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尊重什么？

一、我们应该表彰什么?（论文文献综述）

孟凡平^[1]（2021）在《道德表彰之物质奖励问题探赜》文中研究说明物质奖励是指行政主体给予做出善行的道德主体一定的物质利益,以奖励道德主体的善行带来的收益或弥补其因行善而遭受的损失的一种道德表彰方式。道德表彰需要物质奖励强化其价值内涵、完善其激励功能、实现其扬善目的。物质奖励也在一定意义上表征了道德表彰的工具理性,充实了道德表彰的价值内涵,夯实了道德表彰的意义根基。要切实发挥物质奖励的价值和功能,不仅要防止奖励随意或奖励苛刻的情形,还要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更要防范"明码标价"等影响社会风气的问题,因此,在具体落实物质奖励政策时应该严格物质奖励条件和标准,理性把握善行的评价依据,制定适度合理的物质奖励制度,由专门机构负责物质奖励工作。

陈彪,贺芒^[2]（2021）在《复合治理视域下的地方“评比表彰”执行逻辑——以S省D市四城同创为例》文中认为评比表彰作为一种常见的地方社会治理现象,如何科学解读其治理内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复合治理"框架是解释地方评比表彰执行行动逻辑的重要尝试。具体而言,上级设置评比表彰项目产生责任与激励约束机制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外在驱动力,复合治理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理性选择,呈现出治理核心逻辑、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的复合统一。其中,地方成立评比领导小组统合党政力量是评比表彰项目有效执行的核心动力,推动了横向和纵向治理资源整合;条块耦合,塑造体制联动效应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纵向复合治理逻辑;寻求治理共识构建,谋求治理资源支持是复合治理横向整合逻辑。

徐步冲^[3]（2021）在《表彰类通报的文体内涵探析》文中指出通报作为党政机关公文文种之一,其表彰功能很早就被认可,但是鲜有学者深入挖掘,而做实做细公文文种研究已然成为近几年秘书学研究的主流趋势之一。基于这一背景,从文体内涵的性质和风格两个维度,对通报的表彰功能进行对比分析和细致描写。首先,以历年党政公文规范性文件及补充文件为线索,梳理通报文种表彰功能的发展轨迹,探讨秘书学界主流的通报功能分类以及合理性。其次,以如何辨识通报的表彰功能为导向,从表彰行为、表彰目的、表彰事项、表彰对象四个方面论述表彰类通报的文体内涵。最后,借助中国古代文体学文体风格的理念,总结表彰类通报的风格特征,以便更加立体、多维地了解表彰类通报。

倪晓明^[4]（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岳子璇^[5]（2021）在《太行区群英会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奋斗,并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广泛、深入发动人民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采用各种办法放手发动群众,召开群众性大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苦心经营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太行根据地战略位置紧要。中国共产党于1944年、1946年在此召开了两届规模较大的区级群英大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太行根据地各县域群英会也纷纷召开,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各有特色。太行区第一届群英大会于1944年11月21日到12月7日召开,会议表彰了抗战和灾荒中出现的英雄模范并总结交流了杀敌与生产经验,发挥了英雄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由于时值战争年代且在1942、1943年大灾荒之后,根据地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黎北县南委泉村作为会议地址。由于各种阻力,会议的筹备工作经历了一些曲折,筹委会的成立使得会议筹备工作滞后的情况有所好转,党政机关、英雄模范都直接参与到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中。此次会议具有明显的战时性与暂时性特征,通过实物展览、交流座谈、选举表彰等方式对英雄模范进行激励、动员,获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会议使先进的经验得到推广、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激发,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深刻地影响了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的召开。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于解放战争初期召开,旨在表彰抗战胜利后太行区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总结经验、推广传播,以促进战斗、生产、翻身运动的发展,使太行区人民在心理和行动上实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转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会期从1946年12月2日到12月21日,共计19天,第二届群英会的准备工作同样纷繁复杂,太行区各县市政府、机关团体、社会各界、英雄模范的广泛参与保障了会议流程、秩序的合理及完备。与第一届群英大会相比,第二届群英大会在参会英雄的广度、英雄交流的深度及选举表彰的力度方面均有所提高。会后,各解放区新英雄主义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此次大会是共产党在太行区召开的最后一届群英大会,深远地影响了新中国劳模表彰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除两届区级群英会外,太行县域群英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中以黎城县群英会最为典型。黎城县群英会在1944年到1946年间召开了三次,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筹备会议,黎城县政府努力克服财政紧张问题,积极开展筹备工作,评选并表彰了一批英雄模范代表。黎城县生产、纺织、合作运动的发展在太行各县优势突出,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在此落地生根。黎城县群英会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它所凝结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延绵不绝、代代相传。总之,太行区群英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地时期太行军民的大事,不论是区级群英会还是县域群英会均对太行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塑造英雄模范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也可以看出根据地时期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管理。

张郑武文^[6]（2021）在《中国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仪式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陈伶浪^[7]（2020）在《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研究》文中认为劳动模范（简称劳模）是党和政府授予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显着成绩的劳动者的一种崇高荣誉称号。劳模精神是通过劳模行为体现的,并通过劳模表彰得到承认,是劳模在社会实践中所展现的价值观念、道德风范、精神风貌、行为准则等。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瑞金就涌现了劳模表彰运动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劳模表彰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劳模表彰作为发动群众、联系群众、为了群众的制度固定下来。一部我国劳模运动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史、振兴史。一代又一代劳模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模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积极倡导下,历经近90年的演化,劳模精神的内涵功能不断丰富完善、示范引领作用越来越凸显,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劳模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始终把其作为影响、带动和鼓舞亿万劳动群众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懈努力的风向标和精神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劳模座谈、考察调研、劳模大会等不同场合多次就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劳模作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对进一步在全社会广泛弘扬劳模精神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发扬光大劳模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新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劳模精神无疑是新时代最具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精神力量。因此,加强对劳模精神的研究,挖掘、阐释这一“精神富矿”的内涵功能、时代价值、弘扬路径等,对于充分焕发亿万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激发职工群众的创新活力、迸发职工群众的无穷力量,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建功立业、展现风采、再铸辉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正是以劳模精神起源于何时?劳模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有何困境?新时代如何弘扬劳模精神?这4个问题为主线进行探析研究。首先追溯了劳模表彰运动的历史起源,以及劳模精神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发挥的巨大精神引领作用,并创造性地将我国劳模精神内涵的嬗变历程划分为萌芽期（新中国成立以前）、雏形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形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完善期（新时代）,同时针对每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劳模精神所展现的特色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比较详细解读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的深刻含义以及劳模精神所具有的激励教育、示范引领、文化影响等功能作用,而后得出我国劳模精神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从实践层面看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人民群众的广泛尊崇、工会组织的积极作为以及劳模群体的自我弘扬;从理论层面看,其根本原因在于有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作为理论基石、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习近平关于劳模精神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指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绘就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新时代仍然是一个奋斗的时代,需要有劳模精神的力量、劳模精神的作用、劳模精神的激励,从而进一步激发广大劳动群众以脚踏实地的干劲、勇往直前的闯劲、攻坚克难的钻劲建功新时代。然而,在现实工作中,劳模精神的弘扬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困境和问题,本文阐述了社会认识偏差、社会功利化、多元价值观、西方意识形态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分析了由于普通劳动者地位有所弱化、工人阶级归属感有所淡化、劳模管理服务仍存在薄弱环节、劳模精神宣传教育还不够到位等原因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本文阐明了全社会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四最”劳动精神,坚持倡导正确的劳动观,就能提高认识、主动作为,自觉弘扬、传承、践行劳模精神,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要创新方式方法、完善制度保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意见建议。

张可^[8]（2020）在《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及启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儒家文化及儒家价值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因此,深入研究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及其培育途径,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的儒家价值观主要以“忠”“孝”为核心,而“忠”“孝”能成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方面,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宗法制度决定了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必然以“忠”“孝”为核心;第二,在实践方面,不论是官方的法律制度、宣教制度和表彰制度,家族的内部治理及祭祀活动,还是学校的规章建设以及学习内容都把“忠”“孝”价值观当成他们价值观实践的核心内容;第三,在思想史方面,从孔子开始有众多的思想家也从多方面论证了“忠”“孝”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由此,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认为“忠”“孝”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途径,主要有官方、家族和学校三大主要途径。首先,从古代官方来讲,其具体培育途径主要有法律制度、宣教活动与表彰模范三种。在法律制度途径中,主要有惩罚“不忠”“不孝”和保护“忠”“孝”两种形式。在宣教活动途径中,主要有“悬法象魏”、申明亭、旌善亭、“乡饮酒礼”和讲约所等五种形式。在表彰模范途径中,主要有授官职、给奖励、立传记和立牌坊等四种形式。其次,从古代家族来讲,其具体培育途径主要有制定族规家训和祠堂活动两种。在族规家训的途径中,主要有制定族谱族规和编写家训两种形式。在祠堂活动途径中,主要有祠堂环境装饰和祠堂祭祀活动两种形式。最后,从古代学校来讲,其培育途径主要有学校规章建设和校园环境两种。在学校规章建设途径中,主要有制定学校校规和选用学生教材两种形式。在校园人文环境的途径中,主要有校园选址布局和石碑楹联两种形式。古代官方、家族和学校通过上述途径将“忠”“孝”价值观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价值培育的系统系、针对性等原则,对提高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性、时效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途径对于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原则上说,我们要借鉴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将德育放在国家治理核心地位的经验,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工作之一。同时,在培育价值观的实践工作中,要借鉴中国古代社会在培育价值观实践中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原则,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的科学性。在具体途径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对我们有以下启示:首先,要发挥政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通过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表彰内容,发挥好政府对社会大众的引领指导作用。其次,要明确社会基层单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地位。目前,要发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创新家庭沟通方式和教育方式,做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和家庭美德建设,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要坚守学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作用。各级各类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通过教材、课堂、校园环境、社会实践等具体途径打造全方位全过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阵地。

严爱珍^[9]（2020）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实践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作为一项激励机制,对个体、党以及国家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历史演进,分析欧美及苏联功勋荣誉勋赏体系的做法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直面我国现行功勋荣誉制度的突出问题,提出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建议。本文在结构框架上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研究缘起,研究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正文主要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首先,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如功勋荣誉制度、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以及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理论契合。其次,以激励理论、模仿理论以及形象传播理论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由此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四大功能。第二部分,探讨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历史演进。分别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三部分,从健全制度体系以及实践探索两个方面,论述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创新发展。第四部分,分析了欧美主要国家以及苏联功勋荣誉制度的做法以及教训。期望对我国构建合理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体系提供经验。第五部分,根据当前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苏联功勋荣誉制度的教训,从而提出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若干建议。主要是从树立正确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观、构建科学化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评选机制以及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管理制度加以论述。结语是对本文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的简要概括。

张响娜^[10]（2020）在《论道德榜样的示范效应 ——以“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民族素有崇尚道德、重视教育、尊重榜样的优良传统。道德榜样作为社会主流道德具体化、形象化、人格化象征,凝聚着真、善、美的理论内涵,彰显着理想道德境界和核心价值取向,并通过道德行为产生广泛深远的实践和示范意义。“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是遴选和产生道德榜样的国家级平台,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道德建设的成果之一,旨在评选出具有时代风貌和社会价值,并且能够激励、感召、引导人们进行道德实践的榜样人物。道德榜样最活跃和显着的特点在于示范,示范既充分体现出榜样自身高尚道德品质,崇高奉献精神和感人道德事迹。同时,也对社会大众产生积极影响,能够提高群体道德修养,鼓励道德实践。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多元化文明和功利化价值观的涌入导致“好人好报”的信念遭到冲击,道德榜样的信服力减弱,示范效应遭遇瓶颈。因此,在科学理解道德榜样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其示范逻辑的评价维度,探寻充分发挥示范效应的条件,以期及时扭转道德榜样影响力弱化的现实情况。面对道德榜样示范效应不佳的现状,需要我们审思道德榜样示范式微的集中表现和内在根源,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使得道德榜样重新成为社会成员尊重、敬仰、学习、效仿的对象,使得“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重新焕发应有的活力和价值。

二、我们应该表彰什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们应该表彰什么?（论文提纲范文）

（1）道德表彰之物质奖励问题探赜（论文提纲范文）

（2）复合治理视域下的地方“评比表彰”执行逻辑——以S省D市四城同创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表彰类通报的文体内涵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太行区群英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道德榜样的示范效应 ——以“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们应该表彰什么?（论文参考文献）

• [1]道德表彰之物质奖励问题探赜[J]. 孟凡平. 伦理学研究, 2021(06)
• [2]复合治理视域下的地方“评比表彰”执行逻辑——以S省D市四城同创为例[J]. 陈彪,贺芒.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3]表彰类通报的文体内涵探析[J]. 徐步冲. 秘书, 2021(05)
• [4]《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5]太行区群英会研究[D]. 岳子璇. 山西大学, 2021(12)
• [6]中国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仪式传播研究[D]. 张郑武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7]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研究[D]. 陈伶浪. 吉林大学, 2020(03)
• [8]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及启示研究[D]. 张可. 河南大学, 2020(02)
• [9]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实践路径研究[D]. 严爱珍.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20(08)
• [10]论道德榜样的示范效应 ——以“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为例[D]. 张响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标签：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王充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