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国际亚太环境遥感学术大会在杭州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刘方馨[1]（2020）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思潮视角下的中国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20世纪80年代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作为前承“毛时代”革命叙事,后启90年代商品叙事的过渡阶段,80年代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同时也是各类社会文化思潮空前活跃、学术理论启蒙的时期,大量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博弈。而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由单一模式走向多元互渗的新阶段。基于此背景,本文研究聚焦80年代,在历史文献与实践案例构筑的语境下对该时期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内容及其转变特点进行梳理分析。有异于之前时期政治体制、方针政策对于园林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进入80年代之后,改革的思想成为主流,围绕国家的改革发展大思路,文化地位空前提高、民族主义回归、全民科技浪潮等共同构成了影响各学科发展的重要社会背景。而社会文化思潮在这种变革、转型时期集中爆发,各类新思想、观念相互碰撞,反映客观现实的要求和人们的生活需要。换言之,该时期诸多行业和学科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文化思潮产生和推进的。因此,从社会文化思潮视角解读风景园林学术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内容可谓契合时代特点。具体而言,选取80年代与风景园林学科发展关联密切的典型社会文化思潮:“美学热”“文化热”“旅游热”“生态观”,结合当时学科较为瞩目4个领域:园林美与园林艺术理论研究、传统园林理论研究与现代实践、风景名胜区理论与实践、城市绿地建设理论与实践分别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文章简要概述了上述社会文化思潮产生的原因,并对其如何影响风景园林相应领域进行具体阐释。其次,文章主体结构分为4大内容并行:1、对“美学热”影响下的园林美与园林艺术相关理论研究内容进行详细梳理与分析。其中包括“园林美”与“园林艺术”概念的厘清、传统园林艺术审美观念的认识、现代园林艺术创作理论体系构建、山水美学及景观美学的初步探索等内容的具体分析;2、对“文化热”浪潮的冲击下,学界掀起对于传统园林的复归与反思内容详细论述。其中理论层面,分别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3个维度对传统园林理论的研究及传统园林如何“古为今用”的思考进行全面考察。实践层面,选取松江方塔园、宾馆庭园、境外中国园、古园修复与重建4类典型园林营建现象为代表,结合实际案例具体分析传统园林的现代转译途径;3、对“旅游热”背景下,业内围绕的关于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开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进行主要论述。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公园理论的引入、风景资源评价方法的探索、保护规划的特点、结构体系的产生及其在具体实践的运用、风景设计理念的特点等内容分别展开;4、对“生态观”引领下我国城市绿地分类的调整、城市绿地定额及计算方法的更新、绿地系统布局的优化及人工植物群落与多元绿化形式的探索等内容分别论述,以揭示“生态观”是如何影响到城市绿地各相关理论发展与实践建设。最后,综合上述视角,系统性地对80年代改革开放浪潮下我国风景园林理论及实践呈现的变革特点作出凝练总结。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方针大政下,“现代化”成为引领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流,而对于科学的崇尚与弘扬也成为启迪风景园林学科“现代化”实现的主要途径。在学术理论方面,呈现出由“政治意志”主导转变为“科学话语”引领的新趋势。随着旧有思维模式的革新、现代学科的交叉融合,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入等,使得之前已有的学术理论面临着科学解释,同时也衍生出诸多新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建设方面,呈现出由“中西之争”转向“古今之争”的新趋势。挣扎于摆脱“因袭的重担”仍是实践变革的主流,在面临西方设计思潮的冲击下,回归于本土民族文化的学习及对社会生活需要的重新审视是该时期实践的典型特点。总体而言,虽说该时期风景园林学术理论及实践内容在现今看来尚不成熟与完善,有着新旧杂陈的时代局限性,存在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但其中不乏对于学科发展思考的真知灼见,摆脱之前照搬苏联的单一模式,并能够立足更为宽宏的全球视野,展现出多领域交融、自主性探索、科学性引领等诸多时代特征,取得了划时代意义的进步,是我国现代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石。
庄莉[2]（2018）在《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是党中央基于全球范围内的绿色发展潮流以及我国社会发展所面对的严峻的生态问题背景下所提出的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但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极其严峻。为了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目标,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变化,实现由传统发展观向绿色发展观念的转变,实现由传统发展方式向绿色发展方式的变革。为此,我国应大力宣扬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和加快践行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基础上提出的。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章是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产生的现实背景,第二章是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过程、内涵和特征,第三章是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第四章是发达国家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第五章是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是正确处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指导理念。
李方正[3]（2018）在《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和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城市绿地、农田、林地和湿地及水域构成的绿色空间对于保障北京市中心城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宜人、居住舒适,进而维护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北京市中心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着绿色空间发展,其绿色空间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通过对实际建设后的绿色空间的变化监测,理清其演变机制,提出绿色空间优化格局,通过多种情景对绿色空间未来发展进行模拟预测对于提升绿色空间状况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具有必要性和代表性,同时这对于指导绿地系统规划方案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研究以北京市中心城为研究对象,选择1992-2016年间1992年、2000年、2008年和2016年4个重要节点,对其遥感影像进行解译,通过计算北京中心城绿色空间面积和景观格局指数探究绿色空间格局的时空变化;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结合定性讨论,探究社会经济、自然和政策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程度和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理清绿色空间格局的演变机制;以功能为导向,生态安全、游憩需求和文化保护为目标,提出绿色空间面积和空间组合优化的形式-绿色空间理想格局。进而以绿色空间格局的演变机制为基础,耦合模拟绿色空间面积增长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和空间增长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中心城绿色空间的面积变化和空间变化;结合绿色空间理想格局目标,提出多种绿色空间发展的模式进行情景模拟,寻求实现绿色空间优化格局的宏观社会经济策略、空间分配和政策实施建议。研究主要创新性体现在多源数据理清绿色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及作用力强弱、引入面积和空间模拟模型,辅助绿色空间优化格局实现方面。研究表明:（1）从绿色空间面积变化看,研究期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出现了“三减一增”的现象,即是耕地、林地和湿地及水域面积减少,草地面积增加,24年内绿色空间大面积减少。耕地面积呈现大面积圈层减少,林地面积呈现局部波动式点状增加,草地面积呈现少量稳定增加,湿地及水域面积出现降低。中心城用地间的转换主要集中在了:耕地向建设用地、林地的转换,林地和草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上。从空间上看,耕地向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四环路外,林地向建设用地更多分布在中心城北部,草地向建设用地更多分布在三环路和四环路之间,绿色空间转入主要分布在四环路到五环路之间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点状空间上。（2）研究期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具有差异性:绿色空间整体呈现破碎化和异质化趋势。其中耕地逐渐破碎,湿地及水域呈现形态简单化,林地和草地斑块逐渐连片分布,破碎度降低、连接度指数也逐渐提升。从空间上看四环路以外的边缘区域成为破碎化倾向最明显的区域。（3）研究首先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北京市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发现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显着。建设用地蔓延是影响耕地圈层减少的最大因素,常住人口增加的需求是林地增加的核心动因,产业结构调整是林草面积增加的重要内因。从绿色空间的景观格局看,地区总产值和常住人口数量对绿色空间破碎化具有显着影响,城市蔓延与绿色空间多样性水平高度负相关,第二产业占比与绿色空间连接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四环外、东酒仙桥、西苑和清河边缘集团成为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指数演变影响最大的区域。（4）研究还探讨自然因素对于北京市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发现自然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其作用相对是静态的。从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的空间差异看,高程对中心城西北地势较高区域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起到限制作用。（5）规划和政府决策机制对绿色空间空间结构形成具有积极指导作用。在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下,中心城第一道绿化隔离带绿环、平原造林面域空间等都初具规模。研究分析了绿地规划建设对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发现大型绿地规划建设对中心城局部绿色空间格局的演变起到极其明显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点状绿色空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未使得奥林匹克公园区域景观格局得到有效优化。线性绿色空间西郊三山五园绿道的建设对三山五园区域绿色空间景观斑块完整性、连接性和多样性上得到一定优化。面状绿色空间中心城东部平原造林工程的实施明显减缓了绿色空间面积的流失过程。（6）研究提出绿色空间理想格局作为绿色空间优化格局的形式,以生态安全维护、游憩需求和文化遗产保护为目标,选取了高程与坡度等级、水域缓冲区、植被覆盖、农田、水土流失敏感性、地质灾害、绿色空间可达性、绿色空间500m服务半径覆盖人口密度、绿色空间使用频率与文化遗产10项指标构建绿色空间优化的高-中-低理想格局。结果表明:生态安全格局敏感性极高、较高、高和一般高的区域分别占中心城面积3.96%、7.51%、18.66%和69.70%。而游憩需求极高和较高的区域面积分别1307.87hm2和1669.76hm2,多为现状游憩资源。文化保护格局主要考虑了中心城文化遗产及其缓冲区的分布。将多因子仅叠加,获得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发现中心城绿色空间底线格局面积1630.52hm2,,满意安全格局面积20454.07hm2,理想格局面积40678.02hm2,占中心城总面积37.34%。随后对中心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判定空间联系,包括生态-游憩源地和源间连接-廊道。其中中心城关键生态源主要分布在中心城西北区域和东部,中心城关键游憩源分布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周边,以及西北郊部分历史名园。通过最小积累阻力分析,形成了 51条潜在廊道和28条现状廊道构成的生态廊道系统。还通过使用频率高、风景优美的线性廊道连接游憩需求高的游憩源地,进行游憩廊道构建,最终形成19条联系游憩源地的游憩廊道。（7）最后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自上而下的数量模拟优势和元胞自动机自下而上的空间模拟优势,对中心城绿色空间进行模拟预测,提出3种情景,模拟在绿色空间高、中、低理想格局下的中心城绿色空间时空变化,为绿色空间理想格局的实现提供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策略和空间优化策略。系统动力学模型结果表明,若北京市中心城继续保持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绿色空间总体面积继续减少,但可以实现绿色空间低理想格局的面积需求。若实现情景1,当北京市中心城人口在第19个步长为929万,GDP保持平均6.1%的增长率时,可实现绿色空间中理想格局的绿色空间面积需求。若实现情景2,当北京市中心城人口在第19个步长减少到859万,GDP平均增长率降低到4.9%时,可实现绿色空间高理想格局的绿色空间面积需求。元胞自动机对北京市中心城2035年绿色空间的模拟结果表明,当对照情景继续保持现有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时,2035年大量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当情景1模拟绿色空间中理想格局,绿色空间的斑块密度、景观形状指数、边缘密度都高于对照情景和情景1。当情景2模拟绿色空间高理想格局,到2035年各类用地最明显的变化是建设用地面积出现降低,林地、草地和湿地及水域出现增加趋势。绿色空间破碎度明显下降,而绿色空间连接度和多样性指数也明显提升,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空间明显得到优化。研究通过规划政策老城遗址公园环、一道城市公园环、二道郊野公园环、楔形绿廊、南北中轴生态空间和小微绿地的规划政策建议促进关键生态、游憩空间和廊道的建设。最后,研究以北京市中心城“留白增绿”的实践为例,通过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指导其实施与落地,促进本研究的实践应用。
刘美[4]（2017）在《非政府组织（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公众参与逐渐成为我们身边的日常。非政府组织（NGO）作为公众参与的主力军之一,积极参与到社会各项事业当中。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因其综合性的特点,涉及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的研究,同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本文旨在研究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借鉴优秀经验,结合我国保护现状开展保护实践,在既有资料和案例的分析基础上尝试搭建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型,同时为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寻求新的思路和实践方向。国外NGO较早的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来,其公民社会的成熟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实施为其参与保护准备了必要条件。我国1922年,考古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NGO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始,经历三个阶段,发展一波三折。目前NGO参与保护形式多样,缺乏机制建设,工作模式不够规范;同时在不断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实际案例,持续为建筑遗产保护事业持续做出贡献。论文结合建筑遗产保护与管理理论,从非政府组织角度将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案例的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其实践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首先,通过采用文献调研（研究成果和网络信息）、参与实践与人物访谈、对比分析和归纳总结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发现目前学术界对NGO参与下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的空缺。其次,本文详细对各国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分析,总结其突出特点和优秀经验;并且对跨国组织参与下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进行梳理总结,主要包括各组织的成立与发展,世界遗产保护网络框架以及保护实践成果等。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从NGO参与下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分类进行梳理归纳,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机遇,总结NGO参与保护的优势以及思考NGO参与下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建设。最后,在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城乡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贵州屯堡工作营”的特点及保护实践模式进行解析,分析总结其保护建筑遗产的优势和问题。研究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模式对有助于搭建完整的建筑遗产保护体系,为文化遗产保护凝聚更多社会力量的同时,也为今后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起到抛砖引玉和借鉴作用。让NGO成为遗产保护中的助力成员,同时为建筑遗产保护研究又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师丽娟[5]（2016）在《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农业工程是将工程技术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农业生产、加工以及农村生活与生态环境维护和改善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工程技术对实现农业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中外农业工程学科以其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具有一定的共性,又因中国农业工程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较晚而致中外学科所关注具体问题及发展阶段产生一定的差异。分析比较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工程学科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可为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为此,论文以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历史演进为主线,从纵横两个维度对农业工程学科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研究,基于国内外学科发展规律,建构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创新发展框架,为学科科研队伍建设与优秀人才培养提供支撑,以此推动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运用积累变革规范理论,系统分析了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创建、发展及变革历程,归纳总结了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中外学科遵循相同的发展规律,学科发展过程呈现出周期性波浪式前进的态势,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2）运用内生型与外生型发展理论,分别对中外学科启动时间、形成条件、推动力量、发展路径等进行了分析与比较。研究表明,欧美农业工程学科属于先发内生型发展模式,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属于后发创新型发展模式。（3）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与可视化知识图谱技术,从科学研究视角可视化揭示并比较分析了中外学科知识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研究表明,中外农业结构不同造就学科研究各有侧重；动力与机械等学科传统研究领域中外出现关注度相对下降现象；中国追赶国际学科前沿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智能农业等新兴研究主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学科创新动力虽明显加强,仍需在原始创新方面进行重点突破。（4）运用文献研究与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外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两种模式的有机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应立足地域需求,创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国外通识教育强调知识的广度,课程内容更趋多元化,国内则强调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教育。中国应通过强化基础理论教学,文理并重,积极推进通识教育课程改革。（5）探讨了中外高等工程教育最新变革趋势以及农业工程学科创新发展面临的环境。研究表明,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与欧美CDIO工程教育模式指导思想高度一致,二者为农业工程学科创新发展提供了方向。农业工程学科的创新应遵循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实际工程为背景,以工程技术为主线,提高学生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通过深化企业与高校合作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崔峰[6]（2013）在《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响应 ——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与物质保障。在一定地域条件下,人口（Population）、资源（Resource）、环境（Environment）、经济（Economy）构成开放复杂的动态巨系统（PREE系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则是这个巨系统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利用土地创造物质财富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也是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变化作为全球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表现、作为研究自然与人文过程的理想切入点,越来越受到国际科学界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其研究内容也从全球气候变化效应扩展到不同空间尺度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过程、驱动机制及资源、生态环境效应等多方面。其中,LUCC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与评价、LUCC的微观机理与过程研究是当前LUCC研究的两个热点。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程度等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不同特点。选择较小空间范围的典型区域进行研究,是深入分析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时空变化规律、驱动力及生态环境效应的有效途径。城市边缘区作为地处城乡交错地带的LUCC典型区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建成区与乡村腹地的特殊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和机制。无论从时间尺度还是从空间尺度上看,城市边缘区都是研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天然实验室和最佳尺度。因此,加强具有不同地域和土地利用特征的城市边缘区LUCC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的研究,既能为有关部门提供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及机制的信息,进而为采取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对进一步夯实区域LUCC研究基础,深化中国LUCC研究及城市边缘区LUCC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江宁区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南京市城市边缘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土地利用变化明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日俱增,是进行区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动态变化、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响应研究的典型案例。有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研究的基础理论,分析了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特点、功能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南京市城市边缘区——江宁区实例,遵循“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生态环境响应”的研究路径,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法、动态分析法、模型构建法、定量分析法等,分别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响应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及具体研究方法如下: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包括城市与乡村、郊区、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区和城乡交错带,阐明了本研究使用“城市边缘区”这一表述的原因;其次,基于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特点与功能的分析,揭示了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互动机理;第三,通过引入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土地利用变化效益等指标或模型,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第四,在系统阐述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第五,从价值量（货币化）角度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响应进行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三种评价方法的比较,采用Costanza等的生态服务价值模型,并对谢高地等的“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和价值系数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进行评价;第六,从物质量（非货币化）角度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响应进行研究:基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引入“市公顷”概念,构建“市公顷”模型框架下的均衡因子与动态产量因子计算方法,并采用复种指数对耕地类生态足迹进行修正,进而定量评估江宁区1996-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足迹;第七,基于土地利用宏观结构调整和布局的视角,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在系统阐述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内涵、评估模型框架及方法的基础上,依据PSR模型框架构建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共27个指标）,并运用物元模型对江宁区2005-2010年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一方面,在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内、外两种作用力的共同影响下,生态环境不断演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会对土地利用变化发挥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作用。（2）1996-2010年,江宁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耕地、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土地面积明显减少,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林地面积明显增加,其它土地面积则变化很小;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总体上表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土地、耕地明显减少,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迅速增加,是江宁区15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趋势;15年间,江宁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总体上呈现出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增加、优势度减小、均匀度提高的特点,反映出人类活动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干扰程度不断加大。（3）导致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差异等。其中,人口增长是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中最具活力的驱动力之一;经济增长是推动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工业化和城镇化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差异巨大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率指数,促使江宁区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总之,城市向外扩张力和城市边缘区内部作用力均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有重要影响,其本质是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对不同用地类型间边际效用的比较。（4）1996-2010年,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趋于减少,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15年间,江宁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水文调节和废物处理的生态服务价值降幅最大,仅原材料供给价值呈稳定增长态势。（5）15年来,江宁区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均在降低,生态赤字较为明显。其中,2010年江宁区总的生态赤字达75.42466×104hm2,相当于当年江宁区总生态承载力的722.47%,即全区生态足迹已经超过其生态承载力的7.22倍,表明江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也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6）2005年之后,政府的各项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产生了明显的生态环境绩效,6a中江宁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整体上呈“安全”状态,但安全水平较低,需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其中,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量、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单位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人均水资源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等对江宁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有重要作用;而单位耕地薄膜用量、环境治理完成投资总额占GDP比例、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指标则是制约江宁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因素;（7）建议从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强化生态用地保护、优化土地利用配置模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改善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张辉[7]（2010）在《国际政治视野下的太空合作》文中研究表明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太空领域并拥有自己的空间设备,航天技术及活动给人类带来的利益也越来越大。但是鉴于开发太空所需耗费的巨大资源、金钱和技术力量,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完成,国际太空合作成为必然的选择和发展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国际太空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和发展上的利益更是不言而喻的。此外,由于太空领域的独特性质,有效的国际太空合作对于维护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轴、对于促进全球治理和推动区域一体化、对于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纵观太空史的发展可以发现,国际太空合作的进行并不是一番风顺的,而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伴随着国际太空竞争而时起时伏。这与世界各国对太空合作的需求是很不相符的。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开发利用太空的行为,无非是人类社会地面活动在外层空间的延伸。因此,太空领域的国家互动同样发生着我们在国际政治进程中所经历的一切:权力与利益之争、意识形态冲突、民族主义、不平等,国家安全问题,南北问题,合作与一体化,援助与制裁等。太空时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时代,国家用什么样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它们的行动以处理国际太空的事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国际太空体系的格局,并影响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看,太空问题是安全问题,涉及的主要是太空竞争、大国争霸、以及以权力为核心的体系变迁等内容,尽管现实主义承认太空合作的存在,但认为这种合作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在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冷战时期,太空政治的主题是竞争而不是合作。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合作是太空体系发展的趋势,对国际太空机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更关注进程性因素,认为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价值体系、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对于航天政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国际太空体系,则是由持有不同观念、思想、文化价值观并遵循不同模式行为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动共同构建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代太空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带来的不平等后果和现状,能够一针见血地阐明国际太空合作和国际太空机制“平等”原则的不现实性。总体上来说,影响国际太空合作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五个:（太空）实力、利益、认同、国际环境和国际机制。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并相互作用,其中实力是合作的基础;利益是决定性的动力;国际环境和认同是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是重要的干预变量,因为二者决定利益内容的变化方向,它们有时使利益要素促进合作,有时使利益要素阻碍合作;稳定良好的机制能够促进并推动国际太空合作的发展。然而,它们并非都同时发挥同等的效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合作领域、依据不同合作伙伴,某些因素可能起到主导作用。人类太空活动的现实充分验证了这些理论。1957年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但从1957年到1969年间,太空合作除了在基本原则以及一些基础科学领域外,几乎没有取得有实质意义的合作成果。实力、利益、认同的原则无疑是太空时代初期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冷战的国际环境对于当时国际太空合作的成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美苏争霸呈现新态势,国际太空体系多级化初露端倪:美苏调整太空战略,两国之间逐渐展开实质性的航天合作,并深化同各自阵营内部的合作;一体化进程推动欧洲国家创建了世界上首个政府间国际太空合作组织——欧空局;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开始从整体上关注自己在太空体系的利益。90年代后,自由主义的新趋势推动国际太空合作大规模纵深发展,经济因素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在国际太空合作中起到更大作用,太空商业化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太空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传统航天强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之外,许多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广泛地参与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太空合作,合作的主体更多元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走独立自主发展与参与国际合作并重的航天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太空领域,国际社会经过近60年的共同努力,逐渐建立了一套协调和维护世界各国太空活动的利益、促国际合作、维护太空秩序的国际机制。总之,国际太空互动历来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但时代的发展需要国际太空合作不断加强,其途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型国家对国际太空合作的广泛、深入的参与,从整体上提高世界各国的太空实力;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培育积极的认同观念;完善国际太空机制的建设;强化联合国在国际太空合作中的作用。在具体推动与相关国家的太空合作时,遵循从初级领域入手,向高级领域发展的步骤;采取多渠道、多层次的合作方式。
宫笠俐[8]（2010）在《冷战后日本环境外交决策机制之研究 ——以《京都议定书》的批准为中心》文中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环境议题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日本在环境外交领域中的议题涉猎广泛,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本论文选取了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的外交政策作为案例研究。论文根据其政策的演变将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国际气候谈判初期、京都会议期间和《京都议定书》的批准时期。本论文关注的问题是：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不同阶段经历了怎样的政策演变过程?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经历的政策转变背后的因素有哪些？由于日本的能源利用十分有效,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低,相对于其它工业国家,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对日本而言可谓成本高昂。而日本也深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有目标再分配原则,因此,欧盟完成减排任务相对比较容易。另外,1990年作为基准年对欧盟完成减排目标也十分有利。日本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初期也不例外。而在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日本国内产生了是否跟随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争论：一方意见认为,日本应该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展示出领导者的姿态,即使美国退出日本也要批准“议定书”；另一方意见则认为,日本应该和美国保持政策一致,只有美国批准了,日本才能批准。然而,日本最终却选择了批准“议定书”,表现出与美国外交政策少有的“不一致”。是哪些因素促使日本最终同意批准“议定书”?如何来解释日本对《京都议定书》的立场?如何对冷战后日本的环境外交做出评价?本论文从外交决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的政策演变过程。本论文认为,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经历了消极→徘徊→积极的政策过程。外务省、环境省（环境厅）和经济产业省（通商产业省）之间的政策交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基本态度；日本国内的政治家、产业界、非政府组织等的态度以及来自外界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政策。日本除了受其环境外交的政治目标驱使之外,日本的非政府组织、国内民众力量的推动以及来自欧盟的压力,都是促使日本最终选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另外,日本产业界的让步也是保证日本最终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原因。
中国海洋协会[9]（2009）在《中国海洋学会30年开拓创新 推进海洋科技事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2009年7月29日,是中国海洋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日。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中国海洋学会来说,却是一段凝结着对海洋事业不懈追求的不平凡岁月。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汪德昭、任美锷、刘恩兰、罗钰如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和领导同志的积极倡议与大力推动下,经过几年的周密筹备与不懈努力,1979年7月29日,中国海洋学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大连召开,正式宣告中国海洋学会成立。
杜卓才[10]（2009）在《逆作法施工中节点的处理及质量控制》文中提出着重介绍深基坑逆作法施工中地下结构的梁、板、墙与地下连续墙连接节点的具体做法及质量控制。
二、2002年国际亚太环境遥感学术大会在杭州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国际亚太环境遥感学术大会在杭州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思潮视角下的中国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内容及资料来源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已有研究及评述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2 社会文化思潮视角下的20世纪80年代风景园林 |
| 2.1 “美学热”的发展及园林美学与艺术研究热潮 |
| 2.2 “文化热”的兴起及传统园林重新探讨的动因 |
| 2.3 “旅游热”的产生及风景名胜区事业的起步 |
| 2.4 “生态观”的确立及城市绿地建设思路的转型 |
| 3 美学与艺术的求索:“美学热”浪潮下的园林美与园林艺术理论研究 |
| 3.1 园林美与园林艺术内涵的阐释 |
| 3.2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审美观念的认识 |
| 3.3 现代园林艺术创作理论体系的建构 |
| 3.4 山水美学与景观美学的初步探索 |
| 3.5 小结 |
| 4 传统的复归与反思:“文化热”兴起下的传统园林理论研究与现代实践 |
| 4.1 传统园林理论及方法研究的拓新 |
| 4.2 现代公园中的传统转译:以松江方塔园为例 |
| 4.3 宾馆庭园中的园林传统与现代建筑理念的交织 |
| 4.4 境外“中国园”中的传统园林文化输出与再现 |
| 4.5 遗产保护视野下古园修复与重建中的物质及精神传承 |
| 4.6 小结 |
| 5 保护与开发的博弈:“旅游热”背景下的风景名胜区规划理论与实践 |
| 5.1 美国国家公园理论的引入 |
| 5.2 风景资源评价方法的阶段性求索 |
| 5.3 分级保护思想与结构体系的建立 |
| 5.4 融人工于自然,融文脉于场所:风景设计理念求新 |
| 5.5 小结 |
| 6 整体与系统的理念:“生态观”引领下的城市绿地建设理论与实践 |
| 6.1 城市绿地分类的调整 |
| 6.2 城市绿地定额及计算方法的更新 |
| 6.3 生态平衡主导下绿地系统布局优化 |
| 6.4 人工植物群落及立体绿化形式探索 |
| 6.5 小结 |
| 7 结论与不足 |
| 7.1 论文创新点 |
| 7.2 研究结论:改革开放浪潮下中国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的转型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表来源 |
| 附录1 风景园林专家口述史访谈录 |
| 附录2 20世纪80年代风景园林大事记表 |
| 附录3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2）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点 |
| 第2章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产生的现实背景 |
| 2.1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产生的国际背景 |
| 2.1.1 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 |
| 2.1.2 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全球共识 |
| 2.1.3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全球大势所趋 |
| 2.2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产生的国内背景 |
| 2.2.1 国内生态危机仍十分严峻 |
| 2.2.2 传统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 |
| 2.2.3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
| 2.2.4 美好生态环境是人民更高层次的需要 |
| 2.2.5 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重要的大国责任 |
| 第3章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过程、内涵及特征 |
| 3.1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过程 |
| 3.1.1 “两山理论”: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 |
| 3.1.2 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发展 |
| 3.1.3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成熟 |
| 3.2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 |
| 3.2.1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 |
| 3.2.2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内容 |
| 3.3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特征 |
| 第4章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思想渊源 |
| 4.1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
| 4.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4.1.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 |
| 4.1.3 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两重性作用 |
| 4.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
| 4.2.1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
| 4.2.2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 |
| 4.2.3 佛教“众生平等”思想 |
| 4.3 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 |
| 4.3.1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4.3.2 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4.4 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思想 |
| 4.4.1 毛泽东的朴素绿色发展思想 |
| 4.4.2 邓小平的协调发展思想 |
| 4.4.3 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
| 4.4.4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
| 第5章 发达国家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 |
| 5.1 美国积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
| 5.1.1 美国政府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相关法案 |
| 5.1.2 美国政府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
| 5.1.3 美国政府大力推进绿色采购 |
| 5.1.4 美国政府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
| 5.2 欧盟推进绿色发展多领域的协调与整合 |
| 5.2.1 欧盟制定并启动绿色规划 |
| 5.2.2 欧盟积极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
| 5.2.3 欧盟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 |
| 5.2.4 欧盟强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
| 5.2.5 欧盟鼓励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
| 5.3 日本加快建立低碳社会 |
| 5.3.1 日本政府加快经济绿色化转型 |
| 5.3.2 日本政府促进绿色技术开发创新 |
| 5.3.3 日本政府推进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
| 5.3.4 日本政府建立促进绿色发展的监管体制 |
| 5.3.5 日本政府积极开展绿色发展国际合作 |
| 第6章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 |
| 6.1 建立绿色发展制度和健全绿色发展体系 |
| 6.1.1 以绿色发展为核心,实施新型立法模式 |
| 6.1.2 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
| 6.1.3 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
| 6.1.4 确立生态红线制度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
| 6.1.5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和绿色发展激励、约束制度 |
| 6.2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
| 6.2.1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绿色发展程度 |
| 6.2.2 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优化 |
| 6.2.3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绿色转型 |
| 6.3 推进科技的绿色创新发展 |
| 6.3.1 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经济发展难题 |
| 6.3.2 利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
| 6.4 树立绿色价值观 |
| 6.5 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和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对象与时间节点 |
| 1.3.1 北京市中心城 |
| 1.3.2 绿色空间 |
| 1.3.2.1 绿色空间的定义 |
| 1.3.2.2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 |
| 1.3.3 绿色空间格局 |
| 1.3.4 研究时间节点的确定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绿色空间研究热点问题 |
| 1.4.1.1 绿色空间格局研究 |
| 1.4.1.2 绿色空间服务功能研究 |
| 1.4.1.3 重要绿色空间规划实践研究 |
| 1.4.2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相关研究进展 |
| 1.4.2.1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 |
| 1.4.2.2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方法进展 |
| 1.4.2.3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驱动机制的因素分类 |
| 1.4.2.4 北京市绿色空间格局的演变驱动机制研究进展 |
| 1.4.3 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研究进展 |
| 1.4.3.1 空间格局优化的概念 |
| 1.4.3.2 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的方法 |
| 1.4.4 基于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的土地面积和空间模拟预测相关研究进展 |
| 1.4.4.1 土地模拟预测 |
| 1.4.4.2 土地模拟预测的研究领域 |
| 1.4.4.3 土地模拟预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
| 1.4.5 研究进展评述 |
| 1.5 研究内容 |
| 1.5.1 发现问题-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 |
| 1.5.2 问题机制-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 |
| 1.5.3 优化目标-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构建 |
| 1.5.4 解决问题-提出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策略 |
| 1.5.5 实践应用-北京市五环内“留白增绿”的实践应用 |
| 1.6 技术路线 |
| 2 研究框架 |
| 2.1 研究数据 |
| 2.1.1 遥感数据 |
| 2.1.1.1 遥感数据来源及处理软件 |
| 2.1.1.2 遥感数据校正和融合 |
| 2.1.1.3 遥感解译标志 |
| 2.1.1.4 遥感信息解译 |
| 2.1.1.5 遥感精度检验 |
| 2.1.2.6 遥感制图 |
| 2.1.2 社会经济数据 |
| 2.1.3 自然数据 |
| 2.1.3.1 天气气象数据 |
| 2.1.3.2 土壤数据 |
| 2.1.3.3 地形数据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绿色空间的面积演变分析-动态度计算 |
| 2.2.2 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转移矩阵模型 |
| 2.2.3 绿色空间的空间结构演变分析-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
| 2.2.3.1 景观格局指数的选取 |
| 2.2.3.2 景观格局指数的计算方式及其意义 |
| 2.2.4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 |
| 2.2.4.1 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
| 2.2.4.2 方法原理 |
| 2.2.4.3 建模步骤 |
| 2.2.4.4 结果的有效应检验 |
| 2.2.5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
| 2.2.5.1 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
| 2.2.5.2 方法原理 |
| 2.2.5.3 加权权重的计算方式 |
| 2.2.5.4 回归结果的有效应检验 |
| 2.2.6 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构建、最小积累阻力模型 |
| 2.2.6.1 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构建的方法 |
| 2.2.6.2 最小积累阻力模型 |
| 2.2.7 绿色空间的面积模拟预测分析-系统动力学模型 |
| 2.2.7.1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本构成和原理 |
| 2.2.7.2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模步骤 |
| 2.2.8 绿色空间的空间模拟预测分析-元胞自动机模型 |
| 2.2.8.1 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基本构成 |
| 2.2.8.2 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建模步骤 |
| 3 研究区域概述 |
| 3.1 研究区域自然与社会概况 |
| 3.1.1 气候概述 |
| 3.1.2 地形地貌 |
| 3.1.3 水文 |
| 3.1.4 植被 |
| 3.1.5 经济发展概述 |
| 3.2 历史概述—西周以来的北京市山水格局与绿色空间变迁 |
| 3.2.1 概述 |
| 3.2.1.1 北平湾 |
| 3.2.1.2 自然水系 |
| 3.2.2 西周至唐-地理条件决定的城市景观营建 |
| 3.2.2.1 地理条件决定的城市兴起 |
| 3.2.2.2 围绕农业灌溉的水利初兴 |
| 3.2.2.3 与自然山水相依的景观格局 |
| 3.2.3 辽金元-基于人工水利建设的城市景观发展 |
| 3.2.3.1 人工干预下的漕运开发 |
| 3.2.3.2 城市与宫苑的营建 |
| 3.2.4 明-集中于城市内部的景观建设 |
| 3.2.4.1 城池与宫苑建设 |
| 3.2.4.2 水源及水系的改变 |
| 3.2.4.3 运河的衰落 |
| 3.2.4.4 园林与风景区的建设 |
| 3.2.5 清-水利工程的西移与其带动下的景观建设 |
| 3.2.5.1 清代水利工程 |
| 3.2.5.2 京西稻与农田灌溉 |
| 3.2.5.3 集中于京西郊的园林建设 |
| 3.2.6 民国时期与建国初期-城市景观建设的停滞与新生 |
| 3.2.6.1 公园开放运动 |
| 3.2.6.2 民国初期的行道树种植风潮 |
| 3.2.6.3 城市规划的探索 |
| 3.2.6.4 “大地园林化”的狂热建设期 |
| 3.2.6.5 “文革”期间的绿化破坏 |
| 3.2.6.6 绿色空间规划的规范化及发展 |
| 4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分析 |
| 4.1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的面积演变分析 |
| 4.1.1 绿色空间的面积组成对比分析 |
| 4.1.2 不同类型的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分析 |
| 4.2 北京市中心城不同时期绿色空间的转换分析 |
| 4.2.1 1992年-2000年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 |
| 4.2.2 2000年-2008年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 |
| 4.2.3 2008年-2016年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 |
| 4.2.4 1992年-2016年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 |
| 4.3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景观格局的演变分析 |
| 4.3.1 绿色空间单元特征的时空演变分析 |
| 4.3.1.1 斑块数量(NP) |
| 4.3.1.2 斑块类型面积(CA) |
| 4.3.1.3 平均斑块面积(MPS) |
| 4.3.1.4 斑块类型面积百分比(PLAND) |
| 4.3.2 绿色空间破碎化的时空演变分析 |
| 4.3.2.1 斑块密度(PD) |
| 4.3.2.2 最大斑块指数(LPI) |
| 4.3.2.3 景观形状指数(LSI) |
| 4.3.2.4 边缘密度(ED) |
| 4.3.3 绿色空间连接度的时空演变分析 |
| 4.3.4 绿色空间多样性的时空演变分析 |
| 4.4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演变中的问题 |
| 4.4.1 绿色空间面积严重萎缩、关键绿地空间流失 |
| 4.4.2 绿地绿色空间“大空间少而孤立、小空间分散,连接性不佳” |
| 4.4.3 绿色空间综合功能尚未达到市民需求 |
| 4.5 本章小结 |
| 4.5.1 各类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呈现“三减一增” |
| 4.5.1.1 耕地面积呈现大面积圈层减少 |
| 4.5.1.2 林地面积呈现局部波动式点状增加 |
| 4.5.1.3 草地面积呈现少量稳定增加 |
| 4.5.1.4 湿地及水域面积出现降低 |
| 4.5.2 各类绿色空间面积转换趋势明显 |
| 4.5.2.1 耕地面积多转向建设用地、林地 |
| 4.5.2.2 草地面积转自耕地、建设用地 |
| 4.5.3 绿色空间整体景观格局呈现破碎化和异质化趋势 |
| 4.5.3.1 耕地呈现破碎化、湿地及水域呈现形态简单化 |
| 4.5.3.2 林地、草地呈现连片化和完整化 |
| 5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社会经济因素 |
| 5.1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子选择 |
| 5.1.1 驱动因子的选择原则 |
| 5.1.1.1 因子的代表性 |
| 5.1.1.2 数据的可获取性 |
| 5.1.1.3 因子间的独立性 |
| 5.1.2 驱动因子的分类 |
| 5.2 社会经济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社会经济因素对各类型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1 社会经济对耕地面积的影响 |
| 5.2.1.2 社会经济对林地面积的影响 |
| 5.2.1.3 社会经济对草地面积的影响 |
| 5.2.1.4 社会经济对湿地及水域面积的影响 |
| 5.2.2 社会经济因素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2.1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总体斑块面积的影响 |
| 5.2.2.2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破碎化的影响 |
| 5.2.2.3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多样性的影响 |
| 5.2.2.4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连接度的影响 |
| 5.3 社会经济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差异分析 |
| 5.3.1 社会经济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回归结果 |
| 5.3.2 社会经济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
| 5.3.2.1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面积影响的空间差异 |
| 5.3.2.2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破碎化影响的空间差异 |
| 5.3.2.3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连接度影响的空间差异 |
| 5.3.2.4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多样性影响的空间差异 |
| 5.4 本章小结 |
| 5.4.1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显着 |
| 5.4.1.1 城市蔓延导致耕地圈层减少 |
| 5.4.1.2 人口聚集促进林地面积增加 |
| 5.4.1.3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林草面积演变 |
| 5.4.2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影响空间差异明显 |
| 5.4.2.1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加速绿色空间破碎化 |
| 5.4.2.2 城市蔓延与绿色空间多样性水平高度负相关 |
| 5.4.2.3 二产发展减弱绿色空间连接度水平 |
| 5.4.2.4 社会经济发展显着作用于边缘集团 |
| 5.4.2.5 研究期末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典型商圈绿色空间面积、多样性水平增加 |
| 6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自然因素 |
| 6.1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自然驱动因子 |
| 6.2 自然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 6.2.1 自然因素对各类型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 6.2.1.1 自然因素对耕地面积的影响 |
| 6.2.1.2 自然因素对林地面积的影响 |
| 6.2.1.3 自然因素对草地面积的影响 |
| 6.2.1.4 自然因素对湿地及水域面积的影响 |
| 6.2.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 6.2.2.1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总体斑块面积的影响 |
| 6.2.2.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破碎化的影响 |
| 6.2.2.3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连接度的影响 |
| 6.2.2.4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多样性的影响 |
| 6.3 自然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差异分析 |
| 6.3.1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回归结果 |
| 6.3.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
| 6.3.2.1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面积影响的空间差异 |
| 6.3.2.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破碎化影响的空间差异 |
| 6.3.2.3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连接度影响的空间差异 |
| 6.3.2.4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多样性影响的空间差异 |
| 6.4 本章小结 |
| 6.4.1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不显着 |
| 6.4.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起到限制作用 |
| 7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政策因素 |
| 7.1 绿色空间相关规划、政策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 7.1.1 绿色空间规划对绿色空间演变的影响 |
| 7.1.2 绿色空间相关政策对绿色空间演变的影响 |
| 7.2 园林规划设计建设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分析 |
| 7.2.1 点状空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
| 7.2.1.1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背景 |
| 7.2.1.2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规划建设概述 |
| 7.2.1.3 奥林匹克公园的主要景观类型变化分析 |
| 7.2.1.4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对奥林匹克公园区域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 7.2.1.5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对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 7.2.2 线性空间-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 |
| 7.2.2.1 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建设背景 |
| 7.2.2.2 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规划建设概述 |
| 7.2.2.3 西北郊三山五园区域的主要景观类型变化分析 |
| 7.2.2.4 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对三山五园区域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 7.2.2.5 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对北京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 7.2.3 面状空间-百万亩造林 |
| 7.2.3.1 平原造林建设背景 |
| 7.2.3.2 平原造林规划建设概述 |
| 7.2.3.3 中心城平原造林区域的主要景观类型变化分析 |
| 7.2.3.4 中心城平原造林对区域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 |
| 7.2.3.5 中心城平原造林对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7.3.1 规划、政府决策引导绿色空间空间结构形成 |
| 7.3.2 大型城市绿地规划建设推动局部绿色空间格局演变 |
| 7.3.3 多因素共同作用城市空间消长,复杂机制推动绿色空间动态演变 |
| 8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优化格局构建 |
| 8.1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优化目标-实现绿色空间理想格局 |
| 8.1.1 斑块的生态适宜性 |
| 8.1.2 人口游憩使用的需求性 |
| 8.1.3 文化遗产的传承性 |
| 8.2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的理想格局构建 |
| 8.2.1 生态安全格局 |
| 8.2.1.1 高程与坡度等级 |
| 8.2.1.2 植被覆盖 |
| 8.2.1.3 农田 |
| 8.2.1.4 水域缓冲区 |
| 8.2.1.5 地质灾害 |
| 8.2.1.6 水土流失敏感性 |
| 8.2.1.7 生态安全格局分区 |
| 8.2.2 游憩需求格局 |
| 8.2.2.1 绿色空间使用频率 |
| 8.2.2.2 绿色空间500m服务半径覆盖人口密度 |
| 8.2.2.3 绿色空间可达性 |
| 8.2.2.4 绿色空间游憩需求格局分区 |
| 8.2.3 文化保护格局 |
| 8.2.4 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分区 |
| 8.3.4.1 绿色空间低理想格局-底线 |
| 8.3.4.2 绿色空间中理想格局-满意 |
| 8.3.4.3 绿色空间高理想格局-理想 |
| 8.3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的关键空间识别 |
| 8.3.1 关键生态-游憩源的识别 |
| 8.3.1.1 关键生态源 |
| 8.3.1.2 关键游憩源 |
| 8.3.2 关键生态廊道的识别 |
| 8.3.2.1 生态源地的确定 |
| 8.3.2.2 设定阻力值,构建阻力面 |
| 8.3.2.3 关键生态廊道的构建 |
| 8.3.3 关键游憩廊道的识别 |
| 8.3.3.1 游憩源地的确定 |
| 8.3.3.2 潜在游憩廊道载体 |
| 8.3.3.3 关键游憩廊道的构建 |
| 8.4 与总体规划的对比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9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的实现策略 |
| 9.1 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绿色空间面积 |
| 9.1.1 基于SD模型的社会经济-绿色空间面积复合模拟的构建思路 |
| 9.1.1.1 绿色空间模拟的因果反馈图构建 |
| 9.1.1.2 绿色空间面积模拟的方程构建 |
| 9.1.1.3 绿色空间面积模拟模型的精度检验 |
| 9.1.2 社会经济-绿色空间面积复合模拟和优化调控建议 |
| 9.1.2.1 绿色空间面积模拟结果 |
| 9.1.2.2 绿色空间面积优化的情景设计 |
| 9.1.2.3 高-中-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实现的面积模拟结果 |
| 9.1.2.4 高-中-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实现的社会经济调控策略 |
| 9.2 依据自然基底优化绿色空间位置选择 |
| 9.2.1 基于CA模型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空间模拟构建思路 |
| 9.2.1.1 绿色空间空间模拟的转换概率 |
| 9.2.1.2 绿色空间空间模拟的转换规则 |
| 9.2.1.3 绿色空间空间模拟的检验和修订 |
| 9.2.2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的空间模拟结果 |
| 9.2.2.1 绿色空间的空间模拟结果 |
| 9.2.2.2 绿色空间高、中理想格局的空间优化结果 |
| 9.2.3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与国际大都市的对比 |
| 9.3 规划政策保证绿色空间关键空间实施 |
| 9.3.1 重塑人文历史风貌,构建老城遗址公园环 |
| 9.3.2 挖掘潜力空间,打造一道城市公园环 |
| 9.3.3 限制城市发展,推进二道郊野公园环 |
| 9.3.4 城乡环境绿色空间引入,形成楔形绿廊 |
| 9.3.5 打造城市自然轴线,增加南北中轴生态空间 |
| 9.3.6 引入城市森林,打造小微绿地 |
| 9.4 现场调研辅助绿色空间规划方案深化—以北京市中心城“留白增绿”的实施为例 |
| 9.4.1 “留白增绿”提出的背景 |
| 9.4.2 “留白增绿”实施导则 |
| 9.4.2.1 依据绿色空间理想格局确定腾退空间功能定位 |
| 9.4.2.2 各留白增绿空间类型的建设策略 |
| 9.4.3 现场调研生成节点方案-以海淀区小月河片区为例 |
| 9.5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 |
| 10.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 |
| 10.2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0.2.1 借助多源数据理清绿色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及作用力强弱 |
| 10.2.2 提出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概念,完善景观格局优化内容 |
| 10.2.3 引入面积和空间模拟模型,辅助绿色空间优化格局实现 |
| 10.3 本研究的应用前景 |
| 10.3.1 绿色空间格局优化方法支持生态红线划定 |
| 10.3.2 绿色空间模拟预测模型指导绿地系统规划方案比选 |
| 10.4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4）非政府组织（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NGO参与”相关概念 |
| 1.2.2 公众参与中的NGO起源和发展 |
| 1.2.3 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 |
| 1.2.4 国外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现状 |
| 1.2.5 国内NGO参与下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及内容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2 NGO参与下的国外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与经验 |
| 2.1 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 |
| 2.1.1 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起源 |
| 2.1.2 公民社会的发展 |
| 2.1.3 民主政治的实施 |
| 2.2 欧洲国家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与经验 |
| 2.2.1 英国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2.2.2 法国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2.2.3 西班牙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2.3 美国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与经验 |
| 2.3.1 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 |
| 2.3.2 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 |
| 2.3.3 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NGO类型及成效 |
| 2.4 日日本等东亚地区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与经验 |
| 2.4.1 日本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2.4.2 韩国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2.4.3 柬埔寨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2.5 本章小结 |
| 3 跨国NGO参与下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
| 3.1 《世界遗产公约》与世界遗产保护 |
| 3.1.1 《世界遗产公约》的解读 |
| 3.1.2 UNESCO引导下的世界遗产保护 |
| 3.2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框架 |
| 3.2.1 世界遗产保护组织的成立 |
| 3.2.2 世界遗产保护组织框架 |
| 3.3 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跨国NGO成果和经验 |
| 3.3.1“先导型”跨国NGO参与下的国际建筑遗产的保护 |
| 3.3.2“研究型”跨国NGO参与下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
| 3.3.3“专项型”跨国NGO参与下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
| 3.4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3.4.1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基本概况 |
| 3.4.2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建筑遗产的保护 |
| 3.4.3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主要工作成果 |
| 3.5 本章小结 |
| 4 NGO参与下的我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模式 |
| 4.1 NGO参与我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 |
| 4.1.1 第一阶段：1922 年——1995 年，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雏形期 |
| 4.1.2 第二阶段：1995 年——2004 年，NGO概念被引进和增长曲曲折期 |
| 4.1.3 第三阶段：2004 年——至今，蓬勃发展期 |
| 4.2 近十年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形式 |
| 4.2.1 “科研型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4.2.2 “民间型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4.2.3 “社区型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4.2.4 “专项型NGO”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
| 4.3 我国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
| 4.3.1 存在的问题 |
| 4.3.2 对策的设想 |
| 4.4 NGO参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势 |
| 4.4.1 相较于政府参与的优势 |
| 4.4.2 相较于个人和企业参与的优势 |
| 4.4.3 自身参与的优势 |
| 4.5 我国NGO参与的机制建设思考 |
| 4.5.1 政策机制的深化改革 |
| 4.5.2 法律机制的加强完善 |
| 4.5.3 教育机制的完善 |
| 4.5.4 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 |
| 4.6 本章小结 |
| 5 NGO参与下的建筑遗产保护案例分析—贵州屯堡工作营 |
| 5.1 屯堡工作营的起源 |
| 5.1.1 工作营的基本概念 |
| 5.1.2 屯堡工作营的起源 |
| 5.2 屯堡工作营相关组织基本概况 |
| 5.2.1 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基金会对工作营的发起 |
| 5.2.2 中国城乡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工作的开展 |
| 5.2.3 中国城乡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的工作成果 |
| 5.3 贵州屯堡工作营参与建筑遗产保护 |
| 5.3.1 以“建筑遗产保护”为目标的工作营活动 |
| 5.3.2 以“修旧如旧”为保护原则的保护修复设计 |
| 5.3.3 以“宣传教育”为目的的保护修复施工 |
| 5.4 工作营优势分析 |
| 5.4.1 全民参与的保护实践 |
| 5.4.2“功能置换”保护和利用传统民居建筑 |
| 5.4.3 学习国外NGO参与建筑遗产保护模式 |
| 5.4.4“传习”带动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 |
| 5.5 工作营的不足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结语和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部分组织官方网址 |
| C. 作者论文期间参与实践 |
| D. 组织信息梳理 |
（5）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d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述评 |
| 2.1 积累与变革规范 |
| 2.2 内生型与外生型发展理论 |
| 2.3 科学计量学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学科发展模式与规律 |
| 3.1 农业工程学科的缘起 |
| 3.2 学科发展阶段性特征 |
| 3.3 学科发展模式及演进规律 |
| 3.4 学科发展模式比较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科学研究视角的学科知识结构演化 |
| 4.1 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
| 4.2 国外可视化结果与分析 |
| 4.3 国内可视化结果与分析 |
| 4.4 中外知识结构演化之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的演变 |
| 5.1 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 |
| 5.2 中国农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 |
| 5.3 中外农业工程课程体系之变迁 |
| 5.4 中外农业工程课程体系比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工程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
| 6.1 学科专业、学位制度及专业认证 |
| 6.2 欧美CDIO工程教育模式 |
| 6.3 中国特色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
| 6.4 中国农业工程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变革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进一步研究设想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不足和进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6）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响应 ——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1.5 研究区域概况 |
| 1.5.1 地理位置与范围 |
| 1.5.2 自然地理概况 |
| 1.5.3 社会经济与环境概况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评述 |
| 2.1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研究 |
| 2.1.1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特征研究 |
| 2.1.2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问题与对策研究 |
| 2.1.3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动态演化及机理研究 |
| 2.1.4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扩展模式研究 |
| 2.1.5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研究 |
| 2.2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 |
| 2.2.1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单要素的影响研究 |
| 2.2.2 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综合生态效应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市与乡村 |
| 3.1.2 郊区 |
| 3.1.3 城乡结合部 |
| 3.1.4 城市边缘区 |
| 3.1.5 城乡交错带 |
| 3.2 城市边缘区范围识别 |
| 3.3 基础理论 |
| 3.3.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3.3.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3.3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
| 3.3.4 系统理论 |
| 第4章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特点、功能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1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特点 |
| 4.1.1 土地利用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 4.1.2 土地利用结构的不稳定性和可变性 |
| 4.1.3 土地利用景观的异质性 |
| 4.1.4 土地利用生产力的高效性 |
| 4.1.5 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
| 4.2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功能及其演变 |
| 4.2.1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功能 |
| 4.2.2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功能的形成及演变 |
| 4.3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3.1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关系发展演进 |
| 4.3.2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耦合协调机制 |
| 第5章 江宁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
| 5.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方法 |
| 5.1.1 土地利用数量变化 |
| 5.1.2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
| 5.1.3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 |
| 5.1.4 土地利用变化强度 |
| 5.1.5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 |
| 5.1.6 土地利用景观特征变化 |
| 5.2 江宁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结果与分析 |
| 5.2.3 研究结论 |
| 第6章 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研究 |
| 6.1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辨识 |
| 6.1.1 自然生物驱动 |
| 6.1.2 经济增长驱动 |
| 6.1.3 技术进步驱动 |
| 6.1.4 制度、体制与政策驱动 |
| 6.2 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驱动因子分析 |
| 6.2.1 人口增长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
| 6.2.2 经济发展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
| 6.2.3 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
| 6.2.4 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差异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
| 6.3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模型构建 |
| 第7章 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研究 |
| 7.1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与类型 |
| 7.1.1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与内涵 |
| 7.1.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类型 |
| 7.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进展 |
| 7.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
| 7.3.1 能值分析法 |
| 7.3.2 物质量评价法 |
| 7.3.3 价值量评价法 |
| 7.3.4 三种方法的比较及本文研究方法的选择 |
| 7.4 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评价 |
| 7.4.1 当量因子与价值系数的修正 |
| 7.4.2 生态服务总价值测算 |
| 7.4.3 单项生态服务价值测算 |
| 7.4.4 生态服务灵敏度分析 |
| 7.4.5 结论与讨论 |
| 第8章 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足迹研究 |
| 8.1 生态足迹概念与研究背景 |
| 8.1.1 生态足迹的概念 |
| 8.1.2 生态足迹的研究背景 |
| 8.2 生态足迹模型及计算方法 |
| 8.2.1 生态足迹需求计算方法 |
| 8.2.2 生态足迹供给计算方法 |
| 8.2.3 生态赤字/盈余计算方法 |
| 8.3 江宁区土地生态足迹评价 |
| 8.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8.3.2 参数的选择与模型修正 |
| 8.3.3 生态足迹需求计算 |
| 8.3.4 生态足迹供给计算 |
| 8.3.5 结果分析 |
| 8.3.6 结论与讨论 |
| 第9章 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生态安全响应研究 |
| 9.1 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内涵 |
| 9.2 土地生态安全问题的表现 |
| 9.2.1 数量安全问题 |
| 9.2.2 质量安全问题 |
| 9.2.3 结构安全问题 |
| 9.3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模型框架 |
| 9.3.1 P-S-R概念模型 |
| 9.3.2 EES模型 |
| 9.4 江宁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 |
| 9.4.1 物元分析方法的引入 |
| 9.4.2 数据来源 |
| 9.4.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9.4.4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9.4.5 经典域及节域的确定 |
| 9.4.6 待评物元 |
| 9.4.7 结果计算与分析 |
| 第10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2.1 加强土地规划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 |
| 10.2.2 强化生态用地保护,构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
| 10.2.3 优化土地利用配置模式,合理控制城市过度扩张 |
| 10.2.4 加强土地生态环境建设,完善区域生态支持系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国际政治视野下的太空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一章 国际太空合作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际太空合作的理论基础 |
| 一、太空与地缘政治 |
| 二、太空活动与国际关系理论 |
| 第二节 国际太空合作的制约因素 |
| 一、太空合作中的实力因素 |
| 二、太空合作中的利益诉求 |
| 三、太空合作与认同 |
| 四、太空合作的国际环境 |
| 五、太空合作与国际机制 |
| 第二章 太空竞争的缘起与早期的合作 |
| 第一节 美苏早期的太空政策 |
| 一、太空时代发端的国际背景 |
| 二、苏联早期的太空政策 |
| 三、美国早期的太空政策与太空竞赛 |
| 第二节 冷战前期美苏在太空领域的有限合作 |
| 一、美苏初期太空合作的动力和意愿 |
| 二、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机制初步形成 |
| 三、美苏早期合作的困境与障碍 |
| 第三章 国际太空合作的发展 |
| 第一节 超级大国的太空合作 |
| 一、美国调整太空政策的背景 |
| 二、苏联太空政策的变化与太空合作 |
| 三、美苏双边太空合作 |
| 四、美苏争霸与两国的太空合作 |
| 第二节 欧洲一体化与国际太空合作 |
| 一、欧洲太空合作的背景与动力 |
| 二、欧洲初期航天合作的尝试 |
| 三、欧洲航天合作走向成熟 |
| 第三节 美欧之间的太空合作 |
| 一、60 年代初—80 年代初依附性的合作 |
| 二、80 年代中期以后寻求平等地位的合作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与太空合作 |
| 一、发展中国家视角下的太空体系 |
| 二、发展中国家的太空合作 |
| 第四章 冷战后国际太空合作的新趋势 |
| 第一节 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太空经济的兴起 |
| 一、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迁 |
| 二、太空商业化及太空经济的发展 |
| 第二节 美俄（苏）太空合作的深入发展 |
| 一、美苏太空合作的重启 |
| 二、美俄太空合作的进展 |
| 第三节 欧洲太空合作的新形式与新趋势 |
| 一、冷战后欧洲太空合作的背景 |
| 二、冷战后欧洲太空合作的新形式 |
| 三、欧盟的太空合作 |
| 第四节 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国际太空合作 |
| 一、传统航天联系的延续 |
| 二、新兴航天国家的国际合作 |
| 三、大型国际太空合作项目案例 |
| 第五章 中国的国际太空合作参与 |
| 第一节 中国早期的航天发展与国际合作 |
| 一、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驱动力 |
| 二、50 年代和60 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的航天合作 |
| 三、中国独立自主的航天发展之路 |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参与太空合作 |
| 一、新时期中国参与太空合作的基础 |
| 二、中国对国际太空合作的双边参与 |
| 三、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太空合作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太空合作中的制约因素 |
| 一、中国航天发展的实力因素 |
| 二、中国与航天强国的认同因素 |
| 第六章 国际太空机制与太空合作 |
| 第一节 国际太空机制的发展脉络 |
| 一、国际太空机制的含义 |
| 二、国际太空机制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际太空机制的构成 |
| 一、太空机制的国际法律体系 |
| 二、太空机制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国际太空机制与太空合作面临的问题 |
| 一、技术进步与机制发展之间的矛盾 |
| 二、太空体系的权力政治与平等原则的矛盾 |
| 三、太空军事化与和平原则的矛盾 |
| 第四节 国际太空机制的发展路径 |
| 一、国际太空合作与太空机制的前景 |
| 二、加强国际太空合作、振兴太空机制的途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冷战后日本环境外交决策机制之研究 ——以《京都议定书》的批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创新及其不足 |
| 第一章 外交决策模式及其评析 |
| 第一节 外交决策模式概述 |
| 第二节 日本外交决策的机制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环境问题与日本环境外交 |
| 第一节 环境外交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战后日本外交的选择与定位 |
| 第三节 日本环境外交的提出及其内涵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气候谈判与日本环境外交 |
| 第一节 环境外交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
| 第二节 国际气候谈判的启动与日本气候立场的形成 |
| 第三节 京都会议的召开与日本气候立场的转变 |
| 第四节 《京都议定书》的批准与日本新气候立场的提出 |
|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国内决策机制 |
| 第一节 日本国内行为主体的界定 |
| 第二节 国际气候谈判初期日本国内的决策过程 |
| 第三节 京都会议时期日本国内的决策过程 |
| 第四节 《京都议定书》批准时期日本国内的决策过程 |
| 小结 |
| 结语 对日本环境外交及其决策机制的评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逆作法施工中节点的处理及质量控制（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节点连接形式的选择 |
| 1.1 墙梁节点 |
| 1.1.1 预埋件焊接法 |
| 1.1.2 钻孔植筋法 |
| 1.2 墙板节点 |
| 1.2.1 预埋筋法 |
| 1.2.2 钻孔植筋法 |
| 1.2.3 设置沿墙边梁法 |
| 1.3 墙与基础底板节点 |
| 1.3.1 钻孔植筋法 |
| 1.3.2 预埋筋机械连接法 |
| 1.4 地连墙与内墙节点 |
| 2 节点部位的质量控制 |
| 2.1 制作钢筋笼平台的质量控制 |
| 2.2 钢筋笼制作的质量控制 |
| 2.3 地连墙导墙的质量控制 |
| 3 结论 |
四、2002年国际亚太环境遥感学术大会在杭州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思潮视角下的中国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方馨. 华中科技大学, 2020
- [2]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研究[D]. 庄莉. 华东理工大学, 2018(01)
- [3]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和优化研究[D]. 李方正.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4]非政府组织（NGO）参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D]. 刘美. 重庆大学, 2017(12)
- [5]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比较研究[D]. 师丽娟. 中国农业大学, 2016(08)
- [6]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响应 ——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D]. 崔峰. 南京农业大学, 2013(06)
- [7]国际政治视野下的太空合作[D]. 张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8]冷战后日本环境外交决策机制之研究 ——以《京都议定书》的批准为中心[D]. 宫笠俐. 复旦大学, 2010(11)
- [9]中国海洋学会30年开拓创新 推进海洋科技事业发展[J]. 中国海洋协会. 科技传播, 2009(03)
- [10]逆作法施工中节点的处理及质量控制[J]. 杜卓才. 科技传播, 20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