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市卫生局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杨角[2]（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韩爽[3]（2019）在《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卫生服务利用不公平现象日趋严重。为加强对居民的健康管理和服务,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2009年,国务院出台新医改方案,开始全面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由9项增至14项,人均补助经费标准也逐渐提高。随着服务项目不断增多、专项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如何做好基本卫生公共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实现基本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达成,关系到健康中国的建设,也关系到人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和民生的不断改善。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城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集、人口流动频繁,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地域、地方经济状况、居民生活习惯等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在新时代,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对于完善政府治理、保障居民权利、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其他民族地区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本文以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理论指导,以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如公共卫生投入总体不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居民对政策知晓程度不高、主动参与意识不强、流动人口难以获得有效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服务的综合效应未充分发挥等问题。为提升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应该明确政府责任、加强组织间协作、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推进公共卫生城乡均等化、加大宣传力度、引入市场机制等对策措施,从而不断提高居民健康素养,促进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持续、健康、有效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刘艺[4]（2019）在《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优化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建设将有效提升临床科学合理用血水平,全国正积极推行,但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涉及部门多、覆盖面广,项目推进中容易产生问题而影响项目顺利完成。本文将以在建的“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项目当前存在问题,探讨该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如何进行项目的优化管理。本文在对项目管理、信息化等相关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管理理论及信息化项目管理特点,通过分析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的现状,剖析出项目在进度管理、质量管理、沟通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并重点分析了问题的成因。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借鉴其他城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建设的经验,运用项目管理方法,提出该项目的优化管理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1.通过设立项目领导小组,召开项目推进会等措施优化组织结构;2.制定继续推进计划、制定流程监控方案和建立考核问责制度;3.从项目人员、技术、制度、系统等方面进行改进;4.建立沟通计划,丰富沟通形式。最后得出结论:人为因素是遏制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正常开展的重要因素;在项目非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采取恰当优化措施完善项目管理;运用项目管理方法将有助于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顺利推进。本文研究将有助于该项目的顺利推进,也可为其他省市血液信息化项目管理提供参考。
吴世娇[5]（2019）在《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科技高速发展的21世纪,我们国家民办幼儿园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有相关数据显示,无论在幼儿园园数上还是在教职工人数上,民办幼儿园规模均已超过公办幼儿园。事实如此,民办幼儿园已然成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解决当前我国幼儿面临的“入学难、入园贵”问题、缓解幼儿教育压力方面,民办幼儿园发挥作用巨大。然而,我国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虽然呈现良好的势头,但是依然很不成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尤其是近年来频频曝光的一系列幼儿园问题,如“虐童”事件、校车安全事件、天价幼儿园事件等,涉事的绝大部分都是民办幼儿园,这无疑是将民办幼儿园推向了风口浪尖,引发社会强烈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社会大众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民办幼儿园监管主体,特别是政府在民办幼儿园监管中的责任是否明确和落实。因此,为保障民办幼儿园的健康发展,明确和落实政府在民办幼儿园监管过程中的责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立法相对完备,是促进我国民办幼儿园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的相关法律法规。以静态为最终表现形式的立法文本,其在形成过程中,会隐含其所期待调整的价值关系、价值理念等。本文立足于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文本的梳理和解读,对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立法做一个全面的规范性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其立法现状的了解,为进一步分析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所存在的问题,可以从立法体系、责任主体、责任范围和责任追究这四个方面入手。最后,提出完善民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问题的四个建议,可丰富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体系的制度基础,进而规范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体系的构建,最终促进民办幼儿园健康发展,落实政府监管责任,助推立法进程。因此,为完善和改进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问题,我们应致力于整合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立法体系、明确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主体、厘清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范围和强化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追究这个四方面来探索,并提出建议。
何小菁[6]（2018）在《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病历档案是医务人员临床思维和经历智慧的结晶。病历档案管理发展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已经具有较长的历史,我国现代病历档案管理历经近百年历史。归纳此近百年病历档案管理的发展历史,总结病历档案管理发展规律,对于掌握病历档案管理发展历史脉络,把握病历档案管理发展趋势,同时对于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病历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医疗机构管理者和病历档案管理部门制定病历档案管理规定,医务人员重视病历产生与运行过程,以及具体到每个病历档案管理员开展病历档案工作、科学管理病历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病历档案管理是医疗机构管理的组成部分。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建立我国现代病历档案管理史上的第一家病案室,开启我国集中统一管理病历档案的新篇章。依据档案管理理论,将病历档案管理划分为实体管理与信息管理两个主要部分。病历档案管理的演进与发展一直是围绕着病历档案实体管理与信息管理开展相关工作。作者将病历档案管理的主要内容与病历档案管理相关的特定事件相结合,首次将1921年至今的近百年病历档案管理历史划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历经百年的病历档案管理历史中,不变的是病历档案管理的客体,相对变化的病历档案管理的流程、内容和任务。管好病历档案、写好病历档案、建好病历档案和用好病历档案具有各自明确的病历档案管理内容,分别对应不同的管理阶段与管理模式。作者以病历档案管理内容的演进与发展为主线,结合信息管理发展阶段理论、档案管理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程管理理论、数据管理理论和档案模式管理理论,结合信息技术在病历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实际运用情况,归纳出四个阶段对应的四类病历档案管理模式。论文主要对国内外病历档案管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论证研究的必要性,以及阐述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等。作者在厘定病历档案、病历档案管理和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概念的基础之上,明确病历档案管理模式定义,分析四个病历档案管理阶段的内容与病历档案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阐述信息管理发展阶段理论、档案管理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程管理理论、数据管理理论和档案模式管理理论等理论在各个章节中的具体应用。作者将1921年至1981年期间的病历档案管理历史时期确定为病历档案实体管理阶段,此阶段通过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供应等环节实现管好病历档案。建立病案室,医院实现对病历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为医院的医务人员可以提供病历档案实体。此阶段,病历档案管理的所有业务流程都是在病案室内进行。这一阶段病历档案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病历档案实体进行科学管理,实现管好病历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供应前后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实现管好病历档案的实体管理模式,主要是为医疗机构内部医疗业务、科学研究等提供实体利用服务,体现为病历档案的备查、备考和凭证作用。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无法对病历档案的形成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管理,导致病历归档之后,发现病历档案内涵质量不高或存在缺陷时无法弥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强劲发展,医疗业务增长提速,病历档案数量快速增加,利用病历档案的频率与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高。1982年卫生部从国家层面第一次颁布《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和《全国省地市综合性医院病案管理工作基本要求》分别从医院管理和病历档案管理两个层次对病历档案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全国省地市综合性医院病案管理工作基本要求》,将全程管理的理念运用于病历档案管理。这便要求病历档案管理部门需要在原有病历档案实体管理的基础之上,要走出病案室与临床业务部门进行交流、沟通,规划、指导、监督和协助医务人员写好病历。病历档案管理部门将病历档案管理职能前移到诊断治疗、检验检查和护理服务等病历运行阶段。病历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范围不再局限在病案室,工作流程需要在原有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供应的基础之上,超前到临床业务阶段,通过规划、指导、监督和协助等管理内容,控制病历的产生与运行,实现写好病历档案。写好病历档案纳入病历档案管理范畴,标志着病案档案管理正式进入全程管理模式阶段,规划、指导、监督和协助等成为病历档案管理不可或缺的内容。病历档案管理模式下,病历档案的利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医院之外的利用开始呈现上升趋势。2002年全国卫生信息化工作会议通过《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2003-2010年》,同年卫生部印发《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病历档案管理进入信息管理时代。病历档案信息管理借助于电子病历系统,成为深化卫生改革、卫生事业发展,以及病历档案管理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不仅病历档案数量增长加快,而且医疗、教学、科研和社会利用等都对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关注病历档案内涵为主的管理内容,但是仅关注全程管理病历档案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快速、及时响应病历档案信息需求;另外由于缺乏系统规划,以前所建的病历档案与医院信息系统之间,病历档案信息无法实时共享,形成了病历档案信息孤岛。病历档案管理的窘境,客观上需要病历档案管理部门寻求新的管理方法和信息技术改善病历档案信息孤岛现象。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建好病历档案,便成为病历档案管理工作的新任务。病历档案管理需要在原有模式基础上,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利用电子病历系统建好病历档案,可以为临床医疗服务、医院管理和社会各界快速、及时提供病历档案信息服务。同时,借助电子病历系统,采集、组织、存储、传递和利用病历档案信息,实现建好病历档案的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可以提高运行病历内涵质量,提高归档病历档案的管理效率,既可以满足病历档案实体管理要求又可以实现病历档案全程管理需求。随着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如何“用好病历档案”便成为病历档案管理部门需要解答的新问题。健康管理要求病历档案跨医疗机构共享,为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利用病历档案的主体将不再局限于一个医疗机构、一个病人,而是需要将病历档案信息纳入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与公共卫生机构协同共建共享病历档案,产生的病历档案信息服务于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病历档案的形式也不断拓展,由文本向图形、影像、音频、视频、多媒体、传感信号,从单系统数据向大数据转换,并且出现从一个医疗机构向多个医疗机构转换,从医疗机构向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机构协同转换;病历档案数据为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的健康管理提供信息服务。通过病历档案数据生产和挖掘,服务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给病历档案管理带来了新的内容。病历档案数据不断丰富,病历档案管理精细至数据层面,病历档案数据管理的结果将会不断提升病历档案的知识价值。病历档案数据管理一方面会将管理的对象向组成病历档案信息的数据转移;另一方面会提升病历档案管理结果的价值,通过病历档案知识生产,充分挖掘病历档案的价值。作者对近百年的病历档案管理历史进行系统梳理,明确提出,可以依据典型事件划分病历档案管理阶段,且各个阶段对应不同的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每个病历档案管理发展阶段具有明确的管理内容。基于病历档案管理二元性特点,在理出管好、写好、建好、用好这一发展主线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病历档案管理的空间范围逐渐扩大、作用越来越大,流程更加复杂,由实体管理不断向信息管理演进与发展的规律。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的内在发展动力是不断满足病历档案信息需求。作者关于病历档案管理演进与发展研究的成果,对于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院管理者、医务人员和病历档案管理员掌握病历档案发展规律具有指导意义。
周芳检[7]（2018）在《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挑动国人神经的城市公共危机事件常常不期而至。特别是当下随着我国城市复杂性、综合性、关联性公共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传统分灾种、分部门应急体制机制导致的“条块分割、信息不畅、协作困难”等弊端日益凸显,“重权力、轻科学”问题亦成为亟待突破的瓶颈,并且也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城市工作会议上开出化解各种’城市病’的良方。“十三五”发展规划着重指出要推进城市精细化、全周期、合作性管理。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18年国务院组建应急管理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迎来了“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新时代。利用大数据促进数据互联、信息共享、知识关联和智慧应用,推动城市公共安全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新时代党和政府必须肩负的使命。现阶段,人口高度聚集、资源盲目开发、财富分配不均和网络飞速发展,使得城市公共危机呈现新特点;而公共危机的隐蔽性、扩散性、关联性、互动性和破环性增大增强,更是增加了其治理的复杂性。目前,我国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在协同意愿、联动模式、协调机制、应急平台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治理过程中也面临着部门分割、利益梗阻、信任不足、信息孤岛、权威不足等原因导致的协作、联动与沟通困境。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数据来源、数据关联、数据处理和数据挖掘等带来了机遇,同时也给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思维、结构、内容、手段、范式带来了冲击,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由分散治理向整体治理、由事中应对向事前预防、由权威治理向数据治理、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由体系构建向能力提升的趋势愈发明显。国内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天津特大爆炸事故、北京特大暴雨灾害、兰州水污染事件典型范例中,风险预防预警、危机监控跟踪、信息传递共享、信息发布批露等方面的启示非常深刻;而国外波士顿爆炸案、东日本大地震、汉堡H4大肠杆菌疫情、迪拜火炬塔火灾事件典型范例中,高效协作、快捷联动、精准溯源、智能处置等方面的经验非常典型;归纳起来,国内外在数据规范、数据联通、数据共享、数据处理和数据应用等方面的得失,为我国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启示。为此,要以“整体性”“共享性”“智能化”和“关联性”大数据思维为引领,推动城市公共危机方式由碎片割据、单打独斗、低效粗放向统筹整合、共享协同、精准智能转变。同时,为有效应对大数据带来的冲击和最大限度压缩近期应急机构整合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必须从根本的体制、机制、平台、制度和文化建设上着手,大力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体制、系统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加快打造跨部门协同治理平台、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制度、培育践行跨部门协同治理文化。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分析了城市公共危机呈现现的新特征和治理复杂性,提出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由分散治理、权威治理、事中应对、经验决策、体系构建向整体性治理、数据治理、事前预防、数据决策、能力提升转变的趋势,这些新态势的研判从分析典型的个案逐渐上升为寻找治理的规律抽象层面,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创新性。第二,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数据来源、数据关联、数据处理和数据挖掘方面为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带来的机遇,阐述了大数据给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思维、结构、内容、手段、范式带来的冲击,剖析了大数据蕴含的“整体性”“智能化”“共享性”“关联性”思维创新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体系,拓展了危机治理和协同治理的相关理论,较之以往,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前瞻性。第三,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典型案例的经验启示,从体制完善、机制创新、平台优化、制度保障和文化引领等层面,提出了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具体对策,相关成果比较少见,是一种较新的尝试。
张继玺[8]（2018）在《从隔离走向融合：上海特殊教育研究（1978-2010）》文中研究表明特殊教育是人类弥补自身缺陷的一种教育活动,专门的特殊教育机构的出现,则是以近代西方基督教会在上海等沿海城市举办具有救济、慈善性质的盲、聋人收容所等机构为标志,因而上海成为近代特殊教育的发源地和重镇。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上海的特殊教育不断探索和发展。上海特殊教育经历逐步从一个不受重视的薄弱领域发展到对地区教育具有“一票否决权”的重要项目;发展目标与方式从“确保普教、特教同步发展”逐步演化成“为了适应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特点、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须大力优先发展”的领域;其主流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也从起初根据残疾程度,泾渭分明地实施隔离和分类教育发展到为促进残疾学生的社会融合与全面发展而提供尽可能终身化、融合化、个性化、并体现“医教结合”特点的综合性教育服务。从教育体系来看,上海创设各种条件和机会,建立了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特殊教育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以送教上门为补充,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衔接、普特融合的特殊教育体系;从特殊教育课程演变来看,经历一个从相对独立设置到吸收普通教育课程特点和趋势并与之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本文选取1978-2010年的上海特殊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梳理三十二年间上海特殊教育的变迁与发展,主要以上海特殊教育政策演变、体系建立、特殊教育课程演变、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四个专题予以分析,总结经验,寻找问题,启示未来。
田孟[9]（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李佳萍[10]（2014）在《我国社区教育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现代意义的社区教育在我国开展已近三十年，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创建学习型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社区教育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社区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已然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是客观地审视，我国要实现“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我国社区教育仍然处于实验探索阶段。虽然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绝大多数的省份都已经建立了国家级实验区，并积累一定的发展经验，但就发展的现实结果而言，社区教育仅仅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了普及的态势，其它更多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发展的脚步仍然十分缓慢。总体来说，社区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能力有着明显不足，与时代进步的诉求、社会结构变迁的需求、人民群众的渴求还相去甚远。为此，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社区教育无法迅速而广泛的开展？是什么构成了社区教育发展的桎梏和顽疾？怎么才能突破社区教育发展瓶颈？如何提高社区教育的公共服务能力？本研究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试图运用管理的手段来干预问题的解决，重点对政策法规、管理体制、资源开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了相关理论，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多中心治理模式是解决社区教育发展问题的有效出路、构建了“蝴蝶模式”的治理结构，并从社区教育管理的源头出发，循着“思想上的重视----健全政策法规----完善管理体制----加强资源开发利用，是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环环相扣的链条”的思路，提出了具体治理策略。论文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和第一章，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论题的确认、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阐述，以及对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二是第一章，主要对社区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论述了社区教育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社区教育及其管理的发展历程。这一部分是本研究对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是解决问题的认识前提。第二部分为第二章，这一部分是对社区教育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确认。通过实际调查研究结果，明确指出社区教育管理存在政策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资源开发不充分等三大关键性问题。第三部分为第三章，这一部分是针对问题的归因分析。首先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为基本依据，指出政府、民众以及驻区单位对社区教育认识不足是造成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其次根据社区教育属性、社区教育委员会性质对政府角色定位影响的分析，指出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是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后，针对问题点，从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两个层别对近端原因进行分析和查找，指出经济、文化、教育等外部条件，以及自身“人、财、物、体制机制”相互之间的条件限制是问题固化的直接原因。第四部分为第四章，针对原因提出了问题的解决策略。首先，提出社区教育多中心治理的改革思路，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尝试建构了多中心治理模式，创新性地提出以人的需求与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法律政策、管理体制机制和资源条件为肌体，以政府、民间组织、社区学院、驻区单位为主要推动力的“一体四翼”蝴蝶治理模型。其次，结合国内外已有先进经验，分别从加强宣传、健全法制、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教师培训、拓宽经费渠道等微观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成都市卫生局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成都市卫生局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 |
| 2.2 国内文献 |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 3.1.3 新型城镇化 |
| 3.1.4 绿色发展 |
| 3.1.5 绿色城镇化 |
| 3.1.6 耦合 |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 3.2.5 系统理论 |
| 3.2.6 PSR框架模型 |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 4.3.7 其他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 6.2.2 权重的确定 |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1.1 德国埃朗根 |
| 7.1.2 瑞典马尔默 |
| 7.1.3 美国伯克利 |
| 7.1.4 日本北九州 |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2.1 北京 |
| 7.2.2 上海 |
| 7.2.3 贵阳 |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框架和内容 |
| 3.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论基础 |
| 1.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公共产品理论 |
| 3.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1.公共卫生 |
| 2.公共卫生服务 |
| 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
| 二、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现状 |
| (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逐年增加 |
| (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体系逐步形成 |
| 1.建立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体系 |
| 2.建立了组织领导管理机制 |
| 3.建立了绩效考核评估机制 |
|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
| 1.项目内容逐步丰富 |
| 2.人口覆盖率不断提高 |
| 3.建立名医工作室 |
| 4.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
| 5.充分发挥蒙中医的预防保健作用 |
| 6.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满意度逐步提升 |
| (四)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
| 三、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存在的问题 |
| 1.公共卫生投入总体不足 |
| 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发展不均衡 |
| 3.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差 |
| 4 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意识薄弱 |
| 5.公共卫生服务的综合效应难以发挥 |
| (二)原因分析 |
| 1.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
| 2.现有公共财政体制下城乡发展不均衡 |
| 3.流动人口管理机制不健全 |
| 4.卫生行政部门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宣传有待加强 |
| 5.相关政府部门认识不清,职能不明,协调不力 |
| 四、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建议 |
| (一)明确政府责任,加强组织间的合作和协调 |
| (二)完善现有公共财政体制 |
| 1.加大中央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支持 |
| 2.健全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体制 |
| (三)逐步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均等化 |
| 1.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
| 2.统筹城乡公共卫生发展 |
| (四)不断提升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
| 1.提高流动人口健康服务水平 |
| 2.加强流动人口信息化建设 |
| (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知晓度 |
| 1.优化宣传方式 |
| 2.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 |
| 3.提高全民参与意识 |
| (六)引入市场机制,完善绩效考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优化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项目管理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1 项目和项目管理的概念 |
| 2.1.2 项目管理的理论 |
| 2.2 信息化、血液信息化及信息化项目管理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2.1 信息化的相关概念 |
| 2.2.2 血液信息化的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概况 |
| 3.1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建设背景 |
| 3.1.1 南宁市采供血及临床用血现状 |
| 3.1.2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
| 3.2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建设依据 |
| 3.3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建设内容及目标 |
| 3.3.1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
| 3.3.2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建设目标 |
| 3.3.3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进度计划 |
| 3.3.4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保障措施 |
| 3.4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推进现状 |
| 第四章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管理存在问题及原因 |
| 4.1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
| 4.1.1 项目进度过缓 |
| 4.1.2 项目质量未达预期效果 |
| 4.1.3 项目沟通不顺利 |
| 4.2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管理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 4.2.1 项目进度过缓原因分析 |
| 4.2.2 项目质量未达预期效果原因分析 |
| 4.2.3 项目沟通不顺利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管理优化对策 |
| 5.1 国内部分城市血液信息化项目管理经验 |
| 5.1.1 四川成都市血液信息化项目管理经验 |
| 5.1.2 陕西西安市血液信息化项目管理经验 |
| 5.1.3 贵州黔南州血液信息化项目管理经验 |
| 5.1.4 成都、西安、黔南州三市血液信息化项目管理特点及启示 |
| 5.2 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优化管理对策 |
| 5.2.1 优化项目组织机构 |
| 5.2.2 优化项目进度管理措施 |
| 5.2.3 优化项目质量管理措施 |
| 5.2.4 优化项目沟通管理措施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概论 |
| (一)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概念 |
| (二)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内容 |
| (三)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重要性 |
| 二、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法律文本梳理 |
| (一)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立法演变 |
| (二)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立法现状 |
| 三、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立法体系粗疏贯彻执行不力 |
| (二)责任主体不明缺乏可操作性 |
| (三)责任范围模糊负面效应浓厚 |
| (四)责任追究乏力落实效果欠佳 |
| 四、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问题的完善建议 |
| (一)完善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立法体系 |
| (二)明确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主体 |
| (三)细化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范围 |
| (四)强化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追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病历档案 |
| 2.1.2 病历档案管理 |
| 2.1.3 病历档案管理模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档案管理理论 |
| 2.2.2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全程管理理论 |
| 2.2.4 数据管理理论 |
| 2.2.5 信息管理发展阶段理论 |
| 2.2.6 档案管理模式理论 |
| 第三章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1921-1981) |
| 3.1 建立病案室标志进入病历档案实体管理阶段 |
| 3.2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阶段的主要内容 |
| 3.2.1 收集 |
| 3.2.2 整理 |
| 3.2.3 鉴定 |
| 3.2.4 保管 |
| 3.2.5 供应 |
| 3.3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的分析 |
| 3.3.1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的定义 |
| 3.3.2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的特点 |
| 3.3.3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的不足 |
| 3.4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1982-2001) |
| 4.1 两个文件标志进入病历档案全程管理阶段 |
| 4.2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阶段的主要内容 |
| 4.2.1 规划 |
| 4.2.2 指导 |
| 4.2.3 监督 |
| 4.2.4 协助 |
| 4.3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的分析 |
| 4.3.1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的定义 |
| 4.3.2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的特点 |
| 4.3.3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的不足 |
| 4.4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2002-2015) |
| 5.1 一个纲要标志进入病历档案信息管理阶段 |
| 5.1.1 《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2003-2010年》要求建好电子病历系统 |
| 5.1.2 电子病历系统的四个发展阶段 |
| 5.1.3 电子病历系统数据库的类型 |
| 5.1.4 建设电子病历系统的目标与任务 |
| 5.1.5 电子病历系统的三类功能 |
| 5.1.6 电子病历系统应具备的条件 |
| 5.1.7 病历档案信息化管理带来的变革 |
| 5.2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阶段的主要内容 |
| 5.2.1 采集 |
| 5.2.2 组织 |
| 5.2.3 存储 |
| 5.2.4 传递 |
| 5.2.5 利用 |
| 5.3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的分析 |
| 5.3.1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的定义 |
| 5.3.2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的特点 |
| 5.3.3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的不足 |
| 5.4 本章结语 |
| 第六章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模式(2016—) |
| 6.1 进入病历档案数据管理阶段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
| 6.2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阶段的主要内容 |
| 6.2.1 数据生产 |
| 6.2.2 数据挖掘 |
| 6.3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模式的分析 |
| 6.3.1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模式的定义 |
| 6.3.2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模式的特点 |
| 6.4 本章结语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病历档案信息需求与信息技术驱动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 |
| 7.1.2 随着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病历档案管理内容不断丰富 |
| 7.1.3 随着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病历档案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
| 7.2 研究贡献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研究展望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7）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选题来源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大数据时代 |
| 2.1.2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 |
| 2.1.3 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 |
| 2.2 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系统构成 |
| 2.2.1 组织架构要素 |
| 2.2.2 流程运行要素 |
| 2.2.3 资源保障要素 |
| 2.2.4 激励问责要素 |
| 2.2.5 政策法规要素 |
| 2.3 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3.1 危机管理理论 |
| 2.3.2 集体行动理论 |
| 2.3.3 资源依赖理论 |
| 2.3.4 整体政府理论 |
| 2.4 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现实意义 |
| 2.4.1 治理城市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需要 |
| 2.4.2 破除部门应急管理碎片化的需要 |
| 2.4.3 化解应急部门间治理冲突的需要 |
| 第3章 城市公共危机新特征与治理现状分析 |
| 3.1 城市公共危机新特征 |
| 3.1.1 人口高度聚集与频繁流动,公共安全风险增加 |
| 3.1.2 资源盲目开发与生态失衡,各类灾害事件频现 |
| 3.1.3 财富急剧增长与分配不均,群体事件易发多发 |
| 3.1.4 网络飞速发展与网民活跃,社会舆情事件激增 |
| 3.2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复杂性 |
| 3.2.1 隐蔽性更大,排查监测困难 |
| 3.2.2 扩散性更多,波及范围更广 |
| 3.2.3 关联性更高,次生灾害加剧 |
| 3.2.4 互动性更强,推动事件升级 |
| 3.2.5 破环性更久,消除时间延长 |
| 3.3 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成效 |
| 3.3.1 跨部门协同意愿逐渐增强 |
| 3.3.2 跨部门联动模式不断创新 |
| 3.3.3 跨部门协调机制持续优化 |
| 3.3.4 跨部门应急平台初步运行 |
| 第4章 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困境与大数据诉求 |
| 4.1 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主要困境 |
| 4.1.1 部门分割严重,应急协作受阻 |
| 4.1.2 部门利益至上,应急协同乏力 |
| 4.1.3 部门信任不足,彼此沟通有限 |
| 4.1.4 信息共享不畅,部门应急迟缓 |
| 4.1.5 协调权威不足,部门联动困难 |
| 4.2 大数据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带来的机遇 |
| 4.2.1 大数据使得应急数据来源多样化 |
| 4.2.2 大数据实现应急数据处理高效化 |
| 4.2.3 大数据促进城市风险预测科学化 |
| 4.2.4 大数据推动城市应急管理精准化 |
| 4.3 大数据给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带来的冲击 |
| 4.3.1 大数据对治理思维的冲击 |
| 4.3.2 大数据对治理结构的冲击 |
| 4.3.3 大数据对治理内容的冲击 |
| 4.3.4 大数据对治理手段的冲击 |
| 4.3.5 大数据对治理范式的冲击 |
| 4.4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呈现的新趋势 |
| 4.4.1 由分散治理向整体治理转变 |
| 4.4.2 由事中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 |
| 4.4.3 由权威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 |
| 4.4.4 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 |
| 4.4.5 由体系构建向能力提升转变 |
| 第5章 国内外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典型案例与启示 |
| 5.1 国内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典型案例 |
| 5.1.1 “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撞击-反应式应急模式 |
| 5.1.2 “8·12”天津特大爆炸事故:割据式应急管理体系 |
| 5.1.3 “7·21”北京特大暴雨灾害:碎片化信息沟通网络 |
| 5.1.4 “4·10”兰州水污染事件:命令-控制式处置模式 |
| 5.2 国外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典型案例 |
| 5.2.1 “4·15”波士顿爆炸案:众包协作的侦破方式 |
| 5.2.2 “3·11”东日本大地震:高度关联的通信系统 |
| 5.2.3 2011年汉堡H4大肠杆菌疫情:全程溯源的管理机制 |
| 5.2.4 “2·21”迪拜火炬塔火灾事件:智能联动的防控体系 |
| 5.3 国内外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典型案例的启示 |
| 5.3.1 把牢数据规范切入点,加强部门信息大联动 |
| 5.3.2 突出数据联通支撑点,构建城市应急大平台 |
| 5.3.3 找准数据共享着力点,做好部门统筹大文章 |
| 5.3.4 扭住数据处理关节点,推动部门应急大合作 |
| 5.3.5 抓实数据应用落着点,强化社会参与大协作 |
| 第6章 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大数据思维 |
| 6.1 “整体性”思维 |
| 6.1.1 切实增进科学的价值认同 |
| 6.1.2 致力强化共同的目标愿景 |
| 6.1.3 注重增强权威的应急统筹 |
| 6.1.4 推动形成一致的利益取向 |
| 6.1.5 积极构建伙伴型协作关系 |
| 6.2 “共享性”思维 |
| 6.2.1 多元采集应急数据 |
| 6.2.2 充分共享应急信息 |
| 6.2.3 全面共享应急资源 |
| 6.2.4 适度开放应急数据 |
| 6.2.5 协同引导社会舆情 |
| 6.3 “智能化”思维 |
| 6.3.1 自动摸排城市风险 |
| 6.3.2 实时监测城市隐患 |
| 6.3.3 精准推送预警信息 |
| 6.3.4 高效开展智能决策 |
| 6.3.5 系统优化灾损评估 |
| 6.4 “关联性”思维 |
| 6.4.1 加强城市公共危机知识管理 |
| 6.4.2 强化城市公共危机事前预测 |
| 6.4.3 着力城市应急数据关联应用 |
| 6.4.4 加快重要产品溯源体系建设 |
| 第7章 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 |
| 7.1 大力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体制 |
| 7.1.1 统筹布局城市应急大数据计划 |
| 7.1.2 整体优化城市应急部门的职能 |
| 7.1.3 科学设计跨部门应急组织体系 |
| 7.1.4 健全应急协同的考核问责体系 |
| 7.2 系统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
| 7.2.1 构建联防联控的预防准备机制 |
| 7.2.2 构建互联互通的监测预警机制 |
| 7.2.3 构建联动联治的决策处置机制 |
| 7.2.4 构建共通共融的恢复重建机制 |
| 7.3 加快打造跨部门协同治理平台 |
| 7.3.1 加快完善城市应急信息资源体系 |
| 7.3.2 加快统一应急信息平台数据标准 |
| 7.3.3 加快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应急平台 |
| 7.3.4 深入开展大数据技术研究与应用 |
| 7.3.5 加快多层次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 |
| 7.4 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制度 |
| 7.4.1 深入推动跨部门协同应急立法 |
| 7.4.2 建立健全匹配大数据应急法规 |
| 7.4.3 大力完善数据与信息安全法律 |
| 7.4.4 加强应急数据资源的产权保护 |
| 7.5 培育践行跨部门协同治理文化 |
| 7.5.1 大力普及以安全为宗旨的灾害文化 |
| 7.5.2 大力倡导以精准为内核的数据文化 |
| 7.5.3 大力弘扬以互惠为基础的信任文化 |
| 7.5.4 大力培育以协同为导向的团队文化 |
| 第8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存在的不足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从隔离走向融合：上海特殊教育研究（1978-2010）（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研究对象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问题 |
| 四、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一章 特殊教育政策变迁 |
| 第一节 历史的积淀 |
| 一、特殊教育的产生与兴起 |
| 二、特殊教育政策变迁 |
| 第二节 上海特殊教育政策演变 |
| 一、特殊教育的恢复与调整 |
| 二、立法保障与推进 |
| 三、进入内涵发展新阶段 |
| 第二章 特殊教育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完善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体系 |
| 一、确保视障、听障儿童义务教育实施 |
| 二、开创和发展智障教育 |
| 三、从随班就读到“送教上门” |
| 第二节 特殊教育向两端延伸 |
| 一、发展学前特殊教育 |
| 二、推进特殊职业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 |
| 第三节 特殊教育体系特点分析 |
| 一、世界两大特殊教育体系分析 |
| 二、上海特殊教育体系特点 |
| 第三章 特殊教育课程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家特殊教育课程设置演变 |
| 一、聋校的课程设置演变 |
| 二、盲校的课程设置演变 |
| 三、弱智学校(班)的课程演变 |
| 第二节 上海特殊教育地方课程演变 |
| 一、上海聋校课程设置 |
| 二、辅读校(班)课程演变 |
| 第三节 上海特殊教育学校课程实践 |
| 一、盲校学校课程实践 |
| 二、聋校学校课程实践 |
| 三、辅读学校课程实践 |
| 第四章 特殊教育师资培养 |
| 第一节 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政策演变 |
| 一、中等师范学校培养特殊教育师资 |
| 二、高等师范院校的参与 |
| 三、探索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制度 |
| 第二节 上海特殊教育资格证书制度实践与探讨 |
| 一、上海特殊教育教师资发展概况 |
| 二、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实践 |
| 结语：融合之路 |
| 一、走向融合：上海面临的挑战 |
| 二、在隔离与融合之间：西方的经验 |
| 三、无问西东：上海的融合之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0年上海盲校、聋校和辅读学校校本课程设计与实施案例 |
| 附录二 ：2010年上海市特殊教育支持服务机构信息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10）我国社区教育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确认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三、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 相关文献综述 |
| （二） 现有研究评价 |
| 四、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社区教育管理的认识与发展 |
| 一、 社区教育的概念界说 |
| （一） 社区的含义 |
| （二） 社区教育概念的多元描述 |
| （三） 社区教育与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 |
| （四） 关于社区教育内涵与外延的再认识 |
| 二、 社区教育的特征与意义 |
| （一） 社区教育的特征 |
| （二） 我国开展社区教育的意义 |
| 三、 社区教育管理的本质与特征 |
| （一） 社区教育管理的本质 |
| （二） 社区教育管理的基本特征 |
| 四、 社区教育及其管理的发展演变 |
| （一） 启动阶段的社区教育（1986-1992 年） |
| （二） 转型阶段的社区教育（1993-1999 年） |
| （三） 实验深化阶段的社区教育（2000-至今） |
| 第二章 社区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表征 |
| 一、 保障性孱弱：政策法规不完善 |
| （一） 政策法规的梳理 |
| （二） 问题的规整与呈现 |
| 二、 动力性阻滞：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一） 体制机制的乱象 |
| （二） 问题的扫描与审视 |
| 三、 支撑性不足：资源开发不充分 |
| （一） 人力资源之弊：社区教育队伍匮乏且素质不高 |
| （二） 财力资源之限：社区教育经费短缺且使用不当 |
| （三） 物力资源之锢：设施贫瘠且资源开放程度不高 |
| （四） 课程资源之困：课程开发能力不足且实施不力 |
| （五） 信息资源之滞：平台建设不成熟且受众群体有限 |
| 第三章 社区教育管理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 根本原因：认知共识的缺失 |
| （一） 行政领导阶层的漠视 |
| （二） 社区居民的忽略与偏见 |
| （三） 驻区单位的冷淡与轻视 |
| 二、 主要原因：政府角色定位不清 |
| （一） 政府角色的应然定位 |
| （二） 政府角色定位不清的实然表现 |
| 三、 直接原因：内外部条件的限制 |
| （一） 外部客观条件的影响 |
| （二） 管理自身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 |
| 第四章 解决社区教育管理问题的对策建议 |
| 一、 建立多中心治理格局，重构政府角色 |
| （一） 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 |
| （二） 调整政府权能，建立协作秩序 |
| 二、 加强宣传与培训力度，提高思想认识 |
| （一） 加大对管理者的培训力度 |
| （二） 加强对居民的舆论引导 |
| 三、 健全法律与政策体系，明确战略地位 |
| （一）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
| （二） 优化政策系统 |
| 四、 完善管理体制与机制，规范管理行为 |
| （一） 创新管理体制 |
| （二） 完善功能机制 |
| 五、 重视资源开发与利用，完备保障体系 |
| （一） 提高教师素养，优化队伍水平 |
| （二） 拓宽筹资渠道，增强财力保障 |
| （三） 建立课程体系，积累学习资源 |
| （四） 夯实基础建设，促进机构开放 |
| （五） 重视网络平台，扩展学习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成都市卫生局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3]呼和浩特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升研究[D]. 韩爽.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3)
- [4]南宁市临床用血信息化项目优化管理研究[D]. 刘艺. 广西大学, 2019(06)
- [5]民办幼儿园政府监管责任研究[D]. 吴世娇. 西南大学, 2019(12)
- [6]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研究[D]. 何小菁. 南京大学, 2018(04)
- [7]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研究[D]. 周芳检. 湘潭大学, 2018(04)
- [8]从隔离走向融合：上海特殊教育研究（1978-2010）[D]. 张继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9)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10]我国社区教育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李佳萍.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4)
标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公共危机论文;