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虫”当成“病”

一、莫把“虫”害当“病”害（论文文献综述）

杨红萍^[1]（2021）在《易门谚语的修辞艺术研究》文中提出易门县隶属云南省玉溪市,境内除汉族外,还居住着彝族、苗族、哈尼族等21个少数民族,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易门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民间文学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谚语作为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易门谚语朴实精练,折射出易门人民的智慧与思想,反映着易门的社会风俗文化和地域特色,而且易门谚语无处不在,活跃于人们的言语交际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价值,为易门人民所喜闻乐道,这与它独特的语言艺术魅力是密不可分的。文章以易门汉语方言谚语为研究对象,从语音、词语、辞格三方面对谚语的修辞艺术特色展开研究。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述了选题缘由及意义、选题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研究方法,交代了语料来源以及易门方言音系。第一章从语音修辞入手,对易门汉语方言谚语的押韵及节拍进行分类统计来分析其语音的修辞特征,具体描述了易门谚语的押韵方式、押韵位置、韵辙的使用特点、节拍划分的基本方式等方面的特征。第二章从词语修辞入手,对易门汉语方言谚语中大量运用的特色方言词、叠音词、同义词和反义词进行研究分析,具体描述了易门汉语方言谚语中不同类型的词语修辞特点,反映出易门人民的用语习惯以及对事物爱憎分明的特点。第三章从辞格的运用入手,对易门汉语方言谚语中常用的比喻、比拟等深层修辞和对偶、夸张等浅层修辞进行研究分析,具体描述了不同的辞格类型在易门谚语语言建构上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最后是结语,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研究待改进之处。

杨化冰^[2]（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提出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裘兆远^[3]（2018）在《苏州宝卷研究 ——以中国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宝卷是民间文学和曲艺的一个综合体,它与雅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它是生根在民间群众中的文艺形式,是民间宗教和信仰的一个良好载体,是底层群众文化、娱乐、艺术、信仰的结合体。关于宝卷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开辟了宝卷研究一番新的天地。其中关于宝卷的版本、收藏、编目、刊刻是一个重要内容,其次是对宝卷的源流考证、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关系研究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涌现了一批国外的学者也参与其中。在国内外开始风风火火研究宝卷的同时,一些突出的问题浮出水面,宝卷资料收藏分散,各地保存、整理、研究进度不一。中国昆曲博物馆（以下简称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是中国馆藏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浓厚的民间信仰特点,是苏州地方曲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论文以苏州宝卷为研究对象,在认真整理中国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基础上,通过对各阶段宝卷的版本、主题、创作、仪轨、民俗等方面的分析,勾勒苏州宝卷的发展曲线与脉络,揭示近代苏州宝卷消亡的原因。结合各个时期历史文化、宗教、价值观念的转变对宝卷出版刊刻、文本选择、创新创作等方面的多重影响。在综合分析研究中国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基础上,对苏州地区宝卷的版本、宝卷与会的关系、宝卷中的民间信仰、宝卷的民间艺术特色、宝卷的典型主题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就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的版本内容做提要。文章绪论部分就文章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综述。第一章介绍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的概况。通过对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的版本,从木刻本、手抄本到石印本的宝卷发展脉络,厘清苏州地区宝卷刊刻、抄写、印刷的年代分布,挖掘其发展兴衰的多种因素。第二章以家庭为单位的宝卷研究。通过两种以家庭为场域的宣卷活动来考察宝卷在江南民俗生活中的功用。通过庚申会与禳星拜斗,探索江南的民间信仰和星斗崇拜,也挖掘出早期宝卷艺人是以禳星拜斗为主业而宣卷为副业的行业特色。第三章主要讨论猛将会。就苏州地区的猛将信仰与猛将人物的真实历史身份做一考述,结合灵岩山寺敕封猛将碑,理清刘猛将的信仰源流。再者以苏州善人桥乡的一项猛将老会,来考察清末民初苏州地区的出会例况,最后结合《天朝猛将宝卷》的版本年代和内容来梳理猛将信仰的历史脉络。第四章以宝卷的民间艺术特色为例来展开论述。通过宝卷口语化的偈子、模式化的五更调、生活元素的运用、时调的穿插来探索宝卷的民间艺术特色。第五章以宝卷中的观音信仰为中心,考察《香山宝卷》中国观音形象的演变,挖掘《香山宝卷》在研究观音形象中的重要地位。围绕宝卷中的观音女性形象的确立、民间信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观音慈悲救苦形象的塑造、度化众生的不遗余力、观音忏法的广泛流传和观音信仰衍生出来的送子民俗,考察的观音信仰和观音形象。附件昆曲博物馆藏宝卷版本目录,就昆曲博物馆藏的宝卷做版本简介,摘录宝卷名称、抄写者信息、版本信息、开卷偈、回向偈,做简要梳理,以便后来者之需。

刘琼^[4]（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指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任伟^[5]（2017）在《敦煌傩文化研究》文中提出以“驱鬼逐疫”为核心的驱傩活动,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成为一种“嘉年华”式的娱人娱神的喜乐活动。现有的敦煌文献中存留有不少的傩文化资料,为探讨其时的傩事活动提供了条件。已有对敦煌傩文化的研究基本限于单篇论文的探讨,专题性的研究尚付阙如。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唐宋时期的地方傩事活动,并对后世傩文化出现的“泛化”现象的探讨有所助益。文章由七章内容组成。第一章探讨了唐前傩制的演变和唐宋傩制的变化,指出秦代是傩礼的成型期,汉代傩礼基本定型,魏晋南北朝隋代时期的傩礼由对前代傩制的继承发展而来,有沿革也有新变。唐代傩礼进一步成熟完善,尤其开元傩制基本上达到极致。宋代开始傩礼发生从“庙堂之高”向“江湖之远”的过渡。这些构成了敦煌傩文化的背景。第二章对现有的敦煌傩文化资料进行分期,结合敦煌墓葬考古资料勾稽分析了魏晋南北朝隋代敦煌傩的发展状况,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傩做了分期。第三章结合敦煌傩的表现形态和仪式要素的分析,尝试还原敦煌傩仪式活动。通过分析指出敦煌傩作为古代傩文化体系的一个地方范本,既有对传统傩文化的继承,也体现出对传统傩文化的突破,总结其鲜明的地方性、独特的宗教性和突出的现实性等特征。第四章选择代表性的神灵和鬼怪,结合现有的敦煌文献,勾画了敦煌傩中的傩神谱系和鬼怪内容。敦煌傩神有传统的钟馗、白泽、九尾狐、怪禽异兽、蓬莱七贤,还有佛教的诸佛菩萨、四大天王,道教的泰山府君、五道大神,具有地方特色的三危大圣、金鞍毒龙,以及祆教的神灵,此外,民众还把归义军领袖“神格化”,成为现实的傩神。相应地,敦煌傩中被驱逐的鬼怪有虚拟假想的,也有现实的。敦煌民众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各种鬼怪,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也把侵袭敦煌、破坏民众和平安宁、幸福生活的少数部族作为现实的鬼怪加以驱逐。第五章分析探讨了由西域传入敦煌的“踏悉磨遮”活动。指出敦煌地区的“悉磨遮”活动来自于西域而又加以变通,并结合龟兹等地的考古发现,探讨敦煌地区“悉磨遮”活动和佛俗结合、和民俗结合的特点。第六章结合佛教经典中的饿鬼、地狱书写从纵向的角度对敦煌目连故事和后世目连傩戏进行探讨,指出敦煌目连故事成为后世目连傩戏的先声。特别是其中的饿鬼地狱要素和后世傩戏关系密切,并分析指出敦煌目连故事进入后世傩戏的机制,以及和后世傩系在情节化及伦理化发展上的相关联系。第七章以敦煌斋愿文献为例,探讨“傩的泛化”这一课题。后世的傩事活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泛化”现象,由岁末年终的礼仪行为一变而为不限时间、不限空间、范围广大的禳灾祛邪、祈福求吉的民生活动,几乎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各个内容。这种“泛化”表现自然并不是突如其来、一夜促成的,其发生、发展必然有一定的轨迹可寻,而由于古籍文献中相关的记述很少,这一课题遂成难题,学界鲜有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敦煌写卷中为数众多的斋愿文献则提供了探讨这个难题的契机,成为沟通古今的一个中介。文章最后对此作了尝试,以斋愿文献为中心探讨了今日傩活动发生“泛化”的机制。

刘荣昆^[6]（2016）在《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文中提出森林研究通常被归入自然科学领域,然而由于森林与人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间又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属性。客观上讲,林学兼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特别是在人类面临诸多生态问题困扰的时候,绿水青山在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类生存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森林的资源和生态两大重要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意义,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多构筑于对森林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一些文明的衰落或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往往也因森林的毁坏而引起。彝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森林有着紧密的联系,彝族在认识、利用、保护森林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森林文化。彝族森林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彝族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以维持生计,在利用森林的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利用森林的技艺,这是彝族物质层面森林文化的精髓。精神层面,彝族对森林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原始宗教信仰及人生礼俗方面有很多与森林相关的习俗,从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彝族敬重森林的生态观念。制度层面,彝族有护林组织及护林制度,彝族对森林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即植树造林、神山森林体系、护林制度等三个方面。彝族地区森林在清代以前变化不大,而清代以后因人口剧增、农业垦殖、矿冶及烤烟耗薪、商业采伐、皇木采办、工业耗材、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等致使森林破坏较为严重,引发一系列生态及社会后果。森林变迁、科技进步、现代生活方式介入等引起彝族森林文化变迁,进而使与森林相关的一些文化淡化甚至消失,为森林保护带来挑战和机遇。彝族森林文化的核心是林人共生。林人共生关系中林处于主要地位,林是前提,有林才能有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利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森林的认知体系以及利用森林的技术体系。林人共生关系发端于林而又回归于林,发端于林是指林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必要的条件,回归于林是指人类为了森林作用的长久持续发挥而保护森林,林人共生关系的模式为从林到人,再从人到林,即林——人——林,抑或用林——护林——用林。林人共生的生态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显得弥足珍贵,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彝族森林文化对彝族地区生态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物多样性减弱以及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应当挖掘并传承彝族森林文化,为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借鉴和路径。彝族植物文化是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彝族植物文化元素应用到彝族聚居区的城市绿化中,以彰显出彝区城市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赵睿^[7]（2015）在《《琴隐园诗集》注释》文中研究说明

朱芸^[8]（2015）在《湖北建始方言词汇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湖北省建始县方言的词汇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列出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建始方言词汇表,并以词汇表为依托,从共时角度对建始方言进行内外比较,从历时角度考察了建始方言中的部分传承词。然后着重分析了建始方言中几类重要的“文化词语”,包括风物词、民俗词和观念词,探寻地域文化对建始方言词汇的影响。此外,本文还系统地梳理了建始方言的称谓词,探讨了建始地名的语言文化特征。本文共分十章：第一章为绪论。先介绍建始的基本情况,包括：地理位置、行政区划、人口与民族、历史沿革等方面的概况,然后归纳和说明了建始方言的内部分区、总体特征、归属及研究现状,描写了建始方言的语音系统,最后交代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对象、范围、理论、方法及语料来源。第二章列出《建始方言分类词表》。根据社科院《汉语方言词语调查条目表》的编排体例,本文共分三十大类记录了建始方言的常用词语,为系统研究奠定了语料基础。第三章比较建始方言词汇的内外差异。在分类词表的基础上,先对建始方言与普通话词汇进行了整体比较,总结了二者在音节、构词、词义及价值等四个方面的差异,然后对建始方言内部的词汇进行了比较,列举出方言内部词汇差异表,并分析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第四章探讨建始方言的传承词。通过查阅古代文献资料,择取出部分建始方言常用而普通话不用或少用的传承词,分为描摹类、动作类及名物类三类分别列举,确定其读音、来源、本字、意义及方言用法。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具体考察了建始方言中的三类“文化词语”第五章讨论了建始方言的风物词,介绍并阐释了大量生产类风物词和生活类风物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地传统和独特的物质文化生活。第六章分析了建始方言的民俗词,主要介绍了当地典型的岁时民俗词和礼仪民俗词,深入挖掘了词语的民俗文化内涵,显示了建始方言词汇与民俗文化的密切关系。第七章探讨了建始方言的观念词,着重从自然观念词和文化观念词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剖析,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当地人的自然观及民族民间文化心理在方言词语中的渗透和影响。第八章考察建始方言的称谓词。系统地梳理了亲属称谓词系统及社交称谓词,并着重列举了部分带有地方特色的人物称谓词。第九章探讨建始地名与方俗文化的关系。从整体上分析了建始地名的构成,包括通名与专名的类型、语言特征,并深入挖掘了建始地名的文化意蕴及命名的来由。最后一章为结语。对全文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总体而言,本文是对建始方言词汇的系统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调查法、比较法、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考察法,所依据的理论主要是：文化语言学理论和两个“三角”语法理论。本文重在展现建始方言词汇的面貌、特点及历时的发展,深入挖掘建始方言词汇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内涵,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人们的思维观念、社交理念等来窥探文化因素对建始方言词汇的影响。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推动方言词汇的研究及方言与文化关系的探讨。

廖思玲^[9]（2014）在《欧阳守道《巽斋文集》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阳守道是南宋着名的理学家与教育家。从小自立于学,侍亲至孝,德行乡里,被称之为“庐陵醇儒”；他清廉自守,性格耿介,敢于直言,不避权贵,不阿附权贵,因此一度被罢官。他先后执教白鹭洲书院与岳麓书院,“讲学天出”,培养了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诸多杰出人才,被文天祥誉为“一世宗师”；还开创了巽斋学派。其思想与人格气节对后人影响深远。欧阳守道着有《巽斋文集》,集中描述了社会存在的种种时弊,体现他的忧国忧民意识与教育主张。故本文结合欧阳守道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巽斋文集》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深入分析欧阳守道的生平思想、学术派别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有助于全面地把握欧阳守道的思想、风格特色,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南宋末期的社会状况。本论文分为前言和校注两部分。前言部分,是对欧阳守道的立身出处及其思想、欧阳守道的文集内容、诗学主张、艺术特色及其影响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注释部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七卷本《巽斋文集》为底本,再参照《永乐大典》《全宋文》等相关资料,对文集中的典故、史实、疑难字句等进行注释。

赵毓龙^[10]（2013）在《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游故事”是产生于上世纪初,近年愈来愈受到学人青睐的“准术语”,但学界至今未有以之为对象,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本文拟以之为对象,以跨文本为视角,对其生成、演化历史作一相对完整而纵深的描述与分析。所谓“西游故事”,笔者以为,指以玄奘取经为本事生成、聚合而成的故事群落。它由猴王故事、游冥故事、进瓜故事、取经故事四大单元衔接而成。其中,首尾两单元为主体（尤以取经故事为主干）,中间两单元为“车钩”,每大单元内部又包含若干小故事。该故事群落的生成、演化与强势传播,是多种文本形态对其反复重述、再现的综合结果,而以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影响最为深巨,故以之最主要的历史参照系。但以往研究倾向以百回本为本位,或在横向上忽略、遮蔽其他文本形态的作用与贡献,或在纵向上将研说区间截至百回本以前,基本属于“切片”式研究。本文试图克服这种研说倾向的消极影响,故选取小说、戏曲、说唱三种文本形态为代表（尤以后两者为主）,考察其在对故事“互文性阐释”活动中的共性规律及个性特征,从而尝试重建故事演化历史的真实生态。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四章为历史描述,后两章为个案考察。第一章“发轫期”,笔者以“释徒传记”与“文人笔记”为中心,描述故事在唐五代从本事到故事,进而实现传奇化、世俗化、小说化的过程。在以“史笔”自律的僧侣作者笔下,基于朴素的历史构造思维,原来以空间地域为线索的“记录”碎片,被编译进以时间为序的事件流程,成为故事。而在富于宗教幻想的僧侣作者笔下,在“伟其事而详其迹”的文学构造活动中,故事得到“神异化”与“戏剧化”加工,开始由历史传记向传奇故事蜕变。文人阶层是故事由寺院流向市廛的重要中介,文人笔记更是使故事由宗教历史故事转型为“小说家言”的主要媒介。它具有“公共文化底色”,在滤去大量宗教氤氲和历史尘霾的同时,大胆想象,尽意点染,形成不少小说兴味浓重的文本,并为后来故事群落贡献了若干经典桥段。第二章“聚合期”,笔者以宋金元时期的队戏、杂剧、南戏、平话、图册等文本为主要数据源,描述故事群落化、神魔化、通俗化的过程。从故事形态看,一方面取经故事内部逐渐衍生、裂变出更多“自源故事”,开始由“单细胞形态”向“多细胞形态”进化,另一方面许多于本事前后出现的“他源故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独立发育后,也开始与取经故事发生关联,并向后者聚合,由非西游故事、准西游故事蜕变成为西游故事。在这内外两种“生化反应”的作用下,取经故事最终得以从简单低级的“故事链条”,进化成为-个自成系统的大型“故事群落”；从故事类型看,故事逐渐摆脱了“神怪故事”那种以主人公为中心点,向四围吸纳、黏着各种怪力乱神元素的原始结构模式,伴随着以神魔冲突引发者、维持者、解决者为角色功能项的神魔人物的介入,以神魔斗法为主体或焦点的神魔情节的比例加重与品位提升,以及以三教混融为文化底色的神魔意蕴的形成,最终摆脱了宗教神话与文人志怪的茧蛹,蜕变成为典型的“神魔故事”。而从文化品位看,在通俗媒介文本的“互文性”重述、再现过程中,故事最终蜕变为通俗文艺作品。第三章“定型期",笔者以戏曲与说唱两大文本系统为中心,以百回本为主要参考系,考察明代西游戏与西游说唱重述、再现故事的情况,主要分为三个层面：明代西游戏对故事的多元化呈现；明代西游宝卷与故事的递进性关联；明代西游神书与对故事的地域化重述。通过对这三种文本（系统）的考察,可以看到故事在趋于定型的大趋势下,内部依旧复杂活跃的演化生态。第四章“赓续期",笔者以戏曲与说唱两大文本系统为中心,考察故事在后百回本时代的持续演化态势。以往学界对此区间不甚关注,而笔者通过文本考察发现：尽管大都受到百回本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基于媒介本身不同的艺术目的、表述习惯以及构造、传播者差异性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经验,不同文本对故事的重述、再现活动仍是各具特色的,如在“宫廷—民间”与“连套—单元”双重体式维度下的西游戏、以“加、减、置换”为构造方法的鼓词小段、以“描红、细镂、嫁接"为艺术手段的鼓词大段,以“戏谑”与“风情”为叙事兴奋点的西游子弟书等文本中,我们可见西游故事是怎样在特定艺术体式与民间构造思维中迤逦演化的。第五、六章,笔者分别以“江流和尚故事”与“刘全进瓜故事”为个案,将镜头推进至具体的单元故事上,对围绕其产生的戏曲、说唱文本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地梳理、比较。一方面发掘不同时代、体式文本之间的逻辑勾联,描述故事源流轨迹,嬗变过程；另一方面以其为典型,讨论不同文本系统“互文阐释”的差异性及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

二、莫把“虫”害当“病”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莫把“虫”害当“病”害（论文提纲范文）

（1）易门谚语的修辞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苏州宝卷研究 ——以中国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敦煌傩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7）《琴隐园诗集》注释（论文提纲范文）

（8）湖北建始方言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欧阳守道《巽斋文集》注（论文提纲范文）

（10）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莫把“虫”害当“病”害（论文参考文献）

• [1]易门谚语的修辞艺术研究[D]. 杨红萍.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3]苏州宝卷研究 ——以中国昆曲博物馆馆藏宝卷为中心[D]. 裘兆远. 苏州大学, 2018(12)
• [4]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5]敦煌傩文化研究[D]. 任伟. 兰州大学, 2017(01)
• [6]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D]. 刘荣昆. 云南大学, 2016(12)
• [7]《琴隐园诗集》注释[D]. 赵睿.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8]湖北建始方言词汇研究[D]. 朱芸.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9]欧阳守道《巽斋文集》注[D]. 廖思玲. 广西大学, 2014(02)
• [10]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D]. 赵毓龙.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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