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秦国庆[1]（2021）在《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池塘资源之一,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具有抗旱排涝的基础功能,在抵御农业旱涝灾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村社区韧性和灾害应急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资源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公共池塘资源“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属性使其管护及治理通常面临“囚徒困境”难题。同时,在农户分化趋势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资产专用性特征、不同类型农户主体的灌溉需求特征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农户群体在先前“同质化”时期基于地缘、业缘关系所建立的农田水利合作基础逐渐瓦解,实现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难度有增无减。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结合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需求差异,总结不同农户分化情形下的适应性制度变迁规律,是推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由对立关系转换为协调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有利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农田灌溉系统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将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概念引入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依据社会分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理论,对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和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进行概念界定,确定三类核心变量的维度特征与指标表征依据,构建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衔接逻辑。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2省10县237个村的两期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资料,使用双案例比较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FE-OLS、IV-FE-OLS）、一阶差分模型（FD-OLS、IV-FD-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多种识别策略探究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并结合研究结论指出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边界可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边界两类。其中,结构性边界指实体灌溉设施的物理边界,非结构性边界指灌溉系统中非实体要素的边界,包括经济边界、政治边界等。对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一类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实体设施供给的缺失是一阶困境,制度等非实体要素供给的缺失是二阶困境。本文根据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特征,从“供给”和“占用”两大维度测度其治理绩效,供给绩效实际上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占用绩效则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竞用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前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设施供给有效性,后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制度运行存续性。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在2013至2017年发生了明显的下滑,主要体现为设施维护成本负担的上升和输水排涝能力的下降。（2）农户分化是农户要素配置方式变迁的后果。因此,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的结构差异是农户分化的核心维度,本文称之为农户水平分化。除此之外,农户先天禀赋差异也是加剧农户分化的重要因素。即使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相同,先天禀赋的差异也会引致农户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相同要素配置方式下的产出差异化,集中表现为农户收入的垂直分层,故农户收入差异是农户分化的另一重要维度。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户水平分化指数和垂直分化指数从2013至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3）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实际就是约束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博弈规则,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运行制度变迁实际就是边界、位置、选择、信息、范围、聚合和偿付7类博弈规则的状态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符合制度变迁的广义特征,且至少部分由集体内生推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2013年至2017年,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发生了多样化的变迁,既存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向无规范无规则状态退化演变的情形,也存在由无规范无规则、非正式规范状态向正式规则进化演变的情形,还有相当部分村庄未发生相应的规则变迁。（4）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及其总体治理绩效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产权配置形式、农业生产依赖度、村庄关系和睦程度、是否被派驻“第一书记”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U”型或倒“U”型关系。（4）农户分化降低了当事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剧了治理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负向影响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与总体治理绩效。（5）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农业生产依赖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边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虽然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没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但可以和?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sco1（哪些土地可以被灌溉的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产生交互作用,联合正向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4）“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水平→治理绩效”以及“制度变迁→要素配置效率→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6）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农户水平分化能够推动?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的规定）、?info2（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性指标公示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的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而?allo3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可以认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综合而言,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消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农户分化又会驱动部分运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进而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2）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3）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4）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5）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6）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王东[2]（2021）在《找回“中间地带”：后税费时代国家与农民的互动模式重构 ——基于李家岗“乡贤治村”实践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
周烨[3]（2019）在《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安徽省D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公路作为与农村、农民生产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基础设施,是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关键内容,对于打破农村自给自足、相对隔绝的状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农民脱贫致富,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但由于其初期投资大、回报利润低,很难吸引市场供给,因而决定了政府主导供给的必要性。当前农村公路基本上是通过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但项目制供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集权的供给方式,政府作为农村公路的供给方长期处于决策主导地位,而农民作为需求方则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基层公务人员和基层自治组织又普遍“清静无为”,缺乏服务意识,忽视农民需求偏好,以至于农村公路的供给过程往往出现农民主体地位弱化,信息公开不佳,过程参与不强,政府回应力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农民对农村公路的整体感知效果,制约着农民满意度的提高。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把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作为研究对象,意欲使研究有所突破,以期基层政府注重农村公路供给流程之细节,加快重塑农村公路供给之决策,补足农村公路供给之短板,着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满意度,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基层政府应该提供哪些具体的产品和服务、怎样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提供参考和指导,希望能有效改善农村公路供给的现状,提高农民满意度。文章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明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以及农村公路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写作框架和方法以及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重点厘清和界定了农村公路、公众满意度这两个关键性概念,并概括了本研究的两个理论基础:公共物品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第三部分对D镇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现状进行调查。重点介绍了D镇农村公路供给现状,并从建设、管理、养护三个层面构建了农村公路满意度的测评体系,以此设计问卷对D镇部分村庄的农民进行满意度调查,获取了农民对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评价。第四部分,对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将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划分为两种类别:第一种是供给过程类,即农村公路供给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农民过程参与,以及农民表达利益诉求时的政府回应。第二种是供给结果类,即农村公路供给数量、质量、便捷性、通畅性等,运用SPSS23对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并基于研究结论再现满意度影响因素在D镇农村公路供给中的体现。第五部分,从完善农民过程参与、提升政府回应水平、加大农村公路供给规模、加强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四个方面提出提升公众满意度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安徽省D镇农村公路供给的总量和质量都在逐年提升,但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还有待提高。信息公开与农村公路农民满意度存在负相关性,信息公开的程度越高农民的满意度就越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信息公开可能会强化比较效应,激发农民的相对剥夺感。而过程参与、政府回应、农村公路的数量、质量、便捷性、通畅性、舒适性、安全性、沿线绿化、标志标线与农民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农村公路供给过程中,基层政府应当致力于完善农民过程参与、提升政府回应水平、加大农村公路供给规模,以及加强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建设。
李婷威[4]（2019）在《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研究 ——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加速,村庄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村庄空心化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政治等一系列要素的变化,既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出现了农业产业衰落、基层民主虚置、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等不良现象。与此同时,国家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新时期工作的重点,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扶持“三农”的发展。如上的一系列环境的变化为我国的乡村治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作为我国政权组织中最基层的一级政府,乡镇政府直接服务于农村广大群众,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行政生态学理论认为,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落实离不开其所处的行政生态环境。对于村庄空心化的地区来说,行政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为乡镇政府原有的职能提出了挑战,对乡镇政府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当前村庄空心化地区的乡镇政府职能亟待转变。本文通过对皖西S镇的个案调研,基于行政生态学理论,分析当前乡镇政府所面临的行政生态要素的变化,得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困境,为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可行路径。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从政策设计和现实需要的层面分析了当前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并对农村空心化和乡镇政府职能的研究做了文献梳理,反思了当前学界在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研究上存在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系统地阐释了行政生态学的理论观点,通过对我国基层政府职能演进的考察论证行政生态学理论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解释力,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解析行政生态环境对于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重要意义;第三章,选取了皖西一个典型的村庄空心化乡镇——S镇为个案,对S镇村庄空心化的表现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并从机构设置、职能表现两个方面解析当前S镇的政府职能;第四章,结合我国村庄空心化地区的实际,从行政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分析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行政生态要素的转变以及在这样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其职能转变的必要性、方向和困境;第五章以个案分析和理论解读为基础,从组织支持、制度支撑、运行保障三个层面系统地讨论了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和对策。
孙竹雪[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农”政策历史演变和新发展研究 ——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为中心研究对象》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我们党注重通过惠农政策来带动农村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大国的历史现状,农业“左倾”错误的惨痛教训以及农村成为改革开放突破口的现实,都进一步促进新时期“三农”政策的出台、发展和演变。“三农”政策正确与否,事关“三农”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事关我们党执政基础的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党中央针对不同时期的“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三农”政策,借助政策来引导农村发展,以期破解发展难题,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农”政策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自1978年,党中央在两大时间阶段共出台21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党中央关注“三农”发展的专有代名词,其中包含着系统的“三农”政策。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三农”政策始终围绕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持续增收和实现乡村振兴三个中心任务展开。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不同时期内“三农”主要矛盾,出台不同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三农”重难点问题,政策的着力点也发展转变。总的来说,“三农”政策的发展演变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一致。政策演变立足现实矛盾,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导向;政策与时俱进,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政策服务于我国整体发展目标,具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在“三农”政策带动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显着成就。农业现代化不断发展,农民实现持续增收,农村逐步走向振兴。现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党中央对“三农”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三农”问题复杂,农村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三农”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政策制定如何更加贴近现实问题、解决突出矛盾;政策执行、落实成效如何保障;政策发展如何逐步走向法治化等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40多年,探索党的“三农”政策的演变,总结政策发展规律,吸取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对于不断完善“三农”政策发展新路径,保证“三农”政策发挥实效、利国利民意义重大。在新时代,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三农”政策来强基础、补短板,促进好政策落地生花,确保更好、更快地实现乡村振兴。
徐加玉[6]（2018）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蕉镇的实践与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农村基层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命题。蕉镇的个案经验显示,“强县弱乡”式乡镇体制改革导致乡镇政府权责失衡和治理能力弱化,乡镇政府受“路径依赖”效应影响,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以往行政主导的一元化权威治理体制,仍以“管控”、“命令”为主。以村干部职业化和村级权力运行规范化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村级权力,但改革未能赋予村级组织以新的资源或权限,村级治理能力依然孱弱,村干部职业化也导致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大下降。村级治理因而难以做出任何积极作为,沦为“维持型”村治。村干部对乡镇政府的疏离使得现有“乡—村”治理体系趋于疏离、碎裂,当乡镇政府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某些疑难问题时,治理失效问题就会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村级改革也加剧了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和附属化,村民自治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压缩。总体来看,乡镇体制改革在机构与人员精简、公开透明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取得一定进展,但在治理能力、治理方式、治理权威上并未获得实质性突破,乡镇治理能力甚至有所下降。村级规范化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精细的制度设计会导致行政成本的上升以及运转困难;村干部职业化使得乡镇行政更加便利,但降低了村干部的积极性,使得现有治理体系趋于疏离和碎裂。因此,税费改革后所推进的乡镇体制改革和村级管理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基层治理,但并未带来农村基层治理的根本性提升。从国家建设理论视角看,改革对基层政府的角色认知错位,因而未能构建一个权责匹配、规范而有效的现代政府;民主化建设的滞后,使得基层治理领域依然沿袭了“强国家、弱社会”关系形态,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政府具有强烈的控制乡村自治组织的倾向,村级改革赋予了乡镇控制村级组织的制度化路径,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都受到相当打击;从治理理论视角看,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制在许多方面效益并不高,且越来越难以与经济分化、理性和法律意识逐步提升的乡村社会相适应,治理模式亟待变革。结合国家建设理论和治理现代化理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至少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化和能力建设,包括基层政府权威、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提升以及村级公共权威的规范化和能力建设;二是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化建设,包括构建相对平衡的“乡一村”关系和更加多元化、平等化的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意避免两个误区:一是过于关注和强调正式机构、正式制度等“形式”方面内容的建设,忽视或轻视村民自治、社会自主、民主参与等“实质”方面内容的建设,造成“单条腿”走路问题;二是村级管理体制这一“上层建筑”与地方社会经济条件这一“经济基础”不相适应,会造成绩效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这都是需要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极力避免的。最后,对于与蕉镇类似的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来说,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正式制度和村干部完全职业化的举措相对激进,增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重建基层政府权威、创新基层政府治理方式、适度推进村级治理规范化、着力推动治理过程民主化和治理体系多元化相对更加可行。
詹国辉[7]（2018）在《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发展也到了此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过近40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经济总量迈上82万多亿元的新台阶,高居世界第二位。但同时应当看到高速发展背后的限度:一是从本质上讲,高速发展还是依靠拼资源拼消耗实现数量增长;二是无法有效满足乡村民众不断升级的现实需求,由此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对于乡镇基层政府而言,仍然面临着乡镇经济发展状况转型及乡村社会维稳压力,尽管代表国家力量的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运行的干预及对乡村社会事务的大包大揽有所消退,但乡村治理质量尚未得到有效提升。究其原因在于基层政府的压力型体制,更多关注的是绩效考核的任务指标,尚未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乡村场域”内的与乡村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的治理以及乡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层面缺乏必要的制度化分权机制,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不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乡村事务治理的调整过度频繁,最终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质量不能有效匹配当前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形势。为此,本研究首先解构了当前乡村治理研究过渡关注数量层面上的局限性,随后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视角建构出乡村治理的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以及四维结构要素等具体勾勒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图景架构,以期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本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这是本研究的开篇起点。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的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国内外不同主题内容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从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方向。三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社会质量”理论是理解和爸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社会质量”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乡村治理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社会治理从传统模式转向现代模式的内在逻辑,其内在始终秉持了从政府质量逻辑朝向社会质量的逻辑转向。二是,阐述了“社会质量”理论创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发展脉络、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同时还论述了其与乡村治理的契合性,社会质量理论构成了“乡村治理”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三是,尝试性建构出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四维结构要素等三方面内容型构出乡村治理的立体框架,以期为当下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有力的解释性框架。第三章,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本章节主要立足于乡村治理质量中的单一向度——制度支持的视角来厘清正式制度支持与非正式制度支持对乡村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在应然层面上,以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核心的正式制度支持型构出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而乡村宗族、乡村社会组织、合作社与乡村集体所型塑出的乡村内生的非正式制度弥补了政府中心主义的正式制度支持。而在实践中,乡村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的实践样态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诱致了乡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非耦合性支持障碍。第四章,乡村治理行动者特征及其行动逻辑。本章节基于乡村治理中的另一向度——行动者视角来观察乡村行动者的特征及其行动逻辑互动与博弈。依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分析不同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进而阐释其不同关系中差异化的行动者的利益选择和行动规律,最终刻画出不同行动者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效应。如上逻辑的陈述内在昭示了政府主导的隐性行动脉络,致使乡村其它主体（自治组织、社会本体以及市场主体）的外部缺陷,难以型构出乡村“社会性”。第五章,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本章是以社会质量理论框架内的四维象限结构要素（乡村社会经济保障、乡村社会凝聚、乡村社会包容、乡村社会赋权）来具体刻画出乡村治理的具体形态。通过梳理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现实限度,发现乡村社会民生保障日渐匮乏、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乡村社会排斥现象普遍存在、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的稍显不足。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制度在地化实践的偏差、上传下达沟通机制不畅、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效应。第六章,乡村治理的保障路径。本章节通过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等三方面路径的设计,一是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由此有必要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进行深度融合,强化其两者间的互动均衡支持,进而相互架构出耦合性路径;二是凸显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强强关系,同时保障建立在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实现并构筑出行动者的互构路径;三是倡导乡村社会质量结构要素的嵌入路径,通过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构造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创新乡村社会公众的参与方式,最终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质量的有序提升。第七章:结论与展望。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乡村治理及乡村建设的未来研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一方面,通过乡村社会建设的进程,把乡村社会场域空间内的全体乡村社会民众包容进来,追求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目标。另一方面,在努力追求乡村社会质量和提升乡村社会福祉的同时,应警惕乡村社会转型和乡村社会制度重构的逆向风险。
万海玲[8]（2017）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对政治主体的意识和感情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政治认同的标准有区别,而且不同成员对政治主体的认同度也是不同的。当代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不断累积,社会成员的利益与价值观趋向多样化,随之而来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我国,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认同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根基。本文以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阐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厘清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其次,在阐述政治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对农民政治认同进行了界定,接着对“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与政治认同理论的统一性进行了学理分析,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间的渗透、影响,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变量不仅是引发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议题,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为本文研究农民政治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论述了社会转型必然对农民政治认同产生影响:即一方面社会转型使得农民政治认同主体从“臣民”向“公民”身份转化,另一方面推动了政治认同客体的政治现代化步伐。接着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不仅从农民政治认同的表现维度即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以及政治参与方面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方面,同时探讨了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表现。再次,运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阐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即“利益-制度-价值”,探讨了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各结构性要素的内在关系,指出不仅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不能有效地保障农民利益,而且农村社会组织也不能更好地为农民实现和维护自身权益提供组织保障;不仅农村现行制度的缺陷是农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重要原因,而且农民参政权的缺位也影响农村制度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不仅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在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较少也使得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困难重重。最后,从如何提高农民政治认知、培养政治情感,端正政治态度以及规范政治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以强化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归属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坚实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根基,实现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论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以政治认同理论和“国家-社会”研究框架的统一作为理论基础,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进行了新的尝试。本文在运用政治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把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研究放在国家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场域中加以考察,这样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放在因社会转型引起的农村社会变迁转型的大背景下审视,不仅有助于拓展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内容和视野,而且有助于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的张力,凸显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特质,避免单纯政治学研究和经验社会学研究的片面性和抽象性,遵循事实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合理平衡,以更好地探索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第二,拓展了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内容,初步建构了一个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一般机理模型。即政府治理现代化、农民政治有序参与制度化、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化、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等“四化协同,义利并举、体用统一”的对策体系。笔者把政治认同理论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统一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指出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辩证关系的调整与处理,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变量不仅是引发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议题,二者的统一为研究农民政治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这一理论框架,笔者在分析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各结构性要素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利益因素与农民政治认同的提升不是绝对的正向关系,强调了社会公正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就如何提高农民的政治认知,培养农民的政治情感、端正农民的政治态度以及规范农民的政治参与,构建了一个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体系。这样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拓展,同时也是对农民政治认同进一步深入、系统化研究的尝试。
陶郁,侯麟科,刘明兴[9]（2017）在《顶层设计、干部权威与越轨抗争——对中国农村信访潮的再反思》文中指出回顾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状况的实际影响,对制定合理的维稳政策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对信访态势的影响,提出了解释不同村庄间2003至2005年间信访态势差异的新框架。研究发现,无论在税费改革前后,基层财务和征地拆迁一直是诱发农村越轨抗争的主要因素,而税费负担对越轨抗争发挥了相对有限的刺激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税费改革瓦解了一些村庄基层干部原本拥有的权威,如果这些村庄此前又经历过征地拆迁,矛盾隐患就会显现出来,问题就难以被解决在乡土社区内部,越级上访就会层出不穷。从政策角度来看,要想把旨在改善干群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基层权威结构、避免颠覆性破坏基层既有秩序。
吴越菲[10]（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二、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必要性 |
| 1.1.2 农户分化为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
| 1.1.3 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 |
| 1.1.4 理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探索适应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概念演进 |
| 1.3.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机制研究 |
| 1.3.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研究 |
| 1.3.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5 农户分化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6 制度变迁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7 农户分化驱动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3.8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分化 |
| 2.1.2 制度及制度变迁 |
| 2.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
| 2.2.2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
| 2.2.3 公共物品博弈模型 |
| 2.2.4 社会分层理论 |
| 2.2.5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2.2.6 社会动力学理论 |
| 2.2.7 集体行动理论 |
| 第三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分析 |
| 3.1 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 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变异:观念变革—偏好改变与共同知识裂变—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2 选择:规则制定博弈—价值整合与行为协调—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3 遗传:规则稳态化—跨期承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3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联合影响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 4.1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历史沿革 |
| 4.1.1 农户分化的历史演变 |
| 4.1.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规则的历史沿革 |
| 4.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宏观特征及其治理历史脉络 |
| 4.2 农户分化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2.1 农户分化的测度 |
| 4.2.2 农户分化的现状分析 |
| 4.3 制度变迁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3.1 制度变迁的测度 |
| 4.3.2 制度变迁的现状分析 |
| 4.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4.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 |
| 4.4.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现状分析 |
| 4.5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面临的挑战 |
| 4.5.1 农户分化背景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难度有增无减 |
| 4.5.2 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协同相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5.1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5.1.1 方法选择 |
| 5.1.2 案例选择 |
| 5.1.3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5.1.4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5.2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2.1 研究假说 |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4 内生性检验 |
| 5.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5.2.6 异质性分析 |
| 5.2.7 拓展性讨论: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
| 5.2.8 作用渠道分析 |
| 5.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6.1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6.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6.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6.1.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6.2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说 |
| 6.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4 内生性检验 |
| 6.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6.2.6 异质性分析 |
| 6.2.7 拓展性讨论:不同规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
| 6.2.8 作用渠道分析 |
| 6.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7.1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7.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7.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7.1.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7.2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计量检验 |
| 7.2.1 研究假说 |
| 7.2.2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关系检验 |
| 7.2.3 制度变迁的中介作用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8.2.2 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 |
| 8.2.3 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 |
| 8.2.4 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 |
| 8.2.5 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 |
| 8.2.6 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安徽省D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启示与借鉴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一、可能存在的创新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农村公路 |
| 第二节 公众满意度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公共物品理论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三章 D镇农村公路供给的农民满意度测评 |
| 第一节 D镇农村公路供给概况 |
| 一、农村公路项目制供给流程 |
| 二、农村公路建设总量 |
| 三、农村公路管理及养护 |
| 第二节 D镇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调查 |
| 一、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评价体系 |
| 二、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调查方案 |
| 第三节 D镇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综合测评 |
| 一、农村公路建设的公众满意度 |
| 二、农村公路管理的公众满意度 |
| 三、农村公路养护的公众满意度 |
| 第四章 安徽省D镇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案 |
| 二、研究假设 |
| 三、变量定义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的统计描述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样本基本情况的描述统计 |
| 第三节 公众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
| 一、回归模型的建立 |
| 二、公众满意度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 一、信息公开与公众满意度 |
| 二、过程参与与公众满意度 |
| 三、政府回应与公众满意度 |
| 四、公路数量等因素与公众满意度 |
| 第五章 提升农村公路农民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农民过程参与 |
| 一、提高农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
| 二、强化基层人员服务意识 |
| 第二节 提升政府回应水平 |
| 一、完善农民利益诉求受理与执行机制 |
| 二、将政府回应结果纳入绩效考评体系 |
| 第三节 加大农村公路供给规模 |
| 一、提高农村公路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
| 二、优化农村公路服务供给 |
| 第四节 加强信息公开的制度化 |
| 一、提高信息公开的质量 |
| 二、健全信息公开的监督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研究 ——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村庄空心化 |
| 1.2.2 乡镇政府职能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型:基于行政生态学的分析框架 |
| 2.1 行政生态学的理论观点 |
| 2.2 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演进 |
| 2.2.1 全能型乡镇政府 |
| 2.2.2 发展型乡镇政府 |
| 2.2.3 服务型乡镇政府 |
| 2.3 行政生态学理论对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解释力 |
| 第三章 村庄空心化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个案:以皖西S镇为例 |
| 3.1 S镇村落概况 |
| 3.1.1 自然概况 |
| 3.1.2 经济社会概况 |
| 3.2 S镇的村庄空心化现状 |
| 3.2.1 S镇村庄空心化的表现 |
| 3.2.2 S镇村庄空心化的成因分析 |
| 3.3 S镇政府的职能解析 |
| 3.3.1 S镇政府的机构设置 |
| 3.3.2 S镇政府的职能表现 |
| 第四章 行政生态学理论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解读 |
| 4.1 我国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行政生态的转变 |
| 4.1.1 经济要素方面 |
| 4.1.2 社会要素方面 |
| 4.1.3 沟通网络方面 |
| 4.1.4 政治架构方面 |
| 4.1.5 符号系统方面 |
| 4.2 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
| 4.2.1 农村改革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要求 |
| 4.2.2 行政生态环境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压力 |
| 4.3 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 |
| 4.3.1 职能内容的调整 |
| 4.3.2 职能关系的重构 |
| 4.3.3 职能方式的转型 |
| 4.4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困境的行政生态学透视 |
| 4.4.1 内部困境 |
| 4.4.2 外部困境 |
| 第五章 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路径 |
| 5.1 组织支持:乡镇机构改革与建设 |
| 5.1.1 乡镇机构设置的调整 |
| 5.1.2 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改善 |
| 5.1.3 乡镇政府治理人员的优化 |
| 5.2 制度支撑:农村公共政策的执行 |
| 5.2.1 落实农民工政策 |
| 5.2.2 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服务 |
| 5.2.3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
| 5.3 运行保障:乡镇政府职能的重构 |
| 5.3.1 经济层面 |
| 5.3.2 政治层面 |
| 5.3.3 社会层面 |
| 5.3.4 文化层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农”政策历史演变和新发展研究 ——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为中心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三农”政策的社会历史原因 |
| 一、传统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 |
| (一) 农业处于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
| (二) 我国农民人口数量多比重高 |
| (三) 我国农业仍为传统农业模式 |
|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农业“左倾”错误的教训 |
| (一) 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基本概况 |
| (二) 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带来的后果 |
| (三) “左”倾错误对“三农”政策实施的教训 |
| 三、农村改革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
| (一) 农村改革成为改革开放突破口的概况 |
| (二) 农村改革成为改革开放突破口的原因 |
| (三) 农村改革对“三农”政策发展的启示 |
| 第二章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党的“三农”政策的演变 |
| 一、1978—1991年:实现农民自主经营权阶段 |
| (一) 有关农业政策的演变 |
| (二) 有关农民政策的演变 |
| (三) 有关农村政策的演变 |
| 二、1992—2002年: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阶段 |
| (一) 有关农业政策的演变 |
| (二) 有关农民政策的演变 |
| (三) 有关农村政策的演变 |
| 三、2003—2017年：解决城乡发展失衡，实现城乡 一体化化阶段 |
| (一) 有关农业政策的演变 |
| (二) 有关农民政策的演变 |
| (三) 有关农村政策的转变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政策的新发展 |
|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政策的新部署 |
| (一) 产业振兴——物质基础 |
| (二) 人才振兴——智力支持 |
| (三) 文化振兴——精神支撑 |
| (四) 生态振兴——发展底线 |
| (五) 组织振兴——制度保障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政策创新的表现 |
| (一) 新的政策重点:打赢脱贫攻坚战 |
| (二) 新的政策导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
| (三) 新的政策布局:内容全面目标长远 |
| (四) 新的政策要求:农村全面提档升级 |
|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政策实施成效 |
| (一) 扶贫攻坚取得突破性成就 |
| (二) 农村基层政治取得突出成就 |
| (三) 农村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 |
| 第四章 中央一号文件中党的“三农”政策的评析 |
| 一、中央一号文件中“三农”政策演变特点 |
| (一) “三农”政策演变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导向 |
| (二) “三农”政策演变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
| (三) “三农”政策演变始终坚持较强的服务性 |
| 二、“三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不足 |
| (一) 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不足 |
| (二) 农民自身政策参入度不高 |
| (三) 政策落实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
| 三、关于“三农”政策发展演变的启示 |
| (一) 政策制定要着眼“三农”突出矛盾 |
| (二) 政策内容要尊重农民合法权益 |
| (三) 政策执行要提高基层组织工作能力 |
| (四) 政策落实要加强监督机制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蕉镇的实践与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回顾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基层治理的社会与经济基础 |
| 2.1 区域自然与地理 |
| 2.2 历史与区划 |
| 2.3 民族与文化 |
| 2.4 村落社会结构 |
| 2.5 小农为主的农业型经济 |
| 2.6 “极贫”乡镇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税费改革前的农村基层治理 |
| 3.1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之“殇” |
| 3.2 干群冲突与形象危机 |
| 3.3 乡村利益共同体与不规则村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镇机构改革与村级管理体制改革 |
| 4.1 乡镇机构改革 |
| 4.2 村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五章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基层治理:以脱贫攻坚为例 |
| 5.1 发不动的群众:乡镇公信力问题 |
| 5.2 公共品供给:钉子户、供需错位与后期管理不足 |
| 5.3 乡镇的“自我中心主义” |
| 5.4 消极的村干部 |
| 5.5 脱贫攻坚中的乡镇行政问题 |
| 5.6 乡镇的应对及其局限 |
| 5.7 后税费时代的治理进展与问题 |
| 第六章 基层治理体制变革的局限及其后果 |
| 6.1 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弱化 |
| 6.2 基层治理体系疏离化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建设、治道变革与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
| 7.1 政府能力不足与传统治理的失效 |
| 7.2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 |
| 7.3 治理理论与治道变革 |
| 7.4 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地方性实践及其经验教训 |
| 7.5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及其社会经济基础 |
| 第八章 重塑农村基层治理 |
| 8.1 基层政府能力与权威的重建 |
| 8.2 农村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建设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含义 |
| 9.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概括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与本研究的定位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可能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的逻辑转向: 从政府质量到社会质量 |
| 一、政府质量: 传统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二、社会质量: 复杂条件下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三、基于社会质量框架下的社会治理创新要求 |
| 第二节 社会质量: 发展社会学下的新理论 |
| 一、理论创生背景 |
| 二、理论溯源 |
| 三、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 |
| 第三节 社会质量: 乡村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
| 一、制度支持 |
| 二、行动者 |
| 三、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三章 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 正式与非正式支持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 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 |
| 一、基层政权的组织基础 |
| 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 |
| 第二节 非正式制度: 乡村“内生性支持” |
| 一、宗族 |
| 二、乡村组织 |
| 三、合作社与集体行动 |
| 第三节 非耦合性支持: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均衡互动 |
| 一、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 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 |
|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 |
| 第四章 乡村治理行动者的特征及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计划体制时期乡村行动者的政经统合 |
| 一、公社制度为主导的行动载体 |
| 二、政治运动式治理为特色的实践模式 |
| 三、政经统合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
| 第二节 经济转型时期乡村行政者的逐利导向 |
| 一、乡村主体的逐利交织网络 |
| 二、积极转型及压力型体制下的“指标”治理 |
| 三、逐利导向下的乡村治理逻辑:基层政治竞标赛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模式的治理限度 |
| 一、村民组织的自治能力羸弱 |
| 二、乡村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 |
| 三、乡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建构的缺失 |
| 第五章 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一节 结构性要素 |
| 一、乡村社会经济保障 |
| 二、乡村社会凝聚 |
| 三、乡村社会包容 |
| 四、乡村社会赋权 |
| 第二节 结构要素下乡村治理的限度 |
| 一、乡村社会民生保障的不平衡 |
| 二、乡村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 |
| 三、乡村社会排斥现象仍显普遍 |
| 四、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稍显羸弱 |
| 第三节 乡村治理的困顿之源 |
| 一、政策制度在地实践的偏差 |
| 二、上传下达沟通机制的阻塞 |
| 三、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 |
| 四、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 |
| 第六章 乡村治理路径: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 |
| 第一节 耦合路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型构 |
| 一、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 |
| 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 |
| 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深度融合 |
| 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性支持 |
| 第二节 乡村行动者的主体互构路径 |
| 一、治理主体间的互构 |
| 二、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 |
| 第三节 调适路径: 社会质量要素的嵌入 |
| 一、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 |
| 二、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 |
| 三、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 |
| 四、创新乡村社会民众的参与方式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8）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基本理论 |
| 2.1 政治认同的基本理论 |
| 2.1.1 政治认同的基本内涵 |
| 2.1.2 政治认同的特点 |
| 2.1.3 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 |
| 2.1.4 政治认同的作用 |
| 2.2 农民政治认同的概念及其表现维度 |
| 2.2.1 农民政治认同的概念 |
| 2.2.2 农民政治认同的表现维度 |
| 2.3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
| 2.3.1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 |
| 2.3.2 “国家-社会”研究框架的可行性 |
| 2.4 国家-社会关系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关系 |
| 2.4.1 国家-社会关系与政治认同的统一: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
| 2.4.2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带来政治认同的变化 |
| 2.4.3 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农民政治认同的互动 |
| 第3章 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分析 |
| 3.1 社会转型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变化及其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
| 3.1.1 社会转型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变化 |
| 3.1.2 社会转型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
| 3.2 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变化 |
| 3.2.1 农民政治认知水平逐步提升 |
| 3.2.2 农民的政治情感倾向相对稳定 |
| 3.2.3 农民的政治态度相对积极 |
| 3.2.4 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 |
| 3.3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表现 |
| 3.3.1 农民政治认知水平与农民权利意识增长不相适应 |
| 3.3.2 农民政治态度上的冷漠与疏离并存 |
| 3.3.3 农民政治文化心理层面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
| 3.3.4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增多 |
| 第4章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分析 |
| 4.1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 |
| 4.1.1 利益认同—绩效的显着性 |
| 4.1.2 制度认同—制度的公正性 |
| 4.1.3 价值认同—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
| 4.2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的基本特征 |
| 4.2.1 强调利益的满足是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 |
| 4.2.2 强调社会公正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
| 4.2.3 国家宏观制度输出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 |
| 4.2.4 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涉及多个层面 |
| 第5章 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 |
| 5.1 提高农民政治认知,奠定农民政治认同的认识基础 |
| 5.1.1 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
| 5.1.2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搭建有利于政治文化传播的平台 |
| 5.2 培养农民政治情感,端正农民政治态度,强化农民政治认同的心理倾向 |
| 5.2.1 保障农民经济利益,满足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 |
| 5.2.2 规范基层政权的权力运作,提升基层政权运作的制度化水平 |
| 5.2.3 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
| 5.3 规范农民政治参与,强化农民政治认同的实践环节 |
| 5.3.1 保障农民参政权,以强化农民制度性的政治参与 |
| 5.3.2 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构建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基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顶层设计、干部权威与越轨抗争——对中国农村信访潮的再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税费改革对中国农村的影响 |
| 3 关于税费改革对农村信访形势影响的既有解释及未尽之处 |
| 4 征地、权威瓦解与税费改革后基层信访形势变化的村间差异 |
| 4.1 对改革前基层干部权威状况的界定和测量 |
| 4.2 对税费改革后基层信访形势变化村间差异的分析 |
| 4.3 对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4.3.1 基层权威状况能否单独解释税费改革后越级上访变化程度的村间差异 |
| 4.3.2 对税费改革前村庄信访态势影响因素的分析 |
| 5 结论 |
（10）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 (二) 市民化 |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 三、未尽的探索 |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 后记 |
四、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D]. 秦国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2]找回“中间地带”：后税费时代国家与农民的互动模式重构 ——基于李家岗“乡贤治村”实践的个案研究[D]. 王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3]农村公路供给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安徽省D镇为例[D]. 周烨.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4]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研究 ——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D]. 李婷威.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农”政策历史演变和新发展研究 ——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为中心研究对象[D]. 孙竹雪.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6]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蕉镇的实践与阐释[D]. 徐加玉.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7]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D]. 詹国辉.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8)
- [8]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D]. 万海玲. 西北工业大学, 2017(02)
- [9]顶层设计、干部权威与越轨抗争——对中国农村信访潮的再反思[J]. 陶郁,侯麟科,刘明兴. 公共管理学报, 2017(03)
- [10]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