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健康教育服务部作用的探索与实践

一、医院健康教育服务部作用的探索与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谢勇^[1]（2020）在《制度环境对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影响机制研究 ——以黔东南州H组织为例》文中指出禁毒社会组织是统述性的话语概念,主要服务对象是出戒毒所后或未达强制收治条件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吸戒毒人员;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毒品预防、心理干预、宣传教育、就业扶持、临时救助等方面对吸毒者心理、精神状态进行调试和矫治;主要是由民政部门登记的以及虽未经民政部门登记但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等各种社会组织构成;主要目的是通过嵌入进禁毒治理结构的系统机制和组织安排中,帮助吸戒毒人员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尽力克服“人格退化”,促进吸戒毒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并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关爱吸戒毒人员的良好氛围。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云贵川三省;广西、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等多重因素,成为我国毒情形势较为严峻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年来,西南民族地区积极探索禁毒社会化道路,大力发展禁毒社会组织,取得了显着的工作成效。制度环境形塑社会组织。对于西南民族地区禁毒工作而言,引入禁毒社会组织促进吸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是一场全新的革命,涉及到对新体系的认同和社会身份塑造的互动过程。深入探究西南民族地区制度环境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来支持、培育和规制当地禁毒社会组织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好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包含哪些结构性要素,呈现出哪些“异质性特征”,又该怎样完善当地制度环境,来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等具体问题。本文选取了西南民族地区较有代表性的禁毒社会组织——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H组织为个案,通过深入分析其面临的制度环境结构性要素以及影响机制,探求整个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制度环境全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西南民族地区地域宽广,各禁毒社会组织在生成结构、运行机理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大多数个案质性研究一样,如何通过对H组织深入的个案研究,来处理好宏观与微观、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制度环境中各个结构性要素是有机构成的,并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发挥功能,共同对社会组织这个有机体产生影响作用。可见,制度环境对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影响机制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基于此,本文认为虽然对H组织的个案研究无法简单推导为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有关整体性结论,但是对H组织所面临的制度逻辑以及在既定制度环境影响下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的策略选择确是值得讨论的,并有可能从中提炼出关于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有关结论,实现从独特个案走向概括整体。本论文共分八个部分。在“第一章绪论”中,阐述研究缘由,首先解释了为何选取H组织作为本文研究的个案,再结合研究需要梳理和总结了社会组织、禁毒社会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以及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影响机制四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就本文的类型、研究方法、相关的概念等做了简要说明。在“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中,介绍了本文采用上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研究社会组织较为经典的理论:“资源依附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制度环境的结构性要素,提出了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在“第三章研究个案介绍”中,阐述了H组织的创建原因;机构性质、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工作职责、经费来源等组织情况,分析了组织特点,阐述了组织的运行成效。在“第四章H组织正式制度表现形式及特征”中,从宏观正式制度、微观正式制度以及执行正式制度三个方面阐述了H组织正式制度的供给情况及表现形式,并分析了其特征。在“第五章正式制度对H组织影响机制:结构性嵌入机制”中,论述了这种正式制度会通过结构性嵌入机制对H组织产生影响,并分别阐述了结构性嵌入机制的基础、表现与效应以及在此正式制度影响下,H组织的行动策略。在“第六章H组织非正式制度表现形式及特征”中,从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狭隘关注的公共精神、族群内部的高度信任以及传统有效的社会控制四个方面阐述了H组织非正式制度的供给情况及表现形式,并分析了其特征。在“第七章非正式制度对H组织影响机制:信任机制”中,论述了这种非正式制度会通过信任机制对H组织产生影响,并分别阐述了信任机制的基础、表现与效应以及在此非正式制度影响下,H组织的行动策略。在第八章“对策建议”中,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资源依附理论与新制度主义理论有机结合。本文理论创新之处在于整合两个理论关于制度环境结构性要素、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影响机制等观点,以H组织所需的制度环境为切入点,阐释H组织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以及H组织为克服这种制度依赖、维持自治的各种努力及成效。同时,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章将社会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看做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体,既包括具有不同行为逻辑和治理偏好的多层次政府共同塑造的激励和约束结构,又包括信任网络机制下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正是这一复杂结构强化或削弱了社会组织发展。二是从研究机制视角,深入分析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研究以经验表层为主,经常可见“半官半民性”“官民结合”“平等协作”“社会化、市场化、自主化运作”等用语,没有上升到经验提升与理论概括的高度。本文引入了机制概念,深挖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分别通过结构性嵌入机制、信任机制,在既有的一些基础性条件之上,对H组织产生影响,其影响的表现及效应又是如何等问题。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力突破了一般现象描述和浅层经验总结的局限,有利于更加深刻把握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总体特征等内容。

詹伟峰^[2]（2018）在《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文中指出高校师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高校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高校安全问题影响广泛,受到社会和人们的高度关注。尽管政府与高校都积极采取了各种提升高校安全管理的措施,但涉及师生的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环境、校园管理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之外,也暴露了高校师生安全素质缺失这一根本问题。安全素质缺失的根源还在于高校安全教育不够系统、深入、有效。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校安全教育体系迫在眉睫。本研究以系统理论为指导,从系统的要素、特征与动力三个角度对高校安全教育进行分解,通过对当前高校安全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和缺陷的分析,对境外高校安全教育先进经验进行阐释和借鉴,以构建新时期我国高校安全教育体系。从当前高校安全教育的现状来看,局面可谓复杂。尽管各高校在安全教育方面的工作付出较多,也在不断改进,但从整体性、开放性、协同性、层次性各方面来审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改进空间。本研究基于丰富细致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境外四所高校的实地考察、调研访谈,对国内六所高校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调研访谈,在此基础上获取大量数据和有效信息,对国内外高校安全教育有一个总体把握与评估,进一步提炼出有益经验做法及不足之处。从系统角度来看,境外高校则在安全教育方面先于我们作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如在整体性上,教育内容完善,建立专业的师资队伍;在协同性上,内部协调顺畅,构建了完善的组织架构;在开放性上,教育形式多样,形成了有力的校内外联动机制;在层次性上,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探索。这些探索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供国内高校参考与借鉴,可根据我国及各高校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借鉴,去粗取精、博采众长。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优化安全教育系统的要素,完善安全教育系统的特征,强化安全教育系统的动力,扩大安全文化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的措施,以期对我国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郭兴华^[3]（2018）在《多维贫困测度、扶贫路径及其绩效评估研究 ——基于A市农村的调查数据》文中研究指明精准识贫、精准扶贫、快速脱贫是我国正在进行的一次历史性的战略举措。深入研究贫困的精准测度、扶贫路径的选设及扶贫绩效评估,不仅十分必要,且十分迫切。精准识贫是快速脱贫的前提,也是脱贫工作的关键。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改进的A-F模型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以精准识别贫困个体;同时,运用多项probit模型对多维贫困测度和他人主观评价的差异性进行分析,进一步查找导致个体贫困的原因。在明晰致贫原因的基础上,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基于区域特征和个体特征,有针对性的为贫困主体选设适宜有效的扶贫路径,为其快速脱贫提供重要的路径保障。立足于扶贫工作的系统性,抓住扶贫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从贫困个体的生活境况、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进行绩效评估。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在对国内外关于贫困概念的界定的基础上,对贫困的测度、扶贫路径、绩效评估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将共同富裕理论、路径理论、绩效理论作为全文撰写的理论支撑点和分析研究的方法工具。论文对我国建国后不同历史时期的贫困特征、扶贫大政方针、扶贫措施及执行效果进行了系统分析,尤其是阐述了我国当前贫困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通过分析可知,贫困人口大幅度的减少主要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很好地涓滴效应;扶贫路径的不断拓展和对扶贫对象的不断精准聚焦。现阶段扶贫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有些地方贫困程度仍然较深;仅将收入作为贫困认定标准,缺乏对于致贫原因的系统性认知;精准选设扶贫路径较难以及扶贫绩效评估需进一步科学化等。论文在对我国贫困标准进行纵向比较,与其他国家同时期的贫困标准进行横向对比的基础上;对单维贫困测度方法和多维贫困测度方法进行比较,拓展性的构建了改进的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同时,构建了涵盖健康、教育、生活条件、就业和收入等5个维度15项指标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以A市为例进行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证分析,得出A市及各县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指数、各指标的单维贫困发生率及其对贫困的贡献率;体现了贫困精准识别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然后,基于改进的A-F模型多维测度结果与实际调研过程中他人对于调研对象贫困与否的主观评判存在差异的现象,运用多项probit模型进行估值回归和边际效应回归分析;以人均年收入为因变量,进行OLS回归和多位数回归分析,以检验差异性分析的稳健性。通过对多维贫困测度结果和他人主观评价的差异性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对于贫困的影响程度,从而为扶贫路径的选设提供重要依据。在明晰扶贫路径选设目标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从根源上解决个体的贫困问题。认为应多维发力,系统选设扶贫路径,包括:以特色产业扶贫提高贫困个体的收入水平;运用教育扶贫来提升贫困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利用健康扶贫减小健康冲击的不确定性;通过异地搬迁来改其生存环境,提高其机会获取得能力;实施政府兜底为特殊贫困人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等。由于绩效评估对扶贫工作具有很强的牵引性和导向性,进行科学的扶贫绩效评估也是反贫困工作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构建了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A市各县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A市各县区扶贫工作进行绩效评估,得出了各县区在贫困个体的生活境况、对扶贫的满意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公因子的得分排名,以及各县区扶贫绩效综合得分排名。分析表明,所构建的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对于加强各扶贫主体的绩效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马伟玲^[4]（2017）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文中认为正义问题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的政治学家无不高度关注分配正义。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设计虽然具体表现在制度和体制的安排,但本质上是分配正义论的一种体现。因此,本文遵循“有的放矢”原则,以分配正义的政治学研究之“矢”来射城市卫生资源的配置问题之“的”,将这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基本国策,事关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事关“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的重大实践问题与政治学的正义理论研究直接关联分析,在全面梳理比较各种正义论基础上,得出科学的和可行的正义理论,进而将理论与实践案例结合起来加以解答。自从福柯将“生命政治学”几乎看作是研究正义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学领域以来,阿伦特、阿·甘本继续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引发了世界学者关注生命权力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因而将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正义研究的政治学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每一个重要推进,几乎都能更有效地促进我们对于政治学有关正义理论内涵的思考。本文就成为一座连结政治学正义论研究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研究之间的桥,让两者在相互转换中彼此促进。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人的生存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的卫生资源配置,就是在空间上得到合理布局和配置,解决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体现在对卫生资源的使用过程中,各类社会主体地位与占有比例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卫生资源配置高度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卫生事务进行谋划、决策和执行的水平,表现出其为公众提供卫生服务和建立健康保障体系公共管理活动的能力。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观念,卫生资源的正义配置,不仅仅是卫生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国家保持内部稳定统一的政治要求。追求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是人们共同努力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分配原则的起点应该是建立在卫生正义基础之上。让有限的卫生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安排情境下,坚守卫生资源正义分配的价值导向,正义配置卫生资源以推进和保障居民健康,实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城镇化正在将一个“乡村中国”转变为“都市中国”。2016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7.35%。据预测,未来10-15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由此,我们的研究聚焦城市,不仅要关注乡村人口如何进城,更要关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后,城市的制度是否为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公平的、包容的、正义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保障他们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生命健康是所有城市居民的第一需要。保障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应该是第一公共产品。这一公共产品的配置是否实现正义,是否实现公共产品配置的均等化,如何通过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有效设计和改革来达成正义目标,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中国的卫生事业改革路程漫长、举步为艰。卫生事业改革直接影响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关系民生、关乎人的自由发展,一直是社会大众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卫生资源是开展卫生工作、发展卫生事业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物质基础和基本要素,卫生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关系到卫生服务系统整体的结构和运作效率,更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条件,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成效与成败中一直起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令人欣喜的是:与全面小康社会决胜战略相伴随,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0月25日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战略,把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纳入到一个整体战略规划之中。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然而,要落实这一战略,还有许多事关方向的正义理念问题需要研究,许多相关的具体方案、规划和政策需要探索。因此,文本的研究更加显得迫切和重要。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首先需要全面梳理相关理论资源。本文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外古今正义理论及其城市对于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相关意义、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运用、差异性社会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适用意义、社会保障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具体显现,等等。正义思想与人类一样古老。远古时代人们在氏族和部落内外交往中就产生了正义思想,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因而具有历史性、派生性、相对性和阶级性。本文简要梳理了中外正义思想变迁的脉络,从古希腊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近代马基雅维利、莫尔、康帕内拉、休谟、卢梭、葛德文、欧文、康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社群主义者桑德尔等等。中国古代的儒、道、佛、墨等学派都有自己的深厚的正义思想。这些正义思想资源的合理成分,都对于今天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基本的善起到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公共产品理论从休谟起始,经过亚当·斯密、潘塔莱奥尼、马左拉的系统开拓,进展到维克塞尔-林达尔模型,在经过保罗·萨谬尔森和詹姆斯·布坎南、蒂布特等人的深度挖掘,逐步成熟。这一理论对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性质和特点的揭示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中国学者创立的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描述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论述,对于本文在研究把握对象的性质和边界方面具有直接的帮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思想的缘起和发展,使本文更系统地了解医疗卫生领域社会保障的演化发展史,因而对于借鉴各国相关经验,有了更多帮助。本文在第一章系统梳理相关理论、第二章充分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从第三章开始,对于中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领域研究分章加以展开。第三章主要研究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演变史和现状。对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分支领域: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三个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全面梳理。关于医保制度体系领域,本文在对于我国医保制度渐进性改革历史作出梳理和说明的基础上,分别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制度建立过程、基本框架、特点、功能和问题做了深度分析,进而从城市流动儿童和大病医保两个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深度剖析城市医保制度的内在局限。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领域,本文着力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网状建构历史、现状、问题等加以分析,其中特别分析了医联体这一创新的医疗机构组织形态的革命意义,同时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这一特定的角度来透视我国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关于公共卫生均等化资源配置和控制,本文也从历史和现状两个角度加以全面梳理。本文关于上述三个领域各自的演化历史和现状的深描,以便能够从历史脉络和横向结构中把握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状况的总体线索。第四章主要分析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沿着第三章的三个基本领域的口径,对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等三个领域的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和分析。关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本文指出存在着制度碎片化设计、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不公平;制度壁垒,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的道德风险;“自愿参加”设计缺陷,居民参保率偏低;同城制度不同,基金补偿待遇差异明显;大病医疗保险公私合作,基金安全危机四伏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分析了存在着的医疗机构布局的失衡;卫生服务投入不足,趋利性引致卫生服务公益性缺失;优质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结构的失衡;卫生资源流转制度的问题与弊端;医疗服务逐利化,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五大问题。在公共卫生领域,本文着力分析了存在着的诸如国家责任缺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各级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困难;推进国家公共卫生项目,缺乏地方政府支持;基层公共卫生:趋利倾向与机构不健全;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开展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困难等五大问题。本文指出:上述问题的存在,其结果归结为一点,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形成对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的巨大障碍。因此,需要从制度体系变革和发展医疗卫生资源两个方面加以解决。第五章集中回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如何确立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原则,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原则的基本路径。本文指出: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原则是正义原则,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也因此是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主要遵循原则。这里所指的卫生资源配置中涉及的所谓“基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对满足全体市民健康的基本需求:如涉及公民日常普及性健身需求（住宅小区或社区健身设施、体育公园等开放式健康保健设施等）、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预防、健康体检等）和对常见病、多发病常规治疗需求。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卫生保健和治疗,如对于满足健康人群中的特殊健身需求的设施（如健身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等）以及超越常规治疗的高端医疗服务,则成为超越基本的特殊或高端需求。对于可能致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特殊大病种,也将被逐步纳入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所应涵盖的范畴。正义原则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要广泛吸纳中外思想家关于正义思想的合理资源,还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具体包括:基于公平分配的主体包容性原则;基于卫生资源公平配置的自由权利;基于公共产品均等化的基本卫生资源利益分配原则;“差异的正义”的结构化配置,向最不利者倾斜的原则;限高原则;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卫生资源配置差异、走向未来大同的原则;政府卫生资源配置要合规、合法、接受全民阳光监督的原则等七点内容。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需要考虑主要目标和主要路径。主要目标为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要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要明确政府在规划、投资、建设、发展和改革卫生资源配置体系中的主体责任。要根据一般卫生问题、主要卫生问题和重要卫生问题需求分层配置卫生资源。要根据卫生服务需求量表和卫生服务目标、卫生服务/人口比值来规划配置卫生资源。要达到配置均衡,必须要采取一系列方法,如经济基础法、多方程式模拟法、健康保障组织法、固定利用率法、预测利用率法等。配置效果还要进行卫生资源效果评价。第六章关于实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路径思考。本文依然沿着医疗保险、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三个基本路径来展开阐述。在医疗保险路径问题上,本文着力探索全国统一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可以通过均等化和基本医疗保险+多元化补充医疗保险两个路径来试行。对于当下的中国,从可行能力考虑,本文倾向于后一种思路。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上,本文从规划、全科医生培养和分级诊疗、加强资源配置、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责任、强化医联体建设等方面作了深度探索。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着力指出在加大投入、完善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基础上,实现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前提下,可以根据中国现阶段差异性社会特点,建设一个基本公平+比例公平的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区域结构。

陈红,郝徐杰,关婷,王杉^[5]（2013）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务社会工作的实践与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自2009年起在医务社会工作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介绍了其在医院志愿者管理、社区工作、团体工作、行政工作和个案工作等医务社会工作等方面的经验,从医务社会工作的理论先于实践、缺乏专业医务社会工作人才教育与培养、缺乏对医务社会工作的宣传与认识、缺乏医务社会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医务社会工作的问题与挑战。

王素梅^[6]（2010）在《中美政府绩效审计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绩效审计作为政府审计发展的高级阶段①,最早开始于十九世纪末英国国库和审计部对陆军勋章合同的经济性审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后,民众对政府的期望日益升温,工业国政府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公民了解政府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蓬勃高涨的民主意识的压力下,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于20世纪40年代纷纷建立了适应各自国情的政府绩效审计模式,完全意义上的政府绩效审计应运而生。进入20世纪70年代,政府绩效审计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日益走向法制化、规则化,其审计范围和绩效评价维度也日益向纵深发展。21世纪以来,政府绩效审计已成为世界政府审计的潮流和发展方向,成为一个国家社会民主发展和公共管理科学水平的象征。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也称为“经济效益审计”或“效益审计”,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政府审计制度恢复之后,经过20世纪90年代专项资金经济效益审计的探索,于21世纪在政府审计范围内全面推行。与美国等相比,由于公民意识的孱弱,政府力量的相对强大,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更多是以学习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强制型审计。目前而言,政府绩效审计的审计环境还不够完善,尚没有完整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政府绩效审计准则予以指导,因此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范围较小,审计随意性较大,部分绩效审计项目尚属于财务审计职能的进一步延伸。随着民主意识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绩效审计在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这不仅是建设贯彻科学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社会的需要,也是在现有行政型审计体制下,审计机关作为政府“大内审”的格局下,推动“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最终达到善治目的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美国和中国进行政府绩效审计的比较,通过产生背景和理论框架的理论比较以及案例的实践比较,试图总结出两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差异的原因,并通过经验研究进行验证,以期能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有中国特色政府绩效审计的建议。本文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绩效审计,都以委托-代理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共同的理论基础：（1）委托-代理理论为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动因基础。正因为在正义论框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共权力的授权来自于人民。因此,代议民主制下水平维度的两层次民主型委托代理关系（人民—议会—政府）和垂直维度的多层次行政型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各级政府）正式形成。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息不对称和合约的不完备性,政府绩效审计成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路径选择之一。（2）制度变迁理论为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提供了变迁基础。政府审计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向绩效审计的变迁正是审计环境压力下委托方和受托方等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的发展过程。在传统政府审计模式下,政府审计监督权单向朝上,审计更多地表现为垂直维度上委托代理关系的监督过程,主要关注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真实性、合法性。而在现代政府审计模式下,随着公民意识的厚积薄发,权力向责任回归和制度性的责任追究成为构建责任政府的内在逻辑,水平维度上委托代理关系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开始显现。政府审计越来越多地关注政公共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政府绩效审计成为政府审计的工作重心。（3）以政府绩效管理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注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因此,政府应建立以结果为本的绩效管理制度,将市场竞争机制、绩效管理目标寓于政府管理中,变规则控制为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并最终通过绩效的是否达成来追究行政机构和管理者的责任。这一理论为绩效管理制度主要监督和评价手段的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政府审计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宏观经济监督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所有其他系统一起协调运转,并推动国民经济运行这一宏观系统健康有序地发展。从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背景来看,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为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奠定了体制基础,对绩效管理的重视提供了理念支撑,而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成功参与则为政府绩效审计的转型提供了良好契机,同时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离不开多位主计审计长的大力推动。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政府绩效审计采用学习方式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它脱胎于企业等微观经济效益审计,至今为止尚缺乏清晰、完整的法律依据。在理论框架方面,美国政府绩效审计侧重于决策有用型,而我国则期望其能达到解除公共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的效果；从审计概念和审计种类来看,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更注重对效果性的审计,同时兼顾经济性和效率性,而我国强调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统一；从绩效审计标准来看,美国的政府绩效审计标准包括宏观和微观层次,并强调被审计单位自行制定绩效评价标准,以提高绩效审计结果的认可程度,而我国目前政府绩效审计标准尚不健全,非财务指标较少；从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运用来看,美国政府绩效审计建议更为具体,强调审计结果的透明、公开,而我国的审计报告中则带有处理、处罚决定,并从2003年起,逐步将审计结果进行公告；从审计人员结构来看,美国政府绩效审计人员专业背景复杂,计算机利用水平较高,而我国的绩效审计人员则主要集中于“财务型”,计算机审计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理论比较的基础上,文章又分别选取了中美两国早期和近期政府绩效审计典型案例进行实践比较,发现：中国的政府绩效审计起步要晚于美国三十年左右；从审计体制上,中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属于行政型,而美国则隶属于立法型审计体制；从审计项目的选择上,中国开始注重于计划性,但过于注重项目的代表性、影响力,计划性和经常性不够；从审计的内容上来看,中国的绩效审计主要与财政财务合规性审计结合在一起开展,是一种综合审计,而美国政府责任署更多地从事单一性质的绩效审计；从审计建议上看,我国对审计发现问题从关注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注重向体制、机制上转变,而美国政府绩效审计则一如既往地强调对内部控制的关注并从管理上给出建议；从审计内容的连续性上看,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更强调审计内容的多次连续跟踪审计。在对中美两国政府绩效审计理论和实践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对差异原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研究发现,审计体制对政府绩效审计有着显着影响,而在其他影响因素上,美国的政府绩效审计水平主要受政府支出规模和文化教育水平影响,而中国的政府绩效水平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鉴于文章在搜集民主发展水平指标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因此无法看出民主指数对政府绩效审计水平的影响,这也成为文章经验研究方面的一大缺憾。本文认为,为发展有中国特色政府绩效审计,加快绩效审计的发展,应积极培育公民意识,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政府绩效审计规范建设和审计自身制度建设,转变审计观念,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审计理念,改革预算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审计体制等。

孙懿斌^[7]（2007）在《医院图书馆对患者及病患家属的健康教育服务》文中研究说明就医院图书馆如何利用知识服务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做了一些有益探讨,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改善医院图书馆功能,树立医院良好社会形象,增加医院亲和力和竞争力。

孙懿斌^[8]（2007）在《医院图书馆为患者及病患家属的健康教育服务》文中研究表明文章就医院图书馆如何利用知识服务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做了一些有益探讨。

华晴岚,梅柳蓉^[9]（2005）在《对住院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的现状与进展》文中认为

郑淑君,张振路,何穗芬,陈霭玲,成守珍^[10]（2002）在《医院健康教育服务部作用的探索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服务部在医院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方法 :介绍 2年多来 ,健康教育服务部的设置方法及探索实践的服务项目。结果 :健康教育服务部为临床整体护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使更多的群众获得健康知识 ,保证了部分病人出院后仍能得到医务人员延续的健康护理指导 ,收到较好的社会效应 ,并使医院服务形象得到提高。结论 :健康教育服务部的设置方法及服务内容、方式值得继续研究和推广 ,领导重视是工作开展的重要保证。

二、医院健康教育服务部作用的探索与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医院健康教育服务部作用的探索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环境对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影响机制研究 ——以黔东南州H组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多维贫困测度、扶贫路径及其绩效评估研究 ——基于A市农村的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4）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务社会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6）中美政府绩效审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医院图书馆为患者及病患家属的健康教育服务（论文提纲范文）

（9）对住院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的现状与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0）医院健康教育服务部作用的探索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四、医院健康教育服务部作用的探索与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环境对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影响机制研究 ——以黔东南州H组织为例[D]. 谢勇. 贵州民族大学, 2020(07)
• [2]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D]. 詹伟峰. 厦门大学, 2018(12)
• [3]多维贫困测度、扶贫路径及其绩效评估研究 ——基于A市农村的调查数据[D]. 郭兴华. 武汉大学, 2018(06)
• [4]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D]. 马伟玲. 苏州大学, 2017(04)
• [5]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务社会工作的实践与探索[J]. 陈红,郝徐杰,关婷,王杉. 中国医院, 2013(04)
• [6]中美政府绩效审计比较研究[D]. 王素梅. 武汉大学, 2010(07)
• [7]医院图书馆对患者及病患家属的健康教育服务[A]. 孙懿斌. 全国医院情报图书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情报图书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7
• [8]医院图书馆为患者及病患家属的健康教育服务[J]. 孙懿斌.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7(04)
• [9]对住院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的现状与进展[J]. 华晴岚,梅柳蓉. 上海护理, 2005(02)
• [10]医院健康教育服务部作用的探索与实践[J]. 郑淑君,张振路,何穗芬,陈霭玲,成守珍. 中华护理杂志,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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