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文慧[1]（2021）在《比较教学法在朝鲜汉文诗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李奎报与白居易及其诗歌的比较教学》文中提出在朝鲜汉文诗教学过程中,采取比较研究的教学方法可以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教学质量。将高丽时期朝鲜汉文诗人李奎报及其汉文诗与唐代着名诗人白居易及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提高了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的。
田清[2]（2020）在《李奎报汉诗对李山甫诗歌的接受》文中认为高丽中期文人李奎报对中国唐代李山甫诗歌的学习与接受,体现了中朝超越时空的文学交流与互动。从李奎报的诗学主张看,其在反对盲目承袭、主张新变,倡导形式与思想情感相统一等方面接受了李山甫的主张。从艺术风格上看,李奎报一方面吸收李山甫借叠字与口语塑造浅近朴实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他自己豪放恣肆的诗歌风格。由于生活背景及人生经历的不同,李奎报的诗歌创作在接受李山甫的同时又表现出其独创特征。
韩敏[3]（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张喜东[4]（2019）在《李奎报与白居易的嗜酒诗的比较硏究》文中指出中韩两国古代诗人创作了许多有关酒的作品。多年来,酒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酒和诗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酒逐渐成为了文人创作诗歌作品的一部分。通过全面分析李奎报与白居易嗜酒诗的创作背景与各自嗜酒诗中所体现的思想,可以了解两国诗歌文化的共同点与差异点,来更好地促进两国的文学交流。
姜夏[5]（2018）在《高丽中期汉诗研究》文中指出韩国古代文学史上,高丽中期的汉诗创作是一段承上启下、革故鼎新的发展历程。它在1170年武臣政变的爆发中缓缓拉开序幕,又在1270年武臣政权的瓦解下落幕。它上承高丽前期晚唐诗风的艳丽雕琢,下启高丽末期伴随性理学思潮涌入的抑情入理。它在社会内外忧患、汉文化冲击下的肥沃土壤上结出绚烂的文学之花。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学发展和政治历史上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双面性,对其汉诗整体特征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本论文立足于整体观,从汉诗诗作存世最多的高丽中期诗人李奎报、金克己、林椿、李仁老、陈澕等五位诗人的两千多首汉诗作品文本出发,采用历史主义批评和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渊源学、传播学和文艺心理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探求和评价高丽中期的汉诗创作全貌及它在整个韩国古代汉诗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此,本文从高丽中期汉诗创作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汉诗的主题意蕴、美学风格、艺术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等五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第一章为高丽中期汉诗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对高丽中期汉诗发展的社会历史动因及高丽中期的汉诗发展概观进行了分析。高丽建国后经历了经济和文化的平稳发展期,随着光宗时期高丽王朝效仿唐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和儒学教育机构的开设促使汉文学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从君王至文士无人不读诗、无人不作诗的盛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与以往文坛不同的几个特点,一是新兴士大夫作者层的崛起,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二是随着唐宋汉文文集的不断涌入,高丽文集刊行风起;三是出于现实与精神的双重需要,有规模的文人团体陆续产生;四是随着诗人对汉诗创作的熟练和深入思考,韩国古代最早的诗话集得以问世。第二章是高丽中期汉诗的主题意蕴,诗人从理想追寻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仁政爱民与治国守国的统一、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的交织、山水之爱与隐逸情怀的结合,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首先,高丽中期广大诗人饱尝济世与不遇的矛盾,诗人对社会人才任用制度、等级身份制度和社会贫富差异的弊端和乱象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第二,战乱中诗人用广阔的胸怀去关心底层人民,用身为儒士的责任感思索探究原因,在创作中出现了很多深刻反映百姓苦难的,带有一定人民性的诗歌作品;第三,在北方民族的不断入侵之下,高丽王朝的步步退让加重了文人的屈辱感,诗人对民族命运的焦虑感和自主意识随之涌来,创作了很多表现民族忧患意识和自主意识的诗歌;最后,很多诗人在这一时期的汉诗作品中都表达了与自然山水的亲近,这要源于他们浓重的家园失落感与消极避世的情绪。这种歌咏是他们对心灵困境自我解脱与追寻的一种方式,是仕途无奈、国家危难之时的一种逃避之举。第三章着重分析了高丽中期汉诗的美学风格。结合高丽中期的三部诗话集《破闲集》、《白云小说》和《补闲集》中出现的风格用语,发现高丽中期诗坛主要呈现了清新自然、雄浑豪放、绮丽华艳和沉郁凄婉四大诗风。中期之前盛行着力于雕琢文章的晚唐唯美主义风潮,中期之后转为抑情重理的宋诗风倾向。而具体在高丽中期,清新自然是汉诗的总体风貌,雄浑豪放是诗人的最高审美追求,绮丽华艳和沉郁凄婉是中期诗歌的情感内容取向。第四章聚焦在高丽中期汉诗的艺术特征上。这一时期高丽文人在宋诗的影响下进行了许多创作实践,同时结合了诗人本身的思考和判断,展现了本民族的审美取向。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对诗情画意相结合的追求,从抒情到说理的思索,从用事到新意的各持己见,以及对比喻、拟人、夸张等多种修辞的活用等,这些艺术特征深刻反映了高丽中期的汉诗创作在风格迁移和性格变化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多样性。第五章分别从汉诗的主题思想、美学风格、艺术特征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入手,对高丽中期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进行了比较研究。主题意蕴中对两国诗人同为儒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富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矛盾思想的共同性进行了阐述。其中杜甫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的情怀,苏轼积极参政、富于创新、屡遭贬谪依然豁达的心境,陶渊明远离丑恶现实、寄身于山林之间的隐逸情结,李白怀才不遇、狂放恣意的洒脱行径等都在高丽中期的汉诗中有所反映;美学风格方面,高丽中期诗坛由宋诗风占据主导位置,兼带有晚唐诗风的余韵。受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中国诗歌理论着作的影响,高丽中期对诗歌风格的评述和思考也显现出由少至多,由粗略至细致的变化;在艺术特征方面,无论是苏轼倡导的“诗画一律”,还是宋诗以议论理趣见长的艺术特点,抑或是黄庭坚“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用事手法,再或是“次韵”诗作的盛行,无一例外印证了宋诗的莫大影响。然而,高丽诗人也没有一味地复制、接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建立在朝鲜民族的审美之上。他们借中国的时空意象营造“高丽式”的美幻意境,或将“次韵”手法衍生为即席唱韵的“走笔”创作,有效地融合了中国文化的强力影响,描绘了高丽汉诗特有的艺术世界。总的来说,高丽中期是高丽文坛的重要转型期,开阔了诗歌主题的创作领域,树立了诗歌理论的审美典范,引领了高丽汉诗从崇尚唐诗转为推崇宋诗的新格局和新风尚。难得的是,在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他们积极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缔结出了和谐璀璨的文学之花,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婷[6]（2018）在《论李奎报汉诗对李白的接受》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李奎报汉诗对李白的接受为内容,以李白诗歌在高丽的传播和影响情况为背景,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李奎报汉诗在诗学主张、题材与思想、以及艺术表现上对李白的接受。第一章主要介绍李白事迹与诗歌在高丽时期的传播情况,以此为背景,整理高丽时期诗人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相关评论,同时概括高丽评家对李奎报汉诗接受李白诗歌情况的相关评价,以此作为后文立论的基础。第二章从李奎报对李白诗学主张的接受出发,分析李奎报在其文和诗评中的诗论观,探讨其诗论思想从反对雕琢、涂饰与因循模拟,主张清丽、自然与创意新语两方面受李白诗学主张的影响。第三章以李奎报汉诗在题材与思想上对李白的接受为研究角度,从诗歌题材来看,李奎报在其咏史诗、赠答诗中将李白的传奇经历进行了大致勾勒;从诗歌思想内容来看,李奎报汉诗吸收了李白诗歌中流露出的经世济民思想、抨击现实的批判思想和功成身退的出世思想的影响。第四章重点分析李奎报汉诗在艺术表现上对李白的接受,首先从字法、句法的接受来看,李奎报汉诗化用李白诗句,承袭了李白诗中常用的句式,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其次从诗歌意象的运用来看,酒与月同为李白与李奎报诗中常用的意象,分析二人酒诗与月诗的关系;最后从豪放的诗歌风格来看,二人的诗歌同有一种豪纵之气,李奎报在汉诗创作中接受了李白豪放的诗歌风格,与李奎报同时代的诸多评家对李奎报豪迈诗风进行了评价。
高航[7]（2017）在《《箕雅》高丽汉诗用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箕雅》是朝鲜汉诗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包括新罗、高丽和朝鲜王朝三个朝代所有优秀汉诗作品。通过对高丽汉诗用韵情况与《广韵》《平水韵》的比较,认为高丽汉诗在用韵方面严守《广韵》独用、同用原则,在韵字选用上也不乏自己的特点。
刘瑶[8]（2017）在《白居易的诗歌与佛寺之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至今的一百年多来,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日益发展和唐代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学界对白居易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白居易作品的笺校与整理、白居易的家世和生平、白居易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及与佛道的关系、白居易的诗文理论与创作等方面。而对白居易与佛教的关系研究一向是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白居易研究的热点问题。佛寺作为佛教的物质文化载体,在白居易与佛教有关的诗歌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白居易的诗歌与佛寺的关系即是在对其诗歌作品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诗歌与佛寺的关系进行阐释。论文主体分三部分:第一章,写白居易栖身于寺时期与佛寺有关的诗歌创作,栖身于寺是白居易与佛寺关系的第一阶段,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至元和九年（814）。这一时期,白居易只是把佛寺当做游山玩水的景点,而佛寺客观上为诗人与友人提供了交游的场所,白居易因而创作出了一些佛寺写景诗、交游诗等。这体现了佛寺对唐代诗人诗歌影响的共性,与其他文人的佛寺诗大致相同。这一时期体现栖身于寺关系的典型是仙游寺与《长恨歌》的创作。第二章,写白居易栖心于寺时期与佛寺有关的诗歌创作,栖心于寺是白居易与佛寺关系的第二阶段,从元和九年（814）到大和九年（835）。其中元和九年（814）白居易创作的《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标志着他对佛寺由栖身转变为栖心。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江州后,他开始与寺僧以佛寺为物质依托而开始频繁的交游,从而构建了其极为庞杂的佛教信仰体系。这一时期的佛寺写景诗、咏物诗、交游诗都带有强烈的佛教色彩。这一时期白居易亦开始注重佛教实践,以佛寺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知行合一、凡圣合一的实践活动。第三章,写白居易与佛寺身心合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佛寺身心合一是白居易与佛寺关系的第三阶段,从大和九年（835）到会昌六年（846）。这一时期白居易对佛教的践行愈发频繁而深入,知行合一的具体表现是修行守戒、做功德、存放文集于佛寺;身心合一指白居易晚年流连香山寺,以“香山居士”自称,彻底把自己与香山寺融合为一体,这鲜明地体现了他皈依佛教的个人选择。白居易诗歌与佛寺由浅入深的渐进关系即体现了他佛教思想逐步转变与行为躬身实践的渐进过程。本文通过白居易诗歌与佛寺之关系这个角度,在继承前人丰富成果的基础上,对白居易与佛教关系进行更加细化更加深入的探讨,希望对白居易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提供一点帮助,给予一些启示。
聂聪聪[9]（2017）在《李奎报《开元天宝咏史诗》研究》文中认为李奎报是活跃在高丽文坛的着名诗人,其《开元天宝咏史诗》四十三首,以咏史组诗的形式,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历史事件作为题材,进行讽喻时政和表现人生感慨。本文将李奎报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文本创作的内容相结合,探究诗歌所涉及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组诗与国内同题材诗歌相比较,探究异同。本文除导语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是通过对《开元天宝咏史诗》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论,探究组诗创作的历史背景,创作原因以及组诗涉及的文献,旨在考察李奎报组诗涉及的背景资料。第二章是对《开元天宝咏史诗》的主题思想进行研究。李奎报创作此组咏史诗因规模庞大,包含的主题思想也较为多样。涉及到玄宗对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君臣之情,夫妻之情,兄弟亲情等主题,文章通过对这四十三首咏史诗的内容进行详细地解读,对这些主题思想加以分类研究。第三章是从艺术特色上对这组咏史组诗加以考察。李奎报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创作组诗,本文首先是从声律和用韵上对这些绝句加以研究,其次是字词艺术,从虚字、生僻字、词语的修饰进行探究,考察李奎报对字词的审美追求。再次是考察李奎报篇章结构,最后通过精读文本,领悟诗歌的讽刺艺术。第四章是将《开元天宝咏史诗》李杨题材的内容与白居易《长恨歌》进行对比研究。李奎报选择开元天宝作为咏史诗的时间背景,不得不涉及李杨故事。由于李奎报与白居易所面临国内情况有所不同,同一题材在李奎报和白居易的手中有着不同的处理情况,本文选取从创作意图、人物形象、文献资料这三个方面,来探究其异同。
王成[10]（2017）在《韩国文人李奎报研究在中国》文中认为李奎报研究是中国学界近年来关于韩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焦点,研究队伍中名家辈出,其中青年学者的成果更引人关注。学界对李奎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散文、哲学思想、诗论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对于李奎报诗文的整体研究,其诗文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全面、系统、客观地研究、评价李奎报在韩国古代文学史、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的中文专着,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
二、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李奎报汉诗对李山甫诗歌的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现状 |
| 二、李奎报对李山甫诗歌主张的接受 |
| 三、李奎报汉诗在思想内容上对李山甫的接受 |
| (一)咏史诗 |
| (二)时事诗 |
| 四、李奎报汉诗在艺术表现上对李山甫的接受 |
| (一)体裁:七律的新变 |
| (二)意境:风格的拓展 |
| 结语 |
（3）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论题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楚辞学研究史的梳理 |
| (二) 《楚辞》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
| (三) 国内《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四) 海外《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三 研究范围界定 |
| 四 相关理论、概念介绍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一) 概念介绍 |
| (二) 相关理论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汉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 |
| 二、隋唐时期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宋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元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楚辞》传播的地域与传播循环模式 |
| 第一节 《楚辞》的传播在明代兴盛的原因 |
| 第二节 明代《楚辞》刊本的刻印地域 |
| 一、明代《楚辞》刊刻的地域分布 |
| 二、明代《楚辞》刻本传播地域形态分析 |
| 第三节 明代《楚辞》传播循环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 |
| 第一节 阅读《楚辞》的读者类型 |
| 第二节 皇室成员的《楚辞》阅读 |
| 一、皇帝阅读 |
| 二、太子及诸宗室子弟阅读 |
| 第三节 士人生员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士人生员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士人生员读者 |
| 第四节 大众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大众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大众读者 |
| 第五节 李氏朝鲜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楚辞》在李氏朝鲜的流传 |
| 二、代表性的朝鲜《楚辞》读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楚辞》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 |
| 第一节 收藏、抄本与借阅——《楚辞》的人际传播 |
| 一、《楚辞》的收藏与传播 |
| 二、《楚辞》的抄写、借阅与传播 |
| 第二节 刊刻与买卖——《楚辞》的商业传播 |
| 一、明代的官刻 |
| 二、明代的坊刻及私人刻书 |
| 第三节 明代的书院讲学——《楚辞》的大众传播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楚辞》接受 |
| 第一节 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接受 |
| 一、文道合一论下的《楚辞》接受 |
| 二、台阁派的《楚辞》接受 |
| 三、道学家的《楚辞》接受 |
| 第二节 师古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茶陵派的《楚辞》接受 |
| 二、前七子的《楚辞》接受 |
| 三、唐宋派的《楚辞》接受 |
| 四、后七子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师心说概述 |
| 二、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第四节 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一、东林中人概述 |
|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
| 第一节 文学特点 |
| 一、楚风的形成 |
| 二、序跋的广泛使用 |
| 第二节 学术特点 |
| 一、个人体悟注解《楚辞》成风 |
| 二、《楚辞》评点类着作大行其道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4）李奎报与白居易的嗜酒诗的比较硏究（论文提纲范文）
| 1、李奎报与白居易的嗜酒诗的创作背景 |
| 1.1 李奎报与酒的缘分 |
| 1.2 白居易与酒的缘分 |
| 2、李奎报与白居易的嗜酒诗中体现的思想 |
| 2.1 李奎报的嗜酒诗中所体现的思想 |
| 2.1.2 李奎报的嗜酒诗中体现的佛教思想 |
| 2.1.3 李奎报的嗜酒诗中体现的道教思想 |
| 2.2 白居易的嗜酒诗中所体现的思想 |
| 2.2.1 白居易的嗜酒诗中的“志在兼济” |
| 2.2.2 白居易的嗜酒诗中的“庄禅情怀” |
| 3、李奎报与白居易嗜酒诗的特性比较 |
| 3.1 素材选择的日常化 |
| 3.2 意境的平凡与自然 |
| 4、结束语 |
（5）高丽中期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价值及研究现状 |
| 1.2 高丽中期的时间界定 |
| 1.3 研究对象及论文总体框架 |
| 第一章 高丽中期汉诗发展的社会历史动因 |
| 1.1 高丽诗坛繁盛的原因 |
| 1.1.1 高丽中期的社会现实与经济文化 |
| 1.1.2 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
| 1.1.3 高丽士风对汉文学的重视 |
| 1.2 高丽中期汉诗的发展 |
| 1.2.1 新兴士大夫作者层的崛起 |
| 1.2.2 唐宋典籍的传入与高丽文集风起 |
| 1.2.3 文人团体的出现 |
| 1.2.4 诗话着作的问世 |
| 第二章 高丽中期汉诗的主题意蕴 |
| 2.1 理想追寻与现实世界的矛盾 |
| 2.1.1 经世致用与人才任用的不公 |
| 2.1.2 平等意识与身份等级制度的森严 |
| 2.1.3 均等思想与贫富差异的巨大 |
| 2.2 仁政爱民与治国守国的统一 |
| 2.2.1 直面疮痍与同情民生疾苦 |
| 2.2.2 以史为鉴与仁政爱民的反思 |
| 2.3 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的交织 |
| 2.3.1 动荡战乱下的民族忧患意识 |
| 2.3.2 传统溯源下的民族自主意识 |
| 2.4 山水之爱与隐逸情怀的结合 |
| 2.4.1 自然山水下的避世超脱 |
| 2.4.2 纵情诗酒下的追仙慕道 |
| 第三章 高丽中期汉诗的美学风格 |
| 3.1 清新自然 |
| 3.1.1 “清”之意味 |
| 3.1.2 陈澕：清雄绝妙 |
| 3.1.3 李仁老：清丽自然 |
| 3.1.4 金克己：清熟悠远 |
| 3.2 雄浑豪放 |
| 3.2.1 “雄”与“豪”之意味 |
| 3.2.2 李奎报：豪放不羁 |
| 3.2.3 李仁老：豪易开阔 |
| 3.2.4 金克己与林椿：雄壮清旷 |
| 3.3 绮丽华美 |
| 3.3.1 “丽”之意味 |
| 3.3.2 李仁老：富丽清新 |
| 3.3.3 陈澕：流丽清畅 |
| 3.4 沉郁凄婉 |
| 3.4.1 “沉郁”与“凄婉”之意味 |
| 3.4.2 林椿：哀伤悲慨 |
| 3.4.3 金克己：凄婉无奈 |
| 第四章 高丽中期汉诗的艺术特征 |
| 4.1 诗与画 |
| 4.1.1 “诗画一律”的内涵 |
| 4.1.2 诗情画意的结合 |
| 4.2 从抒情到理性 |
| 4.2.1 审美创作与理性思维 |
| 4.2.2 就事论理 |
| 4.2.3 托物明理 |
| 4.3 从“用典”到“新意” |
| 4.3.1 高丽中期诗人对用事的态度 |
| 4.3.2 用典的范围与标准 |
| 4.4 修辞的活用 |
| 第五章 高丽中期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
| 5.1 高丽中期主题意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
| 5.1.1 针砭时弊、忠君爱国的情怀 |
| 5.1.2 积极参政、豁达乐观的心境 |
| 5.1.3 远离黑暗、隐逸山林的倾向 |
| 5.2 高丽中期美学风格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
| 5.2.1 唐诗风向宋诗风的转变 |
| 5.2.2 诗话集中的风格论 |
| 5.3 高丽中期艺术特征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
| 5.3.1 时空交错的意象表达 |
| 5.3.2 “次韵”手法的盛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论李奎报汉诗对李白的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高丽时期李白事迹与诗歌的传播和影响 |
| 第一节 高丽时期李白诗歌的传播情况 |
| 第二节 高丽时期诗人对于李白及其诗歌的评论 |
| 第三节 从他人评价看李奎报汉诗对李白的接受 |
| 第二章 李奎报在诗学主张方面对李白的接受 |
| 第一节 反对雕琢、涂饰与因循模拟 |
| 第二节 主张清丽、自然与创意新语 |
| 第三章 李奎报汉诗在题材与思想上对李白的接受 |
| 第一节 在诗歌题材内容上对李白的接受 |
| 一、李奎报咏史诗对李白的接受 |
| 二、李奎报赠答诗对李白的接受 |
| 第二节 在诗歌主题思想上对李白的接受 |
| 一、经世济民的入世思想 |
| 二、抨击现实的批判思想 |
| 三、功成身退的出世思想 |
| 第四章 李奎报汉诗在艺术表现上对李白的接受 |
| 第一节 在诗歌句法上对李白的接受 |
| 一、李白诗句的化用 |
| 二、“君不见”与以“我”入诗句式的承袭 |
| 第二节 在诗歌意象上对李白的接受 |
| 一、从酒意象看李奎报汉诗对李白的接受 |
| 二、从月意象看李奎报汉诗对李白的接受 |
| 第三节 在豪放诗风方面对李白的接受 |
| 一、李奎报在诗学思想上对豪放诗风的重视 |
| 二、李奎报在创作上对李白豪放诗风的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论文成果 |
| 致谢 |
（8）白居易的诗歌与佛寺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选题的研究现状 |
| 2、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一章 白居易栖身于寺与诗歌创作 |
| 1.1 栖身于寺与白居易佛教思想的缘起 |
| 1.2 与友人在佛寺的交游 |
| 1.2.1 与钱徽在青龙寺的交游 |
| 1.2.2 与王质夫、陈鸿在仙游寺的交游 |
| 1.3 栖身于寺的写景咏物诗 |
| 第二章 白居易栖心于寺与诗歌创作 |
| 2.1“身着居士衣”——《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所体现的由栖身到栖心的转变 |
| 2.2 栖心于寺而作的佛寺写景诗 |
| 2.2.1 在江州所作的佛寺写景诗 |
| 2.2.2 量移忠州后所作的佛寺写景诗 |
| 2.2.3 在苏杭所作的佛寺写景诗 |
| 2.2.4 归长安、洛阳后所作的佛寺写景诗 |
| 2.3 栖心于寺而作的佛寺咏物诗 |
| 2.4“交游一半在僧中”——与寺僧的交游对其佛教信仰的构建 |
| 2.4.1 禅律交修与禅道合一 |
| 2.4.2“前后际断处，一念不生时”——栖心于寺时期禅定思想的构建 |
| 2.4.3“牛头参道有心期”——佛寺与白居易诗歌中的牛头宗思想 |
| 2.4.4 禅净合一 |
| 2.5 栖心于寺时期的行为实践 |
| 2.5.1 栖心于寺时期知行合一的行为实践—— 草堂结庐于佛寺间 |
| 2.5.2 栖心于寺时期凡圣合一的行为实践 |
| 2.5.2.1 携妓游寺的行为 |
| 2.5.2.2 在佛寺的饮酒宴乐 |
| 第三章 白居易和佛寺身心合一与诗歌创作 |
| 3.1 白居易与佛寺的知行合一 |
| 3.1.1 修行守戒 |
| 3.1.2 在佛寺做功德 |
| 3.1.3 存放其文集于佛寺 |
| 3.2 白居易与香山寺的身心合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李奎报《开元天宝咏史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李奎报咏史诗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与方法 |
| 一、选题的目的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开元天宝咏史诗》相关问题考论 |
| 第一节 《开元天宝咏史诗》创作的社会背景 |
| 一、武人执政的历史背景 |
| 二、人民不断地反抗暴政 |
| 第二节 《开元天宝咏史诗》的创作动因 |
| 一、高丽时期汉文化的盛行 |
| 二、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爱国责任感 |
| 三、“借古讽今”诗歌传统的确立 |
| 第三节 《开元天宝咏史诗》引用文献研究 |
| 一、组诗引用文献情况分析 |
| 二、组诗引用文献与原始文献的比较 |
| 三、组诗所引用文献对于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
| 第二章 《开元天宝咏史诗》的主题思想 |
| 第一节 对李隆基为政之失的批判 |
| 一、对比往昔的勤政，痛斥如今废政 |
| 二、劳民伤财，喜爱奢华 |
| 三、任人唯亲，宠信奸邪 |
| 四、纵容外戚侵夺人财 |
| 第二节 对李隆基重情之举的赞美 |
| 一、帝妃爱情 |
| 二、兄弟手足相惜之情 |
| 第三节 对李隆基礼遇良臣的称道 |
| 一、礼遇贤良忠臣 |
| 二、君臣共创繁荣 |
| 三、良臣忠君之情 |
| 第三章《开元天宝咏史诗》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声韵艺术 |
| 一、声律分析 |
| 二、用韵分析 |
| 第二节 字词艺术 |
| 第三节 篇章艺术 |
| 一、组诗的章法 |
| 二、诗文互补的组诗形式 |
| 第四节 讽刺艺术 |
| 一、直言其弊对其讽刺 |
| 二、隐晦含蓄的讽刺艺术 |
| 第四章 《开元天宝咏史诗》与《长恨歌》之比较 |
| 第一节 诗歌创作意图的比较 |
| 第二节 诗歌中李、杨形象的比较 |
| 一、关于唐玄宗的形象分析 |
| 二、关于杨贵妃的形象分析 |
| 第三节 史料文献取舍情况的比较 |
| 结语 |
| 附《开元天宝咏史诗》四十三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韩国文人李奎报研究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李奎报诗歌的研究 |
| 二关于李奎报散文的研究 |
| 三关于李奎报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研究 |
| 四关于李奎报研究的展望 |
四、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比较教学法在朝鲜汉文诗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李奎报与白居易及其诗歌的比较教学[J]. 文慧. 韩国语教学与研究, 2021(01)
- [2]李奎报汉诗对李山甫诗歌的接受[J]. 田清.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 [3]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李奎报与白居易的嗜酒诗的比较硏究[J]. 张喜东. 青年文学家, 2019(27)
- [5]高丽中期汉诗研究[D]. 姜夏. 吉林大学, 2018(12)
- [6]论李奎报汉诗对李白的接受[D]. 张婷. 青岛大学, 2018(12)
- [7]《箕雅》高丽汉诗用韵研究[J]. 高航. 南开语言学刊, 2017(01)
- [8]白居易的诗歌与佛寺之关系研究[D]. 刘瑶. 山西大学, 2017(03)
- [9]李奎报《开元天宝咏史诗》研究[D]. 聂聪聪. 青岛大学, 2017(01)
- [10]韩国文人李奎报研究在中国[J]. 王成. 当代韩国,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