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大理白族与日本的农耕稻作祭祀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石黎卿,石裕祖[1](2021)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振兴的协同效应研究——白族大型民俗文化活动“秧賩会”与“田家乐”的启示》文中认为大理白族大型民俗传统仪式活动"秧賩会"和"田家乐"是一种经济组织与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古老的"秧賩会"与"田家乐"之间具有螺旋式互相推动的协同效应;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起源于经济活动,经济与文化具有互相推动的功能。通过实施劳动者直接参与文化创新的路径,实现协同效应,将有效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促进乡村振兴,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实现协同效应的文化创新,发挥和增强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罗金丽[2](2020)在《大理白族栽秧会研究 ——以周城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大理白族栽秧会,是白族人民在栽秧时节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举行的祭祀仪式,是大理白族人民极为重视的文化事象之一,也是白族农耕祭祀、文化展演、民间信仰的重要载体之一。研究大理白族栽秧会,是研究白族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对白族农耕文化的研究,则是拓展和丰富中华农耕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大理白族栽秧会是云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遗产以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为代表。栽秧会的仪式过程神圣而庄严,是白族民间信仰、社会关系、文化关系的体现。本论文分四个部分对大理白族栽秧会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从自然生境和社会生境两个方面探讨大理白族栽秧会的仪式生境;第二部分,从仪式前期准备、开秧门、关秧门深描大理白族栽秧会的仪式流程;第三部分,从仪式要素、仪式功能、仪式象征的角度分析栽秧会仪式;第四部分,探讨栽秧会非遗价值、保存现状与未来发展的问题。栽秧会是大理白族人民的农耕祭祀仪式,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行为,是大理白族人民对宗教和原始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达到消灾祈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手段,同时也是加强大理白族人民对传统文化认同的途径。大理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以及特殊的社会环境,滋养了大理白族栽秧会。栽秧会主要由开秧门和关秧门两部分构成,具有劳动、娱乐,宗教祭祀、调节社会关系、凝聚家庭和村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功能。其中,栽秧会的秧旗、洗脚豆、地点的转换都有其象征意义。栽秧会是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具有极大地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现代价值。然而在现存的传承和保护中,存在着自发性弱、官方色彩浓、年轻一代意识薄弱等问题亟待解决。如何有效地将栽秧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传递给年轻一代,如何有效增进大众对栽秧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兴趣,如何更为持久有力地把栽秧会传承下去,是本论文着力探讨的难点所在。
郭申,陈芳[3](2020)在《中国白族文化的海外展演与传播研究》文中提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论着甚为丰硕。本文以中国少数民族白族为核心,系统考述与分析了白族文化在日本的展演内容与传播历程。把握他者视阈下的中国白族研究及白族文化在海外展演实况,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同时也有利于为我国学者白族研究提供来自外部他者的思考与史料。
李娜[4](2019)在《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村落、社区为基点,以民族志书写为基础,运用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彝族宗教研究的成果,通过对云南省开远市碑格乡的彝族濮拉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民间信仰的深入研究,籍此对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加以呈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碑格彝族濮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如何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等问题。首先,濮拉人的自然崇拜与旱作农耕的社会生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濮拉人对大自然的依赖常把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崇拜着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灵,这些神灵与人们旱作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山区绝大部分仍以旱作农耕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濮拉村民来说,土地、阳光、雨水对农作物的生产至关重要,这是他们崇拜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的根源所在。至今濮拉人还保留着传统的祭年和祭龙仪式,仪式中的年树(年神)和龙树(树神)是天地的象征,其整个祭祀过程是人们崇天敬地的仪式反映,同时也是他们旱作农耕社会生活的一种符号表达。从濮拉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人们对自然神明的心态和行为可归结为一种民间宗教,其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初步认知和信仰习俗。祭年和祭龙仪式是濮拉人协调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生存智慧,其仪式行为背后蕴含的是人们对丰产丰收和人畜增殖的期盼和诉求,同时也是辛勤耕作的濮拉人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其次,濮拉人的祖灵崇拜与父系血缘的延续。濮拉人的祖灵崇拜建立在父母灵魂不灭的信念基础之上,人们认为父母生前是世上对自己最关怀的人,死后必定会处处保佑着自己的子孙。基于这样的观念,濮拉人产生了一套严密的丧葬仪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葬礼具有随地点、状态、身份变化的过渡意涵。其二,葬礼中的象征符号承载着濮拉人的历史信息,是人们族群记忆的重要体现。其三,葬礼中仪式主体的性别分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家男性成员在整个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以死者儿子为主体的仪式行为,还是葬礼中实质性的礼物流动,都在发挥着维系父系血缘社会结构的文化功能。另从家族的外部来看,葬礼中村民们的相帮互助多以男性家长的名义进行,由此也强化各父系血缘家族与社区的整合,增强了村寨社区的凝聚力。在祖灵的关照下,父系血缘纽带是维持濮拉家庭、家族乃至村落社会运转的内部机制。最后,濮拉人的鬼魂信仰与疾病治疗的抉择。鬼魂在碑格濮拉人的疾病观念居于主导地位。濮拉人鬼与魂的区别是,魂指活人,鬼指死人;如果魂离开了人体,人就要生病;如果鬼附着在活人身上,人也要生病。为解除疾病带来的困扰,濮拉人叫魂和驱鬼仪式一直盛行不衰,这种需求使通过驱除鬼魂为人治病的仪式专家(贝玛和锁斋)应运而生。日常生活中,濮拉人遇到身体不适,请贝玛和锁斋治病是他们疾病治疗的首选,在其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医院就医,对传统治疗的依赖反映出他们对地方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认同,这也是濮拉人求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濮拉人在依赖传统治疗的同时,并没有对现代医疗拒而远之,而是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神药两解”中交替选择是人们在解决生命困扰的疾病治疗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较为明智的抉择方式。
高峰,刘彦[5](2019)在《散杂居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再造:合群经验的视角》文中指出以合群村农耕文化节为个案,探究桑植散杂居白族族群认同与文化再造的具体过程,发现合群村积极挖掘、传承白族农耕文化,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背景下,将发展的刚性需求整合进传统栽秧会的内涵之中,赋予了合群村栽秧会新的功能,最终复兴再造了以新的"栽秧会"为载体的农耕文化节。合群村的农耕文化节不仅体现了桑植白族的族群认同感,更是一个对外推介的文化平台和展示窗口,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尝试提炼了类型学意义上"以文化为内核、以官方行政化为主导、凝聚内部发展共同体、融入外部发展共同体"的合群经验。
熊浩琳[6](2019)在《楚雄直苴彝族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直苴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良好,是彝族支系倮倮颇的聚居地。赛装节作为当地传承了数百年的代表性节日,是“倮倮颇文化”最直接的外在表现,被永仁政府长期以来作为文化保护和文化旅游工作的重点。2016年起,永仁政府结合云南省旅游改革计划,将直苴作为文化旅游目的地隆重推出,以赛装节作为文化旅游亮点。为了达到文化保护和经济收益的双赢,赛装节急需建立一个良好的文化形象,而视觉形象作为最直观的展示媒介,是文化形象建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笔者接受永仁政府对于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的委托之前,直苴彝族赛装节的基础系统都是沿用七彩云南(国际)民族赛装文化节的设计,且并不是每次都全部使用,偶尔还掺杂着其它地区的视觉元素,或直接没有明显的标识,也没有与三台赛装节的区分;应用系统则存在不齐全或与基础系统不配套的情况,整体较为混乱,且识别性不高。于此,以“楚雄直苴彝族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研究”为题,以直苴彝族的图形图案为切入点,在遵循直苴彝族原有图形图案形式、色彩和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于直苴彝族赛装节的视觉形象,努力保证其主体的完整性、美观性和代表性,籍以促进“倮倮颇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杨璨玉[7](2019)在《意大利藏《滇省夷人图说》所涉各民族生计方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滇省夷人图说》是研究清代云南各民族文化与历史的重要图志文献,其成书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因由时任云贵总督瑚锡哈哩·伯麟组织编绘,故世人又称其为《伯麟图说》。这套图志的抄本或抄绘本有数种,分别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之中。意大利地理学会(Societa Geografica Italiana)收藏的《滇省夷人图说》为曾在中国做翻译官的朱塞佩·罗斯(Giuseppe Rose)提供,就所获电子文档看,该图志共106幅图,较为完整。此前的研究者们对《滇省夷人图说》的研究,主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善本库藏《御制外苗图》(上、下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滇南夷情汇集》为研究对象。前人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对《滇省夷人图说》的作者、创作背景等进行考证;二、从《滇省夷人图说》的图像出发,研究云南各民族的文化事项;三、从民族历史的视角挖掘《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各民族文化内涵。伯麟编绘《滇省夷人图说》的功能主要有四个方面:一、省情汇报;二、帮助其他人了解云南状况,为其政绩做说解;三、树碑立传;四、艺术品赏析。编绘者将自己所观察到的各民族样态直接呈现在图志中。由于该图志中所反映的时期,生态环境问题并不突显,从而使得学者们较少从生计方式的视角,去深入探讨该图志中云南各民族文化如何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与相互制衡等问题。生态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生计方式必然也无所不在。《滇省夷人图说》的中也存在着大量对各民族生计方式的描绘。对于生态民族学研究者来说,这些生态问题是必须要重视的。意大利藏《滇省夷人图说》为民国时期的抄绘本,是由丁文江组织编绘。丁文江本人深受民族学的影响,此抄绘本是他在云南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后所改绘。相较于其他藏本来说,意大利藏版在时间及空间上的定位更为准确。意大利藏本不仅延续了原抄本的内容,而且还增添了反映20世纪初云南各民族的生态环境、生活样貌等内容。不难看出,此藏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族学学科理念,改绘之处也能更贴近民族学学科要求,这正是意大利藏本的独到之处。尽管离意大利藏本的成书时间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但由于生态环境不易变化的特点,云南各民族所处的生态系统,如地质、气候、降水等要素的本质属性亦难以改变。而意大利藏本所改绘的时期更为接近当下,其中所展现的各民族生计方式与其生态环境的相适应,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成功的案例当加以借鉴,对失败的教训理应加以警惕。因此从民族文化与其生境关系的视角,来研究该图志所涉及的云南各族生计方式,无疑对今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更具现实意义及启迪价值。
张伟文[8](2018)在《从神明到世俗—云南石林彝族牛崇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牛是人类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就与牛生活在一起。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每一个民族都离不开牛。本文着重探讨牛在彝族社会生活关系的演变及其规律,以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依存,阐发个人的浅见,提供引玉之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尽绵薄之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田野考察、神话传说、对云南石林为中心的彝族牛崇拜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行进行描述及阐释。本文首次将彝族与牛的关系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远古到唐代,将牛做为神灵顶礼崇拜,彝族将牛作为保护神膜拜;唐代牛作为农业耕作的主要蓄力,与人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方面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为求得农业生产的丰收,牛的饲养十分重要,形成农耕时代的牛崇拜;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农耕的发展,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日渐减弱,在社会上形成斗牛的风俗。斗牛在节日、旅游中逐渐成为重要的消费活动。斗牛与赌博结缘,赌博成为斗牛发展的重要动力。斗牛将远古以来对牛的神灵崇拜蜕化为商业化世俗化的金钱崇拜。本文通过对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主的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牛的形象甚多,这反映了牛在滇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滇人对牛的崇拜既有将牛视为保护神的象征,又有祈求生育繁衍的意义。自牛成为农耕的主要蓄力后,对牛的神灵崇拜与精心养护并重。牛崇拜逐渐趋向实用、务实。衍生出来的牛文化大多与精耕细作、踏实勤劳、坚忍不拔相关。人类牛崇拜的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凡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或民族,该地区及民族的牛崇拜现象就越典型,其相应的牛文化亦越丰富。盖牛对于生活于这一地区的民族或族群而言,牛实乃维系该民族或族群生存及发展须臾不可或缺之极为重要之工具。当机器已替代牛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时,牛只有走下神坛,成为该地区民族的食物或玩物。这在当代云南彝族群体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体现。牛具有性情温顺、吃苦耐劳、健壮有力、坚忍不拔等性格特征,而这些特征亦为人类所需要及推崇。在彝族对牛的崇拜中,也有自强不息,坚持不懈,英勇不屈的理念,成为重要的民族性格与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彝族牛崇拜,不仅仅只是对牛的单一崇拜,也是对整个大自然的崇拜,与“天人合一”及“道法自然”为主要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牛的具象敬畏崇拜,衍生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从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发展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与价值取向,这是彝族牛崇拜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彝族先民的牛崇拜及牛文化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彼此作用及反作用,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或现象。作者考察后认为:从历史演变过程看,彝族牛崇拜及牛文化经历了如下一个历程:即由发生、发展到鼎盛,而后渐趋衰落,及至当下呈现再度复兴之态势。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干扰。本文并首次对这一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初步划分。本研究认为:在工业文明之后,人类不可避免地将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中国古代先贤的生态理念为当代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先哲深刻洞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指出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同为一体,“天人合一”,故对自然的尊重,也就是对人的尊重。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平等地对待世间万物,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容共生、互利共赢及共同发展。“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会造成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严重毁坏,也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发展造成严重伤害。这些闪耀着深邃智慧光芒的生态理念,充分反映出中国先哲对人与自然关系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对当代人类而言,实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容共生的和平世界的强大思想渊源和坚实基础。
吴春林[9](2018)在《食物主权视野下迪姑村普米族“黑谷”种植的人类学研究》文中指出当代社会,在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之后,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不仅限于裹腹,更为追求食品的安全、品质以及品相,甚至其背后所意涵的文化。随着农业的资本化,一些地区或国家其农民的土地产权、生产资料被外来资本所控制,农民在生产主权上受到极大挑战。同时消费者的权益也受到了侵蚀,因为生存权利的缺失,他们根本无力购买粮食。在此背景下,拉美NGO组织提出了食物主权的概念,主张人们有获得食物以及生产食物的权利。本文食物主权主要是从国家、生产者与消费者、自然资源等角度探讨农业的发展面向。在我国国家主权得以保障的背景下,对迪姑村普米族“黑谷”的种植进行分析,进而从食品市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主权、以及自然主权层面,探讨生产什么、以及怎样生产的问题。而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意愿,或是对市场简单的适应,其中还包含着很深厚的社会意识与文化因素。对迪姑村普米族生计方式变迁过程的描述与分析,是了解他们对食物主权诉求的一个基础。在不同的生计方式中,其技术基础技术确定了他们怎么来获取种食物,怎么生产、制作、食用食物。同时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其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因而探讨黑谷种植的食物主权,少不了要分析其生产技术、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传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与食物主权最为直接相关的便是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两方面,通过对迪姑村普米族黑谷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析研究,指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相互关系,即“种”什么与“吃”什么,是食物主权得以展现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农业市场中,食物主权运动倡导尊重文化与生产的多样性,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国家都有自主选择生产和消费的权利,它要求安全、健康食物的获取能够得到保障,自然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以迪姑村为主体而推广发展的黑谷,延伸至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根据其自身优势与自然地理特征,打造特色农业是有其发展空间的。
杨雪梅[10](2017)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随之变化,越来越多的民族采用现代的耕作方式,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逐渐消失。鉴于此,本文吸纳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云南省博物馆和云南民族博物馆的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的收藏情况,运用文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对少数民族的传统农具进行分类,梳理了传统农具使用的民族情况,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的特点和产生原因,提出其特点是适应性、多样性、融合性,产生原因与各个少数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采取的生产方式以及开展的文化交流直接相关。
二、中国大理白族与日本的农耕稻作祭祀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大理白族与日本的农耕稻作祭祀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振兴的协同效应研究——白族大型民俗文化活动“秧賩会”与“田家乐”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一、白族“秧賩会”与“田家乐”——经济组织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紧密结合 |
(一)大理白族“秧賩会” |
(二) 伴随“秧賩会”的独特民俗文化活动事项——“田家乐”(4) |
1.秧官和副秧官: |
2.霸王鞭舞队: |
3.“耕”: |
4.“渔”: |
5.“樵”: |
6.“读”: |
7.“士”: |
8.“工”: |
9.“商”: |
10.还有装扮成“懒汉”“赌徒”“吸毒人”的角色。 |
11.其他文艺表演: |
二、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协同发展的协同效应 |
(一)“秧賩会”对白族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推动 |
(二) “田家乐”对白族地区乡村文化繁荣的作用 |
第一,历史价值。 |
第二,审美价值。 |
第三,精神价值。 |
第四,社会价值。 |
(三)“秧賩会”及“田家乐”推动白族地区乡村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协同效应 |
三、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振兴的思考 |
(一) “秧賩会”与“田家乐”的兴、衰与再复兴 |
(二)启示与建议 |
结 语 |
(2)大理白族栽秧会研究 ——以周城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田野点选择 |
第一章 大理白族栽秧会的仪式生境 |
第一节 自然生境 |
一、大理概况 |
二、周城白族村概况 |
第二节 社会生境 |
一、栽秧会的源流 |
二、白族文化概况 |
第二章 大理白族栽秧会的仪式流程 |
第一节 仪式前期准备 |
一、择期 |
二、召开会议 |
三、扎秧旗 |
第二节 开秧门 |
一、出秧旗 |
二、祭秧旗 |
三、下田栽秧 |
四、祭田公地母 |
五、宴请宾客 |
第三节 关秧门 |
第三章 大理白族栽秧会的仪式分析 |
第一节 栽秧会仪式的基本要素 |
一、时间 |
二、地点 |
三、人物 |
第二节 栽秧会仪式的功能 |
一、劳动与娱乐功能 |
二、表达农业信仰的宗教祭祀功能 |
三、调节社会关系 |
四、凝聚家庭和村落 |
五、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
第三节 栽秧会仪式的象征 |
一、抬秧旗 |
二、吃洗脚豆 |
三、供祭品 |
四、择地点 |
第四章 大理白族栽秧会的传承与保护 |
第一节 栽秧会的非遗价值分析 |
一、历史价值 |
二、文化价值 |
三、现代价值 |
第二节 栽秧会的保存现状透析 |
第三节 栽秧会的未来展望与保障 |
一、传承途径 |
二、保护对策 |
结语 |
附录 :栽秧会代表性照片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中国白族文化的海外展演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他者镜像下的中国白族海外研究述评 |
1.日本学者白族研究的论文统计与考述 |
2.日本学者白族研究的着作统计与分析 |
3.日本学者白族研究科研项目统计与述评 |
二、中国白族文献在日本的馆藏与译介 |
1.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白族文献调查 |
2.日本学者对中国白族文献的译介 |
三、以白族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与交流 |
四、日本网络报道中的白族形象建构与解读 |
五、结论 |
(4)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点理由 |
(三)田野过程与方法 |
二、相关文献回顾 |
(一)人类学宗教研究 |
(二)彝族宗教研究 |
(三)关于濮拉人的研究 |
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 |
(二)彝族宗教研究成果的借鉴 |
(三)宗教民族志的方法论 |
(四)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的结合 |
第一章 濮拉人的生存世界 |
第一节 开远的自然人文背景 |
一、自然生态环境 |
二、区位背景和历史沿革 |
三、人口民族和彝族支系 |
四、彝族传统文化 |
第二节 调查点碑格彝区概况 |
一、自然生态环境 |
二、区域历史背景 |
三、村落构成及族群归属 |
四、濮拉人的经济状况与生存境况 |
第三节 濮拉人的文化习俗 |
一、语言服饰 |
二、饮食起居 |
三、婚恋家庭 |
四、岁时节日 |
小结 |
第二章 濮拉村落社会中的仪式专家:贝玛与锁斋 |
第一节 贝玛溯源 |
第二节 碑格贝玛的现状 |
一、贝玛的产生及传承 |
二、贝玛的社会职能 |
三、贝玛的地位与作用 |
第三节 神秘诡异的锁斋 |
小结 |
第三章 濮拉人的自然崇拜与生产实践 |
第一节 濮拉人的自然神灵与信仰习俗 |
一、天地、日月和四季的由来 |
二、山、石、火、树崇拜 |
三、其他信仰习俗 |
第二节 濮拉人的生产实践 |
一、濮拉人的一天 |
二、濮拉人的生产实践方式 |
三、濮拉人生产实践方式的结构与特点 |
第三节 崇天敬地的仪式实践 |
一、祭年仪式 |
二、祭龙仪式 |
小结 |
第四章 濮拉人的祖灵崇拜与丧祭实践 |
第一节 濮拉祖先的由来 |
一、洪水神话叙事 |
二、叙事结构 |
第二节 灵魂不灭的观念 |
第三节 取悦祖先灵魂的葬仪 |
一、葬礼的基本要素 |
二、葬礼的程序 |
第四节 濮拉人丧葬仪式文化内涵分析 |
一、仪式的过渡意涵及象征意义 |
二、仪式象征符号与族群记忆 |
三、仪式中的性别分工与父系血缘的延续 |
第五节 对祖先灵魂的祭祀 |
一、春节祭祖 |
二、清明祭祖 |
三、七月半祭祖 |
四、冬至祭祖 |
小结 |
第五章 濮拉人的鬼魂信仰与疾病治疗实践 |
第一节 濮拉人的疾病观念 |
一、自然因素病因 |
二、超自然因素病因 |
三、锁斋的“病” |
第二节 濮拉人的疾病治疗实践 |
一、忙碌的锁斋 |
二、贝玛和锁斋的治疗经验 |
三、濮拉民众的治疗体验 |
四、濮拉人的治疗抉择与文化认同 |
第三节 疾病治疗的仪式调解 |
一、叫魂仪式 |
二、驱鬼仪式 |
三、叫魂和驱鬼仪式的文化内涵分析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5)散杂居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再造:合群经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桑植散杂居白族的基本概况 |
(一) 桑植白族族源和文化特性 |
(二) 族群认同下桑植白族与大理白族的亲情往来 |
(三) 田野调查地介绍 |
三、族群认同与文化再造:合群村农耕文化节 |
(一) 栽秧为媒迎新生:桑植合群村白族的栽秧会 |
(二) 合群白族栽秧会再造的特征 |
四、散杂居民族经济发展的“合群经验” |
(一) 合群白族栽秧会再造的动因分析 |
(二) “合群经验”的可能性 |
五、结语 |
(6)楚雄直苴彝族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依据及研究背景 |
1.研究依据 |
2.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1.研究思路 |
2.创新点 |
一、“直苴彝族赛装节”概述 |
(一)直苴概述 |
(二)“直苴彝族赛装节”概述 |
1.“直苴彝族赛装节”的起源 |
2.“直苴彝族赛装节”的文化与历史意义 |
二、“直苴彝族赛装节”现状分析 |
(一)“直苴彝族赛装节”现状 |
1.“直苴彝族赛装节”的发展 |
2.“直苴彝族赛装节”的民族与地域特征 |
(二)“直苴彝族赛装节”存在的问题 |
1.形象定位不明确 |
2.缺少系统性视觉形象 |
3.缺少专业的策划与管理人员 |
(三)“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的必要性 |
(四)SWOT分析 |
三、“直苴彝族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对策 |
(一)树立统一视觉形象 |
1.“赛装节”中的特色元素分析与提取 |
2.直苴彝族刺绣图案分析 |
3.“赛装节”中元素的再设计 |
(二)强化品牌特性 |
1.品牌定位 |
2.品牌元素创建及品牌营销活动 |
3.媒体资源整合 |
4.内部运营整合 |
(三)深化品牌内涵 |
1.品牌故事 |
2.绿色环保 |
四、“直苴彝族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实践 |
(一)“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基础元素 |
1.标志 |
2.标准色 |
3.辅助色 |
4.标准字 |
5.辅助图形 |
6.吉祥物 |
(二)“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应用系统 |
1.导视系统 |
2.平面广告 |
3.工作人员服饰 |
4.办公用品 |
5.公关用品 |
6.其他 |
五、“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的运用与推广 |
(一)“赛装节”旅游纪念品与文创产品中的运用 |
(二)新媒体时代环境下的推广 |
1.交互式表达 |
2.数字媒体平台推广 |
3.基于网页与客户端的动态化推广 |
4.实时交互的社交媒体宣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意大利藏《滇省夷人图说》所涉各民族生计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动态梳理 |
一、《滇省夷人图说》研究 |
二、少数民族生计方式研究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理论意义 |
三、现实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五节 田野核实概况 |
一、昆明市东川区 |
二、大理市喜洲镇 |
三、宁蒗彝族自治县 |
第二章 意大利所藏《滇省夷人图说》源流概说 |
第一节 意大利藏本的基本情况 |
第二节 中外学者对意大利藏本的源流考证 |
第三节 意大利《滇省夷人图说》各族生计方式简述 |
一、狩(渔)猎采集 |
二、游牧 |
三、游耕 |
四、固定农耕 |
第三章 狩猎采集类型分析 |
第一节 摩察 |
一、附文说解 |
二、惊险的猎虎活动 |
三、毒箭制作与使用 |
第二节 俅人 |
一、附文说解 |
二、丰富的采集资源 |
三、狩猎采集生活的特点 |
第三节 大倮黑 |
一、附文说解 |
二、精湛的狩猎技艺 |
三、居住习俗及装束 |
小结 |
第四章 游牧类型分析 |
第一节 披沙倮 |
一、附文说解 |
二、山林耕牧 |
三、外来作物的引种 |
第二节 西番 |
一、附文说解 |
二、高山草甸游牧 |
三、生产生活与生境 |
小结 |
第五章 游耕类型分析 |
第一节 花苗 |
一、附文说解 |
二、耕作及工具使用 |
三、住房与花苗社会 |
第二节 怒子 |
一、附文说解 |
二、生产生活习俗 |
三、意大利藏本漏画的原因 |
第三节 卡瓦 |
一、附文说解 |
二、耕种与狩猎 |
小结 |
第六章 固定农耕类型分析 |
第一节 白人 |
一、附文说解 |
二、耕作方式 |
三、犁及斗笠的生态适应 |
第二节 土人 |
一、附文说解 |
二、生产劳作及服饰 |
小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8)从神明到世俗—云南石林彝族牛崇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学术意义 |
(三) 现实意义 |
二. 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三) 国内有关云南彝族牛文化的研究 |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彝族牛崇拜的历史渊源及演变历程 |
第一节 云南石林县概况 |
第二节 远古时期彝族的牛崇拜 |
第三节 历史时期彝族牛崇拜的演变 |
第二章 走向世俗的彝族牛崇拜 |
第一节 当代石林彝族牛崇拜活动 |
第二节 当代彝族牛文化背后的“财神” |
第三节 当代彝族牛文化活动背后的“手” |
第三章 彝族牛文化的再解析 |
第一节 政治与彝族牛文化之关系 |
第二节 经济与彝族牛文化之关系 |
第三节 文化与彝族牛崇拜之关系 |
第四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彝族牛文化之关系 |
第四章 彝族文化及其他 |
第一节 彝族民间信仰的变迁 |
第二节 对彝族文化的再认识 |
一. “相匹配”的万物观 |
二. “均衡“的世界观 |
第三节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的现代价值 |
一.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与森林的存在与发展 |
二.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与自然环境的保护 |
三.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与现代经济发展 |
四. 彝族传统农业生产的现代价值 |
五. 彝族聚居地区未来发展之展望 |
第五章 彝族文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
第一节 对人类文明历程的回顾 |
第二节 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 |
第三节 工业文明的弊端与生态文明的萌发 |
第四节 生态文明的构建 |
第五节 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再认识 |
结语 |
一. 中国古代先贤的生态文明意识 |
二. 中国古代先贤生态理念的当代意义 |
三. 本次研究的基本结论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附录五 |
附录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食物主权视野下迪姑村普米族“黑谷”种植的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相关研究 |
一、“食物主权”的相关研究 |
二、稻作农耕的相关研究 |
三、关于技术的人类学研究 |
四、普米族生计方式的相关研究 |
第三节 田野点概况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迪姑村普米族的生计方式 |
第一节 迪姑村的普米族 |
第二节 迪姑村普米族生计方式的历史变迁 |
第三节 迪姑村普米族生计方式的现状 |
一、迪姑村普米族的生产生活节律 |
二、农牧结合的生计方式 |
三、多种生计方式的发展 |
小结 |
第二章 迪姑村普米族的稻作农耕技术、社会结构与文化 |
第一节 迪姑村普米族稻作农耕技术 |
一、传统地方性知识下的稻作农耕技术 |
二、现代性冲击下的稻作农耕技术 |
三、地方性知识与现代化技术的冲突与融合 |
第二节 迪姑村普米族基于稻作农耕生计的社会结构 |
第三节 迪姑村普米族的稻作农耕文化 |
一、稻作农耕与民间文学 |
二、稻作农耕与宗教信仰 |
三、稻作农耕习俗 |
第四节 稻作农耕技术与社会结构、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 |
小结 |
第三章 “老黑谷”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
第一节 “老黑谷”的生产者 |
一、内部生产者 |
二、外部生产者 |
第二节 “老黑谷”的消费者 |
一、游客 |
二、本地消费者 |
三、外部市场消费者 |
第三节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
小结 |
第四章 “食物主权”与滇西北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面向 |
第一节 “食物主权”理念下“老黑谷”的发展面向 |
第二节 “食物主权”理念下的滇西北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面向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 研究综述 |
三 研究内容及方法 |
第一章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的收藏情况 |
第一节 传统农具 |
一 传统农具定义 |
二 传统农具特点 |
第二节 国有博物馆的收藏情况 |
第三节 其他机构收藏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 |
一 传统文化保护区 |
二 文化园收藏 |
三 客栈、酒店的收藏情况 |
第二章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的分类 |
第一节 功能分类法 |
第二节 类型 |
一 耕地整地工具 |
二 播种移栽工具 |
三 中耕除草工具 |
四 灌溉工具 |
五 收获与脱粒工具 |
六 运输工具 |
七 储存工具 |
第三章 云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第一节 傣族、壮族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一 傣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二 壮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第二节 回、满、白、纳西、布依、布朗、水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一 回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二 满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三 白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四 纳西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五 布依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六 布朗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七 水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第三节 哈尼、拉祜、佤、景颇、基诺等民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一 哈尼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二 拉祜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三 佤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四 景颇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五 基诺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第四节 苗、傈僳、怒、独龙、藏、普米等民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一 苗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二 傈僳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三 怒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四 独龙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五 藏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六 普米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第五节 彝、瑶、阿昌、蒙古、德昂等民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一 彝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二 瑶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三 阿昌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四 蒙古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五 德昂族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 |
第四章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的特点和产生 |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的特点 |
一 适应性 |
二 多样性 |
三 融合性 |
四 实用性 |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产生的原因分析 |
一 自然环境 |
二 生产方式 |
三 文化交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中国大理白族与日本的农耕稻作祭祀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振兴的协同效应研究——白族大型民俗文化活动“秧賩会”与“田家乐”的启示[J]. 石黎卿,石裕祖. 民族艺术研究, 2021(03)
- [2]大理白族栽秧会研究 ——以周城村为例[D]. 罗金丽. 大理大学, 2020(05)
- [3]中国白族文化的海外展演与传播研究[J]. 郭申,陈芳. 大众文艺, 2020(01)
- [4]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D]. 李娜.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5]散杂居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再造:合群经验的视角[J]. 高峰,刘彦.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9(04)
- [6]楚雄直苴彝族赛装节视觉形象设计研究[D]. 熊浩琳. 云南艺术学院, 2019(02)
- [7]意大利藏《滇省夷人图说》所涉各民族生计方式研究[D]. 杨璨玉. 吉首大学, 2019(02)
- [8]从神明到世俗—云南石林彝族牛崇拜研究[D]. 张伟文. 云南大学, 2018(04)
- [9]食物主权视野下迪姑村普米族“黑谷”种植的人类学研究[D]. 吴春林. 云南大学, 2018(01)
- [10]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研究[D]. 杨雪梅. 云南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