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问：新的一年继续解决内需不足问题

一、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要求:新的一年将继续解决国内需求不足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卢建昊^[1]（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拓志超^[3]（2019）在《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者,本文认为,在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有必要静下心来总结反思这期间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提炼,使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确立其在人类经济学领域的应有地位,改变一直以来言经济学必谈古希腊的思维惯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而学术史研究思路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就是这些宝贵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很少甚至不再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也骤然减少,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这一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功成身退,不再适合于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当下已经过时。但人们通常观察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很多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极其相似,比如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五年规划（计划）、十年发展战略等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先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比例协调等目标。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是否过时,它与宏观调控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即按比例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同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其具体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沿着这条线索,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在梳理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本文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主要研究文献,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深化时期和转型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归纳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特点,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当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时,则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反之,当经济比例失调、不平衡时,经济发展就会受阻。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的财经领导专家以及王学文、薛暮桥、杨坚白、马寅初、孙冶方、董辅礽、李成瑞、刘国光、尹世杰、黄达、陈共、刘鸿儒、宋则行、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中呈现的客观规律的总结提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财经领导专家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孕育了对这一规律的最初认识和理解,为解决当时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初期,我国政界、学界开始自觉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正方两方面证实了这一事实,即遵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就会发展,反之,经济就会受阻甚至倒退。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个理论说明,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要遵循按比例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更是从国家规划、宪法层面,贯穿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从实现路径上,明确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从内容上,由最初的强调经济总量平衡到结构平衡,由“三平衡”发展到“四平衡”,不断深化和扩展其内容,更加强调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平衡、动态协调。“十五”时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国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动态的,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接下来,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分别作比较,逐一解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平衡/均衡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非常热衷、并渴望给出最优答案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已经是贯穿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平衡/均衡问题本质上,就是遵循按比例规律,撇去表面现象,一切平衡/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关系的平衡/均衡。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本文比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理论,均以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均衡为目标,目标是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在方式上或倡导国家调节,或主张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或将两种方式结合。其次,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有着承继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存在缺陷的背景下,倡导未来社会是以国家计划作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消除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的不足,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将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的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因此,它们之间是继承中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有些地方相似。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关注的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基本没考虑经济结构平衡,目标是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回避了经济平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即利益关系的平衡,而仅仅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的平衡,这是由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虽然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较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技术层面提出很多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却不能也没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宏观调控的理论指导。由此,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运用中国特色术语描述现代经济供求平衡的命题,不是源于苏联,也不是源于西方经济学,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创造。就承继关系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核心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实现方式是有计划按比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方式上都坚持将国家调节与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相结合。理论本质的一致性体现在理论内容上,都包含了以经济权威的中央政府为实施主体,以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国家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目标均以达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注重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平衡,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平衡社会经济中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以人文本。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在学理层面上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化的表现和重要成果。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的转型创新,二者在按比例规律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别,即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上存在差别;二者在内容上存在差别,宏观调控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内涵更加丰富,除了原有的经济总量结构平衡、再生产四个环节及两大部类保持恰当比例、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等经济领域的综合平衡,进一步关注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国防、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等其他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综上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是以宏观调控的形式呈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继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历史逻辑层面即经济管理政策的演变梳理得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制定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指导原则和目标,其中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是关键,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核心是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其中,财政、信贷平衡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和突破口,相应的,运用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日渐成为经济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些转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为核心内容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很自然的成为宏观调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实践中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上的转变。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并未过时,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代的转型创新。本文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作比较。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后,本文提炼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包括价格稳定、物资总量平衡、币值稳定、经济结构按比例、财政平衡、财富分配关系平衡以及实现平衡的方式等思想。具体来说,包括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范蠡的平粜思想、李悝的平籴思想、《管子》的轻重论、桑弘羊的平准制度、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王莽的市平思想、刘宴的商业情报网、王安石的青苗法、苏轼倡导谷物自由流转、卢世荣的平准周急库、丘濬的价格报告制度等思想,涉及到稳定物价和币值,同时平衡重要物资的供求;重农抑末思想则体现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形态下小农式的经济结构按比例发展;量入为出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遵循的财政原则,体现了朴实的财政平衡思想;晏婴的“权有无,均贫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管子》中主张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及将这些思想付诸于土地政策的实践,如董仲舒提出的限田思想,均体现了财富分配关系的平衡;在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上有《管子》的“通轻重之权”的国家调节思想,也有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这些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出现,证实了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同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国家能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要取决于经济、财政是否平衡、稳定,围绕这一主题,历代思想家从表面和深层展开了思考,促成了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的形成。虽然这些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但其中的国家调节方式为主导、运用市场调节实现按比例规律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对当代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宏观调控依然具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除了在思想内容上的相似,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本文通过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做法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思想主张作比较,也发现了很多的相似之处。由此可知,虽未发现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从具体做法中可以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中找到最初的表述,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本文对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第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最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定位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地位、时代价值。首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造。其次,揭开了过时论的假象,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而是以宏观调控理论的形式转型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作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最后,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吸收和发扬。（2）在研究思路上,本文主要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梳理的方法,大量搜集、查阅本文相关的文献,系统梳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西方经济均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解答了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一过程即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本研究再一次证实,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构建中国经济理论、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增强经济学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所获取文献的权威性、全面性、相关性将直接影响本文论证的质量。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使用中国知网、图书馆等平台获取相关资料外,一直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并提供相应资料,这些资料对本文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作者的理论认知水平及文献积淀方面的局限性,在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后期继续潜心研究,加以完善。

曹文炼,张力炜^[4]（2018）在《“九五”“十五”计划的编制、实施过程及主要成就》文中认为"九五"计划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变化的新特点。"十五"计划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WTO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十五"计划,是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实施阶段,也是"十四五"规划的编制阶段。总结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旨在以史鉴今,为未来改革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肖炎舜^[5]（2017）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提出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吴晓梅^[6]（2013）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揭示的资本主义乃至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许多原理被实践所证实,特别是被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所验证,总结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深远。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资本运动中研究经济增长,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具有一般性,这种一般性使其不仅能够对中国经济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具有和中国经济建设相结合的现实可能性。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中国具体经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研究现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两方面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研究都需要系统进行,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是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本论文的研究基点和落脚点,本文在对涉及相关概念做了阐明和界定之后,按照时间顺序解读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形成的相关文献和理论的产生过程。作为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理论的科学性阐述是该理论中国化的基本前提。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理论具有的系统性和可延伸性以及可扩展性上。系统性体现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具有完整的理论基础、理论前提、理论假设和理论内容；可延伸性体现在从理论本身能够自然引申出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理论；可扩展性体现在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对理论本身研究假设的疏离和研究内容的拓展都不会改变其基本结论,甚至今天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还体现在该理论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能够给予经济建设以指导作用,同时具有社会价值,能够给予人类社会发展以思考空间,并且这些科学性能够一再被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包括理论在中国的实证和发展。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为这个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广阔深刻的社会舞台。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实证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宏观调控手段的变革、经历的经济周期以及宏观调控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过程等重要经济现象来实现的。理论的中国化不仅是证实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要和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对其进行发展。在把中国具体经济建设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农轻重并举和全国一盘棋思想,实行了与前苏联不完全一样的计划经济；陈云提出了综合平衡理论,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邓小平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发展则体现在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大局”思想、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等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五个统筹”的发展观则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经济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社会资本再生产中国化带来了经济发展成就、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但问题也不能回避。在推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进程的思考中,本论文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继承和发展了经济计划措施、与时俱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不断趋于完善的宏观调控五个方面归纳了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征。由于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对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必然涉及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论文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和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五个方面分析了问题,在对推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进程从科学理解和坚持理论精髓、把握当代社会再生产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以及不断总结和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成果三个方面做了理论思考之后,从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缩小收入差距、注重国内市场和调整经济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实践思考,以进一步推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中国化,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总量均衡、结构优化、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的目标。

王禹^[7]（2012）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文中认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简称延边州）,是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是中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州南隔图们江与朝鲜邻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的友好邻国。大韩民国（简称韩国）是朝鲜半岛南部地区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交后从对峙国家发展成为友好邻邦。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在地缘、人缘方面有着特殊关系,地缘方面,它们都位于东北亚中心交汇点,处于连接中、朝、俄、韩、日等国陆海运输通道的枢纽。人缘方面,延边朝鲜族的祖先来自朝鲜半岛,多数人与朝鲜、韩国人有血缘亲属关系。冷战时期,在中朝两国坚持战斗友谊,兴衰于共中曲折发展的大框架内,延边州成为我国与朝鲜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在中韩两国从严重对峙状态逐渐转向缓和的关系中,延边州开始与韩国进行了民间交流。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潮流,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伴随着冷战解体,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全世界宣布：由UNDP支持,周边多国共同开发图们江三角洲地区。图们江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开辟东北亚海、路、空国际通道,以促进东北亚区域各国的国际合作。从此,图们江区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延边州、朝鲜罗先地区以及俄罗斯沿海洲成为多国合作开发的重点地区。图们江开发为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加强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图们江开发论证准备和开发阶段,中朝两国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经过高层互访,将两国关系推进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交,为延边州与韩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延边州充分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加强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辟了珲春.罗津-束草的陆海客货联运航线、珲春-清津-日本西海岸诸港的定期班轮和珲春-罗津-釜山-新泻的集装箱航线,又开通了珲春-波谢特-釜山-秋田的国际陆海联运航线。至此,延边州初步实现了我国政府提出的“借港出海”战略,为延边州、吉林省乃至东北的振兴创造了新机遇。区域国际陆海通道的开辟,使延边州扩大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和合作,在经贸、劳务、旅游以及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由于东北亚区域还存在着冷战遗产的影响,区域各国的合作深受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等诸因素的制约,开发经费的支出依然局限于地方政府行为等原因,远远没有达到UNDP所预定的目标。为了进一步推动图们江开发,2005年9月,图们江开发五个成员国在长春签署“大图们江行动计划”,将图们江开发项目提升为大图们江行动计划。经过中朝频繁的高层交往,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发展阶段,直接推动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与合作,使延边州租借罗津港一号码头,进一步扩展了延边州的“借港出海”战略。与此同时,中韩高层频繁往来将中韩两国关系提升为新世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延边州与韩国的交流与合作。不久,延边州与韩国开通了延吉-首尔、上海-延吉-釜山和延吉-青州直航航线。对外通道的扩展促进了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延边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9年11月,我国正式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延边州成为我国第一个沿边开放开发先行区和示范区,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落实《长吉图规划纲要》的关键,是加强和扩展图们江区域对外国际通道,使延边州充分发挥我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国际窗口作用。延边州在积极保障珲春—扎鲁比诺—新泻—束草四国联运航线运营的基础上,与朝鲜、韩国紧密合作,打开了珲春-罗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跨境运输通道,成功对接了延吉-韩国-日本的空中航线。中、俄、朝环形跨国旅游的启动,也是延边州与朝鲜、俄罗斯联合开办的边境旅游新亮点。展望未来,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关系将继续本着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方向发展,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不断得到深化。在中朝、中韩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大环境下,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在开辟东北亚五国陆海通道、开辟新欧亚大陆桥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过程中,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将加强交流,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互补资源,在合作中一定会达到双赢目的。

高长武^[8]（2011）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酝酿与决策实施》文中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经历了长期复杂的酝酿和决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西部开发和建设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酝酿加快西部开发和发展战略的重要开端,加快西部开发和发展战略的进一步酝酿,西部大开发战略思想的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正式作出和部署实施。当然,有一点不能忽视,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处理东西部关系、西部开发和建设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作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

曾培炎^[9]（2010）在《战略抉择:西部大开发决策背景回顾》文中认为连载1内容简介2010年是西部大开发十周年,年初中央举办了隆重活动,纪念西部大开发十年来走过的不平凡道路。曾培炎同志长期担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是西部大

曾培炎^[10]（2010）在《战略抉择: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每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西部大开发也是如此。近年来,很多朋友和记者问我,西部大开发的起点在哪里?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如何展开的?回顾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抉择,从江泽民同志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战略决策、明确方针、制定政策到付诸实施的全过程。这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而只有深入了解

二、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要求:新的一年将继续解决国内需求不足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要求:新的一年将继续解决国内需求不足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九五”“十五”计划的编制、实施过程及主要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酝酿与决策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9）战略抉择:西部大开发决策背景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要求:新的一年将继续解决国内需求不足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D]. 拓志超.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4]“九五”“十五”计划的编制、实施过程及主要成就[J]. 曹文炼,张力炜. 全球化, 2018(10)
• [5]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6]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研究[D]. 吴晓梅. 兰州大学, 2013(05)
• [7]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D]. 王禹. 延边大学, 2012(01)
• [8]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酝酿与决策实施[J]. 高长武. 中共党史研究, 2011(03)
• [9]战略抉择:西部大开发决策背景回顾[J]. 曾培炎. 中国市场, 2010(33)
• [10]战略抉择: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J]. 曾培炎. 党的文献, 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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