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于信任——新年寄语(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提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陈秋旭[2](2021)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文中提出《泰东日报》创办于大连,创刊于1908年11月3日,停刊于1945年10月,其在刊时间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历时37年之久,与日本统治关东州的时间基本相始终。在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该报的办报风格和政治倾向与之前后时期有明显的不同,这十年间《泰东日报》的报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国外势力在华侵略,反对国内军阀势力的统治,介绍国内外先进思潮,并声援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不仅记录了近代以来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侵略史,同时敢于发声,彰显自己的政治主张,呈现出与其他同时期日系中文报纸不同的特点。《泰东日报》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缘何在1918年—1928年间敢于彰显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其政治主张在宣传报道中有哪些具体体现?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以长春市图书馆馆藏120卷《泰东日报》微缩胶片为文献史料,在通读全部报纸的基础上,重点截取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的宣传报道,采用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方法,试图从《泰东日报》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入手,探究其发生转向的成因,并详细阐述《泰东日报》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在具体报道中如何体现,由此分析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作为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在当时中国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对推动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语部分之外,主体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该论文的选题缘起,综述本问题的研究现状,归纳所使用的史料,介绍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考察和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的转向。在系统梳理《泰东日报》并纵向比较该报37年的办报历程后,发掘出《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的特殊性,并从时代背景和报人思想两个层面入手,探究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发生转向的成因。第二章至第六章,系统论述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发生转向并体现进步性的具体表现。其中:第二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在金子平吉和傅立鱼的主持和影响下,虽身处东北地区,但一直关注国际和国内局势。面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泰东日报》敢于发声,及时报道国际时局,揭露英、美、日等列强的侵略行径和本质,并对日本在大连及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行径予以报道。第三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对当时的国内局势进行连续报道,揭示了一个腐败低效、不受信任的政府形象,呈现出混乱动荡、日益凋敝的社会现状,并以社论、时评或者社会新闻报道的方式,对军阀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进行报道,尤其是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给予关注和同情。第四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世界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以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通过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以及一些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译介国外作品,介绍国外社会生活和进步文化。第五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宣传和报道。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对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以及三民主义给予持续关注和报道,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同时,关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报道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关注中共早期活动,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思想,培养爱国精神,抵制日本对大连民众的奴化教育。第六章,探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1918年—1928年间,大连爱国团体先后成立,《泰东日报》秉持鲜明的政治立场,与这些爱国团体相互呼应,支持并参与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向大连民众宣传进步思想和生活方式,同时高度重视实业的宣传和推广,对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寄予希望。结语部分,在全面梳理《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宣传报道中所彰显的理性与进步的基础上,与同时期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报道内容加以比较,突出论述了这一时期《泰东日报》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提出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的不足之处。
张挺玺[3](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张承志[4](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熊婷[5](2020)在《彭荆风创作论》文中认为彭荆风是当代军旅作家,早期作品围绕军旅生活与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具有浓郁的边地色彩,是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文革时期中断文学创作长达22年。新时期重返文坛后将历经苦难沉淀与升华的人性思考注入作品创作中,并始终保持一种诗情画意的风格。20世纪90年代彭荆风将主要精力转入长篇小说与纪实文学的创作,将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为中国纪实文学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论文以彭荆风作品为研究对象探寻彭荆风的文学创作之路,探讨他的作品主题以及艺术审美特性,以此彰显彭荆风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绪论首先阐述论文的选题意义,对彭荆风创作的研究现状进行详细梳理;其次对军旅文学、云南军旅作家群等概念进行界定和阐述;最后从彭荆风的创作经历与创作情况进行介绍,意图让彭荆风更清晰的走入大众视野。第一章从地域书写的家国同构观念,异域民情风俗以及边地自然的自在性与原始性等角度分析彭荆风创作中的边地特色叙事;第二章战争叙事主要从战争历史记忆与现实揭露,英雄话语的重构,对女性的关注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三章伤痕叙事结合作家的文革经历,考察作品中归来者的伤痛记忆与悲剧书写的思考等,意在整体把握作品的主体内涵。第四章结合彭荆风的创作观念分析现实主义的独特表达,“非虚构”创作与诗意化写作等文体实践以及史诗性书写的追求。作为军旅作家,彭荆风孜孜不倦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追求,以“真”为作品创作底色,坚守自我的写作向度。结语力求客观评价彭荆风创作的价值与局限,并对中国军旅文学、边地文学进行重新审视。
高赟[6](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张睿壮[7](2020)在《清代礼部琼林宴研究》文中提出清代琼林宴系皇帝在殿试传胪后,恩赐殿试读卷官以下诸考官与新科进士的科举宴筵。其源于唐宋时期的“曲江会”与“闻喜宴”,元明时期谓之“恩荣宴”。清代琼林宴为礼部负责主办,作为朝廷国宴其程序皆有定制。宴前先由礼部尚书具题,奏请皇帝钦定举办日期,委派内大臣主持宴席,并遣护军统领维护宴席秩序。同时礼部行文光禄寺、鸿胪寺、乐部等衙门洽商协办具体准备事宜。宴日当天礼部大堂乐曲高奏,熏香环绕,典礼庄重严谨。新科进士行“簪花”礼等仪式后,按席别落座品尝美食佳肴,共沐皇恩。宴席结束后朝廷按定制恩赐旗匾银两及朝冠服饰,新科进士上表谢恩。清廷秉承以仁孝治天下,崇尚尊老敬老,礼遇耆宿进士,赋予优厚的政治待遇。乾隆十六年(1751),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帝为向天下宣扬孝道之名,特赐恰逢会试周甲之年的原任詹事黄叔琳重宴琼林,从而创立了重宴琼林制度,遂与入学之重游泮水、乡试之重宴鹿鸣,共同构建了颇具特色的科举筵宴文化。至此,进士逢会试中式周甲之年,仍长寿健在,获皇帝恩准,可与新科进士同赴琼林宴,尽享旷世殊荣,进而成为定制。清代士人从童生垂髫到金榜题名,乃至逢登科周甲之年重宴琼林,颇为不易。而重宴琼林者,经本文考辩,仅为二十一人,真可谓凤毛麟角。清廷重视科举考试,拉拢、重用汉人士子,利用恩赐新科进士赴琼林盛宴,赋予其优厚政治待遇,强化国家认同意识,以达到巩固自身统治之目的。而礼遇耆宿进士重宴琼林,倡导优老尊老社会风尚,崇尚学问,拓展栽培科举氛围,从而激励后学报效皇权,为国家尽心效力。可见,清代琼林宴相关定制与实施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政治寓意。清末时期,政局动荡,西学东渐浪涌,国家财政困窘,琼林宴亦由兴盛转向凋敝。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伴随科举制度的正式废除,琼林宴亦走向终结。作为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琼林宴的衰败直至消亡亦反映出华夏社会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历程。
蔡欣兰[8](2020)在《明末清初诗人李元鼎研究》文中提出诗人李元鼎因处明末清初的易代之际,有着独特的人生遭际与心态,加之个人情感经历,造就了独具一格的诗词创作。本文聚焦于其诗词创作与心态的典型性和独特性,将它置于时代背景中考察,试图揭示其地位与意义。文章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章介绍李元鼎的家世、生平和着述。李元鼎生于江西吉水望族,家族科举从宦,多有名媛贤母。他是天启二年(1622)进士,后升光禄寺少卿,但中途遭人陷诟。甲申国变,李元鼎投诚大顺政权,鼎革之后又降清,官至兵部左侍郎。仕清一波三折,最后因任珍案罢官,遂隐居林下直至终老。考察着述版本,主要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香雪堂本《石园全集》三十卷,另有《百名家词钞》所收本《文江词》以及江西巡抚采进本《灌研斋集》。第二章探究李元鼎与贰臣的文学交游。与他交往密切的贰臣诗人分别有诗文前辈钱谦益、同朝后生龚鼎孳、患难挚友熊文举和朱徽、书画同好王铎等。总的来说,其交往以南方贰臣为主,他们频繁集会吟咏唱和,成为有着心理认同感的“贰臣文社”。第三章对李元鼎的贰臣心态与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是本文的重点。李元鼎成为贰臣有着个人思想与政治局势两方面的原因。其文学创作反映了贰臣心态的形成与演变:仕隐矛盾是甲申国变前后的心理状态;仕清后又陷入悔恨与疏离的心态;隐居林下内心空虚荒芜,只好观剧遣愁;最终入山逃禅,得以释怀。在遭际与心态变迁的影响下,其诗歌具有阶段性特征:前期清新明快、真机流露;中期沉郁顿挫、悲凉凄恻;后期绵密安雅、温厚平和,清晰地展现了明末清初诗风嬗变的脉络。李元鼎论诗以“性情”为先,倡导“必本性情之真”;主张向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诗学靠拢,复归风雅;他将唐诗作为取法的源头,倾向于诗学“宋诗”,形成了“宗唐祢宋”的诗学取向。其诗歌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了明清诗风的转化,具有明清易代之际承上启下的诗史意义。第四章着眼于夫妻唱和,发掘“梅山”情缘对李元鼎的影响。他与妻子朱中楣的诗词唱和内容深刻、形式多样,并且互动性极强,建立了平等的对话方式。不仅对他的政治抉择产生影响,更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词创作,使夫妻情感与家庭书写极为真挚;开拓了创作体裁,使《文江词》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其承接晚明花间余波,亦有所超越,在明末清初词风演进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洪德善[9](2019)在《民间文献遗产与传统乡村社会研究 ——以堡里契约文书为例(1781-196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堡里契约文书,是桂林博物馆收藏的一批民间文献遗产,入藏的时间较早,此前一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对外公布,是全新的第一手资料。这批契约文书时间跨度较长,最早的订立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最晚的为1964年,时间跨度180余年,历清代中晚期、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即贯穿古代、近代、现当代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对研究区域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空间集中、归户性较好、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契约状态,地域特点鲜明,文书的种类丰富。因而,堡里契约文书是一个独特的样本,为从区域的视角去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秩序及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内容为介绍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堡里契约文书概述”。本章内容主要包括堡里契约文书分类与形制特征、契约的构成要素与书立程式。文书分类上,对“契约”与“合同”的概念作了辨析,“契约”是契与合同的总和。与合同平行的概念是单契,二者的区别,从形式上看,合同一般是双契或多契,即至少有两份以上的文本,主要用在分关、田地兑换、过继承嗣及婚姻、阴地讨让等场合;单契即只有一份文本,主要用在田地房产等不动产的当卖等领域。从本质上看,合同之“合”,即是“活”的意思,参与缔结合同人各执一份,一旦预设的条件出现,当事人可出合同而悔之或另立新合同;“单契”之“契”,是“断”的意思,即“一卖千休,永无回赎”。堡里契约的形制,有自制契约和官版契纸,以自制契约为大宗。官版契纸清代罕见,民国时期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田地买卖契约全部使用政府印制的官版契纸。民间自制契约书写格式有明显的习惯传统,官印及其钤印方式都遵循严格的规定。契约的构成要素已有程式化特征,订立程序固化。第三章“堡里契约文书中的社会经济”。堡里契约文书比较全面的反映了清代中期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堡里传统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辅之以林木和林副经济,如香菇、油茶、油桐、制香业等。中华民国时期广西货币体系的混乱不堪,在堡里文书中显露无遗;赋税杂捐名目繁多,农民负担沉重,民生艰难。田地房产的流转方式文字表述多样,但其实质主要是绝卖与活卖;田地流转过程中的优先权看似格式化的套语,实际分析过后,优先权是确实存在的。从卖买、分关信息分析,堡里乡村农户粮田的占有情况,一般在3-50亩之间,大地主很少。大多数立契原因都冠之以“缺少正用”,实质是买主为规避潜在风险而博弈的结果,是买主为维护未来契约秩序稳定的一种预置。部分契约透露的真实原因为缺少口粮、丧葬无费、娶亲乏用、诉讼之累、因病少食、荒年歉收等,这是“缺少正用”的具体表现,农村贫困问题,特别是致贫原因,由古自今,未曾改变。第四章“堡里契约文书中的社会文化”。清代,法律不鼓励分家别籍,但只要是家长主持分家,法律不加干涉;堡里分家析产遵循诸子均分阄定、族戚为凭、提留优先等原则。女性参与契约活动,有以立契人、承契人、中人、在场人的身份直接参与;有以商议人(母子商议、夫妻商议)的身份间接参与。直接参与契约活动的女性,绝大多数以“某某氏”即夫姓加妻姓的名份出现;间接参与时,则可以“某氏”即妻姓独立出现。乡村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血缘宗族、姻亲等关系结成的网络,成为乡族的纽带,守望相助的乡族共同体由此形成。从堡里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传统社会,分关膳老、过继承嗣、嫁娶招赘退婚等等,无不都在契约之中。传统乡村社会,在“孝”“让”“惜字敬文”等观念所构筑的文化网络的制约作用下,在宗族、乡族共同体之内,就是一个契约自治的社会。第五章“堡里乡村社会契约秩序的构建”。在契约秩序的构建与维持的问题上,除了国家政权的参与(以红契、官契、官中等为主要形式),乡族共同体、中人、在场等作为契约的参与“人”也在发挥作用;最直接、最根本的是在于契约文书本身结构即包涵了秩序正义,契约文本的中心围绕“来历”而展开,本手的来历、上手的来历清白无瑕疵、未来的来历问题纠纷的处置机制都在文本之中;又辅之以时间秩序观念,遵循农业生产周期规律,不违农时与人伦常理,传统社会民间的契约秩序由此构建完成。
董晓霞[10](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提出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二、缘于信任——新年寄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缘于信任——新年寄语(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二、学术回顾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小结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一、电力与通讯 |
二、毛巾与肥皂 |
三、燃料 |
四、自来水 |
五、铺底与房租 |
六、纳税与认捐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小结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小结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小结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一、晕堂 |
二、火灾与触电 |
三、建筑安全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小结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小结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史料及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转向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的创办、发展及转向 |
一、《泰东日报》的创办及发展历程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所发生的转向 |
第二节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转向的成因 |
一、《泰东日报》办报环境的变迁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报人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 |
第一节 报道国际时局并揭露列强侵华行径 |
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局 |
二、揭露英、美等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略 |
三、报道和揭露日本对中国的民族歧视 |
四、报道和揭露列强对中国民众爱国斗争的镇压和迫害 |
第二节 揭露日本在大连及东北的殖民统治 |
一、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金融等其他社会现象 |
二、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的卫生防疫事业 |
三、揭露日本在大连地区的奴化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 |
第一节 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现状 |
一、反对皖系军阀时期复辟帝制 |
二、揭露皖系军阀举债卖国、出卖主权 |
三、谴责皖系军阀官僚阶层的腐败统治 |
四、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第二节 揭露直系军阀时期的腐败统治 |
一、揭露曹锟贿选丑闻 |
二、揭露直系军阀时期军阀统治的本质 |
三、揭露直系军阀的专制独裁 |
四、报道直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第三节 揭露和抨击奉系军阀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
一、揭露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的真实面目 |
二、批判奉系军阀官场和官员的腐败现象 |
三、报道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泰东日报》对国外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 |
第一节 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 |
一、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
二、支持中俄(苏)恢复邦交 |
三、记录当时世界革命高潮 |
四、报道日本国内革命及朝鲜独立运动 |
第二节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客观的介绍 |
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
二、对列宁的高度评价 |
第三节 对国外社会生活及文化的介绍和报道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报道和宣传 |
第一节 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关注 |
一、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 |
二、关注孙中山动态,报道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
第二节 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的关注和报道 |
一、报道国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
二、关注中共早期活动,对李大钊等人进行报道 |
三、报道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 |
第三节 对新思想的宣传和报道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 |
第一节 《泰东日报》对大连爱国团体的关注与报道 |
一、傅立鱼组织创办的大连中华青年会 |
二、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印刷职工联合会的相继成立 |
第二节 关注并支持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 |
一、关注大连民众疾苦 |
二、支持大连民众进行政治抗争 |
第三节 对大连民众社会生活及方式的重视和宣传 |
一、对实业的重视和推广 |
二、关注并报道各项社会活动 |
三、批判旧思想,宣传健康、文明、上进的生活方式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之处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小结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一)经济“统制化” |
(二)政治社会化 |
(三)新国民运动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小结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小结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二、秦腔改革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小结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小结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彭荆风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现状 |
第一章 边地叙事 |
第一节 家国同构:民族共同体的建立 |
第二节 异域的民族风情呈现 |
第三节 边地自然的自在性与原始性 |
第二章 战争叙事 |
第一节 英雄话语的建构 |
第二节 民族精神的谱写 |
第三节 悲剧精神的审美超越 |
第三章 “伤痕”叙事 |
第一节 寻找温情的乌托邦 |
第二节 归来者的伤痕之痛 |
第三节 反思与追问 |
第四章 艺术的追求与嬗变 |
第一节 现实主义美学的坚守 |
第二节 文体实践 |
第三节 继承与创新:史诗性书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彭荆风创作年谱 |
附录二:访谈——彭鸽子问答 |
致谢 |
(6)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北周文学时段界定 |
二 北周文学研究现状与综述 |
三 论文框架、内容、方法和解决的问题 |
上编 |
第一章 北周文学概况 |
第一节 北周文学家 |
一、北周文学家的构成 |
二、北周文学家的特点 |
第二节 北周文学作品 |
一、北周文学家文集的存佚 |
二、北周单篇文学作品的存佚 |
第三节 北周文学活动 |
一、北周文学活动的方式 |
二、北周文学活动的成果 |
第二章 北周文学的艰难发展——西魏时期文学研究 |
第一节 西魏时期社会状况 |
一、周文帝宇文泰西魏改革 |
二、西魏时期社会思潮 |
第二节 西魏时期文学政策——西魏文体文风改革 |
一、文体文风革新的倡导者 |
二、时代背景和改革起因 |
三、改革内容和终止原因 |
四、改革影响与评价 |
五、西魏文体文风改革与北周文学 |
第三节 西魏时期文学作品研究 |
一、实用的文章创作 |
二、托物言志的抒情小赋 |
第四节 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 |
一、西魏为北周文学奠定稳定的政治环境 |
二、西魏实际掌权者周文帝宇文泰培养爱好文学的北周接班人 |
三、西魏时期文学特色影响北周文学 |
第三章 北周文学的发展空间——政治、文化、社会环境 |
第一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政治环境 |
一、北周前期政治特点:主相斗争 |
二、北周政治环境 |
三、北周政治环境与北周文学 |
第二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文化环境 |
一、古籍整理 |
二、露门学 |
三、通道观 |
第三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社会环境 |
一、北周统治思想儒教与北周文学 |
二、北周佛教的坎坷经历与北周文学 |
三、北周道教的兴盛与北周文学 |
第四章 繁荣的北周文坛——长安、江陵文坛 |
第一节 北周文学中心:长安文坛 |
一、北周本土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二、北周南朝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三、北周邺下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第二节 北周江陵后梁文坛 |
一、北周时期后梁萧氏政权 |
二、北周江陵后梁萧氏文学集团 |
第三节 北周民间文学研究 |
一、谣谚及其特点、价值 |
二、北周谣谚 |
第五章 西魏北周出土文献——墓志“文学”研究 |
第一节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概况 |
第二节 出土西魏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第三节 出土北周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下编 |
第一章 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研究 |
第一节 北周帝王文学作品研究 |
一、孝闵帝宇文觉 |
二、明帝宇文毓 |
三、武帝宇文邕 |
四、宣帝宇文赟 |
第二节 北周宇文皇族文学作品研究 |
一、周诸王 |
二、宇文护 |
第二章 王褒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第一节 王褒生平和仕历 |
一、王褒生卒年考 |
二、王褒生平和仕历 |
第二节 王褒诗歌研究 |
一、王褒五言诗 |
二、王褒乐府诗 |
三、王褒对唐律诗和绝句的贡献 |
第三节 王褒文研究 |
一、书 |
二、碑 |
三、其他文章 |
第三章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第一节 庾信平生最萧瑟——庾信生平和仕历研究 |
一、庾信梁朝重要仕历和事件 |
二、庾信北朝仕历 |
三、庾信北周交游考 |
四、小结 |
第二节 庾信北朝前期心态研究——入北前十年 |
一、第一阶段:公元 554 年 —— 平和、担忧、悲伤、思归、隐逸、旷达 |
二、第二阶段:公元 555 年至 557 年八月 —— 悲伤、自责、排斥、思归、隐逸、期待 |
三、第三阶段:公元 557 年九月至 560 年 —— 感恩、悲伤、反思、思归、隐逸 |
四、第四阶段:公元 561 年至 563 年 —— 接受、主动、悲伤、思归 |
五、小结 |
第三节 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北朝诗赋研究 |
一、庾信北朝赋 |
二、庾信北朝诗歌 |
三、庾信入北前期诗赋“建安风骨”的再现 |
第四节 庾信北朝文研究 |
一、连珠 |
二、碑志 |
第五节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相关问题考辨 |
一、庾信丧母守孝考 |
二、庾信北朝隐逸考 |
三、庾信部分诗文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西魏北周史事、北周文学编年 |
附录二 北周文学作品编年简表 |
附录三 北周文学体裁与作品简表 |
附录四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文献简表 |
附录五 庾信部分五言诗平仄韵 |
后记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清代礼部琼林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撰写缘由 |
(二)研究现状 |
(三)篇章结构与创新点 |
一、清代以前琼林宴的发展沿革 |
(一)唐宋“曲江”“闻喜”诸宴瞻顾 |
(二)明代“恩荣”筵宴变迁 |
(三)唐代至明代进士宴筵制度发展趋势管窥 |
二、清代琼林宴相关定制与施行 |
(一)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简述 |
(二)琼林宴前相关奏请与筹办 |
(三)琼林宴中礼仪程序与美味佳肴 |
(四)琼林宴后新科进士的赏赉与谢恩 |
三、清代重宴琼林制度创立与运行 |
(一)重宴琼林制度创立的政治背景与直接原因 |
(二)重宴琼林制度运行相关定制 |
(三)重宴琼林者人数考辩 |
四、清代琼林宴之政治寓意 |
(一)笼络汉人士子,强化国家认同 |
(二)礼遇新科进士,激发报效皇权 |
(三)倡导优老尊老,鼓励引领后进 |
(四)崇尚科举文化,培植人文氛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有清一代重宴琼林者简表 |
致谢 |
(8)明末清初诗人李元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原因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李元鼎家世生平着述考 |
第一节 家世门风 |
一、吉水望族,溯其源流 |
二、科举仕宦,儒学世家 |
三、名媛贤母,满门风雅 |
第二节 生平经历 |
一、早年求学与仕明时期 |
二、宦海沉浮与仕清时期 |
三、罢官南还与林居时期 |
第三节 着述版本 |
一、《石园全集》,康熙四十一年香雪堂本 |
二、《文江词》,《百名家词钞》所收本 |
三、《灌研斋集》,江西巡抚采进本 |
第二章 李元鼎与贰臣的文学交游 |
第一节 隐士贰臣,诗文前辈:钱谦益 |
第二节 双料贰臣,同朝后生:龚鼎孳 |
第三节 同乡贰臣,患难挚友:熊文举、朱徽 |
第四节 同年贰臣,书画同好:王铎 |
第五节 李元鼎与其他贰臣诗人 |
一、以南方贰臣为交往主体 |
二、对贰臣诗人群体具有认同感 |
第三章 李元鼎的贰臣心态与诗歌创作 |
第一节 李元鼎成为“贰臣”的原因 |
一、自身利害的考虑 |
二、政治形势的逼迫 |
第二节 李元鼎贰臣心态的形成与演进 |
一、国变前后——仕与隐的矛盾 |
二、仕清阶段——悔愧与疏离心态 |
三、革职归隐——荒芜感与观剧遣愁 |
四、晚年闲居——释怀与入山逃禅 |
第三节 李元鼎诗歌创作与诗风嬗变 |
一、清新明快、真机流露的前期创作 |
二、沉郁顿挫、悲凉凄恻的中期创作 |
三、绵密安雅、温厚平和的后期创作 |
四、诗风三变的时代典型 |
第四节 李元鼎的诗学思想与诗史意义 |
一、倡导“必本性情之真” |
二、对风雅传统的复归 |
三、宗唐祢宋 |
四、李元鼎诗歌理论与实践的诗史意义 |
第四章 “梅山”情缘与夫妻唱和 |
第一节 梅公的远山夫人——朱中楣 |
一、朱中楣的身世 |
二、朱中楣的才华 |
三、李元鼎与朱中楣的结缡 |
第二节 琴瑟和鸣的夫妻唱和 |
一、时人评价 |
二、唱和诗词集 |
三、夫妻唱和的特点 |
第三节 “梅山”情缘对李元鼎政治抉择的影响 |
一、对仕宦的支持与理解 |
二、远离政治的劝言与催归 |
第四节 “梅山”情缘对李元鼎诗词创作的影响 |
一、诗词中夫妻情感与家庭书写 |
二、《文江词》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民间文献遗产与传统乡村社会研究 ——以堡里契约文书为例(1781-196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堡里契约文书概述 |
第一节 清代以来堡里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契约文书的分类与形制特征 |
第三节 契约的构成要素与堡里契约文书的特点 |
第三章 堡里契约文书中的社会经济 |
第一节 契约文书中的乡村经济生活 |
第二节 田地房产的流转 |
第三节 缺少正用与农村贫困问题 |
第四章 堡里契约文书中的社会文化 |
第一节 分关文化 |
第二节 婚姻与女性参与契约活动 |
第三节 养膳与立嗣 |
第四节 乡族共同体 |
第五章 堡里乡村社会契约秩序的构建 |
第一节 国家与契约秩序 |
第二节 “来历”与契约秩序 |
第三节 时间与契约秩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附录1 堡里契约文书清册 |
附录2 红契与白契归户统计表 |
后记 |
(10)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一)滇缅抗战文学研究现状 |
(二)“边地文学”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标和论题思路 |
第一章 走入边地——战时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 |
第一节 战时的边地河山 |
一、滇越道上 |
(一)殖民符号的“消隐” |
(二)抗战流亡中的“车窗山水” |
(三)“祖国形势的天险” |
二、滇缅路纪行 |
(一)从“神秘区域”到“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 |
(二)“看出云南高原的伟大” |
(三)风景之“似” |
第二节 发现边地丰富之处 |
一、从“边夷”到抗战中的同胞 |
(一)“古风”犹存 |
(二)“孔明传说”与边地民族认同 |
(三)“野蛮的可爱” |
二、边城风貌 |
(一)芒市:从“蛮烟瘴雨”到静穆祥和 |
(二)保山:滇西重镇的“中原”气息 |
(三)车里:“揭开了神秘之幕” |
第三节 战时边地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介绍边地——云南边地作家的地方经验与国家观念 |
第一节 彭桂萼:澜沧江畔“保卫南方”的史诗 |
一、主动汇入“抗战总流”的家乡边地 |
二、自觉担起“号兵”的启蒙责任 |
三、呈现边地由“牧歌”转向“战歌”的进程 |
第二节 白平阶:跨过横断山脉见到古树繁花 |
一、国家话语的传达 |
二、边民主体身份的觉醒 |
第三节 马子华:陷入战火的滇南边地 |
一、边民的国家认同危机 |
二、抗战中的觉醒 |
三、“夷方地”在战火中的苦难 |
四、“漂亮的说词”背后的事实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保卫边地——诞生于滇缅抗战前线的作品 |
第一节 “扬威异域” |
一、远征壮志——出征时的畅想 |
(一)强调远征之正义 |
(二)“寄征友”诗作中的豪迈想象 |
(三)士兵出征感怀 |
二、远征人语——反攻时期的豪情 |
(一)抒写反攻复仇的信念 |
(二)记录战地亲历的血与火 |
第二节 保卫的边地 |
一、“地图上的一条红线” |
(一)出征时对边地风光的赞美 |
(二)战地中描摹所要守卫的国土 |
(三)败退后踏入国境的感怀 |
(四)反攻胜利归国所见 |
二、飞机上看边地河山 |
三、远征士兵笔下的边地同胞 |
(一)战火中边民的处境 |
(二)“一致抗日”的边地民族 |
第三节 战争与边地国土之关系 |
一、“处在同一命运里” |
二、牺牲的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线”与“点”联结起的国家共同感 |
第一节 滇缅公路——歌颂路的现代化与凝聚力 |
一、“向新世纪跃进” |
(一)“与世隔绝”的边民修筑着“现代交通” |
(二)路带来的“现代文明” |
二、路的凝聚力 |
(一)参与筑路的边地民族 |
(二)筑路民工的奉献精神 |
(三)滇缅路上的华侨机工 |
第二节 中印公路——现代化的胜利之路 |
一、勘路记——“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 |
二、通车记——亲历士兵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 |
(一)“机械的能” |
(二)战士的血 |
第三节 “野人山”书写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 |
一、对空白区域的认识 |
(一)从“未定界”到“国土” |
(二)从“野人”到“边胞” |
二、“野人山的新主人” |
(一)战火的“标识” |
(二)征服野人山 |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缘于信任——新年寄语(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D]. 陈秋旭.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5]彭荆风创作论[D]. 熊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6]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7]清代礼部琼林宴研究[D]. 张睿壮.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8]明末清初诗人李元鼎研究[D]. 蔡欣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民间文献遗产与传统乡村社会研究 ——以堡里契约文书为例(1781-1964)[D]. 洪德善. 南京大学, 2019(01)
- [10]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