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透明 责任 服务 竞争（论文文献综述）
刘琨[1]（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韩金成[2]（2020）在《公共价值视角下的邻避设施决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养老院等一些具有负外部性威胁的公共服务设施时,普遍遭遇到选址地周边居民“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抵抗行为,对地方政府决策能力形成严峻挑战并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邻避设施决策已经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棘手课题。现有关于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的研究由于缺乏完整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不但难以做到全面透视邻避设施“决策黑箱”,而且也很难让地方政府官员清楚地认识到邻避设施决策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本文对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展开分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公共价值、目的性价值、工具性价值等相关概念以及西蒙决策理论、渐进决策理论、行为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的梳理,发现手段-目的链及其所对应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分析结构可以将公共价值视角与邻避设施决策研究很好地联系在一起。邻避设施决策的相关公共价值可划分为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个方面。从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角度对战略三角模型、公共价值失灵模型、公共价值目录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价值分析工具进行拓展和调适,搭建了一个贯穿于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层次的邻避设施决策分析框架。基于此框架,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公共价值研究视角出发,首先解构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其次评估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失灵问题与公共价值重塑实践,再次探究政府官员的公共价值感知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最后建构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的邻避设施决策模式。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运用基于公共价值生成链的战略三角模型,从价值目标管理、授权环境管理和运作能力管理三个方面对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进行了制度性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的特征可以概述为“一块战略组、两条价值链、三层授权面”。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作为邻避设施决策的战略管理主体,在应对上部、内部和外部授权环境时显示出了自身运作能力的不足,使得横向上政府机构内部的公共价值整合链和纵向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共价值需求链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公共价值凝聚以及公共价值创造功能。（2）本文以余杭和番禺两个典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案例为研究对象,分析与评估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的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失灵问题及其重塑实践。余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决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公共价值失灵现象表明,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难以就各自的目的性价值偏好和工具性价值偏好进行有效弥合,导致现阶段的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普遍存在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失灵问题。通过对余杭案例和番禺案例的对比性考察评估,发现两地政府采取了两条风格迥异的邻避设施决策改进路径,可以分别称之为“余杭模式”和“番禺模式”。两种模式所重塑的目的性价值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性,而所重塑的工具性价值则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性。两种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公共价值偏差问题,“番禺模式”的价值短板主要体现在创造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目的性价值不足,而“余杭模式”的价值短板主要体现在缺失“中立性”价值。（3）本文根据政府官员问卷调查所获得的一手数据,考察了政府官员的目的性价值偏好和工具性价值偏好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的影响。政府官员的目的性价值偏好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性影响,9种目的性价值要素均至少在某一个邻避设施决策价值冲突情境中具有显着性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民主”三种价值在10个邻避设施决策情境中的显着性影响次数均达到或超过了5次。政府官员的工具性价值偏好也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性影响,在17种工具性价值要素中,有13种价值至少在某一个邻避设施决策价值冲突情境中具有显着性影响,“效率”“有效性”“创新”“透明性”四种价值在10个邻避设施决策价值冲突情境中影响均不显着。通过对跨邻避设施决策情境下具有显着性影响的价值要素进行关系性分析和层级结构分析,发现政府官员的公共价值偏好间会呈现出一定的网络特性和层级结构。（4）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管理模式包括价值偏好引导和价值目标管理、主体间关系重塑和授权环境管理、公共价值创造和运作能力管理三个部分。在价值偏好引导和价值目标管理阶段,政府、企业、社会自身应积极培育公共性,对邻避设施启动价值管理战略,地方政府通过循证分析机制拟定项目决策方案。在主体间关系重塑和授权环境管理阶段,地方政府、特许经营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通过伙伴关系、公众参与和协同网络三种类型的嵌入式关系协调模式对邻避设施决策进行主体间关系重塑。在公共价值创造和运作能力管理阶段,地方政府加强协同领导能力,与特许经营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创造多元公共价值,各方通过十项公共价值审查方式展开项目决策评估工作。
李晶淼[3]（2020）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于厘清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立法中应当具备的规范功能和法律地位,以证成第三方组织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回归规范的法律意义上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法律行为进行健全与完善是摆脱实践中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及理论需求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所遭遇的困境之关键所在。如此,能够紧跟法治政府内涵的新发展,建设符合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第三方组织,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我国已经积极开展了多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因此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是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入,无论是法治政府目标的确认还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政府建设进路都遭遇了不少问题。“政府推进型”进路在面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与法治政府建设所应当遵循的程序正义标准时都遭遇了无法周延的正义困境。目前,在实践中产生并区别于“政府推进型”进路的“第三方组织推进型”进路从内涵和外延上都符合其应遵循的自然正义与协商共识的正义标准,为破解当前法治政府建设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政府建设紧贴正义维度保驾护航。第三方组织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组织性、独立性特征外,在理论和实践中往往具有相对性,故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场域开展考察,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因此,要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必须抛却只关注主体的内在特征的静态研究逻辑,需将第三方组织放置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场域中,关注两者的关系与互动,以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共同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标准,方能实现研究的周延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是指在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中能够以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法治意识和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其相对于政府及行政相对人,具有中立或独立地位。换言之,它应是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促进作用的社会组织。从广义上来分析,它不仅包含了实践中的已经进入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实际发挥影响力的第三方组织,也包含了在理论设计中被期待出现的能发挥自身功能、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三方组织。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当具备回应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能力,能以独立的地位顺利开展活动并得出符合自身认知的结论,进而通过影响政府主体的行政行为或者法治观念等方式,对法治政府建设实际产生促进作用。而在实践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存在自身失灵的消极状况,其功能发挥被阻碍和影响力实现被制约;与此相对,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第三方组织志愿性不足、第三方组织加入的路径单一等问题。问题大多因法律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所致,尤其是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确认,其身份角色的二重性使得“法治政府建设者”角色时常被“行政相对人”的角色掩盖,因此,第三方组织与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失衡。同时,问题产生的另一成因是历史观念的局限性,“官本位”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法文化中的深入人心也会影响第三方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面对中国问题,要打造法治政府建设中理想的第三方组织,必须考虑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行为和结果三个要件的内容,结合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应当具备的特征,依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通过法治思维与手段对第三方组织进行改造。具体路径如下:第一,减少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寻求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和法治政府建设者双重身份的平衡,革新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主体的监督、管理立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制度。第二,结合程序性、程序度这两项程序法基本原理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加以设计,确保第三方组织在法治政府建设领域中的活动规范、顺畅,以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需求。第三,依据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具体领域对第三方组织实现扶持和激励,促使有潜力的第三方组织进入法治政府的建设中,满足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广度需求;第四,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加第三方组织的实际影响力,为功能的发挥和促进作用的实现保驾护航。
吴相雷[4]（2020）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自民政部2007年颁发《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党中央联同地方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组织评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评估的指导方针,充分阐明了第三方评估在强化社会服务监督、增强组织公信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引入,是保障公共体育服务绩效及其合法性的有效杠杆。研究对象与方法:本文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体育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内涵及特征、发展脉络、承接公共体育服务评估机制分类以及第三方评估执行困境等进行阐释。通过地区考察与案例搜集,剖析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重要性提升的主导因素,探讨第三方评估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功效,梳理第三方评估目前存在的顶层设计障碍及自身发展受阻的原因。同时借助协同治理理论等为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承接公共体育服务评估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路径。通过进一步归纳总结第三方评估良性发展策略,以期建立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三者的良性互动方式,创新第三方评估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结果:第三方评估的存在对政府、体育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但发展中也伴随着诸多困难和阻碍,不但要面对政府执行评估时评估方角色处境上的两难,还要直面公众对第三方评估开展过程的质疑以及评估结果运用有效性等诸多问题。怎样将合法性搭建、专业性提升及其评估结果应用等方面给予的帮助与支持融入第三方评估显得尤为迫切。研究结论:一、通过对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评估态势的梳理,明晰在不同时期第三方评估的变迁过程。分析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中评估主体的责任划分,明确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在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评估中的责任边界。二、通过分析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机制分类,提出“不同评估主体”的政府官员参与、高校领域专家参与、社会组织评估机构参与的评估机制;“不同评估方式”的政府主导定向购买评估、组织公开竞争评估、公众自发参与评估以及“不同评估阶段”的前期、中期、后期评估等不同特性的评估机制。三、通过归纳第三方评估践行的内在逻辑,相关评估主体内在责任划分,以方向指引、协同整合、信息公开三大模块确定第三方评估的机制选择,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政府、组织、公众共同促成第三方评估机制。四、提出由专门从事第三方评估的社会组织评估机构在对体育社会组织承接前中后期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政府+体育行业专家”、“政府+银行家”、“政府+公民”三元协同评估的第三方评估体系。同时引入多元调查评估方式及法制建设协同支撑,用于全面保障公民享有体育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效益的最大化。五、根据研究归纳与第三方评估机制整合提出,明确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责任边界;夯实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组织监管与评估实施评估的基础;强调第三方评估开展流程的规范性;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保障制度的合理高效实行;完善立法,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执行方向等有助于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发展的有效建议。六、加强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信息化建设,以行政手段建立《公共服务信息公开制度》,对公共体育服务购买过程中所涉及的前期规划、招标与竞标过程与组织实施全程公开透明,政府相关部门、媒体力量、群众力量相结合,建立三者互通的监管与评估网站,保障公共体育服务的购买行为与体育社会组织承接过程做到公开透明,渠道畅通。
姜野[5]（2020）在《算法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认为算法在广义上讲就是解决问题的程序,但是由于数据和算力的不断发展,基础数学理论的演进,作为人工智能本质的算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机器学习为主的多类型算法在新闻推送、搜索引擎、电子商务、信用评分以及司法裁判领域等多个场景当中得到应用。算法性能的提升以及应用的普及提高了社会的运行效率,却又因内部不透明性、有限自主性和难以问责性而可能导致诸多风险。这些特性将算法区别于普通的技术,也为我们带来了规制难题,当自我规制、市场规制和伦理规制并不能够有效应对算法带来的风险与影响,法律规制便成为了最为直接和有效的规制手段。有必要以算法技术的迭代更新为背景,将算法的法律规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突出当前算法呈现出的有限自主性特征,建构符合我国算法应用现状的法律规制体系。伴随互联网络的发展,线上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算法在为我们提供更加迅捷高效的推送结果的同时也会对我们的视域、判断甚至最终选择产生影响。可以说,网络对于其发展中形成的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显然,算法使用者秉持的技术中立与技术无罪观念已经形成了强大惯性,这种惯性带来的后果不可避免地与公民的权利及社会的有序发展发生抵牾。在此过程中,会形成算法歧视、算法统治甚至消解社会信任等风险,而个人在算法面前逐渐演变成为数据的汇总,难免会被算法规训,隐私保护的难度逐步增大,算法的学习特性还将导致数字鸿沟加剧发展。这些社会风险以及对个人产生的不利影响都需要来自法律的有力回应。在法律规制算法的理论基础方面,需要明确算法只能成为法律规制的对象而不能成为法律本身,应当认清算法的法律属性,将其定位为具有有限自主性的人造物。现阶段,我国对于算法的规制模式仍属于回应型的,重视结果的规制而忽略过程的控制。具体表现为个人数据保护立法较为分散,平台责任规定不够明晰以及规制算法的法律体系性不足。当前,欧盟与美国分别形成了以数据保护和算法责任为中心的算法规制模式,二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却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国需要构建系统的法律规制体系。进而以法律治理归化技术治理,将防范风险定位为制度设计所要达到的目标,以科技伦理作为内在指引。法律规制体系的系统建构,覆盖算法应用的全过程,主要包括算法应用前的审查监督,应用过程中的数据保护以及应用后产生后果时的法律问责。首先,在算法审查监督具体规制措施的研究当中,要完善算法的分级分类制度,当前算法的主要应用场景集中在两个领域之中,一个是商业领域一个是公共决策领域。在确定算法的风险等级之后,根据不同等级确定相应的透明度边界,完全不透明的算法会形成黑箱,而完全公开的算法则无法保护算法开发者的创新热情。因此,通过明确算法的透明度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能够在算法应用前的阶段有效防止问题的产生。其次,通过对于数据权利体系的研究加强算法应用过程当中的法律保障。明晰数据权属的界定对于限制算法至关重要,没有数据的算法将无法发挥作用。而我国法律对于日益多元的数据形式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分,数据控制者和数据主体在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上存在着矛盾。由此,在强调互联网企业对于数据利用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于个人数据权的保护。赋予数据主体数据可携权以及加强对被遗忘权的保护能够有效应对算法应用带来的数据失控。最后,研究算法应用之后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如何问责的问题。加强算法的可解释性并保护数据主体的算法解释权,能够复盘算法运行的过程,找出法律后果产生的具体原因,合理分配责任完成法律问责。针对算法应用的全过程分别设计的法律规制手段只能解决短期和中期所呈现出的问题,而数字人权的提出能够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影响算法,从而达到在源头上规制算法的目的并实现算法规制的长期目标。数字人权要求在数字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数字人权保护机制所倡导的价值就是科技发展应当遵循的价值。另一方面,数字人权的覆盖范围极其宽广,面对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场景都可以通过数字人权进行约束。保护数字人权,要求增强算法开发者的人权理念,强化算法的道德习得能力,提升数字弱势群体的参与以及在全社会培育数字素养和算法认知。数字人权的提出能够引领法律规制体系的构建,引领算法设计的理念。更进一步,结合我国正在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人权可以增强我国在科技立法和数据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李升[6]（2020）在《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细化与完善 ——基于50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梳理与解读》文中指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作为人类应对人工智能伦理挑战的行动指南,近年来数量逐渐增多。对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研究多限于研究某一部或几部准则文本,少有对目前大量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进行回顾与评价,并对准则的制定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针对性的建议应该根据目前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特点提出。本文研究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当下50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所呈现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提出细化和完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建议。本文聚焦人工智能伦理的特点,提出了人工智能伦理是一种挑战了既有人际伦理范式的特殊技术伦理,其特点是兼具了两种看似矛盾的理论预设: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人工智能伦理的特点,本文整理了50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在此基础上分析并总结了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两个特点:1.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有三种类型的文本:人类中心主义型,非人类中心主义型和混合型;2.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理念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和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理念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数量比例悬殊。本文提出用“自主度”的概念来描述人类自主性和人工智能自主性的相对比例关系,并基于“自主度等级示意图”解决两种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数量比例悬殊的问题,提出两点完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建议:第一,分类型制定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第二,根据“自主度等级示意图”构建完整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体系,从整体上平衡两种类型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比例。这样可以使得未来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在面对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时,更具有针对性。
张瑞[7]（2020）在《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496与第497条对原《合同法》第39与第40条作了全面修订,表明当下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制度存在更新需求。系统讨论该议题应沿“本体论——原因论——方法论”路径推进,也即应着重解答如下三方面问题:何谓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为何实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以及如何实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蕴意,应统筹格式条款与法律规制两者定义而把握。原《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2019年12月16日《民法典（草案）》496条第1款则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可见立法者有意通过删除“为反复使用”要件而重述格式条款定义,并借此实现格式条款内涵认识更新。就其幕后动因,乃系为将“某些仅为一次使用而预先拟定,且在缔约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消费者合同条款”纳入到格式条款认定范畴中,由此与民法典编纂背景下蓬勃发展的消费者保护势头形成呼应。然其剔除“为反复使用”要件时未作任何限制的做法,极容易使有关受众在理解格式条款定义时扩大解释,由此不当扩张格式条款认定范畴,进而为滥用规制埋下风险。最终在最近审议通过的《民法典》第496条第1款中,格式条款定义又重新恢复到原《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上。可见如何在格式条款使用客观状态与消费者保护价值追求之间寻得平衡,这是影响立法者拟定格式条款定义时的关键因素。就此当前更为完善的定义可参考表述如下: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条款。消费者合同条款虽仅为一次使用而预先拟定,但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也属于格式条款。另在把握法律规制蕴意时,须由“规制日常含义”向“规制法律含义”推进。前者可被归纳为“掌握规制力量的主体对其之外的对象所施加的调控”,进而后者亦可被界定为“由掌握立法权的主体,借助其所创制的法律规范,对其之外的对象所实施的调控”。统筹前述格式条款与法律规制定义,则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之蕴意可概述如下:由掌握立法权的主体,借助其所创制的法律规范,针对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条款所实施的调控。就某些仅为一次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消费者合同条款所实施前述调控亦在此列。最后还应注意,格式条款使用实践事实上囊括微观与宏观两大位面。前者以个别合同关系下格式条款使用活动为核心,此时合同法系主要调控手段,以管控因具体格式条款滥用而导致的个别合同关系紊乱风险;后者则以格式条款使用泛社会化现象为焦点,彼时经济法系主要干预机制,以防止因格式条款群体滥用而导致的市场机制失灵风险。故最宽泛的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应牵涉合同法与经济法两大场域,但为突出研究特色与集中研究范畴,前述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定义仅限于合同法位面。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缘由,应从存续依据与受限依据两方面整合论证。针对格式条款存续依据,以往主流观点指向其“交易效率提升功效”。然对此论点可提出如下疑问:一是在格式条款早已褪变成使用人压迫相对人工具的当下时代,相对人为何仍愿意继续接受格式条款?二是在对格式条款使用进行管控已成普遍趋势的背景下,维持使用人使用热情的动因是否仅限于此种功效?循此疑问可知,眼下“交易效率提升功效”观点在论证格式条款存续依据时已甚为单薄,由此需要挖掘更为多元的支撑理由。立足相对人角度审视,彼时其接受格式条款而完成的资源再配置相对于拒绝格式条款而维持资源配置原状,其利益获得了改善。且因此过程之完成系基于相对人自身经济理性与自主决定,故此种利益改善结果属于帕累托最优,此乃相对人认可格式条款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再者立足使用人角度审视,格式条款与法人“科层制”之“业务细致分工并得以专业化”、“权力始终掌握在上级手中”、“维持自身稳定”及“角色去人格化设计降低失误风险”四方面特性相契合,这使其极大适应了法人制度在当下时代的推广与运转,由此亦极大强化了使用人予以采纳的动因。另针对格式条款受限依据,以往主流观点则指向契约自由与契约公平双重崩坏事实。然此种观点只把握住了格式条款被滥用之表面现象,而并未触及此种现象发生的内在源头因素——格式条款当事人行为心理。格式条款当事人基于不同“成本—收益”权衡,双方之间存在“动机对比失衡”与“信息对比失衡”。前者表现为使用人使用格式条款的动机较相对人认识格式条款并展开博弈的动机远为强烈,后者表现为使用人掌握的交易讯息较相对人更为丰富。受此影响,“使用人机会主义行为”与“相对人理性忽视行为”通常在所难免。前者表现为使用人惯常性迫使相对人接受于其不利的格式条款,后者表现为相对人不愿意也难以对此压迫进行反抗。进一步受“格式附从条款削弱效应”影响,前述两种行为终将合力掏空整体合同关系下的意思自治与给付公平。另伴随格式条款使用泛社会化趋势的推进,前述两种行为还会衍生出市场机制层面的“逆向选择”结果,破坏整体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转,并加剧“私法主体身份二重分化趋势”,最终使弱者保护在当下时代获得与意思自治同样重要的地位。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方法,首推方案为“形式规制”,即从格式条款订入合同之过程所为规制,具体包括“纳入规制”与“解释规制”。所谓纳入规制,意即从格式条款合意达成过程方面探索规制方案。在当今世界,“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提示说明不充分条款排除技巧）与“意外性条款排除规则”（合理性期待规则/意外性排除技巧）系比较主流的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手段。二者均着眼于相对人意思自治机会之保障,以消解格式条款关系下契约自由形式化褪变风险。未来我国也应吸收这两种规则,并考虑将《民法典》第498条中“非格式条款优先”解释规则还原为纳入规制规则,由此形成我国法上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机制。其中“提示说明义务规则”可参考表述如下:（1）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以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并对其中免除或限制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以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予以说明。前述提示说明义务履行以对方可知悉及可理解为合格标准,未合格履行者相关条款不得成为合同组成部分,但相对人予以认可的除外。（2）述法条款免于第（1）款中提示说明义务约束。另“意外性条款排除规则”亦可参考表述如下:格式条款的形式或内容过于异常,以至对方无法合理期待的,其不构成合同组成部分,但相对人予以认可的除外。至于“非格式条款优先规则”,则可继续沿用《民法典》第498条第三句之表述。另外所谓解释规制,系指在化解格式条款语义分歧时对其加以管控,借此限制滥用性格式条款被订入合同之中。依以往主流观点,“客观解释规则”、“疑义不利于使用人解释规则”以及“严格解释规则”系代表性规则。然当具体构思这些规则时,《民法典》第498条采“使用人限制主义”,即在满足客观解释前提下,解释格式条款时的直接目的为对使用人进行限制。然在实践中,使用人限制却并不同时意味着相对人救济,由此在“使用人限制主义”指引下,格式条款解释规则的适用亦并非绝对导向为相对人提供救济这一法律规制终极目标。未来我国法应以“相对人救济主义”取代“使用人限制主义”,并持此理念重塑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具言之可参考表述如下: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相对人最有利的解释。对格式条款含义应作最狭义解释,但对相对人不利的除外。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方法,终局方案为“内容控制”,即从已以确定语义订入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之内容公平性角度所为规制。作为前述形式规制之“补位”机制,内容控制集中呈现了私法在当下社会“由程序干预转向程序干预与内容干预共存”,以及“由自治控制转向自治控制与国家控制并举”的发展动向。然内容控制导入时仍存在对象范畴限制,即满足透明性要求的核心给付条款、与强制性规范相偏离的条款、仅与任意性规范行为类型相偏离的条款、在非自然人主体相对人核心业务范围内使用的条款、劳动合同条款、家事法上合同条款、公司法上合同条款、合伙协议条款、基于有效法律规定而拟定的条款以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与的国际条约而拟定的条款,均具有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豁免资格,但并非同时免于民法中一般性内容控制规范之审查。与此同时,价格优惠也不能成为相关格式条款免于内容控制的理由。进一步具体构建格式条款内容控制机制时,以私法权义规则为单一要素的传统体系并不可靠,私法权义规则搭配行政督促规则之新体系更值采纳。其以私法权义规则为内部核心,由此确立格式条款关系演进时的内容公平标准;同时以行政督促规则为外缘保障,借此确保前述私法权义规则普遍实现。具言之,私法权义规则应同时囊括内容控制基本规则与类型化规则:前者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本蕴意,以不适当不利益为日常表达,以条款透明性、合同标的属性、相对人合同目的等为指引要素,以相对人予以追认为法律后果;而后者之归纳,则端赖于实践经验之总结。至于行政督促规则,常见有“制定示范文本”、“格式条款强制备案”、“提出行政修改建议”、“举行异议听证”、“拒不修改时的警示公告”以及“行政处罚”等。
袁帆[8]（2020）在《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 ——基于“三视角”理论框架》文中提出算法作为推动网络新闻传播领域智能化发展的重要工具已经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在自动化新闻生产和个性化新闻推送领域。但是在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同时,算法也在领域内引发了一些了问题,而这些问题深究起来都关乎于伦理。本研究从“三视角”理论出发,以该理论作为窥探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问题的研究框架。根据该理论,需要从处境性视角即现状、规范性视角即标准、存在性视角即主体表现三方面来诠释伦理问题。于是本文依据该理论提供的“三视角”,通过第三至第五章着重阐释、分析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的算法伦理问题。具体内容包括:首先,从处境性视角来看。算法确实在当下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引发并加剧了诸如信息茧房、社会价值观异化等一系列伦理失范问题,这些伦理失范问题束缚了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未来积极发展。究其原因是利益诱导与制度缺失等多方面导致。其次,从规范性视角来看。结合算法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大背景,一个有道德的、合格的算法最基本要具备公正性即不歧视、预防性即要防范、尊重性即要合法、透明性即要可追溯、导向性即要负有积极舆论导向功能五大点。只有具备以上五点性质的算法,才能够辅助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未来发展。再次,从存在性视角来看。本文主要将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的伦理责任主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算法的直接设计者和使用者即算法工程师,他们作为技术实践者会有意或无意的将价值观念、伦理倾向等内容渗透进算法。通过考察研究,本文发现现阶段算法工程师对算法伦理失范风险的认知比较浅薄、对算法伦理失范风险的改进意愿较为被动,算法伦理水平测量中专业伦理素养低等问题。第二类是算法的管理主体即产品经理等。本文以算法平台产品经理为考察对象,了解他们是如何认识算法伦理问题以及算法设计至完成阶段自我伦理定位。第三类是算法的施用主体即用户本身。作为算法的作用对象,同样作为数据的提供者,用户实质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了算法完善的进程中。因此,用户对算法伦理失范风险的认知、感知以及应对反映着用户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规避风险。本文的结果显示,即便用户能够感受到算法伦理风险,但为了满足需求,其仍旧会选择消极态度应对算法伦理风险。通过从处境性视角、规范性视角、存在性视角的分析,本文同样从此三视角出发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建议,来促成合乎道德算法的实现。首先从处境性视角中,以技术手段来解决技术问题,通过设计可习得道德的算法以及区块链技术予以辅助;其次从规范性视角中,参考西方经验,以外部法律规范以及职业道德规范对算法行为及结果进行约束;最后从存在性视角中,以对算法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培育、用户算法伦理知识教育以及企业伦理管理三方面为切入,从主体内部涵化正确的算法伦理观、道德观。总之,对算法在网络新闻传播领域伦理失范的分析,对算法伦理道德标准的构建,对算法各责任主体的伦理考察,都是当下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当下最为缺乏的内容。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具备公正性、预防性、尊重性、透明性、导向性算法的顺利实现。
谈婕[9]（2020）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也称公私伙伴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是一种长期公私部门合同关系。已有研究指出,PPP能够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引入社会资本融资,改善政府治理质量,因而是政府的一项常用政策工具。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PPP更加成为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融资工具。财政部、发改委等在2014年后大力推动了 PPP项目的运用,使中国的PPP体量在短短几年内就经历了一轮暴涨。然而,中国此后的PPP实践却出现了难以解释的矛盾现象。第一,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与PPP相关的政策反而出现了快速冷却。第二,各地的PPP项目出现了落地难、落地慢的现象。换言之,PPP作为融资工具的属性并未在中国的治理实践中得到证实,它也没有能够成为有效的融资工具。那么,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如何看待PPP的?有哪些因素影响了 PPP在中国的有效性呢?以地方政府融资为着眼点,本文运用财政部公开数据建立了地方政府PPP项目运用和PPP项目采纳率等两个数据库,指出地方政府的治理影响了 PPP使用动机和PPP的有效性。第一,财政透明度较低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PPP视作债务融资的替代品。基于2015-2017年各市发起PPP项目的12047个案例构建省、市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PPP与地方政府债券通常存在显着替代关系,且财政透明度越低的地方,PPP融资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替代效应越强。第二,中国地方政府运用PPP项目融资的有效性总体不高,但正在逐年改善。PPP采纳率是衡量地方政府运用PPP项目融资有效性的关键指标。在2012到2016年期间,中国各地PPP项目的采纳速度总体较慢,但存在逐年加速的趋势。其中,2012年发起的PPP项目的一年采纳率接近于0,2016年发起的PPP项目一年采纳率则接近10%。第三,政府信誉、政府治理能力越强的地方政府则表现出了运用PPP项目融资的更强有效性。交易成本理论表明政府、市场、环境和项目都有可能影响PPP项目在一年内的采纳率。基于2012-2016年间财政部发布的12193个PPP项目案例库,构建分省Probit模型分析PPP项目在启动后一年内的采纳率。结果表明政府信誉、政府能力缺失比市场、环境和项目等其他因素更显着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PPP项目采纳率。上述发现回应了学界关于PPP融资功能的判断,即PPP并非最理想的融资工具,而是地方政府资源缺乏时的次优选择。这一来自中国实践的实证发现也呼应了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普遍理论。它意味着转型国家同样需要较高的政府治理水平来实现良好的PPP治理绩效。此外,本文在以下方面推进了 PPP领域的研究进展。第一,地方政府融资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中国PPP项目的本质及其限度,为针对其它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第二,建立在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的政府、市场、环境和项目等四个维度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PPP研究,还可广泛应用于分析其它的跨部门政策工具。第三,通过初步探索地方政府的融资决策偏好与融资策略,文章补充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竞争逻辑。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中国公共部门改善其PPP项目的治理绩效。第一,中央政府应制定合理的PPP政策目标,突出PPP的项目管理功能、弱化PPP的融资功能。第二,地方政府应配合效率目标实现PPP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同时加强PPP和地方政府融资管理中的信息公开,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规避PPP发展“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陷阱。
高晓霞[10]（2020）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和监督控制系统之一。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而且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多方面的治理功能。审计监督既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同时,强化审计监督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路径和手段,说到底则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而要将审计监督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围绕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以及责任性等基本属性准确把握其对于审计监督的内在规定性及现实需求,进而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功能。基于此,考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必须遵循“政治逻辑—治理功能—行动路向”的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权力监督多维理论视角中的合理因素,侧重运用人民主权理论、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探讨审计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及其由于各种现实挑战而出现的期望差距,并且全面分析把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路向。依据这一研究逻辑,首先就要基于对审计监督的历史溯源和理论阐释,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审计监督职能的现实需求。其次,从政治学理论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在于其政治权力基础、政治体制优势和民主政治动因。第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具有独到的治理功能,包括权力制约与法治功能、信息公开与透明功能以及民主参与和问责功能等。第四,从政府公共部门审计监督制度效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支柱之一承载着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啄木鸟”、“看门狗”和“达摩克利斯之剑”职能作用的普遍期望。然而,审计监督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能却始终存在一定的期望差距,主要表现为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公开性期望差距和责任性期望差距。最后,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就是要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威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实现审计全覆盖,并且在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机贯通与相互协调中形成监督合力,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强化审计结果信息披露和审计问责,突出技术支撑,进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缩小和弥合审计监督制度在独立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方面的期望差距,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公信力。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必须与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道路选择以及政治体制优势等相适应,才能在治理体系中更好地提升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作为国家审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合乎审计制度的本质即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选择。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为党统一指挥审计监督工作提供了政治制度依据和政治体制保障,是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工作中的落实与体现,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要求的审计领导制度和审计管理体制创新,也是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回应社会普遍期待的根本遵循和制度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内在地要求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审计信息知情权。此外,要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审计监督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有机贯通和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协同性和整体合力。最后,还要继续加大审计监督与公共问责力度,提升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与实效性。总之,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基于以制度保障制度的治理逻辑,紧紧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在审计全覆盖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协同,强化审计问责,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制度执行力,才能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其治理效能,避免出现“制度空转”,从而缩小和弥合审计期望差距,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二、政府：透明 责任 服务 竞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透明 责任 服务 竞争（论文提纲范文）
（1）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公共价值视角下的邻避设施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2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3 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 |
| 3.1 邻避设施决策的价值立场 |
| 3.2 邻避设施决策的授权环境 |
| 3.3 邻避设施决策的价值冲突应对 |
| 3.4 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失灵与重塑评估: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
| 4.1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整体考察 |
| 4.2 案例选取与基本介绍 |
| 4.3 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失灵评估 |
| 4.4 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重塑评估 |
| 4.5 本章小结 |
| 5 政府官员公共价值感知影响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选择实证研究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2 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分析结果 |
| 5.4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的邻避设施决策模式建构 |
| 6.1 邻避设施决策的价值偏好引导和价值目标管理 |
| 6.2 邻避设施决策主体间关系重塑和授权环境管理 |
| 6.3 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创造和运作能力管理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2 邻避设施决策公共价值感知调查问卷 |
（3）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第三方组织——法治政府建设的正义之维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内涵及外延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的二元价值 |
| 一、法治政府建设的实体与程序 |
| 二、法治政府建设遵循的正义标准 |
| 第三节 第三方组织外延与自然正义需求之契合 |
| 第四节 第三方组织内涵对共识正义条件之满足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有特征 |
| 第一节 客观特征 |
| 第二节 主观特征 |
| 第三节 行为与结果特征 |
| 第三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既有实践状况 |
| 第二节 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 |
| 一、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 |
| 二、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的优势 |
| 第三节 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 |
| 一、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 |
| 二、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的优势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实践遭遇的问题 |
| 一、第三方组织的专业标准异化 |
| 二、第三方组织的营利手段异化 |
| 三、第三方组织的志愿性异化 |
| 第四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功能 |
| 第一节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定位 |
| 一、协助政府全面履行职能 |
| 二、参与程序实现良性立法 |
| 三、监督政府严明公正执法 |
| 四、督促政府廉洁诚信行政 |
| 五、独立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功能发挥之困境 |
| 一、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数量不足 |
| 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用领域单一 |
| 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影响力有限 |
| 四、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促进程度低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积极作用的制约因素 |
| 一、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
| 二、历史观念的局限 |
| 第五章 打造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 |
| 第一节 完善第三方组织基本法的设想 |
| 一、以功能发挥为导向更新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管理立法 |
| 二、以提升治理能力为导向革新行政组织法相关规范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化拓展 |
| 一、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性 |
| 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度 |
| 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程序性权利与义务规则 |
| 第三节 “第三方组织参与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促进法”的构建 |
| 一、第三方组织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激励规则 |
| 二、第三方组织加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领域的鼓励措施 |
| 第四节 第三方组织功能发挥之观念保障 |
| 一、创新民主科学的传播载体与传播形式 |
| 二、坚持党在政治主流价值传播中的领导权 |
| 结论与展望 共同推动和促进法治政府的早日全面建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组织评估的发展态势 |
| 1.1.2 评估工作开展的政策依托 |
| 1.1.3 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地方实践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文献综述 |
| 1.4.2 国外文献综述 |
| 1.4.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5 研究思路 |
|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资料法 |
| 2.2.2 对比分析法 |
| 2.2.3 访谈法 |
| 2.2.4 案例分析法 |
| 2.2.5 逻辑分析法 |
| 3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3.1 基础理论: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公共体育服务 |
| 3.1.2 评估与评估机制 |
| 3.1.3 第三方评估 |
| 3.2 理论基础: 综合学科交叉与应用 |
| 3.2.1 协同治理理论 |
| 3.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3.2.3 “第三方治理”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4 体育社会组织评估态势发展梳理 |
| 4.1 政府部门“主导”评估——全国性民间评估委员产生 |
| 4.2 政府部门参与“监管”评估——专业评估组织涌现 |
| 4.3 “政社合作”的专业社会评估机构——“第三方”评估出场 |
| 5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机制分类 |
| 5.1 “不同评估主体”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分析 |
| 5.1.1 政府部门官员参与评估 |
| 5.1.2 高校相关领域专家评估 |
| 5.1.3 社会组织评估机构评估 |
| 5.2 “不同评估方式”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分析 |
| 5.2.1 政府主导:定向购买评估 |
| 5.2.2 组织竞争:公开竞标评估 |
| 5.2.3 公众参与:自发监督评估 |
| 5.3 “不同评估阶段”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分析 |
| 5.3.1 承接主体资质:前期评估 |
| 5.3.2 承接过程覆盖面:中期评估 |
| 5.3.3 承接服务产生绩效:后期评估 |
| 5.4 第三方评估机制现状小结 |
| 6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中不同评估主体责任分析 |
| 6.1 政府责任分析 |
| 6.2 组织责任分析 |
| 6.3 公民责任分析 |
| 7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中第三方评估执行困境 |
| 7.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中第三方评估顶层设计匮乏 |
| 7.2 公共体育服务评估中政府评估“内部化” |
| 7.3 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不同参与主体“错位、失位、缺位” |
| 7.4 地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主体单一 |
| 7.5 公共体育服务公民参与评估意识薄弱 |
| 8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优化 |
| 8.1 第三方评估机构承接评估的内在逻辑 |
| 8.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不同评估主体责任划分 |
| 8.2.1 政府责任——支持与保障 |
| 8.2.2 第三方评估组织责任——自律与公平 |
| 8.2.3 公民责任——参与与反馈 |
| 8.3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机制选择 |
| 8.3.1 方向指引: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应然路径 |
| 8.3.2 协同整合:多元力量支撑第三方评估新格局 |
| 8.3.3 信息公开:保障第三方评估无阻碍实施 |
| 8.4 第三方评估机构承接公共体育服务评估机制呈现 |
| 8.4.1 引入“专家第三方评估”,避免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流于形式 |
| 8.4.2 引入“银行家第三方评估”,让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得到专业的金融监管 |
| 8.4.3 引入“公民第三方评估”,让体育社会组织所完成的服务效果最大化展现 |
| 8.5 依法共治:第三方评估机构承接公共体育服务评估政策支撑 |
| 8.5.1 完善第三方评估机构承接评估的合法内驱力 |
| 8.5.2 完善政府购买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法制外推力 |
| 9 结论与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2.1 明确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责任边界 |
| 9.2.2 夯实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组织监管与评估实施评估的基础 |
| 9.2.3 强调第三方评估开展流程的规范性 |
| 9.2.4 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保障制度的合理高效实行 |
| 9.2.5 完善立法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执行方向 |
| 9.2.6 加强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信息化建设 |
| 10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5）算法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算法应用的主要场景及规制困境 |
| 一、算法的广泛应用与争议 |
| (一)新闻推荐场景 |
| (二)搜索引擎排序 |
| (三)电子商务领域 |
| (四)个人信用评分 |
| (五)司法裁判领域 |
| 二、算法的独特性质 |
| (一)算法的不透明性 |
| (二)算法的有限自主性 |
| (三)算法的难以问责性 |
| 三、传统路径难以进行有效规制 |
| (一)自我规制路径缺乏内在动力 |
| (二)市场规制无力对抗垄断局面 |
| (三)伦理规制难以有效融入算法 |
| 第二章 法律规制算法的法理证成 |
| 一、算法应用产生的社会风险 |
| (一)算法歧视加剧社会不公 |
| (二)算法权力形成算法统治 |
| (三)深度伪造消解社会信任 |
| 二、算法决策对个人的不利影响 |
| (一)算法分析侵害数据主体隐私权 |
| (二)算法规训妨碍个人的自由意志 |
| (三)算法学习加剧数字鸿沟的发展 |
| 三、法律规制算法的理论基础 |
| (一)法律与科技的法理思考 |
| (二)厘清算法的法律与法律的算法 |
| (三)算法的法律属性探究 |
| 第三章 法律规制模式的反思与预设 |
| 一、我国规制算法的模式与不足 |
| (一)数据保护的相关立法 |
| (二)算法规制的直接条款 |
| (三)当前规制模式的不足 |
| 二、域外规制算法的经验及局限 |
| (一)以数据保护为中心的欧盟方案 |
| (二)以算法责任为中心的美国路径 |
| (三)欧美规制算法路径的比较分析 |
| 三、法律规制算法的应然选择 |
| (一)以法律治理归化技术治理 |
| (二)将风险防范作为规制目标 |
| (三)将科技伦理作为内在指引 |
| 第四章 法律规制体系的系统构建 |
| 一、算法应用前的审查监督 |
| (一)完善算法分级分类制度 |
| (二)算法的透明度及其边界 |
| (三)建立健全算法监督机制 |
| 二、算法应用中的法律保障 |
| (一)明晰数据权属的界定 |
| (二)赋予数据主体数据可携权 |
| (三)加强对被遗忘权的保护 |
| 三、算法应用后的法律问责 |
| (一)算法的可解释性 |
| (二)算法解释权的概念及证成 |
| (三)构建合理的法律问责体系 |
| 第五章 未来展望:以数字人权引领算法规制 |
| 一、人类生存状态的数字化重塑 |
| 二、算法技术背景下的数字人权 |
| (一)数字人权中的自由命题 |
| (二)数字人权中的平等命题 |
| (三)数字人权中的安全命题 |
| 三、数字人权的保护机制 |
| (一)将人权理念融入算法开发 |
| (二)强化算法的道德习得能力 |
| (三)提升数字弱势群体的参与 |
| (四)培育数字素养与算法认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细化与完善 ——基于50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梳理与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材料 |
| 2 人工智能及其伦理挑战 |
| 2.1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 |
| 2.2 人工智能的分类 |
| 2.3 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 |
| 3 人工智能伦理的特点 |
| 3.1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中的人类中心主义 |
| 3.2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
| 3.3 人工智能伦理的特点 |
| 4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特点 |
| 4.1 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理念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 |
| 4.1.1 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人工智能 |
| 4.1.2 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 |
| 4.2 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理念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 |
| 4.2.1 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人工智能 |
| 4.2.2 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 |
| 4.3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特点:三种文本,两种准则 |
| 5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特点的解释与分析 |
| 5.1 自主度 |
| 5.2 以自主度等级解释与分析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特点 |
| 6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完善建议:以“自主度”构建准则体系 |
| 6.1 构建自主度等级示意图 |
| 6.2 以自主度等级示意图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体系 |
| 7 结语:完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50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基本信息 |
| 附录二 50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内容 |
| 附录三 50部之外的24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内容 |
| 作者简介 |
（7）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格式条款法律规制蕴意注疏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定义重述 |
| 一、原《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评注 |
| 二、民法草案2019 年稿第496 条第1 款评注 |
| 三、《民法典》第496 条第1 款评注 |
| 四、格式条款定义再构思 |
| 第二节 法律规制内涵界定 |
| 一、“规制”语义演进路径梳理 |
| 二、“规制”日常语义陈述 |
| 三、“法律规制”语义厘定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法律规制蕴意核定 |
| 一、格式条款与法律规制内涵整合 |
| 二、合同法与经济法分野补充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缘由梳证 |
| 第一节 “帕累托最优”维持探究 |
| 一、非格式条款关系下维持解读 |
| 二、格式条款关系下维持解读 |
| 三、“帕累托最优”维持总结 |
| 第二节 法人“科层制”结构契合探究 |
| 一、使用人考察视角内向转换 |
| 二、“企业内部组织”理论引介 |
| 三、格式条款对法人“科层制”契合 |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公平崩坏探究 |
| 一、格式条款关系下契约自由形式化褪变 |
| 二、格式条款关系下契约公平实质性畸变 |
| 三、契约自由与契约公平崩坏总结与反思 |
| 第四节 动机对比失衡与信息对比失衡探究 |
| 一、两种失衡发生原因解读 |
| 二、两种失衡影响结果解读 |
| 三、格式条款受限论证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格式条款形式规制分析 |
| 第一节 形式规制优先介入资格证成 |
| 一、形式规制与内容控制关系考 |
| 二、形式规制优先介入资格释明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探究之域外法考察 |
| 一、德国BGB中纳入机制考评 |
| 二、英国合理期待性规则考评 |
| 三、美国司法控制技巧考评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探究之我国法完善 |
| 一、我国法导入纳入规制机制必要性论证 |
| 二、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拟定设想 |
| 三、意外性条款排除规则拟定设想 |
| 四、非格式条款优先规则移转设想 |
| 五、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机制构思总结 |
| 第四节 格式条款解释规制探究 |
| 一、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概述 |
| 二、相对人保护主义之确立 |
| 三、我国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完善建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分析一:依据与范畴 |
| 第一节 内容控制滥用风险警惕 |
| 一、契约法研究惯性思维 |
| 二、契约自治与内容控制 |
| 三、导入依据与导入范畴 |
| 第二节 内容控制导入依据核定 |
| 一、纳入规制运行局限性透视 |
| 二、内容控制补位必要性解读 |
| 三、导入依据论证总结 |
| 第三节 条款与规范视角下内容控制对象范畴厘定 |
| 一、基于核心给付条款与附从给付条款区别分析 |
| 二、基于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区别分析 |
| 三、分析总结 |
| 第四节 业务与其他视角下内容控制对象范畴厘定 |
| 一、基于非自然人主体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区别分析 |
| 二、其他具备豁免资格的格式条款类型归纳 |
| 三、分析总结 |
| 第五节 “价格辩争”问题探讨 |
| 一、价格辩争释义 |
| 二、价格辩争合理性争议 |
| 三、价格辩争分析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分析二:体系与规则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体系构思 |
| 一、以权义规则为单一要素之传统体系考评 |
| 二、权义规则搭配督促规则之新型体系构思 |
| 第二节 内容控制基本规则探究 |
| 一、德国BGB与 DCFR规范评注 |
| 二、域外法考察经验集萃 |
| 三、我国法未来方案构思 |
| 第三节 透明性规则探究 |
| 一、域外法素材梳理与解读 |
| 二、透明性规则功能再思考 |
| 三、透明性规则本土化展望 |
| 第四节 内容控制类型化规则探究 |
| 一、孕育动因分析及内涵概括 |
| 二、格式条款“黑名单”与“灰名单”引介 |
| 三、我国地方法制实践下“黑名单”整合 |
| 第五节 内容控制督促规则探究 |
| 一、制定示范文本 |
| 二、格式条款强制备案 |
| 三、提出修改建议 |
| 四、举行异议听证 |
| 五、拒不修改时警示公告 |
| 六、行政处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 ——基于“三视角”理论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网络新闻传播领域智能革命的到来 |
| 二、网络新闻传播领域中算法伦理失范现实 |
| 三、传统新闻伦理规制不完善,新伦理框架尚未形成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三视角”理论及核心概念 |
| 一、“三视角”理论阐述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对象及基本任务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及工具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应用概述 |
| 第一节 算法的历史变迁 |
| 一、作为数学实践的算法 |
| 二、以图灵机为载体的现代算法 |
| 第二节 网络新闻传播领域中的算法应用 |
| 一、新闻自动化生产应用 |
| 二、新闻的算法推荐应用 |
| 三、算法在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的其他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处境性视角: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失范现实 |
| 第一节 算法的伦理关涉 |
| 一、“伦理”与“道德”的概念 |
| 二、算法关涉伦理的两个维度 |
| 第二节 算法伦理失范的具体表现 |
| 一、算法制造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现象加剧 |
| 二、算法扩大新闻圈“生态失衡”,价值观异化风险增高 |
| 三、技术神话下算法权益侵犯频发 |
| 四、算法认知存在缺陷,偏见与歧视屡见不鲜 |
| 五、算法权力兴起,技术赋权悖论凸显 |
| 六、算法商业目标浓重,触及非公正传播 |
| 第三节 为什么算法会伦理失范 |
| 一、算法伦理失范的理论究因:算法介入下新闻业“合理性”的偏移 |
| 二、算法伦理失范的诱因:商业化诱导算法逐利 |
| 三、算法伦理失范的归因:缺乏系统的算法规制体系,有空可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规范性视角:合乎道德的算法标准 |
| 第一节 公正性:弥合信息资源差别的需要 |
| 一、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的算法公正 |
| 二、算法的不公正传播——以搜索引擎“学术竞价”现象研究为例 |
| 第二节 预防性:虚假新闻及恶性内容传播的防范 |
| 一、为什么算法需要具备预防性 |
| 二、算法预防性的表现 |
| 第三节 尊重性:算法合法运行的基本条件 |
| 一、算法尊重性的伦理解读 |
| 二、算法尊重之一:对他人智慧成果的尊重 |
| 三、算法尊重之二:对用户隐私权的尊重 |
| 第四节 透明性:作为新闻透明组成部分的算法透明 |
| 一、新闻客观性:作为结果的客观 |
| 二、新闻透明性:从结果到过程的客观 |
| 三、作为新闻透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算法透明 |
| 四、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透明的实现与反思 |
| 第五节 导向性:社会主义大众传播的必备条件 |
| 一、互联网时代前与后中新闻传播的导向性 |
| 二、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导向性的内容涵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存在性视角:算法各责任主体的伦理考察表现 |
| 第一节 算法设计主体: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认知考察及伦理水平测量 |
| 一、研究缘起及文献梳理 |
| 二、研究准备及问卷设计、发放 |
| 三、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考察数据分析 |
| 四、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考察问题发现 |
| 第二节 算法管理主体:算法媒介(类)产品经理的伦理考察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四、分析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算法施用主体:平台用户的算法伦理风险认知、感知及规避考察——以算法推荐资讯平台用户为例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问题 |
| 三、研究设计 |
| 四、描述性结论 |
| 五、影响用户算法及其伦理失范风险认知的因素 |
| 六、影响用户算法伦理失范风险感知与规避的因素 |
| 七、结论与发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三视角”理论下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合乎道德算法的实现 |
| 第一节 处境性视角:以技术治理技术 |
| 一、设计可习得道德的算法 |
| 二、区块链:算法透明实现可能的重要技术支持 |
| 第二节 规范性视角:外部法律规范及职业道德体系设计 |
| 一、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规范与政策设计 |
| 二、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设计 |
| 第三节 存在性视角:算法各伦理责任主体内部素养提升 |
| 一、算法伦理知识教育:新闻受众媒介素养提升的重要内容 |
| 二、计算机专业伦理教育:算法道德代码注入的重要途径 |
| 三、平台伦理管理:算法伦理环境构建的重要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基本概念 |
| 1.2.1 PPP定义 |
| 1.2.2 PPP类型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2 已有研究和实践述评 |
| 2.1 PPP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
| 2.2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PPP治理 |
| 2.3 PPP的动机 |
| 2.4 PPP的绩效 |
| 2.5 PPP的采纳 |
| 2.6 PPP在中国:过去与现在 |
| 2.6.1 中国PPP的发展历程 |
| 2.6.2 中国PPP定义、类型与制度安排 |
| 2.7 本章小结 |
| 3 分析框架 |
| 3.1 PPP:财政信息不透明下替代性的融资工具? |
| 3.1.1 PPP: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
| 3.1.2 财政不透明对地方政府融资决策的影响 |
| 3.2 PPP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 |
| 3.2.1 PPP作为融资工具的有效性与PPP采纳 |
| 3.2.2 交易成本理论与PPP |
| 3.2.3 PPP采纳的研究假说 |
| 3.3 本章小结 |
| 4 实证分析: 财政信息不透明下替代性的融资工具 |
| 4.1 债务性融资工具 |
| 4.1.1 城投债 |
| 4.1.2 地方政府债券 |
| 4.2 数据与方法 |
| 4.2.1 因变量 |
| 4.2.2 自变量 |
| 4.2.3 方法与模型 |
| 4.3 研究发现 |
| 4.4 本章小结 |
| 5 实证分析: PPP采纳及其影响因素 |
| 5.1 PPP采纳率 |
| 5.2 数据与方法 |
| 5.2.1 主要变量 |
| 5.2.2 方法与模型 |
| 5.3 研究发现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选题的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关于审计监督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逻辑与研究内容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由来与发展 |
| 一、中国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与当代发展 |
| 二、外国审计监督的发展历程与不同模式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理论基础 |
| 一、西方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
| 三、本土化的权力监督理论探索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对审计监督的现实需求 |
| 一、国家治理法治化与审计监督 |
| 二、国家治理透明化与审计监督 |
| 三、国家治理责任性与审计监督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基础 |
| 一、理解审计监督的政治学思维 |
| 二、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分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审计监督权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体制保障 |
| 一、政治体制赋予审计监督政治使命 |
| 二、政治体制凸显审计监督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审计监督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政治动因 |
| 一、审计监督源于民主政治的深层推动力 |
| 二、审计监督随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强化 |
| 三、审计监督服务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依法治权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经济控制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权力制约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民主与法治功能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信息公开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入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信息处理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出功能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问责功能 |
| 一、审计监督是责任政府中的责任追究机制 |
| 二、审计监督是协同治理中以问责为导向的建设性制度安排 |
| 三、审计监督是民主治理中的政治信任增进机制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期望差距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独立性及其期望差距 |
| 二、审计体制不畅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能力不足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一、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二、政府公共信息垄断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信息公开不足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体制悖论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二、审计权责失衡造成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监督的问责困境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 |
| 第一节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依法独立审计 |
| 一、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依法独立审计 |
| 二、改革审计管理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
| 三、正确理解审计监督的独立性 |
| 第二节 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 |
| 一、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信息知情权 |
| 二、在审计监督中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
| 三、基于审计监督权推进审计监督信息公开 |
| 第三节 在公共问责中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一、优化审计监督问责体系 |
| 二、增强审计监督的问责效能 |
| 三、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结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法治化 |
| 二、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民主化 |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全覆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政府：透明 责任 服务 竞争（论文参考文献）
- [1]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2]公共价值视角下的邻避设施决策研究[D]. 韩金成.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3]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D]. 李晶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D]. 吴相雷. 苏州大学, 2020(02)
- [5]算法的法律规制研究[D]. 姜野. 吉林大学, 2020(08)
- [6]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细化与完善 ——基于50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梳理与解读[D]. 李升. 浙江大学, 2020(02)
- [7]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研究[D]. 张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 ——基于“三视角”理论框架[D]. 袁帆.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9]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有效性研究[D]. 谈婕. 浙江大学, 2020(10)
- [10]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D]. 高晓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标签：ppp融资模式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ppp项目融资方案论文; 政府审计论文; 项目组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