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个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

一、对个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的再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王炎^[1]（2019）在《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首先要融入宪法。宪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表达,经由宪法的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法律体系,获得规范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宪法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聚,经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宪法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体生活形成双向互动,巩固了根本法的正当性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法外价值与法律体系的融合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十二个价值”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价值,如果逸脱整体而单独进入法律体系,那么都有可能破坏法的安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被视为法外价值入法入规的绿色通道,而应被定位成法外价值融入法律体系的筛查要素。基此于上述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需先完成三种“解释立场”的转化:一是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二是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三是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重在将核心价值观思想来源中关于“善与恶”的判别立场,从伦理意义上的“黑白之争”转向现实关系中的“义利权衡”。通过考察域外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对现实规范的影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家国事业的关切、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人的发展的倡导以及中国核心价值观在近现代变迁中对实践要求的回应,进而凝合出一种“个人—共同体—个体”的新集体主义价值诠释立场。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两者密不可分。不能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宪法是冰冷的法律条文,不经宪法表达的核心价值观是空洞的政治口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是对宪法价值体系的高度凝聚,是对“核心价值观”入宪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是宪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回应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不断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宪法文本填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表达的抽象性,赋予了核心价值观“法治语境”下的规范意义,使普通法可以经由合宪性解释与核心价值观的德性内涵建立规范联系。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宪法核心价值观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价值结构,所谓“多元”是指其在表述上包含了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纵向分布与多元价值平等共存的横向陈列;所谓“一体”是指其在纵向上可以经由某种共同善,实现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价值勾连,在横向上“十二个核心价值观”之间可以通过内部的自我调和、自我完善而成为一种超验的价值共同体。宪法核心价值观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其理论定位应是一种超验主义的价值引导,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法律体系而存在的“客观价值秩序”。它始于人理性的道德启蒙,又止于人知性的道德需求,是人在共同体道德生活中类特性的反向觉醒。申言之,核心价值观的超验性有别于深藏在自由主义宽容原则背后的虚无主义,而是认为人有自省的能力,可以在多元交互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理解达成一种“止于至善”的共同追求。它既承认建构主义中纯粹理性居于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但又否定纯粹理性对实践理性的支配作用;它既承认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可以孕育出一种符合共同体生活需要的道德规则,但又否定这种道德规则的终局性。在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调和中,康德把良善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为道德公设的认知逻辑,不能当然推出道德理性与行为德性的必然联系。只有通过人格化的“天”与致良知的“人”之间的双向耦合,才能实现“天理”与“人情”在“道德情理”上的交融。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天”是有人格化意志的超验体,能感知世间的“仁”,因此,作为伦理欲求的法外价值应当有合理的入法进路,也应当被包含在核心价值观的整体释义当中,并通过多元价值的整全不断趋近某种“天人合一”的善端。第一种解释立场展现了一种文化基因中的“情”,第二种解释立场确立了一种规范结构中的“法”,而第三种解释立场则为“情”与“法”的交融提供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理”。但是,在法释义学的运用中,核心价值观“理一分殊”的价值结构,还需预设一种“元价值”进行整全。从“和谐”在宪法文本中的深度体现、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地位、法律体系中的原生构造、释义脉络中的语用条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整合来看,宪法核心价值观中的元价值当属“和谐”。“和谐”要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应遵循一定的整全路径。建构解释,将蕴含现实关切的实体性概念导入抽象的价值法则之中,通过人作为类存物的共性来建立法内价值与法外价值之间的解释性联系。个案权利,将价值作为一种“最佳化命令”,为权利的实现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当一个法外价值与法内价值发生冲突时,两个的相互冲突的价值基于某种共同善,从而在其可接受的“不完整意义”上指向一对相互支持的权利,这种支持使法外价值和法内价值可以在权利的表达上实现相融。宪法作为串联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天然媒介,为上述两种法内外价值的融合,提供了一条规范的证成路径。在此三条路径的导控下,某个蕴含“人情”的法外价值可以经由元价值的导控,重塑其自身的价值内涵,获得进入法律体系的正当性依据,进而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此亦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秩序协调上的释宪功能。除此之外,法律体系在规范层面有一套特定的适用规则,这套规则要符合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法则。通过上位法与下位法在“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效力控制说,进而论证了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特别法与一般法在“求同与存异之间的和谐”导出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样态,进而论证了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新法与旧法在“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和谐内涵,以及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证了新法与旧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此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规范冲突控制上的释宪功能。法律规范的统一是协调价值秩序的前提,只有先处理好规范的选择问题,才能继续处理价值释义的融合问题。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两种释宪功能,分别从价值秩序与规范秩序的层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法治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秩序规则。

彭巨水^[2]（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王锐^[3]（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于德永^[4]（2018）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关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界已经作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形成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力求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阐述和说明。本文的引言部分,主要说明了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综述,对相关概念的涵义作了阐释,并说明了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多样性的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主要理论根据;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以及苏东巨变后实行私有化的教训,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重要经验借鉴。第二章,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历史前提。其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过渡的必然性,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并阐述了当时建立起来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局限性。第三章,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过程。其中,阐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过程中的失误,阐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探索,阐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探索的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四章,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其中,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有关精神,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作了阐述和分析,并且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评析了目前社会上还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第五章,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重大意义。其中,阐述了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发展。并且从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各经济主体的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制度、党的领导等方面说明了进一步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着力点。

冯静^[5]（2018）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及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文中研究说明经济自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题。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及其理论形态进行过深刻批判,这种批判实质上是从自由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根本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批判。在当代,随着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自由的实践凸显出内在矛盾和发展悖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与商品拜物教对人的精神异化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内生于经济自由的现代性问题。因此,现实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对经济自由的批判,也应强化对资本的历史超越意识。本文基于经济哲学的视域,以马克思的相关经典为文本依托,结合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哲学依据,对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逻辑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思想实质进行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起点——异化的分工开始,结合资本的现实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逻辑起点、理论前提、核心思想和实质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揭示。马克思以资本为轴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内在限度,意在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共产主义作为消解和扬弃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现实运动,就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起点。马克思把“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体”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避免了经济自由主义对人的抽象性理解的错误;把阶级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自由问题的基本要素,找到了铲除影响劳动者实现经济自由的物质力量;把人类的解放作为经济自由发展的方向,把共产主义作为对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提供了消解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理想路径。本文着重研究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解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的基础上,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思想实质加以历史梳理。二是明确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问题意识,探寻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历史脉络。三是明确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学术定位,揭示其理论内容和思想实质。首先,以古典经济学相关原着为文本依托,分析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研究思路进行梳理,展现古典经济学阐述经济自由问题的理论依据、主要观点和思想内涵。然后,重点研究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思路、研究方法和核心思想。首先结合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相关研究成果对马克思的启示,揭示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理论来源和使用的方法论,展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历史脉络。然后结合相关文本,以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为研究起点,围绕马克思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经济自由的实质和经济自由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三方面的批判,基于分工、资本和私有制三位一体的分析范式,展现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强大理论逻辑。马克思以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来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历史限度,经济自由的消解以扬弃资本逻辑为历史前提。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原着文本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经济自由批判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揭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在其整个思想史中的地位。经济自由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和启蒙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批判服务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批判,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视角和创立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要素。（2）研究方法的创新。把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发生机制、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考察,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剖析。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内在逻辑思路进行研究,尝试作出新的概括和描述。（3）基于马克思关于分工、资本和私有制三位一体的逻辑思路和分析框架,将人性批判和分工批判作为马克思批判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把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私有制作为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的主要对象,将资本逻辑下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批判作为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实质内容,将私有制批判作为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深层内蕴,将共产主义对经济自由内在限度和历史限度的消解和扬弃作为经济自由发展的方向。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核心是对资本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的内在否定性的批判揭示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资本扩张是经济自由存在的根本依据,资本的限度就是经济自由的历史限度。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更好地利用和规制资本,克服资本和市场经济的负效应。中国的未来是建立在权力对资本的制约之上的,或者说权力对资本的调控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地方。

苏峰^[6]（2018）在《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的二十余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受苏联模式影响以及长期被“左”的思想所禁锢,中共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认为公有制结构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不断“过渡”和“升级”,最终成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按劳分配也被异化为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调动多方积极性,多种经济成分经历了从默认、限制到引导、促进的过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贸经济、集多种经济成分于一体的股份制经济,以及获得法定地位的私营经济,经过十多年的突破与发展,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改革开放40年来,多种经济成分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社会投资、培育市场竞争环境、解决人民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聚焦1978年至1988年多种经济成分的复苏和兴起,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正反两方面经验,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1978年至1988年,北京城乡多种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多种联产责任制和安置待业青年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兴起、个体经济的复苏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从实际出发、探索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京郊之路”和推动乡村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有力推动了京郊农村集体经济的崛起;引发全国关注的“牛奶难”问题及其解决过程,展现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探索;改革开放后十年间,商业流通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对个体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第一家合资汽车企业和合资饭店,标志着外资经济在北京的起步;中关村一条街早期的三个争论和三次风波,特别是股份制改革尝试、政府作用对民营科技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正是这些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力促进了购销政策、物价政策、商业流通、财政管理、街道管理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突破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深刻改变了所有制经济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总的来说,北京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呈现出国有和集体经济主体地位巩固、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特点,扭转了人们此前的思想观念,迎来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从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所有制政策的根本依据;二是生产力标准是构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客观标准;三是解放思想是推动所有制理论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四是政府推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形成的有力支撑;五是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时代使命,不能站在今天苛责昨天。改革开放后这十多年北京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基本做到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内在需求和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特色鲜明,成绩突出,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曹延汹^[7]（2018）在《马克思的社会观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始终是一个国家至上的国度。国家和社会不分,国家即社会,社会即国家的思想观念直到今天在普通人的心里都是根深蒂固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贯穿整个中国有阶级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这种状态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社会逐渐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渐趋形成一个独立的范畴,并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使命。马克思社会观是关于社会的科学世界观,是中国共产党社会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是指导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主导思想。中国社会自身成长与发展的实践既是一个客观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理论探索过程。马克思社会观是马克思从经济学入手对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对欧洲社会历史经过深入研究的理论成果。社会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马克思社会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思想中的社会不是被国家和专制彻底吞噬的“无社会”或“弱社会”,而是具有自身独立性并与国家相对立存在的社会。与国家相并行的社会,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发展规律,具有其客观性。马克思社会观就是对这种客观性的理论概括。从原着入手,马克思社会观可以概括为:马克思的社会本质观、社会发展观和社会价值观。首先,社会本质观强调“物质生产生活关系”或“经济关系”是社会的本质。“物质生产生活关系”是指人的生命存在与延续的关系,是指人们“吃、喝、住、穿”的现实生活,它包括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和自我繁衍。物质生活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是一种永恒的历史活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社会发展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社会发展是社会运动、变迁、跨越的进步过程。马克思社会发展观主要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源、动力、规律和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等方面的学说。社会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自行展开、运行和发展的,也就是说,社会实质上也是在遵循规律来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人虽然身处其中,但不能主观随意地改造社会,而只能在认识、把握、顺应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社会。再次,马克思社会价值观是唯物主义自由观。自由既是一个现实的范畴,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现实范畴的自由受生产力水平制约,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自由实现程度的高低;意识形态范畴的自由是一种理想追求,一种精神凝结。现实自由与理想自由构成了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最高普遍本质,只有在生产发展中才能渐进实现,并最终在生产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在价值层面,马克思既肯定了自由理念的指引作用,又指明了实现自由的工具、手段和过程,即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物质生活实践”。马克思以经济学为出发点研究社会,同样,研究中国社会也要以经济学为出发点。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复兴、成长和扩展的过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改革之初的“国家经济”逐渐转向“国家经济”与“社会经济”并行态势。以“民生”为主题的社会建设是马克思社会本质观的生动写照。改革就是去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促进生产力。中国政府“简政放权”的改革路径实质上就是解放社会,就是解放生产力。中国40年的改革成就无非就是生产力快速进步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等从不同侧面彰显了马克思的价值观。在国家下放权力的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一旦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与马克思思想中的“市民社会”一样,就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尊重这一规律的社会治理成为中国人的时代任务。社会治理主要包括国家治理、社会自治和两者共治三种方式。国家治理主要包括权力下放、福利制度、法治、德治等内容。社会自治主要是指经济社会的自我治理,包括市场主体（企业）内部的自主经营、主体间依法契约和协约的自由交往等等。经济社会中的资本本性容易导致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的产生,国家和社会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补救。不管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自治都应坚持法治、共治、理治等基本原则。中国社会治理的目标是社会的永久和谐稳定与尽可能快的发展。虽然中国现在还不是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但社会治理的整体策略取向是经济社会与福利社会并行。经济社会主要指向生产力发展;福利社会主要指向社会稳定。

王雨田^[8]（2017）在《论十七年土地运动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的多样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从多样化角度考察十七年土地运动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是如何因革命伦理的现代化理想,而被要求向符合该理想的不同形象、身份之转变过程中的泛化现象。换言之,革命伦理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农民自身身份的转变。这导致,至少在小说中,农民之所以为农民的特质被逐渐抽空,并使得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被逐渐边缘化。但作家在应景的同时,时常以偏离外部规范的方式释放出被抑制的农民之音。这让观者得以在规范叙事之内外两面感受到中国农村及其居民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全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3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5章。以下是各部分主要内容:绪论部分确定研究目的、意义和范围;阐释基本概念;概述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创新。第1章,作为农民之镜像的地主。首先考察解放区小说中地主形象的嬗变,从中可以看到地主形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随后,这一形象工程在进入十七年文学后,也在土地运动小说对农民的多样化建构中以多维视角呈现。这其中,农民向地主的泛化既是革命伦理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建构之结果,也是现实中农民的诉求在小说中的投射。此时,已经消逝的地主身影隐现于农民自身。随后通过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互相泛化的趋势。第2章,中农的小资产阶级化与重农思想的影响。本章阐述了中农概念的生成,以及中农被革命伦理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有其历史根据的,进而指出革命伦理对中农的批判是继土改后的又一次土地革命,这是为彻底进入合作化阶段扫平道路。对此,一部分重要作家却纷纷后撤,这表明他们并不认同以农民为革命对象的又一次土地运动。因而,作家描述的中农形象往往成为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的矛盾体。这从更深层揭示出相关作家以民为本的重农思想,它通过小说中隐晦存在的饥饿现象得到确认。第3章,饥饿农民的抽象表达及作家潜意识里的对话。首先指出相关小说中的丰收背后隐藏着明显的缺粮现象,这种悖论常常通过藏匿、倒卖粮食等行为在中农、干部身上呈现出来。随后论述了中农形象的复杂性,这使得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揭示出土改后在农村中占多数的中农群体所遭受的饥饿的侵袭。然后通过比较,指出这种饥饿叙事与1930年代左翼小说中的饥饿叙事之间存在的异同。本章最后论析了身在海外的张爱玲与身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对土地运动及其延伸出的饥饿、暴力、农民干部形象等问题的关注点存在一致性,这构成相关作家之间潜意识里的对话。第4章,对现代化农民形塑的尝试。本章从农民的泛工人化与泛军人化两个角度,阐述农民是如何被革命伦理朝着具有现代化意味的工人、士兵身份塑造的。首先是对泛工人化现象的历史背景予以解读,指出革命伦理力图将农村工业化,并让居于其中的农民向服务于这种工业化的工人形象转变。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但这其中存在农民身份丧失,而工人身份又未能完全构建起来的问题。革命伦理对工人的引领,依靠的是具有军方背景的革命新人。因此,这部分论述从先锋理论入手,辨析了“政治先锋”与“艺术先锋”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先锋类型。随后指出,在居于优势地位的“政治先锋”影响之下,出现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泛军人化现象,这是对农民身份的激进重构,并揭示出作家对农民泛军人化,及其延伸出的农村泛军事化管理现象的疑虑。最后,进一步阐述农民泛军人化的极端情况是:以军事先锋的浪漫化构成对现代的反动。第5章,农民形象在文本之内的短暂复位。这一章讨论的是农民之所以为农民的本真思想、行为和言语。首先,论述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的错觉,这表明扭转农民私有制观念的艰难。但相关小说中出现的那些已抛弃土地私有错觉的农民,却常常以私心的流露消解掉革命伦理赋予他们的荣耀。这是革命理想与农民的实利观之间的冲突,它在大部分相关小说中都以后者的隐晦胜利而告终。因为,崇高的革命理想必须满足农民的现实利益或对未来作出承诺,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现实与虚构叙事的合法、合理性。因而,对农民实利观的描述,涉及如何“写真实”的问题。这在“干预生活”小说中得到整个十七年文学中最好的表达机会。其次,以往对干预生活小说的理解,并非基于以农村为叙事对象的那部分作品,这与苏联干预生活小说并不一致。所以,本章力图重新定位那些以土地运动为叙事对象的干预生活小说,这其中描述的农民形象已经与五四文学传统形成一定联系。因而,农民形象的短暂复位在干预生活小说中得到最终确认,这是作家对革命伦理主导下的多样化农民形象的纠正。结语。对全文所论问题进行概述,并指出其创新之处。

徐子棉^[9]（2012）在《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近年来,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成果因其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挥重大影响,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中争论问题涉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谐社会等问题,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学者们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完成现代化,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形成了制度、体制和路径上的既定模式,对后发国家具有强烈的指向作用,促成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误导,致使中国现代化的性质被当今诸多的国内外学者所忽略。自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现代转型就已开始,一百多年间的三个世纪里,中国人向国外学得很不少,但行不通,理想总不能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梁启超的《欧洲心影路》深刻的揭示了国外文化的弊端,却回转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最终也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向外学习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直在探索适合我国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以“一五”计划为标志,“以苏为师”优先发展重工业模式是当时发展的主要模式。1957年末,随着大跃进的开始,叠加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现代化的探索发生背离,产生了反现代化的因素与趋向,两种趋向相互交织,最终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使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市场经济为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形成了以改革为动力,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渐进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促成了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全面启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既要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现代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巩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充分吸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由易到难,又要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良性发展态势,尽可能的避免大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因此,探究“从当代中国①现代化的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就成为本人首要的理论兴趣和本文研究的初衷所在,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国情独一无二,中国的经验举世无双；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正努力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经济起飞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第二,在长达百年的现代化研究谱系中,无论是重要文本的翻译、整理,还是日益紧契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理论总结,不同的研究起点、历史条件、学术底蕴、社会背景均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研究中留下了印记。在个体化研究的背后,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脉络的梳理、范式的把握、共性的归纳确实比较鲜见。第三,社会作为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其发展变动与结果必然受到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的牵制和交互作用。从古希腊的“自然动因论”到中世纪的“神学动因论”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动因论”直至19世纪初黑格尔的“理念动因论”,向人们展示的只是一种机械的、线性的社会发展图景,实际上,对一场重大社会变革来讲,其造成社会变动的因素将是全景式的。马克思在研究中也曾深刻的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动力是什么,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②人类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虽然每一种因素都或多或少的对社会发展起到影响,但作用性质却迥然不同,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本文论及的“社会动因”则是指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变动的积极因素。全文由导论和正文共七个部分构成：导论主要阐述“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的选题缘起及研究述评。主要讨论“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重点难点、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研究域、关注点等等。第一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因思想,介绍本文所用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分析理论。首先,阐释了现代化的启动、中断和全面启动的概念、基本表现方面、并结合引用例证归纳出现代化中断的一般特点（如国家作用的官僚-权威化过度的特点、民主化呈现失范和回溯的特点、复古主义与现代主义在调适中的裂变、造成社会的重大后果与灾难等方面）及全面启动的基本特点（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始于体制性的变革、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具有相似性与可测性特征、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具有共享性与学习性特征、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具有连续性与间断性特征、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具有异步性与同步性特征）。其次,论述了马克思社会规律思想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总的指导思想,它构成了本文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因思想的基本框架。通过对现代化实践下形成的中国模式的解析,明确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进行阶段性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三,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因思想以建立自己的分析基础。本文以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历史代价思想、社会动力合力论为基础,探讨了其方法论在本文中的意义,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从宏观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路径进行了深入考察,以便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给予历史的定位。首先,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进程进行归纳与评价,得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异常艰难,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没有实现”的结论,并着力分析了原因。其次,从辩证的视野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的必然性和科学性、指出了建国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良好开端、积极肯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同时揭示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现代化启动中潜伏的危机。第三章从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提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意味着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的论点。首先,分别从党的八大路线的中断、“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性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目标等各个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与现代化的进步发展趋向相违背的,是与现代化发展逆向而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反现代化的,因此就其指向和社会后果来说,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中断。其次,从社会发展的主要社会领域概括和论证了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的主要表现：从社会主义民主到专政的横行、从社会主义法治到无法无天、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一部分”到革命对象、从教育的发展到教育的停顿、从城市化到“逆城市化”、从经济搞活到经济全面僵化、从别人封锁我们到我们自己闭关自守,这些重大的社会领域呈现出逆现代化的指向与后果。再次,进一步概括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的特点：经济在周期性起伏中低度发展、法理型权威的缺失和一元化领导制度的恶性运行、政治参与的非理性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发生形变的非常态化等。最后,阐明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的原因。第四章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启动的问题。首先,从现代化全面启动理论指向上和价值诉求上明晰和破解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中难题的切入点：发展观是从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到全面启动的逻辑主线、实践性是从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理性指向、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是从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到全面启动的价值诉求。其次,具体设定和论证了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标志与时段。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段：1978年到1992年为重点推进阶段、1992年以来为整体推进阶段。接着,论述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主要五个表现方面：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变革；现代性因素的涌流与全面释放。最后,提炼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启动的主要特征：实验与徘徊的初创特征、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社会转型度”不断增强的特征、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创新性特征、科学性特征、社会运行向良性状态转化的特征。第五章较为全面地探讨和分析了促成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首先,依次对促成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进行论述,大致有六个方面的内容：持续不断地现代化思想变革和启蒙、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强有力的现代化政党、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不断调整与改革、时代主题的转换与正确的对外战略、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需要及主体性的迸发等等。接着,对现代化全面启动中社会动因进行结构分析,指出经济力是现代化全面启动的根本动力、政治力是现代化全面启动的制度保障、文化力是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精神动力,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动态结构。再次,对社会动因进行系统整合,从而说明整合是保证各要素协调并全面启动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整合有助于实现社会动因的经济要素与政治要素的一体化、整合有助于社会动因的政治要素供给充足（政治资源能量）、整合有助于有效地控制社会动因内部主体利益冲突的程度和范围、整合有助于更好地形成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统一。最后,详细论述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要素的制度整合、政策整合、主体的利益整合、文化要素的整合的内容。第六章从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过程进行反思。首先,从逐步形成具有现代化内生性的意识观念和逐步形成具有现代化内生性的一系列制度架构两个层面来论述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防止现代化的中断。其次,明确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是防止中断的重要因素。一要把握好处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矛盾的基本原则——党的基本路线,二要以系统优化塑造社会和谐,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第三,坚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是防止现代化中断的根本。第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第五,要正确处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第六,坚持科学发展是现代化良性运行的基础。总之,中国的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和最醒目的现象,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空前的关注,其对世界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也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将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更加注重探究成功与成就背后的原因,在深入审视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避免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走过的弯路,尽可能的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付出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正确处理好结构与解构、中心与边缘、历史的连续与历史的断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找到中国最有效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程南^[10]（2011）在《经济法理论的反思与完善》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经济法实践。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是最保守的民法学者都不会否认经济法的存在。可经济法当前的理论建构本身,却无法从法学逻辑上有效论证经济法存在。本论文致力于经济法存在的法学论证,深入探讨植根于市场经济本体中的经济法存在。全文围绕经济法学界关注的与经济法存在密切相关的八个理论范畴展开,具体包括：经济法概念、经济法基本原则、经济法独立、经济法体系、经济法实现、经济法律责任、经济法律程序。不同于既有主要学说共识于将国家调整经济所形成的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本文论证了当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社会需要和社会满足矛盾运动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催生了经济法。社会需要和社会满足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身,也为可能的经济法调整确立了价值目标,即经济法所维护的正是市场经济活动中作为否定之否定过程展开的整体经济利益。对于维护整体经济利益的经济法来说,根本地切入点是及时、有效地监管资本集中。正因为以符合经济活动对的法律调整需要这样的方式来调整整体经济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所以经济法的独立存在既基础又重要。能够有效调整资本集中的方式决定了规范意义的经济法体系存在,于是为历史所检验的、有着畅通调整渠道的产业法、货币法、财政法、市场法成为经济法体系的四大基本构成。经济法实现正是经济法调整作用发挥的过程。在经济法有效链接整体经济社会的过程中,法主体、法关系、法组织、法秩序是一以贯之的,而范畴间起关键连接作用的就是有着规范意义的产业行为、货币行为、财政行为和市场行为这四种经济法律行为。通过经济监管机关作用于货币财产和财政财产的具体经济法律行为,个体经济利益得以轨导而与整体经济利益统一,从而有效组织起整体经济的运行,实现经济法调整制度化,最终建构起经济法所追求的调整秩序。在轨导个体经济利益、组织整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法律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调整手段,历史中大陆法系对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正是服务于经济法调整目标的实现。经济法律责任调整方法的适用,也就是根据经济本体的要求来确定责任主体,角色化个体经济利益使其服从于整体经济利益,这是组织整体经济所必要的调整方式。而角色化个体经济利益的过程,必须匹配一定的经济法律程序。其中,经济监管机关的监管程序旨在发现服务于整体经济利益的个体经济利益存在,立足于法制实践分析,经济机关监管程序的关键是引入当事人影响对程序的导向作用；而经济监管机关解决问题、强制轨导个体经济利益的过程,必须匹配诉讼程序,旨在为个体经济利益提供最完善的宪政保护。在经济法实现的过程中,经济法律关系建构依赖于个体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活动、经济法律责任定位无非是角色化个体经济利益、经济法律程序设置倚重乃至保护个体经济利益当事人,都充分说明了整体经济利益的存在本身是与个体经济利益辩证统一的存在。经济法的调整是顺应市场经济的调整,整体经济利益并非是外在于个体经济利益的,二者相辅相成而共同统一于市场经济本体。总之,本文旨在解决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本体论进路问题,通过对市场经济本体的发掘,探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法调整,以此推动学科理性建设。

二、对个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的再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个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的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及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6）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的社会观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8）论十七年土地运动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的多样化（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经济法理论的反思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个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的再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D]. 王炎. 东南大学, 2019(01)
•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研究[D]. 于德永.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及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D]. 冯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D]. 苏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马克思的社会观及其当代价值[D]. 曹延汹. 辽宁师范大学, 2018(05)
• [8]论十七年土地运动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的多样化[D]. 王雨田.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9]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D]. 徐子棉.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2)
• [10]经济法理论的反思与完善[D]. 程南. 中国政法大学,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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