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与台湾、韩国经贸关系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杨薇[1]（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于红丽[2]（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刘玉丽[3]（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贺少军[4]（2020）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1950年的不足12亿美元,迅猛发展至2019年的4.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创造了我国经济发展史和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上涨,国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裹足不前,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外贸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在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中国外贸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对外贸易传统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亟待转变外贸发展的方式,着力提升传统竞争优势,大力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推进贸易强国战略建设。论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逻辑,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中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和贡献,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在当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贸易强国价值链建设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美德日等主要贸易强国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提出了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战略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论文重点对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指出旅游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数字贸易是要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根本要求。建议重点通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价值链的制高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弯道超车,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快实现贸易强国建设战略。
陈若萱[5]（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提出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季澄[6]（2018）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互动进程本身的复杂性与结果的不可预期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将愈加通过海权维度予以集中呈现。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实践表明,中国正在加速由一个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无疑又增加了海权相较于陆权在确保国家安全、发展与繁荣方面的比重与分量,甚至不排除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或全球型海洋大国的可能性。中国海权的崛起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及地区重大利益的关键变量,这也意味着中国海权的发展正成为“一种现象”或是“一种问题”,美国需要予以认真对待,一旦战略应对失策,美国将付出类似于丧失地区主导地位的极其沉重的代价。鉴于此,美国战略界认为有必要对其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估与判断,既不宜过分夸大美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但也绝不忽视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其领导地位可能造成切实影响的核心要素的考察。美方认为,无论从宏观战略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看,中国海权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它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塑造美国地区战略和海上实践的最大外部牵引因素。从国家大战略缔造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赋予其发展海权的一般性逻辑依据,也就是说,中国旨在通过海洋实现国家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的战略谋划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是国家谋求强国地位的应有之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数次对海洋的探索与实践,并得以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海洋战略实践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看,美方认为,伴随中国海洋利益的不断拓展,中美双方原本在东亚地区形成的“陆海二元分离型”地区安全秩序正在被融入更多的海权要素,中国的海上实力与影响力正迅速进入东亚周边海域,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更广阔的海域延伸。鉴于美国自身鲜明的海权属性,美国势必会对此种具有颠覆地区传统地缘格局潜能的海上实践予以高度防范与警惕,并致使其在战略态度的选择上倾向于对抗而非妥协,在此基础上锻造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将丧失其应有的灵活性。此外,双方海上互动频率的增加难免带来摩擦与对抗的风险,如何有效管控此类风险并防止其升级,进而危及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也是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从海权建设的角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海上力量核心要素—海军的发展,正在侵蚀美国的传统海上优势地位,这将迫使美国海军重新审视其在后冷战时代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及其所应肩负的职责与角色,并将战略关注的重点由非国家行为体转向国家行为体,并以此牵引美国海权的建设,实现海权的战略回归,即将最终的战略着力点放在应对潜在的挑战者身上。与此同时,海权本身及其战略内涵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马汉倡导的海权的基本原理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主力舰队决战赢得制海权已不再被各国海军视为“定律”。事实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愈发紧密的经贸联系,科技水平的跃升,使得制海权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受到极大限制,夺取制海权的目的已超出单纯的军事范畴,海上安全更多地被视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这也促使各国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更强调合作,而非纯粹的零和博弈。总之,在美方看来,鉴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中美新一轮海上博弈及其所开启的权势转移进程,将很难实现半个多世纪前英美两国海上权势的和平转移,摩擦与对抗将长期伴随两国海上互动进程。但另一方面,美方始终认为摩擦与对抗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美方应寻求与中国达成最起码的海上战略谅解,有效管控分歧与摩擦,并尽可能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进而分担其维护海上公共安全的成本。对中国来说,其与美国的海上互动需以三点认知作支撑:一是在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地区性海洋强国之前,中国仍是两国海上互动中的弱势一方。尽管其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正逐步缩小,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享有地区海上主导权;二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道路选择已上升至国家大战略层面,是全民族共同意志的体现,建设海洋强国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自身所处地缘环境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限定,中国仍应追求旨在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有限的海权,而不是与美国争夺全球海上领导权;三是美国仍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最大外部限制性因素,与美国的海上互动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对此,寻求中美海上互动新模式,构建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架构,尽量降低美国对自身海上力量建设和海洋利益拓展的阻碍和干扰,理应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选项,而不是权宜之计。
储召锋[7]（2017）在《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政治的历史长河中,联盟的起源与冲突的出现一样久远。自人类社会产生冲突和战争以来,联盟便成为国家、城邦、帝国或其他政治行为体用以赢得战争、维护安全最常用有效的手段之一。合纵连横和联盟交锋的结局往往事关一个国家的兴衰、地区的稳定甚至国际体系的变迁。联盟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借以倍增力量、遏制挑战者、约束盟友、控制伙伴、保持全球优势地位的重要工具。美国从推行联盟战略中获取巨大的利益,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及其基础上的前沿部署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砝码。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体系非但没有如众多战略家预言的那样随着共同威胁的消逝而瓦解,反而经过一番调试转型后重新焕发活力,并继续发挥着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推手作用。本文借助历史分析法和逻辑归纳法尝试对冷战后的美国联盟战略进行系统性研究。首先回顾梳理美国联盟战略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联盟战略一经形成就服务于美国大战略,自然也遵循美国大战略的演进逻辑。从策略性地运用联盟外交到坚定不移地推行联盟战略,反映了美国大战略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本质蜕变。其次,分析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不同于历史上欧洲对抗性联盟的短命之躯,美国联盟体系拥有更加稳固的结构和更为多样的功能,因而能够成为具有较强适应力和生命力的战略形态。第三章透视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动力因素。它既包含美国历史文化积淀所成的战略文化传统、战略缔造与实施的惯性等内生动力,也包含国际体系变迁、伙伴盟友关系演化等外在牵引。第四章考察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管理及效能。笔者将美国联盟管理归纳为利益协调式、制度规则式和霸权主导式三种模式。在维持和管控联盟内外行为的过程中,美国通常是综合应用这三种管理模式。第五章研判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继而展望其发展前景。冷战后美国联盟的安全困境问题将愈益突出,美国与盟友的矛盾分歧或将成为常态。联盟是美国拥有的一项战略资产。然而,随着其转型后规模与职能的过度延伸,未来也可能变为拖累美国的战略负担。最后,分析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中国崛起是触发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调整尤其是亚太联盟战略强化的重要外在推力。在美国不断强化亚太联盟针对中国的遏制功能的情势下,我们既要保持战略耐心和定力,也应在外交、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措并举,主动加强战略谋划与应对。
刘方平[8]（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援助包含着深刻的价值意义,援助国提供的对外援助只是该国本身所秉持的价值理念的一种外化形式,由此产生出了不同的援助类型、方式和目标追求。中国的对外援助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理论来源,反映出中国援外深刻的价值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在“两个大局”、“两种挑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援外开启了现代化的转型之路。在经历了数次援外改革以后,中国对外援助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援助理念上,中国援外实现了由重视政治利益到重视经济利益转变;在援助原则上,平等互利四项原则成为中国援外的指导原则;在援助政策上,中国援外实现了由不附加任何条件到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转变;在援助治理体系上,中国援外建立了以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为主要归口机构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在援助的方式上,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中国援外新发展的引领下,中国对外援助实践逐渐进入到全方位发展阶段。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以亚洲、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为主,中国对外援助的领域大多集中在发展领域,在政治、安全等领域对受援国的援助相对较少,这也符合外交服务于经济的改革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南南合作的深化。通过Eviews7.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知,中国对受援国的援助与受援国GDP增长、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受援国的投资都乘正相关。中国对受援国的援助也为维护自身利益带来帮助。例如,受援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挫败国际反华提案等问题上给予中国宝贵的支持,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援外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援外宣传工作不到位、援外项目生态问题政治化、援助手段较为单一以及援助理念有待进一步升级等。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援助实践表明,中国应当继续坚持“援助+合作”的特色援外模式,它既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又有助于促进双边经济发展,推动南南合作进程。中国还应当加强援外企业的社会责任建构,进一步促进援外领域的平衡,提高援外宣传工作,提升中国在援外领域中的话语权,为增进中国整体国家利益服务。但是,中国需要理性看待援助作用的边界,它并不是万能的,不应当在主观层面将其功能予以夸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援外体系,与美国、日本、英国等OECD组织成员国以及苏联相比,中国援外表现出了互利共赢、治理规范、经济优先、卓有成效等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应当在中国援外的实践中继续发扬光大。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对外发展战略,这对中国援外来说,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一带一路”战略既可以提升中国援外战略地位,又可以提升中国援外治理水平,还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援外理论,提升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中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强化援外的战略功能,使其承担起更重要的战略任务?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援外的有效性,为“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起稳定的地缘安全环境?这是“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援外带来的现实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援外需要做出战略调整。在微观层面,中国可以考虑设立中国国际开发合作署来统筹援外工作,将援助的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并适当增加军事、安全援助,丰富援外手段,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在中观层面,中国援外应当以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为主要战略目标,实现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战略分工;在宏观层面,中国应当升级援外理念,引领人类全面发展需求,带动沿线国家参与国际治理,促使国际秩序更加公平。
张国军[9]（2016）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立足周边,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辐射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份关于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从顶层设计了未来自贸区建设,明确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措施。中国对推进自贸区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判断国际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环境,找准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位,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和推进自贸区战略。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主要参与方利益博弈及中国对策。本文认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若以1997年和2008年为界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9—1997年）,这一时期以APEC为主导。APEC在这期间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确立了组织形式、宗旨、目标、合作原则等,提出了发展目标——茂物目标,对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促进经济技术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阶段（1997—2008年）,这一时期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为特征。东盟建立了一系列"东盟+N"机制,包括"10+1"、"10+3"、"10+6"机制。东亚地区也因此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合作格局。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这一时期,美国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奥巴马上台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凭借TPP介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自此,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被打破,东盟提出RCEP应对TPP的冲击。继之,在中国的倡导下,亚太各方于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对FTAAP进行联合战略研究,并一致同意尽快启动FTAAP进程。这样,亚太地区形成了 TPP与RCEP两大机制并存,同时酝酿推动FTAAP的局面。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及意义,有关研究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第二章运用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整体演变,分析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及变迁。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分析了 TPP、RCEP、APEC/FTAAP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第六章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探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七章论述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并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情况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具体如下:第一,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分析。首先,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权力角逐引发了该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变迁。其次,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东亚和美国家之间既存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美国强势推进TPP,搅乱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推动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一步发生变迁。再次,APEC存在的问题致使其集体行动成本增加,运行效率低下,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各成员无奈之下转向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最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伴随着多机制并存,竞争性合作。第二,厘清TPP、RCEP、APEC/FTAA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TPP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赋予了新的元素,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朝多元方向发展。TPP冲击了现存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催生了 RCEP,两大机制相互制衡;RCEP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RCEP加入门槛相对较低,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APEC停滞不前引发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变迁。FTAAP的提出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整合提供了目标。第三,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分析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趋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表现在对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夺上。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谋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东盟推进"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日本在中、美之间搞平衡,角逐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韩国致力于成为连结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键链条,印、澳、新积极融入亚太权力体系,期冀分得一杯羹。201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明确指出,TPP和RCEP是未来实现FTAAP的基础。TPP、RCEP两大机制未来发展趋势存在三种可能:RCEP逐步并入TPP后融合为FTAAP;TPP和RCEP趋同后融合成FTAAP;TPP和RCEP纳入FTAAP谈判。然而,未来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和亚太地区的现实发展需要。第四,基于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和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使用综合贸易份额指数、拓展后的贸易密集指数、HM指数分析了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贸易依赖程度,结合现有的关于TPP、RCEP、FTAAP对中国经济影响的CGE模型分析结果以及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多层次、全方位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建设高水平自贸区,推进自贸协定深度一体化;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积极探索双边合作途径。
王海腾[10]（2014）在《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对美公共外交活动。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美交往过程中对美公共外交可以对两国关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应如何开展对美公共外交？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外交社会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科技传媒手段的发展，国家间社会层面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针对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活动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蓬勃发展，同样也成为中国新世纪以来开展对外交往和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形式和主要内容。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经历了在理念上不断提升、在机制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现在已经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公共外交关系，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而对美公共外交则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处于重要地位，发挥尤其突出的作用。中国的对美公共外交经历了一个由起步到形成、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美两国打开交往的大门就缘起于着名的乒乓外交。建交后的八九十年代，两国不断拓展在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相互交往和人员往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这些实践中开始起步、逐步形成。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开始走向正规化的发展轨道，通过首脑外交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孔子学院的建设、对美文化交流、对美传媒外交、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首脑在出访中与美国公众的互动是对美公共外交的传统活动，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魅力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了解真实中国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而设立的孔子学院在美国风生水起，其担负的公共外交使命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文化交流是对美公共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外传播中的文化内涵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传媒在美国常常被称为“第四权力”，如何与美国传媒打好交道并最终服务于对美公共外交，也是对美公共外交的重要问题。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常常被忽略，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持续上升和在美企业的增加，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需要得到重视。本文对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必要性与作用进行了剖析。公共外交的目标在于夯实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必须明确公共外交致力于发展国家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导向。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这对如何建立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推动国际社会和平发展颇具启示，而公共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家的真正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国际新理念新规范的提出，文明多样性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可以有所作为。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两国公众的往来与沟通进一步加强，美国公众的中国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两国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两国公众固有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念的差异，也包括部分媒体的误导和歪曲等因素。当前对美公共外交存在的困境主要有两国话语体系存在差异，以及对美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有限等。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加强对美公共外交的对策建议。文章指出，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公共外交的理念需要进一步革新，对美公共外交要切实推动两国社会交往，完善立法与机制建设，加大民间力量的参与范围和程度。公共外交的公众导向需要进一步明确，对美公共外交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明晰重点群体的重要特征，对于不同交往对象区分不同交往方式。公共外交的效能需要持续提升，对美公共外交要重视“心灵政治”层面的沟通，形象塑造和观念传播要贴近美国公众，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都要遵循双向性和互动性原则。此外，公共外交研究需要不断加强，对美公共外交要自觉推动软实力的提高，无论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介绍当代中国，都要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只有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才能实现全面的、真正的崛起。
二、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与台湾、韩国经贸关系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与台湾、韩国经贸关系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2）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 (一)综合国力 |
| (二)同盟体系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有关2010年以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研究 |
| (二)2010至2016 期间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三)2016 年后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1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理论基础 |
| 1.1 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运用 |
| 1.1.1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演化 |
| 1.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 |
| 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分析 |
| 1.2.1 传统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局限性 |
| 1.2.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优越性 |
| 第2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 |
| 2.1 南海地区地缘特征及南海问题 |
| 2.1.1 南海地区的地缘特点及其战略重要性 |
| 2.1.2 南海问题及南海大国博弈现状 |
| 2.2 日本的地缘环境及其海洋利益 |
| 2.2.1 日本的基本地缘概况 |
| 2.2.2 日本的海洋利益 |
| 第3章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
| 3.1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 |
| 3.1.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体系压力 |
| 3.1.2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形势判断 |
| 3.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3.2.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决策过程 |
| 3.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第4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 |
| 4.1 借美抗中削减中国战略压力 |
| 4.1.1 在南海地区开展“美日联合巡航” |
| 4.1.2 在南海地区美日力推“印太战略” |
| 4.2 借中防美增加自我收益 |
| 4.2.1 中日关系加快“正常化”进程 |
| 4.2.2 中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 4.2.3 中日共同拓展多领域创新合作 |
| 第5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 |
| 5.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美 |
| 5.1.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国影响力 |
| 5.1.2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空白 |
| 5.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平衡”中美 |
| 5.2.1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构建对华“包围圈” |
| 5.2.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减少的风险 |
| 第6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综合评估 |
| 6.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及其局限性 |
| 6.1.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 |
| 6.1.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局限性 |
| 6.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及走向 |
| 6.2.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 |
| 6.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走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案 |
| 1.2.1 研究思路与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论文特色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际贸易理论 |
| 2.1.1 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论述 |
| 2.1.2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
| 2.1.4 以贸易保护思想为基础的贸易保护理论 |
| 2.2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理论 |
| 2.3 国际贸易政策 |
| 2.3.1 自由贸易政策 |
| 2.3.2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 |
| 2.3.3 进口替代贸易政策 |
| 2.3.4 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4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 |
| 2.4.1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定义 |
| 2.4.2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影响研究 |
| 2.4.3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的研究 |
| 2.5 关于数字贸易 |
| 第三章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 |
| 3.1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
| 3.1.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3.1.2 关于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 |
| 3.1.3 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 |
| 3.2 贸易强国的定义和内涵 |
| 3.3 中国外贸发展历史 |
| 3.3.1 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阶段 |
| 3.3.2 我国外贸发展的成绩 |
| 3.4 中国外贸发展体制演变 |
| 3.4.1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
| 3.4.2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3.5 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贡献 |
| 3.6 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
| 3.6.1 外贸发展的国内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
| 3.6.2 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调整 |
| 第四章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分析 |
| 4.1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
| 4.1.1 中美经贸发展互利共赢 |
| 4.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阶段 |
| 4.2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演变 |
| 4.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分析 |
| 4.3.1 中美贸易顺差情况 |
| 4.3.2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
| 4.3.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发展趋势 |
| 4.4 中美经贸摩擦对服务贸易影响 |
| 4.4.1 对中美服务贸易影响 |
| 4.4.2 对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影响 |
| 4.5 中美经贸摩擦前景分析 |
| 4.6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可能影响 |
| 4.6.1 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发展之争 |
| 4.6.2 美希望通过经贸摩擦阻碍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
| 4.6.3 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 |
| 4.6.4 充分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
| 第五章 旅游服务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 |
| 5.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1 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阶段 |
| 5.1.2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3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
| 5.2.1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 |
| 5.2.2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 5.3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比较凸显 |
| 5.3.1 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
| 5.3.2 入境旅游市场单一 |
| 5.3.3 国际市场竞争力弱 |
| 5.3.4 旅游服务贸易附加值不高 |
| 5.3.5 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
| 5.4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5.4.1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 |
| 5.4.2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
| 5.4.3 推动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第六章 数字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 |
| 6.1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速 |
| 6.1.1 数字贸易定义和特点 |
| 6.1.2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
| 6.2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激烈 |
| 6.3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6.3.1 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
| 6.3.2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 6.4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4.1 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
| 6.4.2 健全数字贸易发展相关法律法规 |
| 6.4.3 完善数字贸易监管政策体系 |
| 6.4.4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谈判 |
| 6.4.5 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
| 6.4.6 扩大数字贸易对外开放 |
| 第七章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建设贸易强国 |
| 7.1 贸易强国建设与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息息相关 |
| 7.2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
| 7.2.1 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
| 7.2.2 全球化新阶段的主要特点 |
| 7.3 全球价值链发展呈现新趋势 |
| 7.3.1 国际产业布局加快调整 |
| 7.3.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呈现平台化网络化分散化等特征 |
| 7.3.3 新技术催生新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 |
| 7.3.4 亚洲区域价值链将加速整合 |
| 7.3.5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博弈将更加激烈 |
| 7.3.6 中国订单和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加快 |
| 7.4 提升我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1 贸易强国的国际比较 |
| 8.1.1 美国 |
| 8.1.2 日本 |
| 8.1.3 德国 |
| 8.2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2.1 夯实贸易强国建设的制造业基础 |
| 8.2.2 大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
| 8.2.3 推动贸易和双向投资协同发展 |
| 8.2.4 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汇率等方面支持政策措施 |
| 8.2.5 营造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
| 第九章 结论和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9.2.1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刻不容缓 |
| 9.2.2 服务贸易在全球经贸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
| 9.2.3 发展数字贸易是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 |
| 9.2.4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化带来深刻影响 |
| 参考文献 |
（5）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6）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概念界定与探析 |
| 论文的主要议题和写作思路 |
|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战略界眼中的海权与中美关系 |
| 1.1 海权是美国战略界经久关注的重大战略议题 |
| 1.1.1 美国海权的一般逻辑及其发展演变 |
| 1.1.2 美国对于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护持 |
| 1.2 海权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嬗变 |
| 1.2.1 19世纪中后期至冷战前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2.2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2.3 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3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海权维度 |
| 1.3.1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再思考与战略调整 |
| 1.3.2 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中的海权议题的再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的评估 |
| 2.1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历史维度的透视 |
| 2.1.1 辉煌与挫折交织的中国海权演进历程:助推中国海权发展的智识基础 |
| 2.1.2 借鉴过往守成国与崛起国海上博弈的经验教训:中美实现海上权力和平转移仍存在“不确定性” |
| 2.2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理论维度的透视 |
| 2.2.1 新兴国家海权崛起的一般规律及其逻辑辩证关系 |
| 2.2.2 从“陆海二元对立”到“陆海统筹”:中国海洋政策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2.3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现实维度的透视 |
| 2.3.1 对“建设海洋强国”背景因素的评估 |
| 2.3.2 对“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认知及其与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对接 |
| 2.3.3 对“建设海洋强国”具体实施情况的评估 |
| 2.3.4 “建设海洋强国”对于中国周边海域及美国自身的影响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军力量建设进程的评估 |
| 3.1 对中国海上军事学说构成要素的评估 |
| 3.1.1 对以马汉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海权理论的借鉴与吸收 |
| 3.1.2 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3.1.3 “海军民族主义”的存在及其影响 |
| 3.2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进程的评估 |
| 3.2.1 基础能力提升阶段(2004 年至2006 年) |
| 3.2.2 初步涉足西太平洋地区(2007 年至2009 年) |
| 3.2.3 实现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态化部署(2010 年至2012 年) |
| 3.2.4 逐渐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结合”演进(2013 年至2014 年) |
| 3.3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认知依据的评估 |
| 3.3.1 对中国重要海洋利益的评估 |
| 3.3.2 对中国面临的周边海上安全风险的评估 |
| 3.3.3 中国的主要海上战略目标:近海与远海的统筹 |
| 3.4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及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 3.4.1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的评估 |
| 3.4.2 对中国海军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国海上实践的核心战略关切 |
| 4.1 对中国提升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关切 |
| 4.1.1 美方对中国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评估 |
| 4.1.2 美方应对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相关举措 |
| 4.2 对中国与邻国海洋争端的关切:以南海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 4.2.1 南海争端的具体表现类型及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
| 4.2.2 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应对:战略层面的“拖延战略”与战术层面的“胁迫策略”相结合 |
| 4.2.3 美国在南海地区的主要利益关切及其策略应对 |
| 4.3 对中国海权拓展的战略取向的关切:以印度洋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 4.3.1 印度洋将成为中国海权拓展的主要战略方向 |
| 4.3.2 中国在印度洋拓展海权的具体战略举措 |
| 4.3.3 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保障基地的模式选择问题 |
| 4.3.4 中国向印度洋地区拓展海权的限定性要素 |
| 4.4 对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服役及其战略影响的关切:以航空母舰作为考察重点 |
| 4.4.1 对中国发展航空母舰的基本条件的评估 |
| 4.4.2 对中国航空母舰具备的功能性要素的评估 |
| 4.4.3 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应对举措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的美国政策因应 |
| 5.1 美国政府的因应之策:具有高度现实适切性的印太战略谋划 |
| 5.1.1 中美海权博弈的“二元特征”:冲突与合作并存 |
| 5.1.2 印太地缘概念及其缘起探析 |
| 5.1.3 美国印太战略愿景谋划及其“包容性平衡”理念的体现 |
| 5.2 美国国防部的因应之策:对美国《亚太海上安全战略》的解读 |
| 5.2.1 美国防部对于印太海上安全环境的判断 |
| 5.2.2 美国防部关于印太海上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 |
| 5.2.3 美国防部关于确保印太地区海上安全的相关举措 |
| 5.3 美国海军及相关军种的因应之策:对制海权的重新掌控 |
| 5.3.1 对变化中的全球海上安全环境及其威胁来源的判断 |
| 5.3.2 新时期美国海军理应具备的五项基本能力与战略素养 |
| 5.3.3 对水面舰艇力量建设的高度关切:获取制海权的关键 |
| 本章小结 |
| 尾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7）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美国联盟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
| 1.1 冷战前美国联盟外交的初步实践 |
| 1.1.1 美国联盟外交的肇始 |
| 1.1.2 美国联盟外交的初步实践 |
| 1.2 冷战期间美国联盟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
| 1.2.1 全面构筑冷战遏制联盟时期 |
| 1.2.2 尼克松政府联盟战略收缩时期 |
| 1.2.3 里根政府重新强化联盟战略时期 |
| 1.3 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与强化 |
| 1.3.1 冷战后初期美国联盟战略的扩展与再定义 |
| 1.3.2 反恐时代美国联盟战略的“变”与“不变” |
| 1.3.3“亚太再平衡”与美国联盟战略的强化 |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
| 2.1 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 |
| 2.1.1 体系性联盟 |
| 2.1.2 地区性联盟 |
| 2.1.3 功能性联盟 |
| 2.2 美国联盟结构的特征 |
| 2.2.1 主导性与辅助性 |
| 2.2.2 整体性与独立性 |
| 2.2.3 相互制约与相互限定 |
| 2.3 美国联盟体系的功能 |
| 2.3.1 维持全球领导地位 |
| 2.3.2 遏制敌手与抑制威胁 |
| 2.3.3 约束盟友与控制伙伴 |
| 2.3.4 安全及其他外溢功能 |
| 第三章 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动力因素 |
| 3.1 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内生动力 |
| 3.1.1 战略文化传统——观念层面 |
| 3.1.2 战略缔造与实施惯性——制度层面 |
| 3.1.3 精英战争准备——决策层面 |
| 3.2 影响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外在牵引 |
| 3.2.1 国际体系转换 |
| 3.2.2 地缘政治变迁 |
| 3.2.3 盟友伙伴关系 |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管理及效能 |
| 4.1 美国联盟战略管理的模式 |
| 4.1.1 利益协调型 |
| 4.1.2 制度规则型 |
| 4.1.3 霸权主导型 |
| 4.2 美国联盟管理的效能及评估 |
| 4.2.1 联盟管理的效能 |
| 4.2.2 联盟管理的限度 |
| 4.2.3 联盟管理的价值评估 |
| 第五章 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
| 5.1 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 |
| 5.1.1 联盟议价:徘徊于争夺和妥协之间 |
| 5.1.2 联盟安全困境:联盟的选择性及其后果 |
| 5.1.3 复合安全困境:敌对关系与联盟关系的内外交织 |
| 5.1.4 超越联盟对抗: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的新路径 |
| 5.2 美国联盟战略的发展趋势 |
| 5.2.1 联盟纷争常态化,但仍具相当生命力 |
| 5.2.2 联盟调整持久化,但适应力更趋强韧 |
| 5.2.3 联盟样式多元化,但更趋灵活务实 |
| 5.2.4 联盟困境显性化,但管理日益成熟 |
| 第六章 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
| 6.1 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
| 6.1.1 中国因素在美国联盟战略中的地位 |
| 6.1.2 美国联盟体系与中国伙伴网络的交叠互动 |
| 6.2 中国崛起与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强化 |
| 6.2.1 中国崛起的地区意义及美国的战略应对 |
| 6.2.2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发展趋势 |
| 6.2.3“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亚太联盟政策展望 |
| 6.3 关于中国应对策略的几点思考 |
| 6.3.1 以分化促安全,利用楔子战略瓦解对手联盟 |
| 6.3.2 以创新促安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
| 6.3.3 以发展促安全,利用“经济再平衡”稀释美国“军事再平衡” |
| 6.3.4 以制度促安全,加快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 |
| 6.3.5 以实力促安全,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及意义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比较分析法 |
| (三) 数理统计分析法 |
| 第一章 对外援助的基本概念与价值意义 |
| 第一节 对外援助的基本概念 |
| 一、价值理念视角下的对外援助 |
| 二、工具理念视角下的对外援助 |
| 三、主客关系视角下的对外援助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的类型与划分标准 |
| 一、以援助的目的作为划分标准 |
| 二、以援助的方式作为划分标准 |
| 三、以援助的资金类型作为划分标准 |
| 四、以援助的主体作为划分标准 |
| 第三节 对外援助的目标 |
| 一、政治目标 |
| 二、安全目标 |
| 三、发展目标 |
| 四、人道主义目标 |
| 第四节 对外援助的价值意义 |
| 一、对外援助与文化传播 |
| 二、对外援助与价值观输出 |
| 三、对外援助与理念追求 |
| 第二章 中国对外援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
| 一、国际主义的概念内涵 |
| 二、国际主义的渊源 |
| 三、国际主义在中国援外中的新表现 |
| 第二节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
| 一、八项原则的内涵与渊源 |
| 二、八项原则的理论形成 |
| 三、八项原则的具体践行 |
|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 |
| 一、统一战线理论 |
| 二、“中间地带”理论 |
| 三、“三个世界”理论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需要 |
| 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 |
| 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理念追求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起点 |
| 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经验 |
| 第二节 中国对外援助理论的新进展 |
| 一、援助理念的改变:由重政治利益到重经济利益 |
| 二、援助原则变迁:平等互利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
| 三、援助政策的调整: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政策的形成 |
| 第三节 中国对外援助治理体系的新发展 |
| 一、治理机构的整合 |
| 二、治理体制的调整 |
| 三、治理制度的完善 |
| 第四节 中国对外援助的新方式与新类型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新方式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新类型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及评价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阶段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调整阶段(1978年至1993年)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阶段(1994年至2004年) |
|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增长阶段(2005年至今)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区域 |
| 一、非洲地区 |
| 二、亚洲地区 |
| 三、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 |
| 第三节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评价与总结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绩效评估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问题评估 |
|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经验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 |
| 第一节 援助理念:互利共赢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互利性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共赢性 |
| 第二节 援助体系:治理规范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治理机构规范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治理模式规范 |
|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治理制度规范 |
| 第三节 援助实践:经济优先 |
| 一、中国援外重点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领域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项目以生产性项目为主 |
| 三、中国对外援助以促进双边共同发展为主要目的 |
| 第四节 援助结果:卓有成效 |
| 一、中国援助效率高效 |
| 二、中国援助兑现率高 |
| 三、中国援助促进了双边共同发展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援助的新拓展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对外援助带来的新机遇 |
| 一、有助于提升中国援外战略地位 |
| 二、有助于提升中国援外治理水平 |
| 三、有助于提升中国援外的话语权 |
| 四、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援外理论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对外援助带来的新挑战 |
| 一、经济援助作用的边界需要明确 |
| 二、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有待提高 |
| 三、周边安全环境亟需构建 |
| 第三节 中国对外援助需要战略转变 |
| 一、构建中国特色援外理论 |
| 二、提升中国援外价值内涵 |
| 三、以配合“一带一路”作为主要战略目标 |
| 四、丰富援外实践 |
| 结语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附录一 中国历年援外支出数据及相关比重(1978-2015) |
| 附录二 访谈记录 |
| 致谢 |
（9）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有关研究概念的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简要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结构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径 |
| 1.6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6.1 研究重点 |
| 1.6.2 研究难点 |
| 1.6.3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理论分析 |
| 2.1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
| 2.1.1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发展历程概述 |
| 2.1.2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
| 2.1.3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立的动因 |
| 2.1.4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特征 |
| 2.2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变迁 |
| 2.2.1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整体变迁 |
| 2.2.2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成因 |
| 第3章 TPP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 |
| 3.1 TPP的发展演变 |
| 3.1.1 TPP的缘起和发展 |
| 3.1.2 美国加入并推动TPP谈判的动因 |
| 3.1.3 TPP的主要内容和机制特征 |
| 3.1.4 影响TPP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
| 3.2 TP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 |
| 3.2.1 进一步推动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多元化 |
| 3.2.2 冲击了亚太现存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
| 3.2.3 催生了东盟主导的RCEP，两大机制相互制衡 |
| 第4章 RCEP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 |
| 4.1 RCEP的形成发展 |
| 4.1.1 RCEP的缘起和发展 |
| 4.1.2 RCEP的主要内容和机制特征 |
| 4.1.3 影响RCEP谈判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
| 4.2 RCE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 |
| 4.2.1 加强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 |
| 4.2.2 为亚太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机制 |
| 第5章 APEC/FTAAP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 |
| 5.1 APEC的发展历程 |
| 5.1.1 APEC成立背景 |
| 5.1.2 APEC的发展历程 |
| 5.1.3 APEC今后发展面临的挑战 |
| 5.2 FTAAP的提出及发展 |
| 5.3 APEC/FTAA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 |
| 5.3.1 APEC进程缓慢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导火索 |
| 5.3.2 建立FTAAP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整合的目标 |
| 第6章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及未来趋势 |
| 6.1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 |
| 6.1.1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
| 6.1.2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 |
| 6.2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
| 第7章 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建议 |
| 7.1 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
| 7.1.1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进展 |
| 7.1.2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动机和目标 |
| 7.1.3 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思路 |
| 7.2 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 |
| 7.2.1 多层面、全方位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
| 7.2.2 建设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推进自贸协定深度一体化 |
| 7.2.3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积极探索双边合作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TPP协定的主要内容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外公共外交的研究进程 |
| （二）国内外公共外交的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公共外交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理论框架：社会视角下的公共外交 |
| 一、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
| （一）国际政治的国家—社会理论 |
| （二）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
| 二、建构主义与公共外交 |
| （一）建构主义分析模式 |
| （二）建构主义与公共外交 |
| 三、公共外交的三层进程分析 |
| （一）交往模式与公共外交的交往层面 |
| （二）认知模式与公共外交的认知层面 |
| （三）建构模式和公共外交的建构层面 |
| 第二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发展过程 |
| 一、中国公共外交的兴起 |
| （一）各国公共外交的兴起 |
| （二）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过程 |
| （三）中国发展公共外交的原因与动力 |
|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历史演变 |
| （一）对美公共外交的源起（1971 年——1978 年） |
|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起步（1979 年——1999 年） |
| （三）对美公共外交的形成（2000 年——至今） |
| 第三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 |
| 一、首脑外交中的公共外交行为 |
| （一）中国领导人对美公共外交 |
| （二）对美首脑外交的公共外交效应 |
| （三）国家首脑的品牌塑造 |
| 二、孔子学院的建设 |
| （一）在美孔子学院的发展 |
| （二）孔子学院的汉语推广 |
| （三）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效用 |
| 三、中美文化交流与传媒外交 |
| （一）文化交流的公众化 |
| （二）对美文化交流 |
| （三）文化交流的机制建设 |
| （四）对美传媒外交 |
| 四、经济领域的对美公共外交 |
| （一）经济领域公共外交的起步 |
| （二）开展经济领域公共外交的动因 |
| （三）经济领域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作用与成效 |
| 一、对美公共外交的作用与意义 |
| （一）推动中美关系顺利发展 |
| （二）加强与美国社会深入交往 |
| （三）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
| （四）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 |
|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目标与成效 |
| （一）交往层面：中美社会交往增进 |
| （二）认知层面：美国公众中国观改善 |
| （三）建构层面：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加强 |
| 第五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对策建议 |
| 一、革新公共外交理念，构建多方参与机制 |
| （一）加强公共外交战略设计，完善立法和机制建设 |
| （二）构建多方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
| 二、明确公共外交公众导向，提高不同群体针对性 |
| （一）对美智库公共外交 |
| （二）对美利益集团公共外交 |
| 三、重视公共外交成效，推动交往内容方式的提升 |
| （一）丰富公共外交的内涵 |
| （二）提升公共外交的互动性 |
| 余论：崛起中国家的公共外交 |
| 一、国家崛起中的观念建构 |
| 二、公共外交中国际理念的提出 |
| 附录 在美孔子学院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四、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与台湾、韩国经贸关系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2]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3]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4]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D]. 贺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6]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D]. 季澄.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7]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D]. 储召锋.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D]. 刘方平. 武汉大学, 2017(06)
- [9]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D]. 张国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06)
- [10]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D]. 王海腾.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