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弥渡县畜牧业发展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陈柏宇[1](2021)在《滇西青铜牌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冯晶[2](2020)在《张居正改革前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文中指出明代是云南地区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而位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大理作为古代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明中期是否同全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有待考察。因此本文以张居正改革前的社会背景为主线,研究其改革前明中期的大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有助于了解史实,以古鉴今,而且也对学术界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史作以补充和完善。因此,本文以张居正改革前的社会背景为主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采用历史文献调查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明中期全国、云南及大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史料进行梳理和分析,最后分别从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商贸、财政与消费四个方面对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进行论述。经过梳理史料发现,在张居正改革前吏治腐败、财政空虚、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背景下,大理地区经济发展主要特征首先表现在,人口虽然忽增忽减变化无常,但明前期大量的“汉人入滇”为大理地区注入更多的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流失大量土地,人地关系日渐紧张。其次,农业发展方面自明代中后期开始表现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作物种类的丰富以及经济作物的空前繁荣,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虽然受区域条件影响较大,不同地区的产量也会有所差距,但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粮食单位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各类产业中最为突出的是手工业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商贸往来方面,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明中期出现了商业的空前繁荣,经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另外,交通网络的发展,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商人组织和马帮的出现也为商贸发展打下了基础。在财政收入与支出方面,明代中后期田赋征税水平较高,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危机。从居民生活消费来看,明中期奢靡之风盛行,日常开支除生存消费外,开始注重文化教育的发展,所以文化和休闲娱乐消费逐步增加;但贫穷者仍然居多,贫富差距极大。基于以上分析,明中期大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同全国大趋势一致的基础上,也有其发展特色。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针对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加以补充,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当今大理州的社会经济发展。
王刚[3](2019)在《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云阳县种植养殖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贫困作为世界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基数大、占比高,解决好中国贫困线以下人口的减贫问题,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且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农业生产是中国农民主要的生产方式,农业产出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农业产业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帮扶成效对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具有重要意义。总结分析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显示,有关农业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以下不足:1)已有研究更多聚焦在产业扶贫的模式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上,对产业扶贫成效的理论和机理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2)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乡村旅游扶贫及种植业产业扶贫,对农村养殖业扶贫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3)研究视角方面,已有研究多对帮扶成效或政策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但缺少从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的视角对农业产业扶贫效率进行对比研究;4)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对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之间的帮扶成效研究大都根据样本量对相关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但由于存在抽样误差,简单统计描述无法完整反映样本所代表总体的真实信息。鉴于此,本文以中国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重庆云阳县为例,以精准扶贫调查数据为基础,以县内传统作物、经济作物、家禽养殖和家畜养殖4种农业产业类型为研究对象,借鉴扎根理论核心思想,分别从贫困识别与精准帮扶、影响因素分析、效率分布的空间关系与优化策略等方面构建了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提升与农户脱贫的理论框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等不同贫困类型的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同时借助经典统计学的参数检验与非参数检验方法,对不同尺度的各类型农业产业效率差异性进行了检验,进一步运用极大似然法的截取回归模型对导致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借助空间错位模型及可视化分析工具对4种类型农业产业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判别,进而提出了提升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优化策略。主要结论如下:(1)效率测度与评价结果第一,不同类型的农业产业均存在综合效率偏低的现象,但各类型之间又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差异。种植业和养殖业相比,种植业综合效率较高。传统作物、经济作物、家禽养殖和家畜养殖4种农业类型的综合效率相比,呈现出经济作物高于传统作物、家畜养殖高于家禽养殖的特征。由此可见,与传统作物和家禽养殖相比,经济作物和家畜养殖更能带动贫困农户脱贫增收。效率贡献度方面,规模效率是造成不同类型农业产业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规模效率可以显着提升产业综合效率,且大部分农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通过增加投入可获得更高的规模收益。第二,不同尺度的种植业同样存在综合效率偏低的现象,但各尺度之间又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差异。非贫困村的传统作物综合效率值高于贫困村,但经济作物综合效率值低于贫困村,表明以经济作物品种为主的产业帮扶更能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的传统作物、经济作物综合效率值均呈现出贫困户综合效率值最大、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的显着差异,表明现阶段农业产业帮扶效果明显,有效促进了贫困户产业效率提升。效率贡献度方面,规模效率是造成不同层面种植业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非贫困村的传统作物的规模效率高于贫困村,但经济作物规模效率低于贫困村,这说明在贫困村发展经济作物种植成效明显。贫困户、脱贫户及一般农户的传统作物规模效率呈现出贫困户最大、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的特征,经济作物特征与之相同,这说明提升农户的规模效率可以显着提升产业效率。无论是传统作物种植业,还是经济作物种植业,大部分农户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种植业规模效益。第三,不同尺度的养殖业也存在综合效率偏低的现象,但各尺度之间又同时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差异。贫困村的家禽养殖业及家畜养殖业综合效率值均高于非贫困村,表明精准帮扶对贫困村的帮扶成效明显。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三者相比,家禽养殖业和家畜养殖业的综合效率值呈现出贫困户最大、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的特征,尤其是贫困户的家禽养殖业效率值远高于脱贫户与一般农户,这符合研究区现阶段对贫困户养殖业的帮扶措施主要以家禽养殖帮扶为主的政策,这一政策有力的促进了贫困户收入增长。效率贡献度方面,规模效率是造成不同层面养殖业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贫困村的家禽养殖业与家畜养殖业的规模效率高于非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的家禽养殖业表现出贫困户最高、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的特征,但脱贫户家畜养殖业的规模效率高于贫困户。无论是家禽养殖业,还是家畜养殖业其规模报酬均处于递增阶段,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养殖业规模效益。(2)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第一,对全部农户种植业和养殖业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农业产业成本投入都能显着的提升产业效率。产业成本投入对种植业和养殖业效率的影响远高于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此外,产业成本投入对养殖业效率的影响作用要高于种植业,而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对种植业效率的影响作用要远高于养殖业,因而在实际扶贫过程中,应加大对贫困户种子、化肥、种苗、饲料等的投入,从而促进产业效率提升。同时,对种植业适当加大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户主年龄对种植业和养殖业效率均存在负向影响,这与农户老龄化年龄结构有关。西南山区农村道路对农业产业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产业帮扶对于提升农业产业效率具有较大作用,尤其是帮扶责任人,对提升农业产业效率作用更大,这不仅表明贫困户帮扶责任人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体现,同时也表明在西南山区实施精准扶贫的合理有效性。第二,对分农户类型的种植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种植业成本投入对不同属性农户种植业效率影响大小,分别是对贫困户最大,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劳动力投入对不同属性农户种植业效率影响大小,分别是对脱贫户种植业效率影响最大,一般农户次之,贫困户最小。土地面积影响方面,其对贫困户影响最大,一般农户次之,脱贫户最小。自然地理环境中海拔高度和降水量都对不同类型农户种植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气温则具有正向影响。户主特征中,年龄特征对不同类型农户种植业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而户主为男性对农户种植业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对三类农户影响作用基本一致。第三,对分农户类型养殖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可知,产业投入,即养殖业成本、劳动投入、土地投入对贫困户、脱贫户和一般农户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养殖业成本和劳动力投入对贫困户和脱贫户养殖业效率的影响要远高于其对一般农户的影响。土地投入对贫困户养殖业效率的影响要高于其对脱贫户和一般农户的影响。自然条件对三种类型农户养殖业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其中海拔高度和降水量对养殖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而温度对养殖业效率则具有正向影响。户主特征对三种类型农户养殖业效率的影响也基本一致。基础设施建设对三种类型农户的影响作用也基本一致。其中,到乡镇时间这一变量对三种类型农户养殖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村道密度则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3)空间分析及投入-产出分析结果第一,不同农业产业类型的效率分布均呈现空间均衡状态,无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精准扶贫虽然提升了贫困户和脱贫户的产业效率,但尚未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产业聚集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发展中规模效率的提升,表明小农户生产在产业扶贫中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劳动力有限、面积投入有限等。因此,新型经营主体模式下的诸如“农户+”等模式更有利于规模效率的提升。第二,从各农业产业类型的投入-产出情况看,大部分农户属于投入冗余-无产出不足型。对此有两种理论认识:一是产出主导型,即保持现有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减少要素投入可提高产业效率,此时以节约投入成本提高了产业效率;二是投入主导型,即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优化要素配置比例,扩大要素投入规模以提高产业效率,此时以扩大规模获得规模效益。从不同类型农业产业的规模报酬看,4种农业产业类型的效率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意味着增加要素规模即可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但同时大部分农户处于无产出不足的投入冗余状态,意味着减少要素投入亦可提升产业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但综合权衡二者的收益后认为在增加要素投入的前提下,优化要素配置比例,通过提高规模效率来获得规模效益对提高农户收入的帮助最大。第三,结合不同农业产业效率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投入-产出状况,提出了各类型农业产业效率提升的优化策略。论文创新点包括:1)对研究区不同类型、不同尺度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差异显着性判断,采用了经典统计学的参数检验与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假设检验,相比较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更具有可靠性;2)在揭示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农业产业效率差异及空间分布规律方面,本文采用了大规模的第一手现场调研数据作为数据源,与统计年鉴等渠道获取的二手资料数据相比,数据质量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较高;3)在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提升的理论框架构建方面,借鉴了扎根理论的核心思想,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建立了理论机制框架;4)在结果分析方面,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其分析结果更具有真实性。
荆云砚[4](2019)在《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文中提出大理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在古代经济发展中占有着重要地位。梳理地区经济史,有助于我们尊重客观规律,以古鉴今。在学界已有的成果中,厘清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脉络是一个亟待扩展和完善的领域。因此,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全国、云南及大理地区史料中关于清中期经济发展及社会状况,通过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史料数据搜集、整理、分析、对比,从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商贸、财政四个角度探析大理地区经济发展的演化轨迹。研究发现,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主要特征首先表现在,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引发人口与粮食危机,农田开垦日益艰难,为解决农民生存困境,政府将眼光转向山区零散土地,准许流民开荒,提高土地利用率,对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从平坝转向山区推进。其次,农业种植品种自清中期开始,高产作物被广泛推广,经济作物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部分地区打造出特色农业。粮食产量受区域条件影响较大,在高原立体气候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的产量也会有所差距。各类产业中最为突出的是矿冶业的快速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贸易方面,在矿冶开发的影响下,促进了矿厂间崇山峻岭之中交通网络的发展,流通手段与全国统一。城乡市场在清中期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国内外贸易范围,固定商人群体的出现为清后期商帮发展打下了基础。在财政收入与支出方面,清政府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虽清中后期田赋征税水平略有提高,但还是低于前朝。从寻常普通百姓生活来看,贫穷者居多,日常开支主要用于生存消费,对文化消费上的支出,大部分家庭愿意供子女读书,重视教育。
廖洪亮[5](2019)在《效率演化视角下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县域旅游减贫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此过程中,以产业为抓手的减贫措施,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促进贫困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其中,旅游业作为一个具有多维减贫效果和关联带动作用的朝阳产业,能够有效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减贫效果。那么,如何有效地联动配合区域发展与区域扶贫,通过发展旅游产业来减轻贫困,是化解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困局、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核心所在。地理位置和环境的特殊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滞后性、贫困人口的空间集聚性以及致贫原因的多样性等多重因素制约了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挖掘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提升该地区旅游产业减贫效率,以旅游产业为杠杆助力区域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该地区能否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本文从地理学的时空观出发,基于效率演化的视角,以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为研究的空间载体,从自然和人文环境、旅游减贫背景及贫困状况等方面总结了研究区的基本特征,构建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减贫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以DEA-Malmquist模型、Moran’s I指数、标准差椭圆及重心轨迹等为主的评价方法,由定性到定量、由静态到动态地揭示研究区旅游减贫效率的时间演进及空间分异规律,探究并提出优化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减贫效率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旅游产业发展带动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的研究提供一种理论视角和实践依据。研究分为如下七个部分:一、明确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减贫效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确定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二、对关于旅游减贫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阐述本研究所需的相关理论基础,进一步明确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三、从地理位置与空间范围、自然环境基础、人文环境条件、旅游资源禀赋等四个方面分析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减贫的基础特征。四、构建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的发展历程,分析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特征。五、建构测度指标体系,从效率演化视角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旅游减贫效率进行测度,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评价;接着以效率形态将研究区61个县级样本分为四种类型,并分别归纳其特性。六、在深入探讨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减贫效率的基础上,围绕培育旅游产业业态、集中连片开发、发挥辐射效应、完善基础支撑、调整发展模式和保护民族文化等六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七、总结本文的研究成果,并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成永菊[6](2018)在《土地流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现已经入到关键时期。农村土地流转作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此,立足于对农村独立流转的认知,在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就土地流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简要分析,以供参考。
杨诗琴[7](2018)在《基于精准扶贫开发的大理白族自治州耕地生态补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重大政策,是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实现2020年全部贫困县退出摘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我国现有的10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本上都处于“先天”生态环境脆弱、“后天”生态破坏较为严重的区域内,因而是属于国家重要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区,承担着国家生态保护的重任,由此限制了区域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使得生态环境建设与脱贫攻坚两大任务相重叠。因此,需要兼顾减贫和建设生态环境双重目标,探索一条符合贫困山区实际的生态和扶贫双赢之路。生态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是国家实施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工程的基本内容之一。耕地是陆地上十分重要的生态系统,实施耕地生态补偿已成为生态扶贫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耕地生态补偿可以支撑或助推扶贫开发,另一方面扶贫开发政策也为耕地生态补偿提供了实践机会。开展耕地生态扶贫研究与实践这一新方向、新扶贫模式,对于推进和完善耕地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精准扶贫开发以及耕地生态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基于生态扶贫开发中耕地生态补偿研究的薄弱性、实施耕地生态补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本文在系统总结提炼耕地生态补偿理论及生态扶贫政策方针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依据大理州的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状况、扶贫开发及耕地利用现状等情况,选择了当量因子法作为耕地生态补偿测算的基本方法,测算和分析了大理州12个县(市)耕地生态补偿值,探讨了耕地生态补偿测算结果在大理州12个县(市)扶贫开发中的应用模式,并研究提出了完善耕地生态补偿助推扶贫开发的对策与措施体系,为大理州乃至云南省、全国类似地区开展扶贫开发和耕地生态保护提供基础支撑和有益借鉴。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应用“当量因子法”对大理州12个县(市)耕地生态补偿测算结果表明:(1)大理州12县(市)耕地生态补偿平均额为7067.12元/hm2,州内最高的为洱源县12763.19元/hm2,最少的是漾濞县3703.73元/hm2。(2)大理州耕地生态补偿总额为272107.12万元,相当于大理州2016年GDP(9721956万元)的2.80%。州内最大的是洱源县,达49310.88万元;最小的是漾濞县,为7196.34万元。(3)大理州实施耕地生态补偿策略可脱贫总人口数达850330人,大理州2017年9月初动态调整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为195597人,各县(市)耕地生态补偿可脱贫人口与各县(市)贫困人口的差值均为正值,因此,大理州耕地生态补偿值完全可以解决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2、耕地生态补偿测算结果可以在大理州扶贫开发中得到具体应用,主要模式是:(1)生态扶贫模式,即把耕地生态补偿资金转移支付给贫困户。综合考虑到大理州的耕地生态压力、财政压力和扶贫压力,建议至少要确保大理州55952户贫困户平均每户有2人得到3200元(2017-2020年国家贫困线平均值)的耕地生态补偿金额,据此计算,大理州的耕地生态补偿总金额中需要补偿给55952户贫困户的金额为35809.28万元,占大理州耕地生态补偿总额的13.16%。(2)生态经济扶贫模式,即利用耕地生态补偿资金发展生态特色产业。亦即可以将剩余86.84%的耕地生态补偿金额整合起来用于成立农业企业或生产合作社,发展本地区的生态特色产业。3、从当前来看,耕地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耕地生态补偿制度尚不完善;(2)耕地生态扶贫缺乏具体政策依据;(3)贫困地区耕地生态破坏严重。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耕地生态补偿助推扶贫开发的对策与措施主要是4个方面:(1)建立健全耕地生态补偿机制;(2)加大贫困地区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力度;(3)创新耕地生态工程建设和耕地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渠道;(4)加快开展耕地生态补偿制度和耕地生态扶贫的立法研究。
吴正华[8](2018)在《加快弥渡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思考》文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弥渡县各农业发展的建设中起到重中之重的作用。基于此,对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和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剖析,探究加快县域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
冯宇彤[9](2017)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民族地区禀赋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理白族自治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抓住创新机遇的能力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由于农业在这一地区的基础性产业地位,能否充分利用“互联网+”特色农业的创新发展机遇,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不同民族地区或民族群体利用这一机遇的能力都是存在差异性的。本研究以大理州各民族区域的产业发展能力为切入点,分析各民族区域间的产业实施能力差异并探究导致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本论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各主要民族(汉、白、彝、回、傈僳)生产生活所聚集的区域。本论文主要是采用大理州统计年鉴与田野调研的资料整理出各民族区域互联网基础与特色农业现阶段状况的数据。按照“互联网+”特色农业的各种基础条件的指标分类,通过直观的统计分析来描述五大主要民族生产生活区域的产业能力现状与差异。最后结合民族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五大主要民族所在区域的产业实施能力差异的形成原因。通过研究发现,在不同民族区域内,“互联网+”特色农业实施能力通常是以汉、白、回三个民族的聚居区为优,而彝、傈僳族较弱。因此,为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大理州实施“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政策重点应当着眼于提高相关能力较弱地区或民族的相关针对指标,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短板。
谢红雨[10](2016)在《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之区域教育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民族传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类文明延续和民族血脉传承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当前,与社会进步相伴生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以及信息化进程,致使民族文化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遭受前所有未的冲击,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正逐步成为超越地理空间界限和单一民族范畴的共同热点。针对这一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学界形成了民族学视域内的集中探讨和对策建议,但建立在民族文化地理分区基础上,从教育的视角探索民族文化传承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基于教育视角和人文地理研究范式,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1)传承为研究对象,注重文献分析与访谈调研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联系,时间分析与空间分析相关联。通过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地理基础分析这一逻辑起点,展开云南民族文化区划,考察不同民族文化区的文化传承状况;继而引入一般教育要素解构、整合的基本模式,明确提出云南民族文化传承适宜的区域教育路径;并以石林彝族自治县的民族文化传承为个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民族文化传承地理基础分析方面。首先,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认识,厘清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区域性、类型性、和容性和时序性基本特征,并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三个维度,分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地理基础;其次,通过地理区划与规划理论的实证运用,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承分区的三条原则,明确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六大分区,并系统论述了“滇中彝族主体文化区、滇南哈-彝主体文化区、滇东南壮-苗主体文化区、滇西白族主体文化区、滇西南傣-景主体文化区、滇西北藏-僳主体文化区”民族文化传承的现状和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区域教育关联性的分析,从教育的视角揭示了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培养传播者、培训运营者、锻造研究者、教育保护者”四位一体的多元促动关系。在民族文化传承的区域教育要素解构与整合方面,通过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因子”分析,对分属不同民族文化区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实体教育/虚拟教育、形式化教育/非形式化教育/制度化教育”七种形态,“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中介”四大要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这一基础上,遵循文化教育人类学思想的“文教统合”理念,提出了“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学校教育为核心、以社区教育为辅助的”的三位一体的民族文化传承之区域教育路径,并选择具有典型民族文化区域属性的石林县,对其彝族文化传承的教育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拓展和延伸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之区域教育路径研究效能。本研究问题涉及“教育、地理、文化、民族”的多领域知识和跨学科整合,一定程度上具有拓展教育学、地理学研究领地,完善教育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深层意义;研究提出的云南民族文化传承分区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区域教育路径,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云南、乃至全国同类区域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提供相应参照借鉴。
二、新时期弥渡县畜牧业发展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时期弥渡县畜牧业发展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2)张居正改革前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意义、目的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目的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的对象、内容、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的对象和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明中期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
2.1 明中期的治滇政策以及张居正改革 |
2.1.1 明中期统治者的治滇政策 |
2.1.2 张居正改革前的社会背景 |
2.2 明中期全国以及云南经济的基本状况 |
2.2.1 全国经济发展水平 |
2.2.2 云南的经济发展水平 |
2.3 明中期大理地区基本概况 |
2.3.1 自然地理环境 |
2.3.2 自然灾害及救治 |
2.3.3 明中期大理地区行政区划 |
第3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投入要素 |
3.1 劳动力资源 |
3.2 土地资源 |
3.3 技术资源 |
3.3.1 耕作技术 |
3.3.2 水利和灌溉技术 |
3.4 总结 |
第4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产出要素 |
4.1 农业 |
4.1.1 农业部门生产情况 |
4.1.2 粮食生产水平 |
4.2 手工业 |
4.2.1 纺织业和造纸业 |
4.2.2 农副食品加工业 |
4.2.3 制盐业 |
4.2.4 矿冶业 |
4.3 总结 |
第5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内外贸易 |
5.1 商品流通的基本条件 |
5.1.1 交通运输网络 |
5.1.2 流通手段——废贝行钱 |
5.2 商业市场的发展 |
5.3 对外贸易——滇缅贸易 |
5.3.1 进口贸易 |
5.3.2 出口贸易 |
5.3.3 边民互市及朝贡贸易 |
5.4 商人与商帮的发展 |
5.5 总结 |
第6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公共财政与居民消费 |
6.1 财政收入与支出 |
6.1.1 财政收入 |
6.1.2 财政支出 |
6.2 居民消费 |
6.2.1 生活消费 |
6.2.2 文化消费 |
6.3 总结 |
第7章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及启示 |
7.1 大一统格局下的中国西南边疆经济发展 |
7.2 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
7.3 对今启示 |
7.3.1 明中期吏治颓废与廉政建设 |
7.3.2 明中期土地兼并与当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7.3.3 明中期财政问题与当代农村税费改革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云阳县种植养殖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案设计 |
1.2.1 研究内容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2.3 研究方法 |
1.3 思路与架构 |
1.3.1 本文研究中农业产业类型的划分依据 |
1.3.2 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 章节安排 |
第2章 文献回顾 |
2.1 贫困问题研究基础 |
2.1.1 贫困的内涵 |
2.1.2 贫困研究的相关理论 |
2.1.3 国内外贫困研究现状 |
2.2 扶贫问题研究基础 |
2.2.1 扶贫的内涵 |
2.2.2 扶贫研究的相关理论 |
2.2.3 国内外扶贫研究现状 |
2.3 产业扶贫问题研究 |
2.3.1 国外产业扶贫问题研究 |
2.3.2 国内产业扶贫问题研究 |
2.4 农业产业效率研究基础 |
2.4.1 农业产业效率研究的理论认识 |
2.4.2 农业产业效率的研究进展 |
2.5 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
2.5.1 产业扶贫的概念辨析 |
2.5.2 农业产业扶贫的概念界定 |
2.5.3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概念界定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研究区域与数据概况 |
3.1 自然地理概况 |
3.1.1 地理区位 |
3.1.2 地质构造与地形地貌 |
3.1.3 气候与气象 |
3.1.4 自然资源 |
3.2 社会经济概况 |
3.2.1 人口构成与民族结构 |
3.2.2 经济发展 |
3.2.3 社会发展 |
3.3 扶贫概况 |
3.3.1 精准扶贫情况 |
3.3.2 产业扶贫情况 |
3.4 数据来源 |
3.4.1 抽样方法与调查对象 |
3.4.2 组织实施与调查过程 |
3.4.3 其他数据获取 |
3.5 样本量统计及描述 |
3.5.1 村域尺度和农户尺度样本量统计 |
3.5.2 不同农业产业类型样本量统计 |
3.5.3 村域尺度不同农业产业类型样本量统计 |
3.5.4 农户尺度不同农业产业类型样本量统计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测度与分析 |
4.1 研究思路 |
4.2 理论框架构建 |
4.3 研究方法 |
4.3.1 效率测度方法 |
4.3.2 效率评价方法 |
4.4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说明 |
4.4.1 种植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4.4.2 养殖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4.5 不同类型农业产业效率分析 |
4.5.1 种植业和养殖业产业效率分析 |
4.5.2 四种农业类型产业效率分析 |
4.6 不同尺度种植业产业效率分析 |
4.6.1 村域尺度上种植业产业效率分析 |
4.6.2 农户尺度上种植业产业效率分析 |
4.7 不同尺度养殖业产业效率分析 |
4.7.1 村域尺度上养殖业效率分析 |
4.7.2 农户尺度上养殖业效率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1 研究思路 |
5.2 理论框架构建 |
5.3 研究方法 |
5.4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5.4.1 被解释变量 |
5.4.2 解释变量 |
5.4.3 数据说明 |
5.5 实证分析 |
5.5.1 全部农户种植业产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5.2 全部农户养殖业产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5.3 分农户类型种植业产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5.4 分农户类型养殖业产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空间视角下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类型划分及优化策略 |
6.1 研究思路 |
6.2 理论框架构建 |
6.3 研究方法 |
6.3.1 空间错位模型 |
6.3.2 空间可视化 |
6.4 传统作物种植业的效率类型划分及投入-产出分析 |
6.4.1 效率类型划分 |
6.4.2 不同效率类型的空间可视化 |
6.4.3 投入-产出分析 |
6.5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效率类型划分及投入-产出分析 |
6.5.1 效率类型划分 |
6.5.2 不同效率类型的空间可视化 |
6.5.3 投入-产出分析 |
6.6 家禽养殖业的效率类型划分及投入-产出分析 |
6.6.1 效率类型划分 |
6.6.2 不同效率类型的空间可视化 |
6.6.3 投入-产出分析 |
6.7 家畜养殖业的效率类型划分及投入-产出分析 |
6.7.1 效率类型划分 |
6.7.2 不同效率类型的空间可视化 |
6.7.3 投入-产出分析 |
6.8 空间视角下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优化策略 |
6.8.1 典型村庄分析 |
6.8.2 优化策略 |
6.9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 |
7.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学期间主要学术成果及参与科研项目实践活动情况 |
(4)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意义、目的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目的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经济史研究的历程与综合性经济史研究 |
二、区域性研究 |
三、经济部门、专题性研究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清中期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
第一节 清中期全国及云南的经济基本情况 |
一、清中期全国经济发展水平 |
二、清中期统治者的治滇政策 |
第二节 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背景条件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二、清中期大理地区行政区划 |
三、清中期以前大理地区经济状况 |
第三章 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投入要素 |
第一节 人口与劳动力 |
一、人口数量及增长率 |
二、人口流动与迁移 |
三、劳动力及其从业结构 |
第二节 土地开垦与利用 |
一、清政府垦荒政策 |
二、清中期大理地区土地的垦辟及规模 |
三、土地制度与土地的开发利用 |
第三节 水利 |
一、水利的发展 |
二、水权的分配、管理与交易 |
第四节 总结 |
第四章 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产出要素 |
第一节 农业 |
一、农业部门生产情况 |
二、粮食生产水平 |
第二节 手工业 |
一、金属矿业 |
二、盐业 |
三、其他手工业 |
第三节 总结 |
第五章 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内外贸易 |
第一节 商品流通的基本条件 |
一、交通运输网络 |
二、流通手段——货币 |
第二节 城乡市场的发展 |
一、农村市集 |
二、城镇商贸 |
第三节 商品运销与国内外贸易 |
第四节 商人与商人组织的发展 |
第五节 总结 |
第六章 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公共财政与居民消费 |
第一节 财政收入与支出 |
一、财政收入 |
二、财政支出 |
第二节 居民消费 |
一、生存消费 |
二、文化消费与投资 |
第三节 总结 |
总结 |
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及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效率演化视角下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县域旅游减贫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2.1 研究方法 |
1.2.2 技术路线 |
1.3 创新之处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集中连片特困区 |
2.1.2 旅游减贫的效率 |
2.2 理论基础 |
2.2.1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2.2.2 旅游地发展阶段理论 |
2.2.3 旅游乘数理论 |
2.2.4 数据包络分析 |
2.3 文献综述 |
2.3.1 国外对旅游减贫的研究现状 |
2.3.2 国内对旅游减贫的研究现状 |
第3章 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减贫支撑条件分析 |
3.1 地理位置与空间范围 |
3.2 自然环境基础 |
3.2.1 地势北高南低,地表崎岖不平 |
3.2.2 地貌类型多样,垂直分异显着 |
3.2.3 江河水系密布,水土组合欠佳 |
3.2.4 生物景观多样,空间分布复杂 |
3.2.5 生态环境脆弱,保护任务艰巨 |
3.3 人文环境条件 |
3.3.1 经济不断发展,生活水平提高 |
3.3.2 开放程度较低,特色产业滞后 |
3.3.3 产业结构单一,缺乏竞争优势 |
3.3.4 民族成分复杂,文化教育落后 |
3.3.5 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受限 |
3.4 旅游资源禀赋 |
第4章 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减贫历程及贫困特征 |
4.1 减贫历程 |
4.1.1 救济扶贫阶段(1978 年—1985 年) |
4.1.2 解决温饱阶段(1986 年—1991 年) |
4.1.3 扶贫到户阶段(1992 年—2000 年) |
4.1.4 整村推进阶段(2001 年—2010 年) |
4.1.5 全力攻坚阶段(2011 年—至今) |
4.2 贫困特征 |
4.2.1 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原因复杂 |
4.2.2 返贫现象频发,代际传递严重 |
第5章 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减贫效率评价 |
5.1 确定评价方案 |
5.2 旅游减贫效率测度 |
5.2.1 测度方法 |
5.2.2 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
5.2.3 结果分析 |
5.3 旅游减贫效率的时间演进规律 |
5.4 旅游减贫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 |
5.5 旅游减贫效率的类型识别 |
第6章 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减贫对策建议 |
6.1 培育旅游业态,带动相关产业 |
6.2 加强区域合作,集中连片开发 |
6.3 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区域发展 |
6.4 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
6.5 保护民族文化,理性开发利用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6)土地流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0 引言 |
1 土地流转对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促进作用 |
1.1 土地流转实现了农村土地利用率的提高 |
1.2 土地流转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规范化发展 |
1.3 土地流转推动了新型农业建设与发展进程 |
1.4 土地流转有效推动了农民经济收入的提升 |
2 促进土地流转作用有效发挥的对策 |
2.1 加强土地流转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
2.2 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机构, 明确部门工作职责 |
2.3 建立土地流转保险制度, 设立土地流转风险基金 |
3 结语 |
(7)基于精准扶贫开发的大理白族自治州耕地生态补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一、国内外耕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
二、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小结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预期研究目标和成果 |
四、研究工作的技术路线 |
五、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基于精准扶贫开发的耕地生态补偿理论体系 |
第一节 生态扶贫理念与国家政策 |
一、生态扶贫的理念 |
二、国家政策 |
第二节 耕地生态补偿理论基础 |
一、耕地生态补偿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
二、耕地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 |
第三节 基于扶贫开发的耕地生态补偿可行性探讨 |
第三章 基于精准扶贫开发的耕地生态补偿测算模型与方法 |
第一节 已有的耕地生态补偿测算模型和方法 |
一、基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的研究视角 |
二、基于耕地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受偿支付意愿的研究视角 |
三、其它研究视角 |
第二节 本文测算耕地生态补偿的模型和方法 |
第四章 基于扶贫开发的大理州耕地生态补偿实证研究 |
第一节 研究区概况 |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
二、自然环境条件 |
三、经济发展情况 |
四、耕地利用现状 |
五、研究区域贫困现状 |
第二节 大理州各县(市)耕地生态补偿测算 |
一、大理州各县(市)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依据 |
二、大理州各县(市)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当量因子法 |
第三节 大理州各县(市)耕地生态补偿测算结果分析 |
第四节 耕地生态补偿测算结果在扶贫开发中的应用 |
一、生态扶贫模式:耕地生态扶贫资金转移支付贫困户 |
二、生态经济扶贫模式:耕地生态补偿资金发展生态特色产业 |
第五章 完善耕地生态补偿助推扶贫开发的对策与措施体系 |
第一节 耕地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耕地生态补偿制度尚不完善 |
二、耕地生态扶贫缺乏具体政策依据 |
三、贫困地区耕地生态破坏严重 |
第二节 完善耕地生态补偿助推扶贫开发的对策与措施体系 |
一、建立健全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
二、加大贫困地区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
三、创新生态建设和补偿资金使用方式 |
四、加快开展耕地生态补偿制度和耕地生态扶贫的立法研究 |
第六章 基本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第二节 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实践的建议 |
一、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测算机制 |
二、加强耕地生态补偿外部性受益者的研究 |
三、扶贫开发与耕地生态补偿试点到推广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完成的主要研究成果 |
(8)加快弥渡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 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
1.1 运作模式多元化 |
1.1.1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
1.1.2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
1.1.3 合作社+农户模式 |
1.1.4 基层农技服务组织牵头发起模式 |
1.1.5 村组干部牵头发起模式 |
1.2 合作社运作的不断规范化 |
1.3 合作社产业的分布区域化 |
1.4 服务的范围一体化 |
2 商标品牌和农产品产地认证情况 |
2.1 商标注册情况 |
2.2 示范社命名情况 |
2.3 产品产地认证情况 |
3 合作社对推动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
3.1 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 |
3.2 促进了农民增收 |
3.3 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 |
3.4 有效加快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
4 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4.1 认识不够彻底, 重视程度不够, 发展不充分 |
4.2 合作社抗风险能力弱 |
4.3 合作社发展资金短缺 |
4.4 现行地方法规不完善 |
5 加快弥渡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 |
5.1 加大部门的扶持力度, 构建长效机制 |
5.2 出台优惠政策, 营造宽松发展环境 |
5.3 强化农业项目支持, 增强农业发展动力 |
5.4 加强指导监督, 推进规范化建设 |
(9)大理白族自治州“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民族地区禀赋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的背景、问题及意义 |
(一)研究的背景 |
(二)研究的问题 |
(三)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 |
(一)关于“互联网+”的研究现状 |
(二)关于特色农业的研究现状 |
(三)关于民族差异的研究现状 |
(四)总结 |
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四、“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概念与主要测度指标 |
(一)“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概念 |
(二)“互联网+”特色农业的主要测度指标 |
五、大理州及其民族区域基本情况 |
(一)全州概况 |
(二)民族区域 |
第二章 大理州“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民族区域禀赋现状 |
一、大理市 |
二、西北区 |
(一)云龙县 |
(二)洱源县 |
(三)剑川县 |
三、东北区 |
(一)宾川县 |
(二)鹤庆县 |
四、西南区 |
(一)漾濞彝族自治县 |
(二)永平县 |
五、东南区 |
(一)祥云县 |
(二)巍山县 |
(三)弥渡县 |
(四)南涧县 |
六、田野调研样本区域现状 |
第三章 大理州“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民族区域禀赋差异 |
一、各县市民族区域禀赋差异分析 |
(一)大理市 |
(二)西北区 |
(三)东北区 |
(四)西南区 |
(五)东南区 |
二、大理州“互联网+”特色农业禀赋差异分析 |
第四章 大理州“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民族区域禀赋差异成因 |
一、地理环境 |
(一)自然地理条件 |
(二)交通情况 |
二、民族经济环境 |
(一)自我发展能力 |
(二)城镇化建设 |
三、历史环境 |
(一)汉族 |
(二)白族 |
(三)彝族 |
(四)回族 |
(五)傈僳族 |
四、本文发现 |
第五章 大理州实施“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政策含义 |
一、区域经济发展 |
二、精准扶贫 |
三、民族团结进步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10)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之区域教育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已有研究述评 |
1.3 研究的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实践意义 |
1.4 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地理区划 |
2.1.2 民族文化区 |
2.1.3 民族文化传承 |
2.1.4 区域教育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2.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2.2.2 地理区划与规划理论 |
2.2.3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
2.2.4 文化教育人类学思想 |
第3章 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现状与特征 |
3.1 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现状分析 |
3.1.1 物质文化的传承 |
3.1.2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
3.2 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特征 |
3.2.1 基本特征Ⅰ: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区域性 |
3.2.2 基本特征Ⅱ: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类型性 |
3.2.3 基本特征Ⅲ: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和容性 |
3.2.4 基本特征Ⅳ: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时序性 |
第4章 云南民族文化传承分区及教育反思 |
4.1 云南民族文化传承分区的地理基础 |
4.1.1 自然地理基础 |
4.1.2 人文地理基础 |
4.1.3 经济地理基础 |
4.2 民族文化传承分区的原则及角度 |
4.2.1 民族文化传承分区的原则 |
4.2.2 民族文化传承分区的角度 |
4.3 云南民族文化分区传承的系统分析 |
4.3.1 滇中彝族主体文化区 |
4.3.2 滇南哈-彝主体文化区 |
4.3.3 滇东南壮-苗主体文化区 |
4.3.4 滇西白族主体文化区 |
4.3.5 滇西南傣-景主体文化区 |
4.3.6 滇西北藏-僳主体文化区 |
4.4 云南民族文化分区传承的教育反思 |
4.4.1 民族文化传承与区域教育的关联性 |
4.4.2 云南民族文化分区传承面临的问题 |
4.4.3 制约云南民族文化分区传承的因素 |
第5章 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区域教育发展路径 |
5.1 民族文化传承区域教育路径选择的依据 |
5.1.1 民族文化传承区域教育要素解构 |
5.1.2 民族文化传承区域教育要素整合 |
5.2 民族文化传承区域教育具体路径的选择 |
5.2.1 以家庭教育为基础,注重民族文化传承者的培养 |
5.2.2 以学校教育为核心,提高民族文化传播者的水平 |
5.2.3 以社区教育为辅助,优化民族文化传承外部环境 |
5.2.4 建立三位一体机制,彰显有机结合联动协同效能 |
第6章 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族文化传承的区域教育个案分析 |
6.1 以教育手段传承石林彝族文化的基本现状 |
6.1.1 学校教育现状 |
6.1.2 家庭教育现状 |
6.1.3 社区教育现状 |
6.2 以教育手段传承石林彝族文化的现存问题 |
6.2.1 教育资源的开发 |
6.2.2 教育体系的构建 |
6.2.3 教育经费的投入 |
6.3 以教育手段传承石林彝族文化的路径选择 |
6.3.1 巩固民族文化意识,注重家庭教育基础作用的发挥 |
6.3.2 提高教师文化素质,深化学校彝族文化教育的内容 |
6.3.3 加强社会政策支持,优化社会彝族文化教育的环境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创新之处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调查问卷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C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课题研究 |
致谢 |
四、新时期弥渡县畜牧业发展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滇西青铜牌饰研究[D]. 陈柏宇. 昆明理工大学, 2021
- [2]张居正改革前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D]. 冯晶. 大理大学, 2020(05)
- [3]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云阳县种植养殖业为例[D]. 王刚. 西南大学, 2019(05)
- [4]清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D]. 荆云砚. 大理大学, 2019(02)
- [5]效率演化视角下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县域旅游减贫效应研究[D]. 廖洪亮.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土地流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研究[J]. 成永菊. 农业开发与装备, 2018(07)
- [7]基于精准扶贫开发的大理白族自治州耕地生态补偿研究[D]. 杨诗琴. 云南财经大学, 2018(10)
- [8]加快弥渡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思考[J]. 吴正华. 南方农业, 2018(02)
- [9]大理白族自治州“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民族地区禀赋差异研究[D]. 冯宇彤. 大理大学, 2017(02)
- [10]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之区域教育路径研究[D]. 谢红雨. 云南师范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