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路明[1]（2021）在《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晚清社会积贫积弱,文化和教育的危机对于中华民族堪为灾难。挽救危亡的根本集中到教育变革之上。学制作为教育变革的对象首当其冲。象征新学的学制系统为教育近代化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的近代高等艺术教育体系也由此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同时,学制也是在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个变量的建设过程。作为本文研究高等艺术教育的原点,围绕学制的建立、更迭、废止、重塑、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着重探讨其发生、发展对于高等艺术教育的引导和影响。本文研究以近代由国家主导设计的《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壬戌学制》（1922年）四部学制为基本脉络（见附录）。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研究开端,至1949新中国成立作为本文陈述和讨论的基本时间逻辑。可以说,在学制的建立过程中,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制度化建设上经历了学习泰西、师法日本、借鉴美国的演变历程,复杂多变的时局也是促成每一次抉择和转换的历史背书。本文考察的高等艺术教育指涉三大场域,其一是晚清尚未有学制建立时的实业学堂教育,通过对各类实业学堂相关图绘课程的考察,初步建立起高等艺术教育的最初面貌,其中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为考察中心;其二,依据晚清陆续推出的两个学制,在学制指导下的相关制度规约中梳理出以两江师范学堂为考察中心的早期图画手工教育;其三是民初学制的建立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校艺术教育的完善,以上海美专、北京美专和杭州艺专为考察中心,兼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师范艺术教育。四部学制确立了从军工学堂的“图绘”到高等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再到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考察在这个视阈中的高等艺术教育的自我生长与不息变动,总结出一些经验与反思,为当代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启示和参考。
汪颖奇[2]（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辛欣[3]（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史洋[4]（2021）在《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我国近现代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为考察对象,目的是探寻作为近代艺术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私立艺术学校,在近现代艺术教育历史进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其研究过程关注私立艺术学校与公立艺术学校教育之间互补的紧密关系,通过“肇始”开篇,阐述近现代私立艺术学校教育的兴起缘由与发生发展;进而围绕“立存”展开论述,着重讨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制度的“归化”,即对近半个世纪私立艺术学校办学机制关乎“道统”问题的历史纠葛给予事实明辨;以“运转”为线索,针对私立艺术学校教育的多元机制,展开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推出“突围”主题,重点揭示长达半个世纪私立艺术学校本土化教育的抉择,表明私立艺术学校顺势而为但又艰辛的办学历程,而这恰恰是这一段历史时期私立艺术教学校办学的重要特点。进入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要面向广大工农开门,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方针下,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教育主权收归国有,此时私立艺术学校教育的历史退场成为必然。如是,以“回望”为主旨的结论性阐述,贯通历史发展的多重脉络,为我国近现代百年艺术教育史的书写补上至关重要的篇章而使之完整。与此同时,本文在对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进行探究外,亦试图通过分析我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历史的多层次背景,进一步阐明作为我国近现代艺术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在整个艺术教育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贡献,突出其作为公立艺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在平衡近现代各种艺术教育力量中所发挥的中坚作用。
李永刚[5]（2020）在《晚清“新小说”中的新学青年（1902-19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戊戌、庚子之后,晚清社会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巨变,政治上呈现出立宪派与革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思想上表现为新思潮的涌动和旧思想的衰微,教育方面则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在晚清独特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新学青年。他们拥有全新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极大影响着彼时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对此,“新小说”家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对这些新学青年做了艺术化的描绘,产生了近代小说史上新颖独特的新学青年形象。本文以“新小说”中的新学青年为研究对象,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是对晚清“新小说”中新学青年的概述。包括涉及新学青年的相关小说梳理和新学青年的简要分类;还有“新小说”中新学青年的独有特质和书写背景。通过本章的简要论述,可以对晚清“新小说”中新学青年的书写情况,尤其是书写背景和人物特质,有一个初步认识和了解。第二、三章,是对晚清“新小说”中新学青年的重点分析,尤其是对正面新学青年的新型观念和负面新学青年的畸变进行了深入论述。第二章从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新小说”家立场入手,探析“新小说”中新学青年的新型观念,包括道德观、群学观和民族观。值得一提的是,“新小说”中的新学青年在形成这些新型观念的同时,也预示着中国传统士子逐渐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新小说”家寓教于恶视域下对负面新学青年书写方面的畸变,尖锐地指出负面新学青年的无知无识无行无责和其所形成的畸形的自由平等观,并进一步分析这种书写模式与“新小说”家写作观念的密切关系。第四章简要探讨了“新小说”中新学青年书写的价值。一方面,“新小说”家对新学青年的书写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时代价值,不仅能够发挥功利性的劝勉、警示功用,还能助推社会思想观念的更新;另一方面,“新小说”家的这种书写具有极强的文学史意义,既丰富了小说史的人物画廊,又以特定阶段的新学青年承接着古代文学中的士子形象向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过渡任务。透过对“新小说”中新学青年的分析论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新小说”中新学青年的了解,进而一窥现实中新学青年的独特样貌。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清晰地解读晚清“新小说”,甚至有望进一步促进晚清“新小说”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李祺[6]（2020）在《张之洞新学思想研究 ——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加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封建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张之洞由此从“清流”转向“洋务”,开始以“致用”为目的采用西学,筹办洋务为其新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甲午战后社会思潮涌动,中学与西学的对立从思想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为了调和新旧之争、挽救民族危机,张之洞作《劝学篇》,在权衡新旧中强调中西会通,将西政、西艺引入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中,形成了以“中西体用”为特征的新学思想。本文结合张之洞新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辩证分析法,对张之洞新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进行阐释,并进一步分析了该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张之洞《劝学篇》以“保种”“保国”“保教”立论,在政治层面维护封建统治、极力反对维新派的民权学说;在思想文化层面调和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之争,强调尊崇儒学道统的权威;在教育层面主张以西方教育体制改章科举;在经济层面劝工兴商,主张发展农工商学及路矿实业;在军事层面力主学习西方军制,练兵强军。张之洞新学思想蕴含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补中、中西融合以化解民族危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张之洞主张发挥儒学的经世功能,批判维新派以公羊三世说为学理支撑的变法主张,强调以儒学道统为思想之体,以封建专制为政治之体。另一方面,他反对守旧派排斥西学的保守思想,主张援西入中,积极学习西艺、西政、西史,将西学致用因素融入中学中,对中学进行改造,形成中西一元的新学,以巩固儒学道统、维护封建专制。张之洞的新学思想并含“开新”与“卫道”的双重指向,是“新学中的旧学、旧学中的新学”。张之洞将学习西方制度与技术融入至新学思想中,超越了洋务派仅学习西方技术的主张,对推动清末社会变革具有一定影响。但其思想是建立在“三纲五常”“儒学道统”“君权专制”基础上的,以“抑西隆中”“先中后西”为特征,未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封建性、保守性和盲目性。
王赞通[7]（2020）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体育研究（1895-1937）》文中提出天津是近代崛起的一座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和政治文化环境,近代许多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发生在天津,从而成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中心城市之一。1860年天津开埠后,成为近代西方体育文化传入我国的最早城市之一,篮球、棒球、垒球、体操、田径等体育活动都是先传到天津并从天津传到全国的。1895年12月8日,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天津青年会成立,天津青年会成立后,积极推广西方体育项目,培养本土体育人才,组织各类运动会,建造室内外体育场馆,推动了近代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本文以《大公报》、《益世报》和国内外档案馆所藏天津青年会相关史料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法进行系统研究,试图探讨天津青年会对近代天津体育的影响,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创建过程,并概述了天津青年会成立的背景和过程。第二部分论述了天津青年会对西方体育的系统引入,主要包括引进西方体育项目、培养体育人才、建造运动场所。第三部分主要梳理了天津青年会通过组织城际与国内各类体育竞赛,加强了天津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体育交流,促进了近代天津竞技体育的发展。第四部分叙述了天津青年会通过大众传媒和公开演讲等方式,积极宣传传统武术、女子体育和儿童体育。第五部分从近代天津体育发展的脉络出发,分析了天津青年会如何促进近代天津中西体育文化的双向交流与融合。
秦洁[8]（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王岩[9]（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指出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郭海洋[10]（2020）在《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方教育史一直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研究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的发展历程,主要目的是为了还原近代石家庄地区教育的历史面貌,探索近代以来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代石家庄的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本研究共分为八章内容,第一章内容为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主要概述石家庄古代教育史的发展过程和总结石家庄古代教育的特点。第二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介绍了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石家庄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第三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第四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主要阐述了中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第六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第七章内容为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第八章内容为石家庄新教育的特点与启示分析。石家庄传统教育自先秦时期历经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与跌宕起伏,为近代石家庄新教育的萌发奠定了重要基础。“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近代教育渐成体系。20世纪初,新学制的相继出台,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石家庄地区新式小学堂的创办,让民众逐渐开始意识到创办新式教育的必要性。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石家庄地区的书院相继改为高等小学堂,比如,栾城龙冈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获鹿县和正定县都成立劝学所,倡办新学。近代石家庄中学堂的发展比较缓慢,清末时期主要有两所,即赵州官立中学堂和正定府官立中学堂。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和新式小学堂的大规模出现,创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历史需求凸显而出,它是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时期,石家庄地区的师范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为本地区培养了充足的师资力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石家庄随即沦陷,这一时期石家庄存在着日伪殖民区和中共根据地两种政权形式,在日伪统治地区,为配合其军事和经济侵略,日伪当局采取多种奴化教育手段,在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企图建立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以维持其殖民统治。随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恢复创建学校教育。石家庄地区在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下,各区县的根据地开始恢复办学,并创办了一批新学校,学校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此外,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批抗日游击学校以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这些学校没有固定的学制和班制,但是这一系列教育举措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清末及民国初期石家庄未出现高等教育,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办学,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石家庄开始创办正规化的高等教育,其中着名的华北大学为解放全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学教育从此走向正规化。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创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近万名优秀领导、各类骨干人才,成为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通过研究石家庄地区的教育发展,可以发现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经了两次高峰时期,其中石家庄教育事业在古代时期发展较好时期是在元朝,一度成为了河北地区乃至北方的一个教育中心,书院教育较为突出,出现了着名的封龙书院;近代以来,20世纪初石家庄教育达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期,新式教育兴起,随着石家庄近代化的历程,教育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回顾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石家庄地区教育兴与衰主要是受到了地缘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最大。纵观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同时,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发展有一定滞后性和其自身特点,这也是由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原因共同决定的,就此,在最后一章也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二、关于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基本思路及意义 |
| 第一章 学制的前奏:晚清学堂教育勃兴 |
| 第一节 “中体西用”思想与施策 |
| 第二节 近代学堂的开蒙与兴起 |
| 第三节 学堂教育与学校教育之辩 |
| 第四节 以福建船政学堂为代表的图绘课程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学制萌发:晚清图画手工教育发轫 |
| 第一节 日本艺术教育改革与引介 |
| 第二节 废旧立新与《壬寅学制》的初创 |
| 第三节 《癸卯学制》与近代学校艺术教育制度的确立 |
| 第四节 以两江师范学堂为代表的师范艺术教育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学制更迭:民初高等艺术教育拓进 |
| 第一节 《壬子癸丑学制》的承续 |
| 第二节 美国学制影响下的《壬戌学制》 |
| 第三节 近代美育思想对学制的推动 |
| 第四节 近代艺术教育家的践行与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学制推广:高等学校艺术教育探索 |
| 第一节 不息变动的私立上海美专 |
| 第二节 首创美术专门教育的国立北平艺专 |
| 第三节 兼容并包的国立杭州艺专 |
| 第四节 师资养成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学制审视:近代学制对高等艺术教育的影响与作用 |
| 第一节 近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历史使命 |
| 第二节 学制规约下的高等艺术教育发展路径 |
| 第三节 近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历史回音 |
| 第四节 近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反思与启迪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s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论题研究的缘起 |
| 二、论文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一)清代前期“遗民学者”的《九歌》研究 |
| (二)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九歌》研究 |
| (三)清末以降“西学东渐”的《九歌》研究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上编 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初的社会文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变迁 |
| 二、清初的楚辞学发展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经世遗民与《九歌》 |
| 一、钱澄之《九歌》研究 |
| (一)《屈诂》中《九歌》的注解特征 |
| (二)《屈诂》中《九歌》的“诗意”特点 |
| 二、王夫之与《九歌》 |
| (一)《楚辞通释》中《九歌》的评注特征 |
| (二)《楚辞通释》中《九歌》的楚俗解读 |
| 第三节 康雍时期的学人着述与《九歌》 |
| 一、李光地的《九歌注》研究 |
| 二、林云铭《楚辞灯》中《九歌》评注 |
| (一)逐句分疏、笺品宜彰 |
| (二)文脉分明、时文运用 |
| (三)择善纠缪、情景融合 |
| 三、徐焕龙之《九歌》研究 |
| (一)勿牢陈说、理精而确 |
| (二)注重章法与比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中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中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中叶的社会文化演进与乾嘉学术思想 |
| 二、清中叶的楚辞学鼎盛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朴学繁荣与《九歌》 |
| 一、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之《九歌》研究 |
| (一)《九歌》正文评注特征 |
| (二)《馀论·九歌》评解 |
| 二、戴震《九歌》研究 |
| (一)《屈原赋注》之《九歌》注疏 |
| (二)《屈原赋注》中《九歌》的文学观点 |
| 三、胡文英《屈骚指掌》中《九歌》疏解 |
| (一)严谨务实、信而有征 |
| (二)简约谦逊、时文运用 |
| (三)阐发精义、创见迭起 |
| 四、王念孙父子的《九歌》研究 |
| (一)《读书杂志》中《九歌》训解 |
| (二)《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中《九歌》研究 |
| 第三节 乾嘉时期的文脉之论与《九歌》 |
| 一、屈复《楚辞新注》与《九歌》研习 |
| (一)篇章脉络、悉从文气 |
| (二)肯定前注、出人意表 |
| (三)临文不赘、善用寄托 |
| 二、刘梦鹏《九歌》疏解 |
| (一)独出机杼、不拘格套 |
| (二)文脉梳理、以意逆志 |
| 三、陈本礼《屈辞精义》中《九歌》研究 |
| (一)探析章法、阐扬奥义 |
| (二)探赜诗意、时见慧心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晚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晚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晚清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传统学术思想保留 |
| 二、晚清的楚辞学旧调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道咸时期的学术复古与《九歌》 |
| 一、刘熙载《艺概》中《九歌》研究 |
| (一)“真博必约”的《九歌》研究方法 |
| (二)“朴至深远”的《九歌》研究内涵 |
| 二、俞樾《俞楼杂纂》的复兴古学与《九歌》考辩 |
| (一)《读楚辞》中“因文见道”的《九歌》训诂 |
| (二)《楚辞人名考》中的《九歌》名物解读 |
| 三、王闿运《楚辞释》中《九歌》臆注 |
| (一)不拘古人、善标新说 |
| (二)对《九歌》的政治化阐释 |
| (三)求其比附、以释作意 |
| 小结 |
| 下编 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衍变与西学思想东渐 |
| 二、清末民初的楚辞学新声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同光以降的学术巨变与《九歌》研究 |
| 一、马其昶《屈赋微》中《九歌》研究 |
| (一)“博采众说、折衷去取”的《九歌》评注特征 |
| (二)“真知其文、发其指趣”的《九歌》内涵阐释 |
| 二、刘师培的新学引入与《九歌》研究 |
| (一)地理文化视域下《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九歌》探究 |
| (二)《楚辞考异》中《九歌》异文阐释 |
| 三、王国维的西学接受与《九歌》研究 |
| (一)南北文化分析与《屈子文学之精神》阐释 |
| (二)《宋元戏曲考》中《九歌》之戏剧萌芽论 |
| (三)《人间词话》中《九歌》的词体特征联想 |
| 四、梁启超的近代文艺观与《九歌》研究 |
| (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楚辞文献整理与《九歌》涉猎 |
| (二)《屈原研究》中楚辞文学观念与《九歌》探寻 |
| (三)地缘理论与屈原思想阐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近代末至现代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现代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多元化 |
| 二、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楚辞学开拓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近现代时期的学术演进与《九歌》研究 |
| 一、闻一多楚辞研究诸作中《九歌》论及 |
| (一)对《九歌》考据学运用的字词训解 |
| (二)对《九歌》背景阐释的文化综合阐析 |
| 二、郭沫若的屈原与《九歌》研究 |
| (一)屈原研究 |
| (二)《九歌》论译 |
| 三、刘永济的传统治学与《屈赋通笺》中《九歌》研究 |
| (一)对《九歌》解题、训诂之审定 |
| (二)对《九歌》属性之剖析与情感体悟 |
| 四、游国恩楚辞学研究中《九歌》论列 |
| (一)《楚辞》概观 |
| (二)《九歌》诸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本文针对性研究 |
| 三、相关概念解释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六、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肇始——近现代私立艺术学校的兴起 |
| 第一节:私立艺术学校萌发的背景 |
| 一、私学教育的历史渊源 |
| 二、近代私立艺术学校教育的面貌 |
| 第二节:进步思潮对私立艺术教育的推动 |
| 一、洋务运动推动下的艺术与技艺专门教育 |
| 二、私立艺术学校与美育思想传播 |
| 第三节:蓬勃发展的私立艺术学校教育 |
| 一、私立艺术学校的普及与推广 |
| 二、学制转变对私立艺术学校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立存: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多元办学资源影响私立艺术学院的性质 |
| 一、私立教育制度构成的历史渊源 |
| 二、教学资源的调整与“归化”之路 |
| 第二节:多方力量影响下私立艺术学校的发展 |
| 一、维新派开启私立艺术学校发展之路 |
| 二、同类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出现与扩张 |
| 三、私立学校逐步“官学”化 |
| 第三节:从社会作用看私立学校走向道统 |
| 一、公立与私立及教会学校的教育平衡 |
| 二、私立艺术学校是新兴美育教育的实践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运转:私立艺术学校发展的机遇与困境 |
| 第一节:政策制度给予私立艺术学校发展空间 |
| 一、晚清新学影响下的私立艺术学校基本面貌 |
| 二、私立艺术学校教育与教学制度的完善 |
| 第二节:私立艺术学校的管理机制 |
| 一、专门学校令的颁布与促进私立艺术学校教育 |
| 二、私立艺术学校的办学应对措施 |
| 第三节:私立艺术学校遭遇的困难 |
| 一、战时教育中的私立艺术学校办学特点 |
| 二、私立艺术学校的艰难维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突围:私立艺术学校本土化教育的左右抉择 |
| 第一节:借鉴域外:公立学校教育模式的形成 |
| 一、取师日本:洋务派的优选途径 |
| 二、效法美国: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
| 三、学习苏联:新中国学制的确立与教育变革 |
| 第二节:从教授技能到传播美育:专业课程教学观念的成熟 |
| 一、面向市场的商业技能传授 |
| 二、美育在私立艺术学校中的推广 |
| 第三节:不自觉到自觉:私立艺术学校自身特色教育模式的探索 |
| 一、艺术理论教学得到重视 |
| 二、学报校刊对艺术教育本土化的推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回望:私立艺术学校历史性退场解读 |
| 第一节:新中国初期对私立学校的逐步改造 |
| 一、以俄为师,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教育改造 |
| 二、影片《武训传》批判,成为教育改造的引爆点 |
| 第二节:私立与教会立学校的公立化转变 |
| 一、教会学校的合并与改造 |
| 二、私立艺术学校的逐步退场 |
| 第三节:私立学校艺术教育的延续 |
| 一、私立艺术学校的思想改造 |
| 二、私立艺术学校的人才流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重要近现代教育文献选摘 |
| 附录二: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概况统计(1912-1949) |
| 附录三:1912-1949 出版艺术理论专着统计表 |
| 附录四:为论文搜集资料的访谈选编 |
| 致谢 |
（5）晚清“新小说”中的新学青年（1902-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新小说”中新学青年述略 |
| 第一节 相关小说概述 |
| 第二节 新学青年的分类 |
| 一、以新革旧的改良派 |
| 二、改天换日的革命派 |
| 三、无知无行的“假新党” |
| 第三节 新学青年的特质 |
| 一、近代化的知识体系 |
| 二、外在形式的西化 |
| 第四节 新学青年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立宪与革命的对抗 |
| 二、教育的黄金时代 |
| 第二章 “新小说”中新学青年的新型观念 |
| 第一节 悖离三纲的道德观 |
| 一、民本君末的新观念 |
| 二、父子平等的新思想 |
| 三、男女平权的新思潮 |
| 第二节 群学观念大兴 |
| 一、成立政治团体 |
| 二、集会与演说 |
| 第三节 大、小民族主义并行 |
| 一、排满的小民族主义 |
| 二、爱国的大民族主义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小说”中新学青年的畸变——“假新党” |
| 第一节 “新小说”中的“假新党”形象 |
| 一、无知无识无行无责的“假新党” |
| 二、畸形的自由平等观 |
| 第二节 寓教于恶的写作观念 |
| 一、“新小说”家政治立场的主导 |
| 二、社会思潮的强力支配 |
| 第四章 “新小说”中新学青年书写的价值 |
| 第一节 新学青年书写的时代价值 |
| 一、功利性的劝勉与警示之用 |
| 二、助推思想观念更新 |
| 第二节 新学青年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
| 一、丰富小说史人物画廊 |
| 二、承古通今的新学青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张之洞新学思想研究 ——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思考与评析 |
| 1.3 核心概念阐释 |
| 1.3.1 近代新学 |
| 1.3.2 张之洞新学思想 |
| 1.3.3 张之洞《劝学篇》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2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形成历程 |
| 2.1 从早掇魏科到清流议政:主张通经致用 |
| 2.1.1 科举入仕与张之洞早年学习经历 |
| 2.1.2 跻身清流与张之洞经世思想产生 |
| 2.2 从退党清流到参办洋务:提倡西学为用 |
| 2.2.1 西学东渐与张之洞的西学体认 |
| 2.2.2 洋务运动与张之洞的西学实践 |
| 2.3 从洋务破产到变法维新:强调中西会通 |
| 2.3.1 戊戌维新与张之洞新学思想的生成际遇 |
| 2.3.2 《劝学篇》问世与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形成 |
| 3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维护封建统治与驳斥民权学说 |
| 3.1.1 保国:教忠明纲 |
| 3.1.2 正权:反对“设议院”与“兴民权” |
| 3.2 扞卫儒学道统与“约取”儒学要义 |
| 3.2.1 宗经:扞卫儒学道统 |
| 3.2.2 守约:约取致用之学 |
| 3.3 增长国人智识与变革科举制度 |
| 3.3.1 激蒙:益智求学 |
| 3.3.2 开新:教育变革 |
| 3.4 完善经济体系与振兴实业 |
| 3.4.1 效西法:发展农工商学 |
| 3.4.2 求富强:创办路矿实业 |
| 3.5 构建军事体系与培养军事人才 |
| 3.5.1 整军:改革军制 |
| 3.5.2 经武:练兵强军 |
| 4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内在逻辑 |
| 4.1 中学为体:维护封建专制 |
| 4.1.1 理乱寻源:儒家思想为文化之体 |
| 4.1.2 保国为本:君主专制为政权之体 |
| 4.2 西学为用:谋求国家富强 |
| 4.2.1 中学式微:难以应对救急时务 |
| 4.2.2 西学务实:经世致用谋续国运 |
| 4.3 援西入中:弥合中西矛盾 |
| 4.3.1 中西循序:固牢中学根柢 |
| 4.3.2 中西会通:构建新学体系 |
| 5 张之洞新学思想评析 |
| 5.1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进步性 |
| 5.1.1 从方法论层面丰富了“中体西用”的内涵 |
| 5.1.2 从学风流变层面拓宽了近代新学发展路径 |
| 5.1.3 从社会变革层面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
| 5.2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局限性 |
| 5.2.1 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性 |
| 5.2.2 “变道”不彻底的保守性 |
| 5.2.3 脱离现实社会的盲目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体育研究（1895-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重难点 |
| 一、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创建 |
| (一)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及全球化过程 |
| (二)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建立及发展 |
| 二、天津青年会对西方体育的引介 |
| (一)引进西方体育项目 |
| (二)培养本土体育人才 |
| (三)建设运动场地 |
| 三、天津青年会组织的各类体育竞赛 |
| (一)组织体育单项比赛与城际运动会 |
| 1.体育单项比赛 |
| 2.城际竞赛与运动会 |
| (二)参与组织国内重大运动会 |
| 1.华北运动会 |
| 2.全国运动会 |
| (三)组织与宣传国际重大赛事 |
| 1.远东运动会 |
| 2.提出“奥运三问” |
| 四、天津青年会对中西体育的宣传与实践 |
| (一)面向特殊群体的体育宣传与实践 |
| 1.天津女青年会对女子体育的宣传与实践 |
| 2.践行“德智体群”并重的儿童教育观 |
| (二)双重的宣传方式:大众媒体与公共演讲 |
| 1.体育与卫生防疫演说 |
| 2.组织传统武术公开表演 |
| 五、天津青年会与近代天津体育文化的变迁 |
| (一)引导近代天津体育文化的双向交流 |
| (二)促进近代天津中西体育文化的融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史料整理 |
| 一、研究现状 |
| 二、近代石家庄教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
| 三、教育方志的功用与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及方法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概念界定 |
| 一、近代化 |
| 二、中国教育近代化 |
| 三、近代中国教育史 |
| 四、石家庄 |
| 五、近代石家庄教育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及内容设计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史概述 |
| 一、商周至隋唐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 二、宋元明清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 第二节 石家庄的书院教育 |
| 一、石家庄书院的历史嬗变 |
| 二、封龙书院及其历史影响 |
| 第三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的历史功绩 |
| 一、石家庄地区一度成为北方教育的中心 |
| 二、义学的发展积累了办学经验 |
| 三、传统书院为近代学堂发展奠定了基础 |
| 四、社学和义学对推动教育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 |
| 五、传统教育使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
| 第二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背景 |
| 二、文化背景 |
| 三、教育环境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教育 |
|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 |
| 二、新式教育的兴起 |
| 三、建立近代学校体系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
| 一、初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
| 二、学校的管理和课程适应社会发展 |
| 三、职业教育的曲折发展 |
| 第三章 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小学教育的发展 |
| 一、清末小学教育的萌芽 |
| 二、民国小学校的兴起 |
| 三、铁路通车与职工子弟小学的建立 |
| 四、主要小学介绍 |
| 第二节 教育管理 |
| 一、学制与课程设置 |
| 二、德育教育 |
| 三、教研机构及其活动 |
| 四、教师联合会及其活动 |
| 第三节 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的设立及其成效 |
| 一、推行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背景 |
| 二、石家庄义务教育实验区的设立 |
| 三、义务教育实验区的成效 |
| 第四节 教会小学、女子小学与少数民族小学 |
| 一、天主教教区的设立 |
| 二、天主教与教会小学 |
| 三、伊斯兰教与回民小学 |
| 四、女子小学 |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初等教育的积极影响 |
| 一、新式小学的广泛建立扩大了受教育人群的范围 |
| 二、为中等教育发展输送了优秀人才 |
| 三、培养了大量近代化社会公民,推动了社会发展 |
| 四、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革 |
| 第四章 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新式中学堂的建立 |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中学教育的启动 |
| 二、赵州官立中学堂 |
| 三、正定府官立中学堂 |
| 第二节 民国“新学制”与普通中等教育的发展 |
| 一、新学制的颁行与中学“三三分段制”的确立 |
| 二、河北省省立第十五中学校 |
| 三、私立石门初级中等学校 |
| 第三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教学与管理 |
| 一、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
| 二、招生与管理 |
| 三、行政管理 |
| 第四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特点 |
| 一、学生课业负担重,课程难度较大 |
| 二、省立中学师资雄厚 |
| 三、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设施齐备 |
| 四、学生思想进步,投身革命事业 |
| 第五章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 |
| 一、清末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 |
| 二、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 |
| 三、石家庄师范教育的发展 |
| 四、师范教育的典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 |
| 五、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的积极影响 |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 |
| 一、职业教育兴起的原因 |
| 二、石家庄地区职业教育的类型 |
| 三、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的评价 |
| 第六章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抗大二分校 |
| 一、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建立 |
| 二、教育宗旨 |
| 三、抗大二分校的教学与管理 |
| 四、抗大二分校的历史作用 |
| 第二节 马列学院、中央外事学校与华北军政大学 |
| 一、马列学院 |
| 二、中央外事学校 |
| 三、华北军政大学 |
| 第三节 华北大学 |
| 一、华北大学的成立 |
| 二、教学与管理 |
| 三、华北大学工学院 |
| 四、华北大学农学院 |
| 五、着名教育家在华北大学的教育实践 |
| 六、华北大学的历史功绩 |
| 七、华北大学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创办的现实启示 |
| 第四节 华北高教会与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
| 一、思政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 |
| 二、文法学院的课程改革 |
| 三、对院系进行初步调整 |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综合评价 |
| 一、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 |
| 二、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启示 |
| 第七章 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 |
| 第一节 石家庄的沦陷与教育浩劫 |
| 一、石门伪政权的建立 |
| 二、日伪对教育的破坏 |
| 第二节 日伪奴化教育的实施 |
| 一、推行学校奴化教育 |
| 二、奴化社会教育 |
| 三、统制报刊强化奴化宣传 |
| 四、利用宗教进行反共宣传 |
| 第三节 日伪在石家庄推行奴化教育的消极影响 |
| 一、泯灭了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 |
| 二、盲目推崇日本,轻蔑自己的祖国 |
| 三、维护封建礼教,做封建主义的殉葬品 |
| 四、培养了一批顺从殖民统治的御用知识分子 |
| 第四节 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
| 一、晋察冀边区政府出台一系列教育实施办法 |
| 二、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教育 |
| 三、社会教育与冬学运动 |
| 四、抗日文化教育的宣传及其作用 |
| 第八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历史反思及启示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变迁特点 |
| 一、新式教育不断正规化 |
| 二、企业办学是近代石家庄教育的重要支撑 |
| 三、私立学校发展迅速 |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滞后原因分析 |
| 一、经济滞后制约教育发展 |
| 二、政府的管理不善 |
| 三、教育观念落后与人口素质低下 |
| 四、教育经费不足 |
| 第三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对当今教育发展启示 |
| 一、经济发展与地方教育经费充足促进教育发展 |
| 二、政治变迁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 三、文化因素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关于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D]. 路明.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研究[D]. 史洋.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晚清“新小说”中的新学青年（1902-1911）[D]. 李永刚. 山东大学, 2020(10)
- [6]张之洞新学思想研究 ——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考察[D]. 李祺.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7]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体育研究（1895-1937）[D]. 王赞通.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9]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10]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D]. 郭海洋. 河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