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续中华文明的道统（论文文献综述）
刘培[1]（2021）在《南宋华夷观念的转变与梅花象喻的生成》文中指出梅花象喻从南宋以来逐渐被塑造成华夏文化的象征,这一过程与思想界从华夷之辨到夷夏之防的转变密切相关。在当时,对民族、国家与文化的认知,对民族精神的探寻与塑造具有传续华夏命脉的崇高意义。这种探寻与塑造以对华夷之辨的重新阐释为切入点,梅花象喻的生成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构建的历程。华夷之辨在理学文化语境中被简化为君子小人之辨而纳入到理一分殊的认知体系中。立足于此,梅花象喻深入到华夏文化自我认知的各个层面,这是它能够象征华夏的前提和基础。理学着眼节操观念来塑造社会人格,严守夷夏之防。梅花书写标举节操,在观念世界筑起一道扞卫华夏文化的长城,因此之故,梅花最终成为寄托文化执念与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
彭曙蓉[2]（2021）在《元代湖湘学术源流考论——基于学记文中的记述》文中提出元代是湖湘学术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元代湖南学人在其学记文中,往往借梳理湖湘学术源流,把周敦颐确立为理学奠基人、湖湘学术创始人和元代道统谱系中的首位传人,进而提出"湖南道学"说,旨在传续湖湘学脉、发扬湖湘学术和开拓湖湘学派。元代湖湘学术知行合一的内在精神,由此成为湖湘学派的共同旨归,湖湘学术开始进入教化百姓的现实层面。践行湖湘学术,反对科举利禄,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湖南学校的立学宗旨。元代湖湘学术是理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也是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致知力行、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对于后世湖南学人和湘学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理论价值。
范丹凝[3]（2021）在《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吴汝纶是晚清着名学者、古文家和教育家。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这位“桐城派最后宗师”尚未有过系统的讨论,也未曾出现以吴汝纶作为研究对象专着。古文是吴汝纶不朽的功业,也是他一生学行的基础,所以研究吴汝纶的思想和创作,须从其文学活动入手,深入研摩文本,了解其继往开新古文理论和创作,才能全面把握吴汝纶生平学行大旨及其他方面的思想。本文以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再次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吴汝纶以古文说经、以古文设教方面的内容。介于目前尚无对于吴汝纶生平经历的系统的梳理,故而本文第一章用了较长的篇幅考论吴汝纶的一生行迹,尤其是他早年幕府经历和为官经历。通过考察他的人生经历,分析他的性格特点、价值祈向和学术追求,为进一步阐述其学术思想和古文理论、创作观念奠定基础。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其中第二章为全文重点,探明吴汝纶古文思想的两个核心主张:道因文存和以文求道。这两个观念也是吴汝纶一切古文思想的起点,也是勾通他对于桐城古文之学理念和经世致用价值观的核心思想。结合目前文本资料来看,吴汝纶关于古文创作的理论大多来自桐城派经典文论,故而本文第三章主要论述吴汝纶古文创作中承袭自桐城派的一面。包括他对于姚鼐“古文之学”的理解、对桐城派创作方法和与之相应的古文风格的继承。吴汝纶着籍桐城,又从学曾国藩,既是桐城的后学晚生,又是“湘乡派”的中坚力量,他的古文理论自桐城派中来,在创作中又融合了湘乡派之气派。故而其创作理论和行文之习尚未背离桐城法度,但文章主题与审美取向却又与之异趣。故而文章第四章重点结合吴汝纶代表性的古文作品,分析他在古文创作主题、形式、审美趋向方面的具体观念,力图较全面地展示吴汝纶在古文内容选择和风格取向上偏于湘乡派的一面。第五章涉及了吴汝纶“以文求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经学研究。这是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问题。事实上,桐城派大部分作家都有经学研究的经验,但并无独树一帜的经学研究方法。吴汝纶继承了姚鼐以来经学研究的成果,并将其落实在《尚书故》《易说》的写作方面。而究其“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亦与其“以文求道”的古文理论有关。第六章专门讨论吴汝纶“以文设教”的理论。吴汝纶关于以古文养育人才以及在清末新政中“以文设教”的一系列观点。这部分观念也是他“以文求道”古文观念的延续。在莲池书院时,他教导弟子学习古文是以“通达世变”为目的的;而经历了日本考察之后,他对于古文设教抱以传承国民精神的希望。事实上,吴汝纶当时提出的关于新式课堂中学设置的观点,成为后世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主题纲领。同时,从桐城古文存亡的角度,吴汝纶在新式教育中“以文设教”观念最终动摇了古文这一经典文体存在的基础,间接加速了桐城古文走向衰亡。无论从古文理论或是创作上看,吴汝纶的古文思想与其持守的经世致用精神密不可分。在他积极探求以文弼世的道路上,除了赋予古文实用性的功能以外,也强化了以古文讲求经世之务的作用。吴汝纶希望加强文法的作用以发挥古文在描述新时期新事物时的重要作用,同时彰显古文之体作为“中学精髓”在文学艺术层面的优越性。在他的努力之下,古文艺术性和实用性皆得以发挥作用,既具备古典文言散文的形式,又在清末相当一段时间充当了新学思想的载体。后世新文学的倡导者尽管强烈批判桐城派,却也承认正是由于吴汝纶等人对于古文的改造使得桐城古文在晚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领路人。
常睿[4]（2021）在《西汉经学原始管窥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中的先王之道》文中研究表明《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均为西汉武帝时期着述,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两书不但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探究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嬗变的宝库,历代学者均给予高度关注。关于两书的研究固然汗牛充栋,然而鉴于古代学术四部之分和现代学术分科等原因,目前学界较少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董仲舒作为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在儒学史、经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淮南王刘安则多归于道家或杂家。两者分野似泾渭分明,但如果以着述时代背景为一“横切面”,则可发现其间诸多异同之处,尤以对“先王之道”的阐述较为明显。本文试从狭义的“先王”概念入手,通过对《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中“王”、“圣人”、“素王”、“受命”等概念义理的钩沉,耙梳隐藏于两书“先王之道”背后不同的思想理路,同时揭示西汉中期业已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先王话语体系和价值共识。在不以儒道学说派别为区分的前提下,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对两书中“先王之道”思想观念进行理解、比照,提炼出《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在共同语境下的异质特征,从而对两书在西汉后期经学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解析。
彭丹[5]（2021）在《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虽然阳明学和道统论分别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较为薄弱。固然从整体来看阳明学的确少谈“道统”一词,但阳明学者的道统意识却又十分强烈,具有道统意蕴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本文紧紧围绕本质性与历史性两个道统论的关键维度,通过对不同类型道统思想的细致分析,以期勾勒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整体面貌。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
洛绒涛格[6]（2021）在《居·弥旁“利美”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至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传播语言载体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分流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支,连同南传佛教被称为三大佛教体系。经过传播变迁,在同一佛教体系中也分流出不同的宗派。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净土、天台、法相、华严等流派在唐朝时就已经形成。藏传佛教传统,从后弘期陆续出现了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不管是那支汉藏佛教流派,其众多分支的形成从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对于外来多元文化的包容,同时也是对外来文化的理解、阐释、本土化过程的结果。历史上在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经过不断的交流沟通逐渐产生了一种相互尊重、融和发展、“在不危害他宗的前提下弘扬自己教派”的“利美”观。这一理念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形成一股思想潮流,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20世纪,国内外的学者们才开始注意到19世纪康区德格土司领地内发生的所谓“利美”思想运动的存在,由此开始了这一主题的研究。它汇集了许多人的智慧,是由佛教学者倡导、响应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对“利美”活动的主要倡导者绛阳钦则旺波和工珠·云丹嘉措等人的“利美”观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而作为倡导“利美”活动的其他人物却缺少研究,尤其是对“利美”活动的第二代关键人物居.弥旁的“利美”观缺乏系统地研究。本论以居.弥旁的“利美”观为题,在前人对“利美”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文献梳理、对比、田野考察、历史考证等方法,以求通过对弥旁“利美”观的个案进行研究,探析“利美”观的发展、影响和现实意义。文中对居.弥旁家族的相关记载作了探究;梳理、考证绘制了弥旁年谱简表,对弥旁的生平大事作了系统的梳理;探析了19世纪的“利美”活动的缘由,追根溯源“利美”观的源流,尤其对德格土司政体出现的“利美”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弥旁一生的讲、辩、着、观修等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弥旁的“利美”观既有传承前人的继承,也有与其他佛学学者不一样的特色:弥旁在尊重他宗的“利美”原则下,大力复兴宁玛教派的显密重要论典,尤其阐释藏传佛教前期的瑜伽行中观哲学思想,与持应成中观见佛教哲学思想的学者展开了多方位、深层次的佛学对话,为教派间思想文化对话创造了文明、和谐的范本;弥旁的中观和《慈氏五论》等显宗方面的注疏以及密宗文本的阐释改变了宁玛派“重密轻显、重伏藏轻经藏”的讲经传统;弥旁以济世利民的入世思想大力复兴传统文化,为世俗文化的诸多领域留下了重要的着作。时至21世纪的今天,面对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平等和谐地交流、对话、沟通,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宗教思想的和谐关系着地区和社会的稳定和谐,研究传统的“利美”观,应对前所未有的多元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理论和社会现实意义,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
陈野[7]（2021）在《建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文中提出在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迫切现实需求的今天,十分需要以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内部结构、生成机制、传承路径,比较辨析各地文化传统的特征及其文化多样性,为认识、理解、运用文化传统筑起扎实学理基础。方志除已成共识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之外,其沉潜于历史深处的"建构地方文化传统"功能也十分重要。此一功能可从形塑和维系两个范畴来认识,通过地方性、全面性、官方性和连续性特征得以实现,其内在动力则来源于方志与古代农耕文明形态的一致性、方志的基本特征,士绅学者结合的方志修纂共同体,国家意志、地方政府和宗族需求缠结博弈的利益网络。对方志这一深层功能的揭示阐释,既是方志学研究的深化,也是对地方文化传统建构路径和实际场景的务实解剖和具象呈现。
周丽艳[8]（2020）在《宋代传状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宋代传状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正史传记,总集、别集中的传体文、行状文,也包含一定的墓志铭、神道碑以及传状变体文等。以“记载一人之始终”为功能表征,以存史补史、请谥为价值定位的应用文体,如何具有文学性为思考点,总结其文学价值与文体特点,借以透视宋代传状文体的新变,注重重回历史语境,结合两宋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加深对宋代作家、散文流派的理解,对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进行评估。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宋前传状文源流》从传状文的界定、分类、题材内容、格式、发展演变及创作实绩,进行考量,廓清宋前传状文的发展水平。第二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系统考察目录学史上的传状载录情况,梳理史传与传状的内容关系,加深对传状文体归类的认识。传状题材的日常化、世俗化书写,再现了宋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南渡前后,和、战国是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遗民心曲,另一方面以文为戏成为风尚,暗含兴寄。第三章《“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具体勾勒两宋散文发展史上代表作家的传状创作,从句式选择、风格变化、“古文运动”与理学思潮影响等方面提炼传状发展史上各流派的特色。两宋“学统四起”,蜀学、新学、道学此消彼长,选择代表作家文章家苏轼、经学家王安石、理学家朱熹析论之,展现其文士之文、治术之文、学者之文的不同特征。第四章《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从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选着眼,评述传状着录情况,总结其选编特质。突出传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分析,总集所选宋代传状的特色,传状变体之文对传统的突破。第五章《“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宋代传状文多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人的作品,以文存史、补史,成为《宋史》书写的文献来源。与其说宋代传状对明代传状的影响,不如说明代在继承宋代传状书写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平民化视角,对道德精英立场的反拨,对家国情怀的超越,文化书写权力下放,知识世俗化等,传状书写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而实现了宋代所确立的传状范式的新的转型。宋代传状文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真实与虚构成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分界点,传状的虚构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有意遮蔽,对传状主的有意回护,从实录走向创作,文与质、文与道、情与理、叙事与议论等,都在这里交融。宋代传状文创作处在“由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点”上,在传记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文体学研究意义重大,既有承接汉魏晋六朝,又有开启明代文体学盛世的理论开新价值。
徐艳兰[9]（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黄宁宁[10]（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二、传续中华文明的道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传续中华文明的道统（论文提纲范文）
（1）南宋华夷观念的转变与梅花象喻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对华与夷的重新认识 |
| 二起傍梅花读周易，一窗明月四檐声：梅花象喻与君子人格 |
| 三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夷夏之防与复仇论 |
| 四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梅花象喻与南宋节操观念 |
（2）元代湖湘学术源流考论——基于学记文中的记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梳理理学源流，确立儒家道统，传续湖湘学脉：元代学记文中的理学源流论 |
| （一）周敦颐作为宋元理学和湖湘学术创始人地位的确立 |
| （二）“湖南道学”说的成立、元代道统说的传承谱系及元代湖湘学派的形成 |
| （三）元代湖南地方官对湖湘学脉的确立与对湖湘学术的发扬 |
| 二、致知力行、修身致用、知行合一：元代湖湘学术的内在精神 |
| 三、传承湖湘学术，反对科举利禄，引导教化百姓：元代湖南学校的立学宗旨 |
| （一）纪念理学先贤并传承湖湘学术 |
| （二）传扬仁义之道，反对科举利禄 |
| （三）政学一体、化民成俗 |
| 四、结论 |
（3）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吴汝纶的生平 |
|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培养与古文教育背景 |
| 第二节 曾氏幕府中的历练与文缘 |
| 第三节 从“三十专城”到“志在吏隐” |
| 第四节 莲池十年与扶桑四月 |
| 第二章 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认识与发明 |
| 第一节 吴汝纶对姚鼐“古文之学”的理解 |
| 第二节 文道观念的重塑 |
| 第三节 重视文法与桐城文论的新变 |
| 第三章 吴汝纶对桐城古文创作理论的实践 |
| 第一节 学为文用:吴汝纶的古文学习方法 |
| 第二节 以气行辞:“因声求气”说在古文创作中的运用 |
| 第三节 高邈古雅:吴汝纶承于桐城的古文风格 |
| 第四章 吴汝纶古文创作的湘乡派特征 |
| 第一节 能济时变的“有为之作” |
| 第二节 文气“厚集”与“行气之法” |
| 第三节 雄奇谲宕与坚直劲健 |
| 第五章 “因文求意”与吴汝纶的古文说经方法 |
| 第一节 “因文求意”的由来、运用及特征 |
| 第二节 《易说》“因文求意”的实际应用 |
| 第三节 《尚书故》中的综合性说经实践 |
| 第六章 古文之学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改良 |
| 第一节 莲池书院时期的“以文设教” |
| 第二节 “以文设教”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提出与运用 |
| 第三节 “以文设教”与“国民精神”的养成 |
| 第四节 贺涛对“以文设教”观念的继承与保定文学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西汉经学原始管窥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中的先王之道（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写作缘起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经学视阈中的《淮南子》与《春秋繁露》 |
| 第三节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文献综述 |
| 一、思想史中与题目相关论述 |
| 二、《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相关论述 |
| 三、《淮南子》与《春秋繁露》比较研究论述 |
| 四、其它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王之道的观念变迁 |
| 第一节:先秦诸子之“由王入圣” |
| 一、孔孟之“先王” |
| 二、墨子、庄子的“圣人” |
| 三、荀子“法后王” |
| 第二节 秦至汉初融合诸子的“先圣之圣” |
| 第三节 “王”与“王道” |
| 一、何以为王 |
| 二、何谓“王道” |
| 三、孔子为素王 |
| 小结 |
| 第二章 先王之道的“常”与“变” |
| 第一节:“先王之道”的两种价值 |
| 第二节 有常道,无常名 |
| 一、“因”与“古” |
| 二、“有为”与“无为” |
| 第三节 调和中的“常”与“变” |
| 第四节 “纲”与“常” |
| 一、“三纲”的伦理与哲学 |
| 二、性之“五常”与“无常” |
| 小结 |
| 第三章 “先王”之辨 |
| 第一节 尧舜禹传说中的隐喻 |
| 一、尧之“大”与“小” |
| 二、舜之“心”与“韶” |
| 三、禹之“细”与“疏” |
| 第二节 先王“受命”说 |
| 一、汉以前的“受命”路径 |
| 二、《淮南子》“受命于人”说 |
| 三、《春秋繁露》“受命于天”说 |
| 第三节 周公之“辅”与“摄” |
| 一、最高的“辅”道:太傅 |
| 二、权力的暂代“摄政” |
| 小结 |
| 第四章 “先王之道”的历史遗绪 |
| 第一节:四种共同价值 |
| 一、民本思想 |
| 二、重义轻利 |
| 三、性无善恶 |
| 四、德主刑辅 |
| 第二节 “人”的政治和“政治”的人 |
| 第三节 盐铁会议:“被讥讽的”和“被忽视的” |
| 第四节 刘向:“受命”思想的融合者 |
| 第五节 经纬之间:“被误解的”或“被利用的” |
| 第六节 《白虎通》:继承还是抛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研究着作 |
| 三、学术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对象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阳明学的范围和人物 |
| 三、道统的意涵与特质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一、阳明学的研究 |
| 二、道统论的研究 |
| 三、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 |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 二、本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阳明学道统意识的由来、表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道统与道学 |
| 第二节 宗与脉 |
| 一、宗与宗旨 |
| 二、血脉与学脉 |
| 第三节 阳明学道统思想的中心宗旨 |
| 一、阳明学道统思想的四种宗旨类型 |
| 二、致良知与求仁之别 |
| 第四节 学与治: 道统的两条谱系 |
| 一、以体为本的外化型文化观 |
| 二、以治统衡定道统 |
| 第二章 阳明学道统视域中的“十六字心传” |
| 第一节 圣学为心学 |
| 一、“十六字心传”与心学的来历 |
| 二、“圣人之学,心学也” |
| 第二节 阳明学的道心人心论 |
| 一、“初非有二心也”——王阳明的道心人心论 |
| 二、阳明后学的道心人心诠释 |
| 第三节 “中为万世圣学之宗” |
| 第四节 “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之地位 |
| 第三章 致知乃千古之秘: 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 第一节 “千古圣学之秘”——王阳明的道统思想 |
| 一、以心学为中心的道统论述 |
| 二、良知道统论的提出 |
| 三、“颜子没而圣学亡” |
| 四、推重周程而两可象山 |
| 第二节 阳明一传弟子对良知道统思想的承继 |
| 一、江右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 二、浙中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 三、归寂派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 第三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中良知道统思想的延续 |
| 一、宋仪望的《阳明先生从祀或问》 |
| 二、浙中王畿后学的良知道统思想 |
| 第四节 “何必——谈良知”——良知道统思想的衰落 |
| 一、作为圣学阶段的良知学 |
| 二、良知宗旨权威的下降 |
| 第四章 圣学以求仁为宗: 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 第一节 早期阳明学的仁学道统思想趋向 |
| 一、王阳明“万物同体之指”:仁学道统思想的先声 |
| 二、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的道统思想 |
| 第二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对仁学道统思想的发扬 |
| 一、江右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 二、浙中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 三、黔中王门的仁学道统思想 |
| 四、泰州耿定向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 五、泰州颜钧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 第三节 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 |
| 一、“修身为本”的道统思想 |
| 二、以性为宗的道统思想 |
| 第五章 三教合一与治学二分: 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 |
| 第一节 三教合一式的道统认知 |
| 一、李贽: “儒、道、释之学一也” |
| 二、焦竑: “尧舜周孔即为佛” |
| 第二节 治、学二系的分列: “道统”的重新出场 |
| 一、江右胡直后学对“道统”的提揭 |
| 二、浙中陶望龄: 道事合一的道统思想 |
| 三、泰州罗汝芳: 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道统思想 |
| 第三节 以治摄学、会和三教的道统论 |
| 一、杨起元的道统思想 |
| 二、管志道的道统思想 |
| 三、道治之合 |
| 第六章阳明学者的传道观念与实践 |
| 第一节 阳明学者的任道意识 |
| 第二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观 |
| 一、衣钵相传观 |
| 二、宗族衍续观 |
| 三、道一与遍在 |
| 四、自悟与讲学 |
| 五、闻知与见知 |
| 第三节 阳明之正传 |
| 一、以江右为正传 |
| 二、以浙中为正传 |
| 三、以泰州为正传 |
| 第四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实践 |
| 余论 |
| 第一节 阳明学的历史演进 |
| 一、从宗旨的角度看阳明学的发展 |
| 二、对明清之际儒学转向的认识 |
| 三、甘泉学对中晚明学术影响的估价 |
| 第二节 道统论的当代建构 |
| 一、当代道统论建构的两个阶段 |
| 二、儒家道统论的当代困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居·弥旁“利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论、方法及内容 |
| 四、主要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利美”观源流 |
| 第一节 “利美”观与佛经中的“利美” |
| 一、“利美”概念及其内涵 |
| 二、佛教典籍中的“利美”观 |
| 第二节 藏传佛教历史上的“利美”观 |
| 一、赞普时期的“利美”启蒙(7 世纪-10 世纪) |
| 二、后弘多教派格局的形成 |
| 三、元明两朝及清初藏传佛教“利美”思想 |
| 第三节 昌波掘藏师的“利美”观 |
| 一、昌波掘藏师西绕威色 |
| 二、“八大修传”系统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19 世纪的“利美”活动 |
| 第一节 、19 世纪德格甲波时期“利美”观兴起的缘由 |
| 一、蒙古固始汗的军事行动 |
| 二、德格甲波及其政教联盟 |
| 第二节 弥旁的“利美”上师 |
| 一、绛阳钦则旺波 |
| 二、工珠·云丹嘉措 |
| 三、巴珠·吉美曲杰旺波 |
| 四、拉布·旺青杰绕多吉 |
| 五、19 世纪“利美”活动的特点 |
| 第三章 居·弥旁的家族和弥旁生平 |
| 第一节 居氏家族的历史 |
| 一、关于居.弥旁传记中的“阿加珠氏” |
| 二、有关《居氏族谱》与居氏 |
| 三、居氏与阿加哲的关系 |
| 第二节 弥旁的父母与弥旁生平 |
| 一、弥旁的父母 |
| 二、居.弥旁的生平 |
| 第四章 居·弥旁的“利美”着作 |
| 第一节 《弥旁文集》的形成和内容 |
| 一、 《弥旁文集》的形成 |
| 二、版本与内容 |
| 第二节 “利美”佛学着作 |
| 一、弥旁“利美”着作背景 |
| 三、弥旁降央朗杰嘉措的知识总汇-《智者入门论》 |
| 四、弥旁洛桑尼玛与《宗喀巴赞》 |
| 五、弥旁的量论着作 |
| 六、弥旁的《慈氏五论》注疏 |
| 七、对宁玛派传统的继承 |
| 八、弥旁对新密的诠释 |
| 第三节 弥旁的世俗文化着作 |
| 一、语言学作品 |
| 二、医学着作 |
| 三、历算着作 |
| 四、占卜类文本 |
| 五、工巧明文本 |
| 六、诗学着作《修辞学明镜疏》 |
| 八、小结 |
| 第五章 居.弥旁的“讲辩修”三事及“利美”观 |
| 第一节 “利美”地讲经说法 |
| 一、讲经传统的继承 |
| 二、四无碍智 |
| 三、弥旁的文化讲授 |
| 第二节 弥旁的“利美”法辩 |
| 一、弥旁辩论的背景 |
| 二、弥旁的辩论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利美”观修 |
| 一、依止本尊文殊 |
| 二、格萨尔王崇拜 |
| 三、十三年在“噶莫达仓”的修行 |
| 第六章 弥旁“利美”观的继承和意义 |
| 第一节 弥旁“利美”观的传承和影响 |
| 一、弥旁的“利美”观 |
| 二、弥旁“利美”观的传承 |
| 第二节 对弥旁的评价和弥旁“利美”观的意义 |
| 一、对弥旁的评价 |
| 二、弥旁“利美”观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建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分析 |
| (一)地方性: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在地基础 |
| (二)全面性: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内涵支撑 |
| (三)官方性: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价值引领 |
| (四) 连续性: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历史机制 |
| 1.志书文本形式和记述内容具有总体上的相沿相似 |
| 2.一地各部志书之间的有机相承 |
| 3.历代志书修纂相承不断,形成修志传统 |
| 二、方志建构文化传统的成效分析 |
| (一)型构基础性的地方知识体系 |
| (二)强化面向大众的地方文化认同 |
| (三) 传承精英导向的地方文化脉络 |
| 1.在境内外人与人、人与事的互动中,记述一地文脉的时代盛况 |
| 2.在家族的人际代际传承中,记载一地文脉的世代绵延 |
| 3.在学人学术的师承赓续中,记载一地文脉的薪火相传 |
| (四)完成国家视野下的地方文化整合 |
| 1.以一统志编纂为文治之法,整合地方文化 |
| 2.传输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中央集权统治 |
| 3.展现中央政府的“王化”过程与成效 |
| 4.为中华文化传统输送新鲜成份和养料 |
| 三、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多重动力 |
| (一)来源于方志与古代农耕文明形态的一致性 |
| (二)来源于方志的四大基本特征 |
| (三)来源于士绅学者结合的方志修纂共同体 |
| (四)来源于国家意志、地方政府和宗族需求缠结博弈的利益网络 |
（8）宋代传状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宋前传状文源流 |
| 第一节 传状文的界定 |
| 一、传记的分析 |
| 二、行状的解读 |
| 第二节 宋前传状文的形成与流变 |
| 一、由传经到记人的题材型塑 |
| 二、由量变到质变的创作实绩 |
| 第二章 “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 |
| 第一节 质与文:史传与传状的叙事差异 |
| 二、传状与史传的内容联系 |
| 第二节 题材拓展:日常化的世俗书写 |
| 一、亲友间的生活交往史 |
| 二、社会风尚的微缩景观 |
| 三、儒释融通的僧传创作 |
| 第三节 文人心态:南渡题材的重构 |
| 一、“文字狱”与遗民心曲 |
| 二、以文为戏与传记兴寄 |
| 第三章 “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 |
| 第一节 “气全理正”,宋代传状文的发展 |
| 一、骈散对峙:北宋前期的传状创作 |
| 二、古文鼎盛:北宋中期的传状创作 |
| 三、文不少衰:南渡前后的传状创作 |
| 四、事功义理:南宋中兴的传状创作 |
| 第二节 “学统四起”,宋代传状文的代表作家 |
| 一、斯文:文章家苏轼的传状创作 |
| 二、尊王:经学家王安石的传状创作 |
| 三、明道:理学家朱熹的传状创作 |
| 第四章 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 |
| 第一节 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着录 |
| 一、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述评 |
|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文体识要 |
| 第二节 破体与《文选》类总集所选宋传状文体特征 |
| 一、传状作为文学文本何以可能 |
| 二、《文选》类总集选宋代传状的特色 |
| 三、“破体为文”与宋代传状的变体之作 |
| 附录 历代《文选》类总集传状文收录一览表 |
| 第五章 “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 |
| 第一节 补史存史,宋代传状文的价值 |
| 第二节 简明有法,宋代传状文体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平民视角,明传状对精英立场的反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宋代传状文篇目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 第一节 鲁《春秋》 |
| 一 书法义例 |
| 二 《春秋》的结构 |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 一 崇学 |
| 二 明志 |
| 三 尊礼 |
| 四 贵德 |
| 五 获麟 |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 一 《左传》 |
| 二 《谷梁传》 |
| 小结 |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 一 《左传》的体裁 |
| 二 表述志意 |
| 三 藉事明义 |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 一 明志意 |
| 二 重古道 |
| 三 尊鲁学 |
| 四 倡周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 一 天人之际 |
| 二 德以定命 |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 一 道通万方 |
| 二 贞顺性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 一 社会体制 |
| 二 运行机制 |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 一 尊尊 |
| 二 正继嗣 |
| 三 亲亲 |
| 四 男女之别 |
| 五 存中国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 一 共和之义 |
| 二 人本思想 |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 一 倡公义 |
| 二 重民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 一 重典制 |
| 二 明德慎刑 |
| 三 任贤与亲亲 |
| 四 善武略 |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 一 选贤任能 |
| 二 社会分工 |
| 三 兴义师 |
| 小结 |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 一 忠信 |
| 二 仁义 |
| 三 义利之辨 |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 一 忠孝 |
| 二 仁义 |
| 三 敬让 |
| 四 义利之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变革与损益 |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传续中华文明的道统（论文参考文献）
- [1]南宋华夷观念的转变与梅花象喻的生成[J]. 刘培. 文学评论, 2021(05)
- [2]元代湖湘学术源流考论——基于学记文中的记述[J]. 彭曙蓉. 地方文化研究, 2021(04)
- [3]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D]. 范丹凝. 山东大学, 2021(11)
- [4]西汉经学原始管窥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中的先王之道[D]. 常睿.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12)
- [5]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D]. 彭丹. 山东大学, 2021(11)
- [6]居·弥旁“利美”观研究[D]. 洛绒涛格.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7]建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J]. 陈野. 浙江学刊, 2021(01)
- [8]宋代传状文研究[D]. 周丽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9]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10]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