六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来源 |
| 第一节 历代皇宫旧藏 |
| 第二节 南唐西蜀绘画作品的增入 |
| 一、南唐绘画进入北宋宫廷 |
| 二、西蜀绘画进入北宋宫廷 |
| 第三节 进献、购藏与赏赐——北宋宫廷绘画的流转形式 |
| 一、进献 |
| 二、购藏 |
| 三、赏赐 |
| 第四节 翰林图画院画家的作品 |
| 一、北宋初期入谱的翰林图画院画家作品 |
| 二、北宋中后期入谱的翰林图画院画家 |
| 第七章 靖康之难后《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散佚 |
| 第一节 靖康之难对收藏的影响 |
| 第二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金代的流传 |
| 第三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进入南宋宫廷收藏 |
| 一、宋高宗引领下的南宋宫廷收藏 |
| 二、《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南宋宫廷的流传 |
| 三、金国流传的《宣和画谱》着录绘画进入南宋宫廷 |
| 第四节 南宋私家收藏中的《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一、赵令畤的收藏 |
| 二、赵与懃的收藏 |
| 三、文人过眼及宋元笔记中的绘画流传 |
| 四、贾似道的收藏 |
| 第八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流传 |
| 第一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元代的流传 |
| 一、《宣和画谱》着录绘画进入元代宫庭收藏 |
| 二、元代私人收藏中的《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第二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明代的流传 |
| 一、明内府藏《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二、明代私人收藏之《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第三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清代的流传 |
| 一、清初收藏家所藏《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二、清初书画着录中《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三、清代私家收藏进入宫廷收藏 |
| 四、《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晚清的流传 |
| 第九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存世与辨伪 |
| 第一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存世情况 |
| 一、国内藏《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二、海外藏《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第二节 存世《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辨伪 |
| 一、确定真迹 |
| 二、伪作及后世摹本 |
| 三、存疑或待定 |
| 四、真伪相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5）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6）明代时文阅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阅读史研究背景 |
| 二、明代时文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视角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代时文阅读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从经典到试录程文:明前期时文阅读的萌发 |
| 第二节 “非举业不览”:明中后期时文阅读的普及化与群体化 |
| 一、时文阅读的普及化 |
| 二、时文阅读的群体化 |
| 第三节 科举竞争与商业出版:明代时文阅读的时代需求与文本基础 |
| 一、日趋激烈的科举竞争 |
| 二、拟题之风的盛行 |
| 三、时文的商业出版 |
| 四、时文的私刻出版 |
| 第二章 明代时文阅读中的作者、读者与出版者 |
| 第一节 阅读的作家 |
| 一、为应试而写作 |
| 二、书坊与科举士子的双向需求 |
| 三、为指导子弟研习时文而写作 |
| 第二节 书写的读者 |
| 一、以仕进为目的的阅读 |
| 二、时文序撰写之风的盛行 |
| 第三节 重要的推动者——出版商 |
| 第三章 明代时文群体阅读 |
| 第一节 学校与时文阅读 |
| 第二节 书院与时文阅读 |
| 一、书院科举职能的承接 |
| 二、书院时文阅读活动的特点 |
| 第三节 文社与时文阅读 |
| 一、松散的结社与时文阅读 |
| 二、时文阅读的规模化发展 |
| 第四章 时文阅读与明代文学流派 |
| 第一节 前七子派时文创作实践活动 |
| 一、前七子派时文复古创作的政治背景 |
| 二、前七子派时文复古的文学背景 |
| 三、前七子派时文创作实践 |
| 第二节 唐宋派的时文创作主张与实践 |
| 一、对“时文载道”的肯定及“文道合一”的倡导 |
| 二、取法唐宋上溯史汉六经 |
| 三、对时文创作过程中“法”的探索 |
| 四、对时文与圣学同一性的认同 |
| 第三节 后七子派时文创作实践 |
| 一、后七子派时文复古运动的政治环境 |
| 二、后七子派时文创作倡导 |
| 第五章 时文阅读对明清戏曲、小说的影响 |
| 第一节 时文阅读对戏曲的影响 |
| 一、以“代言”为切入点发挥戏曲的儒教功用 |
| 二、以戏曲之“形”行议论说理之“实” |
| 三、时文写作布局与戏曲创作的互文 |
| 四、“填词”与“曲调”的离散 |
| 五、时文阅读与戏曲的交互影响 |
| 六、讽喻现实——时文与戏曲的融通 |
| 第二节 时文阅读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
| 一、骈偶对应模式对小说的影响 |
| 二、“破题”之法对小说的影响 |
| 三、以经历入写作——时文阅读对明清小说题材的丰富 |
| 第六章 时文阅读与晚明社会 |
| 第一节 时文阅读与晚明科举 |
| 一、时文阅读与科举之弊 |
| 二、时文阅读与文题嬗变 |
| 第二节 时文阅读与晚明出版 |
| 一、晚明出版管理的失效 |
| 二、时文阅读话语权的下移 |
| 第三节 时文阅读与晚明士风 |
| 一、时文阅读选择与士风 |
| 二、时文阅读功能的弱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古家庭伦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来源 |
| 第一节 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 |
|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伦理基础 |
| 二、“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尊卑”的伦理核心 |
| 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 |
| 第二节 佛教伦理的思想来源 |
| 一、以人生论、果报论、心性论为伦理基石 |
| 二、以“平等慈悲”为根本的伦理准则 |
| 三、以“三皈、五戒、十善、四摄、六度”为基准的伦理规范 |
| 第三节 儒释伦理的融变与合璧 |
| 一、儒释伦理之间的差异 |
| 二、儒释伦理的融变与合璧 |
| 第二章 敦煌家庭的亲子关系 |
| 第一节 儒释伦理的亲子关系 |
| 一、儒家伦理的亲子关系 |
| 二、佛教伦理的亲子关系 |
| 第二节 敦煌家庭亲子关系的实践途径 |
| 一、写经发愿：祈福追荐 |
| 二、设斋祭祀：施愿祈祷 |
| 三、布施放生：忏念追福 |
| 四、建窟造像：颂德供奉 |
| 五、绘制经变画：感念宣扬父母恩 |
| 第三节 敦煌家庭亲子关系的孝道特征 |
| 一、一世感恩的亲子关系 |
| 二、实质孝行的亲子关系 |
| 三、由局部孝心的亲子关系扩展至全面孝行 |
| 小结 |
| 第三章 敦煌家庭的夫妻关系 |
| 第一节 儒释伦理的夫妻关系 |
| 一、儒家伦理的夫妻关系 |
| 二、佛教伦理的夫妻关系 |
| 第二节 敦煌家庭夫妻婚姻关系的维系 |
| 一、缔结良缘之际 |
| 二、病痛患难之时 |
| 三、逝者亡故之后 |
| 第三节 敦煌家庭夫妻婚姻关系的解除 |
| 一、“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 |
| 二、“孝、贞、和”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 |
| 三、价值定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敦煌家庭的兄弟关系 |
| 第一节 儒释伦理的兄弟关系 |
| 一、儒家伦理中的兄弟关系 |
| 二、佛教伦理的兄弟关系 |
| 第二节 敦煌文书中所反映的兄弟伦理关系 |
| 一、同居共御的兄弟之义 |
| 二、慈悲友悌的兄弟之爱 |
| 三、“胜似血亲”的兄弟之情 |
| 小结 |
| 第五章 敦煌家庭的僧俗关系 |
| 第一节 佛教的僧俗关系 |
| 一、印度佛教的僧俗关系 |
| 二、中国化佛教的僧俗关系 |
| 第二节 敦煌家庭中的僧俗关系及其特征 |
| 一、僧中有俗 |
| 二、俗中有僧 |
| 三、僧俗相依 |
| 小结 |
| 后论：有关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伦理得以落实的若干问题 |
| 一、平台问题——以核心小家庭为主 |
| 二、教育问题——寺院教育取代官办教育 |
| 三、制度问题——法律与宗教的双重维护 |
| 四、伦理问题——三教合一，倡导“忠君孝亲” |
| 五、地位问题——以儒家价值体系为主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敦煌文书编号索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拟创新之处 |
| 六、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 |
| (一) 抵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 |
| (二)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二、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中之重 |
| (一)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 |
| (二)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 |
| 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石 |
| (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 |
| (二) 实施工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
|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 |
| (一) 实践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
| (二) 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
| 五、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 |
| (一)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根本所在 |
| (二) 实施工程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 |
| 第二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 |
| 一、组织机构 |
| (一)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 |
| (二) 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 |
| (三) 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 |
| (四) 课题组 |
| 二、运行机制 |
| (一) 项目建设 |
| (二) 基地建设 |
| (三) 团队建设 |
| 第三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考察 |
| 一、工程的提出和部署 |
| (一) 实施工程的提出 |
| (二) 实施工程的全面部署 |
| 二、工程的全面展开 |
| (一) 工程多项具体工作先后启动 |
| (二) 深化对工程的认识 |
| (三) 工程实施取得实质性进展 |
| 三、工程的全面推进 |
| (一) 工程实施四年的工作总结和随后五年工作设想 |
| (二) 工程成果丰硕 |
| (三) 工程实施八年的工作总结和继续推进 |
| 四、十八大以来工程深入推进 |
| (一) 深入实施工程的战略部署 |
| (二) 深入实施工程的重要举措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和研究 |
| (一) 经典着作编译 |
| (二) 经典着作基本观点研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研究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 |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初步设立和逐步完善 |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简介 |
|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点布局 |
| (四) 国家重点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建设 |
| 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
| (一) 建设概况 |
| (二)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
|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情况调研 |
| (一)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调研 |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年度报告 |
|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端学术平台 |
| (一)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论坛 |
| (二)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导论坛 |
| (三)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论坛 |
| (四) 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 |
| (五)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协同创新中心 |
| (六)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刊 |
|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和支撑 |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发展 |
| (二)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支撑作用 |
| 第六章 立体化教材体系建设 |
| 一、总体部署 |
| (一) 工程教材编写总要求 |
| (二) 成立教材编写课题组 |
| (三) 工程教材编写规划 |
| 二、工程教材编写成果 |
| (一) 基础理论教材 |
| (二) 重点学科教材 |
| (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 |
| (四) 其他重点教材 |
| 三、工程教材出版及使用 |
| (一) 统一规范工程教材编辑出版 |
| (二) 重点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出版和使用 |
| 四、工程教材编写特点 |
| (一) 教材编写按照意识形态强弱先后顺序进行 |
| (二) 工程教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
|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 |
| 一、学术交流 |
| (一) 举办高层次报告会 |
| (二) 开展学术研讨会 |
| 二、人才培养 |
| (一) 开展国情调研 |
| (二) 进行国外考察 |
| (三) 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 |
| (四) “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 |
| (五)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
| (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 |
| (七) 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 |
| 第八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宣传普及 |
| 一、理论读物 |
| (一) 学习读本 |
| (二) 编写通俗理论读物 |
| 二、主流媒体平台宣传 |
| (一) 报刊 |
| (二) 电视 |
| (三) 网络 |
| (四) 微式宣传 |
|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 |
| 一、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 |
| (一) 工程实施取得突出成绩,达到预期效果 |
| (二) 工程实施十多年的基本经验 |
| 二、工程实施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 |
| (一) 工程实施中存在的不足 |
| (二) 工程实施中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结束语 进一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 |
| 一、保持工程的常态化,重点推进工程成果的学习转化运用 |
| (一)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大众化 |
| (二)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 |
| (三) 加快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发展 |
| (四) 加强高端人才与教学一线教师深度培养 |
| 二、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进一步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
| (一) 扩大宣传范围 |
| (二) 丰富宣传形式 |
| (三) 加强理论宣传力度 |
| 三、引领“四大平台”建设,形成工程工作合力 |
| (一) “四大平台”建设 |
| (二) 充分发挥工程在思想理论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
| 四、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 |
| (一) 健全学科体系 |
| (二) 完善教材体系 |
| (三) 构建人才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2年——2015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入选教师名单及课题立项表 |
| 附录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情况认识》调查问卷(教师卷)(学生卷)(宣传部门卷)(共同卷) |
| 附录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情况认识》调查问卷分析表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本文研究的范围及内容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话本小说研究的情况 |
| 二、英美民间故事研究的情况 |
| 三、话本小说与外国文学作品比较研究的情况 |
| 第三节 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的可比性与意义 |
| 第二章 历史题材作品的着眼点、文化蕴含与构成方式 |
| 第一节 附着于历史的英雄与英雄自身的历史 |
| 一、宋元讲史话本“前佳后劣”现象的背后 |
| 二、英国历史英雄故事中的“骑士传统”及其精神内核 |
| 三、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不同着眼点 |
| 第二节 出格:更大范围的文化回归与张扬个性的不归路 |
| 一、讲史话本对伦理道德多层次表达的中国特色 |
| 二、英美民间故事渴望人性自由的执着诉求 |
| 三、突破·回归·绝境的凄美 |
| 第三节 宋元讲史话本与英美民间故事的构成方式 |
| 一、一朝一代兴亡的整体观照 |
| 二、英雄故事集锦 |
| 三、异趣,存在于不同的构成方式之中 |
| 第三章 神异题材作品的审美刺激、哲理蕴含与传奇风格 |
| 第一节 宗教·神异·审美刺激 |
| 一、同而不同,说经话本与小说话本中的宗教、神异之作 |
| 二、英美民间故事与宗教、神异的文化关联 |
| 三、同样的刺激,不同的“美” |
| 第二节 不同文化氛围中宗教神异故事的哲理蕴含 |
| 一、儒化的衲子羽流的斗室静思与心猿意马 |
| 二、基督精神的神圣追逐与轻松释放 |
| 三、不同的“智慧树”其实都扎根于凡人的心田 |
| 第三节 迥然有异的“传奇”风格 |
| —、先明题旨,后述奇异 |
| 二、奇事中或有或无的“意义” |
| 三、已知、未知和不可知 |
| 第四章 现实题材作品的生活化、揭秘性与情感追求 |
| 第一节 万花筒般的现实生活写照 |
| 一、苦海中挣扎而企盼“奇遇”的中国市民 |
| 二、为了生存而竞争的美国西部牛仔 |
| 三、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的生活态度 |
| 第二节 游侠背后的文化密码 |
| 一、世俗气息极浓的侠义公案小说 |
| 二、我行我素的绿林游侠 |
| 三、奴性与傲气:两个色彩各异的肥皂泡 |
| 第三节 恋爱·婚姻·家庭 |
| 一、话本小说婚恋故事中的“人道情怀” |
| 二、英美民间故事中婚姻爱情生活的悲喜剧 |
| 三、哀怨惨烈与幽默诙谐 |
| 第五章 人物塑造:同一性与差别性 |
| 第一节 对立统一的人物思想性格塑造 |
| 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
| 二、英雄与反英雄的对立统一 |
| 第二节 “复杂”与“单一”人物形象的不同蕴含 |
| 一、书筋类人物与扁平人物 |
| 二、书胆类人物与圆形人物 |
| 三、戏仿英雄的替身 |
| 第三节 细节描写与人物塑造 |
| 一、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生活细节描写 |
| 二、表现人物举止言行的生活细节描写 |
| 三、细节描写与审美感受 |
| 第四节 描写语言与人物语言 |
| 一、故事·人物·描写语言 |
| 二、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 |
| 第五节 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的多层面描写 |
| 一、中国话本小说人物行为与心理的“双重奏” |
| 二、英美民间故事人物行为与心理的“多重奏” |
| 第六章 叙事角度与手法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 |
| 一、打破时间顺序的叙事 |
| 二、“补叙”种种 |
| 第二节 叙事空间与叙事角度 |
| 一、叙事空间与人物聚焦 |
| 二、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 |
| 第三节 叙事形式反映的文化异同 |
| 一、潜移默化的教育与喋喋不休的训导 |
| 二、民间文学叙事方式不同的发展演变 |
| 第七章 余论:比较研究的基本点、难点与展望 |
| 第一节 基本点: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的诸多异同 |
| 一、具有可比性的一个重要基本点:通俗而又复杂的思想蕴含 |
| 二、具有可比性的另一个重要基本点:迥然有异的人物塑造 |
| 第二节 中外文学比较的困境与解决途径、遗留问题 |
| 一、时间差异及解决途径 |
| 二、体裁交错与问题的遗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与其他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协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
| 二、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的侵权与保护 |
| 一、知识产权的侵权形式 |
| 二、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路径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
| 一、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
| 二、国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概况 |
| 三、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状况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国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轨迹 |
| 一、知识产权发达国家的刑事保护 |
| 二、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的刑事保护 |
| 第二节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轨迹 |
| 一、立法上日趋严厉 |
| 二、司法上不断创新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必要性 |
| 一、由知识产权的特点决定 |
| 二、由知识产权犯罪的特点决定 |
| 三、由刑事法本身的特点决定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国际化 |
| 一、政治经济上 |
| 二、文化传统上 |
| 三、法律制度上 |
| 第五节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本土化 |
| 一、坚持履行国际义务 |
| 二、坚持国家利益优先 |
| 三、坚持刑法的谦抑性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的“刑、民、行”宏观冲突 |
| 第一节 刑事保护中普遍存在的“刑、民、行”冲突现象 |
| 一、介入范围的冲突 |
| 二、立法标准的冲突 |
| 三、程序适用的冲突 |
| 四、权力分配的冲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面临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冲突 |
| 一、司法权与行政权冲突的表现 |
| 二、司法权与行政权冲突的原因 |
| 三、司法权与行政权冲突的应对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面临的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 |
| 一、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表现 |
| 二、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原因 |
| 三、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应对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的刑、民具体冲突与协调 |
| 第一节 法律文本冲突——以着作权犯罪为例 |
| 一、“销售”与“发行”的关系 |
| 二、“信息网络传播”与“复制发行”的关系 |
| 第二节 司法认定冲突——以侵犯商业秘密罪为例 |
| 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认定分歧 |
| 二、刑事认定分歧源于“民事依赖症” |
| 三、破解刑事认定中的“民事依赖症” |
| 第三节 程序适用冲突——以刑民交叉案件为例 |
| 一、问题的缘起：司法实践中的判决效力冲突 |
| 二、知识产权案件中刑民程序何者优先适用的争议 |
| 三、对刑民交叉型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程序的评析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的刑、行具体冲突与协调 |
| 第一节 刑、行实体性冲突与协调 |
| 一、刑、行实体冲突表现 |
| 二、刑、行实体冲突原因 |
| 三、刑、行实体冲突协调 |
| 第二节 刑、行程序性冲突与协调 |
| 一、刑、行程序冲突现状 |
| 二、刑、行程序冲突原因 |
| 三、刑、行程序冲突协调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总第7—10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D]. 于菁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2]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宣和画谱》绘画着录及递藏研究[D]. 肖伟.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5]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6]明代时文阅读研究[D]. 安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6)
- [7]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D]. 买小英. 兰州大学, 2017(03)
- [8]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D]. 谭晓玲. 武汉大学, 2017(06)
- [9]中国话本小说与英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D]. 石松. 扬州大学, 2016(12)
- [10]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与其他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协调[D]. 熊理思.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