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论文文献综述）
王国志[1]（2021）在《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波动性加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因此科学研判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于提升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遵循“文献梳理——理论分析——现状测度——实证研究——理论拓展”的总体研究框架,综合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梳理、指数测算、动态计量实证研究、DSGE理论模拟等方法对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勾稽关系的规律性特征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及其度量,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机制、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及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理论,奠定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可以将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概念界定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发生事件的无法预测性,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运用现有的经济变量作为代理变量、运用专业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测的分歧程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合成指数法、运用大数据爬虫抓取报纸关键词方法、运用高维宏观数据提取共同因子的方法等5种方法,其中后两种方法被广泛使用。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投资期权机制、预防储蓄机制、金融摩擦机制、信息传递机制、长期投资机制、H-A传导机制等6个方面,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显着影响。不同经济周期理论下的货币政策调控理论也存在显着差异,催生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其次,本文测度了我国经济周期指数,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走高的时点大多与特定的经济政治事件相关联,1996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我国一共经历了3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第四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在经济周期交替变化的时点,经济周期对经济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为显着的负向动态条件相关性,在经济紧缩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剧烈,而在经济扩张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平稳。动态溢出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动态溢出效应,且经济周期波动加大了经济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同样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第三,本文构建了MS-AR模型将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程度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的反应及其调控效果,得出如下结论:（1）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正向时变冲击效应,但在经济不确定性的低、中、高区制下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2）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政策在调控产出缺口方面效果比较明显。当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中高区制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3）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调控效果较好,在中、高区制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存在局限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效果更优。第四,本文构建TH-SVAR和SEI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基于TH-SVAR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相同经济周期阶段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应具有对称性,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调控效果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收缩期。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经济收缩期两种政策工具对产出与通胀的调控效果相对复杂。基于SEI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和非对称特征。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更为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更为有效。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的调控效应更加符合政策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在经济收缩期优于经济扩张期。最后,本文构建了包含预期因素和异质冲击的DSGE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当模型中引入政策预期因素后可以与数据实现较好的拟合,且预期冲击形式的有效识别使得工具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反应程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2）通胀对利率工具调控较为敏感,数量工具调控对产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然而数量冲击下产出易出现逆向波动降低调控有效性。当对预期冲击和非预期冲击进行识别后,工具变量的预期冲击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影响作用均有所增加,且目标变量收敛周期均有所缩短。（3）影响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占优冲击来源分别为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对冲击来源结构的有效分解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及货币政策调控实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准确识别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稳定经济政策预期,以政策确定性应对经济不确定性。（2）优化货币政策量价配合机制,强化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协调。（3）加强对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张振[2]（2020）在《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研究 ——基于金融科技视角》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科技正以惊人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的变革,其与金融融合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而且已经深度渗透到金融的每个行业。当前科学技术更新加快,金融科技不断发展进步,各种新型金融产品也是层出不穷,炙手可热的金融科技给金融行业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会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甚至是货币政策造成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到底怎样,又是否会改变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探讨。一直以来,我国都把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中央银行也会依据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的变动来制定一系列货币政策以保证国家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最近几年,随着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金融科技相关的行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数据库发布的中国金融科技行业数据显示,2018年金融科技行业融资额度达到1006亿元,比2017年增长了 55.5%。金融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以往的支付模式和交易方式,并逐渐形成了以电子支付为主体的支付体系。金融科技不仅模糊了传统货币层次M0、M1和M2之间的界限,增大了基础货币的派生倍数,加速了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且金融科技中的部分资金不计入货币供应量的统计范围内,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从而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在金融科技的大背景下,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其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都得到提升。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金融科技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金融科技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相关概况,先是从理论方面对于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接着从实证方面对论文观点进行了验证,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从理论上来说,金融科技一方面会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相关性,另一方面则会提升利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相关性;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传播渠道来看,金融科技提升了利率渠道的传导功能,并削弱了信贷渠道的传导功能。实证方面,金融科技方面选取M2/M0作为代理变量;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上,以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供应量的代理变量,以七天同业拆借利率R作为利率的代理变量;货币政策终极目标方面,经济增长指标选取了 GDP作为变量,物价指标选取了 CPI;所有数据均采用2002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并运用VAR模型进行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虽然目前我国还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的货币中介目标,但是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利率的有效性要好于货币供应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又从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构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以及实现中介目标从货币供应量到利率的平稳过渡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随着金融科技不断深入发展,它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也必将更加深远。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金融科技的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于中介目标的影响程度,提供一些合理建议和参考意见。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龙俊鹏[4]（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王冰冰[5]（2020）在《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结构性变迁,在金融领域,新时代的货币创造渠道和金融深化水平均发生了显着变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提出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即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发挥逆周期调控功能,在此背景下分析并解决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本文从新时代的特征出发,遵循“理论基础——文献述评——现实基础——理论模拟——实证研究——政策分析”的总体研究思路,采用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相结合、理论模拟与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相结合、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学术分析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框架,综合使用理论和文献归纳方法、NK-DSGE模型、SV-TVP-VAR模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系统性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并延伸至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并轨以及其他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探讨。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和文献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仍有诸多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比如“利率双轨制”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量价转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现有研究对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的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在构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模型方面也有所欠缺,对经济学以外其他领域的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形成机理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关注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国内外实践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以价格型为主,发达利率体系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在历史上同样存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中介目标选择与我国的差异性背后更多体现了体制性因素以及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均属于典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均是利率指标,其传导机制依赖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主要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最终目标是保持内部和外部均衡,中介目标方面关于数量型和价格型的争论一直存在且仍未结束,政策工具包含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仍然以商业银行广义信贷为主导。第三,本文对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效果进行了理论模拟,基于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没有传导环节阻塞和摩擦的情况下,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可以对最终目标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对比分析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工资水平的最大传导效应均明显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最大传导效应,表明现阶段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更高,价格型指标更加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第四,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现阶段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汇率等重要变量均可以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随着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随着汇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除通货膨胀率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其他所有指标的调控效果总体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表明价格型中介目标更优。第五,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和融资结构,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利率市场化程度和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同时可以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货币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同时提升数量型中介目标和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结构变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创新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综合来看,我国数量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下降,价格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提升,货币政策量价转型的必要性凸显。第六,本文进一步对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阶段已经完成了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但是实际上的利率管制和利率双轨制问题仍然存在。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典型特征是由基准存贷款利率决定的信贷市场利率（计划轨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以及债券市场利率（市场轨利率）并存,计划轨利率和市场轨利率同时发挥作用。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市场轨利率和计划轨利率均起到了逆周期调控效果,在低波动区制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调控效果更强,市场轨利率的调控强度明显大于计划轨利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市场基准利率或利率走廊机制尚未形成、居民储蓄偏好和监管制度导向导致存款利率刚性、商业银行内部资金定价体系和管理能力滞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对市场利率变动不敏感、信贷方面的数量管制和窗口指导。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和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在顶层设计层面,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第二,在货币市场改革方面,要逐步淡化存贷款基准利率,着力培育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或者利率走廊。第三,在资本市场改革和完善监管政策方面,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健全金融体系制度和监管机制。第四,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应提升内部资金定价能力和管理能力。第五,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应突破单一的金融改革思路,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第六,在信贷政策和汇率改革方面,应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化运行机制。第七,在宏观经济调控方向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韧性。
吴尚燃[6]（2019）在《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我国债务杠杆率的迅速提高,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推动了全社会债务杠杆率进一步攀升。债务杠杆率与经济增速的变动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与货币金融环境的变化。众所周知,适当的债务杠杆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当债务杠杆率过高时,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因此,为实现债务杠杆的优化调整,自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调控措施。与此同时,全社会债务杠杆率仍居高不下,继2018年出现小幅下挫后,2019年又再度攀升,并且再创历史新高,债务利用效率的降低和分化问题日益凸显。债务杠杆的动态变化对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债务杠杆率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波动,因此,货币政策的选择对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尤为重要。但国内外的调控实践证明,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调整面临着两难,具体表现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加速债务规模的扩张,从而累积债务风险。而如果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则可能引发流动性紧缺,造成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甚至引发“债务——通缩”。如何处理好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与“控杠杆”间的权衡关系,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同步调整,尤其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进行货币政策的选择,以达到促进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目标是债务杠杆调整中货币当局应关注的重点议题。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旨在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债务杠杆效率的优化为目标,系统研究我国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通过研究中国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与影响因素分析了我国债务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杠杆率形成的驱动机制;通过研究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指出了我国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结构性改革视角研究了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分层”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对债务杠杆调整阶段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论文的研究结论,对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以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进程及货币金融体系的现状为分析起点,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杠杆”的形成。系统梳理了每个阶段的债务杠杆率变动背后我国不同经济主体负债活动的发生、发展与当时所处的经济、社会、政策环境。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由于债务杠杆的攀升和波动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对货币政策进行定性判断的参考指标应考虑债务杠杆的运行趋势与驱动因素。针对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指出“稳杠杆”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现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能够稳定杠杆率的增速、抑制其过快上涨的势头以及提升债务资本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配置效率。第二,论文分别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两方面对我国债务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不同实体部门、不同区域是否具备加杠杆的空间提供政策依据。对于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论文构建了VECM模型从分部门角度研究了实体经济债务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不同部门债务杠杆水平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具有显着差异,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并且政府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刺激高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水平对经济的影响,而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刺激效应。随后通过嵌入空间计量分析的索洛余值核算方法,对我国31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不同区域间存在投资效率的差异。进一步通过构建面板模型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间接融资比重、人均GDP、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及研发投入等因素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债务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全要素生产率、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对债务杠杆率的提升具有显着的负向效应,其他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则产生了分化,这说明我国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对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应具有空间思维,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债务杠杆优化调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第三,研究了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并分析了我国传统货币政策在债务杠杆率调整中传导机制不畅的主要原因。关于该问题的研究,首先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了有利于债务杠杆率调整的货币金融环境。随后通过构建VAR模型研究了包括我国全社会债务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利率和汇率四个变量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利率在其变化的初期,对债务杠杆增长率带来正向刺激,并逐渐减弱,直到第5期转为负向刺激,于第9期附近达到负向最大刺激,随后逐渐减弱;汇率对债务杠杆率的刺激效果并不明显,大约在第4期呈现负向刺激效应,但这种冲击始终比较微弱,并在随后的时期内一直保持负向冲击;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确实能够起到降低债务杠杆率的作用,因此货币当局应密切关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去杠杆”任务提出以来,我国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滞。论文进一步从“影子银行”对货币调控指标的影响、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性、同业监管引发的流动性分层等方面分析了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弱化的原因。第四,有鉴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弱化,本文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分层”问题进行了理论建模与数值模拟,研究了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并对“去杠杆”以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研究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TVP-VAR模型实证分析显示,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以及抵押补充贷款三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我国债务杠杆率、经济增长均有显着影响,其中,抵押补充贷款对“控杠杆”与“稳增长”的刺激效果最好,其次是中期借贷便利,但需要注意的是,从长期来看,中期借贷便利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负向效应。常备借贷便利未能起到“控杠杆”与“稳增长”的效果。因此,货币当局应当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有所权衡。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分别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货币政策的选择两个方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债务杠杆率的调整方面:一是应以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式去杠杆,坚持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在货币金融领域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和区域,要充分释放其经济增长潜力,而对于落后产能,应尽量通过债务重组、债务置换等方式进行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二是应尽快构建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债务杠杆管理评价体系,债务杠杆管理框架下的评价体系中应纳入我国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影响指标,基于经济质量提升的基础上把握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优化。三是推进我国多渠道融资体系的建设,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加快完成社会资源产权的市场化确定,改善现有新三板及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交投清淡的现状,加强区域性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的建设,发挥民营银行的差异化特色,以金融科技为主要抓手拓宽金融的服务范围,开展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通过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实现提高经济领域微观经济主体直接融资比重的目的。四是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实施规则监管、分类监管与科技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探索与我国债务杠杆率调整相适应的监管方法与风险处置机制。货币政策选择方面:一是把握调控的力度与节奏,为债务杠杆率的优化调整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在关注债务杠杆率总量变动的情况下,货币当局还应关注各部门债务可持续性的差异,应尽量实现微观主体收入的上升速度大于其债务的增长速度,防止利率的快速上升加重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负担。二是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过打造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操作灵活、风险可控的多工具调控体系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利率走廊机制的建设,央行应通过基于经济金融形势与流动性的判断确定目标利率,并展开相应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降低实际贷款利率为目标缓解实体经济各部门的债务压力。四是应以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公开市场业务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结构性货币政策所覆盖的金融结构范围,加强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沟通,持续完善预期管理制度。五是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确保流动性能够进入实体经济部门,通过探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实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目标,从而通过做大债务杠杆率指标中GDP分母的方式实现债务杠杆结构的优化调整。
李秀萍[7]（2019）在《中国高货币之谜探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持续走高,截至2018年底已高达183万亿元,伴随着超高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GDP的比值也从1990年的0.32上升到2018年的2.03左右。然而,如此高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却没有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反而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速更是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着名的经济学家麦金农形象的将这种现象称为“高货币之谜”（Mckinnon 1993）。就我国的货币化水平是否偏高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们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如何深度解读我国的M2/GDP比率是否偏高问题,成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将系统地对我国的高货币化之谜成因进行深入探究。就我国的M2/GDP水平是否偏高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们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经济货币化进程说、货币沉淀说、金融抑制说、外汇储备说、储蓄率高、不良贷款率高、产业结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程度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发达等,这些解释都有不同程度的说服力,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我们知道,M2从理论上是指基础货币通过银行信贷循环创造派生后形成的广义货币量,即货币创造需要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共同参与,而货币流向则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参与进而对GDP产生贡献。本文基于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分析,通过理论和实证发现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行为对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为我国高货币之谜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本文以博弈论和产业经济学学科为指导,采用规范和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比较与系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央行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地方政府的行为与高货币之谜的关联性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我们的研究思路在于:首先,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发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影响了M2/GDP的水平,构建起央行独立性对高货币之谜的影响机理;其次,从博弈论角度出发,在央行独立性基础上引入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信贷传导机制,研究央行独立性、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信贷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机理;然后,通过分析商业银行的行为,发现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行为以及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扩张影响了M2的增加,从而间接推高了M2/GDP水平,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验证了结论;再次,通过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助推信贷错配的行为影响了M2/GDP水平的升高,通过数理模型分析构建地方政府行为影响高货币之谜的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其因果关系;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定性影响M2/GDP水平。本文首先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从国际上看央行独立性较强的国家M2/GDP变动相对平稳,从时间上看每一次货币政策冲击都会引发中国M2/GDP水平的攀升。理论结果也表明央行的独立性与货币政策稳定性直接影响了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助推信贷投放行为,最终导致M2/GDP水平的不断升高。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路径:一是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人员结构,使得中央银行在货币供给方面的决策权得以加强;二是提高中央银行的行政级别,使其可以自主实施货币政策,兼顾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速;三是可以将政策目标多元化,单一的追求经济增长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定,且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不是长久之策,容易引发更大的风险。第二,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行为影响M2/GDP水平。首先,根据中央银行关于广义货币的统计口径,通过测算可以看到广义货币的快速增长可以用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部分高速增长来解释,而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用公众的储蓄存款的增长来解释。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博弈论解释广义货币M2的增长,以便给中国的“高货币之谜”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其次,通过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影响广义货币供给进行微观机理分析,认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扩张会影响广义货币供给,利用2005-2017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性扩张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成为推高M2/GDP的重要因素。在金融市场逐步完善下,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的存款竞争行为,防止恶性竞争成为当务之急;拓展公众的投资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直接融资模式的发展;加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管理,提高资产端的资金利用效率,从而有效缓解M2/GDP比值过高的现状。第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助推信贷错配的行为成为推高M2/GDP的重要因素。首先,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动态数理模型,以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来解释货币之谜,发现地方政府在锦标赛制度的晋升机制下,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M2/GDP水平的升高。其次,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的三阶段动态数理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在面对经济冲击时,当前的晋升体制如何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导致货币政策失效,并通过城市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这一假说。未来,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多指标、多角度衡量官员晋升的制度,不再以经济增长为单一考核指标,会一定程度上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得信贷错配效应得到缓解。总体而言,与现有的文献相比,本文基于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角度,通过分析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行为对高货币之谜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探究。本文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创新:（1）构建高货币之谜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本文基于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通过货币源头——中央银行——货币循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地方政府——企业的链条,以三大经济主体的互动模式展开,并分别分析各行为主体在货币循环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机理,系统论证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机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2）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经济主体的行为角度出发,首先从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定性出发研究高货币之谜产生机制,然后通过分析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行为进一步对高货币产生机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博弈论和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为基础,构建相关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机理进行剖析和验证,从而对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机制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俞小玥[8]（2019）在《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后,房地产市场突飞猛进,不但极大地改善了居民住房环境,也有效地促进了城镇化建设,为拉动地方GDP的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也持续高涨。房价的非合理上涨随之带来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合理发展,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剪刀差逐步加大,过分蚕食了改革开放为人民带来的红利,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固增长。在此背景下,我国央行频繁出台货币政策,以抑制不健康的房价增速。因此,梳理好货币政策与房价之间的关系,为经济界人士研究货币政策与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整理了自住房体制改革至2018年以来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明确了货币政策的重要地位。在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情况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划分房地产业及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之后开展实证研究,先是基于VAR模型,通过变量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等获取从我国整体角度出发,货币政策中的不同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随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获取货币政策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房价影响的不同效果。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房价均有显着影响,货币供应量对房价存在正向影响,利率对房价存在负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体现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而价格型货币政策仅在西部地区存在显着影响。基于具体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最后从地区情况、政策工具运用、政策考量体系和市场监管力度等方面提出货币政策对房价影响的政策性建议,.以期为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提供一定参考建议。
龙小燕[9]（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李刚[10]（2019）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机理、路径与检验》文中提出2014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经济相对低增长时期,2018年GDP增速为6.6%,相对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伴随着经济的相对低速增长,实体经济投资相比之前略有不足,加之资本的逐利性,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进入了资产投资领域,尤其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加剧了资产价格的波动,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基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剧烈价格波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被监管层多次提及,并成为政府管理部门设定的监管目标,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就是要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造成资产价格波动的因素很多,但终归都是因为人的参与,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大源动力,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理念的改变是资产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结构及人口政策一直在发生变化,人口结构中,人口年龄结构是最核心的一个结构。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此背景下,中国放开了“二胎”政策,这在短期内又带来了新的年龄结构变化,即未成年儿童显着增多。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面临老人和未成年人同时增加的局面,这种改变必将对资产投资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将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风险厌恶变化入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思路如下:（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首先会影响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风险厌恶是主观意识,资产配置是客观行为结果,风险厌恶变化和资产配置改变是同一个过程。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因为自身爱好、性格、情感等主观意识的变化,对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从个体到总体改变了全社会的风险厌恶态度。因为风险厌恶态度的改变,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资产选择倾向和不同的资产配置结果。（2）风险厌恶的变化、资产配置的改变会使得市场对各种资产的需求发生变化,进而改变相应资产的价格,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某一项资产的家庭配置比例显着增加,则该资产价格将会上涨,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资产家庭配置比例下降,则该资产价格将会下跌。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带来资产价格波动。（3）资产价格波动会通过宏观经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渠道最终影响金融稳定。资产价格的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资产价格保持适度上涨对金融稳定是有利的;但资产价格过度上涨,乃至产生了泡沫,则对金融稳定的破坏又是巨大的。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股票、房地产等重要资产价格平稳变化或温和上涨,那么整个金融体系是稳健的,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资产价格持续剧烈波动,那又会破坏金融稳定。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思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首先影响风险厌恶并带来资产配置改变,资产配置变化带来资产价格波动,资产价格波动最终影响金融稳定。本文一共分为八章: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规划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概念界定,然后详细分析了本文的研究目标“金融稳定”,研究了金融稳定的内涵、度量方法,确定了金融稳定指标体系和指标合成方法,给出了金融稳定指数值的计算公式。最后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内在机制和相关基础理论。第3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先从微观家庭资产负债表分析单个家庭资产配置变化情况,再扩展到总体的宏观家庭资产配置变化,并分析其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最后从宏观经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三个方面分析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的联系。第4章是“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分析了全球整体的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第5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了检验。第6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检验”。用三种方式分三部分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一部分从定性描述角度检验;第二部分用美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代际人口结构变化检验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美国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三部分用国内外相关数据基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7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利用第2章金融稳定指数度量方法对全球主要国家和中国的金融稳定指数进行度量,然后将计算出的金融稳定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口年龄结构作为解释变量,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指数的影响。第8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这一章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全球少儿抚养比在经历数十年连续下降,2010年之后渐趋平稳;中国少儿抚养比也已经企稳回升,但低于美英法三国。（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本文从微观行为金融和宏观金融表现两个角度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变化和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年龄结构的微观投资主体风险厌恶变化呈U字形效应;宏观金融表现显示人口年龄结构显着影响资产配置。（3）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从定性描述角度分析,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房地产价格走势关联度非常高,而这些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股票价格走势关联度稍差。从历史经验角度,用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数据分析认为,2001年和2008年美国股市的下跌与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不断抛出巨量投资房是2006年后美国房价不断下跌的重要原因。全球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房地产价格变化和股票价格变化;中国相关数据检验显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化;但中国相关数据实证并未发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股票价格变化有显着影响。（4）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有影响,但国内外影响效果不一致。全球主要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显着,少儿抚养比与金融稳定负相关,老年抚养比与金融稳定正相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显着,但中国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金融稳定都是负相关的。基于这些结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1）从长远考虑,鼓励生育,适度提高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持续观察“二胎”政策实施效果;抑制房价上涨,发挥“二胎”政策作用;（2）密切关注老年抚养比数据变化,持续观察老年抚养比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方向变化;（3）完善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保障金融市场秩序平稳;（4）适时调整金融市场金融资产供给结构,重点加强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开发和应用;（5）引导中国老年人理性投资;（6）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发挥老年人对金融稳定的积极作用;（7）加强金融市场监管,抑制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建立了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稳定的联系,从长效机制角度研究影响金融稳定的内在因素,丰富了金融稳定分析框架。（2）描绘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路径,考察了资产配置、资产价格波动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金融稳定过程中的作用。（3）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效果,发现了中国老年人与其他国家老年人对金融稳定影响效果不一样的现象。
二、200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2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1.4 论文框架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与度量 |
| 2.2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4 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测度及其协动性 |
| 3.1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走势分析 |
| 3.2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测度和走势分析 |
| 3.2.1 传统经济周期测度方法的总结与利弊评述 |
| 3.2.2 MS-DFM测度经济周期的原理简述 |
| 3.2.3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实时测度 |
| 3.2.4 我国经济周期统计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3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检验 |
| 3.3.1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 |
| 3.3.2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相关性检验 |
| 3.3.3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4.1 不同政策目标和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量价选择的初步探讨 |
| 4.1.1 不同政策目标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2 经济不确定影响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3 双重背景下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选择的探讨 |
| 4.2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阶段划分 |
| 4.2.1 MS-AR模型 |
| 4.2.2 经济不确定性区制划分 |
| 4.3 LT-TVP-VAR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
| 4.3.1 LT-TVP-VAR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4.4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与调控机制 |
| 4.4.1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 |
| 4.4.2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产出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4.3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通胀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典型事实 |
| 5.1.1 经济周期波动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演变 |
| 5.1.2 经济周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1.3 经济周期收缩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2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对比 |
| 5.2.1 TH-SVAR模型介绍 |
| 5.2.2 数据选取与检验 |
| 5.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4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5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有效性对比 |
| 5.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1 SEIVAR模型估计原理与脉冲响应函数构建 |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3 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未预期冲击、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考虑政策预期因素的DSGE模型构架 |
| 6.2.1 私人家庭 |
| 6.2.2 生产厂商 |
| 6.2.3 政府部门 |
| 6.2.4 货币当局 |
| 6.3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6.3.1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3.2 参数校准与设定 |
| 6.3.3 冲击路径识别 |
| 6.3.4 参数贝叶斯估计 |
| 6.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
| 6.4.1 脉冲响应分析 |
| 6.4.2 方差分解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研究 ——基于金融科技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和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金融科技的研究 |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 关于金融科技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关系研究 |
| 2.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 文献综述总结 |
| 第三章 金融科技和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相关概述 |
| 3.1 金融科技概述 |
| 3.1.1 金融科技的概念界定 |
| 3.1.2 金融科技的特点 |
| 3.1.3 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 |
| 3.2 金融科技的关键技术 |
| 3.2.1 人工智能 |
| 3.2.2 大数据 |
| 3.2.3 分布式技术 |
| 3.2.4 生物识别技术 |
| 3.3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标准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3.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标准 |
| 3.3.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4 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3.4.1 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
| 3.4.2 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
| 3.4.3 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
| 第四章 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理论分析 |
| 4.1 金融科技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4.1.1 金融科技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 |
| 4.1.2 金融科技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 |
| 4.1.3 金融科技降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 |
| 4.2 金融科技对利率的影响 |
| 4.2.1 金融科技提高利率的可测性 |
| 4.2.2 金融科技提高利率的可控性 |
| 4.2.3 金融科技提高利率的相关性 |
| 4.3 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
| 4.3.1 金融科技对利率传导渠道的影响 |
| 4.3.2 金融科技对信贷传导渠道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实证研究 |
| 5.1 模型的选择、变量的选取和处理以及数据的来源 |
| 5.1.1 模型的选择 |
| 5.1.2 变量的选取 |
| 5.1.3 变量的处理 |
| 5.1.4 数据的来源 |
| 5.2 单位根检验 |
| 5.3 协整检验 |
| 5.4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5 VAR模型的建立 |
| 5.6 脉冲响应分析 |
| 5.7 方差分解 |
| 5.8 实证结论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
| 6.1 对策建议 |
| 6.1.1 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
| 6.1.2 构建更加全面的货币中介目标体系 |
| 6.1.3 实现货币供应量到利率中介目标的平稳过渡 |
| 6.2 研究结论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5）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研究框架和方法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4.1 文章结构安排 |
| 1.4.2 主要创新 |
| 1.4.3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货币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货币本质理论 |
| 2.1.2 货币供给理论 |
| 2.1.3 古典货币数量论 |
| 2.1.4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及其发展 |
| 2.1.5 货币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
| 2.1.6 现代货币理论 |
| 2.2 货币政策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政策工具与传导机制 |
| 2.2.2 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 |
| 2.2.3 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麦科勒姆规则 |
| 2.2.4 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 |
| 2.3.2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 |
| 2.3.3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研究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货币政策调控及转型的国内外实践 |
| 3.1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1.1 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1.2 美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1.3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 3.2 日本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2.1 日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2.2 日本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2.3 日本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 |
| 3.3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3.1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3.2 欧元区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3.3 英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4 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4.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变迁 |
| 3.4.2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
| 3.4.3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及操作 |
| 3.4.4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DSGE理论模拟 |
| 4.1 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构建 |
| 4.1.1 家庭部门 |
| 4.1.2 最终产品生产厂商 |
| 4.1.3 中间产品生产厂商 |
| 4.1.4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
| 4.1.5 市场出清 |
| 4.2 参数校准和先验分布设定 |
| 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模拟 |
| 4.3.1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2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3 量价调控效果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对比的实证研究 |
| 5.1 SV-TVP-VAR模型 |
| 5.2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实体经济指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结果 |
| 5.2.2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3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1 中国资产价格运行的典型特征 |
| 5.3.2 数据和实证结果 |
| 5.3.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3.4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4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汇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4.1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和运行趋势 |
| 5.4.2 变量、数据和估计结果 |
| 5.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2.1 中国货币创造渠道的结构分解 |
| 6.2.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的影响 |
| 6.3 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3.1 金融深化的影响 |
| 6.3.2 金融创新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研究 |
| 7.1 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1.1 利率市场化进程 |
| 7.1.2 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2 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实证研究 |
| 7.2.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
| 7.2.2 变量、数据和经济周期运行区制划分结果 |
| 7.2.3 不同区制下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脉冲响应分析 |
| 7.3 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和利率转轨政策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3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关于“债”与债务杠杆率的定义 |
| 2.1.2 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1.3 “金融不稳定”与“流动性陷阱” |
| 2.1.4 “金融加速器”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债务杠杆经济效应方面的研究 |
| 2.2.2 “高杠杆率”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与内涵 |
| 2.2.3 债务杠杆率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问题研究 |
| 2.2.4 有关杠杆调整下货币政策选择的研究进展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与货币金融体系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历程 |
| 3.1.1 企业与政府逐步加杠杆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积累阶段(2001-2007) |
| 3.1.2 地方政府为事实负债主体的杠杆率大幅攀升阶段(2001-2007) |
| 3.1.3 居民加杠杆为主要特征的杠杆转移阶段(2015-至今) |
| 3.2 高杠杆下的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现状分析 |
| 3.2.1 流动性约束下传统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面临挑战 |
| 3.2.2 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有所增强 |
| 3.2.3 信贷资源在企业利润率分化下存在资源错配问题 |
| 3.3 “去杠杆”以来我国所实施的货币调控政策 |
| 3.3.1 全面去杠杆阶段(2015-2017) |
| 3.3.2 以结构性调整为特征的第二阶段(2018 年) |
| 3.3.3 稳杠杆与结构性去杠杆同步发力的第三阶段(2019 年以来) |
| 3.4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
| 3.4.1 货币政策受到多目标的掣肘 |
| 3.4.2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降低 |
| 3.4.3 “脱实向虚”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债务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
| 4.2.1 模型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2.2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分省TFP测算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3.2 不同区域债务杠杆率差异成因的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
| 5.1 引言 |
| 5.2 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2.1 债务杠杆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
| 5.2.2 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作用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方差分解分析 |
| 5.4 传统货币政策影响债务杠杆调整的主要问题 |
| 5.4.1 “影子银行”使得M2 调控指标的作用弱化 |
| 5.4.2 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变动敏感性不强 |
| 5.4.3 流动性分层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流动性分层的作用机制研究 |
| 6.2.1 理论模型的构造 |
| 6.2.2 模型的求解 |
| 6.2.3 比较静态分析 |
| 6.2.4 数值模拟 |
| 6.3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3.2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6.3.3 时变参数特征分析 |
| 6.3.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债务杠杆率调整方面 |
| 7.2.2 货币政策选择方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高货币之谜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高货币之谜的理论基础 |
| 1.1.2 高货币之谜追本溯源 |
| 1.1.3 高货币之谜影响中国经济增速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图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困难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高货币之谜相关研究 |
| 2.1.1 高货币之谜产生原因 |
| 2.1.2 高货币化之谜潜在风险 |
| 2.1.3 高货币化之谜演进趋势 |
| 2.2 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高货币之谜 |
| 2.2.1 国内研究进展 |
| 2.2.2 国外研究进展 |
| 2.3 商业银行行为与高货币之谜 |
| 2.3.1 商业银行存款行为与高货币 |
| 2.3.2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与高货币 |
| 2.3.3 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与高货币 |
| 2.4 地方政府行为与高货币之谜 |
| 2.4.1 地方土地财政与晋升机制 |
| 2.4.2 信贷资源错配与高货币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高货币之谜产生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1 广义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速不匹配效应 |
| 3.1.1 传统货币数量理论适用性 |
| 3.1.2 经济增速放缓机制 |
| 3.2 货币政策冲击不对称效应 |
| 3.2.1 外部冲击影响货币当局的反应机制 |
| 3.2.2 货币当局的稳增长约束机制 |
| 3.3 信贷传导机制阻滞效应 |
| 3.3.1 商业银行的风险规避机制 |
| 3.3.2 地方政府的助推信贷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央行独立性与高货币之谜:影响机理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说 |
| 4.3 理论模型 |
| 4.3.1 中央银行反应函数 |
| 4.3.2 商业银行反应函数 |
| 4.3.3 地方政府反应函数 |
| 4.4 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银行行为与高货币之谜:影响机理 |
| 5.1 引言 |
| 5.2 存款竞争与高货币供给 |
| 5.2.1 基础模型 |
| 5.2.2 拓展模型 |
| 5.3 资产负债表扩张影响货币供给 |
| 5.3.1 微观机理分析 |
| 5.3.2 实证分析 |
| 5.3.3 计量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行为和高货币之谜:影响机理 |
| 6.1 引言 |
| 6.2 数理模型 |
| 6.2.1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 |
| 6.2.2 锦标赛机制助推高货币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数据与实证模型 |
| 6.3.2 基本回归结果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本文主要创新 |
| 1.3.2 本文不足之处 |
| 2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 2.1.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区域性差异 |
| 2.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3 文献评述 |
| 3 相关理论基础 |
| 3.1 房地产及其价格相关理论概述 |
| 3.1.1 房地产的界定与特征 |
| 3.1.2 房地产价格及其影响因素 |
| 3.1.3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概况 |
| 3.2 货币政策相关理论概述 |
| 3.2.1 货币政策目标 |
| 3.2.2 货币政策工具 |
| 3.2.3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3 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机理分析 |
| 3.3.1 货币供应量对房价的影响途径 |
| 3.3.2 利息率对房价的影响途径 |
| 4 我国房地产业与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
| 4.1 房地产调控政策分析 |
| 4.1.1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阶段划分 |
| 4.1.2 我国房地产业历年调控政策 |
| 4.2 历年货币政策及房价波动分析 |
| 4.2.1 我国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划分 |
| 4.2.2 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 5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对全国整体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 5.1.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1.2 描述性统计 |
| 5.1.3 平稳性检验 |
| 5.1.4 向量自回归模型 |
| 5.1.5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1.6 脉冲响应 |
| 5.2 对不同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 5.2.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2.2 描述性统计 |
| 5.2.3 豪斯曼检验 |
| 5.2.4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回归 |
| 5.2.5 稳健性检验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与展望 |
| 6.1.1 结论 |
| 6.1.2 展望 |
| 6.2 相关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机理、路径与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风险厌恶研究综述 |
| 1.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研究综述 |
| 1.2.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研究综述 |
| 1.2.4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综述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1.3.2 本文的研究内容 |
| 1.3.3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年龄结构 |
| 2.1.2 风险厌恶 |
| 2.1.3 资产配置 |
| 2.1.4 资产价格波动 |
| 2.1.5 金融稳定 |
| 2.2 金融稳定理论与度量 |
| 2.2.1 金融稳定理论 |
| 2.2.2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 |
| 2.2.3 金融稳定指标体系构建 |
| 2.2.4 指标合成与金融稳定指数 |
| 2.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 |
| 2.3.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的影响 |
| 2.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资产配置影响资产价格波动 |
| 2.3.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金融稳定 |
| 2.4 相应理论 |
| 2.4.1 生命周期假说 |
| 2.4.2 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 |
| 2.4.3 基于生命周期的投资理论和资产配置理论 |
| 2.4.4 世代交叠模型(OLG) |
| 2.4.5 基于Markowitz模型和生命周期模型的风险厌恶测算 |
| 2.5 小结 |
| 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 |
| 3.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 |
| 3.1.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观影响——风险厌恶 |
| 3.1.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客观影响结果——资产配置 |
| 3.2 资产配置变化影响资产价格波动 |
| 3.2.1 微观家庭资产负债表与资产配置 |
| 3.2.2 宏观家庭资产配置变化与资产价格波动 |
| 3.3 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金融稳定 |
| 3.3.1 资产价格波动、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 |
| 3.3.2 房地产价格波动、银行体系与金融稳定 |
| 3.3.3 股票价格波动、资本市场与金融稳定 |
| 3.4 小结 |
| 4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 |
| 4.1 人口年龄结构类型 |
| 4.2 全球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 |
| 4.3 世界主要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 |
| 4.3.1 美国 |
| 4.3.2 英国 |
| 4.3.3 法国 |
| 4.3.4 德国 |
| 4.3.5 日本 |
| 4.3.6 中国 |
| 4.4 小结 |
| 5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影响的实证检验:微观证据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计量模型 |
| 5.1.3 实证检验结果 |
| 5.1.4 年龄分组回归 |
| 5.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宏观证据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计量模型 |
| 5.2.3 实证检验结果 |
| 5.3 小结 |
| 6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检验 |
| 6.1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资产价格波动趋势比较 |
| 6.1.1 美国 |
| 6.1.2 欧洲主要国家 |
| 6.1.3 日本 |
| 6.1.4 中国 |
| 6.1.5 各国的总结和比较 |
| 6.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历史经验印证——基于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的分析 |
| 6.2.1 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股票价格的影响 |
| 6.2.2 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 6.2.3 历史经验总结 |
| 6.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变量选取及研究方法 |
| 6.3.2 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3.3 中国数据实证检验 |
| 6.4 小结 |
| 7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全球主要国家金融稳定指数值度量 |
| 7.1.1 样本 |
| 7.1.2 指数值 |
| 7.2 全球主要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2.1 变量与计量模型 |
| 7.2.2 模型检验 |
| 7.2.3 实证结果 |
| 7.3 中国金融稳定指数度量 |
| 7.3.1 指标体系和度量公式 |
| 7.3.2 中国金融稳定指数值 |
| 7.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4.1 计量模型 |
| 7.4.2 模型检验 |
| 7.4.3 实证结果 |
| 7.5 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政策目标 |
| 8.2.2 具体措施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200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王国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研究 ——基于金融科技视角[D]. 张振. 山东大学, 2020(02)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D]. 王冰冰. 吉林大学, 2020(08)
- [6]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D]. 吴尚燃. 吉林大学, 2019(02)
- [7]中国高货币之谜探究[D]. 李秀萍. 东南大学, 2019(01)
- [8]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俞小玥. 厦门大学, 2019(08)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10]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机理、路径与检验[D]. 李刚.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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