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夫之“夷夏之说”的精神内核(论文文献综述)
聂茂,付慧青[1](2021)在《王船山诗学思想与网络文艺的文艺性再造》文中提出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样态,网络文艺基于媒介思维建立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艺术编码,但同时"网络性"衍生的亚文化特性、文化边缘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倾向又使网络文艺逐渐丧失其"艺术性",有些作品甚至偏离了文艺作品作为精神产品应有的存在基点与价值原点。王船山诗学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内在的当代价值因子对实现网络文艺的文艺性再造具有重要的针砭作用与启示意义:网络文艺的存在之基应与人的生命意义的责任向度同构,追求具有人文底色的技术原道;在创作上应将技术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相调和,追求"文质兼美"的审美理想;其发展应以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为价值本位,发扬诗教传统,通过挖掘质的精神性、民族性、共通性以实现价值回归,真正发挥网络文艺作为精神性文艺产品应有的培根铸魂之用。
王诗蒙[2](2021)在《明末清初“诗史”观念拓展与深化》文中研究说明“诗史”是中国古代批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意涵丰富,代表着自《诗经》以来的叙事传统和从杜甫诗学中生发出的精神风尚。选取明末清初“诗史”观念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两种考虑。其一着眼于“诗史”内涵在这一时期有不同于前期的新变,被冠以“诗史”之称的诗人显着增多。其二,在明末清初时代语境下,存史于诗、存道于诗的“诗史”观念贯穿于当世士人的政治生活、精神体验、审美旨趣和创作风貌中,是遗民情志的集中体现。本文旨在考察“诗史”观念复兴现象背后更为深层的士人心态,进而明确清初“诗史”观的拓展和深化。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溯源“诗史”。历史地看,“诗史”意识肇始于文学发展之初,以《诗经》为代表的叙事传统直接涉及到了复杂的文学本质问题。沈约、孟棨将“诗史”带入诗学视野后,各代诗论家渐次为“诗史”注入了精神品格和理论品格,使其成为能够支撑丰富意涵的话语载具。明清易代时局激发了遗民士人的民族情感和文化保存意识,进而引发了遗民志士在政治文化上的抗清社事活动,通过对明末诗文的极力肃清,自觉承担起救亡“天下”的使命。第二章以“诗史”说在清初的拓展为主要内容。清初“诗史”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杜诗学这一旧有土壤,甚至超越了诗学视域,生发出有益于社会文化重建的文本价值、伦理价值和现实价值。清初“诗史”论中,钱谦益、吴伟业、王夫之三人的“诗史”论最有代表性。《钱注杜诗》、“心史”价值和王夫之异调“诗史”论在清初颇受学界关注,也客观、深刻地反映了清初遗民心态。三者分别面向“诗史”“以诗补史之阙”的文化功能、“史外传心”的纪事纪心功能和“诗不可以史为”的诗学反思功能。本章以钱谦益、吴伟业、王夫之的“诗史”论为例,管窥清初“诗史”内涵的拓展。第三章以“诗史”说在清初的深化为主要内容。第一节“诗史”与“诗统”,分析“诗史”用以文化救亡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渊源。第二节“诗史”与“诗教”,分析清初士人文化救亡的标准,聚焦于清初文人通过“诗史”对伦理秩序和审美理想进行的纠偏。第三节“诗史”与“学问”着眼于诗论家文化救亡的方式。诗家意图引导“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的后辈到达通晓义理的境界从而创作有益世人的“诗史”作品,以学返经史的态度锻炼、培育诗人“温柔敦厚”的底蕴,以经史中的道理淬炼诗歌。第四章以清初文学创作风貌为主要内容。明清之际的诗文创作明确的拥抱诗学话语,对明代文学予以反拨,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情感注入诗文创作,以“诗史”功能为创作依归,各类文学创作都展现出其有意存史的风貌。清初文人学者在诗文创作中自觉发挥了文本载史、载心、载道义精神的社会文化功能,无论是诗歌、戏曲的抒情类创作还是诗歌史、朝代史的学术类创作都体现着“诗史”价值。
龙晓燕,胡明[3](2021)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明至清前期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文中提出明至清前期,特别是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鼎盛的大一统时期,政权的更替以及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思想极为丰富。从宏观角度看,明朝的民族思想延续了传统的二元特征,既有"华夷之辨",也有"华夷一体",但"华夷一体"的思想在较长的时期发挥着凝聚人群的作用。明清鼎革,清朝为了建设大一统国家,超越了传统"内中华外夷狄"的传统民族思想,强调以统治疆域为基础的"中国一家",为近代中华民族一元观的出现奠定了历史性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董俊[4](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古宏韬[5](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提出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彭子义[6](2020)在《梅山傩戏服饰审美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梅山傩戏在湘中梅山地区流传己久、广为分布,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活动。它的形式丰富而古朴,其服饰蕴藏着特有的民间美术特征,具有重要的民俗和艺术价值。梅山傩戏的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傩戏剧本、傩戏形态和梅山文化等领域,鲜有学者对梅山傩戏服饰进行系统研究。因此,从民间美术视域出发,围绕“审美意象”对梅山傩戏服饰(法衣、傩面、头匝、道具等)进行系统研究,是一种研究视角的突破。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考查、比较分析等方法,探析服饰的形制、图像、图形、色彩、工艺、观念等构成因素,论述梅山傩戏服饰的形态与特征,可以深入地发掘其文化内涵,全面地认识其美学价值,深刻地理解其在梅山傩戏民间艺术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审美意象离不开审美活动,梅山傩戏服饰建构的审美意象只存在于梅山傩戏的审美活动中,这是梅山傩戏服饰审美意象的唯一性。以此为基准,研究梅山傩戏中服饰如何升华成审美意象的整个动态过程,也就是研究“象”如何转化为“意”的过程。梅山傩戏服饰审美意象的生成受到环境、信仰和视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傩戏服饰在傩事活动中的功能性表现为祈福、装饰,它辅助师公以服通神、饰扮角色,从而建立神性空间、扮演神性角色。傩戏服饰的构象法则与形制意蕴,具有独特的表现形态和审美特征,从而使得梅山傩戏成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和意象空间的视觉形象艺术。梅山傩戏服饰在审美活动中的整体意蕴,外化为虚实相生、离形得似和贵在生意的审美表现。在观看傩戏的审美体验中,这些审美表现被傩戏观众感知,再经由情感的升华,从而形成完整的梅山傩戏服饰审美意象,由此产生的审美愉悦显现出梅山傩戏“驱疫祈福”的重要功能性。梅山傩戏服饰的审美本质是情意交融,因为梅山傩戏服饰的形制、装饰、色彩、图像等独特的属性蕴藏着梅山乡民充沛而真实的内在情感。在观看梅山傩戏这一审美体验中,傩戏服饰变成为一种“浸透着情感的表象”,帮助梅山乡民实现审美欣赏到审美共鸣,梅山乡民投射的充沛情感就升华为梅山傩戏丰富的审美意象。梅山傩戏服饰的意象核心是梅山乡民的地方记忆,从梅山傩戏服饰意象的运化机制(内衍与外化)和演变方式(生活至戏剧)中,可以论证出梅山傩戏服饰是承载梅山乡民地方记忆的一种具体化物质形态,它传承和维护着梅山乡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惯例,从而使得梅山乡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和身份认同具有了普遍性意义。梅山傩戏服饰的当代保护任重而道远,这需要加强服饰的传承与保护,需要延续服饰的审美观念,从而助益梅山傩戏这一国家级非遗的保护与发展。总而言之,梅山傩戏服饰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从形制上看,服饰自然而朴素,具有庄重、含蓄的美感。从材料上看,服饰贴近乡民日常生活,追求实用的功能性。从装饰上看,图案呈现神秘粗犷之美,色彩和纹样巧妙地融合了民间吉祥寓意。从饰物上来看,傩面狰狞与荒诞的意象表达,与傩戏祈福纳吉的主题形成反差,营造出戏剧的矛盾与冲突;砌末取材于日常生活,装扮不同的神性角色,还原了梅山地域本真的乡土世界。傩戏服饰的形制、材料、装饰与饰物服务于“驱疫酬神、祈福纳吉”的民间信仰,反映出梅山地域先民朴素的审美意识。正因如此,傩戏观众“看见”服饰装扮师公后的“具象”,能够展开联想、进行判断、投入情感,使服饰超越了物理实在,建构出具有梅山文化内在肌理的审美意象。
李超杰[7](2020)在《道家政治思想史流变探析》文中研究指明道家以伏羲和黄帝为远祖,以伊尹和姜太公为近祖,在春秋末期由老子着《老子》而正式成立。道家以“道”为其哲学之宗,注重身国同治,守正可以治国出奇可以应变。自从道家产生以来,由于其哲学根基之厚重,使得道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同时道家注重顺应时势破旧立新,所以道家思想逐渐演变成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道家政治思想就是道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是截取道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经典着作、实践运用,试图探析道家政治思想的历史流变。通过本文的探索和分析,目的就是希望重新认识道家政治思想,破除对道家政治思想的偏见和误解,学习和借鉴道家政治思想中的精华。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序言。第二章主要分析老子和庄子的政治思想,第一部分分析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以“道法自然”为其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也为后世的道家政治思想奠定了最根本的哲学基础。作为帝王师的老子,非常注重帝王的个人修行,设计了一整套修行理论,这也是后世道教修行的理论源泉。关于政治思想的实践观,老子提出以“无为而治”为宗,这也是后世道家政治思想的理论源泉。老子政治思想的理想国就是“小国寡民”,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必然归宿,也是老子面对社会现实问题为周天子谋划的平乱治国之策。关于对老子政治思想的评价,我们会看到老子政治思想的历史源泉,还有其关爱众生的阶级立场,以及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还有其缺陷和不足。第二部分分析庄子的政治思想,庄子以“道归真朴”为其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也为后世道家的隐逸派奠定了最根本的哲学基础。庄子非常注重个人精神境界的修行,庄子为帝王设计了一整套修行理论,这一套理论其实也适合于大众百姓。关于政治思想的实践观,庄子提出了以“真朴无为”为宗,这是庄子政治思想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发展,也是两者的不同。庄子政治思想的理想国就是“至德之世”,这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必然归宿,也是庄子面对战火纷飞的时代所设想的浪漫天国。关于对庄子政治思想的评价,我们会看到庄子政治思想那种摆脱阶级利益反而关爱人文精神的阶级立场,还有其蕴含的政治价值体系,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启示,当然还有其缺陷和不足。第三章主要分析西汉初黄老政治思想和东汉末道教政治思想,第一部分分析西汉初黄老政治思想,这一部分选取《黄帝四经》为研究文本。黄老政治思想以“推天道以明人事”为其政治思想的哲学逻辑基础,非常重视“天道和人道”的互动关系。和道家老庄隐逸派不同,黄老派作为真正的道家帝王派,设计了一整套帝王修行理论,秉承了老子政治思想,但是又显示出积极有为的黄老派特质。黄老派“以道摄百家”形成了包容百家的政治思想,内可治国理政,外可攻谋伐交,可谓是帝王治国的巅峰理论。关于对《黄帝四经》的评价,我们会看到《黄帝四经》一书的成书渊源,还有其历史地位,以及那种成就霸业而又关注民生的阶级立场,最后还有其对当代政府的启示。第二部分分析东汉末道教政治思想,这一部分选取《太平经》为研究文本。道教政治思想以“神学之道”为其政治思想的哲学逻辑基础,并且衍生出“天”这一道教重要的宗教概念,“天人同构”和“天人合一”这是道教立教的哲学根基。道教政治思想设计了一整套帝王修行理论,秉承了老庄派和黄老派的修行理论,但是又显示出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道教政治思想所设想的“太平政治”模式,秉承了老庄派和黄老派的政治图景,不但显示出浓厚的神秘色彩,而且演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关于对《太平经》的评价,我们会看到《太平经》一书的成书渊源,还有其历史地位,以及那种积极努力调和各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阶级立场,最后还有其对当代政府的启示。第四章主要分析魏晋玄学政治思想和南北朝道教“官方化”改革政治思想,第一部分分析魏晋玄学政治思想。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政权更替既频繁又无序,使得汉代的“名教理论”受到重大冲击。同时汉代的经学也演变得繁琐迂腐,急需一种新的理论打破这样的学术局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魏晋玄学兴起,其包括的政治思想主要就是探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代表人物和思想包括何晏、王弼“贵无论—名教出于自然”的政治思想;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裴頠“崇有论—护名教而斥自然”的政治思想;郭象“独化论—名教即自然”的政治思想。魏晋玄学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世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追求。第二部分分析南北朝时期道教“官方化”改革政治思想,北魏的建立和刘宋篡晋开启了南北朝时期。自东汉末年太平起义之后直到三国西晋时期,道教依旧是民众起义的重要精神旗帜;同时儒家依旧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位置,佛教在这段时期也开始崛起;最后就是太平起义的失败和张鲁政权的灭亡,使得道教组织涣散并且教规教戒严重荒废。以上因素迫使道教必须进行自我改革,南北朝道教改革的政治方向就是“官方化”,代表人物包括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人,改革之后原来“民间对抗性”的道教,已经逐渐转变成“官方合作性”的道教。这次改革是有历史性意义的,不但奠定了后世官方和道教最根本的政治关系,而且使得道家以道教的形式不断的发扬光大。第五章主要分析唐宋明清时期的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以及道家政治思想的不断深化和演变。大唐王朝以道教为国教,李渊、李世民、李隆基都是运用道家政治思想的代表,唐末五代时期的杜光庭是道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代表作就是《道德真经广圣义》。大宋王朝期间道家依旧占据重要位子,赵匡胤、赵光义、赵恒都是运用道家政治思想的代表,王安石为推行“熙宁变法”作《老子注》,显示出道家政治思想中变革图强的精神。大明王朝期间道家依旧占据重要位子,朱元璋和朱棣都是运用道家政治思想的代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作《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在批判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道家政治思想虽然有所批判,但是更多的是赞誉和认同。大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中原的本土宗教道教有着天然的排斥心理,虽然顺治对道教还算相当重视,但那只是清廷的权宜之计。道光元年清廷彻底断绝了和道教的关系,使得道教流落民间,由此而演变出许多民间秘密宗教,特别是其中的义和团,不但破灭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而且为清廷敲响了丧钟。清末民初维新派代表严复作《老子评语》和《庄子评语》,在道家政治思想中发掘出现代民主自由政治制度的精神内涵。
刘雨欣[8](2020)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 ——《船山学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船山学刊》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刊物之一,自1915年8月创刊以来几经停刊和复刊,其间虽历尽艰难,但在各方的鼎力相助下又起死回生,并以顽强的生命力发展至今仍焕发着生机。《船山学刊》长期活跃在湖南学术界,是以光大船山思想,弘扬中华文化为使命的专门性学术刊物。《船山学刊》历经百年风雨,见证着历史变迁,凝聚着各个时代研究船山学学者的成果并影响至今。在民国时期由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报》一共有十五期,每期刊载了当时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学问以及对中国文化和西学探索的文章。这是《船山学刊》的前身,1991年之后改名《船山学刊》并延续至今已有125期的总数。《船山学刊》的过去与现在是船山学发展的历史,更是见证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船山学刊》的主要内容有三个部分,一为王夫之思想研究,是学刊的根基。主要研究领域有王夫之的哲学、王夫之的史学和王夫之的文学。二是湖湘传统文化研究,是学刊思想滋生的土壤。《船山学刊》以一种本土情怀研究和融入到湖湘文化当中,相辅相成。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学刊积极探索之地。《船山学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点在于儒释道研究。《船山学刊》以船山学研究为主要切入点,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传承湖湘优秀文化传统。《船山学刊》的编辑特色与学刊研究内容息息相关,从民国时期到现在,刊物的栏目虽与时俱进有所革新,但其办刊宗旨和精神内核没变。在变与不变中,从《船山学刊》编辑群体和栏目的变迁可以分析出《船山学刊》的编辑特色。《船山学刊》历经百年,其功用在于光大船山学问、弘扬湖湘文化、传承中国传统学问。《船山学刊》对于船山学的影响毋庸置疑,在海内外被奉为船山学研究的重镇、国学之津梁。《船山学刊》研究对船山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而《船山学刊》生长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也反哺湖湘文化,其湖湘文化研究成果促进了湖湘精神的觉醒。《船山学刊》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在于融合了船山学和儒释道文化,并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处。《船山学刊》发展至今,已然形成了完备的生态环境。包括稳定专业的编辑团队、丰富的稿件来源、明确的编辑方针。但另一方面期刊数字化建设,内容创新和学术化发展方向方面依旧需要不断探索。《船山学报》涉及的领域极为广阔,对船山学以及船山学背后蕴含的湖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内容,本文着重从期刊编辑学、湖湘文化传统和历史与传统方面进行研究。
罗啸[9](2020)在《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文中指出郭嵩焘是中国晚清具有法治人格的代表,在其法治理念与事功建立中处处彰显法治人格。晚清中西方文明碰撞冲突不断,在西方法治文化的影响下,部分知识分子突破传统的禁锢,走出国门参与西方法治生活,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理念,探寻法治真谛,郭嵩焘就是晚清先进法治人物的一个代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郭嵩焘参与筹办洋务过程中,其内心及行动上不断打破“夷夏之大防”观念,将西方人平等视之,主动认识西方法治文明,透过西方富强的现象看到西方富强的本质,提出着名的“本末论”。马嘉理事件爆发,郭嵩焘勇担历史重任出使西洋,成为了中国第一任外交官。出使西洋,也意味着“夷夏”观念在外力压迫下进一步被打破,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认识西方。出使期间,郭嵩焘以平等的心态参与到西方法治生活中,积极学习并运用国际法知识维护中国国家权益,赢得了西方世界的尊重与赞赏,尽展其法治人格。回国后,郭嵩焘并未上京复命,而是回到家乡投身湖湘复兴改革运动,试图将自己在西方所学到的先进理念对现实进行改造,为湖湘法治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在湘风促化过程中,郭嵩焘改造传统教育模式,引进西方法治教育,推动了湖湘法治教育近代化,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被后世誉为“维新变法先驱”。郭嵩焘的法治人格影响着其事功的建立,并在事功的建立中不断完善其法治人格。湘人在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的影响下,思想由保守逐渐走向开放,谭嗣同等人承继了郭嵩焘的法治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法治文化近代化的转型,建立了一系列法治事功。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自觉形成完善的法治人格,养成法治思维、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在理顺与汲取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培养现代法治人格,为不断推动法治国家建设打造坚实基础。
张子峻[10](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研究指明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二、王夫之“夷夏之说”的精神内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夫之“夷夏之说”的精神内核(论文提纲范文)
(1)王船山诗学思想与网络文艺的文艺性再造(论文提纲范文)
一、王船山哲学诗学思想对网络文艺创作态度的警示意义 |
二、王船山审美诗学思想对网络文艺文体形式的启示意义 |
三、王船山诗教诗学思想对网络文艺价值追求的导引意义 |
四、结语 |
(2)明末清初“诗史”观念拓展与深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问题缘起 |
2.明末清初“诗史”观研究现状 |
第一章 “诗史”流变与清初“诗史”观复兴 |
第一节 “诗史”之流变 |
1.“诗史”发源 |
2.宋元“诗史”论的精神品格 |
3.明代“诗史”论的理论品格 |
第二节 明清之际士人身份认同与“诗史”观念复兴 |
1.朝代鼎革与“遗民”身份认同 |
2.“华夷之辨”与民族身份认同 |
3.“薙发令”与文化身份认同 |
第二章 明末清初“诗史”论拓展 |
第一节 “以诗补史之阙” |
1.钱注杜诗 |
2.清初杜诗注本举隅 |
第二节 “史外传心之史” |
1.“心史”尊道崇德的内涵 |
2.以吴伟业为代表的清初“心史”论 |
第三节 “诗不可以史为” |
1.王夫之“比兴”观念改造 |
2.王夫之非议“诗史” |
第三章 明末清初“诗史”观念的深化 |
第一节 “诗史”与“诗统” |
1.王朝“正统”观的忠义维度 |
2.诗歌选评中认定杜诗典范 |
3.地域诗学传统的现实品格 |
第二节 “诗史”与“诗教” |
1.“真性情”的诗学追求 |
2.“诗可以怨”与“温柔敦厚” |
3.述经明道、读史感兴 |
第三节 “诗史”与“学问” |
1.通经达史的创作旨归 |
2.学人之诗与经史考据 |
3.“诗史互证”的读诗方式 |
第四章 明末清初“诗史”观念下的创作实践 |
第一节 清初创作风貌 |
1.易代时局与清初文坛新面貌 |
2.遗民心态下经世致用的创作追求 |
第二节 以“梅村体”、《桃花扇》为代表的诗文创作 |
1.“梅村体”的诗歌创作 |
2.《桃花扇》的剧本创作 |
第三节 以《列朝诗集》《所知录》为代表的学术传略 |
1.明诗史《列朝诗集》 |
2.南明史《所知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明至清前期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一、明朝“华夷一体”的民族思想 |
二、清朝前期“中国一家”的“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结语 |
(4)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祭文的定义和范畴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选题思路、意义与展望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明以前的中国祭文历史回顾 |
第一节 先秦至秦汉的祭文概况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祭文概况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祭文概况 |
第四节 明以前祭文史小结 |
第二章 明清祭文与国家礼典 |
第一节 国家祀典的祭文书写与收录概况 |
第二节 吉礼祭文 |
一、祭天的祭文 |
二、祭地与社稷的祭文 |
三、祭祀宗庙先祖的祭文 |
四、日月星辰的祭文 |
五、内殿节日祭先的祭文 |
六、劝农之礼的祭文 |
七、岳镇海渎山川的祭文 |
八、动物神的祭文 |
九、城隍神与祭厉的祭文 |
十、历代帝王与三皇的祭文 |
十一、关羽神祀祭文 |
十二、孔圣的祭文 |
十三、祭祀功臣亲信的祭文 |
第三节 凶礼祭文 |
一、皇室的丧葬祭文 |
二、品官士庶的祭文 |
第四节 嘉礼祭文 |
第五节 满族朝廷礼仪中的祭文 |
第三章 明清祭文与专制皇权 |
第一节 谕祭文的频繁化和权威化 |
第二节 宗教化的祭文:青词、道士与政治权力 |
第三节 祭文与封神运动 |
第四节 祭文与满人政权的威信 |
第四章 明清士人的祭文世界 |
第一节 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创作 |
一、明清士人祭文的常见书写形式 |
二、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史特点 |
(一)明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二)清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第二节 思想史视野下的明清士人祭文 |
一、明清祭文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建构 |
(一)祭文与理学的“学统”“道统”意识 |
(二)以阳明学为中心的祭文与思想传承情况 |
(三)清代乾嘉学术氛围中的士人祭文 |
二、祭文与儒学面临的挑战:“学禁”和三教会通 |
三、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士人的祭文解读 |
第三节 士人祭文中的政治生涯图景 |
一、明清儒家祭文中的节义现象 |
二、祭文中的士人从政生涯 |
(一)军旅事务 |
(二)荒政与灾患的祈祷 |
(三)治河 |
(四)左迁与流放 |
第四节 士人祭文与生死观念 |
一、自祭文与士人的生死观 |
二、士人祭文与贞烈女性塑造 |
第五章 民间祭文与礼制下移 |
第一节 士人阶层与民间祭文的关系 |
一、民间祭文用典及其内在精神 |
二、士人引导下的民间祭文 |
三、祭文与士人的负面形象:以“错死人”笑话为例 |
第二节 民间日用书籍所见祭文及其礼仪 |
一、日用类书所见民间祭文的类型和特点 |
二、民间日用祭文的礼仪损益 |
(一)祭文中祭品称谓的统一简化 |
(二)祭文与宗族祭祀 |
(三)世俗趣味的墓祭文 |
第三节 祭文与民间俗文化 |
一、祭文的社会节庆风俗 |
二、礼文学的雅俗分合 |
三、祭文与地方社会的信仰 |
四、通俗文学中的祭文:从“歌祭文”引发的思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6)梅山傩戏服饰审美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论域界定 |
一、关于选题的几点解释 |
二、服饰与审美意象论域 |
三、审美意象研究的对象 |
四、傩戏服饰的本质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戏服与傩戏服装的研究 |
二、傩文化相关研究 |
三、意象、审美意象、戏曲意象、戏服意象 |
四、知识辐射类资料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梅山傩戏服饰审美意象范畴研究 |
第一节 “意象”简论 |
一、“意象”溯源 |
二、东西方审美意象比较 |
第二节 梅山傩戏审美意象相关概念辨析 |
一、意象与形象 |
二、“美”与“丑” |
第二章 梅山傩戏服饰审美意象生成基础 |
第一节 环境:自然因素的影响 |
第二节 信仰:民俗的根据 |
第三节 视觉:目击而道存 |
第三章 服饰为“象”:审美之源 |
第一节 服——以服通神 |
一、神性空间的建立 |
二、服饰形制考释 |
三、服饰装饰特征 |
第二节 饰——饰扮角色 |
一、神性角色的扮演 |
二、傩面的表现形态 |
三、砌末的表现形态 |
第三节 美——审美特征 |
一、程式性 |
二、可舞性 |
三、装饰性 |
第四章 审美为“意”:服饰之魂 |
第一节 虚实相生 |
一、虚实相生溯源 |
二、梅山傩戏服饰“虚实相生”的审美表现 |
第二节 离形得似 |
一、离形得似溯源 |
二、梅山傩戏服饰“离形得似”的审美表现 |
第三节 贵在生意 |
一、贵在生意溯源 |
二、梅山傩戏服饰“贵在生意”的审美表现 |
第五章 超越与复归 |
第一节 情意交融:梅山傩戏服饰的审美本质 |
一、服以载情 |
二、以情入意 |
第二节 地方记忆:梅山傩戏服饰的意象核心 |
一、内衍与外化 |
二、生活至戏剧 |
第三节 任重道远:梅山傩戏服饰的当代审视 |
一、服饰的传承与保护 |
二、审美观念的延续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访谈记录 |
附录二 :相关图片资料 |
附录三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道家政治思想史流变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二、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本文研究的逻辑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春秋老子的道法自然—战国庄子的逍遥无为 |
第一节 老子政治思想 |
一、道法自然—老子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
二、帝王修行—老子政治思想的君主观 |
三、无为而治—老子政治思想的实践观 |
四、小国寡民—老子政治思想的理想国 |
五、对《老子》一书政治思想的评价 |
第二节 庄子政治思想 |
一、道归真朴—庄子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
二、逍遥自由—庄子政治思想的君主观 |
三、真朴无为—庄子政治思想的实践观 |
四、至德之世—庄子政治思想的理想国 |
五、对《庄子》一书政治思想的评价 |
第二章 西汉初的黄老之术—东汉末的道教起义 |
第一节 黄老之术—《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 |
一、推天道以明人事—黄老之术的政治哲学基础 |
二、《黄帝四经》的帝王修养观 |
三、《黄帝四经》包容百家的政治思想 |
四、对《黄帝四经》一书政治思想的评价 |
第二节 神学道教—《太平经》的政治思想 |
一、神学之道—道教的政治哲学基础 |
二、《太平经》的帝王修养观 |
三、《太平经》人神结合的政治思想 |
四、对《太平经》一书政治思想的评价 |
第三章 魏晋玄学“新道家”—南北朝道教“官方化”改革 |
第一节 魏晋玄学“新道家”政治思想 |
一、魏晋玄学的历史背景 |
二、何晏、王弼“贵无论—名教出于自然”的政治思想 |
三、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
四、裴頠“崇有论—护名教而斥自然”的政治思想 |
五、郭象“独化论—名教即自然”的政治思想 |
六、对魏晋玄学政治思想的历史评价 |
第二节 南北朝道教“官方化”改革政治思想 |
一、南北朝道教“官方化”改革的历史背景 |
二、葛洪的道教神仙理论体系 |
三、寇谦之道教改革 |
四、陆修静道教改革 |
五、陶弘景道教改革 |
六、对南北朝道教“官方化”改革政治思想的历史评价 |
第四章 唐宋明清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和深化演变 |
第一节 大唐王朝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和深化演变 |
一、道家政治思想在唐朝的历史背景 |
二、李渊、李世民、李隆基对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 |
三、杜光庭对道家政治思想的总结 |
第二节 大宋王朝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和深化演变 |
一、道家政治思想在宋朝的历史背景 |
二、赵匡胤、赵光义、赵恒对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 |
三、南宋、金、元统治者利用道家政治思想稳固政权 |
四、王安石借助道家政治思想变法图强 |
第三节 大明王朝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和深化演变 |
一、道家政治思想在明朝的历史背景 |
二、朱元璋对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 |
三、王夫之对道家政治思想的总结 |
第四节 大清王朝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和深化演变 |
一、道家政治思想在清朝的历史背景 |
二、爱新觉罗·福临对道家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 |
三、严复从道家政治思想中发掘现代民主自由精神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传统与现实的交汇 ——《船山学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船山学刊》其史 |
第一节 《船山学报》及其创办背景 |
一、刘人熙其人 |
二、船山学社 |
三、《船山学报》 |
第二节 改革与传统——1984年第一次复刊 |
一、复刊的时代背景 |
二、复刊后的主要成果 |
第三节 现代与创新——1991年再次复刊 |
一、再次复刊的时代背景 |
二、再次复刊后的主要成果 |
第二章 《船山学刊》其学 |
第一节 《船山学刊》的王夫之研究 |
一、《船山学刊》的王夫之哲学思想研究 |
二、《船山学刊》的王夫之史学研究 |
三、《船山学刊》的王夫之文学研究 |
第二节 《船山学刊》的湖湘文化研究 |
一、《船山学刊》湖湘文化研究概述 |
二、《船山学刊》的湖湘文化研究成果 |
第三节 《船山学刊》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
一、《船山学刊》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概述 |
二、《船山学刊》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 |
第三章 《船山学刊》其编 |
第一节 、栏目变迁与特色 |
一、栏目变迁 |
二、特色栏目 |
第二节 、编辑群体与编辑特色 |
一、民国时期的编辑群体与编辑特色 |
一、复刊后的编辑群体与编辑特色 |
第四章 船山学刊其用 |
第一节 光大船山学问 |
一、发掘整理王夫之着作 |
二、扩展船山学边界 |
第二节 发扬湖湘文化 |
一、船山学和湖湘文化交融发展 |
二、弘扬湖湘文化传统 |
第三节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
一、传承儒释道文化 |
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
第四节 兼容并蓄,多样发展 |
第五章 船山学刊其未来 |
第一节 数字化建设 |
一、《船山学刊》数字化建设现状 |
二、数字化发展策略 |
第二节 博采众长,吸收优秀办刊经验 |
一、进一步与现实紧密结合 |
二、进一步延展研究领域 |
三、进一步精深研究成果 |
第三节 解读时代,期刊内容多元化 |
一、以点带面,编织优秀文化 |
二、清晰思路,寻求文化创新 |
三、立足时代,承担社会责任 |
结语 坚守传统,别开生面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际意义 |
三、研究动态述评 |
(一)对近代湖南人的人格事功研究 |
(二)对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的研究 |
四、理论导引 |
(一)湖湘人格与事功 |
(二)法治人格与事功的理论分析 |
1、“人格”一词的溯源及定义探讨 |
2、法治人格的定义探析及内涵 |
3、法治人格与事功的理论阐释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六、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郭嵩焘法治人格形成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 |
第一节 晚清变局与西方法治文明的传入 |
第二节 国人对西方法治的主动传播 |
第三节 郭嵩焘的个人经历 |
一、郭嵩焘与湘军事业 |
二、参与洋务运动 |
三、出使西洋 |
四、公使回国 |
第二章 洋务先知:清醒看世界第一人 |
第一节 湖湘士人对“夷务”的探索 |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 |
二、湘人领导的洋务运动 |
三、郭嵩焘初涉洋务知洋情 |
第二节 郭嵩焘洋务思想及其法治人格体现 |
一、破“夷夏之防”观念 |
二、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
第三章 使西先觉:第一公使的法政考察 |
第一节 “马嘉理”事件的影响 |
一、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 |
二、郭嵩焘任中国第一任外交官 |
第二节 郭嵩焘对英国议会制度的考察 |
一、对“君民兼主国政”的思考 |
二、在中西民主政治之间进行对比 |
第三节 对西方司法制度的考察 |
一、对律师制度的考察 |
二、对陪审制度的考察 |
三、对狱政制度的考察 |
第四章 湘风促化:推动湖湘法治文化的近代转型 |
第一节 重振‘人心风俗’ |
一、确立王船山“道统‘地位 |
二、以王船山为核心树立湖湘典范 |
第二节 开创近代湖湘法政教育先河 |
第三节 早期维新运动先驱 |
一、建立中国式议会制度的提议 |
二、早期湖湘维新派对郭嵩焘思想的继承 |
三、近代湖湘法政事业的兴起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期刊类 |
三、学位论文类 |
四、报刊、文件类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10)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2.5 本章结语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致谢 |
四、王夫之“夷夏之说”的精神内核(论文参考文献)
- [1]王船山诗学思想与网络文艺的文艺性再造[J]. 聂茂,付慧青.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明末清初“诗史”观念拓展与深化[D]. 王诗蒙. 山西大学, 2021
- [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明至清前期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J]. 龙晓燕,胡明. 思想战线, 2021(03)
- [4]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6]梅山傩戏服饰审美意象研究[D]. 彭子义.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道家政治思想史流变探析[D]. 李超杰.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8]传统与现实的交汇 ——《船山学刊》研究[D]. 刘雨欣.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D]. 罗啸.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10]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