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用寄生虫病杂志2002年第10卷文题中英文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李春亭[1](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刘洋[2](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孙丹丹[3](2015)在《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我国进入现代辞书出版时期。自此以来,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发展走过了百年历程,出版了汉语知识辞书11080多部。如果加上汉语语文辞书和外语辞书,已达2万多部。从出版规模看,我们可以算得上辞书大国了。然而,我国还不是辞书强国。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及文化建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辞书强国梦”。因此关于汉语辞书编纂出版问题和发展对策的研究越来越迫切。为了探讨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对策,需要回顾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演进过程,总结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并藉此分析我国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汉语知识辞书研究的意义,知识辞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二章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主要阐述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现状、理论材料以及研究方法。第三章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在引进国内外主要的知识辞书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参照已有辞书理论和知识辞书信息库中的知识辞书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简约分类体系。第四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我们把进入现代出版时期的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步期(1912-1948),转折期(1949-1977),繁荣期(1978-2000),新世纪(2001-2012)。第五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辞书内部世界、语言世界、辞书外部世界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我国知识辞书经历了由起步期草创既成、随着建国后辞书出版政策的变化而转折、逐步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的。汉语知识辞书理念由朦胧到清晰、类型从无到有、品种由少到多、理论由粗浅到成熟、体例由略到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第七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本文主要从学术界、出版社、教育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单丽[4](2011)在《清代古典霍乱流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全面认识清代全国霍乱大流行,复原霍乱流行状况,分析霍乱疫区变化及流行病学特征,探究民众的病因感知及流行原因,并以霍乱作为历史进程指标透视其时的社会环境。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1961年前共有6次古典霍乱大流行。就清代的霍乱疫情而言,霍乱大流行共有4次、2种类型:1820-1822年,1862-1864年,1902年疫情为爆发型霍乱大流行,峰值显着,其中尤以1821年霍乱疫情最为严重;1888-1895年疫情是持续型霍乱流行,疫情连续但峰值不显着。霍乱传入后,受社会环境及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数次霍乱流行蔓延的速度、疫点分布区域都差异甚大。从历史疫情的月份分布来看,区域温度等气候因素对霍乱蔓延影响较大,阳历8月是霍乱流行的高峰期,该高峰不仅表现为疫死人数最多,疫区亦是最广。这也意味着霍乱极可能与副霍乱一样,其流行强度与高温、高湿环境密切相关。从霍乱疫区来看,南方沿海的山地地形极大地限制了霍乱的内陆蔓延,而直隶、山东地区大片平原的存在为霍乱内传提供生态结构平台,使得中国北方的霍乱要远严重于南方。对照世界霍乱大流行年份可知,几乎每次世界霍乱大流行之时,中国都会有或强或弱的霍乱疫情发生,表现为霍乱大流行或霍乱散发,显示出中国社会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对世界情势的敏感性。作为变化的因素,气候异常对霍乱流行影响甚大,这也是嘉道之际霍乱突破原先恒河三角洲疫源地并造成世界霍乱大流行的重要原因。就中国霍乱大流行时的旱涝干湿定量分析来看,早灾相比涝灾更易诱发霍乱。河道交通缓冲区的分析显示河流对霍乱疫区的变化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均质,而是以南方受影响更大。普通民众不洁的饮食习惯、脏乱的生活环境是霍乱流行的结构性影响因素,霍乱人群的易感性不仅取决于其暴露程度,更取决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及日常生活习惯。相对于现代医疗机构和体系的建立,清代霍乱对中国的触动更体现在民众心理的冲击上,国家对霍乱的反应相当迟钝。自嘉道之际古典霍乱传入至清末壬寅年最后一次霍乱大流行,其传播模式的变化及疫区变迁反映出开埠通商后随着沿海港口的次第开放,区域港口与腹地的商业体系轮廓逐渐成型,人口交往密度的沿海大倾斜和以海路为主的交往模式使得沿海地区的开发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刘媛[5](2010)在《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文中指出1927-1937年,由于现代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上海城市处于社会高速转型期,市民的生活方式也在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儿童日常生活场景已不同于传统生活和乡村生活,上海城市在日常生活中塑造儿童成长为现代人才,儿童的成长成才又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增添活力。文章主要依靠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和其他社团的各种统计、年鉴,《申报》等为主要史料,辅以时人着述、儿童书籍和图像,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儿童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再现上海城市为儿童构建的物质精神生活环境,传达社会转型期上海城市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互动关系。导论部分界定了文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范围,讨论了研究二三十年代上海儿童日常生活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后回顾了国内外儿童史的研究现状,肯定学术界在儿童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指出这些都为本文的儿童史研究提供借鉴。同时,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史料来源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文章主体又可分为三个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为第一部分,总论社会转型期中的上海儿童概况;从上海儿童人口、上海儿童生活环境两个方面分述社会转型期间上海对现代人才的需求以及为儿童发展提供的契机。分别考察了儿童人口在上海总人口中的比重、儿童的社会分层问题和儿童生活背景的改变。提出城市按照自身需求来教养儿童的问题,上海把儿童定位为城市未来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和主力军,儿童培养的目标应符合上海城市发展的需要。第二、三、四章为第二部分,分别从儿童的物质生活、儿童的精神生活、儿童的群体生活来描述分析儿童日常生活。第二章叙述儿童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反映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基础性指标,这一时期上海儿童日常生活还是具备了很多现代性特征,涉及到很多具体内容,本文主要研究了儿童物质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儿童消费来做为进一步分析的依据。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儿童的分层分类,注重不同社会阶层儿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差异,并特别突出研究了工人家庭中儿童的物质生活状况,在内容和层面上都能反映出1927-1937年问上海儿童物质生活水平的轮廓,又可见微知着,在社会给儿童提供的物质生活层面上展示上海的社会变迁。第三章择取儿童的教育、儿童的娱乐为分析对象,通过对社会给予儿童的教育环境的度量、教育内容的实施、新型娱乐方式的出现和儿童节的设立来建构起儿童精神生活的概貌。发现儿童的教育以顺应社会转型潮流、服务上海城市、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为依归,儿童娱乐方面突出了与时俱进的儿童图书、塑造新民的儿童玩具、应运而生的儿童电影和呼唤现代人才的儿童节与儿童年。无论是初等学校教育的快速前行,还是全方位社会教育的熏陶,以及与时俱进的儿童娱乐,还有专门成立的儿童节和儿童年等,都表达上海社会对现代人才的呼唤和教养。第四章分析了儿童的群体生活和现代人格的养成。群体生活也是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儿童的家庭生活和团体生活两方面着手,以孩子剧团这一纯粹的儿童团体为例,分析儿童群体生活的现代成份,社会转型期的儿童群体生活以儿童为中心,体现儿童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儿童进行日常生活也是儿童社会化的过程,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群体生活的现代化特征将1927-1937年上海儿童锻炼为具有现代人格特征的现代人,人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可得到辩证的统一。第四章还从儿童生活技能的积累、社会角色的塑造、行为规范的约束和价值观念的养成来透析儿童的现代人格以及儿童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互动。第三部分是结语,指出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儿童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同时儿童的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他们在成年后将对社会的发展承担责任。儿童培养理念的确立既要符合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家庭、社会、政府对1927-1937年问上海儿童的成长发展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合力造就未来现代化建设接班人;1927-1937年间上海儿童日常生活是现代化和传统社会交相渗透的结果,生活方式在传统中趋新和超越;而上海社会转型与儿童日常生活现代化又具有全方位的、渗透式的、彼此互动的特点。
王玮[6](2008)在《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研究(1901-1936)》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中国教会大学1901-1936年科学教育的系统研究,揭示了教会大学在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理念影响下的科学至上的办学思想,并将其科学教育的发展阶段分为单科课程、专业系科及专业学院三个阶段;然后分析了教会大学在本土化影响下的工学教育;最后分析了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基督教精神影响下的社会服务意识,并着重论述了最能体现其服务社会思想的医学教育和农学教育。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西方博雅教育理念对传教士在中国办大学的影响及科学知识进入教会大学的历程。基督教会研究学术的传统和其认为科学源于宗教的理论的影响,使科学成为教会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近代来华传教士传播科学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其认为传播科学知识可以向学生展示神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传教士在中国办学的指导思想起初受到其所在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自由教育理念即人文的博雅全面教育观是其核心。教会大学以自由教育理念为导向开设了大量科学课程,科学课程中的基础理论课程占了绝大部分,那些过分职业化的技能训练则被排斥在外。教会大学反对中国人重实用轻基础的求学取向,认为热爱知识是因为知识本身的缘故而不是它的效用,因为知识是在神的律法统治之下,这种律法的目的在于达到至善境界。自由教育理念体现在科学教育上就是重科学轻技术,所以教会大学开办伊始仅设有理学课程,只在后来才有极少学校开设工学科。第二章分析了中国教会大学理学教育从单科课程阶段到专业系科再到专业院系阶段的发展过程,并重点分析了其理学课程。虽然传教士认为只有研究自然的知识才能称为科学,并值得在大学传授,但由于师资和生源的限制,导致抗战前教会大学的理学研究和教育比较薄弱。当时的国立大学的理学研究也进行得不多。但在动荡的环境中,教会大学仍坚持着其严谨的高标准高质量的教学工作。教会大学理学发展三个阶段是:1901-1918年单科课程时期(创建时期),1919-1926年专业系科时期(繁荣时期)和1927-1936年专业学院时期(本土化时期)。第一阶段1901-1918:是教会大学创立、合并及调整时期,学生起初多学习相同理学课程,接受综合教育,此时的科学教育只有单一少量课程,不分科系。除了医学和神学,所有课程包含理学科在内统一称为文科。第二阶段1919-1926:是教会大学科学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理科课程增多,理科从文科中单独分离出来,众多相同门类理学课程形成专业,学生分系学习。第三阶段1927-1936:是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的本土化时期。工学科开始进入教会大学。同时每所教会大学都成立了理学院,与教育部定的理学系科课程对照;每所教会大学都开设了部定的必修课程,但不同的学校所设选修课程不同。在专业设置和学科课程设置中,均体现出教会大学办学者的博雅教育思想。第三章分析了中国教会大学引进工科教育的原因,并阐述了其工科教育概况。这一时期教会大学的发展进入了更为动荡的阶段,政治形势、社会要求及各种政策因素都影响着教会大学的课程和院系设置乃至大学自身的存续。教会大学开始更深地融入中国的社会和教育体系中来。少数学校增加了工程科目,这是本土化的重要特征。但直至1936年前,教会大学开设的系科仍然多为文理科,工程科目课程较少,内容宽泛,也没有如文理学科一样组成学院。第四章论述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医学农学教育及其社会服务工作。西方大学自11世纪产生起就设有文法医神4科,教会大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中国有条件的学校中也开设了医学院,以美国和法国的医学教育为标准,系统地讲授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现代医学知识,培养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杰出的西医医生和医学教育工作者。此外,鸦片战争后,大量传教士深入中国农村传教,并相继办了许多农业学校和乡村服务社,农学校几乎遍布差会所在各个村镇。传教士多年服务于中国农村的实践为教会大学的农学教育打下了基础,他们在大学开设了系统的农学课程,成立农学院。这造就了当时国内大学中农学质量水平最高的金陵大学农科。农学和医学是教会大学在中国兴办得最早最系统的学科,它在这两个领域的杰出贡献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第五章是对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的思考。首先简述了中国教会大学以质量为重的原则,他们培养精英,成就斐然。1936前教会大学的科学教育课本几乎都是外文经典教材,其中有些教材至今仍被一些学校指定为参考书,课程与国外大学同等程度。教会大学采用主辅修制学分制,平时考试非常严格,学生毕业率很低。虽然培养的毕业生总数现在看来不多,但学生很出色,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然后对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进行了深入分析,阐释了其博雅教育的内涵和服务社会的传统。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的两个重要特点,即传授科学知识与服务社会并重,以科学至上,以服务为中心。科学至上的原因在于,传教士认为,大学应教给学生真正的科学知识,技术课程不应该在大学传授。在传教士眼中,科学知识是上帝安排在自然界中的理性秩序,大学生应该在学校认识学习探究它们。因此科学课程便成为教会大学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技术则是不受关注的,虽然教会大学后期为了生存,不得不迎合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学生的喜好,开设了少量工程学科。服务社会原因在于,在传教士观念中,服务众生,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是一个具有基督徒品格的人必须做的;为社会为穷苦人为弱者服务是基督徒的职责。基督徒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使其对农业和医疗服务工作倾注了极大热情,并在中国近代农学和医学教育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教会大学的科学教学和管理模式对现在的大学仍有借鉴意义,其对科学技术教育与社会服务的认识也仍然是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
黄涛[7](2007)在《大德是钦:记忆深处的福建协和大学》文中研究表明在闽基督教(新教)四差会联合创办的福建协和大学,在短短的四十年间(1911-1951),历经福州仓山观音井、福州魁岐、福建邵武、复校魁岐四大阶段的辗转办学,最后走向中国特色的民族化高等教育。福建协和大学的发展历史大抵上是由以林景润先生为代表的五任校长先后所谱写的。福建协和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建立了高效率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置了综合性的院系机构,培养了一大批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产生了很大而积极的社会反响,赢得了福建社会和中国教会大学界的认同。福建协和大学以人格教育为立校之本、以教学科研为办学之基、以服务社会为教育之光,不仅使“博爱、牺牲、服务”的校训精神得到发扬光大,营造了健康、和谐、向上的校风,而且以实事求是的教育信仰,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构建了适应社会、服务人群的学风。这样的办学模式和因之培育出来的英才是福建协和大学贡献给中国社会的一笔丰富的遗产,是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借鉴。福建协和大学在闽办学的过程,是宗教教育为主向世俗教育为主的转变过程,是基督文化对华传布向中西文化交流为主的转变过程,更是基督化和中国化不断“协和”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使协大将东西方社会联系在大学校园里和周边地区,也使协大将东西方文化“协和”在大学教育内容中和人类进步的服务事业中。因此,福建协和大学不仅是一所教育机关,为福建近现代教育乃至中国近现代教育做出了应有的历史性贡献,更是一所中西文化“协和”的园地,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促进作用。
井晓梅[8](2007)在《我国入选INDEX MEDICUS的生物医学期刊研究及其入选的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背景:到20世纪末,在数量上我国已迈入了期刊大国的行列。但是,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上还处于较低水平,与国际科技期刊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加入WTO,我国科技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从客观上要求我国的科技期刊实现国际化发展。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包括:编委会国际化、被学科相关的国际权威检索系统收录、语言载体国际化等10项。其中,被学科相关的国际权威检索系统收录是期刊国际化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生物医学是21世纪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生物医学期刊相应地已成为自然科学期刊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一类期刊,这类期刊的国际权威检索工具是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LM)编辑出版的《医学索引》(Index Medicus, IM)及其联机版数据库MEDLINE。截止2006年版的IM已收录全世界85个国家的4965种生物医学期刊,其中,收录我国97种生物医学期刊,这在数量上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相差甚远。目的:一般认为,被IM收录的期刊其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期刊评价指标都要优于未被IM收录的期刊,但两者是否真的存在差异?尚缺乏数据上的依据。本课题利用CJCR中的评价指标对IM收录的我国生物医学期刊及未收录的我国生物医学期刊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此来探讨两者在期刊质量上的差异。如果在期刊质量上两者无显着差异,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影响期刊入选IM呢?本文对此也进行了探讨,旨在通过上述研究给以进入IM为发展目标的我国生物医学期刊的办刊者提供数据和资料,以使我国更多的生物医学期刊被IM收录。方法:用随机数字方法挑取研究所需的期刊,以CJCR中的期刊评价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被引半衰期、平均引用率、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数、国际论文比和基金论文比等)作为比较指标,将比较指标的数据输入到Excel中,处理完后导入到统计软件包SPSS12.0中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配对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结果:IM收录的我国“中华医学”系列期刊的比较中,主要的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在各年度的比较中均无统计学差异、总被引频次仅在某年度的比较中有差异、基金论文比则在各年度的比较中均有差异;IM收录的我国医科大学学报的比较中,仅平均引文率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IM收录的我国13种生物医学期刊收录前后的比较显示:除被引半衰期、他引率及国际论文比外其它指标均有统计学差异。结论:CJCR是一种新颖独特的专用于中国科技期刊分析与评价的科学计量工具,它在沿用JCR的许多国际通用期刊评价指标的同时又推出了一些中国的特色指标,因此,以它作为统计源得出的结果应该说是客观的。IM收录的我国生物医学期刊和末收录的生物医学期刊在期刊总体质量上无统计学差异;生物医学期刊被IM收录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IM能否收录与期刊语种、学科范围、国际性及主办单位等其它因素相关。
段咏慧[9](2005)在《医学期刊网络化现状及我国医学期刊网络化的发展 ——附国内外着名医学期刊及广东省医学期刊网站建设情况调查分析》文中提出当前,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之日渐成为人们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手段,网络时代已经并将继续对期刊业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科技期刊已经从传统的纸媒发展为数字化期刊,其形式从最初的软盘、CD-ROM形式发展到现在的网络科技期刊。 科技期刊网络化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物医学期刊网络的发展有了新的飞跃。全球的生物医学期刊纷纷上网,提供了比传统纸本杂志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智能的服务,如成立于1995年的英国医学杂志(BMJ)网站已成为生物医学网站的典范。而我国的生物医学科技期刊网络化刚刚起步,作为网络化重要内容的网站建设也是如此。 目前,此类的研究文献较少,而且多集中于网络化前景的展望和网络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少数报道了成功的案例,但对现有的生物医学期刊网站现状
谷永清[10](2005)在《中国近代防疫述论》文中研究说明古代中国,有上层社会崇尚的个人养生,而无政府组织的民众防疫。中国近代防疫事业是在20 世纪初才逐步兴起的。中国近代防疫事业发轫于来华医学传教事业,后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一些城市和地区推广,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初步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医学传教事业的兴起及租界欧风美雨的熏陶,近代防疫思想、手段逐渐为民众、士绅及统治者所认可、接纳和效仿。 “清末新政”正式将“防疫”确立为国家一项重要职能。民政部、巡警局(警察局)是当时职能防疫部门。清政府利用近代防疫手段成功扑灭了一些中小型瘟疫。但因国家防疫力量薄弱,机构不健全,民众缺乏教育,政府在应对大型瘟疫流行方面还力不从心,防治效果不理想。1910-1911 年满洲鼠疫大流行,尽管最后被清廷扑灭,但国家元气大伤,统治削弱,不足半年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近300 年的清王朝随之覆灭。从某种意义讲,瘟疫加速了旧政权消亡。北京国民政府对防疫工作较为重视,颁布了一系列防疫法规、法令,成立了中央防疫处等机构,自主生产疫苗、血清等防疫制品。政府防疫能力逐渐增强,扑灭晋、绥鼠疫即是例证。这时期,政府防疫职责更明确,医学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学校卫生教育、设施进一步推广,群众卫生防疫宣传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连年战乱,政府更迭频繁,乡村社会无序,许多防疫法规没有在基层得到真正实施,社会抗疫能力比较弱,恶性疫病流行时有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我国防疫事业得到较大发展。防疫法规、法律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专职卫生防疫部门从中央延伸至县乡,防疫宣传和教育有计划地推广,疫情报告制度基本确立,入伍、入学体检成为惯例,疫苗注射被强制执行,公共卫生设施成为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防疫重点已从疫后“阻变”调整到疫前“预
二、实用寄生虫病杂志2002年第10卷文题中英文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用寄生虫病杂志2002年第10卷文题中英文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一) 公共卫生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资料概况 |
(二) 研究思路 |
(三) 研究框架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一、经费保障 |
二、业务开展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一、空袭救护 |
二、毒气防御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一、新法接生 |
二、儿童保健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一、卫生教育 |
二、环境卫生 |
三、预防传染 |
四、健康检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一、卫生的动员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一、扑灭“瘴疠”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二、局势动荡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 1 |
附录2 |
附录3 |
附录4 |
附录5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 研究思路 |
0.4 方法与创新 |
0.5 概念释名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1.5.1 远大的目标 |
1.5.2 合理的原则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3.1.2 晋城医学馆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6.2.1 办刊宗旨 |
6.2.2 栏目设置 |
6.2.3 文章主题 |
6.2.4 作者倾向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7.6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意义 |
1.1.1 小辞书 大民生 |
1.1.2 辞书出版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建设 |
1.1.3 辞书出版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体现 |
1.1.4 辞书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
1.1.5 辞书出版是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1.2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1.2.1.1 建立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1.2.1.2 总结经验 找出规律 |
1.2.1.3 分析知识辞书出版的影响因素 |
1.2.1.4 探讨知识辞书发展对策 |
1.2.2 研究思路 |
1.2.2.1 理论驱动 |
1.2.2.2 摸清家底 |
1.2.2.3 找出问题 |
1.2.2.4 提出对策 |
1.2.3 研究方法 |
第2章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 |
2.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2.1.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2.1.2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内容 |
2.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状况 |
2.2.1 知识辞书系列化理论的研究 |
2.2.2 知识辞书系列化状况的研究 |
2.2.2.1 辞书系列化现状的研究 |
2.2.2.2 辞书系列化历史的研究 |
2.2.3 知识辞书系列化建设的研究 |
2.3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和材料 |
2.3.1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原则 |
2.3.1.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
2.3.1.2 系统观 |
2.3.1.3 辞书类型学理论 |
2.3.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材料 |
第3章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3.1 国外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3.2 国内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3.3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3.3.1 普及型与学术型知识辞书 |
3.3.2 大型、中型、小型知识辞书 |
3.3.3 单科、多科、百科、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3.3.4 单语、双语、多语知识辞书 |
第4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 |
4.1 汉语知识辞书起步期 |
4.1.1 单科知识辞书 |
4.1.2 多科知识辞书 |
4.1.3 百科知识辞书 |
4.1.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4.2 汉语知识辞书的转折期 |
4.2.1 单科知识辞书 |
4.2.2 多科知识辞书 |
4.2.3 百科知识辞书 |
4.2.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4.3 汉语知识辞书的繁荣期 |
4.3.1 单科知识辞书 |
4.3.2 多科知识辞书 |
4.3.3 百科知识辞书 |
4.3.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4.4 汉语知识辞书的新世纪 |
4.4.1 单科知识辞书 |
4.4.2 多科知识辞书 |
4.4.3 百科知识辞书 |
4.4.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第5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 |
5.1 辞书内部世界 |
5.1.1 辞书研究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5.1.2 知识辞书类型理论影响辞书的策划与编纂出版 |
5.1.3 知识辞书编纂理念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5.2 语言世界 |
5.2.1 汉语汉字类型特征影响汉语知识辞书类型和结构 |
5.2.2 语文文字发展的影响 |
5.2.3 语言文字研究的影响 |
5.3 辞书外部世界 |
5.3.1 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
5.3.2 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5.3.3 国家辞书出版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5.3.4 政治因素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5.3.5 政治家对辞书出版的影响 |
5.3.6 出版社的意志 |
5.3.7 读者需求影响 |
5.3.8 辞书编纂出版人才影响辞书出版 |
5.3.9 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辞书出版发展 |
第6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 |
6.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意识增强 |
6.1.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理念不断提高 |
6.1.2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规划意识不断增强 |
6.2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渐趋繁荣 |
6.2.1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数量增多 |
6.2.2 汉语知识辞书品种类型增多 |
6.2.3 汉语知识辞书体例结构由粗略到详细 |
6.2.4 汉语知识辞书分众化趋势明显 |
第7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 |
7.1 学术界有所作为 |
7.1.1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问题 |
7.1.2 正确处理理论借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
7.1.3 加强汉语知识辞书理论创新 |
7.1.4 加强辞书评论工作 |
7.2 出版社有所作为 |
7.2.1 加强资源建设和技术革新 |
7.2.2 重视辞书用户调查 |
7.3 教育机构有所作为 |
7.3.1 加强辞书用户教育 |
7.3.2 加快培养辞书学专业人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清代古典霍乱流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图表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框架 |
第三节 资料情况 |
第四节 概念界定 |
第一章 方志疾病谱与霍乱年代 |
第一节 古典霍乱始发问题探讨 |
第二节 嘉庆元年至清末疾病谱 |
一、医学体系中的主要传染病 |
二、正史方志史料中的疾病谱 |
第三节 霍乱病理、病症与异名 |
一、医书中的霍乱异名 |
二、方志中的霍乱异名与病症 |
三、方志体系的霍乱年代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方志看中国古典霍乱大流行的次数 |
第一节 嘉庆初至清末全国综合疫情 |
第二节 分省疫情 |
第三节 疫情高峰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霍乱大流行的地域分布与变迁 |
第一节 1820-1822年的霍乱疫情 |
第二节 1862-1864年霍乱疫情 |
第三节 1888年与1895年霍乱疫情 |
第四节 1901-1902年霍乱疫情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霍乱流行因素分析 |
第一节 疫情季节分布与流行路线 |
一、总体疫情季节分布情况 |
二、单次霍乱大流行的季节分布 |
三、流行路线 |
第二节 疫情烈度与易感人群 |
一、疫情烈度变化 |
二、易感人群 |
第三节 流行原因 |
一、霍乱大流行时的反常气候 |
二、饮食习惯与生活环境 |
三、河道交通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霍乱病因认识 |
第一节 传统"霍乱"症候与中医病因解释 |
第二节 中医对古典霍乱的认知 |
第三节 民间的霍乱病因感知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霍乱与社会(一):1820年赣南周边霍乱重疫区的形成与变迁 |
第一节 嘉道之际异常疫区的出现 |
第二节 五口通商前的赣南周边商贸 |
第三节 商贸重心的转移与霍乱疫情变化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霍乱与社会(二):1902年广西霍乱大流行探析 |
第一节 时疫的考辨与流行情况 |
第二节 流行因素分析 |
第三节 各界应对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霍乱与社会(三):从1902年霍乱传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会 |
第一节 海路港口的传入与埠内外的小区域传播 |
第二节 向内蔓延——重疫区的形成 |
第三节 强弩之末——内陆疫点霍乱流行情况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本文结论 |
附录一: 中国霍乱流行年录 |
附录二: 嘉庆元年至清末方志系统疾病谱 |
附录三: 嘉庆初至清末霍乱年代表 |
附录四: 嘉庆元年至清末全国综合疫情分布表 |
附录五: 嘉庆至清末全国综合疫情三级对照表 |
附录六: 方志参考资料 |
附录七: 霍乱流行月份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s |
导言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研究资料、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儿童 |
第一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儿童人口 |
一 上海的儿童人口 |
二 上海儿童人口的来源 |
三 上海儿童的社会分层 |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为儿童成长提供契机 |
一 现代儿童观念启蒙下儿童地位的提升 |
二 社会对儿童定位:现代化建设接班人 |
小结 社会转型期的上海都市对现代人才的渴求 |
第二章 上海儿童的物质生活 |
第一节 现代化的物质生产与儿童的日常生活 |
一 儿童的衣食住行:现代生活方式的熏陶 |
二 儿童的医疗卫生与身体成长:健全国民的培育 |
第二节 上海儿童的消费 |
一 家庭收入与儿童消费 |
二 传媒宣传的儿童日用品——以《申报》广告为例 |
三 上海儿童日常消费的实证研究——以工人家庭为例 |
小结 儿童身体素质与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互长 |
第三章 上海儿童的精神生活 |
第一节 学习:现代人才的培养 |
一 教育环境的度量:现代化的教育体系 |
二 1927-1937年儿童教育发展趋势 |
第二节 休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儿童娱乐 |
一 与时俱进的儿童图书 |
二 塑造新民的儿童玩具 |
三 应运而生的儿童电影 |
第三节 儿童节与儿童年 |
一 设立 |
二 庆祝活动 |
三 社会效应 |
小结 现代城市设施丰富儿童精神生活,多元文娱构建儿童现代知识体系 |
第四章 上海儿童的群体生活与人格养成 |
第一节 儿童的人际交往 |
一 家庭生活 |
二 组织与团体生活 |
三 儿童群体生活的特点 |
第二节 儿童现代人格的塑造 |
一 生活技能的积累和社会角色的塑造 |
二 行为规范的约束和价值观念的养成 |
小结 儿童现代人格养成,肩负起建设现代城市的时代使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6)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研究(1901-193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1 研究的意义 |
2 研究文献综述 |
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第一章 传教士的教育理念――博雅教育 |
第一节 教会博雅教育理念的渊源 |
一 教会与科学 |
二 教会与科学教育 |
第二节 中国教会学校初期的科学教育 |
一 学理之争 |
二 中国教会学校3 级教育体系形成中的科学教育 |
三 教会大学初期高等科学教育 |
第二章 博雅教育理念的实施――中国教会大学的理学教育 |
第一节 从单科课程到院系――中国教会大学理学科的发展 |
第二节 中国教会大学理学教育 |
一 中国教会大学理学课程分析 |
二 中国教会大学理学研究 |
第三节 小结 |
第三章 本土化影响下的妥协――工程技术学科进入教会大学 |
第一节 中国政府教育政策对近代教会大学的影响 |
第二节 本土化教育思想的影响 |
一 中国教会大学工学科的开设 |
二 中国教会大学工学教育 |
第四章 基督徒服务精神的体现――中国教会大学医学和农学教育及社会服务工作 |
第一节 中国教会大学医学教育及其社会服务工作 |
一 中国教会大学医学教育 |
二 中国教会大学医学院医院及其社会服务工作 |
第二节 中国教会大学农学教育及其社会服务工作――以金陵大学为例 |
一 金陵大学农学教育 |
二 金陵大学农学研究推广及其社会服务工作 |
三 金陵大学农学对中国的影响 |
第三节 小结 |
第五章 对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的思考 |
第一节 培养精英的教育――质量与数量 |
一 国外原版教材的使用 |
二 严格管理下的极低毕业率 |
第二节 大学的功能――博雅教育与服务精神 |
一 博雅教育理念下的社会服务意识. |
二 中国教会大学博雅教育理念内涵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7)大德是钦:记忆深处的福建协和大学(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一 中文提要 |
二 英文提要 |
绪论 |
一 中国基督教大学研究学术史回顾 |
二 福建协和大学个案研究的题解 |
三 本研究的一般意义与基本方法 |
四 本研究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上篇 四十年岁月峥嵘:福建协和大学的发展概况 |
引言 |
第一章 福建协和大学的历史沿革 |
第一节 艰难筹建 |
第二节 三迁校址 |
第三节 历史归宿 |
一 注册问题 |
二 国有化问题 |
第二章 福建协和大学的历任校长 |
第一节 庄才伟校长 |
一 申请办学许可 |
二 筹措办学经费 |
三 奠定办学永久校址 |
第二节 高智校长 |
一 "恰当地方的恰当的人" |
二 立校园基础 树协大精神 |
三 "权力移交"先见之明 |
第三节 林景润校长 |
一 临危受命 有条不紊 |
二 协大精神 光大发扬 |
三 迁校深山 艰苦创业 |
四 复归魁岐 抱憾辞世 |
第四节 陈锡恩校长 |
第五节 杨昌栋校长 |
第六节 其他校长代理人 |
一 徐光荣先生 |
二 陈文渊先生 |
三 陈景磐先生和校政委员会 |
第三章 福建协和大学的组织机构 |
第一节 校董事会 |
第二节 行政机构 |
一 校务会议和教授会 |
二 教务处 |
三 训导处 |
四 总务处 |
五 各部门行政负责人 |
第三节 教学机构 |
第四节 辅教机构 |
一 各种委员会和研究会 |
二 各种学生社团组织 |
三 协大图书馆 |
第四章 福建协和大学的学程规则 |
第一节 招考与入学 |
一 招生概况 |
二 入学规程 |
第二节 修业过程 |
一 学分规则 |
二 助学机制 |
第三节 考核与毕业 |
一 学业考核制度 |
二 毕业标准 |
三 毕业生就业概况 |
第五章 福建协和大学的办学成果 |
第一节 办学设施 |
一 观音井校区 |
二 魁岐校区 |
三 邵武校区 |
四 魁岐复校校区 |
第二节 教师风采 |
第三节 学生写真 |
第四节 社会反响 |
中篇 博爱 牺牲 服务:福建协和大学的校训精神 |
引言 |
第六章 人格教育:福建协和大学的立校之本 |
第一节 博爱思想 |
一 宗教世界里的"博爱"思想 |
二 世俗生活里的"博爱"行动 |
第二节 民主革命信仰 |
一 三民主义教育在协大 |
二 新民主主义教育在协大 |
第三节 协作自治精神 |
一 学校主持下的学生协作自治教育 |
二 学校指导下的学生协作自治教育 |
第七章 教学科研:福建协和大学的办学之基 |
第一节 教学实践 |
一 课堂教学 |
二 课外实践 |
第二节 科研水平 |
一 协大科研水平的一般发展状况 |
二 《协大学术》开协大科研风气之先 |
三 协大五大科研阵地 |
四 协大其他科研团体 |
五 协大学生毕业论文 |
第三节 学术交流 |
一 客自远方来 |
二 外出讲学或研究 |
第八章 服务社会:福建协和大学的价值之光 |
第一节 爱国壮举 |
一 爱国求民族生存当从反日开始 |
二 爱国求民族进步当从反专制开始 |
第二节 乡村改造 |
一 开展农村服务 |
二 推行民众教育 |
第三节 忠守职业 |
一 教员 坚守教岗 |
二 学生 读书服务并重 |
三 毕业生 风采照人 |
下篇 基督化与中国化的"协和":福建协和大学的历史地位 |
引言 |
第九章 福建协和大学与基督教(文化) |
第一节 协大是基督教文化东渐的产物 |
一 基督教界资助在协大 |
二 神学教育在协大 |
三 基督教文化形式在协大 |
第二节 协大对基督教(文化)的改造 |
一 非基督运动和国人主校 |
二 新中国对协大的改造 |
第十章 福建协和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
第一节 校内中外籍教工间的中西文化交流 |
第二节 协大师生间的中西文化交流 |
第三节 协大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极:外语教育 |
第十一章 福建协和大学和基督教教育中国化 |
第一节 协大教育必然中国化 |
一 国民政府立案与协大教育中国化 |
二 抗日战争和协大教育中国化 |
三 新中国国有化与协大教育中国化 |
第二节 协大中国历史文化研究 |
一 协大中国文化研究的条件 |
二 福建(中国)文化研究会和《福建文化》 |
三 协大其他会社的国学研究 |
第三节 协大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贡献 |
一 协大的两个教育特色 |
二 协大对福建教育的贡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档案文献 |
二、英文档案文献 |
三、报刊杂志 |
四、相关专着 |
五、相关论文 |
附录 |
1、福建协和大学史略 |
2、福建协和大学组织大纲 |
3、福建协和大学训导规则(训导处1944年颁布) |
4、福建协和大学民国卅四学年下学期(1945年春)各院系课程学分表 |
5、《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学则》(1948年教务会议通过,1949年校务会议修正通过) |
6、《福建文化》历期目录 |
7、福建协和大学历届毕业生毕业论文 |
8、福建协和大学大事记 |
9、私立福建协和大学迁邵以来大事记(1938—1942) |
10、福建协和大学的历届毕业生名录 |
11、福建协和大学校友与福建协和大学 |
(1) 母校校名词条刊入《辞海》增订版 |
(2) 协大复校努力之始末(倡议书、致校友信、复校捐款退还情况) |
(3) 福建协和大学校友回忆录和访谈录(俞永受、林纪焘、金章岩) |
后记(致谢) |
(8)我国入选INDEX MEDICUS的生物医学期刊研究及其入选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表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和文献回顾 |
正文 |
第一部分 INDEX MEDICUS 收录我国生物医学期刊的研究 |
1 INDEX MEDICUS 简介 |
2 资料和方法 |
2.1 资料 |
2.1.1 统计INDEX MEDICUS 2000~2006 年收录学科和地理分布的资料来源 |
2.1.2 INDEX MEDICUS 收录我国“中华医学”系列期刊与未收录的对比研究的资料来源 |
2.1.3 INDEX MEDICUS 收录我国医科大学学报与未收录的对比研究的资料来源 |
2.1.4 INDEX MEDICUS 中我国13 种生物医学期刊收录前后对比研究的资料来源 |
2.2 方法 |
3 结果 |
3.1 INDEX MEDICUS 2000~2006 年收录期刊的学科和地理分布情况 |
3.2 INDEX MEDICUS 收录我国“中华医学”系列期刊与未收录的对比研究结果 |
3.3 INDEX MEDICUS 收录我国医科大学学报与未收录的对比研究结果 |
3.4 INDEX MEDICUS 中我国13 种生物医学期刊收录前后的对比分析结果 |
4 讨论 |
4.1 INDEX MEDICUS 收录我国“中华医学”系列期刊 |
4.2 INDEX MEDICUS 收录我国医科大学学报 |
4.3 INDEX MEDICUS 中我国13 种生物医学期刊收录前后的对比分析 |
4.4 结论 |
第二部分 生物医学期刊的发展与入选 INDEX MEDICU |
1 生物医学期刊的发展 |
1.1 生物医学期刊的发展趋势 |
1.2 我国生物医学期刊的发展 |
2 入选 INDEX MEDICUS 对生物医学期刊发展的影响 |
3 INDEX MDEICUS 的选刊标准及方法 |
4 入选 INDEX MEDICUS 的影响因素 |
5 入选INDEX MEDICUS 的对策和措施 |
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历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9)医学期刊网络化现状及我国医学期刊网络化的发展 ——附国内外着名医学期刊及广东省医学期刊网站建设情况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正文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英文缩略词表 |
2.综述 |
致谢 |
原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书 |
(10)中国近代防疫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 选题意义、价值和作用 |
1、理论意义 |
2、学术价值 |
3、现实作用 |
(二) 学术史综述 |
(三) 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1、重点 |
2、难点 |
3、创新点 |
(四) 相关界定 |
1、“中国” |
2、“近代” |
3、“防疫” |
4、“述论” |
注释 |
一、近代防疫背景 |
(一) 传统疫病 |
1、流行特点 |
2、种类 |
3、防疫思想及手段 |
(二) 近代疫病 |
1、疫病诱因 |
2、疫病频率 |
3、疫病种类 |
4、区域分布 |
5、人群分布 |
6、疫病与人口损失 |
注释 |
二、近代防疫事业肇始(1901—1911) |
(一) 近代欧美防疫回顾 |
(二) 教会与中国近代防疫兴起 |
1、行医和医学教育 |
2、防疫工作 |
(三) 海关、租界防疫 |
1、海关 |
2、租界 |
(四) 清政府防疫建设 |
1、西医在中国兴起 |
2、政府防疫工作 |
(五) 东北鼠疫刺激下的防疫立法 |
1、加快立法 |
2、举例 |
注释 |
三、近代防疫体系初步成型(1912-1927) |
(一) 防疫立法 |
1、《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 |
2、《传染病预防条例》 |
3、《京汉铁路检疫暂行细则》 |
4、其他防疫法规 |
(二) 防疫职能部门 |
1、内务府卫生司 |
2、中央防疫处 |
3、中央卫生会 |
4、满洲瘟疫防治站 |
5、警察厅 |
(三) 监狱、军队和学校防疫建设 |
1、监狱 |
2、军队 |
3、学校 |
注释 |
四、近代防疫体系深化与完善(1927-1937) |
(一) 防疫立法 |
1、《传染病防治法》 |
2、行政建制中的防疫规定 |
3、卫生行政法规 |
4、交通防疫法规 |
5、学校防疫制度 |
(二) 卫生防疫部门 |
1、中央 |
2、地方 |
(三) 城、乡防疫建设 |
1、卫生实验区 |
2、城市防疫建设 |
3、县、乡、镇防疫建设 |
(四) 民众卫生教育运动 |
1、民众卫生意识 |
2、公共卫生教育运动 |
3、新生活运动 |
注释 |
五、重大突发疫病防治举要 |
(一) 1911 年东北大鼠疫 |
1、社会反应 |
2、政府防疫 |
3、鼠疫扑灭 |
4、大鼠疫影响 |
5、大鼠疫成因 |
6、鼠疫后的反思 |
7、万国鼠疫会 |
(二) 1918 年晋绥鼠疫 |
1、政府防疫措施 |
2、防疫阻力 |
3、巩固成果及鼠疫扑灭 |
4、防疫成功的原因 |
(三) 1932 年全国大霍乱 |
1、背景 |
2、流行区域及规模 |
3、防疫措施 |
4、路在何方 |
注释 |
六、防疫下的社会变迁 |
(一) 制约防疫发展的因素 |
1、客观条件 |
2、迷信习俗 |
(二) 防疫新风尚形成 |
1、窗口示范 |
2、主要内容 |
注释 |
七、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实用寄生虫病杂志2002年第10卷文题中英文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2]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3]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D]. 孙丹丹. 鲁东大学, 2015(07)
- [4]清代古典霍乱流行研究[D]. 单丽. 复旦大学, 2011(12)
- [5]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D]. 刘媛.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6]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研究(1901-1936)[D]. 王玮. 上海交通大学, 2008(08)
- [7]大德是钦:记忆深处的福建协和大学[D]. 黄涛. 福建师范大学, 2007(01)
- [8]我国入选INDEX MEDICUS的生物医学期刊研究及其入选的影响因素分析[D]. 井晓梅. 第四军医大学, 2007(03)
- [9]医学期刊网络化现状及我国医学期刊网络化的发展 ——附国内外着名医学期刊及广东省医学期刊网站建设情况调查分析[D]. 段咏慧. 第一军医大学, 2005(04)
- [10]中国近代防疫述论[D]. 谷永清. 山东师范大学, 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