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市生态农业 刷新农业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童富智[2](2020)在《基于语料库的《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翻译语言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语料库翻译学理论作为研究框架,以2004年度至2018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汉语原文、日语译文以及与报告文本类型相近的日语原创文本作为语料,自建专用语料库,使用以语料库法、问卷调查法为代表的实证研究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通过探讨翻译共性、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考察《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的翻译语言特征问题,具体体现为分析翻译语言的词汇、句法、搭配和语义韵等方面的特征。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的词汇特征表现在词汇的总体特征、词汇的应用特征两个方面。研究表明,作为词汇的总体特征,报告日译文本词汇的类符/形符比值、词汇密度值高于文本类型相似的原创日语参照语料,反映出报告日译文本词汇的变化性较大,词汇应用相对复杂;报告日译文本的词汇出现次数分布均值低于日语参照语料,反映出日译文本词汇变化的多样性特征;报告的译文和原文前20位高频词呈现较高的对应关系,频率接近,存在词类活用的转换现象,表明译词有效传递了原文信息。词汇的应用特征表现在受原文影响,在日译文本的词汇中,含有略语、比喻、专有等典型的表达结构,具有相似的共性特征。对略语结构中的数词略语结构,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其日译特征,以翻译方法为切入点,探讨数词略语日译词汇的分类并分别探讨了各类数词略语的日译特征,对部分类别提出了规范性的日译方法。研究表明:报告日译文本的词汇呈现“显化”和“简化”的翻译共性特征,可以概括为:“语义显化”和“形式简化”。“语义显化”具体可分为:所指语义显化、功能语义显化;“形式简化”具体可分为:概念延续性形式简化、概念构成性形式简化。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的句法特征表现在句法的总体特征、典型语句结构应用特征两个方面。研究表明:在句法的总体特征方面,报告日译文本和日语参照语料的平均句长值相近,具有相似的句法特征,反映出报告日译文本的表达符合日语母语的表达习惯,能够起到良好的受众阅读效果。在典型语句结构应用特征方面,报告日译文本中,动词连用形联接分句的结构符合日语语言特征,可以传递报告原文分句间内含的语义逻辑关系信息。研究表明:报告日译文本的句法呈现“范化”的翻译共性特征。作为前沿问题探索,本研究以政府工作报告中实义动词“坚持”及其日语对应词「坚持(する)」为例,探讨了基于语料库的配搭和语义韵研究问题。研究发现,数据显示两词分别在相应的语料库中与搭配词形成不同的共选型式,两词分别形成的短语序列在形式、意义和功能方面虽有部分重合,但差异明显,指向不同的语义韵。研究表明,汉日短语的应用具有各自的形式、意义特征,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日译研究还需将功能作为考量标准。在研究总结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中央文献日译标准体系的对策思考。
周莹[3](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提出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赵跃[4](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提出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胡慧中[5](2020)在《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景观规划研究 ——以中卫市富硒苹果农业观光园为例》文中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农业在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的地位更为显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出现气温日益升高、地面蒸发加剧、降水波动较大、土壤干旱化严重等现象,对该地区农业的发展产生了越发不利的影响,使得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农业在社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西北干旱地区应基于当地特殊的生态环境条件,积极探索一条既经济又生态的农业发展新模式,以促进当地农业产业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观光园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结合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引进高效的科学技术和多元发展模式以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延伸农业发展的产业链,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业成为旅游发展的新载体,旅游成为农业增收的新途径,是一种具有较高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农业发展模式,符合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要求。该研究立足于西北干旱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特征,基于农业产业发展理论、旅游产业发展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等,同时融入低碳、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对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的规划设计进行研究,以形成关于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的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从而指导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资源的合理保护与利用。并以宁夏自治区中卫市富硒苹果农业观光园的规划为例,为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的规划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以推动西北干旱地区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当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实现西北干旱地区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通过对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景观规划理论和中卫市富硒苹果农业观光园规划设计实践等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在气候环境、产业发展、地形地貌、历史人文等方面均存在特异性,使得该地区农业产业和农业观光园也呈现一定独特的特征。(2)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园区,其景观规划涉及低碳农业、产业发展、景观生态学、园林美学、生态旅游学、景观规划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应遵循因地制宜、低碳环保、科学发展等原则。(3)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的景观规划设计可分为主题定位、景观环境形象、功能分区、景观系统规划和游憩项目规划等方面,合理安排观光园功能区和细节,使得农业观光园更加人性化,满足游客农业观光、知识学习、游憩体验等要求,达到“用、赏、游”各体系整体最优。(4)中卫市富硒苹果农业观光园是以当地富硒苹果产业发展概况和场地现状等为基础,遵循因地制宜、科学发展观以及生态、社会与经济三大效益相协调等原则,可分为苹果种植区、仓储加工区、生态防护区、游憩观光区、综合管理区、科技示范区等。通过系统地整合各个景观要素,合理安排观光园功能区和细节,将生态环境保护与景观设计结合在一起,营造美的景观视觉形式,给游客以最佳的视觉感受。
汤璇[6](2019)在《生态都市主义视角下设计竞赛中的城市空间更新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在存量规划的时代,城市空间的生态超载与生态退化趋势是目前城市发展与更新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传统的城市更新理论与方法已经难以应对今天日益复杂而尖锐的都市生态问题,“生态都市主义”作为一种回应城市生态问题的理念因而被提出并逐渐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设计竞赛作为先锋思想的试验田,汇聚了最前沿的理念、策略与手段,成为“生态都市主义”重要的设计实验与理念交流平台。因此,本文将通过近年来重要的“生态都市主义”设计竞赛,梳理并提炼其中的前沿思想与策略,以启示当前的城市更新实践。论文首先从时间维度梳理了近年生态都市主义竞赛理念的变化与关注点的转移,讨论了竞赛主题变化与相关理论及技术发展的相关性。其次,通过对竞赛中不同城市更新策略的归纳和分析,结合当下的未来城市研究理论,总结出四个具有时代性的城市空间更新趋向:从“全球化”到“本土化”,从“集中式”到“分布式”,从“传统式”到“信息化”,从“单一策略”到“整合重构”;并在此三种趋向的基础上归纳并演绎了三种创新性城市空间更新策略:“组团分布”与“资源整合”相结合,“资源生产”与“信息消费”相结合,“本土制造”与“信息全球化”相结合。最后,通过具体设计题目及方案的个案研究,对生态都市主义视角下设计竞赛中的城市空间更新策略进行具体性和实践性的探索。本文全面分析了生态都市主义视角下设计竞赛中的城市空间更新策略,演绎出适应未来城市空间更新的创新型策略与方法,揭示了具有时代性的城市更新趋向及其主要特征,并通过设计应用探索了创新型城市空间更新的实践意义。希冀以上研究可以为存量时代的城市空间更新和未来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理论、方法与实践提供新思路。
王朱杰[7](2020)在《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文中指出本论文选取劳动伦理作为进入乡土文学论述的关口,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境之中,劳动这一语词有其独特的历史意味。它既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成为执行阶级分层、推进革命在“暴力斗争”中前行的强劲的叙事动力,也在革命现代性实践全面铺开时升华为一个过于负重的哲学语词。而当时间进入1980年代,这样一种劳动伦理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仍然担纲了似曾相识的历史角色,使文学迁延为中规中矩的意识形态的演绎。即使在“共名”基本模糊的90年代,对于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作家来说,革命年代的劳动经历仍是组成其心理记忆的重要内容,厚积的劳动经验转化为他们最可宝贵的创作资源,为当时成为潮流的历史重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和饱满的情感蕴涵,甚至构成了他们观察、把握、认知时代现实的潜在思维角度。论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第一章主要围绕延安文学,从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劳动伦理对传统的借用和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在延安文学所描述的劳动伦理中,针对土地的劳动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农民“本分”,衍生出安土重迁、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等乡土性道德意义。所以,即便在一种政治外壳的包裹下,仍能看到乡土性劳动伦理的意义结构所发挥的某种限制、支撑作用。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欲建构的劳动伦理,仍是一种政治性伦理。在建构过程中,叙述者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入,抬升劳动的地位,使其由一个传统的具体的伦理范畴蜕变为现代性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一种农耕时代的乡土德性转化为政治德性,为建国后整体性、统制性政治经济结构下乌托邦劳动伦理的提出做了一种思想或者说逻辑上的准备。政治性劳动伦理在进入民间文化的意义场域时,往往通过对传统的借用,获得自身传播的合法性,同时,其本身质的规定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损耗,在落地之时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转换,在理解的同时被消解,最终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在劳动主体上,此时延安文学建构的是一种乡土性伦理主体,即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本分的“庄稼人”,在这个“庄稼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像后来“十七年文学”塑造的劳动新人身上那种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精神的现代二元对立,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克服,而是二者混融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灰色状态。第二章重点论述“十七年文学”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在这一时段,劳动伦理中政治德性的一面,即公共性的、诉诸彼岸的、精神性的劳动价值观不断克服利己性的、世俗的、物质化的乡土德性,直至定于一尊。劳动乌托邦伦理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借助了科学、性别解放、国家计划等现代性知识话语。“劳动光荣”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重要意义维度。“劳动”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是由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劳动本分”转换为国家政治所推崇的“劳动光荣”——一种政治品性,具有了传统道德价值之外的政治以及相应的美学价值。劳动改造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另一维度,它的目的在于改造、纯化、提升此岸人民的人性质素,重塑一种崭新的历史主体和阶级主体,以获得通往未来世界的通行证。遵循劳动乌托邦的伦理逻辑,“十七年文学”建构出一种无私的、完全“生产性”的阶级主体——劳动新人。对劳动新人的塑造和想象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焦虑支配下的“赶超心态”的反映,也出于应对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现实考量。第三章着眼于1980年代这一时段,以崩解和延续为关键词,剖析出解冻时期劳动伦理的拐点心态,一方面对革命年代的劳动乌托邦表现出修复、乃至重构的意图,但另一方面,劳动光荣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这一意义系统,而显现出传统乡土固有伦理的精神底色。“劳动改造”这样一种以人本身为对象的革命现代性实践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非但没有得到扬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归来者”的叙述中,得到一种改头换面的重新理解,由一种较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扩展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象征性语词。与“十七年文学”的乌托邦劳动不同,指向日常的、此岸的、以满足世俗欲求为旨归的“劳动致富”成为劳动伦理新的合法性依据。相应地,与“十七年文学”对土地动的推崇相反,在改革文学中,劳动的等级次序被反转,受到推崇的是脱离土地的商业劳动。与传统的小农生产相比,这种劳动形式能快速累积财富,显着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契合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种种物质想象。另外,在一个刚刚解冻的年代,对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被首先等同于市场化,市场语境中的商业劳动,一方面,会迅速累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达致国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被认为会生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人格,达到民强——个人现代化的目标。但这种有关劳动和精神关联的话语,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消费逻辑的推进,二者的破裂再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改造世界、劳动光荣、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现代化等等劳动的精神性后缀渐次弱化、凋落,而经济的面向日益凸显,蠕动在底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现代化尺度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始终没有跃进社会的中心,其身上也并没有生发一种与现代化劳动方式相伴随的、与传统人格从根本上相区别的现代性主体人格。相反,在一种实利主义时代氛围的裹挟下,被重新召回的人性原欲日益凸显其陈旧的、本我的底色,并渐渐显现出狰狞的一面,乃至搅动了历史文化传统中沉滓的泛起,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现代化乐观想象的最初的幻灭。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出场,先民们的生存样式或者劳动方式成为寻根文学文化分析的重要表征,其所内涵的伦理精神成为文化之根的重要隐喻。第四章横跨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重点围绕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从历史祛蔽、自为的劳动主体、揉入现实质地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说。在这类有着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文本中,曾由“十七年文学”所形塑的劳动乌托邦得以全面重述甚至是被颠覆。书写者从自我的体己经验和在场的乡土故事出发,将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历史叙述重新历史化,从劳动乌托邦的反现代性和乡土时间的空间化两个角度着手,将大写的、符号的、单向度的历史还原为小写的、具象的、纷芜的人性心相,将劳动乌托邦下的政治狂欢还原为一场场掺杂着或卑劣或崇高人性的生存折腾,呈现其迷狂、怪诞而又不乏激越的复杂面貌。与历史的重述相比,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捕捉到了劳动伦理在现实乡土中所发生的变异: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际改革叙事中得以张扬的劳动致富、致强的现代性想象被置换为商业化浪潮里的物欲竞逐,权力寻租和市场逻辑互为渗透又互为犄角,劳动在实现祛魅的同时,几乎褪尽了所有的政治抑或文化神性,对物质欲望永无止境、花样翻新的餍足成为其唯一的动力和效能尺度。在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中,劳动的肉体消耗本质得以刷新,劳动成为身体的劳动,身体也成为劳动的身体,劳动与身体互为抵抗又互为确证,在一种互文的意义上,历史风云中的乡土疼痛得以清晰传递,乡村因此由此前受难的客体跃居为受难主体。
曹烨[8](2019)在《临时性景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作用与价值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景观”为研究对象,以景观的“临时性”为课题,展开系统的学术研究。城市景观,是城市中超越所有“公共建筑”的最具开放潜力的空间。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荒废和待转型的旧有空间,需要借助“临时的方式”,实现灵活并有针对性的更新和变化。临时性景观,就是指具备这种性质的特殊且有效的城市景观形态。临时性景观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有效助力于城市的发展,回应人居环境发展过程中衍生的诸多问题,并顺势而为成为新时代空间营建、生活秩序、信息时尚及文化形态的崭新多维载体。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由以下层次构成:一、通过现场调研、场景体验、文献解读及资料梳理,确定课题的研究内容与边界。通过与“永久性景观”的多指标比对,确定两者在概念、形态、建构、功能、价值等各方面的差异与特征,并确立“临时性景观”这一选题的基础、轮廓及边界。二、临时性景观的硏究主要针对以下问题:1、城市中的碎片化空地(闲置地块、农业地、工业地、铁道附属地);2、与地权相关的法规、机制及可能性;3、环境保护与城市生态的应急问题;4、规划中存在的僵化和滞后;5、艺术和人文建设中急需融入的多种需求;6、原有景观概念的局限性;7、当下急需的城市空间活化;8、本课题研究应持的包容及开放性。三、临时性景观的硏究,应反思原有“景观设计理念”:景观,不是仅限于美好的感知和文学性的描述与演绎,不应仅限于建筑学意义的工程营造和艺术学意义的作品创作,而应审视永久性景观系统的局限,呼应城市空间不断显露的新的景观需求,从而有效处理暂时、应急、局限、效果等要素间的权重及路径,多目标、快应变、高精准、多元化地服务于城市肌体的方法与机制。四、临时性景观的硏究,应反思原有的“公共艺术理念”:公共艺术,不能仅限于艺术创作和作者个人经验,也不应仅追求作品的赏心悦目或是建造类似于雕塑的构筑物。公共艺术应与新型构建技术、数字及网络技术相结合,不局限于文化范畴并与社会需求有机地融合。公共艺术不应仅服务于文化形态,还应服务于法规、节事、商业、救灾等形态。五、临时性景观的硏究,应借助于实际案例的解析,以梳理临时性景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多种表现形态:通过对具“临时属性”的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梳理,分析临时性景观的实施策略与方法;借助于对大型城市节事活动的巡礼,完整认识临时性景观的积极性、系统性和有效性。通过认识临时性景观在综合介入城市公共空间中呈现的可能性、丰富性、多元价值,和对信息时代和多元环境的认知,揭示了临时性景观产生的必然性。同时,本文着重研究临时性景观理念在文化交流、信息传播、营商环境、灾后重建以及生态保护等领域的特殊作用与价值。六、临时性景观的硏究,应反思原有的“景观设计教育”理念:原有的景观教育专业仅按内容、表现形式区分,是基于艺术立场及以教师的个人经验为主。而当代的设计教育应密切结合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认识专业、调整专业、重构专业,从而集约教育资源。七、临时性景观,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丰富鲜明的界面、快速搭建的便利、以及材料和结构的可循环等特性,弥补了原有城市景观(永久性景观)概念的局限、问题和缺陷,极大地发展了新时代景观系统在理念、范围、功能、价值、建构及营运等方面的崭新内涵。
张家豪[9](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定光莉[10](2019)在《城市正义论》文中认为正义是城市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价值所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中国形势下,城市扩张和更新如火如荼。城市人群聚集、关系复杂,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市民权利实现不足;阶级结构与居住空间分异相勾连;身份认同难以建立;社会公共品分配不均衡……建立公平正义的城市社会是现实所需,旨在建立新型城市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机制,提高城市生活水平与人的幸福指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借鉴都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后现代城市理论等多重思想资源,按照实体基础——社会认识——实践机制——实例分析的路径研究城市正义的涉及问题以及表现形式,认为城市正义蕴含于城市公共关系的良性运行和市民个人的权利实现之中;营造风清气正、关系和谐、情感认同的城市氛围之中;多元主体参与、有效的城市治理之中,其根本目的在于城市为人的解放和自我实现提供条件。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文明的演化与城市社会的进步,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存在区分。古典城市时期,正义形式表现为“各司其职、臣服君主”;工业城市时期,正义形式表现为“人权至上、追逐利益”;时尚都市时期,正义形式表现为“文明多元、兼容并蓄”。城市的集聚效应和扩张效应引发了学者对城市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绝妙地说明了城市史和阶级形成的关键特性,在城市发展历史的背景下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的解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家从社会——空间视角切入,整合空间、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研究资本生产与权力结构的关系;都市社会学从社会学和地理学研究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的膨胀引发的城市运转问题和城市病;城市政治学探讨城市的权力结构、政治秩序、治理体系、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对政治运行和政治效能的作用;后现代城市理论讨论城市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人精神状况的影响……这些都构成了进一步聚焦城市发展的正义或非正义问题的理论资源。从历史的演化与理论的观照可以尝试总结出城市正义的多重内涵:个人层面的权利、自由、良善;社会层面的公平、平等、法制;环境层面的宜居、有序、安全等等。它表现在空间秩序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统一;政治秩序的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相统一;社会秩序的人的尺度与共同的善相统一。在价值选择方面,城市正义以新城市主义反对城市主义和空间拜物教;以共享反对隔离;以合理差异反对极化……城市正义的实体基础是处理城市政治和公共关系的城市权力和市民保障生活实现利益的城市权利。城市中各阶层根据自身需要实施自身意志,相互之间竞争、合作、博弈的关系形成了城市权力结构。正式参与者和非正式参与者交互作用,城市权力或掌握在经济精英和政府官员手中,或掌握在分散群体和个人手中。城市权利有两种:一是市民占用城市空间,从城市空间获得收益和福利的权利;二是市民集中参与城市空间生产和城市生活的权利。其特点表现为:权利内容的广泛性;权利性质的去阶级性;权利基础的地域性。当下,城市权利的实现受到人口全球流动和重点集聚、城市社会运动带来公共安全秩序风险、权利诉求表达途径有限等挑战,正在进一步寻求维护巩固途径。城市正义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它既是城市权力和城市权利提供的伸张正义的实在,也是市民对城市是否正义、多大程度上正义的心理体验与社会认识。城市文化是城市社会意识共识,是城市整体人口共有的意识形态、生活旨趣、审美观念。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凝练和核心,是正面、杰出的城市文化,能够激励发扬市民正向的精神力量。不同社会、阶层的城市意识存在差异,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意识可用同一性哲学表现;中国的城市化带来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分化。全球化时代,市民的身份认同面临国民身份模糊化、社会身份符号化、个人身份虚拟化的现实挑战,陷入多重身份和单一身份、固定身份和流动身份、“自在”身份和“自为”身份等悖论,亟待整合与重构。践行城市正义,需要普通市民、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共同发挥主体作用。国家和城市政府担当城市正义的守护者;政策与制度作为城市正义的依据,法律作为城市正义的刚性文件。城市正义的理论分析可结合实例来考察其实现程度与面临问题。美国城市治理绩效明显、市民自主性强、城市生活有序,可作为典型反映城市正义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自由和人权贯穿美国国家建设和城市化过程,城市自治权较大,治理机制以市长负责制、议会——管理者政府、委员会政府为代表,治理主体多元,面临城市分裂和社会隔离、郊区自治和大都市碎片化、政治文化和市民参与减弱等问题,经济力量与精英意志在多元治理中占主导地位,治理活动淡化政党色彩与政治分歧。对城市正义的评价有硬性和软性两种形式。中国的城市化在高速推进和道路自我探索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面临诸多问题,亟需在城市正义的价值引导下规范城市化和现代化事业。城市正义作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可通过日常生活、城市运动、构建和维护城市共同体等多种方式扩大与巩固,从而不断增进国家和人民福祉。
二、都市生态农业 刷新农业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都市生态农业 刷新农业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一、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二、山西村政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结语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基于语料库的《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翻译语言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
1.1.2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问题 |
1.3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1.3.1 理论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意义和研究结构 |
1.4.1 研究意义 |
1.4.2 研究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语料库翻译学 |
2.1.1 缘起与发展 |
2.1.2 研究内容 |
2.2 翻译语言特征 |
2.2.1 翻译共性 |
2.2.2 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 |
2.3 语料库翻译研究现状 |
2.3.1 国内研究概况 |
2.3.2 国内各研究领域情况 |
2.3.3 日本的语料库研究 |
2.4 政府工作报告外译研究 |
2.4.1 英译、俄译研究 |
2.4.2 日译研究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问卷调查 |
3.1 背景分析 |
3.1.1 文本类型 |
3.1.2 翻译方法 |
3.1.3 受众选择 |
3.2 第1 次问卷调查 |
3.2.1 调查概况 |
3.2.2 调查结果 |
3.2.3 结果分析 |
3.3 第2 次问卷调查 |
3.3.1 调查概况 |
3.3.2 调查结果 |
3.3.3 结果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府工作报告》专用语料库建设 |
4.1 语料库建设现状 |
4.1.1 语料库的发展和类型 |
4.1.2 语料库翻译研究和语料库应用翻译研究 |
4.1.3 中日研究语料库 |
4.2 语料库制作 |
4.2.1 语料收集和处理 |
4.2.2 “网络爬虫” |
4.2.3 语料对齐 |
4.2.4 检索软件 |
4.3 政府工作报告专用语料库 |
4.3.1 语料收集和清理 |
4.3.2 语料库建设 |
4.3.3 语料库检索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政府工作报告》日译词汇特征分析 |
5.1 词汇总体特征 |
5.1.1 类符/形符比和词汇密度 |
5.1.2 词汇出现次数分布 |
5.1.3 高频词 |
5.2 词汇应用特征 |
5.2.1 略语结构 |
5.2.2 比喻结构 |
5.2.3 专有结构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政府工作报告》数词略语日译特征分析 |
6.1 数词略语日译探讨 |
6.1.1 观察方法 |
6.1.2 日译统计 |
6.1.3 日译分类 |
6.2 数词略语日译讨论 |
6.2.1 第1 类数词略语 |
6.2.2 第2 类数词略语 |
6.2.3 其他小类(种) |
6.3 日译词汇共性特征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政府工作报告》日译句法特征分析 |
7.1 句法特征 |
7.1.1 平均句长 |
7.1.2 典型语句结构应用特征 |
7.1.3 句法逻辑关系 |
7.2 外译文本句法比较 |
7.2.1 2016 年度日英译比较 |
7.2.2 2017 年度日英译比较 |
7.2.3 2018 年度日英译比较 |
7.3 日语语言要求 |
7.3.1 「连用形」语法特征 |
7.3.2 日本学者汉日翻译研究 |
7.3.3 日语文章表达要求 |
7.4 日译句法共性特征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搭配和语义韵分析 |
8.1 搭配和语义韵研究 |
8.1.1 近年的相关研究 |
8.1.2 搭配和语义韵 |
8.1.3 研究方法 |
8.2 “坚持”的搭配和语义韵 |
8.2.1 “坚持”的搭配词 |
8.2.2 “坚持”的共选型式 |
8.2.3 “坚持”的语义韵 |
8.3 「坚持」的搭配和语义韵 |
8.3.1 「坚持」的搭配词 |
8.3.2 「坚持」的共选型式 |
8.3.3 「坚持」的语义韵 |
8.4 “坚持”「坚持」的语义韵比较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 |
9.1 研究总结及主要发现 |
9.1.1 研究总结 |
9.1.2 主要发现 |
9.1.3 不足之处 |
9.2 中央文献日译对策思考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日本语要约 |
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3)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1.3.1 研究现状 |
1.3.2 研究意义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1.4.1 理论基础 |
1.4.2 研究方法 |
1.5 语料来源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2.1.1 词频统计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3.1.1 单句式结构 |
3.1.2 组合式结构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3.2 句类特点 |
3.2.1 陈述句标题 |
3.2.2 疑问句标题 |
3.2.3 感叹句标题 |
3.2.4 祈使句标题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4.1 引言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4.2.1 词语修辞 |
4.2.2 辞格修辞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5.2.1 明示行为 |
5.2.2 推理过程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5.3.2 语境效果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第六章 结语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4)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四、谁的“乌托邦”?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本章小结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三、自觉的“错位”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本章小结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本章小结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本章小结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5)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景观规划研究 ——以中卫市富硒苹果农业观光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相关概念 |
1.3.1 西北干旱地区 |
1.3.2 农业观光园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6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农业观光园案例分析 |
2.1 国内案例分析 |
2.1.1 新疆尉犁县生态园 |
2.1.2 宁夏孙家滩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
2.1.3 榆林毛乌素沙地农业生态科技园 |
2.1.4 杨凌现代农业创新园 |
2.2 国外案例分析 |
2.2.1 以色列耐特菲姆滴灌和精准农业示范园区 |
2.2.2 美国黑莓牧场 |
2.2.3 日本大王山葵农场 |
2.3 案例总结 |
第三章 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景观规划设计理论研究 |
3.1 农业观光园的类型及特点 |
3.1.1 观光农园 |
3.1.2 农业公园 |
3.1.3 教育农园 |
3.2 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特质性分析 |
3.2.1 西北干旱地区气候环境特征 |
3.2.2 西北干旱地区产业发展特征 |
3.2.3 西北干旱地区地形特征 |
3.2.4 西北干旱地区历史人文特征 |
3.3 西北干旱地区农业产业特征 |
3.3.1 农业生态的脆弱性 |
3.3.2 产业发展的落后性 |
3.3.3 农业产业的局限性 |
3.4 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特征 |
3.4.1 产品的独特性与安全性 |
3.4.2 科技的高渗透性 |
3.4.3 强烈的参与性 |
3.4.4 产业发展的延伸性 |
3.4.5 生态效益的突出性 |
3.5 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依据 |
3.5.1 低碳农业理论 |
3.5.2 产业发展理论 |
3.5.3 景观生态学理论 |
3.5.4 园林美学理论 |
3.5.5 生态旅游学理论 |
3.5.6 景观规划设计理论 |
3.6 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景观规划设计原则 |
3.6.1 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西北干旱生态农业园 |
3.6.2 低碳环保,保护和改善旱区农业生态 |
3.6.3 科学发展,打造西北旱区农业创新高地 |
3.6.4 调整产业结构,建立融合、高效的旱区农业发展模式 |
3.6.5 与区域规划相结合,形成旅游开发的整体效应 |
3.7 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景观规划设计策略 |
3.7.1 主题定位 |
3.7.2 景观环境形象 |
3.7.3 功能分区 |
3.7.4 景观系统规划 |
3.7.5 游憩项目规划 |
第四章 中卫市富硒苹果农业观光园设计实践 |
4.1 项目概况 |
4.1.1 项目区位分析 |
4.1.3 项目建设条件 |
4.2 优劣势分析 |
4.2.1 项目优势 |
4.2.2 项目劣势 |
4.3 规划理念与目标定位 |
4.3.1 规划理念 |
4.3.2 目标定位 |
4.4 总体结构与布局 |
4.4.1 总体结构 |
4.4.2 景观布局 |
4.5 专项设计 |
4.5.1 道路系统规划 |
4.5.2 种植系统 |
4.5.3 标识系统 |
4.5.4 景观节点设计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6)生态都市主义视角下设计竞赛中的城市空间更新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必要性 |
1.1.1 全球生态超载和供需矛盾 |
1.1.2 中国“存量更新”的迷失与困惑 |
1.1.3 设计竞赛中的策略具有前瞻性 |
1.2 研究对象界定 |
1.2.1 生态都市主义 |
1.2.2 设计竞赛 |
1.2.3 城市空间更新 |
1.3 研究现状 |
1.3.1 生态都市主义的研究 |
1.3.2 设计竞赛的研究 |
1.3.3 城市空间更新的研究 |
1.4 研究问题 |
1.5 研究框架与方法 |
1.5.1 研究框架 |
1.5.2 研究方法 |
1.6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6.1 研究目的 |
1.6.2 研究意义 |
第2章 基于生态都市主义的设计竞赛分析 |
2.1 生态都市主义理念详述 |
2.1.1 生态都市主义发展脉络 |
2.1.2 生态都市主义内容 |
2.2 设计竞赛的时代性内容 |
2.2.1 竞赛命题偏向对城市空间更新的讨论 |
2.2.2 竞赛方案以重构城市空间结构为切入点 |
2.2.3 竞赛方案注重对生态与信息特点利用 |
2.3 生态都市主义视角下设计竞赛城市空间更新策略发展趋向 |
2.3.1 从“全球化”到“本土化”趋向 |
2.3.2 从“集中式”到“分布式”趋向 |
2.3.3 从“传统式”到“信息化”趋向 |
2.3.4 从“单一策略”到“整合重构”趋向 |
第3章 设计竞赛中的生态都市空间更新策略 |
3.1 “组团分布”与“资源整合”结合的设计策略 |
3.1.1 分布式组团社区策略 |
3.1.2 分布式生产模块策略 |
3.1.3 分布式办公模块策略 |
3.2 “资源生产”与“信息消费”结合的设计策略 |
3.2.1 构建生态信息平台策略 |
3.2.2 生物合成与数据化策略 |
3.2.3 能源信息一体化策略 |
3.3 “本土制造”与“信息全球化”结合的设计策略 |
3.3.1 生态与信息循环利用策略 |
3.3.2 城市设施仿生建构策略 |
3.3.3 数字化生态改造策略 |
第4章 生态都市主义下城市空间更新竞赛策略的设计应用 |
4.1 “组团分布”与“资源整合”结合——公园都市设计 |
4.1.1 项目概况 |
4.1.2 “组团分布”与“资源整合”结合的设计概念 |
4.1.3 “组团分布”与“资源整合”结合的设计策略应用 |
4.1.4 “组团分布”与“资源整合”结合的策略应用分析 |
4.2 “资源生产”与“信息消费”结合——定制森林设计 |
4.2.1 项目概况 |
4.2.2 “资源生产”与“信息消费”结合的设计概念 |
4.2.3 “资源生产”与“信息消费”结合的设计策略应用 |
4.2.4 “资源生产”与“信息消费”结合的策略应用分析 |
4.3 “本土制造”与“信息全球化”结合——响应式生态建构技术 |
4.3.1 响应式生态建构技术概况 |
4.3.2 “本土制造”与“信息全球化”结合的设计概念 |
4.3.3 “本土制造”与“信息全球化”结合的设计策略应用 |
4.3.4 “本土制造”与“信息全球化”结合的策略应用分析 |
第5章 总结与展望 |
5.1 总结 |
5.2 展望 |
5.3 本文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附录B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7)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二 选题价值论证 |
三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第一章 摇晃的平衡——延安文学中的劳动伦理 |
第一节 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 |
一 乡土性的限定 |
二 政治性的传播 |
第二节 借用与反馈——劳动伦理的建构 |
一 民间德性的借用 |
二 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 |
第三节 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 |
一 乡土伦理主体 |
二 “庄稼人”的身体 |
第二章 失衡的伦理——“十七年文学”中的劳动乌托邦 |
第一节 劳动乌托邦的提出 |
一 提纯——“继续革命” |
二 现代性话语的移用 |
第二节 劳动伦理建构的两个维度 |
一 劳动光荣 |
二 劳动改造 |
第三节 劳动新人的诞生 |
一 劳动新人的阶级本质 |
二 劳动新人的政治肉身 |
第三章 赓续与新变——劳动伦理的“新时期” |
第一节 劳动伦理的赓续 |
一 光荣伦理的不变与变 |
二 改造功能的全新表达 |
第二节 劳动伦理新建构 |
一 合法性的新依据——劳动致富 |
二 最后的隐喻——劳动的文化象征 |
第三节 劳动主体的新胚与旧质 |
一 结局:从新人格到旧欲望 |
二 劳动与身体的解冻 |
第四章 脱魅的乡土——1990年代至世纪初的劳动伦理 |
第一节 反现代的劳动与空间化的乡土 |
第二节 自为的劳动主体 |
一 抵达生命意识 |
二 劳动与身体在场 |
第三节 揉入现实质地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临时性景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作用与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背景 |
0.1.1 城市中的“碎片化”空地 |
0.1.2 针对城市发展中空闲土地的相关政策法规 |
0.1.3 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困境和需求 |
0.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0.3 国内外研究概况 |
0.3.1 相关概念解释 |
0.3.2 国内研究现状 |
0.3.3 境外研究现状 |
0.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0.4.1 内容与论文基本逻辑框架 |
0.4.2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解读临时性景观的概念 |
1.1 临时性景观的定义与“临时”的界定 |
1.1.1 临时性景观的定义条件 |
1.1.2 临时性景观的相关概念 |
1.1.3 受益于当代的临时性景观 |
1.2 临时性景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1.3 临时性景观的基本特征 |
1.3.1 相对短暂的时效性 |
1.3.2 适宜的使用性 |
1.3.3 特殊的设计手法 |
1.3.4 经济生态型 |
1.3.5 与大众的互动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临时性景观产生的必然性及其构建形态 |
2.1 临时性景观的必然性 |
2.1.1 临时是信息时代的产物 |
2.1.2 临时是多元环境的产物 |
2.2 城市化进程中的临时性景观 |
2.2.1 城市临时性景观空间的成因 |
2.2.2 多样性的临时性景观 |
2.3 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其他临时性的景观构建形态 |
2.3.1 临时性建筑 |
2.3.2 临时性设施 |
2.3.3 临时性装置艺术 |
2.4 多元需求下的临时性公共活动 |
2.4.1 艺术活动 |
2.4.2 休闲娱乐活动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城市中临时性景观的分类与应用 |
3.1 适应当代的主动性临时景观 |
3.1.1 临时性的创新理念 |
3.1.2 临时性的新材料和新技术 |
3.1.3 临时性为城市建设发展带来的新时效 |
3.2 以大型节事活动为主的系统性临时景观 |
3.2.1 城市大型节事活动 |
3.2.2 世界性的综合运动会——以2008 北京奥运会为例 |
3.2.3 国际性博览活动——以2010 上海世博会为例 |
3.3 具有组织有效性的临时景观 |
3.3.1 商业推广活动中的临时路演 |
3.3.2 商业空间中的临时装置艺术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临时性景观与多元社会的联系 |
4.1 临时性景观的创新价值 |
4.1.1 不断发展的创新理念 |
4.1.2 多变的灵活形态 |
4.1.3 临时性景观介入生活 |
4.2 临时性景观的积极性价值 |
4.2.1 迅速帮助灾后重建 |
4.2.2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
4.3 促进多元化文化的传播价值 |
4.3.1 促进文化的交流 |
4.3.2 传统文化在临时城市主义中的再生 |
4.4 临时性景观的生态价值 |
4.5 临时性景观的商业经济价值 |
4.6 临时性景观对于城市空间的再生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临时性景观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及其教育意义 |
5.1 临时性景观在当代城市公共空间中存在的问题 |
5.1.1 华而不实的临时造成大量的浪费 |
5.1.2 只追求形式主义,缺少长远考虑 |
5.1.3 盲目跟风,没有辨识度 |
5.1.4 临时是鲜活的产生,无奈的结束 |
5.2 临时性景观推动城市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
5.3 临时性景观对设计教育的意义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2018 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8 Revision) |
附录二 2018 世界城市全球大都市检测报告(Metro Global Metro Monitor 2018) (译稿)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9)“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小结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一) 办学方针 |
(二) 营建方面 |
(三) 设备方面 |
(四) 院系建制 |
(五) 师资延聘 |
(六) 校务行政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小结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小结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四) 经济问题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四) 护校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二) 成因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10)城市正义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问题缘起 |
1.2 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价值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1.4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1.4.1 研究难点 |
1.4.2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6 研究大纲 |
2 城市正义的历史进程与理论关切 |
2.1 城市正义的历史进程 |
2.1.1 古典城市“各司其职、臣服君主”的正义 |
2.1.2 工业城市“人权至上、追逐利益”的正义 |
2.1.3 时尚都市“文明多元、兼容并蓄”的正义 |
2.2 城市正义的理论资源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正义思想 |
2.2.2 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正义思想 |
2.2.3 其他西方城市正义思想 |
3 城市正义的哲学解读 |
3.1 城市正义的多重内涵 |
3.2 城市正义的基本规定 |
3.2.1 空间秩序: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统一 |
3.2.2 政治秩序: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相统一 |
3.2.3 社会秩序:人的尺度与共同的善相统一 |
3.3 城市正义的价值选择 |
3.3.1 以新城市主义反对城市主义和空间拜物教 |
3.3.2 以共享反对隔离 |
3.3.3 以合理差异反对极化 |
4 城市正义的实体基础 |
4.1 城市权力 |
4.1.1 城市政治的正式参与者 |
4.1.2 交互作用的权力模式 |
4.1.3 影响城市权力的因素 |
4.2 城市权利 |
4.2.1 公民权利、市民权利、城市权利 |
4.2.2 城市权利的特点 |
4.2.3 城市权利的实践:现实与挑战 |
5 城市正义的社会认识 |
5.1 共识: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 |
5.1.1 城市意识共识:城市文化 |
5.1.2 城市意识核心:城市精神 |
5.2 差异:不同社会、阶层意识 |
5.2.1 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意识:同一性哲学 |
5.2.2 中国的城市化与各阶层意识 |
5.3 认同:市民身份的挑战与重构 |
5.3.1 身份认同的多重挑战 |
5.3.2 身份认同悖论 |
5.3.3 身份重构 |
6 城市正义的实践机制 |
6.1 城市正义的实践主体 |
6.1.1 普通市民 |
6.1.2 社会组织 |
6.1.3 社会群体 |
6.2 城市正义的保障机制 |
6.2.1 国家和城市政府:城市正义的守护者 |
6.2.2 政策与制度:城市正义的依据 |
6.2.3 法律:城市正义的刚性文件 |
7 城市正义实例:美国城市治理 |
7.1 美国城市治理的历史 |
7.2 美国城市治理的现实 |
7.2.1 城市的自治权 |
7.2.2 治理机制 |
7.2.3 治理主体与手段 |
7.3 美国城市治理的问题 |
7.3.1 双重城市和社会隔离 |
7.3.2 郊区自治和大都市碎片化 |
7.3.3 政治文化和市民参与减弱 |
7.4 对美国城市治理的评价 |
7.4.1 自治性过强导致城市分化严重 |
7.4.2 经济力量与精英意志在多元治理中占主导地位 |
7.4.3 治理活动淡化政党色彩与政治分歧 |
8 结语 |
8.1 城市正义的一般评价形式 |
8.2 中国的城市正义现状 |
8.3 走向正义之城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学术成果 |
四、都市生态农业 刷新农业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基于语料库的《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翻译语言特征研究[D]. 童富智.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3]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4]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5]西北干旱地区农业观光园景观规划研究 ——以中卫市富硒苹果农业观光园为例[D]. 胡慧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6]生态都市主义视角下设计竞赛中的城市空间更新策略研究[D]. 汤璇. 天津大学, 2019(01)
- [7]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D]. 王朱杰. 山东大学, 2020(12)
- [8]临时性景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作用与价值研究[D]. 曹烨. 上海大学, 2019(02)
- [9]“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10]城市正义论[D]. 定光莉.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