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论文文献综述）
段天璟,马永超[1]（2021）在《求事与求实：考古学何以续写夏代古史》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夏代及其存续的时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从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前中国文明便已兴起,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先民们跨入了文明的门槛[1],建立了神王之国。此后,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经历了神王之国—王国—帝国的发展道路[2]。夏、商、周三代处于王国阶段。商、西周王朝又属王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商为一国即一族的"排他性"国家政治体质。西周实行分封,形成了以一族为主,将众多族群纳入一国管理的国家政治体制。
高云逸[2]（2021）在《再论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年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牛河梁遗址"女神庙"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过去学界一般将其认定为红山文化晚期遗存,近年有学者对"女神庙"所处阶段提出了新的认识,推动了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本文从共存关系出发,通过对出土陶器的比较判定"女神庙"系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即红山文化中期遗存。通过与西阴文化的对比分析,并参考碳十四测年数据,推断"女神庙"的绝对年代大致处于公元前3700年左右,进一步明确了"女神庙"的年代。
段天璟[3]（2020）在《考古学的中国力度:张忠培先生的社会发展论》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张忠培考古学思想的理论起点。张忠培先生探讨了史前时期的埋葬制度及其反映的社会,成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经典范例。他以多样的视角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从考古学求证了中国从村落到王国的道路。他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课题的基本概念、判断标准、演进模式、发展道路等问题。
董霄雷[4]（2019）在《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文中指出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后的中国龙山时代,黄土高原各地渐次兴起了空三足器,表征着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空三足器创始于黄河下游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但在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大地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促使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巨变。本文以陶器为视角,将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划分为六个区域,并以六个区域内的14支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黄土高原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从而对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文化演进格局进行一次完整的考察。论文绪论,界定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明确研究对象,回顾研究简史,提出研究任务。论文第一至六章,以空三足器为主要视角,从器物组合及演变关系入手,对典型单位进行分组,将典型单位放到遗址中,对整个遗址进行分段,然后以典型遗址的分段为标尺,对整个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研究,进而对一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进行编年研究。据此方法,选取晋南豫西地区龙山时代荆村文化、东关文化和三里桥文化的发展序列作为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年代标尺,参照这个标尺,对渭河流域、晋中晋北冀西北地区、陕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甘青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年代、性质等问题进行讨论。完善黄土高原各区域内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探讨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论文第七章,以14支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的编年研究为基础,完善和构建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时空框架,将黄土高原的龙山时代划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论文第八章,对14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进行研究,将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划分为5个“亲族文化区”和3个“历史文化区”,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发展阶段同一谱系和不同谱系考古学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文化格局。论文第九章,总结收获。
田建文[5]（2018）在《中原地区走向文明的门槛——太平庄M701期遗存的认知问题》文中研究说明1958年～1959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发掘了老官台墓地和泉护村遗址。泉护村发掘过两次,第一次,1958年9月10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1959年3月16日至5月31日。主持者分别为高明、杨建芳和白瑢基、李仰松四位先生,张忠培先生则是至始至终,并作为《华县泉护村》主要撰稿人之一,另一位是杨建芳先生。太平庄位于泉护村西南不足一公里,1958年秋调查发现M701,12月进行
田建文[6]（2018）在《张忠培先生的1958》文中认为1958年,适逢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张忠培先生与其他四位先生主持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1958—1959年的调查与发掘工作。2018年,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华县队调查与发掘60周年。回顾张先生60年前在华县队所开创的考古调查、发掘及研究方法和经验,总结华县队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历练,尤其表现在对时间、空间、考古学文化以及人这四维的综合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对时
田建文[7]（2014）在《循循善诱 博道约行——张忠培先生的考古教育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4年8月5日,将迎来张忠培先生八十华诞,祝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1958年以来先生出版了考古报告、论文集等17部,论文、序跋、纪念和评价考古学家的文章近二百六十篇,可谓着作等身。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人所共知,另外还有一个是其他考古学家难以企及的标志,这就是先生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紧密相连。人们一提起他,
易建平[8]（2012）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在内涵上形成某些交集,其实体在"古代"可以并存,但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混淆起来使用。"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古代国家"包括"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它们只存在于"古代"。"早期国家"却不仅存在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而且也出现在这种分期上的"中世纪"与"近代"或"现代"。"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
刘博[9]（2011）在《脱贫经济理论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人类历史呈螺旋状向上发展,贫困和富裕始终相伴相生,脱贫致富成为贯穿其中的最基本的人类奋斗目标。在日益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更多地关注贫困、思考贫困、研究贫困,这体现了人类既能清醒而理性地看待既往成就,同时又保持了对“富裕社会”、“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本文的切入点和中心立足点具有理论创新性,在世界经济理论集中趋向于对富裕研究的情况下,本文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贫困问题为研究背景,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去诠释经济发展及其成果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更多地站在相对贫困人口的立场上去解释和剖析经济事实。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经济事实的案例式分析,始终认为只有真实的经济结果才是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贫困在本文中被定义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社会贫困。收入贫困在三种贫困的表现形式中是最易被接受也是最能进行直观度量和判断的。收入贫困就是指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收入的“缺乏”程度成为判断是否贫困的尺度和标准。人类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的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社会贫困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所有权的不足,表现为人们在所处的经济社会中普遍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这一能力,而这种知识和能力可以带给个人脱贫致富的诸多可能。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贫富差距有一个可衡量的指标基尼系数。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资产阶级从追求自我利润出发使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组合,生产出最大的产量,是人类社会为生产而生产,创造了其以前时代无法想象且无与伦比的财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两极分化。富人的财富积累和穷人的贫困积累齐头并进。18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有的极力鼓吹贫富并存是自然规律论调,让穷人俯首帖耳地听从所谓上帝的安排。有的大肆宣扬要使富人富,就必须让穷人穷的露骨剥削有理的谬论。有的居然叫嚣扶贫活动破坏自然的和谐和优美。当然,也有的对穷人的贫穷表示一点同情,提出文明秩序要求富人应该使穷人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的见解,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缓和现实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和对富裕阶层的潜在威胁。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国家贫困是政府经济政策失误的有关理论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本文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脱贫经济理论基本上是肯定的态度表述的。亚当·斯密科学地阐述了个人和国家致富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也阐述了个人和国家贫困的原因在于土地和其他财产私有,在于政府通过法律对贫富之差的保护。凯恩斯认为,完全自由放任是工人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凯恩斯还认为,减少贫富之差的主要措施,就是加强政府的税收管理,建立竞争的原则,发展股份经济。凯恩斯关于混合经济的理论对今天的我国很有借鉴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所阐述的两个基本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理论上说明工人的贫困不在于原罪,而在于被剥夺。资本家富足也不是源于天赐而在于掠夺。马克思还运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当年最富裕的英国的工农大众的贫困。马克思的脱贫理论对正在积极发展经济,以求脱贫致富的中国来说,十分有现实意义。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人民的生命毫无保障,因战乱饥寒而死者不计其数。争取生存权利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人权问题,也是旧中国的贫困根源所在。一个国家、地区及其所属的个人,无论占有的自然资源如何丰富,历史积淀如何丰厚,人们对安定美好生活的愿望如何迫切,只要国家不独立、民族不统一、政治不稳定,就不会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按照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贫困发生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下降一半,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改革开放30年,与过往的历史比较,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一个国家最好的时代,脱贫致富,“超英赶美”,梦想成真,中国距离世界中心地带越来越近。然而在一派繁华的背后,需要冷静的思考,今日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消灭,已由普遍的贫困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贫富不均为代表的新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并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目前贫困人口的规模仍然很大。中国剩余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极强的地域指向性和集中分布性特征,绝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在农村贫困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同时,城镇贫困问题不仅出现,而且其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使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贫富差距加大已成突出矛盾。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出现新趋势。人均财富的不足和贫富差距的加大是现今中国面临的主要贫困,人口问题、土地和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三农问题、失业及城市贫困问题加上经济运行中不可完全避免的权利寻租现象共同促成了这个极其现实的新的贫困问题,这是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经济宏观客观环境的新的“脱贫致富”的课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脱贫致富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归纳出中国脱贫致富经验的三个显着特点:第一,中国的经济运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宽泛的包容性,这一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的社会实践在理论上吸取了经济学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且带有明显的中国式哲学的特色,并不拘泥于既有的某一流派和成规,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进行合宜地变通和发挥。指导改革开放在中国全面铺开的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尊重经济规律,遵从市场规律,打开人民追逐财富梦想的通道,这也正是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精髓所在。由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基本成功,其转型的路径又凸显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理论特点。第二,中国的经济实践在总体上,特别是大的全局性的经济战略转折上以政府的统一协调指挥为鲜明特色,政府对经济的运行表现出积极的主动性。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只有统一和谐,步调一致才是摆脱整体贫困,到达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经济学家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要充分发挥管理经济的作用,市场经济与有序的政府管理相互配合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得到了显着体现。贫困问题绝大部分是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论证的“政府的错误政策会在一小时之内毁掉若干年内积累的财富”一样,要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更多的也要依靠人为的决策和努力,“政府正确的政策会在24小时内使国家由贫变富”。第三,中国脱贫致富经济实践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非常明确,就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新中国,占国家统治地位的是人民大众,这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在马克思的脱贫经济理论中我们可以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贫富差距极度悬殊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各种创造财富的生产资料和资本所有权的归属矛盾所导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脱贫和致富是两个阶级的不同追求目标,带有本质上的不可协调性,甚至表现为阶级利益的相互吞噬和排斥。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这一点上得到充分发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协调统一,脱贫和致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一致目标。政府在进行经济决策时的依据就是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性是正确的和先进的。从世界经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贫困问题客观存在,特别是相对贫困仍旧是急需解决的经济重点问题。由于当今贫困问题的产生更多地表现为人为因素所造成,本文呼吁经济理论研究要对贫困问题及脱贫致富的方法探索给予关注,并充分考虑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性,向有针对性和实践可操作性倾斜。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把贫困产生的原因归纳为:1、国内政治不稳定、本国以外的国际势力对本国的侵略、殖民和掠夺;2、由于本国自然资源有限、政府采用的经济政策和制定的经济制度不符合本国经济发展要求,基础经济长期不发达,法律不健全等宏观原因导致国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严重缺失或其所有权、使用权混乱,生产力受到破坏和束缚,实际经济运行违背经济规律,社会生产效率低。以上因素更多地导致了社会的普遍贫困和绝对贫困;3、由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趋于集中、伴随社会财富积累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产生相对贫困。导致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社会贫困的三个原因中,人为因素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贫困的产生更多的是人类不当行为,特别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经济行为造成的,同时也意味着,通过不断的修正和改进,“脱贫致富”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积极探索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1、通过国家独立、国内政治稳定解决产生贫困的外部因素,无论对国家整体还是对个人都是脱贫致富的首要前提;2、通过遵循经济运行规律,解放生产力,循序渐进地建立和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从微观做起,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满足其脱贫致富的愿望,保护其生产经营的自由,公平合理分配和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在肯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集中精力解决贫困产生的内部因素,鼓励适应性变革和自主创新,这是解决社会普遍贫困最重要的方法和步骤,是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因,是国家整体富裕的关键因素;3、通过政府积极参与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发展,以宏观改革保证整体经济的方向性,以公平、持续发展为基础实施宏观经济管理,保障参与社会经济实践发展的个人更多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通过调整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再分配和鼓励促进生产效率而达到最大限度解决贫富差距和相对贫困问题;4、几种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贫困问题会有主要表现形式的不同,这就要求政府适时调整对策,集中精力判断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选择贫困还是富裕,更多的主动权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为了保证社会的和谐统一,应由政府代表人民来进行选择。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只有分清主次矛盾,因时因势进行决策选择,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和完善,拒绝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突变式的社会经济变革,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的成果,这也是被中国60年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所检验了的中国经验。战争、动荡、闭关自守、以邻为壑、背信弃义、为富不仁,违背规律,会引起社会的倒退,财富的消灭。和平、独立、生产、贸易、公平、创新和诚信,按照规律发展就能达到社会的公平进步,人民的安宁富足。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普及、社会文明的深入人心,社会财富的日益积累以及人们对脱贫致富的不懈追求和对脱贫经济理论的不断探索,积极地在社会经济实践中采取适宜的措施和方法来消灭贫困,就是对既往努力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富裕生活的最有力的保护,人类的未来将会充满光明。
方燕明[10]（2010）在《对《三析王城岗城堡遗址》相关问题的讨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拟就《三析王城岗城堡遗址》一文,对《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报告中关于王城岗大城的面积、王城岗城址的性质等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二、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论文提纲范文）
（1）求事与求实：考古学何以续写夏代古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何在：史学困境与问题提出 |
| 二、前提何来：时间框架与物质文化 |
| 三、根本目的：探索文明与文化表述 |
| 四、求事与求实 |
（2）再论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 一、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研究概述 |
| 二、“女神庙”的期别归属考察 |
| 三、“女神庙”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分析 |
（3）考古学的中国力度:张忠培先生的社会发展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考古资料的研究范例 |
| 二、中国早期社会的研究视角 |
| 三、中国文明形成的基本界说 |
（4）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时空范围与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龙山时代的晋南、豫西地区 |
| 1.1 运城盆地 |
| 1.1.1 荆村文化 |
| 1.1.2 东关文化 |
| 1.1.3 三里桥文化 |
| 1.2 临汾盆地 |
| 1.2.1 襄汾陶寺遗址的年代标尺 |
| 1.2.2 其他遗址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段 |
| 1.2.3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3 晋东南地区 |
| 1.3.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1.3.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4 豫西地区 |
| 1.4.1 荆村文化 |
| 1.4.2 三里桥文化 |
| 1.4.3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龙山时代的渭河流域 |
| 2.1 渭河流域龙山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
| 2.2 渭河流域的荆村文化 |
| 2.2.1 东区荆村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2.2 西区荆村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2.3 荆村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3 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 |
| 2.3.1 东区客省庄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3.2 西区客省庄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3.3 客省庄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龙山时代的晋中、晋北和冀西北地区 |
| 3.1 晋中地区 |
| 3.1.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1.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2 晋北地区 |
| 3.2.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2.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3 冀西北地区 |
| 3.3.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3.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龙山时代的陕北地区 |
| 4.1 小官道遗存 |
| 4.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4.1.2 小官道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4.2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 |
| 4.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4.2.2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4.2.3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文化性质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龙山时代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
| 5.1 东区：老虎山文化遗存 |
| 5.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5.1.2 分期与年代 |
| 5.2 西区：小沙湾遗存、永兴店文化 |
| 5.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5.2.2 分期与年代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龙山时代的甘青地区 |
| 6.1 常山下层文化 |
| 6.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1.2 分期与年代 |
| 6.2 客省庄文化 |
| 6.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2.2 分期与年代 |
| 6.3 齐家文化 |
| 6.3.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3.2 分期与年代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编年序列与发展阶段 |
| 7.1 编年序列 |
| 7.2 发展阶段 |
| 第八章 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文化谱系与演进格局 |
| 8.1 文化谱系 |
| 8.2 演进格局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5）中原地区走向文明的门槛——太平庄M701期遗存的认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6）张忠培先生的1958（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一) 发掘和调查 |
| 1. 泉护村遗址[1] |
| 2. 元君庙墓地[2] |
| 3. 华县、渭南调查与试掘[3] |
| (二) 资料整理 |
| 1. 泉护村遗址 |
| 2. 元君庙墓地 |
| 3. 华县、渭南调查与试掘 |
| (三) 出版及其成就 |
| 二 |
| 三 |
| 四 |
（7）循循善诱 博道约行——张忠培先生的考古教育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一、育人为先 |
| 二、教育理念 |
| 三、教育目的 |
| 四、教育方式 |
| 1. 因材施教、分槽饲养 |
| 2. 自己设计、请人代养 |
| 3. 联合指导、共同培养 |
| 五、教育手段 |
| 1. 以做代教、以逼代导 |
| 2. 找“孙悟空”、谱系域外 |
| 六、教学相长 |
（8）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 |
| 二、酋邦与分层社会 |
（9）脱贫经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发展趋势 |
| 1.2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贫困、贫富差距与世界贫困状况 |
| 2.1 贫困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类型 |
| 2.2 贫富差距 |
| 2.3 当今世界的贫困状况 |
| 第3章 西方经济学家的贫困理论 |
| 3.1 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 |
| 3.1.1 资产阶级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 |
| 3.1.2 资产阶级造就无产阶级的贫困 |
| 3.2 天经地义说 |
| 3.2.1 贫富并存是自然规律 |
| 3.2.2 要使富人富，就必须让穷人穷 |
| 3.2.3 扶贫活动破坏自然的和谐和优美 |
| 3.2.4 文明秩序要求富人应该使穷人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 |
| 3.3 政策失误说 |
| 3.3.1 法国的贫困 |
| 3.3.2 政府的错误政策会在一小时之内毁掉若干年内积累的财富 |
| 3.3.3 政府正确的政策会在24 小时内使国家由贫变富 |
| 3.3.4 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评价 |
| 3.4 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说 |
| 3.4.1 工人的贫困 |
| 3.4.2 贫困的根源 |
| 3.4.3 劳动报酬应该丰厚 |
| 3.4.4 穷人与富人的自然和谐 |
| 3.4.5 脱贫致富必由之路 |
| 3.4.6 中国的贫穷 |
| 3.5 自由放任说 |
| 3.5.1 自由放任导致多数人贫穷 |
| 3.5.2 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不公平 |
| 3.5.3 建立混合经济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 |
| 3.6 富裕社会说 |
| 第4章 马克思的贫困观 |
| 4.1 工人贫困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 |
| 4.1.1 反原罪说 |
| 4.1.2 工人的贫穷不是原罪，而是被剥夺 |
| 4.1.3 资本家富裕不是天赐，而是掠夺 |
| 4.2 法律上的平等与实际上的专制 |
| 4.2.1 天赋人权 |
| 4.2.2 流通领域的平等不能掩盖生产领域中的专政 |
| 4.3 工农的贫困 |
| 4.3.1 工人的贫困 |
| 4.3.2 农民工的贫困 |
| 4.3.3 城市下层人的贫困 |
| 4.4 中国战败的悲剧 |
| 4.4.1 闭门锁国，观念陈腐是中国战败的原因 |
| 4.4.2 中国对外开放，贸易额并未增加 |
| 4.4.3 中国要扩大贸易必须改变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
| 4.5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改变工农贫困的根本 |
| 4.5.1 把资本主义私有变为社会所有 |
| 4.5.2 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必须建立个人所有制 |
| 第5章 中国“脱贫致富”实践成果与新的贫困问题分析 |
| 5.1 旧中国的贫困 |
| 5.2 新中国60 年“脱贫致富”的社会经济实践成果 |
| 5.3 中国面临的新的贫困问题 |
| 5.3.1 现阶段中国贫困的特征 |
| 5.3.2 中国现阶段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
| 第6章 由实践总结出的中国“脱贫致富”经验 |
| 6.1 中国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 |
| 6.2 中国脱贫致富的实践经验 |
| 6.2.1 改革开放30 年以来有中国特色的脱贫致富的经济措施和方法 |
| 6.2.2 北京共识 |
| 6.2.3 十二五规划 |
| 6.3 中国脱贫致富经验的三个基本特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对《三析王城岗城堡遗址》相关问题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王城岗大城的面积 |
| 二关于王城岗城址的性质 |
| 三关于王城岗遗址的考古研究 |
四、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论文参考文献）
- [1]求事与求实：考古学何以续写夏代古史[J]. 段天璟,马永超. 江汉考古, 2021(06)
- [2]再论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年代[J]. 高云逸. 地域文化研究, 2021(03)
- [3]考古学的中国力度:张忠培先生的社会发展论[J]. 段天璟. 东南文化, 2020(03)
- [4]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D]. 董霄雷. 吉林大学, 2019(10)
- [5]中原地区走向文明的门槛——太平庄M701期遗存的认知问题[J]. 田建文. 南方文物, 2018(03)
- [6]张忠培先生的1958[J]. 田建文. 文博, 2018(03)
- [7]循循善诱 博道约行——张忠培先生的考古教育思想[J]. 田建文. 南方文物, 2014(01)
- [8]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J]. 易建平. 历史研究, 2012(03)
- [9]脱贫经济理论研究[D]. 刘博. 吉林大学, 2011(08)
- [10]对《三析王城岗城堡遗址》相关问题的讨论[J]. 方燕明. 中国历史文物,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