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徐曼[1]（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瞿连贵[2]（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吕慧娜[3]（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李平[4]（2020）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能有效突破生态环境的约束,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难题,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面积占吉林省国土面积的86.43%,是吉林省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急需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允许下的绿色内生发展模式,进而实现限制开发区在保护中有序开发的目标。而绿色发展效率则是在绿色发展及生态效率概念的基础上,考虑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后的经济发展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及分析,探寻绿色发展效率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选择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县作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理论上丰富人地关系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推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转型,科学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科学提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涵,综合归纳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厘清绿色发展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以及主体功能区划理论的关系。（2）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条件、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做以详细分析。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以劳动、资本、技术作为投入要素,经济指标作为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呈现V型演变趋势,区域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差异逐步增大。（3）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分析。从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外动力入手,从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经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发展、政府政策调控等方面探讨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科技创新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关系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不同因素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部分成立,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心驱动因素。（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临江市（森林生态功能区）、梨树县（农产品主产区）、通榆县（草原生态功能区）三个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进而提出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模式。（5）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完善政策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强化要素集聚以及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四大方面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进而增强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内生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李成宇[5]（2020）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取得成就的背后是依托于粗放式工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也致使我国面临资源、能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在此背景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式之一。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把绿色发展作为主基调,同时,工信部也针对工业领域,颁布《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理、历史等方面原因导致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工业化水平也处于不同阶段,因而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状况也会有显着不同。因此,科学评价我国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深入探讨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积极寻求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路径,不仅对于探索工业绿色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政府识别工业绿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制定工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促进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全面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取得成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首先,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基础,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从综合评价和投入产出两个角度出发,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度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最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协调程度,以此表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和发展趋势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差异性明显,整体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逐步减弱的格局,30省市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现象”;我国整体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呈现上升态势,东部地区呈现轻微下降态势,30省市则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我国整体协调等级一直稳定在中级协调,东部地区协调等级均稳定在良好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协调等级稳定在中级协调状态,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协调等级实现跨越,30省市呈现出五种协调等级的分布特征。2.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检验。首先,基于空间效应的相关理论及方法,构建邻近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嵌套四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其次,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ESDA方法测算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Moran’s Ⅰ指数、Geary’s C指数,以此来判断其空间效应是否显着。最后,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通过Moran散点图、时空跃迁动态分析以及LISA图来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存在显着的空间效应,呈现出显着的正自相关的空间关联模式,大部分省市与其邻近省市表现出相似的集聚特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地理分布上有严重的路径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和低流动性的特征,各省市想要脱离原来的集群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已形成北京、天津为中心的高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和以四川、甘肃为中心的低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3.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识别,明确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其次将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纳入研究框架,建立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并对选取的影响因素进行多重共线性及平稳性检验。再次,运用Matlab软件对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等来分析各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最后运用面板Tobit模型对我国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技术进步、工业能源强度、工业结构、工业集聚、所有制结构和禀赋结构8个因素会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产生显着影响,而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则各不相同。4.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首先介绍了美国、德国、丹麦、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工业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得出的分析结论,提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主要包括深入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积极优化工业结构,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力度;提高FDI环境准入门槛,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增加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促进工业集聚发展,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工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杨均华[6]（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田俊峰[7]（2020）在《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90年代土地利用转型概念提出以来,伴随着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以及土地变化科学的形成,以探讨如何实现土地资源的科学有效管理,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与重要议题。土地利用转型包含着显性与隐性两种形态的改变。但是,当前研究仍存在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关注不足、土地利用转型与经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割裂、在政策制度性因素对土地利用转型的综合作用机理方面认识不清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化探索。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深刻地经济社会转型与生态变革过程,国土空间利用过程中以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为表征的人地矛盾突出问题依然存在且日益突出,形成对深化与发展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迫切需求。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突显,土地利用问题突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与生态安全保护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土地资源管理、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多种政策作用下的典型区域,其土地利用转型呈现出显着的政策主导特征。探明欠发达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机制对解决当前中国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系统总结,基于土地变化科学、地理学等学科重要基础理论,提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模式,构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框架。以东北三省为例,对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内涵、过程、机制进行系统解析,并基于当前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突出问题以及土地利用转型新背景与新挑战,从政策系统的视角提出针对性的土地利用转型优化调控路径与措施,形成系统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范式。论文为综合解读与研究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问题提供分析范式与分析路径参考;此外,论文将远程耦合理论应用于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研究,破除了既有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研究存在的区域与尺度局限性问题,发现了土地利用转型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下外生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补充与拓展了土地利用转型相关理论。研究为进一步科学模拟与预测区域土地利用演化过程,并通过对政策的合理优化以引导区域土地利用向可持续方向演进提供基础理论支撑,也可为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方向参考与决策依据。本研究共分为八章,主要观点与内容如下:1.在中国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经济社会发展受政策作用显着的欠发达地区,存在一种土地利用转型模式,即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其实质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政策性因素的直接作用以及政策性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下,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呈现出―空间冲突——低级协调——冲突加剧——高级协调‖的―渐进上升式‖演进过程;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阶段性、外部性与外生性、复杂性与系统性、趋向性与不稳定性。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应从土地稀缺与土地集约化、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现代化与城镇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人口增长与迁移等方面进行系统综合解析。2.基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变化过程、经济增速、产业与就业结构演变过程,可将东北三省1995—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1995—2005年）;经济发展过渡,人口转型期（2005—2010年）;工业化中期,经济与人口衰退期（2010—2015年）。伴随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东北三省发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3.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是包含显性形态转型与隐性形态转型的综合过程。显性形态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耕地规模持续增长,增速先降后升,耕地内部水田占比持续上升,耕地增长来源由林地与草地向未利用地转变,耕地的空间扩张集中于三江平原地区;林地、草地、水域呈―下降—趋稳—再下降‖的转折性变化,三种用地类型向耕地的大规模转出导致区域生态用地数量减少;未利用地向耕地转出规模持续扩大,导致未利用地面积加速下降,未利用地的减少亦集中发生于三江平原地区,且其范围逐渐扩大;建设用地面积加速增长,建设用地内部非农建设用地占比持续上升,建设用地增长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城市—城市带与沿海沿边地区—哈长城市群核心区‖的转移路径。4.东北三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核心在于功能转型,其土地利用功能可划分为发展支撑功能、发展动力功能、生态基础功能三大核心功能。其中,发展支撑功能包含农业生产与农村稳定两个子功能,发展动力功能包含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子功能。区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在功能结构演进方面,区域土地利用功能以发展动力功能为主导,存在―多元化特征—单一性突出—再趋多元化‖的演化过程。在功能水平时空演化方面,区域土地发展支撑功能呈―缓慢退化—恢复提升—提升加速‖的变化过程,空间特征由―西高东低‖向―北高南低‖转化;发展动力功能呈―缓慢退化—高速提升—缓慢提升‖的剧烈变化过程,功能两极分化日益明显;生态基础功能呈―缓慢退化—趋向稳定—加速退化‖的变化过程,空间特征表现为―东高西低‖。在功能间协调关系方面,区域土地农业生产功能与农村稳定功能间协调性―由降转升‖,但整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性―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日益凸显;区域土地经济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间关系失调严重,但呈由退化转向改善的过程,―东强西弱‖的空间特征逐渐显现。5.对于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的受多重政策影响作用明显、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欠发达地区,其土地利用转型是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是一个远程耦合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远程耦合系统中,区域外部土地利用系统与全球系统构成发送系统,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为接收系统。发送系统以资金流、信息流、政策流、物质流为主要载体,以全球化、远程连接、宏观统筹为主要形式作用于接收系统。在发送系统的作用下,区域土地利用系统内部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交互作用,形成主导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的两大路径,即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变化诱发路径。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控制不同类型土地的供给,―引导‖区域及个体土地利用行为,―约束‖并形成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基本框架,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向;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变化诱发路径控制不同类型土地的需求,决定了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速度与强度。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是远程耦合框架内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化诱发路径交互耦合与拮抗的结果,以市场环境与全球化发展为代表的区域外生性过程是两大路径交互的关键过程。6.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存在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土地经济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失衡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面临土地空间冲突与功能冲突加剧恶化的―新挑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的直接目标、控制目标和最终目标,并从国土空间治理、土地管理政策优化与制度创新、城镇化政策设计、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促进区域土地利用有序转型。
孙连枝[8]（2020）在《政府及大客户对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影响 ——考虑地区差异》文中提出近些年来,制造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仅带来了生态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也导致社会问题频发。这些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出现,将制造业的粗放发展方式推到风口浪尖之上,将社会和环境问题纳入经济活动中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制造企业立足的必然要求。且随着外包的兴起,制造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业务往来逐渐增加,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可持续的管理业逐渐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可持续供应链管理逐渐成为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大量学者开始研究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水平建言献策。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不仅事关企业内部的可持续管理,还关系到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和协调,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从多个利益相关者处获得资源和支持,因而其管理活动和决策也会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影响。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聚焦于外部利益相关者中的政府及大客户,来探讨二者对制造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影响。此外,虽然研究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的文献不在少数,但是鲜有研究关注到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性。而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等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的地域差异性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因此,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政府及大客户对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关系,并基于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差异性,分析政府及大客户对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作用在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显着差异。故本文以201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34家制造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并运用chow检验分析组间系数差异,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在东部地区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具有显着的影响。具体来说,企业行政联系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具有负向显着作用,政府政策和法规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具有正向显着作用。（2）大客户在西部地区具有显着的影响,具体来说,客户集中度的短期效应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负向显着相关,客户集中度的长期效应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正向显着相关,表明客户集中度高的长期稳定的供应链关系能对提高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水平起到促进作用,而客户集中度高的“一锤子买卖”的短期供应链合作行为则会对企业实施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起到阻碍作用。（3）政府及大客户的作用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体现在西部地区客户集中度对制造企业实施可持续供应管理的影响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显着差异。企业行政联系的影响在中部和东部存在显着差异。
孙英杰[9]（2020）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文中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最早是在2005年的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上正式提出的,其后,二十国集团（G20）、经合组织（OECD）、普惠金融联盟（AFI）和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等国际组织相继出台了推进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行动和发展规划。之后,在2010年的首尔峰会、2012年的墨西哥峰会、2013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会和圣彼得堡峰会、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以及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等国际重要会议上均将其作为突出议题来进行广泛的讨论。可见,普惠金融发展成为了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对象。诚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也不例外,将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写入决议,并相继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发展普惠金融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农民、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等弱势群体。2016年,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普惠金融发展战略。201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2018年10月,财政部下达百亿专项资金来扶持普惠金融发展。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再次明确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性、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由此可见,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基于此背景,如何客观准确评价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着力挖掘其地区差异原因、精准捕捉地区差异的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以及全面厘清调整方向将成为我国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着力点。于此,本文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综合评价来明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现状和程度,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收敛性检验来把握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进特征及变化趋势,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探讨来厘清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化发展的机理,以此来为弱化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以及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言献策。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来说明本文撰写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的阐述,来进一步明确本文的总体规划。最后,总结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相关文献回顾部分。该部分首先对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具体包括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普惠金融内涵、普惠金融发展测度以及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等方面。其次,针对上述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并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得出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当前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期为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谋取一剂良药。第三章是普惠金融发展范畴及理论基础部分。首先,通过对普惠金融的概念、特征及体系框架的介绍来深入阐释普惠金融的内涵。其次,通过对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原则、意义以及沿革的介绍来厘清普惠金融发展的脉络。最后,通过对金融功能论、金融抑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论、金融排斥论以及区域金融论等相关理论的详细阐述,为后续研究的展开提供夯实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度部分。首先,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进行构建,这里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选择19个指标来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其次,是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方法的选择,这里采用标准欧式距离法进行测度,并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各维度以及子指标的相关权重。最后,对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且存在地区差异的结论。第五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综合评价部分。首先,采用加权平均离差法和变异系数法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但差异程度有所下降的结论。其次,采用基尼系数法和泰尔指数法对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大小,以及这些差异的存在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进行分析,得出组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各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组间和组内的差异程度均趋于减弱的结论。第六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部分。首先,通过对收敛假说的理论阐述来诠释普惠金融发展也应符合收敛特征,即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会逐渐弱化。其次,采用β收敛检验从静态的角度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最后,采用核密度收敛检验以及马尔可夫链收敛检验从动态的角度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转移情况进行深入探析。第七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探讨部分。在前述已挖掘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明显但差异具有减弱趋势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继续以三大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和八大综合经济区为研究样本,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平面与立体的融合分析,以此来捕捉各影响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影响,为后续的政策建议埋下伏笔。第八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首先,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测度、区域差异的综合评价、收敛性检验以及影响因素分析。其次,根据得出的结论给予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为普惠金融高效提升金融供给侧服务能力开出政策药方。最后,提出研究展望以及需要未来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指标的创新。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传统的指标主要从渗透性、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来进行,且指标选择大多集中于银行类指标,而普惠金融发展的主体,不仅包括银行类金融机构,还应包括保险类等金融机构,这就导致传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在构建指标的选择上不仅包含了银行类相关指标,还包含了保险类相关指标,并对相应指标进行了深入的拓展与延伸,以期更为全面的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进行重新构建,使其测算结果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实际状况更为真实和贴切。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在传统的研究范式分析中,更多局限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探讨。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特征表现出更为细致的诉求,单纯以依据地理位置划分的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分析显得有所局限,鉴于上述考虑,本文在进行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相关研究时,不仅对其进行了传统的东中西三大地区分析,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探讨,以期为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予以精准把脉。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收敛假说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用以研究经济系统中不同经济个体间以及不同经济个体与经济整体间的变化趋势的。文中尝试将收敛假说运用到普惠金融发展当中,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趋势,以挖掘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资本投入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其增速逐渐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增速是否相趋同,各地区普惠金融增速与整体普惠金融增速是否存在趋同趋势,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动态演进趋势和分布特征,以及地区间以和地区内部的各个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转移情况,以此来深入探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协调性和均衡性。
张江峰[10]（2020）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文中提出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是国家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域之一,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是我国“藏羌彝民族走廊”和茶马古道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和四川省第二大藏区。长期以来,藏、羌、回、汉等民族在这个地区内繁衍生息,交汇、交融,互通有无,创造并传承了丰富多样、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因此,该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新型城镇化、特色小城镇战略背景下,在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复杂、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各项事业多赢,是个新命题。因此,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对其他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各种现实条件,国家主体功能区赋予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决定了该地区照搬东部沿海大规模工业化驱动城镇化发展路径不现实,只能立足于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进而驱动城镇化发展。岷江上游民族地区自然旅游资源雄奇秀美,多姿多彩;民族文化个性差异,多样性明显,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基础性资源。这种资源禀赋优势决定了该地区发展旅游业,并通过旅游业引领驱动城镇化进程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特色小城镇战略实施,给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政策动能,为该地区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本文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特殊性、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依据资料可得性、类型代表性等标准选择了松潘县川主寺镇、汶川县水磨镇、理县古尔沟镇三个田野调查点,通过对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量化研究,比较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异同及所面临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最后,通过对制约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因素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路径建议,期望对民族地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阐述了本论文所研究问题选题背景,选题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目的、相关研究评述、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等问题。第一章梳理了各位专家学者对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同时,对本文相关指导理论做了梳理和述评。第二章梳理了我国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以及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研究了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之间互动关系。第三章主要梳理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及旅游城镇化历程,并具体分析了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国家区划生态环境功能等方面具体特殊性,分析了该地区依靠旅游业驱动旅游小城镇发展在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特殊意义。第四章分别对三个田野调查点旅游小城镇进行了实证和比较研究,比较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各自发展特点、差异性和面临问题,发现异同之处,最后给出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创新发展可操作性建议。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产生的深层次根源,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选择路径提供理论支持。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必要性和机遇,研究了该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推拉动力以及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的互补性,提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结语部分陈述了本论文主要结论和后续研究展望。本文主要结论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持续地与大城市群实现产品互补互通,实现二者相互动态优化。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与时俱进及不断完善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根本基础和产业保证;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环境支撑;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持续创新发展的持续文化源动力,也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核心吸引力所在,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建设中彰显其地方特色的文化源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社会治理成效是该地区旅游业平稳发展的社会保障。
二、西部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区域发展模式研究进展 |
| 1.2.2 限制开发区域研究进展 |
| 1.2.3 绿色发展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限制开发区 |
| 2.1.2 绿色发展 |
| 2.1.3 绿色发展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 2.2.4 产业生态学理论 |
| 2.2.5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
| 3.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与条件 |
| 3.1.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类型和范围 |
| 3.1.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自然环境条件 |
| 3.1.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与现状分析 |
| 3.1.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环境发展态势分析 |
| 3.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测算方法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 3.2.3 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
| 3.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特征 |
| 3.3.1 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V型演变趋势 |
| 3.3.2 不同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演变趋势不同 |
| 3.3.3 绿色发展效率时间变化差异特征 |
| 3.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演变特征 |
| 3.4.1 绿色发展效率整体相对较好,但内部呈两极分化态势 |
| 3.4.2 绿色发展效率相对低值区以资源型城市为主 |
| 3.4.3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
| 3.4.4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
| 4.1.1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
| 4.1.2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外生动力 |
| 4.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 |
| 4.2.2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3 科技创新水平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4 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5 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3.1 Tobit模型 |
| 4.3.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4.3.3 数据来源 |
| 4.3.4 测算结果 |
| 4.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
| 4.4.1 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2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3 科技创新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4 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5 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 |
| 5.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 |
| 5.1.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目标 |
| 5.1.2 模式选择的原则 |
| 5.1.3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 |
| 5.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2.1 典型案例(临江市) |
| 5.2.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3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3.1 典型案例(梨树县) |
| 5.3.2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4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4.1 典型案例(通榆县) |
| 5.4.2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完善体制机制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1.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
| 6.1.2 发挥目标评价导向作用,建立绿色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
| 6.1.3 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机制 |
| 6.2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2.1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 6.2.2 优化产业配置,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 |
| 6.3 强化要素集聚保障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3.1 加强科技支撑,推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
| 6.3.2 加大绿色投入,加强金融资金支持力度 |
| 6.3.3 集聚优秀人才,激发绿色发展活力 |
| 6.4 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4.1 加强生态建设与修复,提高生态环境容量 |
| 6.4.2 加快环境综合整治,建立权责明确的环境污染治理制度 |
| 6.4.3 强化节能降耗,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优化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 |
| 2.1 内涵分析 |
| 2.2 理论基础分析 |
| 2.3 构成要素与基本内容 |
| 2.4 理论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 |
|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 3.3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
| 3.4 工业绿色发展协调度测度 |
| 3.5 本章小结 |
| 4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分析 |
| 4.1 空间效应检验方法 |
| 4.2 空间权重设定 |
| 4.3 空间效应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因素识别与机理分析 |
| 5.2 空间计量分析框架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 6.1 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实践经验 |
| 6.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7）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
| 1.1.2 转型变革新时代,对深化相关研究提出新要求 |
| 1.1.3 土地利用过程中政策制度因素影响作用日益凸显 |
| 1.1.4 东北三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需求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查阅与归纳分析 |
| 1.4.2 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 |
| 1.4.3 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计量方法 |
| 第2章 研究进展与基础理论 |
|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土地利用转型内涵与理论 |
| 2.1.2 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转型特征 |
| 2.1.3 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与驱动机制 |
| 2.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2 相关概念 |
| 2.2.1 土地利用形态 |
| 2.2.2 土地利用转型 |
| 2.2.3 概念辨析 |
| 2.3 基础理论 |
| 2.3.1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
| 2.3.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2.3.3 远程耦合理论 |
| 2.3.4 土地扩张与土地集约化理论 |
| 2.3.5 土地节约与反弹效应理论 |
| 2.3.6 土地利用转型理论 |
| 2.4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内涵 |
| 2.4.1 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内涵 |
| 2.4.2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解析框架 |
| 第3章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条件与背景 |
| 3.1 自然条件与历史基础 |
| 3.1.1 地理区位与自然资源 |
| 3.1.2 发展历史 |
| 3.1.3 功能分区 |
| 3.2 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 |
| 3.2.1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
| 3.2.2 人口变化 |
| 3.2.3 城镇化进程 |
| 3.2.4 区域经济社会转型特征 |
| 3.3 国家及区域政策环境与背景 |
| 3.3.1 国家宏观政策演变 |
| 3.3.2 区域发展政策的演进与解构 |
| 第4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过程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变化 |
| 4.2.1 类型规模及内部结构变化 |
| 4.2.2 类型间转化规模与转化方向变化 |
| 4.3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 |
| 4.3.1 类型分布与类型转化空间变化 |
| 4.3.2 土地利用重心空间迁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过程 |
| 5.1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核心表征——功能形态相关问题 |
| 5.1.1 土地利用功能与多功能内涵 |
| 5.1.2 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与解构 |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1 评价指标选取 |
| 5.2.2 研究方法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土地利用核心功能分析 |
| 5.3.1 土地利用功能演进特征 |
| 5.3.2 发展支撑功能演变特征 |
| 5.3.3 发展动力功能演变特征 |
| 5.3.4 生态基础功能演变特征 |
| 5.4 土地利用子功能分析 |
| 5.4.1 农业生产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4.2 农村稳定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4.3 经济发展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4.4 社会发展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5 土地利用子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 5.5.1 发展支撑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 5.5.2 发展动力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机制 |
| 6.1 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分析模型 |
| 6.1.1 影响因素的选取 |
| 6.1.2 分析模型的选取与原理 |
| 6.1.3 分析模型选择结果 |
| 6.2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 |
| 6.2.1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 |
| 6.2.2 经济发展过渡,人口转型期 |
| 6.2.3 工业化中期,经济与人口衰退期 |
| 6.3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机制 |
| 6.3.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总结 |
| 6.3.2 转型路径与转型机制探索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 |
| 7.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7.1.1 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
| 7.1.2 土地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功能失衡 |
| 7.1.3 耕地的不可持续利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
| 7.1.4 耕地粗放低效利用制约农业与农村发展 |
| 7.2 土地利用转型:新背景、新要求、新挑战 |
| 7.2.1 国家宏观背景 |
| 7.2.2 新一轮东北振兴:新政策与新要求 |
| 7.2.3 东北三省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 |
| 7.2.4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面临的新挑战 |
| 7.3 土地利用转型优化调控建议与措施 |
| 7.3.1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目标 |
| 7.3.2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政策优化路径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政府及大客户对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影响 ——考虑地区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
| 三、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概念与测量 |
| 一、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定义 |
| 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内容 |
| 三、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测量 |
| 第三节 政府的概念与测量 |
| 一、企业行政联系 |
| 二、政府政策和法规 |
| 第四节 大客户的概念与测量 |
| 一、客户集中度的定义 |
| 二、客户集中度的研究内容 |
| 三、客户集中度的测量 |
| 第二章 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企业行政联系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府政策和法规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影响 |
| 第三节 客户集中度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 |
| 第三章 模型设定与数据收集 |
|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选取与处理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所在行业及分布统计 |
| 二、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回归分析 |
| 一、分组回归检验结果 |
| 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 |
| 三、结果讨论 |
| 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政策建议 |
| 一、双管齐下,市场配置为主,政府监管为辅 |
| 二、因地制宜,挖掘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地区中的作用 |
| 三、企业联动,培育供应链企业长期稳定关系 |
| 第二节 本文创新点 |
| 一、关注大客户作用,重视供应链长期关系 |
| 二、剖析地区差异,强调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9）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2.1 国外相关文献回顾 |
| 2.1.1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 |
| 2.1.2 关于普惠金融内涵 |
| 2.1.3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
| 2.1.4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
| 2.2 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
| 2.2.1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 |
| 2.2.2 关于普惠金融内涵 |
| 2.2.3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
| 2.2.4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普惠金融发展范畴及理论基础 |
| 3.1 普惠金融内涵 |
| 3.1.1 普惠金融概念 |
| 3.1.2 普惠金融特征 |
| 3.1.3 普惠金融体系框架 |
| 3.2 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原则及意义 |
| 3.2.1 普惠金融发展目标 |
| 3.2.2 普惠金融发展基本原则 |
| 3.2.3 普惠金融发展意义 |
| 3.3 普惠金融发展沿革 |
| 3.3.1 国外发展沿革 |
| 3.3.2 国内发展沿革 |
| 3.4 普惠金融发展理论基础 |
| 3.4.1 金融功能论 |
| 3.4.2 金融抑制论 |
| 3.4.3 金融可持续发展论 |
| 3.4.4 金融排斥论 |
| 3.4.5 区域金融论 |
| 第4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度 |
| 4.1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说明 |
| 4.2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方法选择 |
| 4.2.1 测算方法介绍 |
| 4.2.2 测算方法确立 |
| 4.3 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3.2 八大综合经济区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3.3 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综合评价 |
| 5.1 加权平均离差法 |
| 5.1.1 方法介绍 |
| 5.1.2 结果分析 |
| 5.2 变异系数法 |
| 5.2.1 方法介绍 |
| 5.2.2 结果分析 |
| 5.3 基尼系数法 |
| 5.3.1 方法介绍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泰尔指数法 |
| 5.4.1 方法介绍 |
| 5.4.2 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 |
| 6.1 收敛假说 |
| 6.1.1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收敛假说 |
| 6.1.2 普惠金融发展的收敛假说 |
| 6.2 β收敛检验 |
| 6.2.1 模型介绍 |
| 6.2.2 检验结果 |
| 6.3 核密度收敛检验 |
| 6.3.1 模型介绍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马尔可夫链收敛检验 |
| 6.4.1 模型介绍 |
| 6.4.2 检验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影响因素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1 机理分析 |
| 7.1.2 研究假设 |
| 7.2 模型构建 |
| 7.2.1 普通面板模型的构建 |
| 7.2.2 空间面板模型的构建 |
| 7.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检验 |
| 7.4.1 基于普通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
| 7.4.2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强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 |
| 8.2.2 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化协调战略 |
| 8.2.3 拓宽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 |
| 8.2.4 优化普惠金融需求主体的生态环境 |
| 8.2.5 推进普惠金融运作模式的市场化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现实背景 |
| (二)选题理论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旅游城镇化研究 |
| (二)旅游小城镇研究 |
| (三)旅游城镇(市)可持续发展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 |
| 四、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旅游小城镇概念及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旅游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 一、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 二、旅游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述评 |
| 一、新型城镇化理论 |
| 二、产权理论 |
| 三、社区参与理论 |
| 四、差异化理论 |
| 五、体验经济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 |
| 一、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阶段 |
| 二、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和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相关性研究 |
| 一、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城镇化相关性机理分析 |
| 二、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旅游城镇建设的助推效应 |
| 三、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对旅游发展的提升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条件及必要性分析 |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条件分析 |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区域特点 |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制约因素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必要性、机遇和动力机制分析 |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特殊意义 |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必要性和机遇分析 |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
| 第四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 |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区划沿革和小城镇发展历程 |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历程 |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当代城镇主要类型 |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现状 |
| 四、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旅游产品层次低,同质化现象严重 |
| 二、旅游业人力资本开发利用不足,旅游专业经营人才匮乏 |
| 三、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大,民族文化未得到充分彰显 |
| 四、旅游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社会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应急能力相对落后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旅游小城镇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
| 二、评价指标因子选取 |
| 第二节 重建转型旅游小城镇案例研究—以汶川县水磨镇为例 |
| 一、水磨镇概况 |
| 二、水磨镇旅游发展历程和现状 |
| 三、水磨镇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四、水磨镇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交通枢纽和商贸服务型旅游特色小城镇案例研究—以松潘县川主寺镇为例 |
| 一、川主寺镇概况 |
| 二、川主寺镇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 三、川主寺镇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四、川主寺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 第四节 自然资源依托型度假旅游特色小城镇案例研究-以理县古尔沟镇为例 |
| 一、古尔沟镇概况 |
| 二、古尔沟镇旅游发展历程和现状 |
| 三、古尔沟镇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四、古尔沟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 第五节 三种旅游小城镇发展影响因子比较研究 |
| 一、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异同比较 |
| 二、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三个旅游小城镇比较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关系 |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产品 |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关系 |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总体发展思路概述 |
| 二、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促进产业融合,夯实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 |
| 三、保护修复优良生态环境,为旅游业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障 |
| 四、创建民族特色文化传承保护机制,实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旅游发展双赢 |
| 五、构建共享式社会治理机制,为旅游小城镇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文中各章节图表目录 |
| 附录2 :旅游小城镇居民调查问卷 |
| 附录3 :访谈纪要 |
| 附录4 :田野访谈照片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四、西部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2]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3]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D]. 李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5]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成宇.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6]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7]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D]. 田俊峰. 吉林大学, 2020(08)
- [8]政府及大客户对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影响 ——考虑地区差异[D]. 孙连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D]. 孙英杰. 辽宁大学, 2020(01)
- [10]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D]. 张江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