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13位硕导被暂停招生（论文文献综述）
李雨潜[1]（2021）在《困在时间里的人：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焦虑感”研究 ——基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文中提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速发展新时期,激烈的竞争环境、攀升的生活成本、盛行的量化绩效考核方式……使高校青年教师陷入相互竞争、加速追逐、与时间赛跑的焦虑状态。出世与入世的纠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自由思想与体制规范的对立复杂交错,使心浮气躁之态和急功近利之风盛行,高校青年教师很难再守着“一张安静的书桌”平心静气地“十年磨一剑”,“闲逸的好奇”成为一种浪漫主义奢望。匆忙原本无可厚非,但若匆忙的动因并非源于浓厚的学术旨趣或发自纯粹的理想坚守,就需重新思考造成匆忙的原因究竟为何。罗萨提出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将时间视为一种社会总体现象,认为加速几乎无差别地对社会结构、进程、体制、人际关系、个体经验和个人认知等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现代人的时间症候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与其他社会变量的关系中产生的,社会时间有其不同层面与结构,“社会时间类型学”为解释现代人的时间症候提供了能够弥补这一缺陷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每一层面都有各自的时间结构化特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群体层面是适应于非正式互动的“互动时间”和适应于官僚机构或其他正式组织的“制度时间”,在社会文化层面是“文化时间”。四种时间层面相互“嵌入”,形成“分层”,在寻求结构性“同步”的过程中相互牵制,决定了身处时间结构中的人们的时间感受。基于此,本研究建构了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并开发出一套《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1008名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焦虑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并在性别、学历、抚养未成年子女人数、学校层次、地区几个方面呈现异质性特征。此外,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焦虑感与工作绩效之间呈现出倒“U”的关联性,与身体亚健康程度之间也具有显着二元相关性。在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通过目的性访谈发现:当前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焦虑感主要表现在“自发性”加班导致的过劳焦虑、“竞赛式”匆忙引发的加速焦虑和“自责式”时间管理引致的时间失控焦虑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文化时间层面,政策话语中的“加速”偏好与社会舆论中的“人才年轻化”取向共同塑造了一种“竞速”文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助力下使高校青年教师的教职生活驶向“快车道”;在制度时间层面,各种考核要求中的时间节点造成强烈的“倒计时压力”,生活与工作时间边界模糊增加了“隐性工作时间”,时间碎片化引发注意力障碍延长了“无效工作时间”;在互动时间层面,竞争逻辑使高校青年教师之间情感淡漠、互动疏离,然而在不愿掉队的同步偏好下又难以摆脱对他人的持续关注和暗中比较;最后在自我时间层面,膨胀的时间期望与较低的时间效能感将高校青年教师推向或“战”或“逃”的两极,沦为辛劳的“时间穷人”。现代高校学术职业时间结构的四个构面形成层层相扣的完整结构——自我时间受互动时间同步偏好的影响,在制度时间的规定下,通过文化时间的价值导向,意义完整的联系在了一起。时间的结构化要求与行动者期望在“产生冲突”与“达成一致”间不断碰撞、摩擦,通过行动者对自己的“反思性监控”达成与时间结构的调和与共生,由此产生的行动结果为高校学术职业时间结构的“再加速”提供支持,促成高校学术职业“加速循环圈”的进一步加速运转,由此循环往复、不断加速。学术职业时间结构的加速循环促成了高校“青焦”（时间焦虑感偏高的青年教师）群体的诞生,也造成部分高校青年教师选择“躺平”的意外结果。因此,国家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各项支持政策应遵循学术职业内在发展规律,灵活设置时间要求,弱化“加速”宣传,注重内涵引导;高校行政部门应转变工作职能观念,从高校教师的“管理者”转变为高校教师的“服务者”,淡化“淘汰”色彩,减少管理的形式主义,以为教师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制度支持;优化“共同体”环境,改善高校青年教师互动时间生态,营造以“相互信任”为基调的教师文化,充分激发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热情与教学活力;高校青年教师也应加深自我认知,对个人职业生涯作出长远、合理的规划。
郑小凤[2]（2021）在《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影响了整个区域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展高等教育,当以人才为本。体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理应重视体育人才。以往对于高校体育人才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体育教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如今转换一下视角,研究国家和学校能为西部高校体育教师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激励体育教师潜心教学、科学研究,激发教师主动性和敬业精神,真正实现“以教师为本”。而制度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高度相关,制度是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方向标”,引导教师价值和行为选择。正是基于此,从制度视角研究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以体育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体育教师的职业要求和工作性质,制定有利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职称晋升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培训制度等,以期为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更新和改进提供借鉴。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1）梳理建国后国家及各省颁布的影响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根据制度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结合建国后我国政治环境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战略调整等,将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了解每一个阶段的主要制度,掌握当下的政策热点,预测未来的制度走向,为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通过问卷调查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获得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呈现的主要特点以及与职业发展有关的潜在联系。具体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以及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3）通过访谈法获得西部地区13所高校的学校制度以及专家观点,具体详细了解每所学校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制度实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1）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重视体育教学,课程内容设置以运动项目为主,大学体育教师的培养注重“运动专项化”。制度高度统一化,初步建立了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的培训进修、任职制度、考核制度、晋升制度、薪酬制度等。文革结束以后,各体育院系、师范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培养体育人才;考核制度进入量化考核阶段;职称晋升制度得到恢复;薪酬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20世纪90年代,高校体育教师进修培训网络体系基本建成;薪酬制度不断完善;考核制度进入分类探索时期;职称评审权下放,制度改革进入新的时期。（2）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发现,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年收入、执教时间,以及学校特征变量学校地理位置、省份、招生体育专业研究生、分类考核、分类职称评定在职业发展某个或某些维度存在显着性差异。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某些变量和维度对教学发展、科研发展、职称职务提升、薪资增长产生正向直接影响。探索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学校制度对职业发展的解释力度达到0.346,并探索建立调节效应模型。（3）通过微观研究发现部分高校存在评职称难的问题,各高校职称晋升制度有差别,评定方式也各有特色。通过对13所高校的对比分析发现,职称评审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定评定职称必备条件和任选条件;另一类是量化打分。在职称评定中,多数高校已经进行分类评定,有的高校将学历作为限制条件,影响体育教师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是否将比赛成绩纳入其中,而各高校的规定各不相同,没有突出体育教师的特殊性。绩效考核突出量化标准,每所学校的年度考核制度不太一样,但都是侧重教学、科研的考核,教学占的比重更大。学校进修与培训制度明确,考核制度不太全面,教学、竞赛训练方面的奖励不足,薪酬制度满意度较低。根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高校制度是促进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张洋洋[3]（2020）在《河南省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以郑大、河大、信阳师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国家提出采用双导师制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以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双导师制是一种新型培养模式,采用校内和校外两位导师共同参与整个研究生培养过程,其中一位导师来自高校,另一位导师来自合作单位（如中小学,地方体育机构等）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双导师制实施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培养出自身素质过硬、创新能力突出的综合性人才。在各个学校积极响应发展双导师制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突出问题。本研究通过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数理分析法,比较法以河南省具有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格的三所高校为重点对象,对河南省三所高校（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信阳师范学院）所包含的90名校内导师,151名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及79名校外导师发放问卷,从双导师制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伍管理情况、师生交流对话情况,实习基地建设情况这四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双导师制度落实的比较到位,各所高校能够按照培养要求并结合自身情况来执行;校内外导师的学历、职称结构良好。但是导师数量相对较少,校外导师在培养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考核制度不完善,缺乏对导师的激励制度;师生沟通频率低,校内外导师联系的频率更低;实践基地的种类不够丰富。分析现在存在以下问题:一、在双导师制师资队伍方面,师资力量不足。二、导师队伍整体年龄结构偏大。三、对校外导师的作用重视程度不够。四、导师管理制度不完善。五、师生,师师沟通交流效果较差。六、专业实践环节存在不足。提出如下对策:一、适时调整招聘门槛,吸引年轻教师进入高校任教。二、强化导师队伍,尝试开展岗前培训。三、健全考核机制,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四、建立沟通平台并制定制度保障运行。五、创建新型模式的实践基地。
李楠[4]（2018）在《洋教与土民：义和团运动前后的华北公理会研究（1860-1911）》文中研究指明依靠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晚清与教案相关的社会动荡多与传教士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义和团运动等反教活动的爆发是中国地方社会应对基督教传播的一种复杂反应。学界以往的研究所依据的外因论（帝国主义侵略引发反教运动）和内因论（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矛盾引发反教运动）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义和团运动等反教运动的发生。学界惯常的进路是以反教群体为主体来分析义和团运动的缘起与发展,而较少关注义和团的对立面基督教会对这场运动的参与和反应。实际上,有教会,才有反教运动,在研究中只有对双方都进行均衡深入的研究,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复杂面相。华北公理会的空间活动范围大体也是义和团运动展开的核心区域,既与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的空间场域有密切的关联,也深刻地影响了前者的发展轨迹。义和团运动是华北地方社会应对教会扩张的一种社会反应,厘清华北公理会的性质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对于理解义和团运动的缘起、地方社会在传教士活动下的历史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华北公理会是典型的差传教会,用中文来说就是“洋教”,它不是真正意义的本土教会。华北公理会的发展取向与其差会架构体制存在密切的关系。根据公理制的原则,华北公理会是独立的个体,与其他公理会差会彼此互不统属,差会内部事务的管理建立在全体传教士平等、共定的基础之上,差会下的各地传教站亦彼此独立、各自为政,这种看似分散的机制为各传教站独立处理复杂的地方事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种体制中,美国传教士始终居于核心。在早期,传教士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本地传道员和牧师只是其聘用的助手。随着教会的发展,本地教牧人数逐渐增多,地位有所上升,形成所谓的“中西教会联合建制”,但实际上公理会的人事和财政权力仍掌握在传教士手中,“洋教”的色彩十分明显。差传教会在基督教世界宣教运动中是一种常见形态,如果不与近代殖民主义和不平等条约发生关联,那么它就是基督教本地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最终会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土教会。然而在华北公理会的宣教实践中,上述二者的关联改变了它的宣教性质,使其具有鲜明的侵略性质,并在地方社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该会的一些教案和纠纷呈现出中外冲突的特征,其原因就在于此。华北公理会托庇于条约体制的保护伞之下,并非从一开始就遭到地方社会强烈的敌视和抵制,在早期传教阶段该保护伞对于普通下层民众特别是遭遇政府打压的边缘群体实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比如民间教门人士。然而,在第七屯房屋捐输教会等涉及公理会教民及教会的纠纷或诉讼之中,传教士一次次出面为教民撑腰,利用条约制度以及母国公使领事的权势压制地方官,使得教民在其庇护之下成为地方上的权势群体。教会网络变成地方上的权势网络,与地方官府的行政权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招致地方官绅的强力反对,由此引发德州教案等由官绅主导的反教案件。19世纪90年代后期,教会对清政府权威的挑战更甚于传统“邪教”对帝国统治带来的威胁,部分官员尽管认为义和团与清政府历来厉行镇压的所谓“邪教”无异,仍要借其力驱逐洋人。传教士的活动对清政府统治秩序以及地方官的权力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达到峰值,传教士像审判官一样审视清廷地方官,指认其“罪状”,定其刑罚,强调清政府必须惩罚地方官和义和团,以达到惩戒的目的。华北公理会的宣教方式深刻影响到中国社会对它的认知。清政府官员意识到在条约体制的庇护下基督徒身份与天朝子民身份的渐趋分离,于是强调持平办理各类教案,强调非信徒的平民与基督徒皆为中国赤子,防止基督徒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群体。然而,清政府承受不住西方列强与传教士的联合压迫,每遇教案,受惩罚的往往是平民一方,甚至罪及官员,教会明显占据上风。教民不再受清政府完全掌控,遭到官府的痛恨,非教民也将其视为异己甚至敌人。教民被拳民视为“二毛子”是差传教会体制下信徒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典型表现,这种紧张关系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高度彰显。公理会个别传教士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使得中国社会对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认知更加深刻,也使得基督教会“洋教”的形象在民众心目中更加牢不可破。在民众的眼中,公理会的“洋教”形象还有另一层意义,即文明和进步的代表。在义和团运动前,公理会开办的学校、诊所和医院受到普通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的欢迎,医疗服务在消除偏见和拉近民众距离方面颇有成效,蒙族人对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物品、技术和知识尤其欢迎。义和团运动后,传教的政治阻碍已经消除,清政府开始所谓的新政革新。在此时期,曾经为义和团所深恶痛绝的基督教会似乎受到社会的欢迎,“洋教”所带有的现代性特征成为进步的标志。鉴于官绅阶层对西方科技和知识的渴求,公理会传教士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满足官绅对这方面的需求上,为其开办与改革、历史、科技、文化和爱国主义有关的讲座,纯粹的传道活动明显有所减少。在面向下层社会传教时,传教士也多利用近代西方的科技来激发人们的兴趣。教会教育开始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华北公理会实际参与联合开办基督教大学的试验,希望以此提高教会高等教育的质量,使其成为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单位。不过,在这个基督教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华北公理会的洋教属性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改变。该会为了彰显其“进步”和“文明”,洋化色彩在某些方面甚至得到强化,民教之间的深刻裂痕只是暂时被掩盖,但并没有被有效地消解。另一方面,差传教会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外来教会,这种所谓的“洋教”实际也具有明显的本土属性。公理会对礼拜堂、聚会地等物理空间的需求使其必然参与当地房产、地产的交易,学校、诊所、医院等服务于公理会传教及教会社区的事业尤其离不开当地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传道员和信徒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士,他们在教会中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与地方社会有着长久而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由此使公理会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教民在婚丧嫁娶、烧香祭祖等方面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并非单纯的宗教文化矛盾,而是与家长权威、遗产继承、财产分割等传统利益链条息息相关。公理会与教外的利益纠葛亦包含复杂的人情世故,这既是义和团运动时期部分教民得到当地非教民通风报信或者庇护的重要原因,也是各个地方普遍从外地引入义和团打击当地教民的重要原因。乱世固然给基督教会带来极大挑战,义和团反教运动的滔天巨浪几乎给华北公理会以灭顶之灾,但也给教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八国联军的野蛮炮火给予义和团为主体的华北民间反教力量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震慑和消弭了清廷内部的保守排外势力。辛丑之后,中国社会对基督教之武器的批判戛然而止,半殖民状态下的“和平”为教会带来短暂的所谓“黄金时期”。传教士传教没有了政治层面的阻碍,也不再经常需要本国公使或领事为其提供政治援助。面对新的时局,公理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大力发展教育以扩大教会的社会影响,撤销乡村传教站,完全以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宣教方针被基本确定下来。不过,基督教会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正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关键年代,对基督教采用批判的武器的时代已经悄然迫近。
金晶[5]（2017）在《族群认同与族际关系的建构 ——湘西古丈县跳马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般认为,跳马节是流传且仅流传在湘西古丈县古阳河流域上游的区域性节日。跳马节之所以呈现出现有的分布状况,与其所处的历史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丈县地处湘西中部偏北地区,县域内土家、苗、汉等族群呈现出聚居的分布状态,其中苗和土家以南北分,苗人多聚集在南部,土家人多聚集在北部。跳马节分布的区域恰处在南北之间,在跳马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土家村寨,而其周边则为苗家村寨所环绕。在这种不同族群共同生活的空间中,往往容易发生族群之间的互动,从而产生进一步的交流。作为对于战争场景有所模拟的跳马节,显然是对于族群之间较为恶劣的互动所产生的记忆。由此,人们以节日的形式将历史记忆融入生活之中,并转化为掌握的日常知识。节日包含丰富的内容,跳马节作为活动的总称,包括祭神、跳马、贺马、调年、"西可乐"、"烧老爷"等环节。这些环节性质不一:有的具有祭祀性质,如祭神、烧马骨等环节;有属于联欢娱乐性质的,如调年、"西可乐"等环节,也有既具有娱乐性质,又体现族群互动性质的,如邻近村寨表演队之间的"贺马"环节,就带有将族际关系模糊化而突出地域共同体关系的意思。人们不仅通过跳马节祭祀酬神,向神祗祈愿或表达感谢之情。也通过愉快的联欢活动,与周边的村寨加深交流,共同在节日活动中庆祝狂欢。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跳马节曾被人们划分到不同的族群名下。如在湘西学者石启贵先生的笔下,跳马节曾被称为"苗人跳马"。但跳马节究竟属于哪一个族群,或是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族群,似乎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证。在跳马节的祭祀环节中,土家"梯玛"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除此之外,节日其他环节中人们似乎并不着意强调彼此之间的族群差异。相反,在贺马、"西可乐"等环节中,跳马节呈现出的完全是一种全民联欢的氛围。不仅上场表演的队伍不论来自哪个村寨和族群,表演队在表演的过程中也与围观、参与的人们展开全方位的互动。人们在节日的氛围中摒弃了平时的身份和相互之间的种种界线,在与表演者的互动中融为一体。在区域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的当下,节日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人们更注重节日对整个区域的影响,以及节日能为区域社会带来些什么。今天的跳马节已经不再着重于对祖先的崇拜、对族群的区分以及对战争的记忆。恰好相反,跳马节在今天更多地展现了人们物质生活充裕之后,在共有空间中相处更为和谐的族际互动,以及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这种情况说明该节日传统始终是在顺应当地生活中社会关系结构被不断调整的历史。尤为突出的是,节日仪式中所表现族际界限的超越与突出、模糊与清晰都是围绕现实利益的需要而有所变动,也反映出民众对"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始终是一种深层的精神力量。从该节日仪式展演和人们的角色上来看,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动力的彰显,也是当地社会日常生活秩序得以建构的民间智慧的结晶。但是,受到"非遗"话语与民俗旅游的影响,原本已经在节日中逐渐淡出的神职人员重新回到了节日的舞台上,并在节日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而节日的所谓民族属性,则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正被主流媒体再一次过分强调。
孟德楷[6]（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指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何惠予[7]（2012）在《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学术不端行为败坏科学界的声誉，阻碍科学进步。当前我国学术不端的主要阵地是各类高等院校，现象也日趋恶劣，出现了抄袭剽窃、盗用他人研究成果、科研立项和学术评审过程中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因此，本文认为从高校这一人才培育的摇篮着手遏制学术不端的行为，防患于未然，是打击学术不端、保证中国学术研究能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对高校现行学术不端的治理有所裨益，并净化高校的学术环境。本论文从学术不端的主体和表现方式着手研究，揭示学术不端给高等院校和社会带来的沉重危害，阐述了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必要性。结合学术不端的不同表现形式分析了现阶段我国规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体系，并以《着作权法》为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法着重分析了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各种侵权表现。本文第四章结合实例，通过矛盾分析法对高校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内外因分析，认为学术不端者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基本学术素养缺失是造成不端的内因，而高校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外部法律规制不完善、教师学术评价体系不科学、教育经费配比不公平和社会和高校学术造假产业链的客观存在是造成学术不端的外在原因，并对高校学生、高校教师和高等院校自身作了相关责任认定。最后，针对学术不端成因分析的结果，重点从法律体制完善方面提出解决方案，认为可通过完善行政法律规制、加强民事调整力度和发挥刑法辅助功能等多种法律渠道多管齐下，遏制学术不端的蔓延之势。同时，也针对法律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调整的局限性，提出了高校内部体系调整和引入道德机制约束两方面的设想，对约束我国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若干可行性建议。
袁同成[8]（2010）在《量化考评制度与学术人的着作权惯习 ——以两所大学的人文社科院系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以两所大学人文社科院系的学术人为例开展的实证研究,旨在探究我国学术知识分子关于着作权的观念和性情倾向是怎样的,为何会这样。以往关于知识分子着作权观念的研究多从我国传统知识产权文化与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相冲突的视角出发,主张培植西方现代的知识产权文化以使移植而来的制度得以顺利运行,就文化谈文化,忽视了对社会结构层面的关注,未能真正回答我国知识分子的着作权观念和行为何以如此,怎么改变。本文将布迪厄的学术场域理论和反身社会学理论引入其中,用“场域—惯习”的方法加以剖析,强调着作权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图打破着作权观念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文化——结构”的二元对立。研究发现,学术人在学术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所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制约了学术人的着作权惯习,而盛行于我国学术场域中的量化考评制度负载了“符号暴力”,使学术人在不自觉的情形下按照其形塑的行动逻辑行动,并因此造成了学术人着作权观念、行为及策略的异化。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本章交代了研究的缘起;比较了本文与以往的着作权观念研究而言所具有的研究意义;分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回顾,指出了这些知识背景对本研究的意义;介绍了本研究的两个主要理论工具,即布迪厄的学术场域理论和反身社会学理论以及四个核心概念,即着作权、着作权惯习、量化考评制度、期刊符号资本;介绍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两个被调查大学人文社科院系及其学术评价制度。第二章为“权力场域与学术场域:学术自主性与着作权及学术评价制度的互构”。本章从权力场域与学术场域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及场域中的两项重要制度:学术评价制度和着作权制度在历史演变中互构的关系。第三章为“阶层差异:量化考评制度下学术人着作权惯习的特征与流变”。本章将大学中的学术人分为:硕士生、博士生、讲师、副教授、教授五种类型,分析了量化考评制度下,学术场域中不同客观关系结构中的学术人的着作权惯习,发现学术人的着作权惯习呈现出阶层内的基本一致性和阶层间的差异性。第四章为“无声的博弈:学术人的资本拥有状况与着作权惯习的关联”。本章从学术人拥有资本数量和结构的多样性出发,分析了学术人着作权惯习的丰富性,分析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符号资本的拥有状况及学术场域资本兑换中的马太效应对学术人着作权惯习的影响。第五章为“着作权惯习何以异化:知识生产动力机制与创作发表动机的契合”。本章分析了我国由量化考评制度所引导的学术知识生产动力机制与学术人为何创作发表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期刊承认”的学术知识动力机制导致了学术人追求发表的形式和档次、忽视发表的质量等着作权惯习的异化。第六章为“结语与讨论”,对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尝试提出了如何反抗“符号暴力”,改变我国学术人着作权惯习异化现状的建议。
刘非小[9]（2003）在《“13位导师停招”的背后》文中研究表明日前，湖南省学位办抽查出13篇不合格硕士论文，涉及的5所高校首次对相关13位导师作出了停招研究生1至3年的处分。记者对这一事件追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导师指导的论文不合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导师事务繁杂，无心指导论文；学生身份特殊，学业颇多“猫腻”。这反映出当前
二、湖南13位硕导被暂停招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南13位硕导被暂停招生（论文提纲范文）
（1）困在时间里的人：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焦虑感”研究 ——基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视角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 |
| 六、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研究模型设计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 |
| 一、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
| 二、社会时间类型学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高校青年教师的概念 |
| 二、时间焦虑感的概念 |
| 三、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核心概念 |
| 第三节 概念模型构想 |
| 一、研究假设提出 |
| 二、概念模型建构 |
| 第二章 测量工具开发与验证 |
| 第一节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量表修订 |
| 一、时间焦虑感量表选择依据 |
| 二、时间焦虑感量表变量解释 |
| 三、时间焦虑感量表初步修订 |
| 第二节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量表开发 |
| 一、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变量解释 |
| 二、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模型建构 |
| 三、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量表初步修订 |
| 第三节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及影响因素量表检验与修订 |
| 一、预测实施程序 |
| 二、预测样本概况 |
| 三、量表预测分析 |
| 第四节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生成 |
| 一、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量表修订 |
| 二、调查问卷结构与内容设置 |
| 三、部分问题表述修订与说明 |
| 第三章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现状与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调查过程 |
| 三、样本信息 |
| 四、信效度检验 |
| 第二节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性分析 |
| 一、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总体状况 |
| 二、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差异性分析 |
| 第三节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作用结果分析 |
| 一、时间焦虑感对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绩效的影响 |
| 二、时间焦虑感对高校青年教师身体亚健康状况的影响 |
| 第四章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信效度检验 |
| 一、正态分析 |
| 二、信度分析 |
| 三、效度分析 |
| 四、验证因子分析 |
| 五、判别效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性分析 |
| 一、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总体状况 |
| 二、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 |
| 第三节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
| 一、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模型适配度检验 |
| 二、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
| 第五章 “青焦”的诞生: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焦虑感现状讨论 |
| 第一节 调查方法与调查程序 |
| 一、抽样方法与样本信息 |
| 二、调查程序与注意事项 |
| 第二节 “反思性”时间规训: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表现 |
| 一、“自发性”加班——高校青年教师的过劳焦虑 |
| 二、“竞赛型”匆忙——高校青年教师的加速焦虑 |
| 三、“自责式”时间管理——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失控焦虑 |
| 第三节 结构中的“时间差”: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异质性 |
| 一、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性别差异 |
| 二、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学历及学校层次差异 |
| 三、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未成年子女人数差异 |
| 四、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地区差异 |
| 第四节 寻找“适宜”的速度:时间焦虑感的作用结果 |
| 一、“痛快淋漓”的加速体验 |
| 二、“恰到好处”的时间焦虑 |
| 第六章 时间结构的力量: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讨论 |
| 第一节 文化时间:弥漫的“竞速文化”与“快车道”上的学术生活 |
| 一、话语中的“加速”导向 |
| 二、“快车道”上的学术生活 |
| 三、“竞速”文化的技术支持 |
| 第二节 制度时间:管理主义鞭策下的“赶死线”与“无效劳动” |
| 一、时间节点逼迫造成“倒计时压力” |
| 二、时间边界模糊增加“隐性工作时间” |
| 三、时间碎片化延长“无效工作时间” |
| 第三节 互动时间:竞争逻辑与同步偏好中的“群体孤独” |
| 一、“竞争逻辑”导致“信任危机”,塑造“短平快”互动模式 |
| 二、“同步偏好”隐藏“暗中较劲”,造就“群体孤独” |
| 第四节 自我时间:膨胀的时间期望与辛劳的“时间穷人” |
| 一、“增值期望”与“加速期望” |
| 二、“效能低下”与“时间穷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反思 |
| 第一节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调查结果 |
| 一、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总体情况 |
| 二、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异质性特征 |
| 三、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作用结果 |
| 四、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结构化生存:学术职业的加速与高校“青焦”的诞生 |
| 一、“加速话语”营造“竞速文化”,催生“新管理主义”盛行 |
| 二、“效率至上”覆盖“慢速需求”,重塑学术职业时间秩序 |
| 三、“同步偏好”触及“竞争逻辑”,制造人际互动信任危机 |
| 四、“时间期望”遭遇“时间低效”,塑造“时间贫穷”心理 |
| 五、“标准制定”转向“资源诱导”,转嫁时间管理责任主体 |
| 六、“反思性”时间规训:“青焦”的诞生与“加速”再生产 |
| 第三节 缓解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对策建议 |
| 一、弱化“加速”宣传,注重内涵引导 |
| 二、转变管理理念,淡化“淘汰”色彩 |
| 三、优化“共同体”环境,改善互动条件 |
| 四、加深自我认知,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2）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宏观制度相继出台 |
| 1.1.2 西部大开发重新受到重视 |
| 1.1.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不可或缺 |
| 1.1.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需要成长 |
| 1.1.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新旧问题叠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1.7 论文的局限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1.1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阶段划分 |
| 2.1.2 有关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2 国内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2.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2.2.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3 职业发展及其相关变量测量的研究综述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调查法 |
| 3.2.3 比较研究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3.3 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
| 3.3.1 基本概念 |
| 3.3.2 基本理论 |
| 3.3.3 研究假设 |
| 3.4 相关量表的修订与测量 |
| 3.4.1 量表修订 |
| 3.4.2 变量测量 |
| 3.4.3 量表评价 |
| 4 建国后基于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梳理 |
| 4.1 初创与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
| 4.1.1 初创阶段 |
| 4.1.2 曲折发展阶段 |
| 4.2 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1) |
| 4.2.1 进修培训制度 |
| 4.2.2 考核制度 |
| 4.2.3 职称晋升制度 |
| 4.2.4 薪酬制度 |
| 4.2.5 聘任制度 |
| 4.3 探索改革阶段(1992—2019) |
| 4.3.1 宏观制度分析 |
| 4.3.2 影响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3.3 有关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前两个阶段制度呈现的特点 |
| 4.4.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3 影响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模型构建 |
| 5.1 数据质量评价 |
| 5.1.1 正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 |
| 5.1.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分析 |
| 5.4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相关分析 |
| 5.5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模型构建 |
| 5.6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假设验证 |
| 5.7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5.8 分析讨论 |
| 5.8.1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
| 5.8.2 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执行情况分析 |
| 5.8.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称结构分析 |
| 5.8.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分析 |
| 5.8.5 人口特征变量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评价 |
| 5.8.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关系验证 |
| 5.8.7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微观探析 |
| 6.1 职称晋升制度比较 |
| 6.1.1 职称情况 |
| 6.1.2 学术成果 |
| 6.1.3 职称晋升人数比较 |
| 6.1.4 职称晋升方式比较 |
| 6.2 绩效考核制度比较 |
| 6.3 培训与进修制度比较 |
| 6.4 奖励制度比较 |
| 6.5 薪酬制度比较 |
| 6.6 结果分析 |
| 6.6.1 职称晋升制度各不相同 |
| 6.6.2 职称晋升受限 |
| 6.6.3 绩效考核方式多样化 |
| 6.6.4 体育教师工作量量化不足 |
| 6.6.5 高校支持进修与培训 |
| 6.6.6 明确的奖励制度 |
| 6.6.7 奖励“一刀切” |
| 6.6.8 薪酬偏低 |
| 7 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
| 7.1.1 国家给与西部地区政策支持 |
| 7.1.2 国家制度突出“以教师为本” |
| 7.1.3 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督 |
| 7.2 学校制度是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 |
| 7.2.1 激励高校制度创新 |
| 7.2.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
| 7.2.3 制定合理的晋升制度 |
| 7.2.4 合理运用激励制度 |
| 7.2.5 完善薪酬制度 |
| 7.2.6 突出体育学科的学科差异 |
| 7.2.7 注重制度公平 |
| 7.3 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
| 7.3.1 正视体育教学与科研的问题 |
| 7.3.2 积极引导体育教师树立正确的发展意识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初始量表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附录3:正式量表 |
| 附录4:访谈提纲 |
| 附录5:项目分析 |
| 附录6:H大学职称评审分值表 |
| 附录7:博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3）河南省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以郑大、河大、信阳师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3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调研法 |
| 2.2.2 问卷调查法 |
| 2.2.3 比较法 |
| 2.2.4 数理统计法 |
| 第三章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3.1 导师队伍现状调查 |
| 3.1.1 校内导师队伍现状调查 |
| 3.1.2 校外导师队伍现状调查 |
| 3.2 导师的管理情况 |
| 3.2.1 校内导师遴选程序与条件 |
| 3.2.2 校外导师评聘程序与条件 |
| 3.2.3 导师考核情况 |
| 3.3 师生,师师交流情况 |
| 3.3.1 校内导师与学生交流情况 |
| 3.3.2 校外导师与学生交流情况 |
| 3.3.3 校内外导师交流情况 |
| 3.3.4 交流沟通方式 |
| 3.4 实习基地情况 |
| 3.4.1 实习基地数量情况 |
| 3.4.2 实习基地类型 |
| 3.5 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
| 3.5.1 双导师师资力量不足 |
| 3.5.2 校内导师年龄结构不合理 |
| 3.5.3 对校外导师的作用重视程度不够 |
| 3.5.4 导师管理制度不完善 |
| 3.5.5 师生,师师沟通效果不好 |
| 3.5.6 专业实践环节存在不足 |
| 3.6 双导师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6.1 双导师管理制度不科学 |
| 3.6.2 导师工作绩效评价体制不健全 |
| 3.6.3 缺乏沟通平台和制度保障 |
| 3.6.4 实践基地种类较少 |
| 3.7 河南省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发展对策 |
| 3.7.1 强化双导师队伍,加强岗前培训 |
| 3.7.2 适时调整准入门槛,吸引高水平年轻教师 |
| 3.7.3 健全考核机制,创新激励机制 |
| 3.7.4 建立沟通平台,制定制度保障 |
| 3.7.5 建立模式创新型实践基地 |
| 第四章 结论 |
| 第五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4）洋教与土民：义和团运动前后的华北公理会研究（1860-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洋教东来:公理会在华北的缘起 |
| 第一节 美国公理会 |
| 第二节 公理制与华北公理会 |
| 第三节 条约制度与华北公理会 |
| 第四节 华北社会与公理会传教事业 |
| 第二章 义和团运动前的公理会与华北社会 |
| 第一节 教门与教会 |
| 第二节 在蒙族人中的传教 |
| 第三节 华北乡村社会网络的重塑 |
| 第四节 教会房产案 |
| 第五节 乡约民俗与教会礼规的冲突 |
| 第三章 义和团运动中的拳民、教民与教士 |
| 第一节 庞庄传教区域的义和拳运动 |
| 第二节 清政府的教案对策 |
| 第三节 身份危机:多方角力下的公理会基督徒 |
| 第四节 梅子明与顺天府的义和团运动 |
| 第五节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都春圃 |
| 第四章 义和团运动后公理会的短暂“黄金期” |
|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后的民教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乡村教会的重建 |
| 第三节 清末学制改革与公理会的教育 |
| 第四节 从庞庄到德州:乡村危机下的传教站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按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一 华北公理会传教士手稿 |
| 附录二 华北公理会部分图录 |
| 附录三 晚清时期华北公理会传教士名录 |
| 附录四 1910年各个传教站数据表 |
| 附录五 临清华人职员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族群认同与族际关系的建构 ——湘西古丈县跳马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着眼点 |
| 二、相关研究的学术史 |
| 三、本文研究的意义 |
| 俗语说明表 |
| 第一章 跳马的村寨 |
| 第一节 湘西地区的民族构成 |
| 一、湘西的定义 |
| 二、迁徙的苗家与武陵土蛮 |
| 三、苗疆四厅之一 古丈坪 |
| 第二节 跳马节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 |
| 一、自然生存环境 |
| 二、区域社会内的文化交往 |
| 三、跳马节中的"马" |
| 第三节 太坪村 |
| 一、传统的村寨劳作模式 |
| 二、村寨生活的变化 |
| 第二章 "民族识别"之前的"跳马节" |
| 第一节 跳马节的传说 |
| 一、鲁大王与石马:村中的鲁姓家族 |
| 二、向老倌人的神马:向氏家族眼中的跳马 |
| 第二节 "苗人跳马" |
| 一、本土学者的描述 |
| 二、民族识别与跳马节 |
| 三、村民眼中的跳马节 |
| 第三节 从族群节日到地域节日 |
| 一、灾荒年和跳马 |
| 二、节日定义的变化 |
| 第三章 联村组织与族际交往 |
| 第一节 "跳马"与"贺马" |
| 一、操旗:对时代与政治需求的顺应 |
| 二、贺马:联村模式的庆典 |
| 三、调年舞:回归土家特性的年节庆祝活动 |
| 第二节 村落日常生活情景的再现——"西可乐" |
| 一、"西可乐"中的众生相 |
| 二、传统区域生活的戏剧化呈献 |
| 第三节 土家族村寨中的家族 |
| 一、土家家族与其他民族家族的相似与区别 |
| 二、跳马节中的主从关系 |
| 第四章 族际文化交流与节日仪式结构 |
| 第一节 "抬老爷" |
| 一、老爷的归宿:焚烧 |
| 二、抬与烧:对老爷态度的转变 |
| 第二节 "跳马节"中的"跳马" |
| 一、跳马仪式的流程 |
| 二、跳马与傩舞 |
| 第三节、跳马节中通神的仪式 |
| 一、问神许马 |
| 二、祭神开跳 |
| 三、焚烧献祭 |
| 四、作为核心角色的土家"梯玛" |
| 第五章 跳马节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民族属性的淡化与地域共同体意识的增强 |
| 一、国家的干预 |
| 二、传承方式、范围的改变 |
| 三、不断淡化的祭祀仪式 |
| 第二节 失去节期的"跳马节" |
| 一、神圣性传统的再发明 |
| 二、民俗旅游语境下的节日 |
| 三、"非遗"话语对节日的塑造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国内文献综述 |
| 2、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 （四） 研究方法 |
| 二、 高校学术不端的概述 |
| （一） 高校学术不端的主体 |
| 1、 高校教师在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角色扮演 |
| 2、 高校学生在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角色扮演 |
| （二）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危害性分析 |
| 1、 挫伤着作权人创作热情 |
| 2、 研究成果重复学术资源浪费严重 |
| 3、 损害高等教育学术风气 |
| 4、 不利于我国高素质人才培养 |
| （三） 规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体系 |
| 1、 规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法律 |
| 2、 规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普通法律 |
| 3、 规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
| 4、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规制体系构建 |
| （四） 学术环节中的法律调整 |
| 1、 学术立项环节的法律调整 |
| 2、 学术研究环节的法律调整 |
| 3、 学术评审环节的法律调整 |
| 4、 成果发表环节的法律调整 |
| （五） 本章小结 |
| 三、 以《着作权法》为视角的高校学术不端侵权研究 |
| （一） 高校学术不端在着作人身权方面的侵权表现 |
| 1、 以不当署名为表现形式的侵权行为 |
| 2、 以伪造篡改为表现形式的侵权行为 |
| 3、 抄袭他人学术成果用于公开发表或评审 |
| （二） 高校学术不端在着作财产权方面的侵权表现 |
| 1、 以抄袭剽窃为表现形式的侵权行为 |
| 2、 学术成果未经着作权人许可用于商业获利 |
| （三） 《着作权法》对学术不端行为规制的局限性 |
| 1、 未构成着作权侵权的抄袭剽窃行为 |
| 2、 权利人认可的不当署名 |
| 3、 “一稿多发”行为的侵权与不侵权 |
| 4、 单部法律对学术不端规制的不周延 |
| （四） 本章小结 |
| 四、 高校学术不端的成因分析和责任认定 |
| （一）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成因分析 |
| 1、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内因分析 |
| 2、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外因分析 |
| （二）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认定 |
| 1、 高校与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分析 |
| 2、 高校学生在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责任认定 |
| 3、 高校教师在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责任认定 |
| 4、 高等院校在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责任认定 |
| （三） 本章小结 |
| 五、 治理高校学术不端的对策研究 |
| （一） 完善规制学术不端的法律体系 |
| 1、 以行政立法作为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首道关卡 |
| 2、 强化学术不端行为的民事调整力度 |
| 3、 将刑法作为打击学术犯罪的最后防线 |
| （二） 高校学术评价和经费投入体系调整 |
| 1、 学术评价体系的调整建议 |
| 2、 增加高校教育经费投入 |
| （三） 建立道德层面的约束机制 |
| 1、 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 |
| 2、 健全舆论监督机制 |
| （四）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量化考评制度与学术人的着作权惯习 ——以两所大学的人文社科院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 第四节 主要理论工具与核心概念 |
| 第五节 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安排 |
| 第六节 两所地方性大学的人文社科院系及其学术评价制度简介 |
| 第二章 权力场域与学术场域：学术自主性与着作权及学术评价制度的互构 |
| 第一节 我国学术场域的模糊与重建 |
| 第二节 建国后着作权制度的曲折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评价机制的转型与量化考评制度的确立 |
| 第四节 着作权制度及学术评价制度与学术场域自主性的勾联 |
| 第三章 阶层差异：量化考评制度下学术人着作权惯习的特征与流变 |
| 第一节 越来越远的学人梦：硕士生着作权惯习的淡化 |
| 第二节 昂贵的入场费：博士生的论文博弈与着作权惯习的形成 |
| 第三节 青涩的学徒工：讲师的学术生涯与着作权惯习 |
| 第四节 漫漫学术梯上的积累与攀爬：从副教授到教授中的着作权策略 |
| 第五节 在象牙塔顶能否超越：教授们着作权惯习的变迁? |
| 第六节 学术人着作权惯习的阶层内一致性与阶层间差异性 |
| 第四章 无声的博弈：学术人的资本拥有状况与着作权惯习的关联 |
| 第一节 文化资本与着作权惯习的差异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与着作权惯习的不同 |
| 第三节 经济资本与着作权惯习的关联 |
| 第四节 符号资本与学术人的着作权惯习 |
| 第五节 马太效应：学术场域资本兑换的逻辑 |
| 第六节 资本数量与结构的复杂组合：着作权惯习的丰富性 |
| 第五章 着作权惯习何以异化：知识生产动力机制与创作发表动机的契合 |
| 第一节 “共同体承认”与“期刊承认”的内涵 |
| 第二节 量化考评机制下的“期刊承认”与我国学术人创作动机的互构 |
| 第三节 我国学术知识生产动力机制的失灵 |
| 第六章 结语与讨论 |
| 第一节 符号暴力：量化考评制度与我国学术人着作权惯习的亲和性 |
| 第二节 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访谈记录编码表（含主要访谈对象论文发表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湖南13位硕导被暂停招生（论文参考文献）
- [1]困在时间里的人：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焦虑感”研究 ——基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D]. 李雨潜.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D]. 郑小凤.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3]河南省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以郑大、河大、信阳师院为例[D]. 张洋洋.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7)
- [4]洋教与土民：义和团运动前后的华北公理会研究（1860-1911）[D]. 李楠. 山东大学, 2018(12)
- [5]族群认同与族际关系的建构 ——湘西古丈县跳马节研究[D]. 金晶. 山东大学, 2017(08)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7]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对策研究[D]. 何惠予. 华南理工大学, 2012(05)
- [8]量化考评制度与学术人的着作权惯习 ——以两所大学的人文社科院系为例[D]. 袁同成. 上海大学, 2010(01)
- [9]“13位导师停招”的背后[N]. 刘非小. 中国教育报,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