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覆土合理分析

一、农民负担过重的理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彦^[1]（2020）在《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文中认为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秩序井然、自由演进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繁荣和昌盛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始终把善治良序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准绳和目标。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坚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以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为题,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路径。纵览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领导魅力和力量,通过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街居制和农村社会的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把中国从“一盘散沙”的分散社会组织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社会,在基层社会组织化治理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创造出许多奇迹和创举,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路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基层社会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标志,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道路,城市基层社会的去单位化与市场化与时偕行。随着基层社会去组织化发展,社会原子化、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不断出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要求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执政理念,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能力,如何把中国人民再组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安邦治国的重大课题。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强大指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本文以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将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分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三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演进的过程,总结并反思了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所取得的成效与局限,最后,对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与凝练。论文内容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解读与界定,厘清与本论文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避免在概念使用时的误解,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演进与史情、世情、国情、党情息息相关,本文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从社会组织化视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并结合调查研究法和个案访谈法论证了各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演进,总结成效并反思局限;第五部分总结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以期待给人以启示。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党和人民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体智慧,是对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总体概括。

吕玉环^[2]（2020）在《《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翻译实践报告所选文本《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以下简称《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是由山口大学大学院东亚研究科成员编着的国际经营管理类书籍,于2018年3月23日由日本中央经济社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国际视角出发,分三部分共14个章节阐述了以东亚国家为主的医疗福利制度的构建及医疗经营现状,主要介绍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基本情况、医疗经营及地区医疗福利状况。其中,第一部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简介”主要从六个视角介绍了日本、韩国、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时介绍了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与之进行比较;第二部分“医疗经营”主要从三个视角分别介绍了不同规模的公立医院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护士离职的因素、老后所需资金的推测分析;第三部分“地区医疗养老”则从五个视角分析了日本各地区预防医疗的动向、医疗地域变迁及其可持续性、地区全民医疗的公私协作及针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必要医疗合作。本书属于企业管理专业类书籍,其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医疗·福利系统的构建与相关设施的有效经营。以日本为首,从经营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东亚医疗与养老的可持续性方案。本翻译报告通过分析原文,将专业术语和长句分为经济、医疗、护理3类。文中专业词汇表述严谨、准确,需要准确充分的把握原文信息,避免漏译、错译。为此,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考虑中文译文读者的思维习惯,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例如直译、变译、加注解释法等。此外,由于中日语言上的差异,且日语文章的逻辑性与汉语不同,因此翻译时语言的逻辑转换也是不可缺少的。原文的逻辑性如果直接套用在译文上,原文的本意可能会有所偏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翻译时需要通过逻辑补充、逻辑转换、逻辑重构等翻译方法来保障译文的逻辑性。此外,该文本由不同作者共同编着而成,所以各章节之间的语言表达存在差异,所以本翻译报告在保证译文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尽力还原作者的语境语气及写作风格?只有把握医疗、养老类书籍的文体特征,才能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其语言结构特色,并做到有的放矢,翻译出更为地道、专业的译文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参考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所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文本中所出现的专有名词、复杂长句等翻译重点及难点进行分析。对原文要遵守“信”,对译文要保证“达”,对译文表达要追求“雅”。原文主要是以医疗为研究目的的着作,在本次翻译中对“信、达、雅”的理解为:“信”是对原文的理解;“达”是译文与原文的契合度;“雅”是译文表述的可接受度。在实际进行翻译工作时,针对专业词汇采用了直译、变译及加注解释的翻译方法;针对文本翻译采用了逻辑增补、逻辑转换与逻辑重组的翻译策略。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保证行文流畅,处理好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结合上下文语境探究文中所蕴含的逻辑关系,进而翻译出译文读者所能接受的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对笔者所选文本的执笔机关、文本特点及在翻译过程中所参考的翻译理论进行简单介绍;第二章:主要从词语和句子两个方面结合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进行分析,简析医疗经营类文本的翻译特点并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第三章:此次翻译实践的总结及感想。随着现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快速发展,为促进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医疗、福利制度相关书籍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本翻译报告的目的是了解东亚各国的医疗及福利制度,分析原文语言的特征和表达的逻辑性。在此基础上,以编写专业且易懂的译文为目标。

雷舒淇^[3]（2020）在《社会建构视角下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的主体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建构理论为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以辨析影响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过程的主体因素为核心主线,以“减负”政策相关主体的政策认知、行动策略和社会文化观念为研究内容,最后,力争为“减负”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提出政策建议。政策执行是将观念状态的政策目标转变为现实状态下政策效果的核心环节,政策执行的成效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政策执行过程就是间接研究政策效果实现的影响因素,对影响因素界定以及衡量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方式,对提升政策执行效果及后期政策完善有着重要意义。已有的政策执行研究主要聚焦于“官方执行主体”,（1）政策目标群体、其他政策相关者、政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被纳入执行过程详细研究。随着政策过程逐步成为多元主体可参与的开放体系,目标群体、其他政策关注者、甚至是普通民众某种程度上都是政策执行者,他们对政策问题的认知、态度、及行动策略等都塑造着执行过程,也影响着政策落实效果。如何将这些要素纳入政策执行研究框架,社会建构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动者的行为并不完全按照政策设计的行为采取行动,政策相关者的政策认知、文化环境、利益关系等都重塑着政策执行过程,影响执行效果。我国的小学生“减负”政策属于实行素质教育的政策体系内容,从理论上讲家庭、学校、学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社会多方主体都支持,然而政策的实际效果却不理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教师、家长、学生的行为并不完全受政策的规约,还会受到主体的社会共同意识、特定情境下的主体行动策略、社会文化观念三个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分别以这三个要素为核心章节对我国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首先,小学生“减负”政策的执行是在一种“弱社会共同意识”下进行的,教师、家长和学生对“减负”政策问题、“减负”政策目标、“减负”政策措施的认知存在普遍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会造成主体认知冲突,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因此,各社会主体获得共识性政策认知对“减负”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其次,在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下,教师和家长的行为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家长的行为主要受到辅导机构的诱导,教师的行为则主要受到体制性及社会评价的影响,小学生由于自身的非独立性导致他们是政策最重要的“最无影响者”。这就要求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中各主体间形成最低限度的执行合力以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最后,家长和教师的行为还受到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高学历”成功观、“重教苦学”的文化传统以及现代社会的竞争焦虑都与“减负”政策所提倡的素质教育理念相悖。培育支持性社会文化观念对“减负”政策的效果至关重要。总之,若要促进小学生“减负”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应对性建议,则需要从影响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的社会性要素入手,清楚解释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中的主体认知及行为。各社会主体获得共识性政策认知,主体间形成最低限度的执行合力,以及培育支持性社会文化观念是“减负”政策执行及再完善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郭心钢^[4]（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赵丽芳^[5]（2020）在《家庭教养方式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业负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S市三校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小学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是一个涉及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的综合性问题,家庭对子女学业负担的干预折射出家庭教养的差异,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如何影响学生学业负担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通过文献法为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业负担的维度划分、指标选取及其影响模型的构建奠定了基础,通过“家庭教养方式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业负担的影响研究调查问卷”对S市以学校层次为依据分层抽取的三所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并对部分学生和家长进行访谈。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性别、学校层次、独生子女情况、学业成绩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比较,按照家庭教育期望和家庭教育参与的维度得分情况,通过聚类分析将调研样本的家庭教养方式分为四类: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和忽视型,并构建家庭教养方式与学业负担的关系模型来考察四类家庭教养方式的子女学业负担是否存在显着性差异。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业负担的影响机制,分析了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参与和学生学业负担三者关系,构建了家庭教育期望和家庭教育参与对学生学业负担的影响模型,检验家庭教育参与在家庭教育期望对学业负担影响模型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并探讨了性别、独生子女情况、学业成绩、学校层次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研究模型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并结合访谈记录,本研究主要发现:第一,不同类别家庭教养方式的子女学业负担存在显着性差异,且四类家庭教养方式的子女学业负担从轻到重依次是权威型、放任型、忽视型和专制型;第二,家庭教育期望和家庭教育参与与学业负担显着负相关,家庭教育期望与家庭教育参与显着正相关,且家庭教育参与在家庭教育期望对学业负担的影响模型中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尽管不同学校层次的学生、不同学业成绩的学生、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以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学业负担上存在显着性差异,但将这些变量加入研究模型后,解释意义不大,调节效应弱。基于研究结论,通过分析成因,发现低龄儿童升学竞争激烈、学校减负政策执行偏差、家庭对子女学业干预失当以及学生自主发展意识薄弱是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改进对策:制度上淡化儿童升学竞争、学校科学执行减负政策、家庭适度干预子女学业和培养学生自主发展意识。

王振兴^[6]（2020）在《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负担过重,是长期存在于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一大顽疾,突出表现为会议多、文件材料多、检查评比多,消耗着大量治理资源,阻碍治理绩效的提升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9年3月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并提出加强思想教育、整治文山会海、优化检查考核制度等意见和要求。在客观层面上,基层组织负担过重的问题根植于我国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中,尤其与诸种不合理的激励制度息息相关。因此,在加强作风建设的同时,也需注重基层组织激励制度的优化和变革,以实现基层减负与激励约束并举,引导基层干部积极作为。本文从基层减负的政策背景出发,考察我国乡镇政府的激励制度,系统分析当前激励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在规范层面上探索乡镇政府激励制度的转型方向与优化路径,以回应推进基层减负和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基层减负政策的提出,是倒逼我国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变革的重要契机。乡镇政府制度激励的优化根植于我国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演化之中,与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治理制度变迁压力、乡镇治理的实践困境等密切相关。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乡镇政府的激励制度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增进合法性、推进制度变迁、解决治理实践面临的问题,构成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多重逻辑。当前我国的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激励导向偏差与激励方式异化,权责分配严重不对等。受制于基层治理复杂性、绩效信息模糊性等因素,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呈现出明显的过程控制导向,相对忽视最终的治理绩效产出,并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引发激励制度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县级政府和部门采用目标管理责任制、督查问责等方式强化对乡镇政府的考核约束,并将部分事项纳入一票否决范畴释放强大的惩罚压力和信号。与之相比,针对乡镇干部的奖励机制十分有限,晋升空间狭小、物质待遇偏低,难以调动乡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各级政府在自上而下转移职责的同时建立绩效考核与问责机制,关注相关政策落实的最终结果,但忽视权力下放和为下级政府提供必要的治理资源支持。由此,我国地方政府间权责划分严重失衡,乡镇政府责重权小,即使面临强大的考核压力,乡镇干部也有心无力,难以切实履行好纷繁复杂的治理职责。在考核约束压力和权责失衡的结构背景下,乡镇干部在治理过程和程序上大做文章,采取强化痕迹管理、象征性治理、应对考核检查等策略规避职责和惩罚,催生和强化形式主义,使自身处于“忙而不动”的状态,消解了激励制度的实际效用。扭曲的激励机制阻碍着基层减负政策的落实,加重乡镇干部的形式主义负担,是避责策略和基层治理形式主义泛滥的制度性根源。强化痕迹管理、象征性治理、应对考核检查等是常见的避责策略,这些策略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催生和强化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给乡镇干部自身增添沉重的形式负担。在此状况下,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被放大,乡镇干部持续以上级意志为导向,撰写和准备各种材料,应付各种会议和检查督查,以实现避责和免于处罚的目标。在频繁的督查检查与巨大的考核压力下,乡镇干部的大量时间被文山会海所占据,赶制各种表格和材料,鲜有精力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这些形式主义事项并不能产生实质的治理绩效,是一种公共治理资源的浪费,导致乡镇治理陷入低效困境。为适应基层减负的政策要求,我国需构建结果导向与过程控制兼顾、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并重的乡镇政府激励制度体系,并通过简政放权、优化政策资源配置等方式促进乡镇政府权责对等、提升乡镇干部治理能力。具体而言,亟需规范督查检查机制,治理考核乱象,构建基于治理绩效和成果的乡镇干部评价制度;拓宽乡镇干部晋升通道,完善和落实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为乡镇干部提供充分的正向激励;强化赋权激励,理顺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实现乡镇政府“责权利”的协调统一。

刘文倩^[7]（2019）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背后的供需困境研究》文中认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从建国起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都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做出努力,家庭也对此怀有深深地期待,学界亦从未停止对学生减负的关注,但是课业负担依旧久减不下,甚至出现了愈减愈多、愈减愈烈的现象,产生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表面减负、实则增负”的怪圈。对学生减负价值的关注和确认明确各主体有减负的需求,但是优质义务教育资源供给的不足,使得主体也存在“增负”的需求。政府相继颁发的减负政策更多地是从“需求侧”管理相关主体的减负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相关主体“增负”的需求。近年来虽有从“供给侧”角度出发研究学生减负问题,但是涉及的研究较少。本文正是对这一问题地深入探讨,试图从供需视角分析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问题的出路。本文在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理论基础为公共产品理论和教育公平公正理论,明确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和价值导向,并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本文采用访谈法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家长和学生进行访谈,收集相关资料,为下文分析奠定基础。其次,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的需求方出发分析相关主体减负背后的需求现状。在分析谁需要减负以及为什么需要减负后,从家庭、学校和政府出发明确各主体的需求矛盾——家庭在想减不敢减中的焦虑,学校在减与不减落实中的尴尬,政府在减与不减冲突中的博弈。再次,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的供给方出发分析相关主体减负背后的供给现状。本文借用教育经济学中的理论框架,从供给主体关系、供给理念、实际提供能力、政府协调服务品质以及学校运行水平五方面揭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背后的供给现状。接下来,从供需视角出发揭示学生减负背后的供需困境:差异化减负背后的需求与同质化减负背后的供给之间的困境;迫切化减负背后的需求与长远化减负背后的供给之间的困境;高层次减负背后的需求与不充分减负背后的供给之间的困境。随后从理念、历史、社会三个角度出发分析供需困境产生的原因,分别为建国初期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的冲突,“重点学校”制度的建立、财政分权化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传统文化中被异化的教育价值观和公众片面的教育质量观。最后,从政府、学校和家庭主体出发提出化解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供需困境的解决思路。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注重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共同发力;对于学校而言,要注重供给和服务品质的提升;对于家庭而言,要注重教育理念的建立和供给。

彭小辉,史清华^[8]（2016）在《农业政策变化的发生机理:基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从多重逻辑视角构建农业政策变化发生机理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检验农村税费改革的发生过程,研究发现:国家行为的逻辑是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基层政府行为的逻辑是竞争晋升的科层制,农户行为的逻辑是理性,农业政策变化过程是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户在特定的制度环境约束和意识形态变化下长期互动的结果。引申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时需要关注微观农户和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因为他们的行为逻辑在很大程度上缩小甚至改变宏观农业政策的选择空间,进而影响政策效果。

王可园^[9]（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认为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彭小辉^[10]（2014）在《农业政策变化与农户行为研究 ——以中国六省为例》文中指出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事关重大。粮食安全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社稷稳定与经济增长,由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成为历届政府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长期致力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也是当下中国政府的首要决策。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对农业的“多取”向“多予”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粮食总产量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下降和上升,19992003年粮食总产量从5.08亿吨一路下滑到4.31亿吨,出现了一波“5连降”,降幅高达17.87%,而在随后10年又经历一个“10连增”过程,到2013年首次突破6亿吨大关,达到6.02亿吨,10年增幅高达39.68%。面对这一现象,引发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诸多思考:农业政策变化的发生机理是什么,政策变化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到底如何,粮食总产量连续增产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经济学知识对此如何解释?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政策及其演变的基础上,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理论,采用描述性统计、计量分析和模型构建等研究方法,我们构建了农业政策变化发生机理的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农业政策变化对农户生产消费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收入分配改革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农业政策变化的制度绩效,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第一,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多重逻辑视角分析农业政策变化的发生机理,并运用该框架检验农村税费改革的发生过程。研究认为:国家行为的逻辑是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基层（官员）政府行为的逻辑是竞争晋升的科层制,农户行为的逻辑是经济理性,农业政策变化过程是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户在制度环境约束和意识形态变化下长期互动的结果。第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运用国家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跟踪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农业政策变化对农业生产投入产出和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农业生产投入产出和种植结构变化与农业政策变化紧密相关,说明农户能对农业政策变化做出理性反应,这一结论为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同时也印证了前文关于农户的行为逻辑为经济理性的判断。第三,运用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和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显着地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区域差异明显。具体表现为:从静态上看,税费改革使南方水稻区农户产出平均增加了6.82%,使中部小麦区平均增加了7.25%,但对东北部玉米区的影响较小,且不显着;从阶段性上看,小麦区和玉米区的改革效果主要体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而水稻区则主要体现在税费改革之后;从动态上看,税费改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随时间呈先增后减的倒“u”变化。第二,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业产出有显着正影响,且这一影响由南方水稻区向东北玉米区呈逐渐增强状;从农业补贴作用机理上看,其主要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投入对产出起作用,补贴使农民调整了生产要素投入组合,要素产出弹性发生变化,且区域差异明显。第四,基于农业增长核算方程,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视角构建包含税费改革和补贴的农业生产函数,从理论上分解农业政策变化和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业tfp增长的影响,并运用20002011年中国6省宏观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农业政策变化的制度绩效显着,是中国粮食总产量“8连增”的主要原因。在8连增的原因中,农业tfp增长解释了54.13%,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5.87%;其中在要素投入中,有效劳动供给增加的作用最大,贡献了29.61%,其次为化肥,贡献了6.61%,第三为资本,贡献了5.23%,第四为土地,贡献4.42%;但由于区域间农业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粮食总产量“8连增”的原因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南方水稻区和东北玉米区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要素投入的增加,小麦区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政策变化引起的tfp的增长。最后,以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为假说,构建农户消费模型,运用中国6省微观农户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gmm）对农户不同来源收入的消费倾向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转移收入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是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4倍,表明农业政策从“多取”向“多予”的转型有利于提高农户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同时,也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小麦区农户的政府转移收入的消费倾向最高,南方水稻区最低,东北玉米区居中。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有:第一,农民的理性行为直接影响、改变甚至缩小了宏观农业政策的选择空间或机会集合,因此,在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发挥农民的主动性。第二,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对农户决策行为有显着正影响,表明农户能够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因此,在现阶段,优化农业补贴结构,重点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户的生产补贴力度,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财政转移收入的消费倾向较高,说明加大对农户收入的支持有助于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从而有利于扩大内需。第四,区域间农户对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粮食总产量“8连增”的原因同样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农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时应当因地制宜,允许差异化的政策安排。第五,农业政策变化的制度绩效存在随时间衰减的可能。因此,持续的符合农户理性预期的农业政策变革是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一,观点突破。农业政策变化过程本质上是诺斯意义上的制度变迁过程,将农业政策变化过程置于制度变迁的多种逻辑分析框架下,探讨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户的行为逻辑在制度环境约束和意识形态变化下的互动影响机制,对农业政策变化的发生过程做出新的解释。第二,方法创新。从收入分配视角将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有机融入农业增长核算方程,理论和实证上分解出了农业政策变化的制度绩效,扩展了人们对制度在农业增长中的内生作用以及绩效传导过程的认识。第三,视角拓展。运用行为经济学“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不同来源收入的消费倾向差异,弥补了现有文献多立足于收入的稳定性或变异性来解释不同来源收入的消费倾向差异的不足。

二、农民负担过重的理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民负担过重的理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2）《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3）社会建构视角下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的主体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5）家庭教养方式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业负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S市三校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背后的供需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农业政策变化的发生机理:基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10）农业政策变化与农户行为研究 ——以中国六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民负担过重的理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D]. 刘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D]. 吕玉环.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3]社会建构视角下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的主体因素研究[D]. 雷舒淇. 河南大学, 2020(02)
• [4]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5]家庭教养方式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业负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S市三校的实证分析[D]. 赵丽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6]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D]. 王振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背后的供需困境研究[D]. 刘文倩.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8]农业政策变化的发生机理:基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J]. 彭小辉,史清华. 中国软科学, 2016(06)
• [9]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10]农业政策变化与农户行为研究 ——以中国六省为例[D]. 彭小辉. 上海交通大学,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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