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民办教育盈利能力分析及启示

一、日、美私立教育营利问题分析及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蔡雪玲^[1]（2021）在《美国营利性高校发展定位研究 ——以战略教育公司为例》文中指出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第三阶段教育,在人才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自2016年12月30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通知以来,民办高校面临重要选择,营利性民办高校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类型。以此为契机,梳理美国营利性高校发展定位的历史演进,并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定位至关重要。为进一步说明美国营利性高校发展现状和定位,选取战略教育公司作为案例并从政府、市场和非正式制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营利性高校的政策、认证机构对案例公司的整体认证和专业认证是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战略教育公司参与利基市场的行为及其管理模式带有典型的企业特征。该公司关注社会责任、重视内部文化建设和外部形象塑造又发挥出非正式制度的效用。可见,战略教育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的定位受多种因素影响。对比而言,我国民办高校处于分类登记过渡期,是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起步阶段。通过对所选案例公司的分析发现其所处政策环境、所秉持的市场取向、所崇尚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缄默性使其容易被忽略,而美国营利性高校对内崇尚公司使命、塑造员工认同感,对外重视宣传公益属性,正是对非正式制度的具体运用。如何结合政策环境、发挥市场作用、依托非正式制度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营利性民办高校,实现准确定位,是本文论述的重要问题。通过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和教训。具体经验包括:政府引领营利性民办高校起步,推进制定连续配套的政策,做到科学监管;营利性民办高校自身优化资源配置,发掘并对准利基市场;重视非正式制度功效,寻求未来长远发展。同时,美国营利性高校发展过程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引以为戒:即防止政府监管陷入“一抓就死、一松就乱”的怪圈;警惕市场调节的盲目性,避免唯利是从的发展路径。

李海鹏^[2]（2020）在《美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管理经验与启示》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历史悠久,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多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相对成熟的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管理机制。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民办教育行政管理虽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管理越位,政策不能精准落地,资助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非营利私立高校管理经验,为我国尚处分类管理初期的民办非营利高校管理提供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管理机制,促进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

刘青平^[3]（2020）在《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研究 ——以四川省X学院为例》文中认为董事会作为我国民办高校的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董事会制度是否完善、科学,不仅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还关系到教职工、学生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通过对已有文献及实地调查发现,我国民办高校都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高校都设立了董事会。然而由于具体国情的调试和法律的不完善,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董事会的组成人员结构单一;董事会、校长权责不明;董事会运行机制不畅;及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会影响到我国民办高校的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因此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共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其主要内容为选题缘由、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等。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的实证研究比较少,更多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对比研究上。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探究部分,首先对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介绍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法人治理结构理论及政策执行理论。第三章分析了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发展时间较短,且出现过中断的情况,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比较欠缺。通过对民办高校董事会与公立高校董事会、公司董事会的比较,民办高校董事会有它们的某些特性,但更多的是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第四章通过对四川省X学院董事会相关人员的访谈,了解其董事会制度的运行现状,找出问题并分析原因。调查研究发现,四川省X学院董事会制度存在着董事会组成成员结构不合理;董事长的约束机制缺失;校长的职能缺位;董事会监督机制的缺失;议事规则缺乏科学性等问题,分析其原因主要有:投资者职能越位;董事会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董事会与校长缺乏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民促法》未对董事会的运行机制做详细规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执法不严。第五章为借鉴国内外私立高校董事会制度的优势,如董事会成员结构合理;董事会运行机制健全;完备的监督机制等。针对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优化董事会组成人员结构;完善民办高校的监督机制,建立监事会;校董分离,各司其职,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健全董事会的运行机制,规范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董事会章程。

陈欢^[4]（2019）在《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文中提出早期保教是保障儿童身心安全与健康、奠定儿童终身学习基础的社会公益事业,让所有儿童接受高质量早期保教是促进社会公平、培养未来人才的重大民生工程。但是,囿于公共财政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现实约束,如何实现早期保教优质普惠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我国在过去的30年里推进了学前教育市场化,依靠社会力量实现了供给规模的快速扩大和普及水平的稳步提升。但同时也要承认,我国学前教育底子薄、欠账多,在市场化过程中又出现了“入园难”、“入园贵”和部分私立幼儿园价格虚高、过度营利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在党和国家深化学前教育改革、全力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背景下,探索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耦合路径,是实现公办民办并举、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的必然诉求。英格兰0-5岁早期保教虽然也主要由社会力量供给,但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已经基本普及了优质的服务。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学前教育市场失灵的困境,基于市场参与者有机联动的微观经济学视角,采用文献研究、实地研究的史料收集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的史料分析方法,对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进程进行了历史研究。研究发现,英格兰政府从参与市场和塑造市场两个维度,构建了以直接供给、委托代理、规制管理、市场支持和市场信息五大干预杠杆为主轴的市场失灵干预框架。本研究根据该框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与保教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将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通过对三大历史阶段的比较分析和对干预成效的评鉴,为我国新时代学前教育治理提出了启示与借鉴。全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对英格兰政府早期保教市场干预框架进行了学理分析。本章阐述了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表现以及政府干预的一般策略,并基于对早期保教服务私人与社会价值的分析,说明了早期保教市场失灵的特殊性、必然性和可采取的应对举措。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干预框架的目的是通过建设“有为政府”实现“有效市场”,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规避市场失灵。第二章描绘了1948年至1997年,英格兰政府有限干预致使早期保教市场粗犷扩张的历史阶段。本章分别追溯了英格兰公立、私立早期保教服务的产生缘起,说明了公立供给兜底功能的由来,以及私立供给多样性的原因。英格兰政府为了保护儿童的安全,对私立早期保教强制注册和督导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由于规制管理十分有限而且不成系统,原生早期保教市场呈现学位供给地域均衡性差、保教质量稳定性低的特征。第三章呈现了1997年至2007年,英格兰政府全面干预促进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的历史阶段。在市场参与方面,儿童中心和早期卓越中心赋予了公立保教全新的时代意义,免费学位政策则通过购买私立部门的服务刺激了私立供给的增长。在市场塑造方面,初步建成了以法定质量标准、师资从业标准和注册督导制度为内容的规制体系,并确立了市场支持结构的基本形态。地方治理是这一阶段在中央统筹下产生的新事物,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历经了从伙伴关系成员到民主战略领导的转变。全面干预取得了卓越成效,推动了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实现了质量的基本稳定和供需的基本平衡。第四章追溯了2008年至2018年,英格兰政府深化改革但引发早期保教市场发展困境的历史阶段。在市场参与方面,强化了公立部门的兜底功能,扩大了学位购买的范围并提高了拨款透明性,但整体参与程度因财政紧缩而降低。在市场塑造方面,不断修订以儿童为中心的法定质量标准及其配套的监管制度和师资要求,不断扩大家庭保教支出补偿范围。在地方治理方面,进一步规范了协同委托市场管理流程,加强了保教信息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但解除了地方政府质量支持的法律责任。继承既有干预框架、深化市场作用的改革思路引发了早期保教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困境。第五章对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进行了评鉴,并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本章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对1948年以来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政策工具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虽然英格兰政府基本有效应对了市场失灵,但只有超越市场话语体系、深化政府才能突破当前的困境。基于英格兰经验,我国新时代学前教育在宏观治理层面应协调三大政策目标间的冲突、把握五大干预杠杆间的平衡;在中观治理层面,应注意坚守公办学前教育的价值归属、研发儿童中心的过程质量实践标准、健全注册督导制度、建设质量信息公共平台;在微观治理层面,地方政府应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切实推动供需平衡和有效支持质量提升。

徐乾^[5]（2019）在《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新生儿数量的增加,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儿童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且日益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导者,担负着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责任。然而,目前我国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存在主体责任不清、政策碎片化、保-障范围窄、服务体系不健全、财政缺口大、保障水平低等问题。同时,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要提振生育意愿,也要求进一步提升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以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这使儿童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时,重点强调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弱有所扶”等方面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包括儿童在内的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支持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顾,鼓励社会组织兴办托幼机构,并要求加强儿童安全保障;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办好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继续推进儿童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并要求加强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重点关注困境儿童。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政府报告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说明党和国家对儿童的关怀和解决儿童公共服务供求矛盾的紧迫性。深入分析儿童公共服务主体责任,提升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水平,满足当前儿童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弥补政府财政在儿童公共服务保障中的不足,提升儿童公共服务的供给效能,探讨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和可能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一,构建儿童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框架。本文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责任、理念、规模和模式进行理论解构,并构建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主体责任框架,深入分析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过程中各主体的特征,依据其特征演化主体间参与、合作与博弈网络关系,进而形成基于比较优势和不对称权利下的功能互补、协同增效的合作模型。结合主体供给效能分析,清晰界定我国儿童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优势领域,从而发展出一套对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实践更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规范性指导体系。第二,分析我国儿童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和问题。首先,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主体网络关系的角度,分析各个主体在儿童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效率。其次,对支持性、替代性和补充性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政策体系和现状深入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存在的现实问题。第三,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实证分析。首先,构建世代交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人力资本视角下考虑儿童教育公共服务、卫生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规模和结构,以及不同儿童教育公共服务投入模式等因素,测度对经济增长、福利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其次,运用循证法对我国现有政策规定的儿童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进行测度,研究现有供给水平与政策要求间的财政投入缺口。再次,建立计量模型,对国际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儿童教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规模进行测算和预测。最后,对儿童人口数量进行预测,结合医疗卫生公共服务需求和实际投入,测算财政投入缺口,为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规模提供参考与借鉴。第四,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国际经验。首先,对OECD国家不同儿童公共服务内容财政支出规模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不同国家的投入水平和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投入结构的差异和特征;其次,对国外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内容进行分析;最后,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促进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儿童公共服务供给三方面,分析国外财政保障重点举措。本文的主要结论。首先,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方面存在着主体责任不清晰,保障范围不明确、保障缺口大等五大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理论界定不清晰、预算管理不到位、政府引导不足以及法律政策不健全四个方面。其次,本文通过世代交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不同儿童教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儿童教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对一国经济增长、福利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有积极正面影响,增加儿童教育等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有助于提升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的福利水平;第三,运用循证法对我国现有政策规定的儿童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情况进行测算发现,我国义务教育政策需求与实际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资金缺口仍较大。第四,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国际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儿童教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规模进行测算和预测发现,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儿童教育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规模相比,我国财政投入仍有较大差距。第五,采用国际人口预测软件PADIS-INT进行儿童人口预测,并结合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对人均应有投入进行计算,测算我国未来儿童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需求和缺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五个政策建议。一是要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明确公共服务主体责任,并激励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二是扩大财政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与质量。国家层面应丰富供给内容,地方政府层面应力求供需平衡,同时应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儿童公共服务供给;三是合理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并从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角度丰富保障手段;四是加强预算管理、精细税收管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五是完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绩效评价主体和内容,细化评价指标。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陈春梅^[6]（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苏立^[7]（2019）在《我国民办高校治理问题的研究 ——基于上海J学院的案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在公办高等教育服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民办高校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积累了一定的民办高校治理经验,成为我国公办高等教育的有益补充。民办高校的发展进程,也是我国教育体制不断改革,高校治理不断规范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治理架构。然而,与公办高校相比,我国民办高校长期以来存在着产权不清,资金缺乏,师资力量薄弱等不足。导致民办高校问题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民办高校的定位模糊,和公办高校竞争地位不平等是主要原因。这种局面导致民办高校在税收优惠和教师待遇方面长期面临法律和政策适用方面的无所适从,学校举办者和出资者的权益保护或存在法律缺失或缺乏落实条件,从而制约了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基于上述原因,本论文运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在对我国民办高校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对其治理困境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类治理的理论主张,并结合上海民办J学院案例,分析了我国民办高校治理经验、问题以及改进建议。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内容是:对问题的提出、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本文的创新之处进行总体的介绍。其次,界定相关概念。最后,提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和政策法律的演变进行回顾。分析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相关法律政策的演变的原因,对我国民办高校在发展中所走过的误区和现实阶段所面临的定位问题的历史原因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新的治理观点。第三部分,提出民办高校分类治理的理论依据与分析分类治理的现实必要性。第四部分,案例实证研究,以J学院为例,概述其当前的治理现状,并在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分析J学院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五部分,结合J学院治理问题的思考,为J学院的治理提出建议对策。总之,本论文认为我国民办高校治理首先应当进行营利与非营利分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理顺营利性私有产权和非营利社会产权的基础上,对民办高校采取不同的治理结构和鼓励政策,营造民办高校与与公办高校的公平竞争环境。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民办高校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

邢丽娜^[8]（2017）在《世界一流大学经费水平和结构研究 ——基于30所研究型大学的数据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最新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排名前100的大学中仅有4所中国大学,这意味着我国距离“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还非常遥远。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财力。自“985工程”、“211工程”实施以来,我国高校的经费收支水平逐渐增大、经费来源更加多样化。然而,我国高校经费来源仍过度依赖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国内高校仍存在经费使用效益低、财务支出透明度较低、支出划分方式不合理,而且不单独反映教学科研的支出情况等问题。美国大学的发展在整个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最新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排名前100大学中有39所美国大学。鉴于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具有明显的学术优势,我们选择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样本,收集、整理大学财务收支数据,分析世界一流大学经费水平和结构的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通过比较一流大学与全美大学、一流公立大学与一流私立大学、中美一流公立大学以期从不同层面了解大学经费水平和结构的异同,从而为我国高校调整经费水平和优化收支结构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经验借鉴。本文共包含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述评国内外研究现状,选用研究方法,整理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部分阐述基本理论,界定核心概念,探讨样本大学选择问题;第三部分研究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经费水平,通过比较美国一流公立大学与美国四年制公立大学、美国一流私立大学与美国四年制私立非营利大学的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得出美国一流大学经费水平的特征;第四部分研究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收支结构,通过比较得出美国一流大学收支结构的特征;第五部分通过比较中美世界一流大学的经费水平和结构得出中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六部分对上述研究进行总结,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调整我国经费水平和优化收支结构,从而促进“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第七部分探讨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曹彦^[9]（2011）在《我国民办高校融资问题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迅速发展,我国民办高校也迅速兴起并得到快速的发展,如今已形成相当规模,办学模式呈现多样化、学科建设逐渐合理,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民办高校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问题开始日渐突出,成为阻碍我国民办高校进一步发展乃至威胁民办高校生存的关键因素。虽然国家为支持民办教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目前这些政策还有待落实,并且仍有很多需要继续完善之处。本文通过对我国民办高校融资现状的总体研究和对西安某民办高校融资状况的个案研究发现,我国民办高校可以采用的融资渠道有政府资助、学杂费收入、银行贷款、校办企业、社会捐赠等,但是由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有些融资方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很多困难,造成我国民办高校筹资渠道比较单一,而民办高校要发展壮大、提升办学层次,仅靠办学初期投入的资金和学费积累是难以坚持的,因此民办高校融资必须采用多渠道融资的模式。本文通过研究我国民办高校融资现状,分析了形成民办高校融资难的原因,既有政策方面、社会认知方面的因素,也有民办高校自身的因素。本文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私立大学融资情况的介绍,对比我国民办高校融资的现状,从而提出一些可行性对策。本文认为促进民办高校发展,应拓展民办高校的融资渠道。首先,借鉴发达国家私立大学的经验,应该健全支持民办高校发展的政策法规,明晰产权归属问题,提高社会认知度增加社会捐赠。其次,完善多元化融资渠道,如发展校办产业,利用融资租赁、BOT租赁,利用商业信用以及发行教育彩票等方式。在政策完善的前提下还可以尝试新的融资方式如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等方式进行筹资。最后,无论民办高校采用何种融资渠道,都要加强资金管理,合理支配资金,提高办学质量,这样才能在与公办高校的竞争中获得资源,保证民办高校持续稳定的发展。只有解决民办高校融资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推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高等教育走向繁荣。

叶财富^[10]（2010）在《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制度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民办高职院校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发展转型期”,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各种问题急待解决。归纳起来,民办高职院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无外乎有两个：一是外部公共制度不完善,二是内部治理制度不健全。内外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从战略上创新优化民办高职院校的制度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论文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第一个角度是国际比较。鉴于西方国家的私立大学起步早,外部、内部制度均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实践模式,因此本论文将对西方主要国家（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私立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进行研究,以资借鉴。第二个角度是对现状的把握。通过调查上海、乃至全国民办高职院校目前制度环境的现状,总结问题,分析根源。在此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根据成功的实践总结,运用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工具,从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层面的制度优化入手,抓住民办高职院校持续发展的制度这一关键问题,进行理想的制度优化目标设计,揭示民办高职院校的特殊性制度安排,提出现实可行的优化建设操作性建议,是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主要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框架进行阐述。厘清本文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对“民办高职院校”进行界定,对“制度”、“制度优化”进行诠释。同时介绍本文涉及的研究方法、理论工具和技术路线。认真分析民办高职院校制度建设所依赖的因素,力求建立起这些自身变量与制度目标的关联度,通过条件的改善以达到制度的优化。第二章,历史回顾和制度变迁。回顾我国私学的兴起、发展和结束,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历史,着重研究我国民办高职院校制度的演变,从发展规律和历史阶段中把握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特殊脉络,寻求制度建设与时代发展的紧密关系,力图为制度目标的设计作必要的铺垫。第三章,制度比较与优化目标。以比较视野,借鉴西方着名私立大学的成功制度、台湾地区私立技职教育的发展经验,进行法律制度、经费投入制度和管理治理制度的目标构建,运用准公共产品、成本分担、公共政策等理论工具,从而提出理想化的制度目标假设,构建目标制度所需要的实现条件,分析民办高职院校制度优化的民办体制、高职类型和新建院校等有利条件,阐述民办高职的制度优化功能及模型。第四章,民办高职院校的外部制度分析。揭示民办高职发展与制度环境的互动关系,政府宏观政策与学校微观教育活动的关系,政府和学校是一对相互关联的利益共同体,对理想的制度安排都充满了期待,双方在利益博弈互动均衡过程中,培育起各自的责任意识,达到制度目标的统一。目前民办高职院校外部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法律制度的重复与缺位、产权制度的界定与模糊、监管制度的扶持与制约、同等制度的认可与看轻及市场制度的贴近与距离等方面。外部制度亟需优化的背后是体制限定、文化制约和教育属性等根源。第五章,民办高职院校的内部制度分析。民办高职院校具有内部制度的竞争力特征,可从资源效率机制、文化稳定机制、市场契合机制、供给优质机制等方面进行描述。然而事实上民办高职院校的内部制度局限严重制约了其自身优势的充分发挥,主要表现在组织治理制度、人才培养制度、教师聘用激励制度、质量保障与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文化积淀制度等方面,尚未健全的委托代理、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不够明确的使命管理、相对短期的价值选择是民办高职院校的内部制度亟待优化的根源。第六章,民办高职院校的制度优化路径。民办高职院校制度优化需要遵循公共教育政策均衡性、制度竞争环境公平性、资源配置制度效率性、内部运行制度激励性等一系列原则。为实现假设的理想化制度目标,必须进行外部和内部制度的优化路径设计,并作必要的制度优化实施策略和评估研究。对政府来说,要实现角色转变,框定管理边界、降低管理成本、转变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实现从政策治校到依法治校、直接干预到间接调控、充分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对学校来说,必须将政府的普遍性制度要求,和自身的实际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求特色,并使之具备文化的内涵,保持制度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对社会来说,则需要积极培育中介组织,建立共同参与和评价的功能。本章还选择一个成功内部制度优化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力求破解制约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制度障碍,发现具有指导全局意义的学校内部制度优化价值。

二、日、美私立教育营利问题分析及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美私立教育营利问题分析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营利性高校发展定位研究 ——以战略教育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管理经验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3）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研究 ——以四川省X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民办高校治理问题的研究 ——基于上海J学院的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世界一流大学经费水平和结构研究 ——基于30所研究型大学的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民办高校融资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制度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美私立教育营利问题分析及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营利性高校发展定位研究 ——以战略教育公司为例[D]. 蔡雪玲.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1)
• [2]美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管理经验与启示[J]. 李海鹏.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5)
• [3]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研究 ——以四川省X学院为例[D]. 刘青平.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4]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D]. 陈欢.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问题研究[D]. 徐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6]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7]我国民办高校治理问题的研究 ——基于上海J学院的案例[D]. 苏立.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8]世界一流大学经费水平和结构研究 ——基于30所研究型大学的数据分析[D]. 邢丽娜. 浙江工业大学, 2017(04)
• [9]我国民办高校融资问题探讨[D]. 曹彦. 西北大学, 2011(06)
• [10]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制度优化研究[D]. 叶财富.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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