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本质与语言批评：维特根斯坦的生平与学术

一、文化真谛与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的人生与学术（论文文献综述）

庄睿^[1]（2021）在《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及其后现代效应》文中研究说明

王静^[2]（2021）在《斯坦利·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1926-2018）是美国当代着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英语哲学界（Anglophone philosophy）最重要的电影研究学者之一。卡维尔的哲学思想以抵制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裂为特征,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减少概念化因素对哲学认知的干扰,并坚持把文化和艺术纳入哲学探究的范畴。他以本体论和伦理学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议题,提出哲学反思是基于语言交流关系之上的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认知活动,并认为这种认知是艺术和哲学的恒久追求,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和“现代主义”精神的当代哲学家,而此基本思想也贯穿了他对电影的研究。①卡维尔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对现实生活的观照精神,擅长从哲学视角探讨电影与人性、电影与世界的关系。他提出电影的本质具有浑然天成的思想性和哲学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于媒介特性的电影本体论和类型发展观,为电影媒介本身和电影的阐释行为赋予了“哲学合法性”②,开启了电影研究中的哲学转向,因此被认为是当代电影理论时期“电影哲学”学派的杰出代表。同时,作为一位当代主流哲学家,卡维尔早在五十年代就将电影带到大学课堂中探讨,设立了基于电影解读的哲学理论课,对电影学科在美国高校体制内的建立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③卡维尔的电影哲学中和了新好莱坞电影对艺术形式的反思以及经典好莱坞电影对美国生活的表现,是对欧洲电影理论的美国式解读,从理论上提高了好莱坞流行电影在电影研究中的艺术地位。卡维尔主张从哲学视角来研究电影的本体特征和艺术价值,其观点在“电影作为语言”盛行的七八十年代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进入数字电影时代以后才受到追捧,并在九十年代得到重新阐释,成为“电影作为哲学”（Film as Philosophy）派系的主要理论来源,为重新界定电影本体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他的电影类型观对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当代电影产业也具有指导作用和现实借鉴意义。统观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着述,可以发现其理论是从哲学的视角探讨电影本质和电影体验的研究,主要内容由三部分构成:电影本体论、电影的类型分析和电影阐释与批评。为了完整地呈现卡维尔的电影哲学思想,本文以这三部分的核心问题为支撑点,挖掘其中的内在联系,把分散于卡维尔着述中涉及电影意义的观点进行整理,甄别和归纳他对电影阐释批评的立场和特点,并以此作为电影本体、类型研究和批评阐释之间的关联和延伸,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基于该思路,本文的主要内容大致安排如下:绪论部分简述选题缘由、研究目的、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从卡维尔电影哲学的内容上看,卡维尔提出电影本身的内在逻辑使其具有自主性和思想性,该观点引领了正在发生的电影研究的哲学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电影理论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卡维尔的电影哲学属于当代电影理论阶段“本体论2”①思想的代表,在电影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研究价值,值得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借鉴。但是,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都呈碎片化特征,缺少对其电影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本文在全面地搜集和整理了相关文献之后,意欲对卡维尔的电影哲学进行整体理论研究,揭示其电影哲学中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主要观点和理论框架作出系统的分析和呈现。论文第一章梳理了卡维尔电影哲学的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鉴于卡维尔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陌生,本章使用较多篇幅勾画其学术成长道路,并圈点出了对其电影哲学有重要影响的理论。首先,略述卡维尔的求学生活,指出正是对电影的迷影情结引导他从作曲专业转到哲学专业,并引导他把电影纳入哲学研究范畴。其次,分别论述了实用主义哲学、现象学、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和伦理学对卡维尔电影哲学的影响。最后,分析其电影哲学理论形成的文化语境,指出经典好莱坞电影和新好莱坞影片在他的理论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第二章阐述了卡维尔电影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电影本体论。首先,把卡维尔的电影本体论具象为他对电影媒介的本体反思,通过对比卡维尔的本体论与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将两者的根本性差异放在电影媒介中摄影和投影装置的区别上,并进一步剖析卡维尔基于“一系列自动的世界投影”的本体描述,指出其电影本体论的核心为投影装置及其产生的现象学关系之和。该观点是其电影哲学理论大厦的基石,直接影响了他后来对电影艺术现象和电影体验的看法。接着,本章展开对电影媒介特性的分析,说明电影具有“单向性”“自动性”和“自指性”,因此电影媒介本身具有内在逻辑性和自主性,并非再现现实的工具。最后,分析电影媒介的素材来源一—现实世界,指出卡维尔所理解的电影中的世界是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艺术空间,具有过去时间性和空间延展性的特征。第三章论述了卡维尔的电影类型观。卡维尔对电影类型的归纳和论述是其电影本体论在电影艺术现象层面的具体体现,因此他对电影类型的探讨也围绕电影最本质的意义展开。本章通过三个小节,分别阐释了卡维尔的“类型基因”概念、以“类型作为媒介”的论点,和类型的再叙述与发展演变;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指出卡维尔的电影类型观没有拘泥于标准化的外显特征,而是强调对人文主义内核的把握,并且突出文化和社会演变给电影类型带来的变化,形成了一种动态发展观,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第四章分析卡维尔的电影阐释与批评观。这部分内容是从电影本体论到电影批评实践的延伸,并呈现了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首先从电影如何对观看者产生意义谈起,指出电影是通过“承认”的心理前提和“移情投射”的认知行为产生意义,并指出卡维尔在阐释电影意义时对直觉和科学论证方法的双重依重。接着,阐明卡维尔电影批评的基本立场是把“电影作为哲学”看待。在此基础上,继续说明卡维尔电影阐释批评中的伦理性和社会性特征,指出他的阐释和批评最终还是以现实存在作为界限,其普世的哲学追求始终落实于具体的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第五章分析卡维尔电影哲学在学术界的接受状况、理论意义和局限性。首先指出卡维尔的电影哲学受历史语境的影响以及自身表述风格的限制,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电影理论。但是,其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也使卡维尔的理论具有自己的独特立场和学术价值,十分契合当下的电影文化和电影研究语境。同时,结合我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可以发现,过度集中于中观层面的理论研究或者沉迷于具体作品的微观批评都不利于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卡维尔所采取的微观批评与宏大理论结合的研究路径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另外,他的电影哲学体现了媒介和技术背后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义,是一种凸显人文性和日常性的电影哲学,为当代的电影理论研究带来了更宽广的方法论视域和多样化的阐释角度。结语部分首先简要回溯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其次总结了本文在明晰卡维尔电影本体论概念、归纳电影媒介的特性、通过卡维尔的伦理学思想脉络解析其电影阐释观、对其电影哲学进行整体评价这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把卡维尔电影本体论的核心问题浓缩为电影的投影装置和意义,较为清楚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由此产生的电影媒介特性,并将这些特性作为进一步理解卡维尔电影阐释批评的重要依据和参考;此外,本文将卡维尔具有争议性的方法论和研究路径也作为其电影哲学的一部分,指出其电影哲学的意图不在于设立任何判断标准,而在于创建一个由电影通达哲学认知的思想路径。最后,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本文未把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置于电影理论和哲学理论并行发展与交错影响的综合语境中研究,缺少对电影和哲学关系的历时性发展的详细论述,影响了对电影哲学范畴和研究边界的明晰;另外,将卡维尔与电影哲学流派中的其他学者进行更广泛的横向对比也将有助于明确其观点的原创性和继承性关系。这两方面的未尽之处也是笔者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季婧^[3]（2021）在《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理查德·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已经广为人熟知,但是对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的观点,在学界未形成一致共识。罗蒂文学文化观与他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蕴含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探索,因此它也是罗蒂思想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思想新的维度和视角,对于中国学界对文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罗蒂文学文化观概念的释义为起点描摹出文学文化观的整体面貌,进而将文学文化观置于后哲学文化思想和新实用主义的维度进行探究。罗蒂的文学文化观主张摒弃哲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向感性叙事,在历史主义的语境中,在隐喻和反讽的作用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让所有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事物都具有呈现出新面目的可能性。罗蒂的文学文化观是对文学意义升华的产物,是一种审美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乌托邦,也是罗蒂对在哲学之后的世界只能由文学来拯救的希望的寄托。罗蒂看重文学的人文主义功能,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主张人们能够通过想象力提升个体的敏感性以增进对他人的同情,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公平正义。绪论部分概述了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流变情况,对罗蒂思想整体研究及对文学文化观思想的现状做出了梳理,重点分析了以罗蒂文学文化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罗蒂秉持后现代的立场,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不妥协,时刻保持反思、批判和颠覆的态度让他的思想繁杂而深厚。从这些复杂的思想中抽丝剥茧,笔者分析了罗蒂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术目的,将文学文化观作为罗蒂思想的杠杆,同时指出近来文学作为一门兼具审美功能与社会意义的学科学术地位一直处于跌宕起伏之中,罗蒂能够回归传统,将救赎的道路指向文学的方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章开宗明义,对“文学文化”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追溯,首先概括了文学文化建立的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罗蒂“文学文化”的内涵,提出在罗蒂营造的“人文主义乌托邦”当中,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文学文化”,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种类,而相对于宗教、哲学和科学,它并不更加高级,这就明确了罗蒂对于文学的看法:既将哲学之后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身上,又并不赋予文学以超乎其他学科的特权。罗蒂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以政治代替科学,以文学代替哲学,以心理代替伦理,以生活代替理论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系统阐释了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罗蒂用彻底的偶然性立论,解构了传统哲学当中人心、自我、本质、普遍和必然等概念,并将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依据。进而揭示了罗蒂眼中文学的价值,文学通过展现人生当中偶然的事件来描述一个偶然的世界,从而发现生活的多种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在抛弃了确定的世界本质和永恒的人性基础之后,人生仍然是有趣、可爱、值得过的,因此文学文化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人生的激励。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文化,他对“想象力”做出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道德想象力”。小说作为重要的叙事形式,比哲学和理论更能够直接展现出个体和种族所遭受的“残酷”,因此奥威尔和狄更斯在罗蒂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学家擅长运用反讽的手段,不断对自己的“终极语汇”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不断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经过反讽主义者的改造,文学文化的功能得以体现,通过文学特别是小说的阅读使人们获得“自律的自我”,实现自我救赎和私人完美。第四章着重梳理了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的思想渊源。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直接脱胎于古典实用主义,而是在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和詹姆斯“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基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本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对罗蒂产生了深刻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放弃了对“经验”的强调,转而投向“语言”,主张在“后哲学”的语境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最后点明了后哲学文化观的实质,它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偶然的自我认知观以及“真理即隐喻”的语言观。第五章主要对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对中国学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进行了总结。罗蒂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学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有效消解,但他并不提倡“亦此亦彼”彼此兼容,而是主张将对立项的区分进行消解,让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融合为一。罗蒂在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关注有余,而对文学文本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则研究不足,尽管罗蒂在自己的世界里将文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极大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从文学自身的领域来讲,作为与哲学、科学和宗教相平行的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运作规律,罗蒂不应当对这些原有的在他看来是所谓“本质”的规律视而不见,而只是单单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抹煞了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价值。

季凤^[4]（2021）在《九十年代诗歌抒情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学术界对九十年代新诗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形态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形态研究仍存在诸多值得深入研究之处。本文旨在结合中国诗歌抒情传统,从场域理论和文本细读等角度切入,对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形态进行较新颖深入的研究探讨。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场域的裂变。本章分别从抒情语境的转型、情感特质变异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二者又进一步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互渗、消费文化下的接受心理和边缘化抒情、抒情的现时转向、多种焦虑影响和抒情范式对撞等层面透视九十年代新诗抒情背景。第二章主要研究九十年代新诗抒情主体的存在表征。本章分别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从树状的激情抒发走向块茎状的游牧呈现,诗歌抒情地理的“巴尔干化”,抒情主体的审美转型。本章着重对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场中抒情主体的共性表象进行研究。第三章主要研究九十年代新诗抒情的文本表征。本章分别分为四个板块:审美价值的纠偏——从形式美回归现时性,情感触点的游移——情与思,抒情话语的新质——后现代性、抒情策略的对话——综合性。本章将抒情理念和文本细读结合研究九十年代中国新诗抒情的文本体征。第四章主要对九十年代新诗抒情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估衡。主要从两个话题进行研究:九十年代新诗的史学意义;解构与重建的互文共生。本章对前三章之外的话题予以补充式探讨。

战红岩^[5]（2021）在《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激荡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变革而发生和发展的,它既承袭了我国传统美育的精神内涵,同时又受到西方美育思潮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学者一方面广泛地汲取西方美育观念和美育思潮,同时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按照自身的需要构筑起自己的美育体系。中国现代美育史的研究要求我们在掌握近现代以来中国美育观念、理论史线索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下移到现代的美育制度、美育实践上来。1919年夏,李叔同的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颇具规模的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深感艺术教育不应只通过学校进行,更应该通过社会途径和力量传扬美育和培养美育人才,他们希望利用社团组织的形式把各地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起来,切磋交流,共同推进艺术教育。1919年11月,以吴梦非为首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工联合爱国女学的教员们,成立了中国现代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即为集美育观念和理论译介、研究和传播,美育制度建设推动,美育实践开展等为一身的着名团体——“中华美育会”。“中华美育会”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建立、发展并不断壮大的,他们在重要历史时期所做的美育实践与探索,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广泛的,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现代美育史的多元面向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源。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考据研究法、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力图达成以下目标:首先,考察“中华美育会”团体成立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背景,还原历史图景,完成“中华美育会”的历史叙事;其次,探析“中华美育会”团体是怎样聚焦“美育”问题并展开活动,以及如何具体开展理论研究和搭建交流平台的,探究“中华美育会”团体共同的志趣追求;再次,阐述“中华美育会”在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互动关系;最后,简要总结“中华美育会”在现代美育观念传播和理论建构史上的历史经验和收获,为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迪。本文除引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引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价值和意义;相关学术成果述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等。第一章,阐述研究对象: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华美育会”。本章首先梳理了现代美育观念的流布与转化,对中西交融渗透的新美育观念、西方美育思潮的启蒙性、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发现与传承进行分析。其次,对学制变革和美育制度的形成、现代文化艺术制度的生成及其审美取向进行了历史性考察,由此发现艺术教育作为20世纪初中国教育界突出醒目的新星,国家从制度层面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最后,伴随着上述外部条件的成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华美育会”顺势而生。通过对“中华美育会”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考察,挖掘凝练其宗旨、观念及社会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归纳出美育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流布,不仅展现为观念史的事件,还深度楔入彼时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实践中,对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仍产生深远之影响。第二章,立足“中华美育会”本体进行研究,分别从深度、广度、空间拓展、精神内核等不同维度,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问题。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的具体化和理论建构的体系化进行研究,以期从深度、广度上探究其对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其次,系统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刊——《美育》杂志,力求从空间维度对其美育理论和知识的拓展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归纳“中华美育会”的精神内核,即:民众化思潮、实用主义和艺术教育运动,以及美育救国、中西兼容和倡导美育改革的主张和追求。第三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学校美育实践活动,强调将美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和全方面。首先,鉴于“中华美育会”是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的美育团体,且主要会员大都是学校的艺术教师,所以,学校成为了“中华美育会”传播先进、多元、民主的教育观念的重要平台,并以此推动了中国美育新潮的发展。其次,通过研究“中华美育会”创新美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分析其“技”与“道”并重的课程设置特点、融“德”于“艺术”的审美教育方法,以及改进审美教育效能的手段和策略,推动发展了美育课程改革,进而达到了传播和改进艺术教育的目的。第三,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员编写和运用教材开展美育实践情况,明确他们将各自美育思想与艺术技能实践融合于教材之中的过程,并以丰子恺与《开明国语课本》;吴梦非与《和声学大纲》等多部音乐教材;刘质平与《音乐课程标准纲要》及专用教材;胡怀琛与《新撰国文教科书》等教材和专着为例,探讨他们通过传播美育观念,真正实现了将艺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第四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本章内容首先从宏观层面,将社会美育对推动社会进步与国民意识自觉养成、接受主体的审美水平的提升等方面发挥的特殊和关键效用进行阐释。其次,从微观层面,以“中华美育会”创办的讲习所、暑期学校及其开展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培养优秀师资、凝聚艺术人才的原因所在:与“中华美育会”会员自身的高水平、专业性和影响力有着密切关系。最后,通过考察“中华美育会”演讲、艺术展、参加或创办艺术社团等多种形式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彰显了“中华美育会”会员积极投身社会美育实践,践行以美育人、提升民族创造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想追求。第五章,分析和论证了“中华美育会”退场的原因、启示,对其兴衰成败的原因进行反思,对“中华美育会”美育思想传播、美育实践探索的努力和贡献做出历史性评价。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的落幕退场原因及启示进行了分析探究,总结了在社会动荡与时局不稳的背景下,“中华美育会”自身组织与管理困境、运行经费紧张、美育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等原因和问题。其次,通过梳理凝练“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和运行机制的内涵,探究“中华美育会”美育实践的历史启示。结语部分,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美育实践化、制度化历程的考察与反思,总结出我国现代美育不断走向实践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路径,应发挥好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作用,从而对涵育人文情怀、塑造国民信仰、养成美好品格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整体以“中华美育会”的诞生背景为出发点,对“中华美育会”的成立过程、理论主张、美育实践、运行概况、解散反思、历史启示等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对其机关刊物《美育》杂志上发表的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等文章进行分析和探讨。在研究现代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王杨秀^[6]（2021）在《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哲学是从哲学角度对文化现象做总体性研究的学科,它关注文化的本质、特征、规律、类型、演化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文化哲学是明显地立足于“广义文化”的界定之上,即文化是“人化”、是人类的生存样态等等。作为“我们目前在哲学体系中所区分的全体分支中最有疑问和最富争议的一门学科”（1）,对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路选择和内涵释义显得尤为重要。劳思光的文化哲学思想广博深厚,涵容中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和现当代哲学理论,有着对文化问题的敏感度和对危机意识的感知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社会批判理论。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形成于其学术生涯的晚期阶段,其显着特征是从中国文化问题转向世界文化问题,关注世界文化危机,以此为研究对象开展理论建设工作。本文对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旨趣、内容、特色、意义和限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阐释和分析。论文指出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特色在于:第一,开放性,包括治学态度的开放性、理论思维的开放性和哲学体系的开放性等。第二,原创性,提出了文化哲学方面的许多基本范畴,如把文化意识分为建设意识与解放意识,把西方、中国、印度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智精神、重德精神与舍离精神等,提出了双重结构文化观,开创了文化哲学内涵的研究进路,如开放成素与封闭成素沟通、主体境域的单一与并立关系等。第三,建设性,用劳思光概念创新的词语来说,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建设意识的表现,这种建设性理论的开展始终伴随着劳思光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初衷,他试图将文化内涵和社会危机结合起来,把文化的批判推进到社会领域。一方面,从历时性来说,文化问题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绝处逢生、曲径通幽,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有着自我调和的功能,使得它在现当代文化潮流之中有一种主动性的进步要求,要为中国文化发展找到合理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从共时性来说,中国文化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成果丰富且特点显着,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西方哲学的贬低态度都在与中国哲学发生着冲突,这些都构成了时代的重要议题,也是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所关注的焦点。此外,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不仅为认识现当代社会的文化困境提供了重要的视域,而且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文化哲学的兴起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虽然存在对文化哲学理论的不同定位,但是其致力于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作出自觉的文化批判,对文化内涵进行知识性的建构和对文化转型的主题予以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哲学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特性,自然会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给出自己的解释。劳思光的文化哲学思想紧扣时代脉搏,在全球化进程中作出了对文化转型和重建文化秩序的自觉理论批判,运用独特的理论视角去理解中国文化风雨变化的现实境遇,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魏同玉^[7]（2021）在《课堂教学中知识观的冲突与妥协 ——知识的存在意义究竟何在》文中指出

张瑞臣^[8]（2020）在《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研究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阐释其如何在自己所建构的框架理论下诠释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转型。准确而系统地还原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并不是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本论文研究的旨趣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查尔斯·泰勒世俗化转型理论的独特新颖之处——对于世俗性“理解语境”的诠释学考察,指出他对世俗化的思考已经超越世俗化的既定事实层面,而进入世俗性社会所以可能的先验条件（理解可能所必须先行隶属的前理解结构）层面,从而具备了一种诠释学品格。本论文意在证成查尔斯·泰勒世俗化转型理论是一种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理论,但同时也是一种理解与诠释现代性的诠释学理论,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新地理解现代性的理论模式,即现代性理解与反思的诠释学模式。世俗化转型研究是查尔斯·泰勒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查尔斯·泰勒区分了世俗的三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称着排除了上帝、终极实在的公共空间;第二种含义指的是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衰落;第三种含义指的是道德的、灵性的或宗教的经验所赖以发生的整体语境。查尔斯·泰勒是在世俗化的第三种意义上来考察世俗性的:他要界定和追溯的是这样的一种变化,它将我们从一个实际上不可能不信仰上帝的社会带入到了另外的一个社会,而在这个社会中,信仰只是诸多人生可能性的一个选项。他试图把握使得这种世俗化最终得以可能的“理解语境”,而唯有从他的框架理论切入,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到其世俗化转型理论的“理解语境”。泰勒的框架理论作为意义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是一以贯之的。框架通常以前对象的方式存在,犹如一道背景隐含在历史性的进程之中。框架本身历经了从超越性到内在性的转型,世俗化转型本身可以从框架的内在化转型来理解,以“自我—世界—时间”的转型以及“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exclusive humanism）地确立为主轴,据此可以对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提出一种新的阐释路径。在泰勒看来,从“可渗透的自我”（porous self）到“缓冲的自我”（buffered self）的自我转型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效应。自我转型同祛魅的进程密切的关联在一起。可渗透的自我生活在迷魅的世界之中,世界中的力与意义都可以渗透进自我当中;缓冲的自我则生活在祛魅的世界中,且在内在与外在、理智与欲望之间划出了明显的界限。自我转型的过程也是从嵌入到脱嵌的过程,现代性自我是大脱嵌之后的产物。但是,现代性自我也带来了诸多的隐忧,突出表现为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的泛滥与生命意义的缺失。与自我的世俗化转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世界的经验方式、理解方式、想象方式的转型。泰勒语境下世界的世俗化转型侧重揭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世界的日常感知方式的转变:世界的世俗化转型就是从寰宇到宇宙的转型。转型前的世界泰勒称之为寰宇,转型后的世界则为宇宙;寰宇之中包含着神圣的超越性维度,而在宇宙那里神圣性已经褪去,超越性亦不再发挥作用,宇宙是世俗化世界,也就是为自然规律秩序所支配的世界。伴随着世界的世俗化转型,人们在世界之中找不到神圣性的超越存在,世界无须它们即可以很好地运转,同样,人们在世界之中的日常生活也不再需要超越性信仰的支撑,在此背景下,“不信”不可避免地兴起了。一般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自我转型和世界转型,而本研究则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指出在自我转型和世界转型的背后还隐含着更深的时间转型,时间转型与自我转型以及世界转型相互交织和引动,共同推进了世俗化的转型。泰勒将时间划分为世俗时间和更高时间,世俗时间即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时间,更高时间是一种前现代的时间,包括古希腊的永恒时间、上帝的永恒时间和起源时间。从更高时间到世俗时间的转型引发了巨大的效应。这种时间转型带来了超越性经验的退场,从而开启了世俗化的进程。伴随着时间转型而来的还有现代性的隐忧,这种隐忧集中体现为意义的虚无主义。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地确立极其重要,泰勒认为,在世俗化转型中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替代了上帝的完满性。它改变了人们的信仰与道德,排除了超越性存在对人们生活的作用,使人专注于人自身的内在性,倡导互利秩序与普遍仁慈的观念,认为人们只需依靠自身的力量即可以实现人间福祉。信仰的根基确立在人的内在性上,宗教的意义在于维持人间秩序、实现人间福祉。总之,宗教的基础不再是超越性而是内在性的,人取代神的地位成为成为世俗化时代宗教关注的重心。泰勒将世俗化的进程理解为内在化的过程。泰勒同时也看到了内在化转型所引发的诸多隐忧,“自我—世界—时间”的转型以及“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地确立,其后果都以“意义虚无化”为聚焦。为了回应意义缺失的问题,现代思想家在努力寻求、建构一种新的内在性根基,激进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和尼采主义等诸多的思想运动都分享了内在性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内在性隐忧的破解,其实是对内在性框架的局部调适,没有从根本上对内在性框架进行批判。内在性隐忧其实是封闭世界结构所带来的效应,封闭结构对超越性存在完全采取一种封闭式的立场。海德格尔、福柯等人对近代的认识论主体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批判的最终指向其实是近代认识论所默认的封闭世界结构。总之,要想根本上化解内在性隐忧,就必须突破使得内在性隐忧得以可能的封闭世界结构。毫无疑问,以框架理论为中心重构的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具有一般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批判性质,意在通过剖辨现代社会的精神品质,萃取出现代性的共有经验及其规范理解,以便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进行批判评估,辨识现代性因素中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探寻超克现代性隐忧的道路,达成重构合理化现代生活之目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侧重于社会批判的现代性理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反思理论,主要是通过对现代性生成语境地理解,展开对现代性的历史性分析。就此而言,泰勒的框架理论具有诠释学的品格。从诠释学的视角看,泰勒的框架无疑是使理解成为可能之先行隶属的条件,具有（哲学）诠释学历史意识所要求的那种使理解成为可能的先行承受的先验性质,也就是说,它可以为理解所以可能提供先行隶属的条件,是理解所以可能必须根据的历史先在的境遇,在效果历史意识层面上为意义理解奠定先验的基础。框架同前理解一样为人们所先行具有,而且人们也正是以框架为基础来进行意义理解的。框架本身历经了从超越性到内在性的转型,这种内在性的特征深深地渗透进现代人地理解的内部,使得“前理解”也变得内在化,从而丰富了诠释学意涵,拓展了诠释学的应用范围。这种可以被称之为“框架诠释学”的世俗化转型理论,为现代诠释学带来了诸多新意与贡献:第一,它将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结构思想具体应用于现代性反思理论之中,证明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内在地具有反思功能。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就在现代诠释学所默认的具有内在性特征的框架下揭示出现代性可能伴生的隐忧,显示出一种带有批判气质的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性品格,这直接证明了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并非如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是一种缺乏批判精神的保守主义学说。第二,从现代诠释学的三重划分来看,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既注重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理解条件及其作用的探究,在理论品格上倾向于哲学诠释学,但作为一位现代性理论家,泰勒又特别注重通过诠释进行社会批判,其诠释学思想又表现出诠释哲学品格,他的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具有一种明显的居间性,这实际上说明了现代诠释学的确不仅可以在哲学存在论上被理解,亦可以被当作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清楚地表明不能简单机械地按照类型去理解现代诠释学以及应用诠释学,现代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必须从哲学的普遍性高度被认知,并予以肯认。第三,具有诠释哲学向度的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因此不仅要去理解现代性,理解现代性的源发境遇,而且要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展开对现代性隐忧的诊断,探寻现代性的救赎之途,这实际上包含着泰勒的一个更大的理论雄心,即建构一个现代性研究与反思的新模式——诠释学的模式。就此而言,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泰勒的框架理论是一种强调应用的诠释学,而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看,泰勒的框架理论则是一种侧重对现代性源发境遇进行诠释地理解的现代性理论。无论是从诠释学角度去理解,还是从现代性理论角度去理解,毋庸置疑的是,泰勒的框架理论的确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理论,值得研究者策马入林,探骊得珠。

胡玲^[9]（2020）在《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史及伦理学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贺麟翻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一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他在此书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斯宾诺莎的思想被誉为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世界观上的无神论因素和认识论上的辩证法因素。这两点对斯宾诺莎思想成就的总结反映出了学界在很久以前研究斯宾诺莎所达到的理解和评价。但是相对于我们近些年来对斯宾诺莎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研究来说,以上的理解和评价显然是极为简略而且也不够全面的,特别是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幸福论哲学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充分地揭示出来。而洪汉鼎在2012年出版的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的“译序”中指出,用知识来制约情感,以期达到最高、最完满的幸福,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最根本的宗旨。这段话表达出我们在最近时期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的幸福论视角。据此,本文的主题就是去阐释斯宾诺莎哲学幸福论的理论成就,同时批判性地考察他的这个理论的一些缺失的困境。本论文通过对斯宾诺莎重要文本的梳理解读,通过对新近的关于斯宾诺莎的研究成果的吸取和升华,进一步看到了,斯宾诺莎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欧洲的人文主义复兴和理性启蒙的时代闪烁出耀眼的光辉,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在那个时代,只有他的哲学思考真正把世俗的人生幸福问题主题化、世俗化和主体化了。第二,他把伦理学中的善归为福,并且在自然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把伦理学和人生哲学与世界观本体论和方法学认识论内在地统一起来,使他的哲学幸福论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和逻辑基础。这也是洪汉鼎和姚大志已经指明了的东西。第三、他还发扬了启蒙时代的科学精神,用理性主义和几何学方法来构建描述自己的幸福论哲学,用来抵制把幸福和自由问题情感化和庸俗化的倾向。然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斯宾诺莎思想中包含着自然化的神与超自然的神的理论矛盾、包含着把人世俗化和迷信人的心灵不死的矛盾,包含着否定自由然后又肯定自由的矛盾,特别是他刻意用“几何学”理论方法来构建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对幸福论哲学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却有很多不准不清,他的从公理到命题的逻辑推演也常有牵强。当代西方语义、逻辑分析哲学的成果则恰恰可以用来克服他的这些问题,并能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生幸福问题提供指引。本文由绪论、正文的四章、以及全文结语构成。在绪论中,我们分别论证了论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介绍和讨论分析了国内外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如何从这些成果中升华和提炼出更进一步的思考,然后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整体思路和论文的初步结论。在论文的第1章,我们从宏观上回顾了古希腊哲学家及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人的伦理学及幸福论思想,并指出这些理论的根本性缺失在于,他们或者没有看到伦理与幸福问题在哲学应该占有的中心位置,或者是把伦理幸福问题和世界观、认识论问题在理论逻辑上割裂开来,或者是把幸福的主体加以神化和非人化。在论文的第2章,我们通过对斯宾诺莎主要着作的文本介绍和分析,呈现出斯宾诺莎斯以“实体”理论为核心概念的世界观本体论思考和他以“真观念”为核心概念的认识论思考,并指出他的这两方面思考最终都是为其哲学的最高主题——人之自由与幸福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奠基,这就体现出斯宾诺莎从自然主义出发,把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内在地统一起来的理论逻辑。论文第3章集中探讨了斯宾诺莎怎样在人性论、伦理学、自由和幸福问题的思考上,一方面坚持自然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把自由观和幸福观理性化的意向。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论文的第4章揭示出,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法作为其方法论原则,虽然他对一些重要的概念界定不清,对一些重要命题的逻辑推论也不够严密,但这些问题可以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义、逻辑分析方法中得到解决,这就可以推进和深化我们对幸福问题的理解。在论文最后的全文结语部分,我们把整个论文的理论内容和研究性结论做了简要和鲜明的概括,同时对论文中论述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和反省,以便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找出方向。

吴子林^[10]（2020）在《“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文中指出基于独有的宇宙观,中国文化确立了重"象"、重直觉、重体验、重体悟的隐喻思维,迥别于西方重概念、重分析、重演绎、重论证的逻辑思维,与之相应的是"注疏""语录""公案""评点"等"断片"式学术书写。20世纪以降,在西方话语系统的冲击之下,汉语逐渐丧失其主体性,思想与文化的传统随之断裂。钱锺书的研究表明,为"使语言保持有效",应充分发挥汉语之人文特性的优势,将隐喻思维与逻辑思维相融通,以更好地表现人类复杂的心灵世界。"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创构,可谓"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其内在机制与传统的书写经验、思维模式、文化范式等一脉相承,而化解、协调、平衡、弥合了诸多矛盾,形塑一种"新感性",进入了"生生不已"的精神创造空间。

二、文化真谛与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的人生与学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真谛与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的人生与学术（论文提纲范文）

（2）斯坦利·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九十年代诗歌抒情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0）“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真谛与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的人生与学术（论文参考文献）

• [1]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及其后现代效应[D]. 庄睿.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2]斯坦利·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研究[D]. 王静. 山东大学, 2021(11)
• [3]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D]. 季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九十年代诗歌抒情形态研究[D]. 季凤.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D]. 战红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D]. 王杨秀.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7]课堂教学中知识观的冲突与妥协 ——知识的存在意义究竟何在[D]. 魏同玉.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研究[D]. 张瑞臣. 山东大学, 2020(01)
• [9]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D]. 胡玲. 吉林大学, 2020(12)
• [10]“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J]. 吴子林. 学习与探索,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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