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税不远了

一、开征遗产税为时不远（论文文献综述）

陈婷^[1]（2020）在《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文中提出“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热情高度迸发的一段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作为他们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舆论的锋芒,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萧一山等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经世》系列刊物于1937年1月15日在南京创刊。该刊在动荡的时局中受战火影响六易报馆,因人员迁播数易主编,勉励支撑八年,到1945年5月15日停刊,共计出版6卷74期,发表文章600余篇。《经世》的作者群体集中了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向政府与社会建言献策,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发表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言论,是抗战时期一份富有代表性却长期被忽视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经世》系列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八年间虽然经历了报馆地址、主编和发刊形式数次变更,每个阶段刊物的内容侧重都有所不同,但始终秉持“提倡经世学说,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科学运动,建设近代国家”的宗旨,经世济民的情怀一以贯之。这反映在《经世》面向中国民众驳斥日本侵华的谬论,宣传持久与彻底抗战,树立国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抗战宣传;面向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包括经济上对诸如统制经济、战费筹集和后方建设等问题的讨论,政治上对抗战时期宪政问题的评论与推动;在外交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日本及美英等国政策和动向的观察。本文主要以国家图书馆藏的《经世》系列报刊缩微文献为主体材料,结合《大公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数种同时代报刊,围绕全面抗战高潮到来前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了日本持续侵华的深入和中国蓄力与抗战中各种力量的救国方略,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创办报刊舆论救国的传统,同时梳理出《经世》的创办和沿革过程,立足《经世》作者群体的抗战宣传、《经世》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宪政运动的建言献策,《经世》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挖掘以萧一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揭示其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历史贡献。

余治国^[2]（2019）在《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文中研究指明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主要以田赋、盐税等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中央集权化之财政制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等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税体制,初步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近代财税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历经八、九十年,其中的过程复杂曲折而漫长。研究近代税制的过程,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税种分别是厘捐与子口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多方博弈的视角,通过考察厘捐、子口税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展现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对近代税收体系变迁做细致的考察,以探讨这一嬗变的过程及特征。具体而言,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刚性强,较僵化,财政体系缺乏国债、现代银行等现代融资手段与工具,在实际运作中已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近代在内部战乱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下放财权,来源于传统捐输的厘捐由此产生。作为工商税种,厘捐具有相当的弹性,弥补了传统财税体系弹性不足的缺点。而地方督抚在战时掌控了军政、人事及财政等各种权力,并着力推动厘捐征收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清王朝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间此消彼长。洋务新政时期所创办的各种企业,逐渐脱离了奏销制度的约束,巩固了地方督抚对厘捐等财权的控制,地方财政呈现半独立的状态,清政府的中央财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承认了地方税权与地方税,并引入西方预算制度替代传统的奏销制度,暂时划分了国地两税。袁世凯政权最终于1914年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地方税制度。与此同时,厘捐的出现刺激了子口税制度的产生,子口税制度反过来又对厘捐征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厘捐是近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子口税完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试图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抵消子口税的影响,如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以传统税种的落地税作为抵制进口子口税的主要厘捐。这些表现出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特点。而清末民初铁路货捐的演变历程,则充分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中外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多元博弈的特点。税收在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运作基础是政治权力。概而言之,近代税制变迁是在条约制度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税制需求存在着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中外、央地、政商之间的利权、财权,因时因地,或存在着一致利益,或存在着冲突及妥协。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的税收体系须考虑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妥协性。税制的有效变革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具有必要威权性之中央政府。以军事镇服与政治集权为支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税制。但国民政府的现代税收制度未能避免变相厘捐的继续存在,尤其在县级仍延续着晚清以来无序而混乱的局面。总的来看,近代税制变迁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变”与“不变”始终这一论题的焦点所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则对这一焦点的实际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又基于近代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使得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过程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与性质。

魏文享^[3]（2017）在《贪污惩治、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又发惊天要案。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以贪污罪被起诉,初审被处死刑,复审改判无期。高为直接税之创办人,有功于战时财政,但又为孔祥熙之亲信,夹身于CC系、军统及孔派之间,案件审理扑朔迷离。高案起诉后,法院直指其随意提拨所得税"一丙保证金",牟取私利,依贪污惩罚条例,应予重判。章士钊担任辩护律师,指其虽有挪用事实,但并未贪污自肥,且高为税政革新之功臣,应予轻处。高案发生,实祸起于派系夹缝下的税政革新。CC系将高视为防止孔祥熙东山再起的打击点,高在推行直接税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训练税务人员,排斥CC系人马,撤换营业税局中的军统及中统势力,开罪了陈果夫及间谍王戴笠。中统遂乘反贪之机,拿下高秉坊。案外公众舆论,将此视为国民政府反贪政绩,但案情审判之中疑点尚多。高作为税务干才,并不同于一般贪污案犯。同情高秉坊的力量包括私谊友人、署内同仁及居正等非蒋派高层人士。他们认为高虽有挪用事实,但主要用于员工福利与税务公用,判处死刑量刑过重。在复审之中,同情力量发挥作用。回溯高案,可发现税政革新受制于派系人事困境。高虽为革新派,但要借助于孔祥熙的力量才能推行税政。税政革新,亦需要进行人事更替以整顿税风。同样,孔、高亦有借助税政人事考训制度来防止外在干预、培养己方人马的用意,并由此加剧了派系利益冲突。

俞石玉^[4]（2014）在《房地产税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沪渝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房地产市场是经济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对房地产的开发、经营、持有、使用和转让等活动进行征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税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大了对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力度,但效果并不明显。纵观业已形成的房地产税制,存在许多问题,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以确立房地产税收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地方税中的主体税源。本论文拟通过运用国内外对比分析、系统分析法、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等,结合沪渝两市调控的效应,对我国房地产税制的现状以及迄今房地产税在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探析,提出房地产税改革的建议与对策。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现状及主要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疏理与研究相关的概念及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以沪渝为例,对我国房产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探析；第四部分借鉴国外房地产税改革的经验与启示；第五部分对我国房地产税改革提出对策和建议;第六部分得出结论。

刘军^[5]（2013）在《遗产税，离我们有多远》文中研究说明“不是要收遗产税了吗?我提前把房子过到孩子户上。”日前，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三楼服务大厅，市民朱先生正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咱就是想赶在遗产税颁布前，把这事给办了，这房子早晚也是孩子的，这会儿不办以后还得交税呢，还是早点办省事，也少给孩子找麻烦。

杨婵^[6]（2013）在《我国开征遗产税的伦理根据与原则探讨》文中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与政治以及文化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一系列社会问题也相伴而生，包括财富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公众的税负感加重。这就需要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矫正这些不公平现象。开征遗产税应当是一种可行也必要的措施，因为遗产税具有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正义的功能。目前国内学界对遗产税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政治学与经济学以及法学视角，伦理学视角的考察不多，我们认为伦理学视角应当是研究遗产税开征的必要维度。目前，我国遗产税尚未开征。从伦理学视角考察，导致我国遗产税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第一，传统德治伦理思想影响了遗产税的生长环境。第二，传统孝道伦理思想阻碍了遗产税开征的文化氛围。第三，纳税诚信意识的淡薄增大了遗产税的征收难度。尽管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不利于遗产税的开征，但当前的中国社会不得不面临众多现实问题，包括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均，政治民主化发展带来的个人权利意识提升。这些问题表明，当前中国已具备开征遗产税的条件。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早已越过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建国后的几次税制改革越来越深入到税收的深层次功能。这些都是遗产税开征的必要条件，而社会整体民主意识的提升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相应准备。在学理上，代内正义、代际正义以及分配正义等伦理思想为中国当代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上道德上的根据。代内正义否定了财富分配的过度不均，代际正义否定了后代人不劳而获行为的正当性，分配正义则否定了政府在财富分配不均方面的不作为行为。中国当前已非常需要通过开征遗产税以矫正财富在代内与代际间的递延分布，营造出公平的起点正义与机会正义。同时，它还可以保护纳税人在财富面前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促进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正是基于这样的伦理根据，我们认为遗产税的开征具有应然性。但它的开征必须遵循相应的伦理原则：一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应该将税收的经济效率与调节财富的公平价值结合起来；二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既要尊重纳税人的税收权利，又要考虑纳税人的社会义务；三是自利与利他相统一的原则。应该将纳税人的自我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

刘宝吉^[7]（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李常先^[8]（2009）在《中国大陆应否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探讨 ——根据台湾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大陆基于政府财政收入及降低社会贫富差距之需要,于2004年即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对于遗产税的课征似乎有着箭在弦上之势。然而随着香港于2006年率先取消遗产税,新加坡亦于2007年随后跟进,美国在2010年也要将遗产税率降为0,在担心违反国际潮流及国内资金外流等因素下,若要课征遗产税,似乎存在着投鼠忌器的顾虑。本研究是以《中国大陆应否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探讨——根据台湾经验》作为研究题目,先探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西兰及香港遗产税演变经过及相关文献,并整合大陆官方、学者及民间对于课征遗产税的意见,再透过台湾之经验给予大陆课征遗产税实务论证之基础外,更从台湾行政、立法及利益团体（有钱人）三者角力拔河的过程作为切入点,以给予大陆未来若执行遗产税政策的前车之鉴。本研究认为：1.中国改革开放30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若不速谋解决之道,恐怕会对社会投入不安的因子,而其最佳解决方案,只有透过征收高度累进税率的—遗产赠与税。2.由于遗产赠与税是针对财富在一个层级以上的有钱人生前赠与或死后继承所课征的税捐。在中国人所属的东方社会里,“钱”与“权”的关系,往往是一体的两面,密切的难以分割。要对有钱的富有者课征遗产税,似乎存在着与虎谋皮的高困难度。而由台湾过去遗产赠与税法的立法过程观之,唯有在这些富有者对于立法过程缺乏“过大”影响力的时空背景下,才能定出较为妥适的法令。3.中国大陆若实施遗产赠与税,并且想在反致租税筹划上有所着墨,首先要尽量减少租税优惠并完善相关法令之配套,以减少投机者搭顺风车的机会。其次,要在稽征成本与税收之间,取得预期的均衡点,若立法旨意要以社会正义为出发点,则可考虑增加稽征成本的投入；若立法旨意是以财政收入为主要考虑,则可将稽征成本的比率降低。

李向东^[9]（2008）在《印花税在中国的移植与初步发展（1903-192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624年,荷兰首创印花税,对商事产权凭证实施征税,其方法由纳税人持应税凭证到政府指定的地点缴纳税金,政府机关在缴税后的凭证上用刻花滚筒推出“印花”戳记,以示完税,故称印花税。由于印花税“取微用宏”,简便易行,欧美各国竟相效法。1854年,奥地利政府对“印花”进行了重大改革,印制发售了形似邮票的印花税票,由纳税人自行购买贴在应纳税凭证上,并规定完成纳税义务是以在票上盖戳注销为标准,世界上由此诞生了印花税票。目前,大多数国家印花税的完税方式都改变为贴印花税票,即由纳税人根据课征对象和税率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自行购买并在凭证上粘贴印花税票,自行在每枚印花税票的骑缝处盖戳注销或划销的“三自”完税方式。印花税移植中国的可能性在于: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契约簿据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为印花税的开征提供了大量的课征对象;晚清时期财政危机的加剧又使开征印花税成为必要。从征收管理上讲,印花税由于征收简便,税源充足,“最便于民而所收至广”,且技术要求简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印花税便成为中国引进的第一个西洋税种。1888年北洋水师刚刚组建完成,即面临着严重的经费短绌问题,李鸿章乃于1889年建议开征印花税,以解急需,并得到了海军衙门大臣奕（匡力）的支持。此为中国筹议开办印花税之始,但该建议遭到了总理衙门的拒绝,此议遂罢。甲午战争、庚子之役的巨额赔款将清政府推向了财政破产的边缘,开征印花税之议再次被提起。先后经过陈璧、伍廷芳、刘坤一、张之洞、陆树藩、赫德等人长时间的筹议,清外务部、户部于1902年5月28日共同草拟了印花税办法七条,上奏清廷。此办法七条便成为中国引进印花税的立法基础。1902年12月30日,袁世凯等人向清廷奏请开办印花税,并拟订了办法、章规各八条,禁例十条,1903年1月4日获准试办。至此,经过十余年的筹议,晚清政府终于完成了开征印花税的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开始了第一次短暂的尝试。由于当时官民对印花税了解无多,加之枢府大臣的反对,第一次试办仅历时不足百日,于1903年4月11日便被饬令停办。第二次试办又经历了四年的酝酿。期间,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士参与到仿行宪政的运动中,在学习西方制度文化的同时,对印花税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在练兵、筹饷的巨大压力下,朝野人士开征印花税的呼声日渐高涨。但各界人士主张不一,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甚至王公大臣也不完全赞同。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度支部于1907年12月8日拟订出印花税制十五条、办事章程十二条,获清廷批准,规定各地以奉到部颁印花税票后三个月为施行之期。印花税票由纽约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直到1909年4月方才印制完成,运回国内,颁行各省。但由于当时中央权威不着,各省敷衍较多,加上部分官员的反对和各地商民的强烈抵制,致使印花税终清之世,推行不广。民国肇造,政权更替。在崇尚法治的民国初年,众多的法律规范经参议院核议、大总统批准等法定程序后公布实施。《印花税法》依照法定程序,于1912年10月21日由临时大总统令公布,并定于1913年3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按照现代法律程序公布施行的第一部税法,且不论后来政权如何交替,这部税法主体一直在全国行用。此后,印花税法又经过了数次的修订和补充,法制建设渐趋完备。印花税法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体现着税法的传承性和趋优性,但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印花税法又显示出一定的时代缺陷,仍具很大的完善空间。由于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得印花税的征收出现了严重的内重外轻现象,税法不能普及洋商乃至租界华商,增加了印花税法推广的难度,而这一问题,至北京政府结束,中外磋商仍未完成,留给国民政府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在印花税的实践过程中,一是由于中央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历任财政总长都把整理税制作为治理财政方针之一,其中,对于开征印花税都寄予厚望,与晚清相比,北京政府拟议开征印花税时,来自于体制内部的阻力并不大,因此,印花税法制体系乃能得以不断的发展。二是由于中央权威的逐步丧失,各地军阀任意截留印花税款、私印印花税票、滥发滥抵现象日益严重,致使印花税制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归于无章可循。三是印花税制的趋乱性发展,给商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无论是税款征收还是税务稽查,甚为社会各界所厌恶,各地商民纷纷起而反对,尤其是在各地商会的领导下,那种有组织的抵制行动对政府的制衡作用使得国家权力在内重外轻及政权不稳的情况下汲取社会资源更加不易,突出反映了民间社会力量的日渐强大。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印花税的征收管理在混乱中进入国民政府时期,税制将逐渐完善。从印花税的实践效果看,虽经晚清的两次试办和北京政府的实践,使印花税制逐渐趋于完备,并为人们所认识,但由于中央权威的丧失及各地商民的不断抵制,始终成效不着,收数甚微。由此可以看出,当国家政权的控制能力足以能够覆盖其所统治的区域时,它就能够在这一区域内表达自己的意志,汲取自身所需的社会资源。而无论晚清时期抑或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地方势力的日渐强大,致使中央的各项政令常常不出都门,均没有如此足够的力量来表达如此意愿,他们实际所统治的地盘日趋狭小,统一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地理名词而存在,此乃印花税不能畅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伊丽娜^[10]（2007）在《中国遗产税开征条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遗产税的经济效用与行为激励一般认为,各国政府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旨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驱钱出笼,刺激消费。二是为了调节收入分配,抑制收入的两极分化,达到调节过高收入、防止分化的目的。由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所限,富人数量有限,同时长期形

二、开征遗产税为时不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征遗产税为时不远（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3）贪污惩治、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4）房地产税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沪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开征遗产税的伦理根据与原则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7）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大陆应否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探讨 ——根据台湾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9）印花税在中国的移植与初步发展（1903-1927）（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遗产税开征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开征遗产税为时不远（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D]. 陈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D]. 余治国.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3]贪污惩治、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J]. 魏文享. 史学月刊, 2017(07)
• [4]房地产税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沪渝为例[D]. 俞石玉. 南京理工大学, 2014(02)
• [5]遗产税，离我们有多远[N]. 刘军. 呼和浩特日报(汉), 2013
• [6]我国开征遗产税的伦理根据与原则探讨[D]. 杨婵. 吉首大学, 2013(03)
• [7]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
• [8]中国大陆应否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探讨 ——根据台湾经验[D]. 李常先. 暨南大学, 2009(02)
• [9]印花税在中国的移植与初步发展（1903-1927）[D]. 李向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08(10)
• [10]中国遗产税开征条件研究[J]. 伊丽娜. 财政研究, 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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