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工业化、现代化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论文文献综述)
肖玉元[1](2021)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好生活”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围绕民生的内涵、价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途径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话语。从话语分析视角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历史变迁,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不仅可以将中国民生建设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能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系列表达。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系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改善和保障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话语演进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外部条件看,近代以来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在这四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题分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在话语形式上呈现出由革命型民生话语向发展型民生话语,再到品质型民生话语的转换。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呈现出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经验总结为: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挑战,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应该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夯实理论、针对问题、多元形式、世界表达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蒋崧韬[2](2021)在《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农业经营总体上呈现出分散、细碎的小农经济格局。传统产权理论认为只要权利有清楚的界定,不管界定为谁属,市场的运作会带来同样的效果。然而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却与传统理论相悖,在农地权利被清晰界定后,农地产权的整合仍然面临障碍,小农格局被长期固化。对于我国农业为何长期受困于小农格局,既有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解释。本文聚焦这一问题,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我国的农业体制归纳为“小农体制”,并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即小农体制下农户始终拥有土地承包权,农地整合只能依靠派生于土地承包权的经营权,由于经营权派生于承包权必然具有期限性,当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必须向土地承包权回复,因此农地整合后的产权格局就不具有终局性且存在向承包权回复的体制性动力,进而导致我国小农格局的固化。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因此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就不仅是分散、细碎的农地产权格局,导致农地产权格局向分散、细碎的初始赋权状态回复的动力机制才是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症结”之所在。本文随后从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指出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会给市场交易带来不确定性,从而“对冲”市场机制整合农地的动力,同时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也会导致为整合农地而支付的交易成本不具有永久性效果以及因农地整合而提升的农业效率难以得到有效的积累。为了验证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本文就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和农业生产效率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在经营体制方面,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采用何种组织形式都始终面临交易成本高、运营成本高以及地权稳定性弱等困境。而在农业效率方面,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小农体制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小农体制的表征还是小农体制的实质都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果不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发挥作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将始终受到束缚。考虑到西方农业发达国家(新大陆国家除外)在经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改造小农的历程,而我国各地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中也在不断尝试多种应对小农体制的办法,因此本文对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进行了梳理,以便从中找到参考和借鉴。从法国、德国、荷兰以及日本这几个主要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历程来看,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刺激、引导农场规模扩大,做好农户退出农业的安置工作以及出台限制农业分散的政策法规是被实践检验有效的通行做法。此外,设立专门的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产权整合、降低农地产权整合的交易成本也是各国的共识。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土地私有制下农地产权能够被终局性整合是上述国家改造小农格局成效显着的关键因素。从国内应对小农体制的实践来看,虽然各地实践模式有所不同,但由于通过农地自发流转很难打破分散、细碎的产权格局。因此,各地大多由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来负责农地要素的整合、集中。然而,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作为农地整合机构也面临短板和困境:首先,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受其行为能力限制,在农地整合过程中只能发挥居间作用,相较于农业发达国家承担相应职能的农地中介机构而言,其职能单薄难以承载更多的期望。其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本身不是农地产权整合效果的直接受益者,其整合农地的动力可能并不来自于市场机制,这种权利义务配置的扭曲可能诱发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行为的失范。再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大多不具备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在农地整合过程中难以对其行为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负责,农户成为相关风险的主要转嫁对象,容易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最后,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并不能解决小农体制下农地产权整合的非终局性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根据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在借鉴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该对策建议的思路是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总体制度构想为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来充当土地流转中介。围绕这一总体制度构想,本文就该制度下如何保持农地产权的稳定、如何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包括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和农民的耕地需求等)、如何低成本实现土地供应以及如何保障市场交易双方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来参与农地要素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最后,本文根据该制度设计之初拟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对该制度设计的效果进行了检验并就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及防范措施展开了必要的讨论。
雍涵[3](2021)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视域中的农村“新人”形象 ——以关仁山的农村题材小说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关仁山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为研究对象,采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探究农村“新人”形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类型和美学特征,并从社会、经济、文化、创作者的角度分析其审美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层原因,总结农村“新人”形象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本文的正文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从历史视点的角度分析关仁山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村“新人”形象。首先分别从土地制度、城乡关系和国家政策这三个方面概述了关仁山笔下的农村“新人”形象产生的社会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前二十年间是关仁山创作农村“新人”形象的高峰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制度是人地关系的制度化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村的发展趋势,为了解决大包干土地制度对农村发展的限制,国家出台了土地流转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的发展带去了新的可能。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城乡之间的发展关系越来越不平衡,城乡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随着国家的政策调控,城乡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趋于缓和,变成合作、融合的关系。这在文学中就表现为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之间的隔离,以及农村“新人”心理上对城市的情感和态度。随着国家对于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深入,生态文明逐渐成为重要的时代话题,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和农村“新人”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关仁山塑造了扎根农村的土地承包者、回乡开展土地流转的领头羊和城乡建设进程中的文化思考者这三类农村“新人”形象,这三类农村“新人”形象显示了农村“新人”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他们的历史主体性意识和地位也在不断增强。第二章从美学视点的角度分析关仁山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村“新人”形象。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践者,“现实中的个人”按照美的规律和种的尺度进行劳动和生产,随着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发展,社会存在不仅会影响社会意识,也会影响一个时期整体的美学形态。因此,农村“新人”形象的发展也遵循一定的逻辑和规律。关仁山早期创作的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象征着古典和谐的审美理想,然而随着农村年轻人把外来的现代理念、工具等带入雪莲湾,雪莲湾的古典和谐之美也随之走向崩逝;《天高地厚》《麦河》等平原小说则直面农村的发展现实,在重重的现实矛盾中负重前行的鲍真、曹双羊等农村“新人”则具有崇高的悲壮之美;而《日头》中的金沐灶则跳出了经济的层面,从更高的文化和生态层面反思农村的发展之路,体现了对于“善”的终极追求。随着发展的逐步推进,关仁山在《金谷银山》中创造出了范少山这一具有理想性的农村“新人”形象,代表着关仁山理想的农村“新人”能够与自身、与社会、与生态达到和谐之美的境界。第三章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当代意义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为人民群众”的文艺创作方向。尽管文艺在新时期以来已经摆脱了作为政治工具的身份,文艺创作呈现出更为自由的发展趋势。但是仍有许多像关仁山这样的作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坚持发扬文学的社会反映和批判功能。当代作家对于农村“新人”的塑造一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典型形象,另一方面也在文艺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呼唤作家意识到自身的社会主体意识,主动承担起社会价值,同时,在美学研究向现实问题转向的大背景下,紧密结合当下农村现实的农村“新人”形象也为美学研究提供了具有现实价值的文艺实践材料。
察应坤[4](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范瑞滨[5](2020)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准确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是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世界历史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并注重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注重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凭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本论文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首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揭示和阐述;接下来以大历史的长焦距,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历史性的审视,意图勾画出经200年来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变化历程的时代画卷,阐明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特征和规律,揭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独特样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并揭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国现代化作为一项旷古未见之宏大事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层次,论文分别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型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布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时代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等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核心要素入手,来分析和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的独特结构和本质特征,意图通过这种结构性分析,揭示和阐释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遵循和发展。“引言”和“结语”之外,论文正文分为六章。论文的“引言”主要简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诸多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在此基础上,着重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通过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的评析,揭示出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简要论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第一章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以及运用其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确定了世界历史的科学内涵,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借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可有效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方向,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把握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作用,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第二章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本论文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阐明了民主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的政治保障。然后,本论文依次剖析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独立自主的进行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剖析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本论文在阐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运用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开创了多样化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第四章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把握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阶段论思想的基础上,本论文剖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以及它为中国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探索所奠定的基础。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基础,有效把握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利用资本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注重驾驭资本、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本论文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利用和驾驭资本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贡献。第六章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本论文在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途径。在“结语”中,对论文分析和阐述的观点和逻辑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在阐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的基础上,揭示本论文的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背景与具体的条件,历史性透视表明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闭关锁国、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进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的顺利推进不可能缺乏中国的现代化;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
黄香婷[6](2020)在《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文中研究指明关仁山创作思想中的生态意识及其生成的内容与特征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场域中是一种独异的景观。其背后所蕴藏的关仁山的社会认知和哲学观点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关仁山笔下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其次,深入探索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有利于了解关仁山在内的一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家们的身份认知。本文通过详细梳理关仁山小说中生态意识的内涵、表现形式、意义,以期突破固有的研究思维,再现另一个关仁山。本文以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来探讨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主体部分首先探析关仁山生态意识的内涵及其渊源,揭示关仁山意识到人类现代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对关仁山小说中的动物形象进行详细分析,探究关仁山笔下的动物是一种隐喻,实则借动物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状况隐喻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既是对动物的审视,也是对人类社会的思考。面对被污染的乡村环境,有的人选择“逃离”乡村进入城市,有的人选择“坚守”乡村,“叛离/坚守”这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转化揭露了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从个体出发由宏观转入微观审视,展现了关仁山由精神困顿到人格追求和塑造上的跨越。最后分析关仁山小说生态意识的价值和意义,即人类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关仁山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启示人类从过往缺失中弥补人文精神、从现实境遇中批判现代文明、从未来理想中构想和谐自然前景。此外,关仁山在生态意识中加入哲学元素,生成了两种向度的认知。第一向度是人类社会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的矛盾、运动与变化,展现了当今社会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第二向度是他对人类特殊性的定位。关仁山认为人类的思想、情感和认知不是一种优势,而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工具,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杨文[7](2020)在《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文中提出社会生活是着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学术考察的基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这一关注对象的选择体现了其特定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学科特征和个人学术特点,对此进行历史探讨,有助于认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亦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借鉴。费孝通成长于江南绅士家庭,新旧兼及的家庭教育开启了他的知识视野,而人类学的熏陶促使他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获取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洞见,显示了其传统文化根基和对世界文化态势的总体把握。费孝通直面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局和现实生活问题,立志探求社会发展路向,溯源社会问题的历史症结,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规律,体现了人类学的学术使命。在他看来,构成中国历史症结的贪污无能、技术落后和高文盲率等,是社会结构、匮乏经济和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般社会改良所能济事,社会发展论应运而生。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出路在于以技术和组织变革为特征的工业化,落后族群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和学习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按照上述既定学术目标,费孝通在实证考察和理论省思层面,都作出了独特建树。费孝通的民众生活研究开始于对中国小农社区的观察,表明了社会人类学学者清晰的生活空间意识,他积数十年之功最终找到一条对庞大中国进行日常生活观察的“现实的方法”。以花蓝瑶、江村和禄村等不同类型的小农社区生活为个案进行考察,费孝通充满自信地认为,积以时日,必将增进对整体中国社会的认识。在众多的日常生活空间里,费孝通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社会仪式、口传和物质文化资料等,与历史通识的系统化资料以及经书、正史、地方志和官方统计等文献的使用,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的细节。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历史通识和历史文献的结合,展示了以人类学为主、史学为辅的素材应用技艺。费孝通的近代中国生活审思聚焦于文化特质的变化、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生活的变异。近代交通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特质的变化,或者是近代以降的自我生成,或者是文化播迁的结果,其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随着近代中国城乡的人口流动,社会逐渐由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家庭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组合和调整,青年人普遍追求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结合,传统农业社会悄然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替易,与此,在这同时,手工业的衰落和劳工的社会地位成为重要中国社会问题。费孝通认为,外部助力和当地自立相结合的计划变迁构成社会生活近代变迁的基本路径。上述关注焦点的聚成,源自于费孝通敏锐的问题意识。作为功能派人类学家,费孝通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台阶式”历史观,以“志在富民”为职志,特别关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中国乡村社会,从而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等一系列现实而可行方案。由此可见,时代关切、学科关怀和个人学术志趣等共同催生了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就理论工具而论,功能派人类学以社会生活结构的考察见长,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深度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探究不能离开其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史观。这样的生活探究既充满具象的社会描述,更重视一般原则的抽象;既注意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元素,更注目于动态生活脉络的勾勒;既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视当时、当地、当事人的日常思维逻辑。功能主义的文化观、生活史观和主位—客位认识论成为费孝通认识近代中国生活的独特理论工具。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选择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进行考察,我们不但认识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也可见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价值,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功能派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王行[8](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张翔[9](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逐渐分离并相互对立,农业雇佣工人既是土地的实际经营者,也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但其能得到的仅是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大部分剩余产品则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攫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所取得的报酬是通过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实现的,资本主义地租正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从农业资本家那里分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它的存在反映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地租不合理性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前提,要改变劳动者备受剥削的处境,就必须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国有化、农业合作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究竟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又为此创立了土地革命理论,把合理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实现工农联盟的纽带,把工农联盟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横向的比较了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与东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差异,提出不同国家要依据国情选择合适的土地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考察了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其整体性之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影响深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成功开展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随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在农村则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把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尽快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状况,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农村普遍实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统归公社调配与使用,农民实际上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在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管理体制实际是生产关系超常规的变革,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我国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初探索仍旧是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入手,探索适合国情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生产积极性显着提高,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趋势,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使承包权继续担负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责,这样仅承担财产功能的经营权就可以“轻装上阵”进入市场自由流转,从而兼顾了保障农户土地权益与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双重需求,细化并明确了承包农户与实际经营者的产权关系,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扫清了障碍,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的良性互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坚持不懈的探索,积极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实现了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与实践探索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分为五章内容,聚焦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萌芽、形成、完善、后续实践与发展整个历史进程,通过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深入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内在逻辑,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后续的实践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充分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现阶段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启示。各章内容简述如下:第一章具体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日益觉醒,开始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继承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和19世纪欧洲自然社会科学领域其他杰出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土地思想。第二章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土地相关的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渐发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历经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四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通过土地国有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并依据所处的历史条件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土地纲领、建立工农联盟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国家政权。地租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实践与发展。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列宁立足基本国情制定并实施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和革命策略,在苏俄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适时推进苏俄的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转变;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时应坚持策略性与原则性的辩证统一、用灵活的土地政策服务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现实需要,进而争取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和参与。他还针对中国等东方国家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土地革命实践施加了重要影响。第四章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土地思想,进一步提出土地纲领和政策不是僵化的和一成不变的,应依据现实革命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先通过土地改革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分阶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在我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理论研究重要的是回应现实问题的解决。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土地占有情况和土地关系的稳定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社会阶级和利益结构的均衡性与稳定性,进而决定了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程度,因此土地问题是任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我国的土地问题集中体现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所面临的三对矛盾: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产权明晰的矛盾,二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三是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要推动这些矛盾的合理解决,需要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基础上,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陶秋月[10](2020)在《城市化视域下的乡村空间想象(2000-2019)》文中研究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社会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新型城乡关系下的乡村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城市化进程下的乡村空间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不断被压缩,乡村人口大量流失,城市文明逐渐渗透到乡村的方方面面,并由此带来乡村文化的裂变,城市化带给乡村无限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传统乡村社会有着剧烈的冲击。这些乡村的现代性经验对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支撑起新的叙述文本。论文以城市化进程为重要背景,以新世纪2000年至2019年的长篇乡土小说为研究对象,关注城市化背景下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对乡村空间的想象,重新审视当下的乡村社会和城乡关系,探讨文本中城市化视域下乡村空间的新叙述。论文主要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从乡村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三方面由表及里分析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性思考,以及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在城市化下的多边互动。绪论主要阐明选题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思路等,认为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构成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转型和突围的重要背景,提出空间理论思考下的乡村叙事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从整体上梳理分析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转型,从城市化进程切入乡土小说新变,从乡村叙事模式、新型农民形象和乡村文化三大方面讨论新世纪的乡村社会转型和乡土文学转型。第二章关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物质空间,结合作品从新乡土形象、“去乡村化”和乡村生态三个方面分析新世纪乡村景观中的变迁。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乡村社会空间,从血缘和亲密关系下的家庭生活、日常人际交往的社会关系以及基层权力空间三个维度来解读城市化进程下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第四章论述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乡村文化空间的“村落隐喻”,从传统失落、现代乡愁和乌托邦想象三个方面分析乡村转型中人的精神状态,探析作家在新世纪乡村小说创作中所显示出来的情感特征和价值取向。论文立足于当下乡村现实讨论文学中的乡村空间想象,对于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和新时代的乡村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村工业化、现代化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工业化、现代化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述评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脉络梳理 |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三)国内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评析 |
(四)国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析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一)民生 |
(二)话语 |
(三)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重点难点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 |
(一)为人民谋幸福是党根本宗旨的基本内容 |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有效牵引 |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 |
(一)民生问题是政权兴替的关键因素 |
(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
(一)持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
四、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基本历程 |
(二)民生话语随中国共产党民生工作重心的变化不断发展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逻辑理路 |
一、基本依据: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 |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出场语境 |
(二)民生:中国近现代社会终极历史任务 |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指导 |
(一)“现实的人”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 |
(二)革命的“改革世界”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途径 |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最终目标 |
三、历史资源: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 |
(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话语 |
(二)儒家民生话语的时代困局 |
四、思想借鉴:民生主义的启示 |
(一)民生主义话语的形成与嬗变 |
(二)民生主义的价值检视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历程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起始 |
(二)“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体的扩充 |
(三)“经济工作”“大生产”: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充实与发展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先生产、后生活”: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务实开端 |
(二)“赶英超美”“八字方针”: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曲折发展 |
(三)“抓革命、促生产”: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异化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匡正与转型 |
(二)“全面建设小康”: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重要突破 |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重要发展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美好生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主要内容 |
(二)“共享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核心理念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目标指向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世界情怀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经验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主要特征 |
(一)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 |
(二)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 |
(三)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 |
(四)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 |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基本经验 |
(一)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 |
(二)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 |
(三)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 |
(四)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现实境遇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现状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成就 |
(二)当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问题 |
(三)当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面临的挑战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提出新要求 |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提出新挑战 |
(三)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干扰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面临的机遇 |
(一)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建设的巨大成就催生话语构建的民族自信 |
(二)文化强国发展战略铸牢话语构建的思想支撑 |
(三)全媒体传播格局拓展话语构建的主要渠道 |
(四)“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提升话语构建的国际地位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创新发展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重要价值 |
(一)构建新时代中国民生话语体系 |
(二)助推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发展 |
(三)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基本原则 |
(一)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
(二)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
(三)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四)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
(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路径选择 |
(一)夯实理论: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民生 |
(二)针对问题: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实践 |
(三)多元形式: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 |
(四)世界表达:彰显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人类情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国际背景 |
1.1.2 国内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文献综述 |
1.4.1 小农经济理论 |
1.4.2 关于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特征 |
1.4.3 关于我国小农格局的成因 |
1.4.4 关于小农格局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
1.4.5 关于小农格局的破除 |
1.4.6 关于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实践经验 |
1.4.7 文献评述 |
1.5 本文创新点 |
1.6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技术路线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农业现代化理论 |
2.1.2 产权理论 |
2.2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
第3章 小农体制概述 |
3.1 中国农业体制的性质 |
3.1.1 关于经济体制 |
3.1.2 中国农业体制为何是小农体制 |
3.2 我国小农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
3.2.1 我国农地制度的沿革 |
3.2.2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展沿革及性质辨析 |
3.2.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准所有权性质导致了小农体制的形成 |
3.3 相关概念界定 |
3.3.1 “小农体制” |
3.3.2 “小农经济”与“小农格局” |
3.3.3 其他相关概念 |
3.4 本章小节 |
第4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分析 |
4.1 从“科斯定理”看我国的小农格局 |
4.1.1 关于我国农地产权界定的讨论 |
4.1.2 关于农地要素流动交易成本的讨论 |
4.1.3 小农体制的作用“对冲”了市场机制对农地的整合效果 |
4.2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
4.2.1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特殊方式——土地流转 |
4.2.2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后果的不确定性 |
4.2.3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交易成本花费的无效率 |
4.2.4 小农体制下农业效率积累困难 |
4.2.5 小农体制导致小农格局被固化难以打破 |
4.2.6 关于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期限的讨论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小农体制与农业经营体制 |
5.1 小农体制如何影响我国农业经营体制 |
5.1.1 小农体制的表征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5.1.2 小农体制的实质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5.2 小农体制下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
5.2.1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农地整合的交易成本高 |
5.2.2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土地流转的成本高 |
5.2.3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的地权稳定性弱 |
5.2.4 从农业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看我国小农体制的特殊性 |
5.3 小农体制下的农业合作 |
5.3.1 普通农户间的合作难以达成 |
5.3.2 大户领办的合作——合作社的异化 |
5.3.3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分析 |
5.4 小农体制下的社会化服务 |
5.4.1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历史沿革 |
5.4.2 小农体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困境 |
5.4.3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自身的生存、演化逻辑看小农体制的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
6.1 相关理论和研究设计 |
6.2 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
6.2.1 方法简介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6.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6.4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6.4.1 模型参数估计 |
6.4.2 稳健性检验 |
6.5 估计结果分析与结论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 |
7.1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相关经验 |
7.1.1 法国 |
7.1.2 德国 |
7.1.3 荷兰 |
7.1.4 日本 |
7.1.5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经验借鉴 |
7.2 国内应对小体制的实践尝试 |
7.2.1 “联耕联种”模式 |
7.2.2 “虚拟地块”模式 |
7.2.3 “土地信托”模式 |
7.2.4 “土地银行”模式 |
7.2.5 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经验总结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对策建议 |
8.1 根本方向:通过新的制度供给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8.2 制度供给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
8.2.1 价值取向 |
8.2.2 基本原则 |
8.3 总体制度构想: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充当土地流转中介 |
8.3.1 农地经营机构的基本功能:承担农地要素流动的中介 |
8.3.2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独立承担中介职能避免政府干预 |
8.3.3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具有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 |
8.4 农地经营机构的具体制度设计 |
8.4.1 保持农地产权稳定的相关制度设计 |
8.4.2 尊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和保障农户耕地需求的制度设计 |
8.4.3 保障低成本土地供应的相关制度设计 |
8.4.4 保障农户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流转土地的制度设计 |
8.5 对制度设计效果的检验 |
8.5.1 新的制度安排能否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8.5.2 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能否被实现 |
8.5.3 提出的基本原则能否被贯彻 |
8.6 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 |
8.6.1 运营成本过高的风险 |
8.6.2 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
8.7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视域中的农村“新人”形象 ——以关仁山的农村题材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和选题原因 |
二 研究方法及本文创新之处 |
三 农村“新人”的概念界定 |
四 相关研究现状 |
第一章 历史观点视域中的农村“新人”形象 |
第一节 农村“新人”形象的社会基础 |
一 土地制度:从大包干到土地流转 |
二 社会结构: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融合 |
三 国家政策:从生态文明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 |
第二节 农村“新人”形象的类型 |
一 扎根农村的土地承包者 |
二 回乡开展土地流转的领头羊 |
三 城乡建设进程中的文化思考者 |
第三节 农村“新人”形象的历史主体性 |
一 农民身份的回归 |
二 历史主体意识的增强 |
第二章 美学观点视域中的农村“新人”形象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美学 |
一 关于人的定义——“现实中的个人” |
二 “美的规律”及“两个尺度” |
三 中国当代美学形态的缘起与内涵 |
第二节 农村“新人”形象的美学形态转型 |
一 古典和谐美的崩逝 |
二 崇高力量的扩张 |
三 对“善”的终极追求 |
第三节 农村“新人”形象的美学理想 |
一 个人·社会·生态三维合一的“人的和谐” |
二 理想形态的范例——范少山 |
第三章 农村“新人”形象的当代意义 |
第一节 丰富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典型形象 |
第二节 唤起当代作家的主体意识 |
第三节 为美学研究的转向提供材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一、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二、山西村政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结语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实践意义 |
三、 研究现状 |
1. 国外研究现状 |
2. 国内研究现状 |
3. 研究现状评析 |
四、 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 |
1. 研究思路 |
2. 主要观点 |
五、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1. 研究方法 |
2.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 |
第一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 |
一、 世界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 |
二、 资本主义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 |
三、 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 |
四、 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
第二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审视 |
第一节 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及中国革命探索 |
一、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及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 |
二、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探索 |
第二节 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一、 融入社会主义阵营及社会主义改造 |
二、 在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融入世界历史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 |
一、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
二、 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 |
1.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发展布局的调整 |
2.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
3.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
4.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 |
一、 中国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二、 逆全球化运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三、 新时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建构 |
第一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来源 |
一、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
二、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来源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 |
一、 世界历史与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
二、 世界历史与中国革命的转变 |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第三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 |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一国胜利论”的运用和发展 |
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多样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模式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建设国情基础的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 |
一、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二、 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三、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 |
四、 毛泽东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第二节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方位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前景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了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划时代创新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条件 |
一、 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二、 世界历史下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
一、 世界历史下资本的两面性与资本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二、 世界历史下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与资本作用的历史性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意义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握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特点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模式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驾驭资本提供借鉴 |
第六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发展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背景 |
一、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 |
1.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 |
2. 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阶段 |
3. 自由人联合体的主要特征 |
二、 新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时代远大规划和部署 |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 |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规划 |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质 |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维度 |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层次 |
4.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 |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然途径 |
结语 |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理论指导 |
二、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6)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 选题缘由 |
2 “生态意识”的概念界定 |
3 相关研究述评 |
4 本文的创新点 |
第一章 关仁山的生态意识内涵及其渊源 |
1.1 “反省”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 |
1.2 “批判”混乱的社会生态思想 |
1.2.1 社会对人的束缚 |
1.2.2 人对社会的责任 |
1.3 关仁山生态意识产生的渊源 |
1.3.1 生存环境:冀东平原的忧思 |
1.3.2 人生经历:唐山大地震的心灵震撼 |
1.3.3 文化影响: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延续 |
第二章 关仁山小说中生态意识的呈现 |
2.1 生态视野里动物形象 |
2.1.1 动物以民族图腾的形式出现 |
2.1.2 动物成为人类美好寓意的象征 |
2.1.3 人与动物的共同灭亡达到悲剧式的和谐 |
2.2 时代变迁的城乡社会 |
2.2.1 “污染”的乡村环境 |
2.2.2 “出走城市”与“留守乡村” |
2.2.3 颠覆的城乡关系 |
2.3 生态关怀下人的精神世界 |
2.3.1 生态关怀下人的精神困顿 |
2.3.2 生态人格的追求与塑造 |
第三章 关仁山生态意识书写的价值 |
3.1 生态危机的反思 |
3.1.1 历史反思:人文精神的缺失 |
3.1.2 现实批判: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
3.1.3 理想追求:建构人类诗意的栖居地 |
3.2 从对立走向统一:追求和谐的生态意识 |
3.2.1 两种文明:矛盾性地态度审视 |
3.2.2 人与自然的和谐:去“人类中心”思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关仁山创作年表 |
致谢 |
(7)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费孝通学术生涯与社会生活考察轨迹 |
第一节 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 |
一、费孝通的成长环境 |
二、来往于故土与他乡 |
三、近代变动潮流中的费孝通 |
第二节 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考察的历程 |
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1930年代初—1936年初) |
二、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1936年夏—1946年底) |
三、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1947年初—1949年5月) |
四、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回溯(1978年—2003年底) |
小结:人类学家的生活眼光 |
第二章 费孝通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目标 |
第一节 现实问题的历史溯源 |
一、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症结 |
二、域外华人问题的由来 |
第二节 社会发展路向的探索 |
一、从“社会目的论”到“社会发展论” |
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缓解 |
三、“中国问题”及其药方 |
第三节 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
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
二、对近代社会演变规律的省思 |
三、发展中民族的出路 |
小结: 学术使命的学科体现 |
第三章 费孝通观察近代中国的空间单元 |
第一节 对小农社区的解剖 |
一、走向小农社区 |
二、小农社区个案 |
第二节 类型比较法:从局部到整体 |
一、对微型社区研究的辩护 |
二、近代社区类型及其成因 |
三、类型比较法的意义 |
小结: 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 |
第四章 费孝通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素材 |
第一节 田野考察 |
一、田野调查 |
二、社会仪式 |
三、物质文化资料 |
第二节 历史文献 |
一、经典载录 |
二、地方文献 |
三、官方统计 |
第三节 历史通识 |
一、日常旧事系统化 |
二、历史常识系统化 |
小结: 历史素材的学科特色 |
第五章 费孝通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焦点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文化特质的变化 |
一、近代文化要素的生成 |
二、文化特质的近代播迁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产生 |
一、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流动 |
二、社会纽带的递嬗 |
三、社会变迁与社会关系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异 |
一、近代江南乡村生活的剧变 |
二、近代计划变迁 |
小结: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近代脉络 |
第六章 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 |
第一节 费孝通的时代关切:变与常 |
一、对于近代变革时势的认识 |
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文化利病 |
第二节 社会人类学的关怀 |
一、人类学对进化的关注 |
二、人类学的平民性格 |
第三节 费孝通的学术志趣 |
一、钟情“乡巴佬” |
二、关注“小城镇” |
三、改造“乡土工业” |
小结: 问题意识的产生途径 |
第七章 费孝通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角 |
第一节 功能主义文化观 |
一、文化:生活的手段 |
二、文化迫力及其社会变迁 |
三、费孝通的晚年反思:文化的历史性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生活史观 |
一、理论抽象与具象史 |
二、“活着的历史”与“死的历史” |
三、“协调论”与“动态论” |
第三节 主位—客位认识论 |
一、社会生活考察的价值问题 |
二、地方性知识 |
三、理解“他者” |
小结: 理论与生活 |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跨学科借鉴 |
一、费孝通对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 |
二、费孝通对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参考文献(按作者拼音为序)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一)关于孙惠芬小说主题的研究 |
(二)关于孙惠芬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 |
(三)关于孙惠芬小说叙事策略的研究 |
(四)跨领域(学科)研究以及同其它他作家比较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作家的“心灵史”与文学创作的互构 |
第一节 童年、故乡与土地: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 |
一、童年记忆的文学转换 |
二、文学故乡的建构和超越 |
三、农民作家的土地情怀 |
第二节 文学的“自叙传”:逃离故乡与初进文坛的精神困境 |
一、“走出去”的执着与“走向哪里”的精神困境 |
二、城市身份与乡村立场的二元关系 |
三、从心灵写作到心理描写的文学转型 |
第三节 “中年写作”的危机与精神还乡的痛楚 |
一、作为“现象”存在的“中年写作” |
二、“中年写作”:在焦虑和沉思中走向岁月的积淀 |
三、“重返故土”的精神升华与文学超越 |
第二章 孙惠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
第一节 过日子:中国传统女性的“圣母”形象 |
一、过日子:中国传统乡村道德伦理的养成 |
二、中国传统乡村的“圣母”情结与文学的“圣母”形象 |
三、走下神坛的“圣母”:中国传统女性最后的挽歌 |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乡村女性形象 |
一、留守女性的生命痛感 |
二、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形象 |
三、进城女性的生命之殇 |
第三节 孙惠芬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 |
一、成为历史景观、进入文学视野内的农民工 |
二、土地的逃离和故乡的叛逆 |
三、农民工的“伤痛城市” |
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精神徘徊 |
第三章 孙惠芬小说的叙事特征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叙事立场与位移的叙事视角 |
一、小说的叙事立场与叙事视角 |
二、非女权主义叙事立场下的女性叙事视角 |
三、底层立场与乡村叙事视角 |
四、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与城市叙事视角 |
第二节 “自语式”的文学叙事策略 |
一、女性絮语式的文学自叙传 |
二、传统家族意识下的“家族叙事” |
三、家庭观念与“家庭叙事” |
第三节 辽南地域文化下的“辽南叙事” |
一、辽南民风民俗与“辽南叙事” |
二、基于辽南乡村的日常生活叙事 |
三、辽南鬼神文化下的“鬼神叙事” |
四、作为文学故乡的上塘与上塘叙事的延伸 |
第四章 孙惠芬小说的文体特征 |
第一节 散文化乡土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一、散文化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和文体传承 |
二、语言的散文化和地方性 |
第二节 方志体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一、从方志小说到方志体小说 |
二、方志体小说的结构特征 |
三、方志体小说的空间叙事特征 |
第三节 “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实验 |
一、虚构文学的“非虚构写作” |
二、中国乡村自杀遗族的“非虚构”写作 |
三、对于“底层之痛”的非虚构式呈现 |
四、文学性的探讨: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局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关于几个主要概念的界定 |
四、选题的基本内容 |
五、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一、经济基础: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瓦解 |
二、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尖锐化 |
三、政治基础:欧洲各国阶级斗争呈现出新的特点 |
四、实践基础:无产阶级和农民争取自身权益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 |
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 |
三、18-19世纪欧洲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杰出成就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发展历程 |
一、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萌芽 |
二、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形成 |
三、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发展完善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 |
第一节 地租理论 |
一、土地所有权与其他权能相分离产生地租 |
二、封建地租形式的演化与地租的资本化 |
三、资本主义地租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区别 |
四、分成制与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 |
五、住宅及房租理论 |
第二节 土地国有化理论 |
一、土地国有化的条件和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原因 |
二、土地国有化的具体实施路径 |
三、土地国有化之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
第三节 土地革命理论 |
一、对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进行阶级分析 |
二、分析农民土地问题与实现工农联盟的关系 |
三、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土地革命策略的新认识 |
第四节 欧美国家与东方社会土地理论 |
一、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现行的土地制度及其发展方向 |
二、东方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
三、东西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多样性 |
第五节 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理论 |
一、土地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自然条件的核心组成部分 |
二、史前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结构及其解体和后续发展 |
三、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地产”的财富属性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实践探索与发展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曲折演绎 |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土地问题的论战 |
二、考茨基《土地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部分继承与发展 |
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一、土地国有化理论在苏俄的实践与发展 |
二、全面论述合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
三、明确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四、适时推进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进行转变 |
五、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及其影响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
第一节 对中国农民及其土地问题展开初步探索(1921-1927年) |
一、中国传统土地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土地政策 |
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与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 |
三、合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实现工农联盟的关键 |
第二节 从国情出发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1927-1952年) |
一、明确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 |
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土地革命路线 |
三、立足基本国情的变化对土地政策适时做出调整 |
四、土地改革运动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完整所有权 |
第三节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1953年至今) |
一、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逐步确立与巩固 |
二、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 |
三、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第一节 充分认识农村土地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
一、农村土地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
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存的主要矛盾 |
三、关于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争论 |
第二节 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
一、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个底线”不动摇 |
二、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 |
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10)城市化视域下的乡村空间想象(2000-20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城市化进程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转型 |
第一节 乡村叙事模式的新探索 |
第二节 新型农民形象的塑造 |
第三节 乡村文化的裂变 |
第二章 景观意象:乡村物质空间的变迁 |
第一节 新乡土形象的建构 |
一、乡村土地意象的双重呈现 |
二、乡村建筑意象的新旧更迭 |
三、乡村道路意象的景观更新 |
第二节 “去乡村化”的乡村现实 |
一、资本介入下的乡村图景 |
二、消费文化下的景观建构 |
第三节 乡村叙事中的生态隐忧 |
一、自然意象:乡土凋敝的预警 |
二、动物意象:生态失衡的反思 |
第三章 日常生活:乡村社会空间的转型 |
第一节 家庭关系的重构 |
一、亲情关系的新变 |
二、亲密关系的变革 |
第二节 社会关系的新趋向 |
一、流动的乡村 |
二、失序的伦理 |
第三节 基层权力的异化与崇拜 |
一、利益驱动下的权力异化 |
二、“官本位”思想下的权力崇拜 |
第四章 村落叙事:乡村文化空间的隐喻 |
第一节 传统消逝的挽歌 |
一、乡村传统的失落 |
二、清风街:为了忘却的回忆 |
第二节 现代乡愁的寄寓 |
一、乡土的眷恋与忧思 |
二、楚王庄:乡村蜕变中的精神困惑 |
第三节 乡村乌托邦的退守 |
一、乌托邦的求索 |
二、受活庄:乡村突围后的退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部分学术论着 |
四、农村工业化、现代化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D]. 肖玉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蒋崧韬. 四川大学, 2021(12)
- [3]“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视域中的农村“新人”形象 ——以关仁山的农村题材小说为例[D]. 雍涵.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5]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D]. 范瑞滨.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6]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D]. 黄香婷. 河北大学, 2020(08)
- [7]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D]. 杨文. 苏州大学, 2020(06)
- [8]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D]. 张翔.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10]城市化视域下的乡村空间想象(2000-2019)[D]. 陶秋月. 三峡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