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和看待中美贸易逆差 促进贸易更为良性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刘彬彬[1]（2021）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施加关税,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制造业行业征税覆盖率超过70%,其中劳动密集型及高技术行业为重点制裁对象。现有文献分析,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主要集中于遏制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就业问题等。鲜有文章以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为切入点来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形成乃至激化,最终引致贸易战。由于中美制造业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因此,本文以贸易背后的产业为视角,考察中美制造业产业之间的互动规律,探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与经贸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的逻辑关联,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出建议。对中美制造业经贸规模与结构进行分析。从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来看,2000-2018年,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顺差呈现增长趋势。2000-2008年,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集中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领域,美国竞争优势集中于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2010年后,中国制造业商品结构发生“质”变,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在保持对美国的出口占比的同时,呈现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的趋势,世界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来看,1980-2000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尚未形成规模。2000-2008年,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单向性趋势,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流量增速波动较小。2010-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加快,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拓展,但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较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由单向性向双向性趋势转变。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来看,通过构建制造业产业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明显,互补性较强,直接替代或竞争的领域有限,这种差异性源于中美制造业产业内部构成差异及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效应、新兴制造业产业促进效应来影响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同时,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资本积累效应、贸易互补效应、推动中美贸易逆差的产生。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以垂直型产业分工为主,美国贸易条件整体优于中国。其次,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对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强,其中,互补性强的行业集中于纺织品、鞋靴制品、家具制品、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飞机、航空器、电子精密仪器设备及其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2009-201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互补性趋势下降的行业集中于纺织、服装及皮革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家具制品和其他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的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类型由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最后,基于全球化互补效应背景下,由于中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的不同,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产业跨国转移的及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而推进,并促进中美经济快速发展。对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来看,构建产业结构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出现,且与德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接近。这种趋同趋势体现在中美制造业行业内部结构变化上,2010年后,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领域重合度上升,与美国多行业构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竞争效应、市场集中效应来影响东道国市场结构,同时,促进东道国与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制造业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再次,通过显示性相对比较优势指数（VRCA）、Michaely波动指数（MI）、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对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9年,中美制造业贸易整体以互补性为主,高技术行业贸易竞争性趋势微弱。2010-2018年,中美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中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金属制品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等具备竞争性,同时,在原本不具备竞争性的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高速列车和轨道车辆制造）、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少数化工产品制造业（核反应堆）、少数机械设备制造业（机械器具）也与美国形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行业中竞争性趋势出现。最后,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是在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逐年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贸易发展迅速、制造业全球进出口地位提高,全球原材料市场竞争激烈,国际产业结构日益趋同化,中美进入技术竞争新阶段中实现的。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形成机理与成因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来看,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引发经贸摩擦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要素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资源,对于规模经济不变且受资源与环境约束的产业,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反而会导致成本的提高,同时资源与环境要素成本也随之增加,此时,生产成本大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中国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性不断增强,冲击到了美国国内相关企业市场份额,造成利益分配不平衡。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引发经贸摩擦升级根源在于,当发展中国家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保留产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会造成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经济体量大幅度减少,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停滞导致生产率出现瓶颈,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带来的收益小于份额缩小的损失,此时两国进入“冲突”区,保留产业处于竞争状态,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来看,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高于美国,中美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同时,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质”变,由组装加工产品向高技术产品转移,高技术出口产品复杂度提高,出口地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冲击了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局面,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虽然,美国一直处于制造业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来源于美国贸易逆差同时还有跨国公司利润的贡献。同时,中美商务部在统计出口贸易价格的方式与转口贸易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对货物贸易的统计高估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来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产业成为实施“双反”调查主要对象,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贸易保护措施向高端制造升级。同时,美国加大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投资限制,中兴、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企业成为贸易制裁的重点对象。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基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从政府和企业层面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应对策略。
冯亚茹[2]（2021）在《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下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从背景、手段与目标设定、权力资源的运用、实施维度的确定均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整体规划为导向,对华经济政策是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有力支撑。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对华形成遏制性竞争之势又不至于诱发双边全面冲突。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忧虑、美国对华认知与定位的改变及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息息相关。自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的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为此次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伴随与此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新的定位——战略竞争对手。华盛顿当局对华鹰派执政、美国民粹主义的泛滥、利益集团的对华经济压制诉求以及国会内部对华不友善上升为主流等因素共同形成了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经济政策的国内背景。同时,这一政策的制定也是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霸权护持目标的必然选择。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其实现对华战略竞争目标的重要工具,其政策目标的设定远远超出经济层面解决双边经贸问题、保持美国经济优势、扩展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等,还包括维护其印太地缘经济利益,护持全球霸权。为最大程度的实现战略目标,特朗普政府在手段选择上也十分多样,包括:组建“遏华”联盟、增加“长臂管辖”、舆论抹黑和安全威慑等。在研究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时,明确其可依托的实力资源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可用的硬权力资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科技实力、超脱的美元霸权和领先的军事实力,软权力资源包括:国际制度资源和话语资源。中美两国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任何一方的政策选择均会产生深远的地区和国际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在双边层面上通过关税施压、技术脱钩、金融施压等方式压制中国;还竭力在地区层面通过实施印太地缘经济围堵、制定新的地区经济规则等方式恶化中国经济的外部发展环境;在国际组织内部挤压中国以及谋求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在实施维度上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用心险恶。与历任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相比,特朗普政府极力强调政策目标的遏制性,希望通过经济施压延缓甚至掐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政策目标上撕下了自由民主的伪装,代之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以权力逻辑指导对华经济政策的展开,政策内容上则建立了经济与安全的密切联动,将经济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通观特朗普总统执政四年来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并未实现目标上所宣称的解决中美之间业已有之的问题矛盾。虽然其粗暴的经济竞争的确对中国短时间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中国采取了灵活的博弈手段,展开了成效鲜明的对等制裁,因此从更长远来讲,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未能全部达到其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技术成长、地缘经济影响力增长的目的。虽然特朗普总统已离任,但其战略遗产依然保留在新政府对华议程表里。拜登政府视中国为“严肃的竞争对手”,在对华经济政策上更是承袭了上届政府的政策,不仅未取消中美之间的高额关税,而且还进一步扩展了对华经济竞争的手段,以同盟和价值观为抓手,继续谋求全球价值链“去中国化”,强化对华技术限制,对华实施遏制性竞争的经济政策,对华经济竞争从极限施压、速战速决转向构筑长期竞争基础。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成为较长时期内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重要一环,是中美战略竞争“重地”。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次重大改变,对未来双边关系影响深远。中国在应对美国对华经济竞争之时,要时刻保持战略清醒,树立坚定认知: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承载着深刻的战略竞争意涵,对中国经济、安全、政治的破坏性都不容小觑。“打铁还需自身硬”,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对中国敲响了警钟。新时期,新变局。中国要以壮士断腕的气魄破除积弊,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避免战略盲动,积极谋求将中美经济竞争推向良性轨道,通过加强与美沟通,建立符合双边利益和战略安排的竞争规范,探索包容性经济竞争的良性互动模式,积极构筑战略牵制,“以实力求和平”,在特定领域保持对美不对称优势,引领国际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坏境,努力减少影响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负外部因素。
韩美琳[3]（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肖楠[4]（2021）在《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文中认为爱国主义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以人们对各自祖国的天然情感为逻辑起点,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以不同形态传递、发展与继承,建立起同政治权力的共生,从而构建起政权合法性论证、社会整合、身份认同、话语竞争等一整套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基础。以此为理论前提,面对新时代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和国内矛盾变化现实,中国主流媒体强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传播。本文以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在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传播为研究对象,选取研究了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爱国主义宣传实践活动,即新冠疫情、香港止暴制乱、中美贸易战事件。运用历史分析和文本定性分析方法,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爱国主义传播溯源分析,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是以民族、制度秩序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整体叙事框架,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和强化爱国主义国家个体权力——权利互动,逐步实现现代爱国主义“自我赋权”到“自我赋权”与“社会赋权”共生为内在逻辑,传播呈现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的总体特点,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针对爱国主义传播面临内在挑战困境,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加强爱国主义传播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民道德、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中实现内在发展。
周玉萍[5]（2021）在《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莫迪政府上台后对印度外交政策作出显着调整,在处理与世界主要大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时也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莫迪政府变革性的外交举措既显现为不同于往届政府的外交理念和模式,同时也体现在总理莫迪任期内所制定对外政策的非连续性上。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影响地区秩序与国际格局,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本文以建构主义范式下的“身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莫迪政府对外政策调整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并尝试作出规律性提炼与总结。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重点:说明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学界关于印度对外政策的研究作出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述评;基于已有的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对“身份—行为”分析路径进行创造性整合与阐释;提出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性;最后简要说明了论文的基本结构。正文第一章对国家身份和利益这两个核心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力。第二章回溯印度外交的文明基因、历史脉络与战略思维,综观当前国际体系结构和“他者”话语的建构作用,为深入探究印度对外政策进行了背景铺陈。第三章透过莫迪政府的认知特点,看行为主体如何理解和定位国家身份与利益。第四章从周边、区域、全球多个层面展示了莫迪政府的外交举措,并对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规律性把握,即在本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下,莫迪政府如何基于身份认知确定国家利益,进而产生政策行为。第五章选取莫迪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典型案例来验证国家对外交往时“身份—行为”路径下的决策驱动机制,即在“印太”框架内,印度如何基于身份认知和利益目标,理解中、美两个主要大国的政策与角色,进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对“他者”政策,实现具有明显转向表征的外交关系再造。结论部分系统回顾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并给出了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身份理论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决策者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从根本上左右着该国的对外行为。莫迪政府的政策调整正是基于认知的必然结果。对“身份—行为”逻辑的把握有助于“自我”对“他者”行为与角色作出充分研判,从而减少误读,合理决策,有效外交。
姚雯瀚[6]（2021）在《中美贸易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在新的时期,党和国家对当今大学生教育工作提出新的期望和要求。自1979年中美建交和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但是摩擦也不断,尤其是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挑起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战发生后,中美关系问题再次引起了全世界各方的关注,中国国内大学生的情绪基本处于平稳,没有发生非常过激的行为。但是大学生思想道德、价值选择以及处事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选择,这给当今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中美贸易战的发生有着自己独特的时代背景,即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日益艰难,中国“一带一路”优势日益凸显;我国的国家实力日渐强大,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渐提升;美国当权者信奉美国至上,搞强权政治、强人政治;美国对我国新经济和新技术开始打压。除此之外,也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美国迫于国内的经济压力,利益集团的游说,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主要原因;同时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导致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担忧,这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次要原因;而中美贸易发展不均衡则是中美贸易战的综合因素。中美贸易战的发生虽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要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对我国大学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积极层面上,提升了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强化了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增添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在消极层面上,中美贸易战的此消彼长影响了部分大学生对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影响了大学生对自身的认知认同,国家间的冲突也诱发了部分大学生的非理性爱国表达。中美贸易战对我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诸多启示。首先,将国际热点问题引入大学生思政课堂十分必要,国际热点事件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教育契机,我们要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热点事件,探索热点问题进课堂的有效途径。其次,要引导大学生坚定改革开放信念教育。要全面认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坚定坚持改革开放信念,了解改革开放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不竭动力。再次,要加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了解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大学生渗透的特点,认清其危害,提高大学生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防范能力。最后,应加强大学生理性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国情观教育,引领大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认清国际形势,拓展大学生的国际视野;积极营造有利于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的环境;引导大学生由情感爱国到理性爱国的教育指向。
范为[7]（2020）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势转移日益显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者”的重大转变,并开始实施趋向于对华“遏制”的战略。中美两国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走向的负面猜测。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持续,中美两国是否会滑向摩擦、冲突甚至新冷战的危险境地?在权势转移态势最为明显的东亚地区,中美关系又将具有怎样的结构状态?这样的结构状态是会持续胶着的存在下去,还是存在破解的可能?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落脚点和切入点。目前,以结构理论的视域考察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重结构轻能动的问题。静态的结构决定论在东亚中美关系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关系领域中独特和传统的层次分析法也进一步割裂了结构与能动融合的可能。长久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关于结构与能动的研究基础是隐含在分析层次的研究规范之下的。人、国家、体系的分析层次一经确定下来,便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有别于其他学科,因而被广泛的应用在探讨国际社会中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上。但是,较少学者以质疑国际关系层次分析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化解主客观对立、弥补结构单元之间的鸿沟。受此影响,中美关系的研究也难脱桎梏。以结构理论以及层级分析研究方法探讨这一重要关系的着作汗牛充栋,但能弥合中美关系研究范畴中的结构能动对立的较为少见。受国际关系领域中“实践转向”的影响,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理论依托,从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闭合循环关系出发,提出一个解释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分析框架,即场域位置关系、国家惯习、国家实践三个维度的解析框架,区域场域与国家实践藉由国家惯习这一中介概念达成了相互建构的融合关系,而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结构在本质上归属于这一理论范畴。因此,本文借由场域理论同时结合国际关系领域中对结构特性的一般性划分构建了一个外在的分析框架;借由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关联性构建了一个内在的分析框架。通过外在框架,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可以划分为权力关系结构、地缘关系结构、领域关系结构、实践关系结构。通过内在的分析框架可知,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互动总是在上述场域中进行的。场域是按照特殊的逻辑规则、资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位置关系构成的等级制结构。在场域中,国家依据资本与惯习进行策略选择,彼此间的互动构成内在的具有等级制的位置关系。例如在东亚场域中中美权力结构对应的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位置关系;地缘结构对应的是海陆“两分”的位置关系;领域结构对应的是安全经济“二元”的位置关系。场域中位置关系在形成过程中深受惯习影响,惯习尤其对国家能动者的策略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在权力结构中受权势转移惯习影响对华实行竞争性经济策略的美国;在地缘结构中受海权惯习影响实行介入东亚地缘策略的美国,与受主权惯习影响实行近海防御策略的中国;在领域结构中受防御现实主义、同盟起源惯习影响实行同盟保障策略的美国,与受“以经促政”惯习影响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策略的中国。尽管在场域位置关系与惯习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各关系结构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较为不利,但中美两国可以发挥国家能动者的实践作用,开启反思性思考与监控,避免结构所带来的固有逻辑,例如避开权力结构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建构“容纳”型的中美关系结构。通过上述理论探讨与现实分析,本文认为,在“大国无战事”的时代,科技与规则是相较于暴力与战争更为有效的竞争工具。中国没有意愿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进行新一轮冷战。美国也应该采取符合自身现实的对华战略,重新提振自身经济、惠及世界贸易。如果中美两国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实践,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亚会迎来一个中美之间以规则赢取领域实力融合的时代;一个避免挑起地缘争端,化解冲突性惯习的时代;一个“守成国”容纳“崛起国”时代。
邹雨佳[8]（2020）在《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文中指出本文通过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阶段的“复关入世”谈判以及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旨在探索出中美经贸谈判中美方谈判策略与美国国内“受众成本”的关系。文章第一章主要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前辈对于相关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深化并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第二章阐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两条主线,也同样是贯穿文章的两条主要脉络,即: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通过描述各个时期中美经贸发展与该时期内中美政治局势的规律,总结出双边关系的特点,并从中提炼出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政治对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逻辑线索。第三章是全文的主体部分,进一步细化了第二章的结论。首先,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美国国内政治,并按照不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和在整个政治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借以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框架,来说明在国际谈判中,美国国内政治机制对谈判策略的影响。其次,将通过对美国国内政治机制的考量,结合詹姆斯·费伦的“受众成本”理论分析得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政策立场的影响。最后,通过中美经贸谈判的事实案例加以结合,得出“美国受众”如何决定了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的谈判策略。文章选取的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场几乎同时进行但谈判策略却截然不同的中美经贸谈判。通过比较“复关入世”谈判中,美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强硬立场,从将之与最惠国待遇资格“挂钩”到“脱钩”的过程和双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美方立场的软化同意、中方与之达成“假让步”的非实质性协议,能清楚完整地展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策略方面的影响力。
王胜男[9]（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游启明[10]（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认为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二、平和看待中美贸易逆差 促进贸易更为良性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平和看待中美贸易逆差 促进贸易更为良性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指导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与内涵 |
| 2.1.1 制造业产业 |
| 2.1.2 制造业产业互补性 |
| 2.1.3 制造业产业竞争性 |
| 2.1.4 经贸摩擦 |
| 2.2 产业互补性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 |
| 2.3 产业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3.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3.2 保护幼稚产业理论 |
| 2.4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与经贸摩擦关联理论基础 |
| 2.4.1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关联理论 |
| 2.4.2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形成理论 |
| 2.5 小结 |
| 第3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经贸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1.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 |
| 3.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 |
| 3.2.1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 |
| 3.2.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结构 |
| 3.3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3.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规模 |
| 3.3.2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 |
| 4.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 |
| 4.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界定 |
| 4.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具体表现 |
| 4.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 |
| 4.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4.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4.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实证分析 |
| 4.3.1 中美制造业贸易互补性验证 |
| 4.3.2 中美制造业重点互补性行业案例分析 |
| 4.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成因及作用 |
| 4.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原因 |
| 4.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作用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 |
| 5.1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 |
| 5.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界定 |
| 5.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的具体表现 |
| 5.2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 |
| 5.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5.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5.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中美制造业贸易竞争性实证验证 |
| 5.3.2 中美制造业重点竞争与潜在竞争性行业案例分析 |
| 5.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成因及发展趋势预测 |
| 5.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原因 |
| 5.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发展趋势预测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与成因分析 |
| 6.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成因 |
| 6.1.1 中国因素 |
| 6.1.2 美国因素 |
| 6.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 |
| 6.2.1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
| 6.2.2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趋势看中美经贸摩擦 |
| 6.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 |
| 6.3.1 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变化与中美技术竞争新阶段 |
| 6.3.2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
| 6.3.3 中国对美制造业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质”变 |
| 6.3.4 中美贸易逆差争议 |
| 6.4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 |
| 6.4.1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核心产业成为“双反”调查主要对象 |
| 6.4.2 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 |
| 6.4.3 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实施进口与投资限制 |
| 6.5 中美制造业经贸摩擦案例分析 |
| 6.5.1 中美纺织品经贸摩擦 |
| 6.5.2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
| 6.5.3 中美半导体贸易争端 |
| 6.5.4 中兴通讯两次贸易制裁 |
| 6.5.5 华为5G贸易制裁 |
| 6.6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金融危机前,中美制造业产业以互补性趋势为主 |
| 7.1.2 “再工业化”战略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竞争性趋势增强 |
| 7.1.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是引发经贸摩擦升级的经济根源 |
| 7.2 基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应对建议 |
| 7.2.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2）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背景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内容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评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说明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战略忧虑 |
| (一)中美经济实力的接近触发美对华遏制 |
| (二)新技术竞争深化美对华焦虑 |
| (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发美对华担忧 |
| (四)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加剧美国对华战略疑虑 |
| 二、美国对华认知与定位的转变 |
| (一)美国对华认知的转变 |
| (二)美国对华竞争对手的新定位 |
| 三、特朗普对华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变化 |
| (一)华盛顿当局内部保守主义势力 |
| (二)国会内部的对华强硬声音 |
| (三)民粹主义的助推作用 |
| (四)利益集团主导性偏好的改变 |
| 四、霸权护持目标下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变迁 |
| (一)遏制主导下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安全牵制下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三)“接触”主导下的对华经济政策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目标、手段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护美国经济竞争优势 |
| (二)维护美国印太地缘经济影响力 |
| (三)护持美国全球霸权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手段 |
| (一)组建“遏华”经济联盟 |
| (二)增加“长臂管辖” |
| (三)舆论抹黑中国 |
| (四)强化安全威慑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全球经济秩序主导国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实施维度 |
| 一、国家间层面:对华形成直接压制 |
| (一)关税施压 |
| (二)技术脱钩 |
| (三)金融压制 |
| 二、地区层面:恶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环境 |
| (一)印太战略:实施对华地缘经济围堵 |
| (二)《美墨加协定》:限制中国对外经济合作 |
| 三、全球层面:重构全球经济秩序 |
| (一)国际经济组织中挤压中国发展空间 |
| (二)全球产业链中“去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特点及影响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特点 |
| (一)政策目标的遏制性 |
| (二)政策理念的现实主义 |
| (三)政策内容的经济—安全联动 |
| 二、特朗普政府经济竞争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
| (一)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影响限度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影响评析 |
| 三、拜登政府对华经济竞争的延续性 |
| (一)延续“战略竞争”主导理念 |
| (二)强化在高科技领域和供应链上竞争 |
| (三)增加盟友、价值观杠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应对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政策的中国方案 |
| 一、对美认知:保持战略清醒 |
| (一)认清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战略内涵 |
| (二)树立正确战略认知 |
| 二、战略应对:夯实国力基础 |
| (一)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
| (二)加强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
| 三、战略趋势:包容竞争 |
| (一)加强与美各领域沟通 |
| (二)塑造中美包容性经济竞争进程 |
| (三)构筑对美战略牵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1.1 以阶级斗争团结爱国主体 |
| 2.1.2 生产建设与爱国事业的连结 |
| 2.1.3 以革命话语唤起爱国热情 |
| 2.2 改革开放时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2.1 以综合国力为核心的爱国转向 |
| 2.2.2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价值 |
| 2.2.3 开放性爱国话语的叙事 |
| 2.3 新世纪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3.1 全球化提供爱国新动力 |
| 2.3.2 民族复兴的目标发展 |
| 2.3.3 科学性爱国话语的出场 |
| 3 新冠疫情报道中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 |
| 3.1 以民族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3.1.1 建构奉献、敬业、友爱的民族群像 |
| 3.1.2 攻坚克难的集体记忆 |
| 3.1.3 宣传爱国卫生运动 |
| 3.1.4 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
| 3.2 场域和意义融合的传播策略 |
| 3.2.1 建构社会治理的传播场域 |
| 3.2.2 以隐喻为叙事话语 |
| 3.2.3 昭彰中国式爱国主义价值 |
| 3.3 评价与小结 |
| 4 香港“止暴制乱”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 4.1 以制度秩序认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4.1.1 制度、秩序的合法性正义性 |
| 4.1.2 制度、秩序认同的家国情感 |
| 4.1.3 制度、秩序认同的现实利益 |
| 4.2 建设性的传播策略 |
| 4.2.1 正面引导 |
| 4.2.2 重视情感性与理性批判相结合 |
| 4.3 评价与小结 |
| 5 中美贸易战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 5.1 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5.1.1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
| 5.1.2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输出 |
| 5.1.3 对美国错误思想的批判 |
| 5.2 基于对比的传播策略 |
| 5.2.1 聚焦客观事实描述 |
| 5.2.2 强化中美两国奉行的价值对比 |
| 5.2.3 爱国观照——美国国家形象塑造 |
| 5.2.4 舆论争议建构 |
| 5.3 评价与小结 |
| 6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整体反思 |
| 6.1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总体建构 |
| 6.1.1 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 |
| 6.1.2 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 |
| 6.1.3 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 |
| 6.1.4 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 |
| 6.2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面临挑战 |
| 6.2.1 爱国主义的两面性 |
| 6.2.2 传统爱国价值消解趋势 |
| 6.2.3 爱国主义传播内在困境 |
| 6.3 新时代加强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对策 |
| 6.3.1 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 |
| 6.3.2 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共理性 |
| 6.3.3 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 |
| 6.3.4 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 新冠疫情相关报道列表 |
| 2 香港止暴制乱相关报道列表 |
| 3 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列表 |
（5）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研究观点和视角 |
|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二)分析理论和路径 |
| 四、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性 |
| (一)研究的重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性 |
| 五、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国家身份和利益概念及应用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思想内核 |
| 第二节 国家身份和利益概念 |
| 一、国家身份概念 |
| 二、利益驱动因素 |
| 第三节 建构主义身份理论 |
| 一、身份和利益的关系 |
| 二、身份理论的解释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身份认知的背景:文化与体系 |
| 第一节 印度的内在文明基底 |
| 一、两种战略文化并存 |
| 二、印度外交的历史脉络 |
| 第二节 印度的外部体系环境 |
| 一、体系结构的塑造力 |
| 二、他者话语的作用力 |
| 第三节 印度的主要战略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莫迪政府的身份认知 |
| 第一节 莫迪政府的认知特征 |
| 一、批判性继承: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 |
| 二、选择性内化:共有知识与他者观念 |
| 第二节 多维度印度国家身份 |
| 一、印度国家身份 |
| 二、印度关系角色 |
| 第三节 基于身份的国家利益 |
| 一、硬实力利益维度 |
| 二、软实力利益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身份视域下印度对外政策演进 |
| 第一节 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 |
| 一、对外政策决策的制度特点 |
| 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 三、公众舆论的作用 |
| 第二节 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重点 |
| 一、邻国优先与互联互通 |
| 二、印太战略与多方联盟 |
| 三、全球治理与规范性议程 |
| 第三节 延续与再造:印度对外政策 |
| 一、对不结盟思想的继承和改造 |
| 二、对实用主义逻辑延续并强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印太”框架内印度的大国关系再造 |
| 第一节 印度的“印太”身份和利益 |
| 一、身份角色定位 |
| 二、国家利益需求 |
| 第二节 莫迪政府的大国关系认知 |
| 一、中国的对外政策和身份角色 |
| 二、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身份角色 |
| 三、中美印三角关系中的互动 |
| 第三节 莫迪政府的大国外交政策 |
| 一、印度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
| 二、印度对美政策及其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中美贸易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的创新点 |
| 第2章 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影响 |
| 2.1 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时代背景 |
| 2.1.1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受阻和中国“一带一路”崛起 |
| 2.1.2 全球化下基于国家实力的国际地位重新洗牌 |
| 2.1.3 美国强权政治与强人政治横行 |
| 2.1.4 美国对中国新经济和新技术开始打压 |
| 2.2 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分析 |
| 2.2.1 美国国内压力是中美贸易战主要因素 |
| 2.2.2 中国经济稳健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是中美贸易战的次要因素 |
| 2.2.3 中美贸易发展不均衡是中美贸易战的综合因素 |
| 2.3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展望 |
| 2.3.1 中美贸易战的破坏性影响 |
| 2.3.2 中美贸易战的前瞻性展望 |
| 第3章 中美贸易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分析 |
| 3.1 贸易战背景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现状 |
| 3.1.1 大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水平存在差异 |
| 3.1.2 大学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的把握存在主体差异 |
| 3.1.3 部分大学生缺乏对危害总体国家安全热点事件的理性认识 |
| 3.2 中美贸易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
| 3.2.1 中美贸易战提升当代大学生忧患意识 |
| 3.2.2 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强化大学生责任意识 |
| 3.2.3 国家实力的增强提升了大学生民族自豪感 |
| 3.3 中美贸易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
| 3.3.1 中美贸易战此消彼长影响大学生对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 |
| 3.3.2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影响了大学生对国家制度的认知认同 |
| 3.3.3 国家间冲突诱发了大学生的非理性爱国表达 |
| 第4章 中美贸易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
| 4.1 让国际热点问题走进大学思政课堂 |
| 4.1.1 将国际热点问题引进大学思政课堂的必要性 |
| 4.1.2 国际热点事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教育契机 |
| 4.1.3 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热点事件 |
| 4.1.4 将国际热点问题引进大学思政课堂的有效途径 |
| 4.2 坚定改革开放信念教育 |
| 4.2.1 全面认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 |
| 4.2.2 坚定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 |
| 4.2.3 深化改革开放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不竭动力 |
| 4.3 加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
| 4.3.1 了解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大学生渗透的特点 |
| 4.3.2 认清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大学生的危害 |
| 4.3.3 提升大学生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防范能力 |
| 4.4 加强理性爱国主义教育 |
| 4.4.1 加强国情观教育,引领大学生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 |
| 4.4.2 认清国际形势,拓展当代大学生的国际视野 |
| 4.4.3 积极营造有利于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的环境 |
| 4.4.4 引导大学生由情感爱国到理性爱国的教育指向 |
| 第5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际关系结构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东亚秩序变迁与中美关系的研究 |
| (四)关于文献综述的评价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结构的一般性特征及在东亚中美关系中的应用 |
| 一、结构的整体性:以关系为本的结构 |
| (一)结构整体性的内涵 |
| (二)场域:位置间关系的构型 |
| 二、结构的空间性:能动者的地位、反思与规范 |
| (一)位置关系、等级秩序与空间 |
| (二)场域争斗与空间内竞争 |
| (三)惯习、实践与空间 |
| 三、结构的领域性:资本的掌控与争夺 |
| (一)受特定逻辑支配的资本 |
| (二)元资本与资本间的兑换 |
| (三)国际社会场域中的资本兑换 |
| 四、结构的转换性:在惯习和现实的变化中寻求改变 |
| (一)惯习与场域 |
| (二)惯习与实践 |
| (三)惯习与历史 |
| 五、结构理论在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
| (一)结构性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适用性 |
| (二)结构性理论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二章 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结构 |
| 一、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场域的基本评析 |
| (一)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现状 |
| (二)争斗: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 |
| (三)“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位置关系 |
| 二、中美对权力关系的认识与惯习 |
| (一)美国对权力转移问题的认识 |
| (二)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认识 |
| 三、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的发展趋势 |
| (一)惯习:“美国优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碰撞 |
| (二)场域: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 |
| 第三章 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结构 |
| 一、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场域的基本评析 |
| (一)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现状 |
| (二)争斗:中美的海陆冲突 |
| (三)中美海陆“二分”的位置关系 |
| 二、中美对地缘关系的认识与惯习 |
| (一)美国的均势与海陆二元思想认识 |
| (二)中国的陆权思维与海洋意识觉醒 |
| 三、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的发展趋势 |
| (一)场域:中美东亚海域竞争将持续 |
| (二)惯习:航行自由与海洋主权的碰撞 |
| 第四章 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结构 |
| 一、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场域的基本评析 |
| (一)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现状 |
| (二)争斗:中美的区域制度之争 |
| (三)中美安全经济“二元”的位置关系 |
| 二、中美对领域关系的认识与惯习 |
| (一)美国的防御现实主义与同盟起源 |
| (二)中国对政治经济关系的辨证认识 |
| 三、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的发展趋势 |
| (一)场域:中美经济领域竞争将加剧 |
| (二)惯习:同盟信仰与以经促政的碰撞 |
| 第五章 东亚地区中美实践关系结构 |
| 一、促进中美形成容纳的区域关系 |
| (一)发展各领域齐头并进的综合国力 |
| (二)改造自身惯习、把握美国惯习 |
| 二、建设中美共存的地缘关系 |
| (一)坚持发展有限海权 |
| (二)管控冲突性惯习 |
| 三、资本兑换融通弱化二元格局 |
| (一)积累知识资本提升规则制定能力 |
| (二)建设东亚领域关系共同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谈判策略以及国内受众成本分析 |
| 一.受众成本与受众 |
| 1.受众成本概念 |
| 2.美国国内受众 |
| 3.美国受众成本形成原因 |
| 二.美方谈判策略 |
| 1.美国谈判策略特点 |
| 2.美方谈判策略形成的原因 |
| 三.中美经贸谈判(1991-2000) |
| 1.20 世纪90 年代中美关系特点:政治经济关系不再“亦步亦趋” |
| 2.美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谈判策略 |
| 第二章 中美关系及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史(1949-2000) |
| 第一节 :中美经贸概况 |
| 2.1.1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中美正式建交前(1949-1978) |
| 1.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即:1949-1972 |
| 2.中美关系正常化至中美正式建交,即:1972-1978 |
| 2.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二阶段:中美正式建交至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1979—1989) |
| 2.1.3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三阶段:冷战后--21 世纪初期(1990-2000) |
| 第二节 :中美经贸关系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冷战后) |
| 1.第一阶段:经济是政治“附属品”的起步阶段阶段:20 世纪70 年代 |
| 2.第二阶段:政治是“变压器”,经济是“粘合剂”的相互影响阶段:20世纪80年代 |
| 3.第三阶段:“自行其是”的矛盾阶段:20 世纪90 年代 |
| 第三节 :中美经贸关系各阶段特征原因分析 |
| 1.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经贸附属于政治的阶段 |
| 2.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双边经贸关系的能动性提升阶段 |
|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能动性强且高度相互依赖阶段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以“中美最惠国待遇”以及“知识产权谈判”为例 |
| 第一节:案例分析:中美最惠国待遇 |
| 1.布什政府时期的最惠国待遇政策:1989-1992 |
| (1)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立场 |
| (2)布什政府时期的“府会之争” |
| 2.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1993-1994 |
| (1)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调整 |
| (2)国内的反对以及“挂钩政策”的失败 |
| 总结 |
| 第二节: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 |
| 第三节: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视角分析美国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以及没有将“知识产权”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原因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10）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平和看待中美贸易逆差 促进贸易更为良性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D]. 刘彬彬. 吉林大学, 2021
- [2]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研究[D]. 冯亚茹. 吉林大学, 2021
- [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D]. 肖楠. 浙江大学, 2021(01)
- [5]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D]. 周玉萍. 外交学院, 2021(11)
- [6]中美贸易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D]. 姚雯瀚. 信阳师范学院, 2021(12)
- [7]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D]. 范为. 吉林大学, 2020(01)
- [8]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D]. 邹雨佳. 外交学院, 2020(08)
- [9]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10]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特朗普论文; 中国崛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