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念（论文文献综述）
慕朝阳[1]（2021）在《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发展演进研究（1915-1951）》文中认为教会学校的身体教育于近代发端,并且在当时起到了启蒙和示范作用,是近代教育史的反思和呼唤。金陵女子大学不仅是基督教会近代在华所创办的第一所女子本科级院校,还是中国近代教会高等教育与女子体育教育的综合体。作为近代我国体育专业排名靠前的女子高等院校,金陵女子大学将身体教育融入对学生的日常教育当中,其对近代女子身体教育以及女子体育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以1915-51年间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其演变过程进行梳理,以期总结其先进的身体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可以为现代高等院校女子体育教育提供启示。根据其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不同特点,本文先介绍金陵女子大学创立背景以及当时社会条件下女性身体教育发展情况,梳理清末民初中国女子身体解放的萌芽及女子身体教育的早期发展（1840-1914）,再将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演进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各方势力交织下的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的初期形成（1915-1925）,介绍了金陵女子大学建校初期在复杂国情下的身体教育观的初期发展,这一时期各方势力交错,本阶段分别从民族主义角度分析金陵女子大学在国族利益优先背景下,以塑造强壮国民之母以及“新女国民”为目的的国有化身体教育观;从帝国主义文化渗透角度分析金陵女子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原生的基督化身体教育观;以及从传统性别平衡打破后的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的性别化身体教育观,对初期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发展进行探讨;（2）本土规训整合后的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的中期发展（1926-1936）,这一阶段首先揭示了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在国家政策大环境下弱化宗教性、倾向世俗化的趋势,然后以规训主义和女性本位思想为切入点剖析其身体教育观发展的特点;（3）动荡和恢复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的晚期实践（1937-1951）,本阶段论述金陵女子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身体教育观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造下的身体教育观及其实践,这一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将身体教育理论寓于实践,实践中反哺理论,达到进一步升华。研究发现,金陵女子大学的身体教育观体现出如下特点:体育教育专业性强;教学内容实用性强,职业化程度高;身体教育普及度高;女性本位思想的践行;宗教性与民族性的融合。金陵女子大学先进身体教育观对当下我国高校女子身体教育的发展有借鉴作用:（1）对高校女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启示,可参考金陵女子大学的体格检验、体质分组以及医疗食补等身体教育措施设置。（2）对高校女学生体育课程安排与设置的启示,如金陵女子大学严格体育相关考勤制度,体育成绩与毕业挂钩,严肃考风考纪等设置,以及开设身体教育中多样化的运动项目,在教学中因材施教、小班教学,激发女学生对体育的兴趣等。（3）对高校女学生身体教育中运用女性本位思想教学的启示,金陵女子大学在身体教育中厘清男女在身体发育和活动中的特点,针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性实施身体的弹性化教育,这种教育模式充分体现了女性特色和教育者的女性视角,可以吸引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产生内在动力,养成对自我身体健康塑造和审美意识。（4）对高校培养体育专业女生就业方面的启示,高校除了对体育系女生专业知识和技术上的授业,还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就业平台,联合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充实针对女性的体育职业化岗位,并且为优秀人才提供或推荐更高阶的教育进修机会。
王目坤[2]（2020）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调整变化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控制社会思想传播,监管社会舆论变化,过滤敌对价值观的书刊审查制度是维系俄国专制统治的重要保障,受到历任俄国沙皇的格外重视。受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国际国内革命形势、沙皇个人思维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果以俄国出版业发展为水平线,那么书刊审查政策就以波浪线式的方式悬挂在上方,时而自由较宽松,时而保守较严苛,就这样来回切换: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前期（1801—1812）是书刊审查政策的宽松自由期,颁布了第一个书刊审查法律,规范了书刊审查秩序,国民教育部和大学负责处理书刊审查事务,到他执政后期（1812—1825）,书刊审查政策开始转向保守;尼古拉一世时代（1825—1855）是书刊审查政策的保守严苛期,颁布了两部书刊审查法律,其中一个被称之为“铁律”,出现了部门书刊审查体系,在1848—1855年甚至出现了极度严苛的书刊审查政策,被史学界称之为书刊审查史上的“白色恐怖”;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1855—1881）的书刊审查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水岭,从1855年至19世纪70年代,书刊审查政策整体上比较宽松、缓和:实施了豁免预审制（仅限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允许私人创办报刊,运用司法手段处理书刊审查事务纠纷;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加剧,书刊审查政策逐步走向保守,行政专断权和经济处罚举措更多的出现了书刊审查事务处理之中,这种保守趋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亚历山大三世时代（1881—1894）是书刊审查政策走向全面保守的时期,“四大臣委员会”的筹建将处理书刊审查事务的行政专断权发挥到了极致,经济手段开始更多的用于对出版物的惩罚之中,这种专断权延伸到了尼古拉二世时期。直到1901年,在出版业与俄国专制政府斗争了一个世纪左右之后,终于从法律层面出现了利于出版业的规定:出版物的警告处罚不再是无限期性质:在没有受到其它处罚的情况下,第一次警告处罚的期限为1年,如果在1年之内获得了第二次警告处罚,则有效期延长至2年,如果没有第3次警告处罚,则之前的警告处罚自动消除。到1905年,又剥夺了“内务大臣禁止出版物登载广告”和“四大臣委员会”的特权。至此,俄国的出版业在法律层面迎来了曙光。在俄国君主专制体制下,新闻出版业的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认可。书刊审查和新闻出版业是一对矛盾体,直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沙皇认为出版业和社会舆论应完全依附于绝对君主制度的公理之下,政府无须对社会舆论负责。在政治选择上,国家君主享有绝对的自由权,沙皇的权力由上帝赋予,沙皇只对上帝负责,国家君主也没有义务去考虑任何人的意见。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出版业和社会舆论的崛起,完全“封印”出版业的策略已经宣告失败,俄国政府开始调整书刊审查政策:第一,改变出版业过去被完全压制的发展道路,“疏通发展渠道”;第二,开始主动利用新闻出版业,有意制造和利用社会舆论为政府服务;第三,完善对出版物的惩罚体系,设置各种条条框框,打压敌对舆论和出版物。这些举措将长期成为俄国政府制定书刊审查政策的核心出发点。
刘钰[3]（2020）在《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中期以来由华人移民以汉语为媒介创作的反映北美华人移民移居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小说创作。通观北美华文移民小说,文化身份追寻在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等主题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艺术表现。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利用文化身份、形象学、社会学等理论,从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四个层面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在异质文化语境下,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身份认同的呈现方式、特征及其成因,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人移民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想象方式与实际抉择。之所以选择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复杂多变的文化身份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身份认同时刻处于建构过程中,在时间上始终指向未来。由于不同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不同,对文化身份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它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因此,文化身份研究也如同文化身份认同一样,始终是一件不会被完成的“产品”（斯图亚特·霍尔语）,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对当下还是未来的研究者而言文化身份认同都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二是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创作历程,但对其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新移民作家作品上,在地域上则呈现出重美国而轻加拿大的研究倾向,这些都不利于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性把握。鉴于目前本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不足,本论文以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为纵轴,通过对以上四个典型主题的剖析,力图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身份书写,突破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不平衡的局限。文化身份蕴含了北美华人移民特殊的族群散居经验,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合力作用下的产物,随着不同历史时代中西方之间权力话语的此消彼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的北美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其身份认同的流变不仅是我们认识跨文化空间中,北美华人群体不同时期特有的生存处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移民小说发展轨迹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这一区域文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变革相始终,北美华人移民所面临的自我身份上的困惑和选择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命运的一种隐喻,分析和把握这一隐喻的内涵,对于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民族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调整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尤其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各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互动愈发剧烈和频繁,当今的世界文化由此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文化身份的追寻与文化认同的建构是每一个“在场者”都无法绕开的话题。
时佳希[4]（2020）在《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巴基斯坦应该被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该国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也是长期困扰其国民乃至每个海外观察者的价值叩问。作为在殖民帝国退却之后重新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曾被其建立者们规划为一个世俗、民主、统一的联邦政治体,以追赶上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发展,早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在随后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巴基斯坦在宗教、军队和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偏离了最初的建国蓝图,并日益陷入对国家自身定位的怀疑心态。本文选取从1947年建国到1988年齐亚军政府结束的41年间为主要考察时段,试图从巴基斯坦的早期历史中发掘出政教矛盾、军政矛盾、认同矛盾三条并行交织的发展脉络,以发掘蕴含在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长期特征和未来趋势,并为该进程的诠释搭建起由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构成的立体图景。本文的导论,主要提出该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巴基斯坦国家构建各领域、国家构建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第一章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本章旨在为巴基斯坦建国提供一个纵深的历史定位,以解释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于何种目的而寻求独立,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又承载了何种先天条件与历史使命。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穆斯林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史,着重解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尖锐矛盾的历史根源,但同时也指出某种近乎可被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复合体也在冲突与融合中得以塑成。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包括“后期莫卧尔”（1707-1857）和英属印度（1857-1947）两段时期的历史,剖析南亚穆斯林在此时期遭遇的殖民危机,重点探讨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主张“伊斯兰复兴主义”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第三部分发掘伊斯兰现代主义在20世纪政治领域的成果,即南亚穆斯林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以穆斯林联盟成立、“两个民族”理论成型、“巴基斯坦”概念提出、《拉合尔决议》签署的时间线索,梳理出穆斯林政治理念从自治到独立的转变过程。第二章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本章旨在探索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两种道路选择,围绕对巴基斯坦国家性质定义权的争夺进程,重点论述了宗教路线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第一部分追溯英属印度时代的印穆宗教矛盾,指出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上升和英印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加重了穆斯林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其内部因而分别在泛伊斯兰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两条路径上开始了各自的理论重建、社会动员,并论述了“伊斯兰大会党”（JI）和“伊斯兰圣哲会”（JUI）作为该时期动员成果的建立过程。第二部分以1947年至1977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从真纳提出的世俗主义特点及其衰落原因入手,进而通过分析《目标决议》（1949）与前后三部宪法（1956、1962、1973）中关于伊斯兰国家性质的文本,阐明宗教势力在此时期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以1977年至1988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指出齐亚·哈克政府主导的伊斯兰化是一场超出宪法层面的全面宗教运动,理清其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探讨这十一年在教派政治和原教旨主义领域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本章主要探讨巴基斯坦政治体制的构建过程,特别是军队对其宪法和政体造成的长期破坏,并梳理在此期间的军政府建设。第一部分重点剖析军队如何在建国初期逐渐具备干预政治的能力和意志,以及军队在1958年军政府建立之前对政治的介入行为。第二部分以两段长期的军政府时期（1958-1971、1977-1988）和中间短暂的文官政府复辟时期（1971-1977）为脉络,探究军方发动政变的多种原因与巩固军政府的行为模式,并且将关键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选择也纳入考察范畴。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宪法文本的更替,试图揭示紧张的军政关系为政体构建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军方与政党之间在宪法层面拉锯的重点,以及宪法被频繁地修订、中止、废除和重颁为宪政建设留下的长期影响。第四章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本章旨在揭示一个关键命题:巴基斯坦国家虽已建立,国家认同的构建却任重道远。阻挡在国家认同工程面前的,是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教派、部落、城乡等在内的非国家认同。第一部分论述1971年以前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既是先天存在于其地理、文化层面的隔绝,也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不愿意将权力放与东巴分享,导致双方在1971年的内战和分裂。第二部分则着眼于西巴内部各民族的主张,分别讨论了信德、普什图、俾路支民族认同的历史源头,以及它们在现代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基于西巴各民族的诉求演变,该部分还试图表明1971年东巴脱离在西巴引起了广泛的“链式反应”,并将70年代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作为第四个考察对象。第三部分立足于土邦、部落、城乡等多种认同,并指出它们分别与文化民族认同存在的具体关联,从而进一步证明巴基斯坦非国家认同的复杂特性,以及国家认同构建的艰巨性。本文的结论部分,分四个步骤对主题“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了总结归纳和进一步的提炼升华。第一,总结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指出其对南亚穆斯林群体的意义所在,以及该意义在现实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第二,归纳国体、政体、认同这三种国家构建的维度,并论述三种维度在巴基斯坦分别表现为三组结构性矛盾（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军人干政与民主诉求、国家认同与非国家认同）。第三,试图发现三种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这些交互作用归纳为“逻辑关联型”和“现实策略型”两个模式,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立体图景。第四,基于巴基斯坦与印度共同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同时期两国的构建成果,来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出评价。
李楠[5]（2020）在《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文中指出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血和泪开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去,开始了近代史的历程。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帝国在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一系列特权。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又一批拥有爱国情怀的学人纷纷去探寻中国未来的出路。他们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了尝试与改良,但都不足以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的苦恼烦闷,近代中国人把改革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心理、伦理层面,即转向了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意义语境下,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汤振[6]（2020）在《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朴殷植（1859-1925）,韩国近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启蒙思想家、独立运动家以及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于韩国国内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以揭露批判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宣扬爱国启蒙意识。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继续开展抗日独立运动、挽救民族危亡,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流亡中国期间,他先后辗转东北、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地区,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及革命派人士围绕韩国独立运动及中韩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朴殷植的文学翻译、散文创作及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体现了强烈民族意识、近代意识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朴殷植文学作为一种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书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相关影响、借鉴和促进,因此,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后殖民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学及政治美学批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考察朴殷植的文坛活动,并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朴殷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及其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韩国国内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朴殷植通过《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北学会月报》及《西友》等报刊杂志积极开展独立言论和文本翻译活动,并撰写着作。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进行了积极的报刊舆论和文学着述活动,他先后担任《香江杂志》、《新韩青年》、《四民报》、《道路月刊》及《五九》等中韩报刊杂志的撰述人或主编,并在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言论活动。不仅如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时,创作《梦拜金太祖》、《渤海太祖建国志》、《泉盖苏文传》等历史传记小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创作出版了《安重根传》、《李舜臣传》、《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着作,宣扬韩国志士的抗日壮举,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朴殷植积极寻求中国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援助。他审时度势,以中韩联合为导向,跨越党派差异,不仅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展开交流,更与景梅九、汪精卫、黄介民等革命派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络。朴殷植与中国人士围绕抗日救国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韩知识分子共同的身份认同,推动了中韩联合,并为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朴殷植也因此实现了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和对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因作者政治思想的差异,中韩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两国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同一时期,在翻译内容上区别甚微的两版《瑞士建国志》在中韩两国被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朴殷植版本的《瑞士建国志》更为符合本国国情,以瑞士建国的历史给予韩民众以鼓舞和激励,以此宣扬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爱国心。此外,朴殷植还对梁启超散文及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所作散文进行了译述和刊登。通过将译述作品和原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朴殷植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语言、句式的改变及对原内容的删减和改写等。朴殷植对清末散文译述的背后是当时中韩两国所共同面临的民众爱国心缺失问题和教育问题。通过翻译清末散文作品,吸收借鉴和宣传了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教育思想,促进了韩国爱国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朴殷植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及对清末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独特的时代认识,包含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韩关系认识、东亚认识及世界认识等。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聚焦于清政府制度改革、韩国自强以及东亚三国联合等层面。此阶段,对于中国及东亚的认识面较为狭窄,且某些认识存在偏颇。朴殷植的中国流亡体验,包括在华革命实践和人文交流活动等,大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朴殷植的时代认识,促进了其时代认识的发展。朴殷植的中国认识变得更为多角度、辩证和全面客观,如对革命派的肯定和批判以及对袁世凯的双重认知等。对中韩关系及世界形势也有了更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其散文文本呈现着强烈的抗日意识、中韩联合意识和东亚和平意识,体现了其从周边走向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自觉。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积极建构本国的历史英雄人物叙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此宣扬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精神,鼓舞和激励国民学习英雄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期待国民中涌现新的英雄,拯救民众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在进行英雄想象的同时,着力于国民话语和抗日话语的建构,揭露小中华意识或慕华事大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奴隶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爱国精神丧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缺失等问题,批判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旧国民性;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尤其强调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着力于改造旧国民性和培养新国民。与此同时,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扬了抗日意识和中韩联合意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弘扬了民族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朴殷植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自身的文学世界,并完善了自身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和抗日戏剧的丰富和发展。在影响与接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韩两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展现了中韩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中韩近现代文学密切交流的一面。表明了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朴殷植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颠覆强权的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再加上其个人具有深刻的殖民地体验和跨文化体验。因此,朴殷植文学具有后殖民性与离散性。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文学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鲜明地展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其作为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的文化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朴殷植文学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前瞻性。研究朴殷植文学有利于透过作品了解日帝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探讨朴殷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发掘以“互为主体”、“和谐共存”为核心的20世纪东亚精神和文化自觉,为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乃至构建东亚和谐共存体系提供借鉴。
何诗鸣[7]（2020）在《葛亮小说的生存困境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葛亮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存在。在他的身上,先天优良的创作禀赋和扎实深厚的教育背景同时具备;彼时南京,现时香港的双城生活经历以及江南文人家族渊源共同熔铸于他的生命历程,影响着其观照事物的格局并广泛投射于创作中,令其作品带有混杂丰富的“葛亮味”而为文坛瞩目,葛亮生命个体的独特经验与创作成果之间的牵系也已成为特有的文学现象获得文坛的持续关注。他以自我生存感知作为书写资源,围绕“城市、历史、人性”三个部分开启由表及里的创作探索,将思考倾注进人和城生存发展的讲述之中。在创作中,葛亮将历史沉疴、当代生存冲突质素作为生命存在的背景和舞台,始终挖掘着不同时空内生命存在行进的暗角死结,管窥芸芸众生无所不在的生命悲情和生存残酷,在历史与当下的日常生存节律中抽离出内蕴的生存困境,基于自我生存经验,展示出独特的生存关切和对于生存现实的拷问和思考,也凸显出葛亮自成一脉的生存认知。“生存”集“动物性”与“超越性”为一体的建构性内涵,使以此为基的生存困境囊括生存矛盾冲突未竟的同时,也处于永续建构的状态之中。根据当代生存的内容彰显,葛亮小说中的生存困境可被分为历史“无理性”的残酷盘剥、边缘群体的生存挣扎、男女两性的情感困苦与都市生存的精神失序四部分。历史时代与现代生活秩序的时空内,血腥与暴力的战争杀戮与人性变异,底层民众的当代生存困窘,男女两性的情爱纠葛,都市人群的精神面貌与心灵真实,生命个体与群体乃至城市的命运遭际,在多种关涉物质、精神、自然、社会、历史生存维度的缠绕纠结中,展现出生存困境的长卷。葛亮抱持生存困境书写的缘由值得研究。葛亮作为“独一代”,在历史经历、城市经验、社会关系方面具备特殊心理体验。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则承袭了历史反思、人文关怀、社会批判等意识,其中无不渗透着知识分子本身具备的良知意识。而葛亮长期于香港的“岛城”生活经历也给予其一种封闭、阴郁的地理感知,投射在生存困境的书写中,显现为文本形态的孤立、困境空间内部营构的逼仄与促狭以及困境氛围的阴郁特征。此外,作家笃信的宿命观中的“命运推手”思想与浸淫至深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张扬的“反叛”思想二者融合,都影响了其生存困境的书写风貌。葛亮小说生存困境书写的意蕴丰富。在他的小说中,生存者各自生存场域内的生存遭际,体现出生存时间的鲜明对立,“旧年”与“新时”的并立结构不仅展示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生存时代的场域营构、生存状态显现以及包容性比对,也传递出葛亮对“传统”与“现代”的建构与反思意图。当触及生存困境的缘由反思时,生存者群体性“弱者自弱”与女性群像相对男性群像的“强势”面貌不仅显现出葛亮对“国民性”的审视批判,背后也映射出葛亮的弱势文化书写心态。同时,葛亮对生存秩序的宿命表达、无常表达以及困境源于他者的牵系表达与生存者精神异化的荒谬坦露则共同彰显了葛亮对日常生存本质的悲观认知。而谈及生存困境的描摹,葛亮结合自我的审美经验,书写中显现出的“疏离姿态”、动物谛视以及“视觉化”的叙事表达又令其生存困境书写可被视作一种基于“空间内容物”的堆叠呈现,人的生存困境由此跃入审美范畴。在勾勒生存现场、阐发生存反思的同时注重困境美学的缔造,葛亮的生存困境书写因而获得独树一帜的风格色彩,之于作家个体、“70后”同代际作家队伍乃至当代文坛写作多有深意和新质生成。此外,葛亮的书写也存在生存悲观、生存范围单一等局限之处。
柳丽娜[8]（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指出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张瑜[9]（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指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陈维[10]（2020）在《“时代精神”的超越与“身份政治”的反抗：爱德华·萨义德“晚期风格”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爱德华·萨义德因后殖民主义批评闻名于学界,其晚年之作《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虽然也被许多人提及,但对它的专门研究却显得薄弱。笔者认为,“晚期风格”理论属于萨义德后期研究重心产生偏移的代表之作,也是他阐释文学/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他笔下的晚期风格人物群像或在作品形式上藏巧于拙、或令人不解地在美学风格上倒退回传统,以及执拗地选择与所处时代的价值理念相抗衡,将自己放逐到边缘的境地。本文试对萨义德论述的这些晚期现象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深入揭示出“晚期风格”理论的内涵特征。同时,笔者将阐明“晚期风格”理论与萨义德前期后殖民批评之不同,并将之视作他后期偏向美学领域的代表作品。另外,通过阅读萨义德先前诸作,笔者也挖掘和梳理出“晚期风格”理论中蕴含的他早先的思想理路和价值立场。关于本文的结构安排,第一章主要追溯与“晚期风格”相关的理论背景,笔者在开头部分辨析了通常认为的“晚年”与本文所探讨的“晚期”,前者指向生理学上的老年,“晚期”则特指阿多诺与萨义德论述下的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因此,一些抵达生命晚年的人物,其作品不一定具备“晚期风格”,而某些尚在中年甚或青年的文学与艺术家,却可能创作出“晚期风格”的作品。不过,萨义德论述“适时”与“晚期”,仍侧重于疾病、衰老及其引发的死亡之感的分析,而阿恩海姆从晚年的特殊心理状态探讨艺术家晚期之作,可以为理解萨义德提供很好的参照。当然,直接影响萨义德“晚期风格”理论的是阿多诺,他在阐述贝多芬晚年音乐作品时提出了独立的“晚期风格”概念。他认为,贝多芬在晚期作品中透露出对其先前音乐理念的背离,这同时也是在反叛其所处时代的价值秩序与美学观念。关于这一点,笔者将从阿多诺的哲学立场与美学理论出发,进行解读。在第二章中,笔者通过分析萨义德对晚期人物的论述,归纳提炼出“晚期风格”的美学内涵与精神特质。阿多诺对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嗤之以鼻,不可能认为他的作品具有“晚期风格”,但萨义德关注到他在作品中执意表现18世纪的倾向,是有意在疏离同时代的“无调性”音乐潮流,并且他的歌剧仅仅关注个人的日常琐事,实则是对历史进行宏大叙事的拒斥,而这两者都指向对“时代精神”疏离姿态。热内在生命晚年创作的两部作品——《爱的俘虏》与《屏风》——是萨义德重点分析的对象,他揭示出作品中对“身份政治”的不懈反抗,并将之作为“晚期风格”的重要内涵。因此,对抗“时代精神”和反叛“身份政治”,是萨义德最终指陈的“晚期”内涵,它流露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权力话语的消解。本章最后一节是对这种“晚期性”与死亡之间的关系的阐述,笔者认为死亡作为触发“晚期”之思的诱因,具有拯救个体的积极意义,但个人同时又被死亡牢牢钳制,无奈地走向生命的尽头。最后一章将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萨义德在论述晚期风格时所呈现的立场与分析策略。与他整个理论体系相联系,可以看出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人文主义立场、语文学的阐释方法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都在“晚期风格”理论中有所呈现。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或许是他站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上看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固有缺陷。但他并未完全否定西方的价值,反而试图以世俗批评和语文学的阅读模式对其进行疗救。“晚期风格”理论也深刻体现了他的这一立场与观念。此外,萨义德在阿多诺的基础上,将“晚期风格”的研究对象从音乐领域扩及到音乐、文学和电影在内的众多艺术门类,表明“晚期风格”不受艺术体裁限制、打破门类规约的特点,并且始终向着社会文化与现实境况敞开。同时,萨义德在逐一探讨晚期人物时,从形式技巧、后殖民批评以及阶级政治等各种角度进行分析,因为“晚期之作”多在经典作品以外,并且未引起足够重视。贝多芬的晚期音乐通常不被放在他的代表作之中,阿多诺赋予其以晚期品格,而《女人心》、《玫瑰骑士》、《屏风》和《豹》等作品也在萨义德的解读中呈现出“晚期风格”的姿态。作品的体裁和样貌多相迥异,甚至两相对立,其创作的环境与时代也不相同,如何照见其中可能具有的“晚期风格”?萨义德的方法不是将文本局限在无关现实、不具利害关系的传统阐释模式中,而是从各种理论视角切入,挖掘其间的丰富内涵。
二、论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1）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发展演进研究（1915-195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意义 |
| 2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资料法 |
| 2.3.2 逻辑分析法 |
| 2.3.3 历史分析法 |
| 2.4 研究基础与创新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清末民初女子身体解放的萌芽及女子身体教育的早期发展(1840-1914) |
| 3.1.1 社会变迁与女性主义的初醒 |
| 3.1.2 西方传教士倡导的女性身体解放“启蒙”话语及实践 |
| 3.1.3 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主导的女性身体解放“启蒙”话语及实践 |
| 3.1.4 小结 |
| 3.2 各方势力交织下的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初期形成(1915-1925) |
| 3.2.1 金陵女子大学的创立 |
| 3.2.2 国族利益下的女国民塑造——国有化身体教育观 |
| 3.2.3 宣教思想下的女教徒培养——基督化身体教育观 |
| 3.2.4 女性主义思想下的新女性呼唤——性别化身体教育观 |
| 3.2.5 小结 |
| 3.3 本土规训整合后的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中期发展(1926-1936) |
| 3.3.1 教会女子体育的世俗化转型 |
| 3.3.2 制度上的规训 |
| 3.3.3 身体上的教化 |
| 3.3.4 女性本位思想的践行 |
| 3.3.5 小结 |
| 3.4 动荡和恢复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晚期实践(1937-1951) |
| 3.4.1 抗日战争时期的身体教育观及其实践 |
| 3.4.2 社会主义改造下的身体教育观及其实践 |
| 3.4.3 小结 |
| 4 结论 |
| 4.1 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的发展历程 |
| 4.2 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的特点 |
| 4.3 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2）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书刊审查以及对象的概念界定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俄国书刊审查发展的历史沿革 |
| 1.1 俄国书刊审查的起源 |
| 1.1.1 书刊审查的发端——宗教审查 |
| 1.1.2 第一个正式书刊审查文件——《百章会议》 |
| 1.2 世俗领域书刊审查的兴起 |
| 1.2.1 世俗书刊审查初露锋芒 |
| 1.2.2 世俗领域书刊审查体系初步成型 |
| 1.2.3 书刊审查组织工作 |
| 1.3 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确立 |
| 1.3.1 《1804年书刊审查章程》 |
| 1.3.2 19世纪初的俄国出版业现状 |
| 1.4 书刊审查秩序的重新建构 |
| 1.4.1 书刊审查法律秩序的重新建构 |
| 1.4.2 书刊审查机构的重新建构 |
| 1.4.3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新闻出版业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19世纪60年代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论争 |
| 2.1 失败的战争与社会舆论力量的崛起 |
| 2.2 知识分子阶层的书刊审查政策观 |
| 2.2.1 革命民主派 |
| 2.2.2 自由派 |
| 2.2.3 斯拉夫派 |
| 2.2.4 保守派 |
| 2.3 官僚阶层的书刊审查政策观 |
| 2.3.1 自由派官僚 |
| 2.3.2 保守派官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书刊审查政策立法 |
| 3.1 书刊审查政策立法筹备 |
| 3.2 书刊审查机构改革 |
| 3.2.1 书刊审查隶属权的变更 |
| 3.2.2 中央书刊审查机构组织改革 |
| 3.2.3 地方书刊审查机构改革 |
| 3.3 主要的书刊审查政策 |
| 3.3.1 废除部门书刊审查体系 |
| 3.3.2 施行预审制豁免制度 |
| 3.3.3 新惩罚机制体系 |
| 3.3.4 引入司法审判体系 |
| 3.3.5 设立印刷厂、图书贸易专职监察员 |
| 3.4 1865年4月6日书刊审查政策立法评述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影响 |
| 4.1 改变了俄国书刊审查官员结构 |
| 4.2 改变了俄国定期出版物的结构 |
| 4.2.1 俄国出版物数量增加 |
| 4.2.2 改变了定期出版物结构 |
| 4.3 俄国出版业的资本化趋势 |
| 4.3.1 报刊成员组织构成 |
| 4.3.2 日趋现代化的印刷厂 |
| 4.3.3 报刊的财务资本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书刊审查政策的倒退 |
| 5.1 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力量的对比 |
| 5.2 俄国政府的舆论宣传 |
| 5.2.1 创办普适性官方报刊 |
| 5.2.2 支持半官方出版物 |
| 5.2.3 支持保守派和右翼报刊 |
| 5.3 渐趋反动的出版业政策 |
| 5.3.1 书刊审查领域保守主义思想的强化 |
| 5.3.2 逐渐增多的反动政令 |
| 5.3.3 反动书刊审查政策下的出版物现状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3）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方法 |
| (一)文献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北美华文小说中移民书写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早期美国华人移民的痛史 |
| 一、近代中国人的美国想象 |
| 二、弱国子民的异国生存 |
| 第二节 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 |
| 一、北美留学生文学发展历程 |
| 二、50—70年代前期:“无根者”的命运哀歌 |
| 三、70年代中后期:民族认同的回归 |
| 第三节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多元景观 |
| 第二章 跨时空书写中的原乡想象与身份认同 |
| 第一节 排华背景下华人先侨的民族国家想象 |
| 一、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 |
| 二、种族迫害下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 |
| 第二节 无根漂泊者的文化乡愁 |
| 一、漂泊者的“文化中国”情结 |
| 二、台湾返乡留学生的文化失落与“根”的幻灭 |
| 第三节 跨越原乡与异乡边界的世界意识 |
| 一、重建成长记忆中的地理故乡 |
| 二、“越界书写”下的世界主义情怀 |
| 第三章 北美华人移民的历史记忆与身份建构 |
| 第一节 早期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民族记忆 |
| 一、重新表征北美早期华人移民史的必要性 |
| 二、新移民作家对早期华人移民种族符码的颠覆与重构 |
| 第二节 “二战”视野下的身份追寻与民族形象的重建 |
| 一、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视野下抗战叙事的时代变迁 |
| 二、40年代北美华文抗战小说中的民族文化情结 |
| 三、台湾旅美作家笔下被放逐的流浪者之歌 |
| 四、新移民作家“二战”书写中的认同困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
| 第三节 社会政治变革中个体的命运与身份建构 |
| 一、海外“伤痕文学”中归国知识分子的边缘身份 |
| 二、80年代新移民的历史重负与身份焦虑 |
| 第四章 跨文化异族交往与华人移民的身份建构 |
| 第一节 跨国婚恋中作为文化身份隐喻的两性关系 |
| 一、早期移民跨国婚恋中的种族歧视 |
| 二、台湾留学生文学跨国婚恋中的文化冲突 |
| 三、新移民小说中跨国婚恋中的身份困惑与人性探寻 |
| 第二节 职场生存中的文化抉择与身份转变 |
| 一、种族歧视下台湾学人对民族文化的固守 |
| 二、新移民的职场沉浮与世纪末的身份焦虑 |
| 三、新世纪以来职场小说中多元文化身份的探索 |
| 第五章 代际关系视域下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视野下的代际冲突 |
| 第二节 异国背景下父子冲突中的文化身份抉择 |
| 一、中西方家庭伦理差异下的代际冲突 |
| 二、代际间的语言冲突与认同差异 |
| 三、移民父子的政治观念冲突与华人群体的边缘地位 |
| 第三节 从对抗走向对话:代际和解与文化融合 |
| 一、走出身份的迷途:“混血儿”的寻根之旅与身份重建 |
| 二、跨越文化冲突:代际隔阂下人类共通性情感的呈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一)问题意识 |
| (二)现实考量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相关研究成果 |
| (二)国外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相关研究成果 |
| (三)国家构建的概念、内涵与理论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 论文结构 |
| 五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 |
| 一 前现代时期:南亚穆斯林政权的出现 |
| 二 西方殖民时代:穆斯林的危机与应对 |
| 1.殖民主义对穆斯林社会的冲击 |
| 2.伊斯兰复兴主义者的探索 |
| 3.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探索 |
| 三 20世纪前叶:穆斯林独立建国的观念和实践 |
| 1.穆斯林联盟的成立和发展 |
| 2.“巴基斯坦”概念的形成 |
| 3.“两个民族”理论的形成 |
| 4.《拉合尔决议》的通过 |
| 5.《拉合尔决议》之后的建国过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 |
| 一 构建伊斯兰国家的社会条件 |
| 1.殖民体制下的伊斯兰教危机 |
| 2.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动员 |
| 3.泛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动员 |
| 二 国体伊斯兰化时期(1947-1977) |
| 1.国家的世俗主义起点 |
| 2.《目标决议》的伊斯兰化转向 |
| 3.三版宪法对伊斯兰化的确认 |
| 4.政策领域的伊斯兰化倾向 |
| 三 全面伊斯兰化时期(1977-1988) |
| 1.全面伊斯兰化政策 |
| 2.全面伊斯兰化后果之一——教派政治 |
| 3.全面伊斯兰化后果之二——原教旨主义 |
| 小结 |
| 第三章 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 |
| 一 军队干预政治的历史基础 |
| 1.新生国家对军队的依赖 |
| 2.军队的建设与扩张 |
| 3.军队介入政治的开端 |
| 二 军队对政治的直接领导 |
| 1.第一次军政府时期(1958-1971) |
| 2.人民党政府时期(1971-1977) |
| 3.第二次军政府时期(1977-1988) |
| 三 宪政建设的坎坷及其成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 |
| 一 东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71) |
| 1.东巴-西巴的并立格局 |
| 2.东巴-西巴的长期矛盾 |
| 3.东巴基斯坦的分离 |
| 二 西巴基斯坦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88) |
| 1.信德民族主义 |
| 2.普什图民族主义 |
| 3.俾路支民族主义 |
| 4.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 |
| 三 多元认同:其他次国家行为体问题 |
| 1.土邦 |
| 2.部落 |
| 3.城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 |
| (二)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的三种维度 |
| (三)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维度间的关系网络 |
| (四)印巴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构建成果评价 |
| 附录一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重要事件 |
| 附录二 巴基斯坦史常用缩略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后记 |
（5）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和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孔学地位的升降隆替与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
| 一、孔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升降隆替 |
| 1. 鸦片战争前后今文经学的复活与孔子的重读 |
| 2.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学与宋学的消长 |
| 3. 洋务运动时期孔子及儒学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4. 戊戌维新时期对孔子及儒学的触动与改造 |
| 二、辛亥革命前后尊孔与反孔的对峙 |
| 1. 革命派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 |
| 2. 国粹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
| 3. 无政府主义对孔子的批判 |
| 4.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尊孔复古论思潮 |
|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与“打倒孔家店” |
| 一、《新青年》创办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1.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2. 《青年》杂志的创办 |
| 二、“打倒孔家店”——对孔学的极端否定 |
| 1. 陈独秀对孔学的批判 |
| 2. 李大钊对孔学的批判 |
| 3. 易白沙对孔学的批判 |
| 4. 吴虞对孔学的批判 |
| 5. 胡适对孔学的批判 |
| 6. 鲁迅对孔学的批判 |
| 7. 钱玄同对孔学的批判 |
| 三、“礼教吃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 |
| 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
| 第三章 “昌明孔学”与中西文化之争 |
| 一、激进与保守——中西文化之争 |
| 1. 中西文化论战 |
| 2. 新旧文化观之论争 |
| 3. 科玄论战 |
| 二、“昌明孔学”——东方文化派对孔学的坚守 |
| 1. 东方文化派出现的原因 |
| 2. 东方文化派的特点 |
| 3. 东方文化派的“昌明孔学” |
| 4. 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
| 5. 东方文化派的历史意义 |
| 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对孔学的挺立 |
| 第四章 新儒家的兴起与孔学的重生 |
| 一、对狭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责斥 |
| 1. 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 |
| 2.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 |
| 3.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
| 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
| 三、为孔子出头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1. 为孔子出头 |
| 2.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第五章 20世纪孔学的命运 |
| 一、新文化运动与百年孔学 |
| 二、否定与传承的变奏 |
| 三、情感与理性的纠结 |
| 四、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动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朴殷植的文坛活动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的文坛活动 |
| 一、报刊言论、着述出版及翻译活动 |
| 二、功利主义文学观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的报刊言论及着述出版活动 |
| 一、报刊言论 |
| 二、着述出版 |
| 第三节 中韩联合视角下的朴殷植与中国人士的交流 |
| 一、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的交流 |
| 二、与革命派人士的交流 |
| 第三章 朴殷植的文学翻译 |
| 第一节 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的翻译 |
| 一、席勒戏剧《威廉·退尔》在东亚三国的文本传播 |
| 二、中韩版本的比较考察 |
| 三、翻译的文化政治: 排满革命与国族想象 |
| 第二节 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 |
| 一、梁启超散文作品译述 |
| 二、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散文作品译述 |
| 第四章 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与时代认识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韩国自强认识 |
| 三、东亚认识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中韩联合意识 |
| 三、世界认识 |
| 第五章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概观及版本界定 |
| 一、历史传记小说概观 |
| 二、版本界定 |
| 第二节 建国、辅国与抗日英雄 |
| 一、朴殷植的英雄观 |
| 二、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 |
| 第三节 国民话语与抗日话语 |
| 一、国民性批判与培养新国民 |
| 二、抗日意识与中韩联合意识 |
| 第四节 创作特征 |
| 第六章 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流 |
| 第一节 朴殷植《兴学说》与林乐知《文学兴国策》 |
| 一、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
| 二、《文学兴国策》在韩国的传播 |
| 三、参考与改写:《兴学说》 |
| 第二节 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 |
| 一、朴殷植《安重根传》的创作特征 |
| 二、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作品 |
| 三、影响与接受的背后动因 |
| 第三节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与中国近现代抗日戏剧 |
| 一、《山河泪》对《血史》的接受与改编 |
| 二、对《山河泪》的参考与改作:《亡国恨》 |
| 三、影响与接受的动因、意义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葛亮小说的生存困境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生存困境的内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生存视阈的丛生困境 |
| 第一节 历史“无理性”的残酷盘剥 |
| 第二节 边缘群体的生存挣扎 |
| 第三节 求不得苦的情感围城 |
| 第四节 都市空间的精神失序 |
| 第三章 生存困境的书写缘由 |
| 第一节 “独一代”的身份焦虑 |
|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良知意识 |
| 第三节 “岛城”意识的创作心理 |
| 第四节 宿命观与后现代思想的指引融合 |
| 第四章 困境谛视的深层意蕴 |
|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立场的建构反思 |
| 第二节 弱者群像的多面传达 |
| 第三节 生存荒谬的悲观昭示 |
| 第四节 困境美学的匠心生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9）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时代精神”的超越与“身份政治”的反抗：爱德华·萨义德“晚期风格”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意义与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内容与创新性 |
| 第2章 “晚期风格”的理论背景 |
| 2.1 “晚期风格”与“晚年风格” |
| 2.1.1 “晚期”与“晚年”之辨 |
| 2.1.2 对“晚年”的心理认知探讨 |
| 2.2 阿多诺视域下的“晚期”贝多芬 |
| 2.2.1 作为一种独立美学风格的“晚期” |
| 2.2.2 主观与客观的辩证 |
| 2.2.3 艺术与时代的关系 |
| 第3章 反抗及其困境:“晚期风格”的内涵特征 |
| 3.1 超越“时代精神”:回归传统的倾向 |
| 3.1.1 施特劳斯歌剧中的18世纪 |
| 3.1.2 维斯康蒂与新现实主义 |
| 3.2 反抗“身份政治”:热内的“晚期风格” |
| 3.2.1 现实与虚幻的镜像 |
| 3.2.2 超越身份政治 |
| 3.3 “晚期风格”与死亡 |
| 3.3.1 “晚期风格”中的死亡意象 |
| 3.3.2 解救与绝望:死亡的双重特性 |
| 第4章 晚期风格的方法论旨趣 |
| 4.1 语文学的分析模式 |
| 4.1.1 传统人文主义的窠臼 |
| 4.1.2 “接受”与“抵抗”:新的阅读策略 |
| 4.2 跨学科的批评范式 |
| 4.2.1 门类·体裁·风格 |
| 4.2.2 在批评理论之间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论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金陵女子大学身体教育观发展演进研究（1915-1951）[D]. 慕朝阳.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D]. 王目坤. 吉林大学, 2020(03)
- [3]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D]. 刘钰. 吉林大学, 2020(03)
- [4]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D]. 时佳希. 吉林大学, 2020(01)
- [5]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D]. 李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6]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D]. 汤振. 山东大学, 2020(12)
- [7]葛亮小说的生存困境书写研究[D]. 何诗鸣. 安徽大学, 2020(07)
- [8]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9]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10]“时代精神”的超越与“身份政治”的反抗：爱德华·萨义德“晚期风格”理论研究[D]. 陈维.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