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论文文献综述）
刘艳军,汤爽爽,吴康,林李月,黄耿志,刘涛,戚伟,魏冶[1]（2021）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热点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人口问题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新时期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研究主要包括人口空间分布、人口迁移及流动网络、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劳动力及人力资本集疏、人口收缩以及城市与区域人口发展等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梳理各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逻辑关系,形成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的逻辑框架。在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人口规模即将达峰、人口流动规模依然庞大以及人口空间格局不断变化等背景下,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的未来趋向,对重点研究领域进行了展望,并从强化理论探讨与重大问题研究、深化新数据和技术方法应用、拓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开展国际比较与合作等方面提出了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的未来方向。
王钦池,贺丹,张许颖,张莉[2]（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人口思想：回顾、总结与展望》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征程中,开辟了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为理论渊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孕育发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初步形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系统回答了如何在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重大课题,是关于人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作用和地位、目标和理念、方式和方法以及保障的科学、严整、系统的体系,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民族性,是中国人口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保障,也是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事业的科学指南。
施响[3]（2021）在《中国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几百年来,全球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引发了区域兴衰、产业更替和霸权更迭。人口流动引发土地资源需求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变历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随着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球土地资源已经进入预警或超载状态。因此,如何通过协调人口有序流动,科学合理的评价分析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现状,是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国土空间优化布局的基础,对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基于土地资源管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理论,在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系统分析框架基础上,以中国287个设区市（即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域）为研究范围,刻画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科学测度与评价土地综合承载力,构建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两者的耦合过程和耦合特征,识别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驱动因子,进而分析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理。论文相对于传统的人口与土地关系研究（关注人口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静态耦合）,将研究范围扩展至跨区域尺度,关注人口跨区域流动对人地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丰富了人地关系理论中关于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研究内容,有助于进一步从区域联系的动态视角关注中国人地关系协调发展问题,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共分为八章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与理论的探讨,由第一、二、三章构成,主要阐释了论文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明确了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与框架;界定了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等相关概念,并对相关基础理论和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是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特征研究,由第四、五章构成。其中,第四章主要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对中国287个设区市的人口流动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章通过构建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指标评价体系,测度了287个设区市的土地综合承载水平,并对其空间格局与空间自相关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关系与机理探究,由第六、七章构成。其中,第六章是基于第三、四章对人口流动和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研究结果,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模型,对中国287个设区市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与评价;第七章是基于第六章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相互作用模式,构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体系,对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关系具有显着影响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归纳总结两者的耦合机理。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即第八章,是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和观点的归纳总结,包括主要研究结论、可能的创新,以及研究的不足和展望。论文主要观点与内容如下:1.中国人口流动呈现以“菱形”为核心的空间网络结构,人口流动密集节点和通道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侧。基于人口流联系的城市子群呈现出明显的地理临近和省际分异特征,既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受省界制约明显、由首位联系主导的中心—腹地结构的小型城市子群,同时在东北、西北、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也形成了跨越省级行政边界的多中心结构大型城市子群。基于ERGM模型确定的中国人口流动网络影响因素可以用网络结构效应、节点属性效应和外生网络效应来解释。其中,决定便利设施效果的人均技术支出和人均教育支出均未通过显着性水平测试,说明设施便利性的地区差异对中国人口流动没有显着影响。同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其他变量（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大多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可以更为真实描述中国人口流动网络的形成。2.土地综合承载力表现为承载压力-支撑力、破坏力-恢复力共同作用的合力,作用力大小变化导致区域间土地综合承载水平的显着差异。运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测度出的中国各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以中等承载水平和较低承载水平为主,高承载或较高承载水平的设区市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中下游、松花江流域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表现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基于莫兰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土地综合承载力具有显着的空间正相关性,土地综合承载力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发达经济带,而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欠发达经济带。其中土地压力和破坏力的高低值聚类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支撑力和恢复力则分别呈现出“南高北低”和“南低北高”的集聚格局。整体上,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的集聚规模大于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后者在空间分布也相对分散。3.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存在明确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在全国尺度上普遍呈现为高耦合—低协调的空间特征,耦合度与协调度均具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通过对人口流动和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设区市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整体耦合效果未达到良性耦合状态,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仍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基于莫兰指数计算结果表明,人口流动网络与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高值聚类和低低值聚类特征表现更为明显,形成的集聚区数量相对较多且集聚规模较大;高低值聚类和低高值聚类以围绕在低值聚类和高值聚类周围分布为主,同时也会在一些省会城市形成单独的高低值集聚区。4.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影响表现为内外部流动网络对土地综合承载力共同促进的正向作用。人口流动的外部网络效应通过区域间的社会经济联系直接作用于区域内土地社会经济子系统,并通过社会经济联系过程中产生的隐含资源流动对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造成间接影响。人口流动的内部网络效应表现为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对城市内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城乡之间、功能区之间）、人口结构（年龄、性别、职业、家庭）等的显着影响,而区域内人口要素的变化将直接作用于土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人口流动通过对区域内人口要素的影响进而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产生综合作用。因此,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作用表现为内外部网络形成的综合效应。通过对人口流动网络与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人口流动总量、流动强度、度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均存在显着的正相关,且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不存在U型关系,也进一步证实了假设1的猜想,即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5.土地综合承载力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表现为土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综合承载作用。其中,环境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环境恢复和治理能力对人口流动的显着正向影响,资源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对人口流动的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经济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要素对人口流动的显着正向影响,同时也作为资源、环境子系统作用于人口流动的媒介,将资源、环境相关驱动因子通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转化为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虽然各个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具体作用形式和相关要素不尽相同,但相比之下,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拉力”作用更明显,而与推力作用相关的指标如废水排放量、废物产生量、城镇失业率、年际耕地减少面积等对人口流动均未造成显着影响。因此,证实了假设2的观点,即土地综合承载力对人口流动的作用以“拉力”为主,具有较高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区域对人口流动的吸引力更强。6.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机理包括影响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发展变化的动力体系、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特征的空间逻辑三个方面。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的动力体系是由促进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关系形成的社会经济要素、资源环境要素、网络关联要素等共同组成的驱动因子体系。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制和空间逻辑为在人口流动网络内外部效应（流动强度、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流动密度）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双向提升和土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承载子系统对人口流动共同“拉力”的作用下,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耦合关系,在区域内部资源、人口和经济要素以及区域外部地理距离、时间距离和高铁连通度等关联要素的共同驱动下,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耦合协调特征在全国尺度上呈现了发达地区耦合协调度高,而经济落后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域分异规律。
胡湛,彭希哲[4]（2021）在《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人口治理格局》文中研究说明人口治理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题和核心领域之一。在中国治理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当代中国人口治理理念从强调工具性趋于强化包容性,人口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理性—家庭自治—社会自主"的三重平衡,这种三元结构是中国人口治理格局的重要特征乃至优势。然而,中国的治理路径仍囿于"以人口适应制度"模式,存在若干治理惯性且治理效能趋于衰减。为回应新时代的治理转型需求并适应其人口变动趋势,亟须重新认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整合"以人口适应制度"和"以制度适应人口"的治理路径,延续已有人口治理结构优势并进一步开发其治理资源,在充分利用新时代发展契机的基础上完善人口治理格局,凝练出新时代人口治理的"中国方案"。
陈友华,孙永健[5]（2021）在《非均衡发展：人口发展理论的批判与建构》文中研究指明人口均衡发展一直是我国人口战略与政策的主导原则,也是人口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阐释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内涵与产生渊源,可以对该理论的操作化、理论基石、现实解释力、哲学基础等缺陷展开批判。本文借助对中国人口发展历史的回顾,基于对经济非均衡理论与自发秩序理论的应用与超越,探索性地构建了人口非均衡发展理论。人口非均衡是对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与素质等人口内部系统失衡状态,抑或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或环境等外部系统之间失衡的统称。人口非均衡发展理论对人口发展的现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性,能够反思理性主义与"计划思维"在解决人口问题中的滥用。
朱翠明[6]（202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文中提出2016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表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们再一次面对的新时代转折的关口,这个关口不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作为普遍性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价值,不仅仅是将抓住“全面超越的历史机遇”,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起到前导与示范作用。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简称,本文将老龄化作为问题的研究出发点,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研究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不同变动特征的原因,只有找寻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形成的原因,进而对老龄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连续转变,而使人与社会关系产生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将现代化与老龄化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侧重点与前期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区别,虽然分析侧重的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所发生的连续转变,而孤立地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与人对立统一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度挖掘。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寻社会中的“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进而从“因”着手,找到最为准确和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和方法,为早日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助力。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其次,对国内外关于老龄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老龄化的研究现状。老龄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在老龄化的理论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最后,指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由于研究侧重角度的不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新意的见解,提出了未来人口衡定论,推测出人口年龄结构呈铅笔型形态等。第二章是文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基础理论。主要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为介绍国外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着手,通过分析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共性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结了在不同人类社会阶段下体现出的不同人口特征,阐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深层挖掘归纳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第四章在世界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关系变动情况及老龄化形成历程,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得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关系变动的原因,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原因,以及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老龄化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五章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得到实际数据支撑,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分割规律,推论出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并预测了中国至2050年各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同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第六章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优化人口政策、完善养老制度、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等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策略、措施。
万新月[7]（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认为人口,作为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影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生育行为在微观层面上能够反映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在宏观维度上更能体现当前社会的生育观念和文化。因此,生育水平的变迁研究是了解中国生育观念和文化转变的现实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经济、家庭、教育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结合人类发展的历史性、社会发展的关系性,选择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定性定量相结合地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探索中国人口发展脉络,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下中国人口战略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视角,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人的人口思想与论述的基础上,梳理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为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搭建政策背景。然后搜集相关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情况。发现自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水平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而且自21世纪以来,中国步入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状态,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与生育政策的变迁紧密联系,体现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指导作用。此外,中国生育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其中高生育水平集聚地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和南部,低生育水平聚集地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而近16年以来,中国低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减少,高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有上升的趋势,上升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地区,因此加强对生育水平空间变迁的关注与研究有利于中国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接着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定性分析物质生产、婚姻家庭、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和就业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选取相关变量、构建数据模型,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日常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变动不影响生育水平,平均家庭户规模的扩大、粗离婚率的上升、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均GDP的增长、失业率的上升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呈“U”型关系,且最低点为8.8年。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的政策建议。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一次拓展性研究,对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教育、家庭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翠玲[8]（2019）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育时间是人类生育模式的重要维度之一,通常通过包括初育年龄、终育年龄、各孩次之间的时间间隔等指标来测量生育的早晚及生育的密度。对这些指标进行现状、趋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至关重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类生育行为中,一孩到二孩之间的间隔差异很大,呈现出显着的区域、社会和文化的不同。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曾长期被用于“调节出生人口在同一时点上的分布,达到降低人口生育密度、减缓人口增长的目的”。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间隔生育”一直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后,各省的生育间隔要求更加普遍。对依法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均要求第一个子女和第二个子女之间的时间长度及（或）母亲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低年龄。截止到2016年,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市）取消了类似要求,自此,在我国生育政策中扮演重要地位的生育间隔政策被终止,育龄妇女可以自主决定二孩生育时间。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将生育间隔作为生育模式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围绕二孩生育间隔进行算术平均值计算和内部间隔结构分析,来观察个体二孩生育行为的时间变化。同时,出生间隔的长短也与母婴健康有关,了解间隔过长和间隔过短人群的规模大小以及规模变动趋势,进一步认识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的特征和变化,在人口发展中有特殊需要。然而长期以来,研究二孩生育间隔的微观数据来源有限,近十多年来的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较为缺乏,而这又是我国生育政策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补充相关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趋势的相关研究极为必要,需要相应的数据支持来补充相关国内实证研究。此外,现有文献缺乏对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详细梳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亦是空白。对中国生育转变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评估生育数量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对二孩生育年龄和二孩生育间隔的相关政策规定关注较少,对生育间隔政策是否影响及如何影响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转变的研究尚为空白,通过间隔政策差异解读省际生育转变差异的研究更是鲜见。究其原因,二孩政策生育年龄和法定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以及随时间的频繁变更增加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的难度,因此导致直接影响二孩生育时间的生育间隔政策却很少被触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各省广泛的政策差异也为研究出生数量、生育水平、生育时机及生育间隔如何随生育政策变动而波动提供了巨大空间,尤其是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在老的政策被取消或新的政策实施后的变动状况。各地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生育间隔政策如何影响二孩生育间隔的分布,对各时期的二孩生育水平有什么样的影响,并构造出什么样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将是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对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及其政策效应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作用的评估。在生育推迟作为影响和解释低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下,开展生育间隔政策背景下的二孩生育时间及生育间隔分析,能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生育推迟进程及原因的理解,从而为判断我国未来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变迁,通过对31个省（区市）1980年来以来的生育间隔要求的详细梳理,获得间隔政策变迁的基础资料,作为理解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宏观制度背景。之后,从多个维度分析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历史变动及其对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及生育模式变迁的影响。为认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内部人群差异,进一步分析二孩间隔的内部结构。此后,采用生存分析方法对照了妇女的不同出生队列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风险和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早晚,并对城乡、民族、地区、一孩性别、妇女教育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章最后一部分基于省级典型性分析和省际对比分析,检验各省间隔政策变迁如何影响二孩生育时间及二孩生育水平。研究发现,作为“晚（晚婚晚育）、稀（长间隔）、少（少生）”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引入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当时“早（早婚早育）、密（间隔短）、多（多育）”的一种干预和调控。20世纪八十年代部分省份颁布了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到了九十年代普遍化,自世纪之交以来逐步废除。依法生育二孩的政策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各地的间隔要求亦随时间频繁变更。政策的变迁本身反映了政府对于生育间隔这一政策手段认识的不断转变和进化。由于可生育二胎的人群及生育时间由国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具有区域自治权的市制定,各省对一孩和二孩间隔要求不仅差异较大,调整时间及调整内容也各不相同,取消间隔政策的步调也不同步,间隔政策的出台、调整和取消既有时间差,也有间隔要求的长度和生育二孩年龄的早晚差异,还有豁免群体差异。同样的二孩生育行为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受到多元的时间规制。对我国31省（区市）生育间隔政策的相关要求及历史变动的详细梳理,宏观上掌握了要求生育间隔省份的数量变化,微观上明晰了各省生育间隔规定的方式、具体内容、修订次数及调整方向,填补了目前生育政策研究的空白。二孩生育间隔直接反映了我国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政策的“晴雨表”,也间接反映着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密度,建构着我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和家庭的世代间隔。本文基于120县人口监测系统2013年上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1990-2005年间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和长间隔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越晚出生的妇女其生育二孩的概率更低、生育二孩的进度更慢,人们的生育密度降低,人口增长减缓。基于山东、广东等13省的典型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生育数量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各省生育间隔政策的变化对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二孩生育间隔以及时期总和生育率均产生了强烈影响。间隔政策的出台及政策收紧导致二孩生育水平和时期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显着下降,放松及取消间隔政策后二孩生育水平和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相应上升。不同的间隔政策及其变迁导致了各时期不同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衍变。各时期的生育间隔政策通过将二孩生育集中或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引起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基于间隔的二孩生育率变动,从而导致不同阶段的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的变迁,显示其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也促进了对于我国生育推迟的相关研究。我国目前的生育推迟研究多集中在一孩,而由于生育间隔政策的影响,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长期受到间隔政策的强约束,缔造出不同的二孩生育推迟幅度与生育推迟进程。不同间隔政策导致不同间隔年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的演化过程。随间隔政策出台,10年间隔的一孩到二孩的递进曲线从左倾斜过渡到右倾斜,间隔政策放松（包括取消）后再次偏向左侧。相应的,峰值二孩生育间隔从八十年代的2年逐渐向更长的政策性间隔年限转变,二孩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然而,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间隔变短、峰值生育间隔逐渐向2年回归,再次证明在生育间隔政策实施期间,人们的生育时间安排受外在制度约束,一旦外在约束撤销后,生育时间更加自主,生育推迟的幅度有所减弱。本研究还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间隔政策省际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往的生育间隔分析通过计算平均二孩生育年龄与平均初育年龄的差值来测量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但无法反映二孩生育时间的离散度和异质性。本研究通过基于间隔的一孩到二孩递进比这一指标,既展示了不同时期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也提供了二孩生育在不同间隔的离散分布,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不同时期和各省不同间隔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的递进概率和生育进度,揭示了政策导致的地区和时期差异,丰富了二孩生育间隔模式及变动规律的相关认识,深化了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在我国生育转变中作用的理解,也证明了生育间隔政策在解释我国生育行为的省际差异中的作用。在当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全国不分城乡均晚婚晚育、群众主动推迟生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育龄群众对于生育的自我掌控更强,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生育期缩短,过长过短间隔所带来的人口健康影响应被重点关注,并向有关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公共服务。虽然当前政策要求的生育间隔已经淡出,生育间隔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虑到恰当的生育间隔对母婴健康的益处,间隔生育（birth spacing）和适当的生育间隔应被重视并倡导,实现从政策主导的被动生育间隔到自主的间隔生育转变。通过有效的避孕节育,达到合理的生育间隔,促进母婴健康,亦是全民健康时代的现实要求。
李致江[9]（2019）在《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8万人,主要聚居于黔桂交界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贵州省三都县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约63%的水族人口聚集于此。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等的支持下,水族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但是,水族人口发展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发展水平相较仍有差距,不仅面临人口增长速度锐降、人口身体素质较差、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单向流迁等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且存在人口城镇化率低、人口产业结构滞后、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既与以往计划生育政策过严、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又与水族地区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连,同时也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相接,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指向。当下,水族人口虽然存在一系列非均衡发展问题,但同时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生育空间,民族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为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首先,应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全面贯彻落实二孩生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综合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积极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其次,应加快水族经济发展步伐。重点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职业结构,推进人口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再次,应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人口社会保障水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最后,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对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参照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实现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周长友[10]（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说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二、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热点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逻辑框架 |
| 2 热点问题及研究进展 |
| 2.1 人口空间分布及格局 |
| 2.1.1人口分布格局演变 |
| 2.1.2胡焕庸线的稳定性 |
| 2.1.3人口分布研究的多源数据应用 |
| 2.2 人口迁移、流动网络与城镇化 |
| 2.2.1人口流动格局与机理 |
| 2.2.2人口流动网络 |
| 2.2.3人口城镇化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 2.3 劳动力、就业与人力资本集疏 |
| 2.3.1劳动力转移与空间流动 |
| 2.3.2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空间 |
| 2.3.3人力资本与人才集疏 |
| 2.4 人口收缩与收缩城市 |
| 2.4.1收缩城市形成演变 |
| 2.4.2区域与乡村人口收缩 |
| 2.5 城市与区域人口发展 |
| 2.5.1大城市和城市群人口变化 |
| 2.5.2特殊类型地区人口问题 |
| 3 研究趋向与重点领域 |
| 3.1 人口空间分布的动力分解与效应评估 |
| 3.2 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与网络形成机制 |
| 3.3 人口城镇化主体分化及驱动机制差异 |
| 3.4 劳动者的社会空间实践及影响 |
| 3.5 人力资本的空间集疏规律 |
| 3.6 人口收缩理论探讨与多尺度差异性 |
| 3.7 不同类型空间人口可持续发展路径 |
| 4 结语与展望 |
（2）中国共产党百年人口思想：回顾、总结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理论渊源 |
| 3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发展脉络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孕育发端 |
|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初步形成 |
| 3.3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不断完善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继续丰富发展 |
| 4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科学内涵 |
| 4.1 人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
| 4.2 人口发展的作用和地位 |
| 4.3 人口发展的目标和理念 |
| 4.4 人口发展的方式和方法 |
| 4.5 人口发展的保障 |
| 5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鲜明特征 |
| 5.1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揭示了人口发展规律，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
| 5.2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
| 5.3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提供了人口发展的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
| 5.4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具有鲜明的开放性 |
| 5.5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
| 6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历史贡献 |
| 6.1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2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是“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3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是世界人口发展的中国智慧 |
| 6.4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
| 7 总结和展望 |
（3）中国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准确真实地刻画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空间特征,是指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土空间优化布局的前提 |
| 1.1.2 人类活动与土地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
| 1.1.3 时空行为大数据使人类活动与地理空间互动研究成为可能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科学问题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数据来源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人口流动和迁徙研究进展 |
| 2.1.1 西方对于人口迁徙的基本认识 |
| 2.1.2 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特征 |
| 2.1.3 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流动迁徙研究 |
| 2.2 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进展 |
| 2.2.1 土地综合承载力基本概念的演化与发展 |
| 2.2.2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的主要方法模型 |
| 2.3 人地关系研究进展 |
| 2.3.1 区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
| 2.3.2 人地关系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 |
| 2.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3章 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人口流动 |
| 3.1.2 土地综合承载力 |
| 3.1.3 流空间 |
| 3.1.4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关系 |
| 3.1.5 耦合协调度 |
| 3.2 基础理论 |
| 3.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3.2.2 人口流动相关理论 |
| 3.2.3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假设 |
| 第4章 中国人口流动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
| 4.1 人口流动空间格局 |
| 4.1.1 人口流动的整体特征 |
| 4.1.2 不同时间尺度的人口流动空间格局 |
| 4.2 人口流动网络空间特征 |
| 4.2.1 人口流动网络分析方法 |
| 4.2.2 节点层级 |
| 4.2.3 联系强度 |
| 4.2.4 子群结构 |
| 4.3 人口流动网络影响因素 |
| 4.3.1 发现驱动因素的ERGM模型 |
| 4.3.2 候选解释变量的理论基础 |
| 4.3.3 人口流动网络的影响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 |
| 5.1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模型构建 |
| 5.1.1 概念模型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土地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5.2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测度 |
| 5.2.1 评价指标原始数据的获取 |
| 5.2.2 土地综合承载力测度结果 |
| 5.3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特征 |
| 5.3.1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分布格局 |
| 5.3.2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自相关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特征 |
| 6.1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初步拟合 |
| 6.1.1 市级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分布格局初步拟合 |
| 6.1.2 省级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分布格局初步拟合 |
| 6.2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测度与评价 |
| 6.2.1 人口流动网络评价体系构建及等级划分 |
| 6.2.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及等级划分 |
| 6.2.3 耦合协调度的评价结果 |
| 6.2.4 人口流动网络与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耦合过程 |
| 6.3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 |
| 6.3.1 市级尺度的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 |
| 6.3.2 省级尺度的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分析 |
| 6.3.3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4 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理 |
| 7.1 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作用过程 |
| 7.1.1 人口流动的外部网络效应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作用过程 |
| 7.1.2 人口流动的内部网络效应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作用过程 |
| 7.1.3 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作用的定量测度 |
| 7.1.4 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作用机制 |
| 7.2 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 |
| 7.2.3 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机制 |
| 7.3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测度 |
| 7.3.1 驱动因子的确定 |
| 7.3.2 分析模型的选取与原理 |
| 7.3.3 分析模型选择结果 |
| 7.4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 |
| 7.4.1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
| 7.4.2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理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人口流动解释变量中关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方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人口治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国人口发展中的治理演进 |
| 2 反思中国人口治理的逻辑框架 |
| 2.1 人口治理理念的跃迁 |
| 2.2 治理路径囿于“以人口适应制度”模式 |
| 2.3 中国人口治理逻辑的三元结构优势 |
| 3 完善新时代的中国人口治理格局 |
| 3.1 重新审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 |
| 3.2 整合“以人口适应制度”和“以制度适应人口”的治理路径 |
| 3.3 延续已有治理结构优势并进一步开发其治理资源 |
| 3.4 重视发展环境变迁对人口治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战略的影响 |
| 4 结语 |
（5）非均衡发展：人口发展理论的批判与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何谓人口均衡发展? |
| 人口均衡发展：何以可能? |
| (一)人口均衡发展的再定义与阐释 |
| 1.人口内部均衡 |
| 2.人口外部均衡 |
| (二)人口均衡发展的理论溯源及批判 |
| 1.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局限 |
| 2.适度人口理论及其批判 |
| 3.可持续发展思想及其局限 |
| (三)人口均衡发展：何以可能? |
| 反思与超越：人口非均衡理论的构建 |
| (一)人口非均衡发展的现实基础 |
| (二)人口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基础 |
| 1.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自发秩序理论 |
| (三)人口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提出 |
（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现代化概述 |
| 2.1.2 人口老龄化 |
| 2.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主要内容 |
| 2.2.1 “两种生产”理论 |
| 2.2.2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理论 |
| 2.2.3 人口再生产理论 |
| 2.2.4 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3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2.3.1 中国领导人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3.2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4 国外关于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理论 |
| 2.4.1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 2.4.2 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 |
| 2.4.3 兰德里的人口转变理论 |
| 第3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3.1 工业革命促成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 |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人口向老龄化转变 |
| 3.2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
| 3.2.1 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是表层原因 |
| 3.2.2 人与社会关系变化是深层原因 |
| 3.3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问题的共性影响 |
| 3.3.1 导致人口生育率降低 |
| 3.3.2 使人与社会矛盾尖锐 |
| 3.3.3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 3.3.4 将促使生产关系调整 |
| 3.4 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不足 |
| 3.4.1 使人的生产屈从于物质资料生产 |
| 3.4.2 强调老龄化措施作用忽略根本矛盾 |
| 3.4.3 忽视中产阶层对人口结构调整作用 |
| 3.4.4 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率低迷 |
| 第4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4.1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与老龄化的形成历程 |
| 4.1.1 1950-1970 年:农业经济形态人口进入爆发增长期 |
| 4.1.2 1971-1980 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 |
| 4.1.3 1981-2010 年:人口增速下降并向老龄化趋势过渡 |
| 4.1.4 2011-2020 年:服务经济形态促使老龄化程度加深 |
| 4.2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特殊性原因 |
| 4.2.1 50-60 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
| 4.2.2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转化 |
| 4.2.3 可支配收入低造成生育欲望下降 |
| 4.2.4 主体经济结构变化促老龄化形成 |
| 4.3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 |
| 4.3.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
| 4.3.2 社会与家庭负担加重 |
| 4.3.3 加速社会养老保险枯竭 |
| 4.3.4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分化 |
| 4.3.5 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 |
| 4.4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1 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存点产生强烈消极影响 |
| 4.4.2 促使区域间发展失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
| 4.4.3 长期看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蝶变 |
| 第5章 人口结构隐含规律与中国老龄化走势及展望 |
| 5.1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黄金分割 |
| 5.1.1 “两种生产”理论决定了人口黄金分割的必然 |
| 5.1.2 人口黄金分割揭示了死亡率与出生率博弈关系 |
| 5.1.3 人口黄金分割解释了现代化国家的繁荣与衰退 |
| 5.1.4 人口黄金分割失衡对“两种生产”产生反作用 |
| 5.2 以人口黄金分割推论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 |
| 5.2.1 过去-人口扩张型的金字塔形态 |
| 5.2.2 现在-出生率收缩型的菱形形态 |
| 5.2.3 未来-人口衡定型的铅笔形形态 |
| 5.3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
| 5.3.1 2021-2025 年老龄人超过0-14 岁人口 |
| 5.3.2 2026-2035 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
| 5.3.3 2036-2050 年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 |
| 5.4 中国老龄化问题应对的目标和原则 |
| 5.4.1 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阶段性目标 |
| 5.4.2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
| 第6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
| 6.1 优化人口政策 |
| 6.1.1 提倡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
| 6.1.2 以人口黄金分割结构平衡为调整基准 |
| 6.1.3 政策需考虑与社会各因素的动态匹配 |
| 6.1.4 追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
| 6.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
| 6.2.1 统筹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互补 |
| 6.2.2 改进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多渠道增值 |
| 6.2.3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
| 6.2.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 |
| 6.3 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 |
| 6.3.1 改变生养抚育造成的财富挤出效应 |
| 6.3.2 提升人口素质以弥补人力资源缺口 |
| 6.3.3 扶持“成人二次教育”推动多维就业 |
| 6.3.4 建立就业公共信息体系提供引流服务 |
| 6.4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
| 6.4.1 推动以信息科技化为载体O2O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 6.4.2 建立含医疗、教娱、关爱及监控的综合服务中心 |
| 6.4.3 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鼓励适龄老年人发挥就业余热 |
| 6.4.4 发展以基层社区为主干线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
| 6.5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 |
| 6.5.1 多渠道扶持与支撑家庭养老模式 |
| 6.5.2 建立居家养老“三级”服务体系 |
| 6.5.3 注重综合性福利养老服务体建设 |
| 6.5.4 培育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养老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解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内涵与界定 |
| 2.1.1 生育水平的内涵 |
| 2.1.2 生育水平的指标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2.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2.2.3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3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 |
| 3.1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 |
| 3.1.1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1.2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3.2 中国生育水平的时间变迁 |
| 3.2.1 中国生育水平呈现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 |
| 3.2.2 中国自21世纪以来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状态 |
| 3.3 中国生育水平的空间变迁 |
| 3.3.1 中国整体生育水平具有空间自相关性 |
| 3.3.2 中国局部生育水平具有空间集聚性 |
| 4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 |
| 4.1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1.1 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也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者 |
| 4.1.2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第三种关系 |
| 4.1.3 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4.1.4 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
| 4.1.5 社会就业发展与人口增长 |
| 4.2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 |
| 4.2.3 模型构建 |
| 4.2.4 数据检验 |
| 4.2.5 实证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 |
| 5.2.2 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 |
| 5.2.3 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 |
| 5.2.4 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数据来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 |
| 2.1.2 计划生育 |
| 2.1.3 生育间隔 |
| 2.1.4 生育政策 |
| 2.2 生育理论 |
| 2.2.1 孩子的成本与效用理论 |
| 2.2.2 扩散理论 |
| 2.2.3 生命历程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生育间隔变动趋势 |
| 2.3.2 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分析 |
| 2.3.3 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因素 |
| 2.3.4 生育间隔对人口预测的影响 |
| 2.3.5 生育间隔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
| 第3章 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变迁历程 |
| 3.1 八十年代以前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1.1 生育间隔规定的萌芽 |
| 3.1.2 七十年代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2 生育间隔规定的普遍化 |
| 3.3 生育间隔规定的调整与变迁 |
| 3.3.1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调整次数 |
| 3.3.2 生育间隔政策的逐步取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动趋势 |
| 4.1 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分析 |
| 4.1.1 二孩生育间隔的时期差异 |
| 4.1.2 地区差异 |
| 4.1.3 城乡差异 |
| 4.1.4 民族差异 |
| 4.1.5 子女个体因素的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1.6 不同人工流产次数的二孩生育间隔 |
| 4.1.7 不同生育政策的二孩家庭生育间隔差异 |
| 4.2 生育间隔规定对二孩生育间隔时期变化的影响 |
| 4.3 生育间隔设立、调整与取消前后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内部结构分析 |
| 5.1 二孩生育间隔结构的内部构成与时期差异 |
| 5.2 基于初育史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1 初育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2 不同初育队列的分初育年龄二孩间隔构成分析 |
| 5.3 妇女出生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分析 |
| 5.3.1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二孩生育间隔内部构成 |
| 5.3.2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生存曲线及差异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山东省的生育间隔政策效应的典型性分析 |
| 6.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省级分析的必要性 |
| 6.1.1 山东省生育政策及生育水平波动的特殊性 |
| 6.1.2 主要研究内容 |
| 6.2 山东省婚育政策历史变动 |
| 6.2.1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婚育年龄要求 |
| 6.2.2 山东省生育数量及婚育时间要求的历史变动 |
| 6.3 数据与方法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研究方法、分析指标及关键政策变动分析 |
| 6.4 研究发现 |
| 6.4.1 时期生育水平波动 |
| 6.4.2 生育时间和二孩生育间隔变动 |
| 6.4.3 年龄别生育模式的变动 |
| 6.4.4 政策对生育水平和时间的影响 |
| 6.4.5 生育率转变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 |
| 6.5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5.1 主要发现 |
| 6.5.2 山东省典型分析对理解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的启示 |
| 第7章 生育间隔政策对我国时期生育及生育模式的影响 |
| 7.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分析的必要性 |
| 7.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 |
| 7.3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变动 |
| 7.4 研究发现 |
| 7.4.1 “开小口、堵大口”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2 “严控人口增长”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3 生育间隔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4 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人口均衡发展研究 |
| (二)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
| (三)水族研究 |
| (四)研究现状简评 |
| 三、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田野调查点概况 |
| (一)水族传统文化 |
| (二)田野点基本情况 |
| (三)调查过程 |
| 第一章 水族人口变动的历史考察 |
| 一、水族人口数量与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一)人口数量 |
|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二、水族人口素质 |
| (一)人口文化素质 |
| (二)人口身体素质 |
| 三、水族人口自然结构 |
| (一)人口性别结构 |
| (二)人口年龄结构 |
| 四、水族人口经济社会结构 |
| (一)人口城乡结构 |
| (二)人口产业结构 |
| (三)人口职业结构 |
| 五、水族人口迁移 |
| 第二章 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水族人口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增长速度锐降 |
| (二)人口素质偏低 |
| (三)人口性别比失调 |
| (四)人口老龄化严重 |
| (五)人口单向流迁 |
| 二、水族人口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城镇化率较低 |
| (二)人口产业结构滞后 |
| (三)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 |
| (四)人口相对贫困 |
| (五)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
| 第三章 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机遇与路径选择 |
| 一、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机遇 |
| (一)二孩政策创造了生育空间 |
| (二)民族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
| (三)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 (四)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
| (五)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 |
| 二、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 |
| (二)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
| (三)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 |
| (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调查问卷(节选) |
| 附录二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访谈提纲(部分) |
| 附录三 ：田野调查相关照片 |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热点与展望[J]. 刘艳军,汤爽爽,吴康,林李月,黄耿志,刘涛,戚伟,魏冶. 经济地理, 2021(10)
- [2]中国共产党百年人口思想：回顾、总结与展望[J]. 王钦池,贺丹,张许颖,张莉. 人口研究, 2021(05)
- [3]中国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研究[D]. 施响. 吉林大学, 2021(02)
- [4]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人口治理格局[J]. 胡湛,彭希哲. 人口研究, 2021(04)
- [5]非均衡发展：人口发展理论的批判与建构[J]. 陈友华,孙永健. 学海, 2021(04)
- [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D]. 朱翠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7]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万新月. 西华大学, 2020(01)
- [8]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D]. 张翠玲. 吉林大学, 2019(02)
- [9]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D]. 李致江.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10]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